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周期的差异性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差异性论文,中国论文,西部地区论文,经济周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37.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7636(2012)09-0005-07
地区经济发展不平衡已经成为影响中国区域经济发展的一大焦点问题。随着不同地区经济差异的不断拉大，必然会使得东、中、西部地区在就业人口、投资、出口、经济体制等方面体现出不同的态势，导致东、中、西部地区的经济增长和经济波动出现差异，进而导致那些具有地区针对性的宏观经济政策的有效性更加显著。而目前中国施行“一刀切”的统一宏观经济政策，不可能适用于所有地区，反而使部分地区产生适得其反的效果。因此，地区经济波动差异化问题是一个不容忽视的问题。
关于中国区域经济周期性波动的现有研究，多为省际经济周期与全国经济周期的同步性比较，而少有着眼于中国东中西三大区域划分的研究，多数文献只是笼统地把中国分为东部沿海地区和西部内陆地区，从各地区中挑选相应具有代表性的省市进行研究。本文依照国家政策的差异，从东部、中部、西部三大区域的角度，分析三者经济周期波动的差异性，全文安排如下：第二部分为不同区域之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的周期波动的历史分析，第三部分为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经济波动的实证研究，第四部分为结论。
二、不同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波动的历史情景与比较分析
根据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解释，目前中国东、中、西部的划分，是政策上的划分，而不是行政或地理概念上的划分，东部地区包括11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北京、天津、河北、辽宁、上海、江苏、浙江、福建、山东、广东、海南；中部地区包括8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黑龙江、吉林、山西、安徽、江西、河南、湖北、湖南；西部地区包括12个省级行政区，分别是四川、重庆、贵州、云南、西藏、陕西、甘肃、青海、宁夏、新疆、广西、内蒙古；另外，国家还把湖南的湘西地区，湖北的鄂西地区，吉林的延边地区也划为西部地区，享受西部大开发的优惠政策。
本文采用各省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数据，根据上述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划分，对各省数据进行加总得到东、中、西三区域的国内生产总值数据，再得出各区域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率，并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的年度增长率相互比较，并按照波谷-波谷的方法对其进行划分。结果如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改革开放以后，东部、中部和西部地区与全国经济一样经历了四个经济周期。
图1 中国国内生产总值东中西部增长率与全国增长率比较
数据来源：1987-2009年数据《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0年数据来源于《中国统计年鉴》。
第一个经济周期，全国在1981-1986年，东部地区与西部地区与全国相同，中部地区稍稍延后。其中，增长率1981-1985年为上升期，为期4年，中部地区上升期少一年；回落时期为1年。在1981年谷位，波谷最低为西部地区的增长率6.9%，其次是东部地区与全国地区相同波动的谷位为9.3%。1985年峰位的波动幅度状况，东部地区的增长率最高，为22%，波动系数为1.53，峰位最低为西部地区18.8%。这一时期正是改革开放之初，政府采取了积极的货币政策，加大了货币供给量。在政策和外资的双重推动下，东部地区经济发展速度明显加快，处于波峰的最高增长率已高于全国增长率1.3个百分点，高于最低的西部地区3.2个百分点。1985年，为了抑制高通货膨胀率，出台了“双紧”的调控政策，压缩基础建设，控制贷款和资产规模。由于对外商投资的严格控制，东部地区经济受到巨大影响，而西部地区由于工业不发达，所受影响有限，经济增长率下降幅度没有东部和中部大。总体来说，这一时期内，中西部波谷较浅、波峰较低，波动比较缓和；东部相对波峰高，对双紧政策敏感，下降速度快，波动幅度较大。
第二次经济周期波动都开始于1986年，结束期却各有不同，东部地区经济周期和全国周期同步结束于1990年；西部地区经济周期先于东部结束于1989年；而中部地区却延后一年结束于1991年。其中，在上升期中，东、中、西部地区具有同步性，都于1988年到达峰值，历时2年。东部地区峰值最高，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达到28.3%；西部地区峰值为26.4%，与全国的周期峰值相同；中部地区峰值最低，为23.2%。这个周期的增长率回落结束期都各不相同，东、中、西部地区经济都从1988年开始回落，东部地区的回落于1990年与全国同步结束，西部地区提前一年，中部地区则延后一年。此时波谷位置最低的是中部地区，为10.4%。波动系数为2.75。这一阶段中国整体经济周期波动特点是，经济高位运行，波峰较高，波谷较浅，波动较为缓和。1989年以前，东部、中部、西部地区的经济波动具有很好的同步性，东部地区更是在政策偏向的情况下，在波峰位置独占鳌头。1988年和1989年相继出现了18.9%和17.8%的高通货膨胀率，政府再次采用双紧缩的宏观经济政策，使通货膨胀率从18.8%降到了3.1%，经济增长率也从11.3%跌到了3.8%，经济只能“硬着陆”。这次双紧政策对东中部地区影响较大，但西部地区由于自身经济项目少，货币政策的效果有限。
第三个经济周期波动都结束于1999年，起始点却不尽相同。东部地区与全国同步于1990年，历时9年；中部地区延后一年，历时8年；而西部地区却提早一年，历时10年。西部地区由于自身经济项目少，受到双紧缩政策影响有限，首先开始复苏。东部地区在1990年央行下调存贷款利率并且扩大货币供给和信贷规模后，经济开始上行。而中部地区仍处于紧缩政策的经济低迷之中，直到1991年才开始恢复。东部地区于1993年首先到达峰值35.9%，西、中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落后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上升，几乎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同步到达峰值。西部为29.9%，中部为30.4%，都略低于全国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32.5%的峰值。1993年，为缓和通货膨胀压力，政府又采取了急刹车的措施。到1994年上半年，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下降一个百分点，而通货膨胀率达到24.1%。政府采取更严厉的措施，甚至对部分产品直接进行价格管制。从1995年到1997年，采用了与以往不同的“软着陆”调节经济方式，整个经济步入适度快速平稳发展轨道。1998年上半年爆发的东南亚金融危机对中国的影响巨大，各地区经济在1999年达到萧条谷底。在东、中、西部中，谷位最低的是中部地区5.4%，最高为东部地区7.7%。但中、西部与全国的差距，没有前几个周期那样巨大。这轮经济周期，与前两轮比，历时较长，波动幅度较大。东、中、西部上半个周期同步性相差较大，在1996年时得到了很大改善。
第四个经济周期，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与全国统一，都是1999-2009年。但这次周期没有明显峰值，经济增长平稳。1998年，面对东南亚金融危机与一系列国内问题，政府采取了扩张性的积极财政政策，增发国债用于基础设施建设，使各地区经济顺利复苏。到2004年，全国东、中、西三个区域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都同时上升至第一个顶点。同年，中央为有效控制投资过热、盲目扩张的势头，加大宏观调控的力度，经济增长率出现短期下滑。全国经济进入了一个高增长、低通胀发展期。虽然对经济的控制使得东、中、西部地区经济增长率略有下降，但由于适度的政策，并没有让东、中、西部经济出现大的波动。2005年在双稳健政策影响下，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从15.7%转头向上增长。东、中部地区与全国同步分别于16.7%和16.1%掉头向上继续增长。2007年，东部地区与全国同步到达第二个顶点，18.9%；中、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增长率当年仍然保持上升势头，于2008年到达第二个顶点，分别为21.7%和20.9%。随后，中国将货币政策从年初的“从紧”调到“灵活审慎”，再到“适度宽松”，有效地确保了银行体系流动性，保证了合理信贷增长，并为应对金融危机奠定了基础。所以，2008年金融危机虽使得中国整体经济跟着全球形势下行，但仍没有突破历史最低纪录。波谷最低为东部地区5.5%，最高为西部地区14.2%。
第五次经济周期波动从2009年至今，目前经济处于逐步上升期。2009年，央行采取了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在对金融机构控制风险引导的前提下，加大了支持经济发展的力度，适度适时进行公开市场业务，保持银行体系流动性，营造出了更宽松的货币金融环境，在扩张财政政策的配合下，中国经济逐步复苏。2010年至今，政府仍旧持续了积极的财政政策：大力促进农村改革与发展，进一步深化税制改革，更加注重结构调整和发展方式转变。这一系列政策，更加有助于中、西部地区的发展。
三、东、中、西部地区经济波动的实证分析
(一)模型修正
模型中的变量劳动投入和资本投入变量分别选取各地区就业人数和固定资产作为指标代入。若这样简单代入，会出现一些不符实际、与现实脱节的问题，所以，需要对变量进行以下改进。
1.劳动投入变量改进
在前面的计量模型中，L代表着劳动，一般是指劳动时间存量，即国外模型一般引用工作小时数，但是由于中国现有的各种统计年鉴并不对工时数进行统计，考虑到数据的可获得性，国内已统计数据指标中，只有就业人数是体现劳动投入的指标。国内学者普遍采用就业人数这一指标。
由于文化水平的差异，相同数量的劳动投入在生产过程中的效率是明显不同的。比如，一个具有大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对产出的贡献率也许是一个具有中学文化水平的劳动者的好几倍。根据考瑞斯马和米斯拉(Cuaresma and Mishra)的观点，人力资本是使得各国家地区间周期同步的一个重要因素，因此利用人力资本概念来修正模型，用人力资本投入替换原先的劳动投入是十分必要的[1]。人力资本又称非物力资本，它的定义是：劳动者由于受到培训、教育、实践、保健等方面的投资，从而获得了知识和技能积累，并为该劳动者带来相应的工资等收益，因而形成了一种特定的资本。
以上述定义为依据，尽最大可能地利用现有统计数据对人力资本投入进行的衡量。引进一个能够较为全面的体现人力资本投入的指标，记为HC，其表达式如下：
HC=L·Q=L·E·A
其中，HC表示人力资本投入量；L表示该地区劳动者人数；Q表示该地区单位劳动者质量系数；E表示该地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系数；A为该地区人口预期寿命系数。
根据人力资本的内涵并且尽可能多地利用可得的统计数据资料，对人力资本的估计中尽可能多地包括人力资本定义中的内容，可以将影响人力资本的因素归为三点，即某地区一定时间内劳动人数、这些劳动者的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尽管寿命对劳动者的劳动存在影响，但这种影响难以量化，并且各地区人口年龄数据难以确定，所以在此忽略寿命系数。某地区一定时间内的劳动者人数L用《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中各省就业人数来表示。劳动者受教育程度系数E参考《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和《中国人口与就业统计年鉴》的各地区从业人口中大专以上文化程度、高中文化程度、初中文化程度、小学文化程度所占百分比率，再结合中国实际，选取各个教育程度的相应系数。通过对各个教育程度从业者教育经费支出的考查，发现他们大体满足如下的关系式：
大专以上学生平均教育支出∶高中生平均教育支出∶初中生平均教育支出∶小学生平均教育支出=22∶4∶1.7∶1
接下来，根据各个教育水平支出比来替代这几个教育水平劳动者的产出比，对不同受教育水平劳动人数赋予不同权重进行加权，即：
各地按受教育加权的就业人数=22×大专以上文化水平就业人数+4×高中文化水平
就业人数+1.7×初中文化水平就业人数+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就业人数
其中，某地区各个文化水平就业人数通过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百分比与该地区就业人数的乘积估计得到。虽然各省市就业人员受教育程度构成也存在波动，但因为能够利用的比较连续的时间序列数据只有2002-2009年的数据，再加上存在严重的数据缺失，无法对该波动进行引入，因此本文采用估算法。首现，根据2002-2009年的数据分别对全国31个省市的就业人员文化水平百分比进行估计；其次，根据各省市数据和上述加权公式，对各省市就业人数进行加权；最终，区分地区进行合并，得到东、中、西部区域的教育加权就业人数作为人力资本投入变量，对原先的劳动资本投入变量做出调整。
从就业人员总量上看，东部地区在迅猛发展的经济支撑下，使得就业人数持续稳定上涨。图1中从中西部地区的变化趋势来看，大部分年份在增长，但增长速度明显比东部地区慢，中部地区人力资本增长高于西部。尤其是2000年以后，东部地区人力资本增长率明显快于中、西部。这说明，中、西部地区仍旧缺乏人才投入。虽然从1999年起，中国就已实施了西部大开发战略，但投入更多的是财政支持，并没有给劳动者就业更多的政策指引。
通过对教育数据的观察，东、中、西部地区有很大差异，中、西部地区人员受教育程度，明显低于东部地区。东部地区人口平均受教育年限也高于中、西部地区。中国平均受教育年限为8年，但直到2008年，西部地区平均受教育年限才7.67年。以2009年为例，分析中国东、中、西部地区从业人员受教育程度差异，当年西部地区小学以下文化水平的在职人员高达48.5%，远远高于中部地区的27.9%，与东部地区的24.1%相比高出一倍多。东部地区大专以上文化水平的就业者占整体的12%，远高于中部地区的6.8%和西部地区的6.2%。东部地区高中文化水平的就业者占地区就业人员总数的16.4%，高于中部地区的13.7%和西部地区的8.3%；东部地区初中文化的就业人员占总就业人数的47.5%，中部地区占51.5%，西部地区占36.9%。由此可见，从2009年的情况来看，西部地区就业人员中，文盲和小学文化程度的人员占到很大比重，而高中和高中以上学历的从业者只占到很小的一部分，只有总数的14.5%。而中部地区，从业者受教育情况相对西部地区要好些，但也没有很大优势。大部分从业者都只有初中文化水平，高中以上文化水平仅占到中部地区总体值的20.5%。东部地区无论从就业总数上，还是从专业化的人力资本存量上都占绝对优势。这说明中国中、西部地区劳动力的质量与东部相比还较低，基础劳动力资本比重过大，缺乏高素质专业化人才。
2.资本投入变量改进
对于C-D生产公式中的资本投入量，大多学者都将资本存量作为资本投入的度量指标。因此接下来，本文分别对全国及东、中、西部地区1978年至2009年的资本存量进行估算。
资本存量是指经济社会在某一时间点上的资本总量，是该时点上所积存的实物资本，反映在该时点上人们实际掌握的物质生产手段。从《中国统计年鉴》上可以找到资本形成总额指标，从概念上讲，资本形成总额与资本存量并无差异，但《中国统计年鉴》中所提供的“资本形成总额”可被视为忽略折旧的投资指标经过计算而得，因此需对它进行修正估计。目前国内学术界采用的修正方法大都是基于戈德史密斯(Goldsmith)于1951年提出的永续盘存法(PIM)[2]，这种方法采用的是相对效率几何递减模型：
关于δ的取值，有许多学者已经针对该问题进行了探讨。王金营根据《第三产业统计概论》所附的固定资产折旧年限表并对照其他有关文献，近似地估计中国内地固定资产不同时期的折旧率：1952-1977年，固定资产折旧率为3%；1978-1990年，为5%；1991-1998年，为5.5%[3]。本文采用国家统计局公布的1990-2010年的《中国统计年鉴》中的地区全民所有制企业固定资产基本折旧率和年固定资产折旧的指标数据以及《中国财政年鉴1999》中国国有工业生产企业固定资产折旧率的指标数据对资本投入量进行修正。由于省市折旧数据缺失严重，不再做省市地区的区分。
(二)模型估计
根据前面的论述，我们得到修正后的C-D函数的计量模型为：
其中，WGDP代表西部地区国内生产总值，WHC为西部地区修正后劳动投入，WK为西部地区修正后资本投入。
=0.991，说明拟合效果良好。
观察上文估计结果，东、中、西部地区其参数α+β均大于1，说明东、中、西部地区都存在着规模报酬递增。所以，无论是全国还是东、中、西部地区，扩大经济规模都有利于经济增长。
(三)计量结果比较分析
本文利用实证方法分别对东、中、西部经济波动做出分析，经过对结果的比较可以了解到，东部地区的资本边际贡献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说明东部地区经济的增长有很大部分来源于资本的贡献。同时，东部地区的人力资本边际与中部地区相似，却远高于西部地区。人力资本贡献率的提高可以提高经济的增长水平，以下做出详细论述。
实证检验说明，东部地区资本的弹性系数0.999显著高于中部地区的0.783，和西部地区的0.751。结果说明，在经济周期中经济的上升离不开资本的贡献。东部地区的资本弹性系数显著高于中、西部，说明相较于中西部地区，东部地区拥有相对多的资本密集型产业。也就是说，东部地区企业发展比较容易找到资金支持。在有资金支持的情况下企业可以购买先进技术或者利用现有资金做技术研发，使得自身生产力水平得到提高，从而该地区能促进经济增长。而经济的高速上升，会带来吸纳效应，不断地把其他地区甚至国外市场的资本、技术、信息、人才和物质资源等生产要素吸纳到本地区来，从而使经济进一步增长，从而形成良性循环。不过，资本对经济周期波动稳定的贡献并不大，由于吸纳作用，资本的增多会引来更多的热钱，容易导致经济过热引起通货膨胀。另外，从上述经济周期分析中可以看出，在第一个和第二个周期中，政府采用“急刹车”的方法抑制投资，从而明显截断了东部地区的外资投资，从而减缓资本存量的增长，导致经济发展速度变慢。
从上文的实证检验中可以发现，东部地区人力资本的弹性系数0.528略高于中部地区的0.523，但显著高于西部地区的0.425。结果说明经济增长与人力资本是密不可分的，吸引更多人才有助于经济增长。增加人力资本存量不仅有利于提高经济的增长水平，也有助于减缓波动幅度。原因在于技术型和知识型的专业化人力资本可以带动物质要素的边际收益率上升，从而加速地区经济发展。另外，人力资本水平比较高的地区居民收入水平也较高，而较高的居民收入水平对平缓总需求的周期波动是十分有利的，从而使得经济波动幅度更为平缓。东部地区在1994年后，经济波动幅度变得逐渐平缓与当时人力资本水平的提高是密不可分的。毋庸置疑，人力资本投入的差异是导致中国东、中、西部经济波动差异的一个重要原因。
根据上文的分析，中国的东、中、西部地区周期波动总体的差异表现为：第一和第二个周期东部地区波动幅度明显大于中、西部地区，呈现高起低落，但与全国经济同步性最强；中、西部地区呈现低起低落，并且滞后于全国经济。20世纪90年代后期，中国各地区同步性逐渐增强，不再有明显滞后地区，总体说中、西部地区波动中心上移，尤其是在衰退和萧条时期，下降幅度和速度都比东部地区平缓，但总体仍低于东部地区经济。2008年由于世界经济大萧条引起中国东、中、西部地区整体下滑，影响最小的却是西部，其次是中部，影响最大的为东部地区。
从劳动要素上说，东部地区劳动力的数量和质量都要远高于中部和西部地区，从上文的分析中也可以看出，东部地区劳动力对经济的贡献率是最高的，大量高新技术人才的存在，为中国东部地区的发展提供了更大的可能性。而中、西部地区缺乏人才，不如东部地区容易吸引到人才。资本投入方面，东部地区由于地处沿海地区，开放程度高；资本的数量上高于中、西部地区。另外，东部地区由于市场机制发展和金融机制发展健全，传导机制良好，地区内经济体对各种经济指标反应灵敏。而且东部地区开放程度好，从另一个侧面说明东部市场与国际市场对接更紧密，受到国际经济影响程度更大。而中、西部地区，金融机制不完善，对各种指标反应不够灵敏，开放程度不大，受到国际市场影响较少。
另外，政府支出可以通过需求的变动引起数倍的地区国内生产总值的变动。这是由于政府支出扩大总需求，而总需求扩大又有利于投资的增加而引起的乘数效益。经济比较发达的东部地区政府财政政策的乘数效应要比中、西部地区更大，这是由于相比之下东部地区开放程度高，市场发达，民间流动资金丰富，产业投资速度快。而中部地区开放程度不如东部，民间资本不如东部充沛，产业以工业实业为主，难以很快进行投资跟进。西部地区更是民间资本少，产业投资很难扩大。因此东部地区的乘数效应要比中、西部地区有效。所以，若想获得同样的政策效果，中、西部地区需要投入更多的资金投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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