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地辩证地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兼与李伟、曾昭禹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斯大林论文,评价论文,模式论文,历史论文,禹先生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A8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5973（2011）03－0003－08
近年来，国内学界围绕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问题展开了激烈争论，争论中提出了迥然相异甚至尖锐对立的观点，其中主导性的观点是基本肯定和基本否定。中共重庆市委党校校刊《探索》杂志2009年第4期以来先后发表的5篇有关论文，[1]代表了几种不同观点。何伟先生从社会主义运动史的角度，评价了斯大林的功绩和错误。我认为他的观点总的说是历史的辩证的，符合实际。曾昭禹先生在商榷论文中对何先生的观点进行了逐一辨析，提出了截然不同的观点。李伟先生发表了两篇论文，高度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伟大功绩及其现实意义，并尖锐批评了学界质疑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观点。曾先生与李先生的观点大体一致。我认为他们的基本观点和若干具体观点很值得讨论。有关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研究涉及很多重要历史和现实问题，难度很大，我们现在还无力做出全面客观准确的评价。本文联系目前学界在该课题研究中争论的有关难点热点，尤其是李伟、曾昭禹两位先生的观点，就几个主要问题阐发一些商榷性的看法，对研究问题的方法和需要进一步深思的问题提出自己的见解，以期有助于学术研究的深化。
一、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
何伟先生在《突破对斯大林的“两个凡是”》一文中，集中论述要突破将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将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模式作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观点。他指出要突破这样“两个凡是”，即“凡是‘科学社会主义’必须坚持”、“凡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必须捍卫。”“其实所坚持和捍卫的内容都是斯大林确立的理念与制度，所以这‘两个凡是’必须突破。”[2]曾昭禹先生则认为“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念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就是公有制、有计划发展经济和按劳分配”，“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所昭示的方向和原则是永存的”，“斯大林的社会主义模式必须坚持和发展，突破不得。”[3]两位先生都全面论证了自己的论点，内容涉及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是什么，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坚持还是背离了科学社会主义，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是否具有普遍意义，如何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历史贡献、局限和现实意义。争论焦点是怎样认识斯大林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模式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也就是其历史地位及其现实意义，其中关键环节是如何认识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理论和实践。下面主要围绕这一重大问题再谈管见。
第一，科学社会主义在发展中，人们对社会主义及其基本原则的认识有一个逐步深化过程，对这方面的是非得失应用历史的、实践的、发展的眼光来评判，不能死抠书本。上世纪80年代，邓小平多次指出：“什么叫社会主义，什么叫马克思主义？我们过去对这个问题的认识不是完全清醒的。”[4](P63)他还说：“我们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向是完全正确的，但什么叫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还在摸索之中。”[4](P227)这不只是针对我国说的，实际上概括了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中的一个通病。邓小平明确指出，苏联也没有搞清楚什么是社会主义。1985年8月，他指出：“社会主义究竟是个什么样子，苏联搞了很多年，也并没有完全搞清楚。可能列宁的思路比较好，搞了个新经济政策，但是后来苏联的模式僵化了。”[4](P139)既然如此，我们就不能断定马克思时代、斯大林时代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已经十分清楚了，只能坚持，不能突破，更不能用已有理论作为判断实践的标准。这不是要用今天的认识苛求前人，而是强调研究问题应遵循科学态度。马克思、恩格斯奠定了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基础，实现了社会主义由空想到科学的飞跃，有深远历史和现实意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性，尤其是他们没有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只能根据对资本主义的研究，对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提出一些设想。这些设想还需要接受实践检验和发展，不是为后人提出一成不变的现成方案，因此不能教条化、绝对化、毫不动摇。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的一贯思想。他们一直随着社会历史条件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发展不断反思和发展自己的理论，明确承认以前的认识有错误。何伟先生在论文中引证了很多这方面的材料，很能说明问题。这里不再引述。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等经典作家的确很强调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在未来社会中的重要性，有很多有分量的论述，在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中影响很大。问题是，这几条是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基本制度？曾先生大量引证有关文献，阐明这几条就是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或基本制度，突破不得。他的认识不一定正确。这里有很多问题值得研究，比如马克思恩格斯提出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思想的背景、含义、条件和目的是什么，斯大林建立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制度与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是否一致，是不是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能否突破，等等。我们先看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
第二，关于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思想，有必要指出如下几点。其一，在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处在什么层次？国内有学者将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划分为三个重要层次，一是方法论，主要是从事实出发研究社会主义；二是社会主义的价值目标，主要是《共产党宣言》和《资本论》提出的“自由人联合体”思想；三是社会主义的制度设计，主要是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5](P85)我认为还应有一个层次，就是实现社会主义的主要手段，如大力发展生产力，实行民主管理，建设精神文明等。这几个层次构成一个有机体系，其中最高层次、基本原则是第二点，即价值目标。社会主义的制度原则是为其价值目标服务的，是为了实现人民群众的发展自由和解放，它本身不是最终目的。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思想就体现了这种精神，他们论述过实现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条件和目标，反对盲目崇拜公有制和国家计划。对此何伟先生已做了分析。其二，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思想主要形成于自由资本主义时期，有历史局限性。当时资本主义经济是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自由市场经济，缺少宏观管理，在自发竞争中经常出现经济危机。为了克服资本主义剥削和经济危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社会实行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经济制度。马克思恩格斯晚年看到资本主义股份制发展的新趋向后，适时肯定了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活力。当然他们不可能形成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想。后来的事实表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经济和社会主义计划经济都不利于发展生产力，当今世界范围具有共同性的经济体制是有国家宏观调控的市场经济，突破了经典作家的设想。我们应以发展的眼光对待马克思主义。其三，关于未来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的实现形式，马克思恩格斯只是提出了一些原则，没有也不可能做详细论述。比如恩格斯在《社会主义从空想到科学的发展》中指出，国家占有生产资料后，就逐步消亡，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按照计划进行生产。马克思在《资本论》中曾提出在生产资料公有基础上实现“个人所有制”。上述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思想具有重要价值，但需要在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不断探索和发展，使之具体化、当代化，找到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和实现人民自由的适当形式。我们不能用本本框套实践，把他们的有关言论当作剪裁社会主义实践的唯一标准。曾先生至今还将“那三句老话”当成科学社会主义的精髓、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根本，至少不全面。
第三，从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看，列宁的新经济政策思想对马克思恩格斯的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理论有新的发展，但斯大林在理论上和制度上将这几个方面神圣化、教条化了，斯大林之后就僵化了。
十月革命胜利后，列宁坚持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把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作为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原则，这是战时共产主义集权式计划经济体制的思想依据。战时共产主义失败后，列宁认识到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不能照搬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必须创新政策和理论。新经济政策实行后，他对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理论虽没有根本突破，却有大胆创造。在所有制方面，在坚持公有制经济主体地位的前提下，实行租让制、租借制、代购代销制等非公有制形式，主张发展国家资本主义。在经济计划调节方面，提出把计划建立在利用市场基础上，计划是“尺度、准则、灯塔、路标”，[6](P378)市场是实现计划的途径和手段。在分配方面，反对平均分配，注重满足个人利益，国营企业要实行“商业核算”，“进行计算”，“经营有方”。[7](P240－243)列宁在最后的口授著作中指出：“我们对社会主义的整个看法根本改变了。”[8](P367)这说明列宁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有了新认识。
列宁逝世后，斯大林实行了几年新经济政策后，于1929年把它结束了，靠国家政权力量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全盘集体化，消灭了城乡非公有制经济和市场关系。1936年斯大林宣布建成了马克思所说的共产主义第一阶段的社会主义，依据是在苏联消灭了剥削阶级，实现了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观点。1939年苏共十八大前后他又急于宣布向共产主义过渡。直到1953年逝世，斯大林在社会主义理论上没有结合苏联的经验教训，把马克思、列宁的思想向前推进。他更明确地将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确定为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本质特征，影响了社会主义国家几十年。1952年他在《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中对社会主义经济制度有些新认识，但还是落后于实际。他的理论存在着把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严重倾向，有些思想比如“两个平行市场”思想、将计划等同于法律的思想，严重脱离实际。从制度实践看，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是高度集权，学界常称之为苏联社会主义模式、苏联模式或斯大林模式。这种模式的形成，除理论原因外，还有各种主客观条件。学界对其主要特征、成因及其成败，已基本形成了共识。何伟先生指出斯大林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制度实践的探索者，使社会主义从理论变成了现实，功不可没，但苏联模式是失败的。我认为，苏联模式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第一个实践模式，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产物，与苏联的国内外条件、严峻的备战任务有直接关系，有历史局限性。就与科学社会主义的关系来说，苏联模式坚持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原则，方向正确；实行两种公有制形式、严格的指令性计划、八级工资制、高速发展重工业等，是斯大林的创造，有得有失；实行过度集权的政治体制，搞个人集权制、党政合一制、干部任命制、终身制、特权制、人治等，则背离了社会主义的本质和原则。所以，不能把斯大林的理论和制度模式等同于科学社会主义。但斯大林将这种特定条件下的理论和制度神圣化、绝对化，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和根本原则固守并推广到其他国家，就产生了严重的消极后果。下文将分析这种模式的利弊得失，这里只是指出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的局限。他执政近30年，应该结合苏联的国情，继续探索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形式，发展科学社会主义的理论原则，但他在这方面没有大的建树，没有探索出落后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规律。因此，不能说“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念就是真正意义上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我与李伟、曾昭禹先生不同的观点。
综上所述，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和制度是需要在实践中探索的重大问题，马克思、列宁两代理论家都只是指明了发展方向，斯大林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但没有解决好社会主义制度的实现形式问题，不是像曾昭禹先生所说苏联模式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则和苏联实际相结合。经过几十年改革探索，中国共产党基于新的实践经验，对社会主义和市场经济、计划经济的关系，对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经济制度等基本理论问题都做出了新概括，还探索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实现形式。这在事实上已突破了斯大林模式，应对我们思考社会主义的基本制度有所启发。曾昭禹先生也意识到不能再把计划经济当作社会主义的基本经济制度，将其改为了“有计划发展经济”。总的看，他先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教条化，又论证斯大林坚持了马克思恩格斯的思想，就从概念到概念，不容别人质疑和突破斯大林模式的社会主义。这种观点和方法是陈旧的。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应结合社会历史条件和实践检验来评价。
二、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标准和方法
学界关于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评价，有些观点大不相同，很重要的原因是各人坚持的标准和方法不同。持充分肯定观点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斯大林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毛泽东曾高度评价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大批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而持基本否定态度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斯大林犯了严重错误，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有严重弊端，没有适时改革，埋下了苏联剧变的隐患。看问题的标准和方法不同，就难以形成共识，各说各的。这里有几个问题需进一步研讨。
第一，能不能以上个世纪毛泽东的观点作为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标准？李伟先生在两篇论文中高度评价了斯大林在理论和实践上的伟大功绩，称他是卓越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社会主义领导人，生前和死后的影响巨大无比。他坚持的标准主要是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在“九评”中对斯大林的评价，并明确指出：“对‘九评’的态度，是在当代判别革命与假革命、反革命的一块试金石。”[9]国内还有学者也持类似观点，他们大量引证《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再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和“九评”等文献对斯大林的评价，指出：“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历史地位和斯大林评价做出了科学而精辟的论断，这些论断至今看来仍然是指导我们科学评价斯大林的总纲。”[10](P7)这些同志认为，毛泽东对斯大林的功过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基本经验采取了实事求是的辩证态度，坚决抵住了反对斯大林的修正主义思潮，经受住了历史检验。我们今天也应像毛泽东那样，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持基本肯定态度，否则就会离开社会主义方向。我们应思考，毛泽东当年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评价是否真的科学？是否可成为我们今天争论问题的总纲？针对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上所做的“秘密报告”中以及后来批判斯大林在国际国内产生的消极影响，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巩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团结，回击敌人的攻击，总结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经验，在一系列重要文献中和其他场合对斯大林和苏联社会主义采取了“三七开”或者说基本肯定的态度，还系统概括了苏联社会主义的五条具有普遍意义的基本经验。在中苏论战中，毛泽东还尖锐批判赫鲁晓夫“全面否定斯大林”，把赫鲁晓夫对斯大林模式的有限改革看作是背离马克思列宁主义，复辟资本主义。我认为，毛泽东对斯大林和苏联模式的看法，对于维护斯大林的形象和社会主义运动的团结有一定积极意义。但由于社会主义运动的历史不长，我们党社会主义建设的理论和经验还很不成熟，他这方面的认识有明显的历史局限性，与苏联的实际有较大差距；他的马克思主义观、社会主义观还停留在二战前后斯大林理论的水平，没有随着时代和实践的发展而发展。他有把苏联经验普遍化的明显思想倾向，而没有深刻认识到苏联模式的严重弊病。所以，他虽然提出我们要把马克思主义、苏联经验与中国实际相结合，走符合自己国情的现代化道路，但由于在基本理论上没有突破斯大林的框架，加上对我国国情认识不清，他的探索在总体上就没有也不可能摆脱苏联的纯公有制和计划经济模式。他自己也说，我们与苏联的原则一致，方法不同。由于这个原因，在中苏论战后毛泽东把赫鲁晓夫的改革当作资本主义来批判，过分强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以阶级斗争为纲，反修防修，批判“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发动“文化大革命”。由此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尝试偏离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走向歧途，重犯了斯大林的错误。对苏联模式和苏联经验的认识不科学，是毛泽东晚年犯严重“左”的错误，造成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遭受挫折的重要原因。[4](P291)现在看来，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和进行的局部改革尽管有严重问题和教训，但不能把他的看法和做法当作修正主义甚至资本主义，更不能说是反革命。毛泽东维护社会主义制度和苏联的历史贡献的出发点是好的，但他的有关理论认识是不正确的。改革开放以来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大大创新了，一些同志的观点还停留在几十年以前，思想不解放，实在不应该。
第二，如何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功绩和错误？这主要是说如何从实践上的得失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持基本肯定态度的学者的主要依据，是斯大林领导了社会主义工业化、农业集体化，发展了苏联经济和文化，赢得了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巩固了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李伟先生列举了斯大林三个具有世界性、世纪性的伟大成就，证明其影响巨大、深远。而一些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持批判甚至否定态度的学者，则主要强调斯大林在工业化、农业集体化、肃反扩大化和对外关系等方面付出的沉重代价或所犯错误，还强调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高度集权的严重弊病及其危害，有的学者甚至提出应彻底否定斯大林模式。我认为争论双方的依据和方法都有片面性，应全面客观地评价这个问题。从总体上说，斯大林是一个成就与错误交织在一起的复杂历史人物，斯大林模式既有优势又有严重弊端，斯大林时期苏联的成就和问题是由多方面的主客观因素相互作用、交叉综合的结果，对此应进行综合性、剥离式的具体深入的研究。迄今学界在这方面做得还不够。其一，斯大林在领导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等方面有巨大成就，也有严重错误。这是大家都承认的事实。研究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时，应同时考虑这两个方面，深刻分析取得成就和犯错误的大小、性质、原因、条件、影响和经验教训等。不能抓住一点、不顾其余，也不能以一方面掩盖另一方面。如果这样看问题，何伟先生的观点是有说服力的。其二，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取得重大成就的原因是多方面的，有计划经济体制可以集中全国力量办大事的优势，有以斯大林为首的党中央的坚强领导，有苏联人民的爱国热情和牺牲精神，还有世界人民的大力援助等。不能把这些成就仅仅归结为斯大林个人或者计划经济模式的功劳。那时斯大林所犯的严重错误，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的严重弊病等，被严峻的战争环境、保家卫国的头等任务和人民的献身精神掩盖了，矛盾还不突出，人民还能接受。即使在当时也不能说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就至善至美，值得别国崇拜、照搬。当然，也不能因为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有问题，就彻底否定。其三，在研究问题的方法上，很有必要做一些剥离式、区分式的研究。比如，区分斯大林的功劳与错误，区分斯大林的功劳与苏联共产党、苏联人民的作用，区分斯大林模式的特征与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和基本原则，区分进行战争的需要与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等。在我国拨乱反正时期，邓小平等中共领导人以对历史高度负责的精神和高超的领导艺术，正确总结历史经验，科学区分毛泽东思想与毛泽东个人的思想；在此基础上继续坚持和发展毛泽东思想，纠正毛泽东的错误，既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又通过改革开放走出了社会主义新路。在苏联，斯大林之后的苏共领导人在这方面做得却很糟糕，对前任领导人要么盲目崇拜，要么简单否定，思想缺乏辩证法，其危害和教训很深。
第三，如何在评价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问题上坚持历史标准和现实标准的统一？这是很重要的研究方法。其一，坚持历史主义标准，应当承认二战前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战略和制度模式有必然性和合理性，其功大于过。在当时条件下，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还不成熟，苏联的主要任务是倾全国全民之力维护国家安全，需要建立高度集中的公有制和计划经济体制，突出发展重工业。苏联以农业社会为基础的悠久的集权传统，为这种集中模式提供了有利政治文化土壤。世界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危机的严重破坏，反衬出苏联计划经济模式的优越。加上苏联经济结构简单等原因，计划经济发挥出了优越性，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当时的选择是由各种主客观条件决定的，不是偶然的，不是哪个人主观意志的产物。我们思考这一时期的斯大林问题，应设身处地，不能用今天的标准评判历史。不能因后来苏联剧变了，我国实行市场经济了，就对斯大林的计划经济理论和实践统统否定。自然，我们不否定这一阶段的错误和代价。其二，以发展眼光看，从二战结束到斯大林逝世，斯大林不适时改革，还坚持战争年代形成的理论和集权模式，并要求他国照搬，对世界社会主义发展产生了重大消极影响。战后苏联国内外的条件和人民的强烈愿望都迫切需要改革战争时期的集权体制，并且苏联政府副总理等领导人已开始对工农业管理体制实行改革。波兰、捷克、南斯拉夫等东欧国家的共产党也认识到，要走适合本国国情的人民民主的建设道路，不能照搬苏联模式。可是斯大林却压制改革，把战争年代的经验理论化、绝对化，作为社会主义的唯一模式、普遍经验和本质规定，不准本国改革；也不允许东欧国家探索自己的道路和模式，并将它们的探索作为复辟资本主义来打压。这就严重妨碍了世界社会主义的发展和创新。其三，从当今的历史条件和改革开放的经验看，斯大林的理论和制度模式远不能适应现实需要，应大胆突破。自中国实行改革开放以来，时代大势和世界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尤其是经济全球化和科技革命飞速发展，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和制度模式提出了新要求。苏联剧变的原因和教训众多，但与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模式的僵化陈旧有直接关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取得伟大成就，主要是因为在改革开放中理论和体制有了重大创新，突破了斯大林模式。今天我们对公有制、计划经济和按劳分配等主要理论及其实现形式都有了新的认识和经验，已创造出崭新的社会主义模式。说改革开放是中国的第三次革命，其意义就在这里。这才是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真正站在当今时代的高度看问题。李伟先生说“斯大林的实践和理论是当代社会主义运动的活水源头”，曾昭禹先生说斯大林模式“突破不得”，“必须站在时代与时代主题的历史高度认识斯大林及其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其实他们的思想还停留在斯大林时代。
三、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影响及其教训
第一，如何看待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对当代世界社会主义，特别是对苏联和中国的重大影响？这种影响说明什么？斯大林的理论和制度模式长期影响当代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影响更大。二战后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欧亚十几个国家曾长期学习甚至照搬苏联模式。在苏联，斯大林模式一直影响到苏东剧变前，很难改革。我国社会主义改造有本国特色，但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基本框架是在苏联共产党和苏联专家指导下按斯大林模式建立的，改革开放前我们一直坚持斯大林的社会主义理论。1956年后毛泽东反对照搬苏联做法，提出以苏为鉴，走自己的建设道路，但最终没有超越苏联模式，还犯了严重错误。李伟先生说，“斯大林模式”是别有用心的人杜撰的，还说我国从没有照搬斯大林模式。这不符合事实。1988年邓小平明确指出说：“我们过去照搬苏联搞社会主义的模式，带来很多问题。我们很早就发现了，但没有解决好。我们现在要解决好这个问题，我们要建设的是具有中国自己特色的社会主义。”[4](P261)我国改革开放就是要革除苏联模式的弊病，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加快实现现代化。改革开放30多年取得了伟大成就，但还没有完全改掉这些弊病，尤其是在政治领域。何伟先生对苏联模式的经济制度的分析，对现在我国依然存在的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国有企业问题、三农问题等问题的分析，就说明这个问题。他还形象地用“私人抓住活人”说明斯大林模式对我国影响之深，强调要突破“两个凡是”，深化改革。需要讨论的是，产生以上情况的原因是什么，是否可以都归结为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影响，要由斯大林负责？或者说，因此就要彻底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我以为，问题不这么简单，这里有很多原因、教训值得研究。我们应从世界历史、各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实、社会主义运动史的大背景下来认识这类问题。这主要是由社会历史条件决定的，是世界社会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还不成熟的表现。就连斯大林犯错误，也不是他个人的品质问题。何伟先生在对斯大林的评价中对此做了精辟解释。对这方面的有关复杂问题，应进行全方位的系统研究，总结经验教训，不能简单否定了斯大林就完事了。斯大林已去世半个多世纪了，斯大林时期的理论和体制影响还存在，这就绝不仅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还有深刻的社会历史原因和后人的责任，简单地全面否定斯大林也无助于问题的解决。另一方面，李伟、曾昭禹等先生至今还认为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白璧无瑕，指明了社会主义的通途，“斯大林社会主义模式所昭示的方向和原则是永存的”，这种简单肯定的态度也是错误的。前面我们已经做了分析。
第二，既然我们不能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简单肯定或否定，那么应该肯定什么，否定什么，达到什么目的？简明说，应该肯定、继承和发展斯大林为建立社会主义制度所做出的努力和成就，否定、改革他在特定时期建设社会主义的错误方法和有严重弊病的体制，将有关问题分层次、剥离对待。其一，斯大林模式是社会主义发展的一个阶段、一种形式，在历史上起了进步作用。否定其社会主义性质，不符合历史事实，在理论上也说不通。因此对斯大林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在经济上坚持公有制，在政治上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和无产阶级专政等基本原则，我们应肯定和坚持。其二，对斯大林模式在特定条件下所采取的集权体制和做法，如指令性计划经济体制、片面发展重工业、以强制手段实行全盘集体化等，应结合当时情况具体分析。其三，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一些严重错误，如肃反扩大化、集权制、任命制、特权制、终身制、对外大党大国主义等，则应坚决否定、纠正。也可以说，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层面上，要肯定斯大林模式的进步性；在具体体制层面上，应主要否定其弊病，汲取教训，创新社会主义体制模式。实践证明，随着历史条件的变化，苏联模式的弊病和危害越来越严重。朱佩明、陈祥生先生的论文对此做了较好的论证。对斯大林个人也不能简单肯定或否定。斯大林是世界历史上实践马克思主义理论，探索社会主义道路和建设模式的开创者，其成就和错误都是后人的宝贵财富。在这方面，我认为何伟先生的结论基本正确，但需要补充和深入分析。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采取辩证的态度，既尊重历史事实，又要有今天的新认识，目的是为了借鉴其经验教训，真正将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与时代特征和各国实际相结合，建设富有时代特征、各国特色并充满生机活力的社会主义。
第三，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否定斯大林与苏联剧变有什么关系？学者们公认苏联剧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但对其根本原因的认识有两种对立观点。一种观点着重从制度上看问题，强调斯大林模式长期僵化无力是根本原因。有学者指出：“苏联发生剧变的根本原因必须从制度、体制中去寻觅，这才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分析问题的方法。”“不扬弃斯大林模式是致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11]我原则上同意这种观点。另一种观点着重从指导思想上看问题，强调否定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是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李伟先生斩钉截铁地指出：“否定斯大林是苏联亡国的根本原因”。[9]还有学者指出：“苏联演变的根本原因是以戈尔巴乔夫为首的苏共领导集团背弃了十月革命道路，背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推行一条修正主义路线——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路线。”[12]这类学者很看重所谓的“非斯大林化”在苏联剧变中的作用。他们以毛泽东当年对斯大林、苏联经验的评价和对赫鲁晓夫反对斯大林的批判为根据，以阶级斗争的思维方法，大批赫鲁晓夫尤其是戈尔巴乔夫的“非斯大林化”，以为正是“非斯大林化”导致从根本上全面否定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最后造成了苏联亡党亡国。他们还认为，对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的态度就是识别马克思主义与修正主义、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标准。我以为，他们的观点有一定道理，但总体上不可取。批判、否定斯大林这种现象的确存在，并损害苏联社会主义的形象，但不是造成苏联剧变的根本原因。这里也有一些深层次问题值得搞清楚。其一，上面已说，毛泽东对斯大林、苏联模式和赫鲁晓夫改革等问题的一些认识是他晚年犯错误的重要原因之一，今天我们不能再坚持这种观点。不能将斯大林当作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的化身，他的理论和实践中的一些东西确实需要否定。其二，不能将赫鲁晓夫与戈尔巴乔夫的“非斯大林化”相提并论。赫鲁晓夫大批斯大林，在事实上和方法上确有不当甚至错误，但他没有全面彻底否定斯大林。他把斯大林的错误归罪为个人品质问题，却没有指出复杂的社会历史原因，没有强调从制度上和体制上寻找错误的原因及其教训。因此，他虽大批斯大林，但在理论和体制上并没有突破斯大林模式，他的社会主义思想观点尤其是“三和两全”的观点总体上是“左”而不是右。他执政后期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与斯大林的“左”的思想是一致的。因此，他的改革是蹩脚的，问题很多。但至少应承认赫鲁晓夫是社会主义历史上不成功的或者说有错误的改革家，而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复辟资本主义的叛徒。他执政时期比斯大林时期进步了，思想和体制有所改革和松动。其三，说戈尔巴乔夫彻底否定了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最后导致了苏联共产党垮台、社会制度转向和民族国家解体，危害很大，有道理。但这是不是其根本原因？如果是，那就会得出结论，苏联继续坚持斯大林理论和斯大林模式就会有好的出路，不会发生剧变。而戈尔巴乔夫恰恰是在改革长期僵化乏力的苏联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模式改不动、收效甚微的情况下，转而实行西方式的制度、放弃社会主义模式的。这说明什么问题？恐怕还是体制的因素重要。他的改革转向带来的代价过于沉重，不能说是好的选择，是苏联剧变的直接原因，但不能说是根本原因。根本原因是苏联落后过时的思想和体制。这是改革的严重障碍，使社会主义失去了生机活力，失掉了党心民心，以至于戈尔巴乔夫决定解散共产党时没有党员和人民出来阻止。一些学者深刻指出，苏联剧变是由于长期的“左”，导致最后的右，共同葬送了社会主义。当然，这不是说斯大林应该对苏联剧变负全部责任，这里有很多直接、间接的原因，学界已进行了研究。但至少可以说，不能向李伟等先生那样，把苏联剧变这么复杂的大问题简单归罪于否定斯大林，至今还看不到斯大林的历史局限性。试想，如果斯大林真的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斯大林模式真的很优越，别人想否定就能否定得动吗？
第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应如何汲取斯大林模式和苏联剧变的教训？研究斯大林和斯大林模式，是为了更好地汲取其历史教益，搞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避免重蹈其覆辙。由于对斯大林、苏联模式和苏联剧变原因的认识不同，在这方面有两种对立的观点。一种是李伟等先生强调四项基本原则，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另一种是何伟等先生强调进一步突破斯大林模式的束缚，深化改革开放。我认为，这两种看法各有道理，但不能走极端，应将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有机结合起来，坚持和落实科学发展观，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既有正确方向又充满生机活力。其一，在社会主义基本制度层面，坚持和发展斯大林模式所体现和坚持社会主义原则的内容；在具体体制层面，大胆纠正和突破其错误做法。应承认苏联模式对苏联社会发展、世界社会主义运动、人类和平和进步起了一定推动作用。因为它有严重弊病，就完全否定苏联的社会主义性质，不符合历史事实，也为理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来龙去脉、社会性质和创新意义等带来大的难题。但对斯大林建立的计划经济模式的很多做法，必须否定。其二，从当代中国的前进方向看，应坚定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旗帜，继续走中国自己的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立足当今中国国情又有鲜明时代特征的当代社会主义，开辟了新道路，形成了新理论。如今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理论达到了新的科学水平，已形成了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基本理论、路线和体制模式，大大超越和突破了苏联模式。这是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一次飞跃。中国改革开放的方向和道路完全正确，成就和功绩不容否定。所以，今天要真正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就要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纲领，坚定落实科学发展观，决不能大肆赞美苏联模式永存。其三，就眼前来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确实在某些方面尤其是政治体制方面还受苏联模式影响，面临着深化改革的艰巨任务和严峻考验，任重道远。我们要有忧患意识，居安思危，决不能沾沾自喜，更不能故步自封。对于“突破”要适当估计，看哪些突破了，哪些还需继续改革。我国还面临很多复杂难题，真正实现科学发展、和谐发展的目标还很艰巨。在前进道路上，有传统思想、习惯势力和利益关系的干扰，还有民主社会主义、自由主义、虚无主义等思想影响。我们应有针对性地研究这些问题，为国家改革、发展和稳定大业献计献策。
收稿日期：2011－04－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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