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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B83-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040(2004)04-0049-06
丰腴的生态世界充盈着勃勃的生命机能，使自然审美与生态审美内在地统一起来。人对自然的审美态度起因于人生命的内在机能，外在地表征为人与自然的亲情与伙伴关系。自然生态审美关系的建立，决定了人对自然不能是役使性和征服性的关系，而是在亲情与伙伴的交往与互动中品评着生命的韵味，显示着人与自然和谐共存的生态性意义。
一、自然审美对人与自然共在关系的确证
自然审美是自然的人化与人的生态化的统一。自然审美的外在表征是人与自然的生态存在关系，是自然的美与人的美的自由契合，而促使其能够达到天然地醇化与契合的动力机制，则是生命的生态化存在。生命的润化所表征的自然审美的内在机制就有同于康德所说的那种生命的“共通感”。
生命“共通感”内蕴着强烈的体验性因素和生存论意义，而生命存在的体验性往往具有选择性，其生存论的朝向也主要是人的存在，因而这使得人之于自然世界的审美体验和生命活动的形成都具有多义性和神秘性，同时也会使人排解在物质与精神关系的困扰和歧义中。阿多诺称“自然美的实质委实具有其不可概括化与不可概念化等特征”，自然美在其本质上也具有不确定性，但他又说：“自然界的任何片断，正像人为的和凝结于自然中的所有东西一样，是可以成为优美之物，可以获得一种内在的美的光辉。”[1]正是在这种生命“共通感”中所透视的“内在的美的光辉”使自然的生态审美成为可能。
自然审美面对自然界中存在的各种事物，不论是有机的还是无机的，是有生命的还是无生命的，就其走进审美的视域中，审美者都会致力于开掘并赋予其生命感。就是极力推崇艺术美的黑格尔也曾给予自然美以显赫位置，并称自然美是第一种美。当黑格尔的“理念”像维纳斯出浴那样，在其“绝对精神”的海洋中刚刚浮出水面，进入感性层面的第一站就是自然美，同时他肯定了“自然的生命才是美的”，因为“有生命的自然事物之所以美，既不是为它本身，也不是由它本身为着要显现美而创造出来的。自然美只是为其它对象而美，这就是说，为我们，为审美的意识而美”。[2]在自然审美体验中，审美者是以感性的生命及人的精神性存在为特征的生命活动体，他可以把自然事物的生命存在转换为人的生命存在，将人的生命反衬为自然事物的生命存在。审美者在“共通感”中体味到生命存在的意义和富有激情的生命活力，其自然审美就成为“内在的生气灌注”（黑格尔语）的整体的美。在这种条件下，生命感便成为人与自然事物交融的中介，其自然审美体验实际就活化为对生命感的体验，那么，对于生命感的体认就转换为人的生态化存在的内在机理。因此，自然审美的愉悦，并不只在于对人与自然存在的实体性体认，而更在于对生命感的认同中获得美感与享受，需要从中寻求精神超拔的快乐境界。在老庄的自然审美论中就突出了这种人与自然之于生命感的生态关联，他们并不把“道”论自然看作是实体性的自然，而是视为生命感的自然，“无为”的自然，因为“天地无为而无不为”，便可“化生”生命的存在，其实“无为”之境的化成，就是“大美”之境，是一种快乐之境。
自然审美对人与自然共在关系确证的第一要义在于生命的存在。人与自然共在是一种生成性关系，是自然的人化和人化的自然相统一的生成性过程。在马克思那里，这个过程被确定为社会实践活动。实践活动不断地将自在的自然转换为自为的自然，作为“为人”的过程，实际也是趋向人类生态化存在的过程。自然的人化表现的是过程性，人化的自然表现的是结果性。自然存在的趋向是为人的自然，对于人的存在来说是价值性和意义性的自然。按照学术界通行的理论，自然对于人的价值意义，使自然审美的存在成为可能；作为一种自由的象征，人的实践自由的存在本性在自然事物上得到显现，那么，自然事物就具有了美的特征，自然美也就此而存在着；自然事物以此而引起人的审美情感的波澜，并涵蕴到人的审美意识中，便由此而产生自然审美感受。
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体验生命存在的方法是多方面的，可以是感性的，也可以是理性的；可以有物理性析分，生物性剖解，也可以有哲理性思辨。但感性生命的存在却不可能不是基础的方面。感性生命使人与自然相通连，人的生存质量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人自然躯体存在的质量，人的生态性存在在很大程度上是关涉到自然性的存在。我们所深深感悟到的生态危机对人类生存和发展的危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危害着人自然躯体的存在。美学家乔治·桑塔耶纳以她的自然主义审美观讨论美感时所提示的一个重要话题，就在于对感性生命力的理解。她认为，“人体的一切机能都对美感有贡献”。因为“人体是一部机器，凭借某些生活机能组合在一起，机能一中止，它便要解体”。诚然，人的感性和理性的一切活动，都要依赖于人的肌体的存在，人之生命力的存在。桑塔耶纳说：“每当快感的金丝进入我们智力经常勤敏地织成的网络中，它就授给这万象世界以我们称之为美的那种神秘微妙的魅力。”然而“人性的一切机能无不能对这种效果有所贡献”。为此，桑塔耶娜还设置了一个被她称为“第二兴趣对象”的本能性活动为美的始发因素。她说：“如果你想制造一个对美极其敏感的生灵，你再也想不出比性更适合这个目的的工具了。”因为“性赋予人一种无声而有力的本能，驱使他的身心不断地向往异性；性使得选择和追求伴侣成为他生活中最可爱的事情之一；获得伴侣就有最强烈的快感，遇到竞争就引起最剧烈的愤怒；寂寞无偶就永远郁郁不乐”。恰恰是由于这些本能性生命活动“触及了你灵魂深处。深藏在心中的财宝都浮现到意识的表面上来。你的想象力和心灵第一次觉醒。所有这些新的价值都结晶在那时呈现与心中的那些事物。如果幻想为某个人的形象所盘踞，而她的品质也有力量促成这种变革，那么一切价值都集中在这一形象上了。这个对象就显得十全十美，而我们就是所谓堕入情网。如果这刺激并不是一个明确形象，那么所唤起的一切价值就分散于这个世界上。而我们就成了所谓大自然的爱好者，而且发现了事物的美和意义”。“对于人，整个大自然是性欲的第二对象，自然的美大部分都是处于此种情况”。[3]我们难以认同桑塔耶娜这种自然性欲主义的解析，以及她把人的性欲程度作为自然美存在的参照，因为自然美作为显示人类自由形象的肯定性价值，它还需要超越人的直接生物性和物质实体性，以及直接功利性的存在，并且人类对自然事物的审美感受的程度直接受到人类社会性发展程度，以及人类的精神性存在品质的影响，自然事物的美与人的生存和发展必然表现着一定的社会意义和精神化的品格。
桑塔耶娜的论述也有合理性内容。首先，她肯定了人与自然关系中生命存在的意义，以及人类对自然审美体验的生命本性；其次，她通过肯定人的本能性存在作为人的内在机能与意识对象化在人的活动中的意义，进而也内在地肯定了人的活动的整体性，因为“人不像某些低级动物那样，他的本能决不是界限分明和时作时辍的，而往往是部局的活动，而且永不单独活动”；[4]第三，她可以触发我们思考自然生命对人的生态性生存和生态审美体验的作用，尤其是她把大自然比作人的“第二情人”，似可以启示我们如何以亲情性关系对待自然，像对待自己爱恋的情人那样对待自然；第四，她可以启悟人们，如何通过以生命的情调对待自然而转换为直观地对待自身。
二、通向生态审美的自然审美
从人与自然之关系中生成的自然审美与生态审美有着天然的契合，在共同肯定人与自然同在，以及一体化的生态性存在的前提下，既认同了自然对人的生态性生存的审美意义，也肯定了人存在的终极性对现实自然存在的超越性品质。
自然美是偏于自然事物本身所具有的审美价值属性；自然审美是偏于人对自然美的感悟、体验而生成的生命精神；生态审美则是自然的生命和人的生命体验的依存、互渗和参与；生态自然审美就是以自然审美为中介的这种生命的共在活动，它更趋向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荣关系。在生态自然审美体验中不仅肯定人的生命精神和价值存在，更需要肯定自然的价值存在和权利认同，它要超越审美主体对自我生命精神的单一性认同，而走向对人和自然生命存在“共感”的认同。因此，自然审美是一种契机，是通向生态审美的重要一隅，从生态关联性上，它们有着共同的特征。
1.生命整体性 在生态系统的整体性循环和谐结构中，给定了人与自然宇宙中所有事物生存发展的权利，那么，人类的存在也必然要认同生物共同体中诸多自然事物生存和发展的权利。生存和发展形成一种“链”，创制了一种家园共生的生态情境，包括人在内的任何生物如果脱离子这个“链”，摈弃了存在的家园，那么它就会失去生存的权利。自然审美的整体性以生命存在为中介体现了这种人与自然存在的不可剥离性，尽管人类发展至今可以以工具性存在部分地左右自己的生存，但他仍然无法逃离，甚至是永久性的难以逃离对自然世界的依赖，不论是现实物质性的生存，还是精神审美性的生存，因为人的肉体存在本身就是自然性的存在。生态审美的整体性同样以生命的存在为中介，但它是建立在对生命存在的更加深层次的开掘上，人的生命，人的社会性、精神性的整体性存在皆被包容在其中，它是以生命的共通感包容与体现生态系统整体性的和谐性循环结构。
2.物我合一性 在自然审美通向生态审美之途强调“物我合一”，实际就是把握一种“无我”的生存状态。所谓“无我”就是通过人与自然的有机融合，解构“物”和“我”的二元对立，而消解“中心”论。“无我”可以是回归自然，但自然又是“无为”的，那么，“无我”便是在这种“无为”状态中回归自然、认同自然。首先这种认同需要以自然物性的存在为人生存的根基，其次则是遵循着“自然”存在的机理，所以“无为”并非无所为，而是“道常无为而无不为”，因为“天之道，不争而善胜，不言而善应，不召而自来”。[5]“物”“我”之合更注重消遁各自实体存在的“我”，或者说是在忘“我”中，在互为你我中走向生态和谐。同时，只有在这种忘“我”中才可能深悟自然之美味，深解生态之美韵。自然审美的“物”“我”之合与生态审美有不同之处，主要在于自然审美中有更多的“我”的存在。因为在自然审美中自然是中介，人是主体，这主要是人的审美，是人的自我生命体验活动；人感悟自然之美味的目的在于体验人的美，所产生的美感实际是人的一种自我体验。生态审美则不然，由于它是建立在人的生态存在论与生态伦理基础上的审美体验，所以它关注的是人与自然同在的生存与价值权利，是对人的存在和自然的存在，对人的价值和自然的价值的双重肯定，是共生性的价值认同。尽管生态审美最终也是为人的，但它更是在生态性存在的前提下，在肯定自然的价值和权利的基础上而为人的。由于审美者欲在自然事物中感悟自己的精神品质，所以自然审美实际又是自然事物的美与人精神的美的合体，它更突出的是体验性；在生态审美那里更需求审美者的存在方式，所突出的是生存论。因此，在生态审美中的自由生命体验是完全意义上的生命体验，是本质意义上的物我合一。
3.非现实功利性 自然审美与生态审美超越了人与自然的实体性状态，因而都不是以实体性的互为占有为目的，应该说它们是非功利性的。由自然审美通向生态审美，人与自然事物发生着各种关系，但人从中截取的主要不是欲望性体验，也主要不是产生情欲性躁动；人是将主体的个性品质、思想意识、价值观念等融聚而成的审美经验，寄予到自然事物中，并与审美主体感受、认识和理解的，被称为自然事物中美的属性的内容相融合，以溶解各种欲望，减缓现实生存中被欲望性和占有性而左右的功利性存在意识所造成的生存压力，以及由此而造成的生存的磨难、坎坷。当这种强烈的、超越性的审美体验方式促使主体进入人与自然、情与景、意与境有机融合的美的境界中，就会使它具有极强的开放性品质，人便会从中深刻地理解和体验生命存在的真实意义和价值。人类的自然审美活动尽管可能是始发于主体的欲与情，始发于人的自然物质性的肉体存在，但它却不以“欲”的快感为终结，也不仅仅直接满足于肉体的快感体验，它所作用的是人的精神和心灵境界。它是自然与心灵的契合，而不是自然与肉体的粘合，是自然宇宙的生命律动与人精神心灵的润化，在一种“场”的阈界中审美的交织，对主体来说就是一种“灵府透射”，既超越现实物质性生存的局限，又回归人的存在本体，提升人的生存质量。自然审美为生态性审美存在夯实了基础，也为提升人的生存质量提供了参照。人生存的质量包括精神的和物质的，由自然审美到生态审美就是通过精神生存质量的提升，而强化人物质生存的质量，在不断地明晰了人对自然存在的价值与权利中，使人不断走向审美化的生态性存在成为可能。
4.快乐体验性 由于自然审美与生态审美都是“消欲”的，非现实功利性，所以人在这种情境中审美体验的结果不是生物性的快感体验，而是审美化的愉悦性体验。人的审美化体验的愉悦性首先是生命共生情境中快乐，它表现在共生情境中，由“惜生”到“乐生”的逻辑化过程。所谓“惜生”就是怜惜、珍惜生命，人只有在这样的状态中，才能把生命提升为精神性的自由生命存在。所谓“乐生”，一方面是乐于“生”，即在共生情境中不断地寻求合理性生存体验的方式和方法；另一方面就是快乐的“生”，即在不断地创制审美化的生态性存在中寻求生命存在的快乐。人的生态性存在的快乐必然有两方面的条件，其一是人的个体性存在条件，即人在生存活动中需要不断地消解欲望性存在对精神与心灵造成的焦虑、狂躁、苦闷与彷徨，以及所产生的精神性存在与物质、肉体存在的不畅，或是不自由状态，进而需要打通个体与对象交往的障碍；其二是转换性条件，即在人与自然的同生、共生中不断进行生命存在形式的转化，亦即“化生”，因为人作为自然生成物，作为天地造合之物，这种“化生”性是人存在的基础，而审美化的生态性存在的愉悦首先也必然感悟宇宙天地之情，生成生命“化生”性的快乐体验，这种生命的体验形式其实也是“无为”化的“至乐”之境。庄子在《至乐》中所描绘那种生命体验形式也为理解这种“至乐”之境提供了参照。庄子说：“天无为以之清，地无为以之宁，故两无为相合，万物皆化生。”“天清”、“地宁”以“无为”之状“化生”万物，万物生成而“至乐”，“至乐”则使生命之体“活身”，故“无为”而为自然存在之本，亦为生命存在之本，因为“无为可以定是非。至乐活身，唯无为几存”。显然，从“化生”万物的自然之道就可以获取生命存在的极度快乐。庄子所创制的这种“化生”的情境是一种自由之境，这不同于老子的“宁静”状态，而是一种汪洋恣肆，横绝时空，游历梦幻之境般的极度地快感体验。而生命的“化生”性的“至乐”之境，就应该是细雨抚面式的润泽与波涛汹涌式激越的通体合一。
5.文化品性 自然审美与生态审美既关注人的现实存在，又超越现实肉体的存在，它们体现人类的文化创生性品质。“饥肠辘辘”的人不可能有闲情逸致去从事自然审美，他所面对的自然事物实际是为自己的功利性和满足生存需要的东西，是处在生理需要拟或是安全需要层面。他可能在欲望的快感中直觉到现实的乐趣，但却难以理解人类未来性的生存和永久性的存在。我们所说，自然审美与生态审美的文化品性并不排除人的现实的生存，但我们更强调从存在论的哲学视域中把现实的存在规范为文化性的存在。所谓文化性的存在就是将人们的自然肉体不断地提升为“人化”的存在，将“肉体人”提升为“文化人”，将物质主义和消费主义提升为精神文化主义。文化性存在体现了人的超越性和创生性相统一的本质。所谓超越性，即人的生存发展活动是不断超越自己自然本能性存在的过程，并不断地将这种本能性存在归位于文化性存在。所谓创生性，即人始终将自己的存在视为生命的存在，并且是在自然的生物多样世界中的生命存在，他要以自然本能性的生命为根基，以文化的超越性为内在机制，而复活生命，不断地提升人的自然性存在。生态审美可以触发人建立一种特有的生存体系，既能够超越自然对象的实体性存在，而为精神心灵文化体验的审美存在，又能够从中创生审美情境中的自然而融合人的现实生存，以至生成为生态性的审美生存。如果我们将人的本源性的自然肉体存在称为人的“第一自然”，把人对自然的依赖性称为人的“第一生存状态”；将被人社会性存在规范与束缚而解构的自然性存在，称为“第二自然”，把这种生存境遇称为“第二生存状态”的话，那么，由自然审美而生成的生态审美性的存在就可以称为“第三自然”，也是人类存在的终极自然，人的生态性存在就可以称为“第三生存状态”，也是人类的终极存在状态。因此，我们所理解的文化，更应该从人的生态性存在状态中去把握，而所谓“人化”，并不是人类的“自我化”，而生命的融通化，即积极主动性创生生态系统中生命共在的共通化，这应该是人类在生态系统世界中的职责和义务，以及人类存在的价值与意义。
三、艺术审美提升了自然审美与生态审美
艺术审美对生态审美有提升作用。艺术审美作为人的现实存在与生态性存在的集中概括，深刻体现着人的自由与解放的意味。自然审美不同于艺术审美，但自然审美作为“为人性”的生命体验方式，它却无法抛离艺术审美。自然审美在艺术审美的创生者那里，除了审美主体的个体比生命体验外，更重要地还在于它需要进行艺术审美的转换，一方面需要将个体的审美化的生命体验转化为文本化的审美存在形式，另一方面这种文本化的审美存在还需要转化为接受者审美化的生命体验。因此，当自然审美和生态审美被艺术性地转换后，它们同时也就得到了艺术审美的提升，成为艺术生态自然审美。
艺术化自然审美的生态性可以有多重表现的关系：其一，是审美主体与作为审美对象的自然而共同构建本源存在的生态审美关系；其二，是审美主体在艺术审美的生命体验过程中所蕴聚着的自身灵境中的精神生态审美关系；其三，审美主体以及所创制的审美文本共同与接受者建立的生态审美关系。在后一种关系性存在中，具有生态自然审美、生态社会审美，以及精神生态审美的多重构成；既表现为本源性的、直接的生态自然审美，也表现为派生性的、引申化的生态自然审美。自然审美和生态审美具有天然合一性，在艺术审美的家园中两者也应该是同体的。因此，在我们极度地关注人生态性的优化生存活动中，我们便难以为同体化的生态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论高下。尽管在西方美学史上关于自然美与艺术美之高低争论不休，但我们认为，在人的审美领域中，两者的高低之分是无关紧要的，作为人类不同的生态化的生命体验方式，其生态化的作用都是不可低估的。尤其是当自然审美与艺术审美融合为一体时，它会更加合理而有效地映现生态审美，因为它们从现实的审美到精神性审美都合理而有效地串接起了人的生命体验，同时在审美自由和解放的场域中优化着人的生态性的生存结沟。
尽管黑格尔把自然美被视为是第一种美，但在池那里自然美却是低于艺术美的，因为艺术美突出的人“心”，是经由人的心灵，也就是精神过滤的美。因此，黑格尔说：“我们可以肯定地说，艺术高于自然。因为艺术美是由心灵产生和再生的美，心灵和它的产品比自然和它的现象高多少，艺术美也就比自然美高多少。”[6]黑格尔之所以认为艺术美高于自然美，在于艺术美是心灵和精神性的美，而“只有心灵才是真实的，只有心灵才涵盖一切，所以一切美只有在涉及这较高境界而且由这较高境界产生出来时，才真正是美的”。[7]在黑格尔那里，美是源于真的，而真作为理念是心灵的表现，那么作为心灵表现的艺术美就必然是最高的美。同时艺术的美表现的人的自由又超越了自然的局限，并解放了被自然束缚的个体，又为人们展示着理想化的自然图景。阿多诺曾经批判了黑格尔这种“为了主观精神而牺牲自然美”的作法，并指出为什么黑格尔会产生降低自然美的思想，并且他的“哲学没有理解美的事物”，“其原因兴许在于：黑洛尔担心他自己（所充分应用）的辩证法会超越美的理念”。[8]的确，由于黑格尔受理念之真的困扰，他无法在本真的意义上去品味自然审美的意蕴。阿多诺也特别青睐着自然美与艺术的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怀，他说：“在人与自然相互对立的同时，两者也相互依赖：自然有赖于调解性和客观化了的世界的经验，艺术则有赖于自然，也就是这泣调解性的顶头的全权代表。因此，对自然美的思考，是任何艺术学说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9]自然生态审美与艺术生态审美这种难以割舍的情怀还为自然审美本身彰显了一个逻辑情怀。由此，我们可以将自然审美在通向艺术审美的道路上划出几个逻辑的层面，其一是自然事物本身所内存的美的因子，或者是审美的属性。这是自然美存在的本源性根基；其二是审美主体所体验到的自然美。这是审美状态中的自然美，它往往存留在审美主体的心灵结构中，同时也往往表现为个体化的审美体验，但它可以给予人以休闲性的审美快适，放松人们紧张头脑和神经，更可以激发人们的生命激情，化为人生活动的动力，从中透视自我生命的价值和意义；其三是化为艺术审美体验的自然审美。它内涵双重化的审美，一方面是审美者的自然审美体验，另一方面是审美者将自然审美转换为艺术审美体验。他从自然审美中感悟到自然事物之美的意味，并将自然物性的价值品质融合到主体自身的人格品质中，从而创造一种新的艺术审美人格，艺术审美体验产生的化生性的生态审美客体就是这种多向度的审美再生物。从这种逻辑的行程中，我们所体验的自然审美就是双重的，除了我们身临其境的自然审美外，我们往往会通过艺术审美而双重化地进行自然审美，这种自然审美就创制了自然人格，艺术主体人格和自我人格合体的自然艺术生态性审美人格。在中国古代的自然审美艺术中，这种多重化的审美体验表现的尤为突出，如唐代戴叔伦的“燕子不归春亭晚，一汀烟雨杏花寒”（《苏溪亭》）。“兰溪三日桃花雨，半夜鲤鱼来上滩”（《兰溪棹歌》）。杜甫的“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韦应物的“独怜幽草涧边生，上有黄鹂深树鸣”（《滁州西涧》）。李益的“洞庭一夜无穷雁，不待天明尽北飞”（《纯夜闻笛》）。韩愈的“新年都未有芳华，二月初惊见草芽。白雪却嫌春色晚，故穿庭树作飞花”（《春雪》）。温庭筠的“溪水无情似有情，人山三日得同行。岭头便是分头处，惜别潺爰一夜声”（《过分水岭》）。这里无论是绘春、绘夜、绘花、绘飞禽、绘雨、绘流溪、绘柳、绘幽草等自然景物、生物，以及时令节气等“无情物”，都幻化为有情之物，将岂审美人格化了，我们从这种一系列的自然物象中体味到的更是艺术家那种生命的体验状态。
自然审美与生态审美一体化的艺术生态体验为我们提供了对自然认同的要义：不论是人的现实生存体验，还是心灵体验，以及人对精神自由境界的追寻，都是无法脱离自然而独立存在的。人类生态体验性的关注自然，实际就是在生命的“共通体”中关注自然；人类审美的关爱自然，不仅是把人自身与自然视为价值共同体，同时也有同于罗尔斯顿所称的，是“呈现着美丽、完整与稳定的生命共同体”，对这种生命共同体的审美关注就表征为生态审美之境。
收稿日期：2004-05-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