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理念与能力之间：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第三种思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国企改革论文,第三种论文,思路论文,理念论文,方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问题意识：大国经济的软实力与国企改革 借用国际关系学的术语，我们可以将大国经济的实力区分为硬实力和软实力。在这里，硬实力指可以用经济规模、技术水平等指标衡量的实力，而软实力则指可以向其他国家输出的、原创性的经济思想和管理经验。借助这个视角我们可以发现，我国经济的硬实力在1978年以来得到了极大提高，但是软实力则没有显著地上升。这一问题在国际比较之中体现得尤为明显。 在英国主导的产业革命之后，几乎所有大国的经济崛起都伴随着原创性管理实践的出现以及与这样的实践相关的社会科学理论的形成。在美国，早期经济发展和美国生产组织方式(American System)以及与其一脉相承的管理学意义上的福特主义的出现密不可分；[1]而支配美国经济学界的自由主义取向的市场经济理论与美国生产组织方式所体现的管理原则互为表里。在德国，经济发展过程中形成了独特的技能培训体系和劳资共同决策制；[2][3]基于这些制度安排的德国型市场经济论也在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中占有重要地位。[4]在日本，高度成长在相当程度上可以归因为不同于欧美的组织形态或精益生产方式[5][6]的出现；作为对这种实践的理论化，日本型市场经济论的确立促进了市场经济多样性理论的发展。[7]92更为重要的是，这些国家的企业在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创新都具有原创性，是对创新方式的连续创新。[8] 与上述大国相比，我国的经济发展存在着原创性的管理实践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双重匮乏。首先，尽管我国企业在过去三十余年中极大地提升了生产能力和技术水平，但是并没有发展出可以与福特主义和精益生产方式比肩的管理经验；其次，尽管经济学界就改革的理论依据和具体方法所进行的研究极大地推动了改革进程，但是相关社会科学理论仍待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经济学含义问题[9]与中国经济模式论的相对停滞[7]89-90都反映了这一点。 如果说改革初期的主要任务是建立市场经济的基本框架、形成原创性管理实践和社会科学理论的必要性不明显的话，那么在经济总量位居世界第二、经济发展模式亟待转型的今天，能否形成原创性管理实践和社会科学理论已经不但与中国经济的软实力相关，而且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经济发展模式转型的成败。 美德日的经验表明，原创性的社会科学理论往往以原创性的管理实践为基础，而后者的主体主要是大型企业。在这个意义上来说，我国大型企业能否发展出原创性管理实践将具有重要的意义。我国存在国企、民营企业和外企三类大型企业。在逻辑上，这三类企业都有可能发展出原创性管理实践。但是，在华外企是其总部的分支机构，更多地倾向于服从总部的决策、引进国外的管理原则；相对于民营企业，国企显然更有能力、也更有必要率先发展出原创性管理实践。 首先，国企特别是大型国企历史较长、组织结构完整、技术相对先进、具有进行长期战略规划的条件，而这种战略规划往往是形成原创性管理经验的前提。其次，形成原创性的管理经验、成为其他企业的制度示范者是国企的关键使命。关于国企的存在意义，主流意见无外乎弥补市场失灵、稳定宏观经济、控制关键产业诸说。但是，在这样的认识中，国企的制度示范者作用没有受到重视。实际上，在被反复论及的一般意义上的经济价值之外，作为左翼理想主义在经济领域的主要表现形式，国企有责任引领一般企业的发展方向。在经历了“抓大放小”等激进改革之后，国企的资产已经大大优化，大量国企已经进入世界五百强行列。①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国企仍然满足于简单地引进或细化以“现代企业制度”为代表的美国企业制度、无法达成作为制度示范者的使命，那么国企的存在意义将大打折扣。 上文的分析表明，国企有必要尝试原创性管理实践。那么究竟是什么原因阻碍了这种实践的出现？在逻辑上，国企在组织形态或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创新既可能在特定思想的引导下出现，也可能在实践中自发地形成。因此，国企在组织形态的创新方面乏善可陈既可能源于原创性思想的匮乏，也可能是因为九十年代以来的时代背景抑制了国企的创新空间。笔者曾经从世界范围内主流生产组织方式的变迁入手，以技术革新与组织革新的关系为中心，简单地讨论过时代背景的影响，本文主要分析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研究思路与国企组织形态创新的关系。 本文的主要论点可以归纳如下。在改革时期，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思路主要围绕理念和能力展开。但是，理念导向的第一种思路经历了“去理念化”转向，能力导向的第二种思路则有抽象化之嫌；同时，两种思路鲜有交集。将理念导向的第一种思路“再理念化”并将国企改革的时代和国别背景导入能力导向的第二种思路之后，我们发现，被重新定义的两种研究思路的交集之中存在着兼顾理念与能力的第三种思路。 二、理念对能力：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研究思路 (一)经济理念导向的研究思路 七十年代末期以来，大多数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研究直接或间接地围绕经济理念展开。②这里所说的经济理念来自政策科学领域的经典研究，是一种以经济理论为基础的意识形态。这种被称为意识形态的思想态度，是“一套充分发展的、可以用来指导一系列经济或政治活动的观念体系……它不仅包含了界定什么样的公共活动才是可能并合适的各种政治观点，而且包括了诸如货币主义和凯恩斯主义之类的经济理论，后者界定了特定的政策将带来什么样的经济结果”。[10]278 在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研究中，存在三种经济理念。理念一源于传统的计划经济理论，将国企视为执行计划的工具；理念二来自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将国企视为具有特殊职能的市场主体；理念三与主流经济学或对市场机制、特别是所有权的意义的充分肯定具有内在的联系，将国企视为改革或私有化的对象。在长期的竞争中，理念二选择性地吸纳了理念一、三的部分内容，确立了主导地位。但是，这种选择性吸纳在相当程度上锁定了理念二的发展空间，使之无法持续地衍生出原创性的改革措施。 改革初期，由于工业经济的主体是国企，所以工业经济的改革和国企改革在一定程度上是同义词。在这一时期，尽管理念一的地位似乎无法撼动，但是基于理念一的国企实践却明白无误地表明其无法指导国企改革。在这种情况下，持有第二种理念的政治经济学家就马克思主义的“两权分离论”和“管理二重性论”、股份制的性质等问题进行了大量地讨论。这种高度专业化的讨论实际上论证了国企应该具有独立的主体地位，在管理方法、所有权结构和治理机制方面引进外国企业的经验并不违背经典作家的论述。[11]在当时的背景下，如果不完成这些论证，那么几乎所有的国企改革措施都将无法设计。在完成了这种论证之后，理念二确立了主流理念的地位。但是，需要注意的是，在这个过程中，一些政治经济学家使用了属于理念三的一些范畴。因此，理念二主导地位的确立，实际上也为理念三的登场打开了大门。 一般来说，国企改革可以区分为以放权让利、公司化和治理机制改革为中心的三个阶段。[12]在上述各阶段中，诸如扩大企业自主权、试行承包制、推动双轨制、实行两权分离、建立现代企业制度、重组上市、抓大放小、引进职业经理人制度、转变国资委的职能等具体的政策措施相继出台。九十年代中期之后，随着理念一的式微，理念二与理念三成为关于国企改革走向的两种竞争性理念。客观地说，由于意识形态方面的原因，理念三不可能成为指导国企改革的主流理念。但是，或许是在与理念一的论战中耗尽了理论热情和想象空间，支持理念二的政治经济学家在获得了主流地位之后没有能够持续地提出具有原创性的改革方案。由于这些学者在与计划经济的信奉者的论战中已经引进了理念三的部分范畴，所以，在抓大放小这一政策之后，理念三的影响开始持续上升。 至此，近二十年来理论界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基本研究态势开始形成：政治经济学家在国企改革的方向等关键问题上具有决定性的话语权，但是具体的政策设计则主要由在学理上倾向于理念三、无意挑战理念二的主导地位、更为关注具体问题的经济学家主导。这一态势意味着，在这一时期，能否形成原创性的国企改革措施主要取决于后者。但是，倾向于理念三的这些学者基本上将市场经济等同于美国型市场经济。他们对于美国型市场经济之外的市场经济类型中的制度安排尚且兴趣阙如，含有理想主义色彩的企业组织形态自然更无法进入他们的视野。于是，在具体改革措施的层面上，大规模、持续地引进美国型企业的组织形态就成为国企改革的实际方向。 (二)企业能力导向的研究思路 如果说经济理念导向的研究思路是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研究的明线的话，那么企业能力导向的研究思路则是这种研究的暗线。以企业能力为中心来讨论国企改革方向的研究数量不多，但是极具特色。这种研究涉及经济学和管理学两个领域，林毅夫和路风的研究是其中的代表。 与大多数经济学家不同，林毅夫认为，提高国企的自生能力是改革成功的首要条件。所谓自生能力指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企业在没有外部支持的情况下获得正常利润的能力。效率不高、治理机制失灵是由国企缺乏自生能力这一根本问题所引发的内生性表象，而企业自身能力问题源于违背资源禀赋的赶超战略。[13]企业自生能力问题是林毅夫早期研究[14]的延伸，他提出这一问题的目的在于指出，在政策性负担问题未解决之前，改变企业治理机制无助于解决委托-代理问题。[15] 正如林毅夫强调的那样，在自由市场经济中，企业的利润水平由管理水平和“产业和技术选择”共同决定。[13]需要指出的是，在管理学文献中，“产业和技术选择”体现为市场定位。但是，林毅夫的上述研究主要从经济学的角度讨论市场定位或比较优势，没有涉及管理学意义上的管理水平问题，填补这一空白的是路风的一组研究。 路风在八十年代末即指出，国企改革的关键在于企业内部的组织革新，当时流行的财政包干无法解决国企的问题。[16]以上述研究为基础，路风提出了“国有企业转变的三个命题”，认为国企缺乏效率的根本原因在于管理层从来没有有效地控制生产过程，因此，国企的发展前景取决于管理者实现这种控制的努力。[17]这些研究直接涉及了国企组织形态创新的问题，与主流研究大异其趣。由于企业能力在上述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16][17]所以这组研究堪称企业能力导向的国企改革论的代表。 尽管理论背景不同，但是林毅夫和路风的研究具有明显的共同点，即对于具有意识形态色彩的经济理念，特别是通过私有化来解决国企效率问题的思路都采取排斥的态度。[13][17]国企归根到底是生产组织、市场定位和管理水平共同决定国企的效率，而两人的研究分别侧重于市场定位和管理水平。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两人的研究都涉及了国企改革的深层本质，具有一定的互补性。③ 三、主流研究思路存在的问题 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上述两类研究思路存在两个问题。第一，两者都不彻底：理念导向的研究思路在九十年代之后经历了“去理念化”转向；能力导向的研究思路没有考虑国企改革的国别和时代背景，有过于抽象化之嫌。第二，两者之间缺乏交流。 国企改革是高度政治经济学化的议题。理念二对于理念三的选择性吸纳原本是一种策略化的处理方式、即通过借用属于理念三的一些改革措施来反衬理念一无法提出改革方向的事实。但是，这种策略化的处理方式实际上导致了理念二自身的“去理念化”，而这种“去理念化”与国企在组织形态方面的“去创新化”不无关系。首先，伴随着选择性吸纳而出现的是不同学者群体在国企改革方向问题上达成的实质上的策略性妥协：九十年代初期之后，政治经济学家负责论证具体改革措施的正当性，但是实际上不再介入具体的政策设计；倾向于理念三的学者在直接的私有化这一选项之外设计具体的改革措施。其次，在这种妥协之下，具体的改革措施只具有工具性，不再具有明确的政治经济学含义。在这样的过程中，理念二的支持者们的核心理念——在改革国企的过程中体现左翼理想主义的精神——逐渐演化为只坚持国企的所有制属性，具体的改革措施主要源于倾向于理念三的学者群体，这就是所谓“去理念化”。但是，通过“去理念化”的形式主导了改革设计、倾向于理念三的研究者无视美国型企业制度之外的制度和组织形态，其结果是国企改革在政策设计的阶段就已经被“去创新化”：毕竟，对于美国型企业组织形态的引进只能被称为模仿，而与原创性的创新无缘。 组织能力的提高是国企改革的一个关键侧面。但是，企业能力论者似乎更倾向于从西方国家企业发展的历史中抽象出一般性的管理原则，不同的时代和国别背景对于企业组织形态创新的影响不是他们的研究主题。实际上，确立管理者对于生产现场的控制是企业能力上升的必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不同国家企业的管理实践之中确实存在一般性的管理原则。但是，这些一般性的原则在不同国家和时代的实现形式是不同的。显然，我国国企形成竞争力的时代背景是特殊的，社会主义国企的存在意义当然也应该和西方国家的国企有所不同。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一般性的管理原则之外，国企能否发展出符合时代背景和国家特征的组织原则是国企改革的关键问题之一。 除了上述问题，理念和能力导向的两类研究思路之间几乎没有交流。换言之，理念导向的研究思路基本没有关注企业的能力构筑；而能力导向的研究思路除反对私有化之外，并没有详细地讨论理念的影响④。尽管理念导向的研究思路处于“去理念化”的状态、而能力导向的研究思路倾向于关注抽象的管理原则，但是，在将第一种研究思路“再理念化”、即将国企改革还原为一个政治经济学议题，并将企业能力形成的时代背景和国别特征导入第二种研究思路之后，我们发现，重新定义的两类研究思路的融合具有重要的意义：将理念这一议题引进能力导向的研究思路有可能拓展后者的理论空间，将能力的视角导入理念导向的研究思路则有助于后者获得管理学意义上的基础。 四、国企改革目标的优先顺序 长期以来，企业的活力、在国民经济中的控制力和影响力被认为是国企改革的目标。但是，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上述三个目标的优先顺序应该有所不同。增强国企的活力是改革初期的优先目标，但是在国企的活力明显提高、在关键产业中的控制力毋庸置疑的情况下，影响力在国企改革目标中的优先顺位理应上升。 国企的影响力大体上可以理解为国企的经济规模、对于技术进步的贡献和对其他企业的示范作用三方面。在这里问题的关键在于如何理解国企的示范作用。关于这个问题一种方式是将其理解为企业社会责任方面的示范作用；⑤另一种方式则是将其理解为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示范作用。⑥在两种示范作用之中，后者的意义显然更为重大。但是，在笔者的阅读范围之内，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研究很少涉及国企作为制度示范者的侧面。关于这个问题，钱津曾经指出，如果国企的生产(组织)方式不具有先进性，同其他所有制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处在相同的水平上，那么国企就无法成为社会进步的经济基础。[21]很明显，钱津和笔者的问题意识比较接近。但是，钱津没有指出国企展示其在生产组织方式上的示范者作用的途径。 近年来，主张在国家和企业层面上对国企收益进行分配的全民分红论[9]和劳动产权论[22]开始出现。但是，这些主张的本质是宏观或微观层面上的财富分配，没有触及国企在生产组织方式上的影响力问题，是一种防守型的、而非进取型的策略，无法从本质上强化国企作为制度示范者的作用。 五、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第三种思路 在生产组织方式方面发挥示范作用应该成为现阶段国企改革的优先目标之一。为实现这一目标，相关研究需要兼顾经济理念和企业能力。但是，关注经济理念和企业能力的两类现有思路不但都存在问题，而且处于相互隔离的状态，无法回应上述要求。因此，关于国企改革的第三种思路应该在克服两种现有思路的问题的基础上，在改造后的两种思路之间建立联系。 如果说现有的两类研究思路所存在的问题分别是去理念化和抽象化的话，那么，我们就需要将第一类研究思路“再理念化”并为第二类研究思路确认微观基础。“再理念化”指将关于国企改革的关键理念——国企应该是生产组织方式上的制度示范者——重新带回关于国企改革的研究之中。需要注意的是，这里所说的“再理念化”并非试图重启意识形态之争。应该推崇的只能是既能强化制度示范者作用，又能提高企业能力的改革思路。类似地，在分析企业能力的时候，也不应该持续地回避理念的问题。毕竟，对于理念的回避可能限制了而不是拓展了我们的思路。为第二类研究思路确认微观基础指分析国企能力在当下的时代背景和制度环境下的形成逻辑。如果说源于美国的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正在成为当代的主流生产组织方式并以各种形式对中国的生产组织方式产生关键影响的话，那么模块化生产组织方式对于国企的能力形成所产生的影响自然应该成为关于国企能力以及国企改革的研究的重要议题。 在对两类主流研究思路进行上述修正之后，我们发现，在修正后的两类研究思路的交集之中潜在地存在着关于国企改革方向的第三种思路，而某些形式的经济民主则是这种思路的代表。换言之，在当下的国企中推行某些形式的经济民主不但有助于提升国企作为制度示范者的形象，而且在部分产业中有益于企业能力的上升。⑦ 关于经济民主的研究在我国具有三十余年的发展历史。客观地说，与经济民主首次进入我国各界视野的八十年代初期相比，在当下的国企中推行经济民主至少面临两种阻力。首先，在三十余年的改革之后，国企的组织形态已经出现固化的倾向。其次，与模块化相关的脱技能化(deskilling)压缩了推行经济民主的空间。但是，国企正在面临着推行经济民主的历史性机遇；在一些产业中，模块化并没有封闭所有的经济民主形态的空间。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为推行经济民主提供了难得的机遇。决定中的相关表述有三个要点。第一，允许国有经济和其他所有制经济发展混合所有制。第二，允许混合所有制企业实行员工持股。第三，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会保障基金，提高国有资本收益上缴公共财政比例。有学者从米德的“自由社会主义”理论的角度对三者之间的关系进行了具有启发意义的解读。[23]不同于这种把握方式，本文从经济民主的角度来理解三者的关系。笔者认为，上述表述是改革以来的政策文件中首次比较全面地涉及经济民主问题，具有历史意义。 上述三点中的第二、三点所具有的经济民主涵义是显而易见的，问题的关键在于第一点。表面上，第一点反映的是经济自由的原则；实质上，第一点同时体现了经济自由和经济民主的要求。我国学者大多从经济平等的角度出发，将经济民主视为劳资关系领域的问题。但是，在逻辑上，经济平等当然涉及资本间的平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所谓混合所有制，特别是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国有资本投资项目当然可以理解为在坚持公有制的前提下推进资本之间的经济民主。因此，上述三项改革措施实际上涉及了不同类型的经济民主。 在对上述经济民主措施进行具体化的过程中，以下两个问题应该受到重视： 第一，长期以来，关于国企改革的研究之中存在着以相同的原则即所谓“唯一最优解”来解决不同产业的国企所面临的问题的倾向。管理学和比较政治经济学的经典研究和最新进展表明，由于技术基础不同，在不同的产业群之中，企业能力的形成规律是不同的，最优的制度和组织形态也是不同的。因此，针对不同产业的改革措施应该反映这种技术差异所带来的影响。但是，国企的改革进程表明，相关研究没有重视这一重大问题。对于这一问题的忽视意味着改革措施在一定程度上缺乏真正的基础。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在推进经济民主措施的过程中，不但要将国企区分为垄断性和竞争性两类，而且应该将不同产业群的技术逻辑对于不同产业群的竞争性国企的企业能力形成机制的影响纳入分析之中。⑧受篇幅的限制，笔者在此无法对这一问题展开充分地论述。但是，需要指出的是，在现有的文献中，在对不同产业群进行区分方面，产品建构理论将产业群主要区分为集成型和模块型两大类别，这种区分方式的理论基础坚实、应用性最为突出，可以用于对劳动者的技能和企业能力的形成机制的分析。由于劳动者的技能和企业能力的形成事关经济民主的经济学基础，所以上述区分方式对于设计推进经济民主的具体措施具有重要意义。 第二，经济民主可以区分为不同的类型，而不同类型的经济民主的推进难度迥异，对于当下的国企改革所具有的意义也有所不同。因此，我们应该谨防最容易推进的经济民主在实践中单兵突进，而推动难度较大，但是对于国企改革具有重要意义的经济民主被忽视的局面。实际上，这种局面已经开始出现。比如，强调资本之间的平等的经济民主，即混合所有制本来应该与强调劳动者和管理者之间的平等的经济民主、即员工持股同时推进，但是舆论界和学术界关注的主要是混合所有制，只有极少数学者重视员工持股的理论和实践价值。[24]另外，尽管员工持股是三项经济民主措施中唯一一项与生产过程具有一定关系、可能增强国企制度示范作用的措施，但是员工持股只是与生产过程具有关联、可能增强国企制度示范作用的诸多经济民主选项中的一项，在缺乏配套改革措施的情况下，简单地实行员工持股未必能够明显而直接地提高国企的制度示范作用和企业能力。 因此，在国企中推行经济民主时，不但应该对国企所在的产业群进行分类，而且应该防止出现特定类型的经济民主压倒其他类型的经济民主的局面。笔者认为，在具有集成型产品建构特征的产业中的竞争性国企中推进以下经济民主导向的改革，将有助于在增强国企的制度示范作用的同时提升企业能力。 第一，在收入分配方面，对于普通员工试行劳动生产率指数化工资体制(labor productivity indexation)；对于管理者将其收入与员工收入的比率限制在一定范围之内。劳动生产率指数化工资在“二战”之后普遍存在于美日等国，和“资本主义黄金时代”的出现密切相关。在普通劳动者的收入增长率长期落后于GDP增速的情况下，如果合理地设定劳动生产率上升率和工资增加率之间的系数，出现“工资侵蚀利润”现象的概率不高。另外，在我国部分产业国企高管与普通员工的收入差距已经逼近甚至超过美国的相关比例的情况下，尽快调整高管与员工的收入差距并使之制度化的必要性不言而喻。 第二，与员工持股相配合，切实增强普通员工对于企业发展规划的发言权。在这里，德日的经验值得重视。在德国，著名的共同决定法以法律的形式将普通员工引入了企业决策过程。在日本，至少在上世纪末之前，尽管没有正式的法律规定，但是普通员工对于企业决策具有发言权实际上是社会各界的共识。作为左翼理想主义的体现者，我国国企显然有必要在这一问题上有所表现。 第三，在具有集成型产品建构特征的产业的部分生产环节之中，积极提高员工的技能，倡导员工参与生产过程的管理，防止劳动过程中的“构思与实行的分离”成为存在于所有国企的普遍现象。如前所述，与产品建构的模块化相关的脱技能化确实压缩了推行经济民主的空间。但是，这种现象主要存在于模块型产业的部分生产环节。在汽车等集成型产业，模块化的影响并不明显，劳动者的技能对于生产过程仍然具有重要意义。换言之，在集成型产业之中，劳动者参与现场管理的经济学基础仍然存在。 在改革已经进行了三十余年的今天，国企需要在生产组织方式方面更多地发挥制度示范者的作用。但是，相关领域的研究无法支撑这种转变。为了解决这一问题，本文在对偏重理念和能力的两种主流思路进行批判性梳理、在两者之间建立联系的基础上，提出了以经济民主为代表的第三种改革思路；进一步地，依据既有助于强化制度示范作用、又有益于增强企业能力的原则，讨论了在国企中推进经济民主的三种具体途径。由于本文的主要目的是指出国企推行经济民主的意义，所以对于推进经济民主的具体措施的分析是简略的，诸如劳动生产率指数化、工资体制的具体设计等问题需要学界进行详细地讨论。但是，即使这样，在这里仍然有两个问题是笔者必须回答的：第一，在三种推进经济民主的具体途径与西方企业的实践存在直接或间接关联的情况下，我国国企所可能进行的这些尝试是否具有原创性？第二，既然笔者倡导的经济民主主要应该在部分集成型产业中发挥作用，那么这种尝试的意义是否不高？ 关于第一个问题，需要强调的是，实践了经济民主的西方企业大多不是国企。因此，如果我国国企能够推动这些经济民主实践，那么我们有理由认为这些尝试可以归类为生产组织方式和所有制的“新结合”，即熊彼特意义上的创新。关于第二个问题，在当代背景下，经济民主首先应该在具有集成型技术特征，即劳动者的技能仍然对于生产过程具有重要意义的部分产业之中的部分生产环节推动。换言之，在现阶段，经济民主或许只能是局部的。但是，在全世界普通劳动者的相对收入和社会地位普遍下降的背景下，我国部分国企推动的局部的经济民主对于处于同一产业的我国民间企业和西方企业所可能产生的示范作用不容低估。 ①进入世界五百强的我国企业多为国企。但是，这些国企大多来自银行、电信、电网电力、石油、运输等具有明显的网络型特征的产业。需要注意的是，网络型产业的发展更多的是经济发展的结果，而不是经济发展的直接原因。 ②在本节讨论的两类研究之外，存在着关于国企的整体效率、产权结构对于效率的影响等问题的大量实证研究。尽管没有直接涉及理念问题，但是这类研究的问题意识都是在特定理念的影响下形成的，研究的主体也是对特定理念的实证。 ③关于企业竞争力的关键决定因素，管理学中存在定位学派和资源能力学派的对立。前者更强调市场定位的重要性，后者则侧重企业内部资源的关键影响。两个学派的经济学基础分别是主流经济学和演化经济学。作为主流经济学家的林毅夫更关心企业的市场定位问题，而作为演化经济学者的路风强调对于企业的资源和能力具有重要影响的管理者的作用。因为定位、资源和能力共同决定企业竞争力，所以两者的研究实际上具有互补性。 ④与路风具有类似理论背景的拉佐尼克对于特定的经济理念给予了关注。他认为，允许工人适当地自主管理，是日本企业在八十年代赶超美国企业的关键。[18]286-297尽管对于这一观点持同情态度，但是路风援引日本学者的研究指出，拉佐尼克有理想化的倾向。[17]11路风的批评在两个方面是正确的。第一，自主管理确实是在管理层的控制之下展开的。第二，自主管理对于经济绩效的正面影响近年有下降的趋势。但是，这些问题并不一定能够完全否定经济理念的经济价值。首先，典型日本企业劳动者的作用不仅体现在自主管理上，而且反映在劳动者的企业特殊的技能对于企业绩效的影响上。[19]其次，九十年代之后劳动者对于生产活动的正面贡献确实有下降的趋势，但是这种变化在不同产业有所不同。 ⑤有国企管理者指出，“第三个就是影响力，中央企业可不能像一般企业，说开门开门，说关门关门，那不行。以中铁建总公司为例，承担了160万农民工的就业问题，如果这种企业倒闭会使国民经济造成很大的伤害”。[20]10 ⑥国企在技术进步和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示范作用具有内在的联系，技术进步往往依托特定的生产组织方式来实现。 ⑦在关于经济民主的经典文献中，经济民主被理解为企业内部权力关系的民主化。因此，经济民主实际上与事关企业内部权力关系的企业治理机制问题密不可分。一般而言，所谓企业治理机制指企业的所有者或相关权力的拥有者控制企业管理者进行战略决策的机制，而企业在生产组织方式方面的特征当然是在企业战略的影响下形成的。因此，经济民主必然涉及企业的生产组织方式。 ⑧在垄断性国企中推行经济民主当然是必要的。但是，从对民间企业的制度示范作用的角度来说，在竞争性国企之中推行经济民主的意义更为明显。标签：企业经济论文; 经济研究论文; 制度理论论文; 创新原则论文; 创新管理论文; 经济学论文; 企业创新论文; 市场经济论文; 形态理论论文; 创新理念论文; 创新理论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