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哲学五十年：几点经验教训，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几点论文,五十年论文,经验教训论文,马克思主义哲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这里讲的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当代中国是指从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起迄今的整整半个世纪。它的过去，是背负着封建主义文化传统、因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它的未来，是即将到来的21世纪。在这个新世纪面前，中国人民既面临无法回避的严峻挑战，又有可供民族腾飞的大好机遇。这就使得总结半个世纪以来当代中国社会的哲学思维成为一件十分重要和极有意义的事情。
总结50年的哲学（指马克思主义哲学，下同）可以选择各种不同的视角。本文的视角是：哲学在当代中国社会发展中的地位和角色。从这一视角看，哲学在这50年的发展进程中，有些什么值得我们吸取的经验教训呢？
第一，哲学与政治
哲学离不开政治。它要为社会发展服务就不能脱离政治。这是无产阶级哲学的本性。马克思说过，对他来说，“解放的头脑是哲学，心脏是无产阶级”。就哲学与无产阶级的关系来说，阶级的命运决定了哲学的命运。尤其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哲学就与共和国的命运和发展息息相关。正是因为这样，“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就流行起来了。综观这50年的哲学，在头七八年，哲学为政治服务是有积极效应的。这表现在解放初期的一系列哲学学习和批判活动上。例如，学习社会发展史（结合知识分子思想改造）、对电影《武训传》的批判、对俞平伯红学思想的批判、对胡适思想的批判、对梁漱溟思想的批判，等等。这些学习与批判，就其具体做法与批判者的观点来说，无疑有许多可以商榷的地方。但它们都反映出当时党的领导层发起这些学习和批判的主观意图：改造从旧社会过来的知识分子。旧中国给我们留下五百万知识分子，其中有一部分被认为是所谓“个人民主主义者”。学习与批判的政治目的，是促使这些社会精英实现思想转变，让他们自觉地团结在中国共产党周围，并通过他们对社会的影响、教育而在几亿人口中形成一种全社会、全民族的向心力。哲学理论历来就具有促进精神文明的社会功能。但它从来就没有像解放初期那样发挥过如此巨大的直接作用。50年代新中国社会风气好，在一定程度上与此相关。
但哲学为政治服务的口号毕竟是偏狭的。首先，哲学的社会功能是多方面的，它除了服务于政治，还要为社会提供发展精神文明所需要的思维方式、思想方法，并为各门科学提供一般方法论。哲学研究中过分突出政治，就会影响哲学自身。80年代以来，国内学术繁荣胜过以往的30年，其原因之一，就是哲学不再只突出政治了。其次，这个口号的社会效应好坏，还取决于政治路线（基本路线）是否正确。当政治路线不正确时，哲学家也无法抗拒为政治服务的要求。这时，哲学为政治服务所带来的就只能是负效应，有时甚至是一场灾难。50年代后期，党内“左”的思想抬头，这个口号给哲学带来的就是一连串悲剧。影响最大的要算对马寅初“新人口论”的批判。哲学把“新人口论”当作马尔萨斯人口论来批评，因为当时的认识是，为了大跃进，除了党的领导，6 亿人口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人多议论多，热气高，干劲大。于是，控制人口之说就成了被哲学批评的对象。结果，不但伤害了马寅初，破坏了学术研究、学术讨论的良好气氛，而且使我国对人口问题的研究和解决长期中断，给经济和社会发展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总之，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条件下，哲学为政治服务变成了哲学的泛政治化。哲学的政治功能反过来伤害了哲学自身。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放弃了阶级斗争为纲之后，哲学在继续为社会主义现代化服务的同时，也向学术回归。这才有了20年来哲学的成果。当然，哲学不会完全告别政治，但它不再是只为政治服务。
第二，哲学与价值
解放前，马克思主义哲学来自苏联老大哥。苏联版本有很大成分是旧唯物论的影响。这种哲学讲世界观只停留在对世界的解释上：世界是物质的，一切产生于物质，又还原于物质。但马克思说过，“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既要改变世界，在世界观上就不能停留在对世界的解释上，而且还要对世界作出评价：这个世界好吗？值得我们接受吗？人希望它是怎么样的？没有这种评价，就根本不会产生改变世界的愿望、意志和热情。因此世界观应当包括价值观。这种认识是近20年来的成果。
在80年代以前，哲学只强调物质本体论与阶级斗争论。从80年代开始，人们并不否认物质世界和阶级的存在，但更强调实践、人和价值。实践唯物论成了“热点”，由此引出价值问题，向人们揭示了一个价值世界的存在。价值热于是流行起来。不过，价值热还有一个根源——现实生活的需要。在现实生活中，人们不是通过书本而是通过改革开放才意识到价值世界的存在。在改革中，每一个措施的出台都会引起是“前进了”还是“后退了”的争议。在对这些措施进行价值评价中，生产力标准还是意识形态标准又成为人们的不同选择。没有这个现实生活的背景，哲学的价值世界不会吸引那么多人的注意。
在前30年，哲学没有价值世界也可以。因为那时的哲学主要是解释政治运动的。后20年的哲学绝对不可以没有价值世界。因为市场经济使利益多元了，人们的价值观也复杂化了。人、实践、价值——这些概念是80年代以来改革开放新时期向哲学所要求的。没有它们，哲学就不能适应时代，也不能推动时代。一句话，不能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
第三，哲学与群众
在这50年中，前30年的哲学有一种现象是后20年没有的。这就是群众（工农兵）学哲学。1958年3月在大跃进的“敢想、敢干”推动下，上海求新造船厂工人组织起第一个学哲学小组。发起人是该厂车间的一位党支部书记、一位宣传委员、一位钳工，他们在生产和工作实践中以及政治运动中感到有获得理论指导的必要，而对哲学学习产生兴趣。他们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实践论》、《矛盾论》、《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并联系思想、生产、工作中的问题进行讨论，用以指导生产，解决技术革新问题。这一活动受到厂领导的支持。《人民日报》以《上海工人学哲学用哲学》为题报道了这一活动。之后，学哲学的活动就扩展到全国的工、农、兵中去。1963年，《哲学研究》发表社论《把哲学交给群众，让群众掌握哲学》给予支持，并于1966年出版了选自群众学哲学心得体会文章的《对立统一规律一百例》。
这一运动从1958年到1966年“文革”为止，其间出现过一些好文章，如李瑞环（当时是北京第三建筑公司木工青年突击队长）和徐寅生的文章，后者被毛泽东赞誉为“全文充满了辩证唯物论”。从总体的文章上看，这一学习运动对基层的生产、工作和技术革新都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但是，由于学哲学运动是在一种“左”的思想指导下开展的，是在知识分子政策未得到落实的情况下进行的。因此必然产生一些负效应：第一，学习运动没有把专业哲学工作者同群众真正结合起来（前者被要求去“滚泥巴”，处于一种尴尬地位），因而运动虽使哲学普及工作有了一定成绩，但提高则谈不上。运动的开展忽视哲学的理论化、系统化而以专门工作、提高工作为代价，是得不偿失的。第二，由于在这种环境中不可能有理论上和学术上的正确引导，所以在中、后期便出现简单化和庸俗化的倾向。如，出现一些蛊惑人心的口号：“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产”；“不怕做不到，只怕想不到”等。人们把打赢一场乒乓球直接归结为“毛泽东思想的胜利”，那么如果打输了，又该怎么说呢？庸俗化和简单化在“文革”期间发展为一种恶劣的方法论：林彪的“学习毛主席著作的16字诀”即“活学活用，学用结合，急用先学，立竿见影”。至此，工农兵学哲学运动便逐步失去了它原有的光彩。
人们会问，类似60年代那种工农兵学哲学的群众运动为什么不再出现了？我认为，主要原因是：1.哲学是一种反思的学问，不适合用群众运动的方式去开展。群众运动很容易使之走向简单化和庸俗化。2.一个民族要有理论思维，但创造性的理论思维要靠系统化的提高工作，而不是主要靠普及。3.在新时期，经济工作是中心。对于直接生产者来说，生产效率的提高，主要不是靠哲学思维，而是靠技能和熟练程度的提高。劳动者的生命时间是有限的，在必要劳动时间之外，他如何使用由他个人支配的自由时间，应当由他自己来决定，并且要依照最有利于个人的进一步发展的原则来使用它们。按照这种考虑，过去那种学哲学的群众运动未必是对他们最有利的。提高文化和技术水平可能是更好的选择。反之，企业家和管理者却是更需要懂得一点哲学。因为科学的哲学思维方式是决策者最需要的。
第四，哲学的终极解释（对哲学真理的判断）权
1978年的那场真理标准讨论的一个贡献，就是把哲学的终极解释权还给实践（至少在公认的理论认识上是如此）。而在80年代以前的一段时间里，这个解释权常常错位，由本该属于实践变成属于少数领导人。这个变化是20年来哲学发展的一个很大的进步。
建国以来的50年，既是中国共产党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治理国家的50年，又是作为学术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在人民共和国发展的50年。前一种情况决定了：在中国，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能够提出的那些对社会生活产生重大影响和推动的理论创新，大多来自党的领导人。这是毫不奇怪的。哲学不止是解释世界，首先要改造世界。在社会主义国家里，执政党的各级领导人具有充分的条件去实现哲学理论的这一改造社会的功能。关于这一点，夺取政权时是如此，治理国家时也是如此。正是这种状况促成了80年代以前中国党内那种哲学终极解释权错位的不正常状况。
众所周知，许多领导人既有理论修养，又有丰富实践经验，往往能够提出一些有益于哲学发展的观点。但是，如果他们把自己作为哲学家的身份与领导人的身份混同起来，垄断哲学的解释权，那么，就会发生既不利于“百家争鸣”，也有损于学术民主的事情。即便是以追求真理为目标的理论批判，如果渗进了权力的因素，那么马克思主义走向真理之路在一定程度上也就被堵塞了。如果哲学终极解释权不在实践而在领导人那里，而领导人的意见又常常是一种不确定的因素，那么以发展哲学学术为己任的普通哲学工作者就不得不经常注意上面的声音来校正自己的观点，而不去注意通过实践来检验自己是否掌握了真理。这样也就窒息了对真理的探索。
第五，哲学的前景
我认为，把握21世纪哲学的前景主要是要应付两种挑战。一种挑战是来自非马克思主义的哲学，也就是说，在非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挑战面前，马克思主义哲学能保持以往的地位吗？在20世纪下半叶，马克思主义哲学在新中国获得了主导哲学的地位。这使它具有历史上人数最多的信奉者。同时，也使它得到这样的身份：其他社会科学学科都必须公开宣布要以它为指导，要与它的立场、观点保持一致。这种地位在很大程度上来自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它为之服务的那个阶级的关系，即来自它与工人阶级及其政党共命运这一事实。苏联的马克思主义哲学就曾经是这样。十月革命后，这一哲学由于它的意识形态性而轻易在那里得到社会的普遍认同。而一旦那里的党和国家解体，苏联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统治）地位也就立即一落千丈。在中国，社会主义江山是稳固的。但是社会环境（如经济体制）和氛围也还是有点变了。因而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导地位也受到挑战。有的文章说是“形势严峻”。因此有人担心这一哲学的既有地位会不会改变？近来，有一篇文章直率地指出，21世纪的马克思主义哲学会有三种可能的状况：第一，保持主导地位；第二，失去主导地位；第三，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基础的崭新的现代哲学的科学形态终于形成并得到哲学专业工作者的认同，宣布作为一门科学的哲学的真正诞生。（黄楠森：《 直面新世纪的挑战》， 《北京日报》1999.5.19）该文章的作者盼望出现第三种状况。
我认为，在进入21世纪的相当长时间里，第三种状况仍是难以出现的，尽管这是最理想的状况。因为这需要很长时间去磨合各种思想派别，而且还需要其他政治、经济和社会条件的配合。所以更大可能出现的是，在第一和第二这两种状况中争取其中对我们最有利的那一种。这当然就是第一种。但是马克思主义哲学所要保持的主导地位不应当像过去那样，主要靠国家行政力量的支持和保证。而是主要靠马克思主义哲学自身以理性力量去征服人们的心灵。否则，主导地位不会是真正稳固的。当今世界每时每刻都给人们提出各种各样的问题，哪一种哲学能更透彻地回答这些问题，更好地解决问题，它就能主导人们的心灵，支配人们的头脑。这才是真正的主导地位。
另一种挑战来自科技革命。在20世纪，社会主义国家马克思主义哲学发展的一个教训就是：有时候，哲学不是适应新的科技革命进步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客观趋势来提出新的观念，研究新的问题，反而是用抽象的、僵死的哲学教条去否定最新科技进步引发的新思想。例如，前苏联哲学界对刚刚出现的遗传因子、相对论和控制论都分别持过反对或怀疑的态度。那些以傲慢的哲学来鄙视最新科技成就的人，最终还是承认自己错了。前苏联社会主义的挫败，固然有很多原因，但未能对20世纪几次伟大科学发现及时作出应有的反应和在实践上跟上科技革命的步伐，从而大大影响其综合国力，也是原因之一。因此，今天从最新科技和世界经济发展的前景来审视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未来发展，是十分必要的，例如，要重视作为第一生产力的科学技术是必要的。但未来的哲学也不能不思考科学文明与人类生存的关系。现在资本主义世界是高科技越来越进步，而道德文明却与之成为尖锐的反差。在科索沃发生的北约狂轰滥炸的现象中，人们可以看到最高明、最精确的技术文明与最野蛮的杀人行为融成一体，文明的创造似乎就是为了野蛮杀戮的反复出现。对这个存在了几千年的老问题，哲学智慧如果继续无能为力，人类总有一天要毁灭于自己之手。在这些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应当使自己表现得比任何资产阶级哲学更文明、更无愧于人类的本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