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经济的结构性危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结构性论文,香港论文,危机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香港经济增长结构改变
1984年以来，香港经济在大陆因素的刺激下，以较高的增长率基本完成了从发展中经济向发达经济的转变。伴随这一转变过程的，是香港经济结构的巨大变化。从香港经济结构的变化，可以看出香港经济增长的动力所在。
1985年的香港经济，工业占有比较重要的地位。其中制造业在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为21.9%，建造业5.0%，整个工业接近30%。1987年后，伴随中国对外开放加速，香港对珠江三角洲进行大规模的制造业投资，将劳动密集型制造业大量转移至邻近地区，制造业在香港国内生产总值中的比重开始快速下降，1996年制造业比重下降到7.2%。实际上，在通货膨胀率高涨的条件下，从1990年起香港制造业出现绝对数量下降，1996年香港的制造业绝对增加值仅为800亿港元，只相当于1987年的水平，更加证明了制造业的萎缩。在短短10年时间内，制造业的比重下降了2/3，香港经济的结构转型不可谓不快。
制造业比重的下降并不意味着香港控制的制造业资源下降。相反，随着产业向珠江三角洲等地扩散，香港控制的制造业资源是扩大了的。随着制造业的规模扩大，成本不断上升的香港与成本低廉的珠江三角洲结合起来，香港发展成为服务业为主的地区，服务业成为香港经济的主流。
服务业中，一类是批发、零售、进出口、饮食及酒店业，其中主要是进出口贸易业；一类是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其中主要是金融和地产业。前者很大程度上为转移和扩大到珠江三角洲的制造业提供服务，香港控制的制造业的规模扩大给这部分服务业带来了较大的成长空间。它们在1985年占香港GDP的比重为21.8%，1991年上升为25.8%。但是，1993年以后，该行业的发展进入了缓慢增长阶段，从1993年的27%逐步下降，1996年进一步下降到25.4%。这与香港制造业在珠江三角洲的扩张进入饱和状态并放缓的过程是一致的。
此外，与制造业紧密相关的运输和仓储业获得了大发展。随着珠江三角洲成为全世界最大的劳动密集产品生产基地，香港通过转口贸易的发展成为国际贸易中心，带动了香港运输和仓储业的迅速发展。但运输和仓储业的发展也伴随制造业1993年的饱和而出现增长减缓的势头。因此，“运输、仓储及通讯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从1985年的8.1%上升到1992年的9.7%后下降，之后随着香港政府放松对通讯业的管制，该行业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再次上升，但主要因素来自通讯行业的大发展。
因此，在GDP增长中，起最重要作用的是金融、保险、地产及商用服务业的发展。1985年，该行业的比重只有16.3%，1994年上升到26.8%，成为香港经济最主要的推动力量。然而，金融和地产等服务业的发展具有强烈的泡沫经济特征，与总体（包括周边地区）经济环境的变化密切相关。1995年香港经济进入调整期，其在GDP中的比重也一反原来的上升趋势，大幅度降低。在这种情况下，带有政府公共支出性质的“社会、社区及个人服务业”经过了长时间的下降后，对经济的贡献从1995年起明显增加，迅速恢复到10年前的水平。这预示今后香港公共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会只增不减。
二.经济增长结构改变的意义
香港经济动力的转变，对香港经济的发展趋势有不同意义。
第一，外贸度过黄金期。80年代中后期转口贸易迅速成为香港出口的主要动力。
1985年，香港本地出口贸易高于转口。而仅仅3年以后，转口出口就超过了本地出口。1990年以后，香港本地出口基本处于停滞状态，1996年本地出口甚至滑落到了1988年的水平。
转口出口的增长不但完全弥补了本地出口的下降，其创造的附加价值和给香港带来的利益也远远超过原来单纯的本地出口，实质上是在大陆创造的剩余价值在香港实现了。转口出口在1990～1992年以30%的年均速度增长。1993年以后，增长速度不断放慢，1993～1995年的增长率只保持在15～19%的水平。转口贸易最重要的转折发生在1996年，当年的增长率比1995年暴跌12个百分点，只有5.4%，导致当年香港整体贸易的增长率只有2.9%，创下20年来的最低纪录。1996年转口贸易的低潮，可以部分归咎于当年中国内地的出口增长速度放慢至1.64%的超低水平。但是，1997年中国内地出口大增20.8%，香港转口贸易却持续保持低增长水平，足以反映香港在贸易方面的相对衰落。
第二，与内地贸易和外发加工增长放慢。香港的转口出口80%以上都与中国大陆有关。从目的地看，1985年有43.6%的转口以中国为目的地，反映出早期香港作为中国大陆的采购中心的地位。后来，由于内地与香港两地制造业结合，导致内地货物通过香港的转出口大增，使香港转口目的地偏向于美国、日本等市场，以内地为目的地的转口比例维持在30%左右的水平，1995年为34.1%。从转口来源地看，1985年来自中国内地的转出口比重为32.8%，1990年上升到58.1%后，大致稳定在这一比例，1995年为56.6%，1997年为58.1%。两者都反映出香港制造业在珠江三角洲等地的加工能力很强。
与香港总体转口贸易一致，香港与中国内地贸易的增长率也从早期的30%左右跌到1993年以后的10～20%的水平，表明香港来自中国的转口进入平稳增长阶段。尤其是1994年和1995年，中国大陆因外贸体制改革导致出口大增，香港从中国的转口增长相应低于大陆的出口增长率，更表明香港近年来未能从中国出口贸易增长中获得过去那么多的利益，它作为中国本地出口贸易转口港的地位已经严重动摇。1996～1997年香港与内地之间转口贸易增长率的大幅度下降应该只是一个开端。中国不再需要香港转口出口应该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趋势。
香港的制造业和进出口服务业很大部分通过外发加工与大陆发生联系，外发加工成为内地与香港贸易最主要的组成部分，也是香港制造业和进出口业的主要利润来源。但90年代中期以来，香港对内地的外发加工同样放慢速度。并从1993年起呈绝对下降趋势；其次，输往内地的转口货品从1996年起增长速度大跌，1997年也未能恢复，前三季度大约只有5%的增长；最后，由内地出口到香港的货物呈现增长放慢的现象。因此，香港对中国内地的外发加工可能也到了平稳增长阶段。
三.香港经济结构的弱点
1993年以后，香港经济的主要增长点是金融业和地产业。地产发展计划和租赁的毛利和盈余之高远远超过其他行业。
1985～1995年的10年中，地产发展计划的增加值、毛利和盈余总额都以非常高的速度增加。地产发展计划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从1985年的5.4%上升到1994年的9.6%，增长速度快到了不正常的地步。而其中所得的利润大部分归于负责地产发展计划的大型地产公司手中。
地产发展获得暴利是与地产垄断分不开的。一是政府垄断土地供应；二是大地产商凭借雄厚的实力，从政府手中取得土地，再以寡头垄断的形式发售，并通过各种市场手段引导价格上升，借此为自己获得暴利。结果导致香港的楼宇价格急速上升到全世界最贵的地步。
房地产居高不下，也表现在商业写字楼方面，以致香港成为全球商业成本最贵的城市之一，大大抵消了香港在税务、海关、管制等方面的优惠环境，严重影响香港经济的总体竞争力。
因此，单从经济规律看，经过多年的暴利之后，香港房地产的过度发展早已超出经济的承受范围，成为一个越来越大的泡沫，即使政府不调整，市场也会主动加以调整。这次由于受金融风暴影响，香港地产价格在半年内狂跌到1995年的水平。
此外，政府为了整体经济的竞争力，也不断地影响房地产市场。1995年政府收紧按揭，效果十分明显。特区政府成立以后，获得了土地供应的主动权，一改过去15年港府严格限制土地供应的做法，大量推出土地，提出每年建立八万五千个住宅单位的长远目标，完全改变了人们对未来房地产供求市场的预期。不过，这次调整的负作用则是房地产业对国内生产总值的贡献在短期内会继续下降，香港经济必须寻找新的增长点。
90年代以来，香港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迅速凸现。这里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全球经济一体化和国际金融管制放松，国际金融资本看好亚洲，大举进入东亚地区。香港以其完备的法律、低廉的税率、极少的管制，成为国际金融资本青睐的投资地。
二是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需要。在香港作为转口贸易港地位下降的同时，其作为中国离岸金融中心的地位大大突出。1992年以后，中国概念股、H股、红筹股等一阵阵狂袭香港金融市场。
三是香港本身亦放松管制，推出越来越多的衍生金融工具，令香港金融市场的运作速度越来越快，越来越令人眼花缭乱。因此90年代以来，香港在地产投机之外，又多了一个金融投机，并在两者之间形成一个恶性互动，推动楼市和股市飞速上升到泡沫的水平。
金融业的大发展，使香港经济金融化、泡沫化的速度非常快。香港上市公司的总市值，1987年只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的109%，1990年只有112%，到1993年居然上升到332%，意味着这里的金融资产是实质经济的三倍。即使经过股市调整后，到1996年这个比率依然高达290%，到1997年8月份又远远超过300%的比例，其程度已登峰造极。可以说香港经济已基本虚拟化了。
四.经济结构失衡打击内需
楼价高涨，金融资产膨胀，泡沫经济当道，实质经济受到压抑，这样发展的后果势必打击收入分配，使香港的收入呈现出强烈的两极分配的特点，从而严重打击内需。这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
1.国内收入过多地向房地产、金融业务倾斜，居民所得的比重减少。在1985～94年10年中，香港的实质人均国内生产总值上升了65%，但工资增长只有18%。香港居民并没有充分享受到经济高速增长的好处，尤其是可支配的收入增长速度放慢，生活质量提高缓慢。
2.对工薪阶层来说，在各行业的工资收入中呈现出强烈的分化现象，金融、地产、通讯运输等行业的实质工资增长速度，远远超过制造业、批发零售等传统行业。
3.香港经济结构急速转型，对就业结构提出巨大挑战。80年代中期，香港的就业集中在制造业，然而，随着制造业淡出香港，其吸收的就业人口也出现下降。1996年其吸收的就业人口占16%。由于这一时期香港服务业发展迅速，创造了大量的就业机会，香港总的就业情况大致良好。但是，由于制造业解雇工人与其在国内生产总值中所占比例的下降相比有一定的时间滞后，随着制造业的进一步衰落，相信从制造业中释放出来的就业人口压力会越来越大。又由于香港国内生产总值中增长最快的金融、地产业在很大程度上属于资金密集产业，其吸收就业的能力与其占国内生产总值的比重不相称，制造业中释放出来的人口很快将面临严重的失业问题。而这些人识字率极低，许多属于文盲之列。长远来说，会成为香港社会的沉重负担。而其它比较本地化的服务业还停留在低效率、低水平的层次，在社会内部成本上升、内部需求不足的打击下，不是随着制造业转移至大陆，就是趋于萎缩，或者靠压低工资来勉强维持。因此从长远看，香港的就业问题会比较突出。
综上所述，过去10多年来香港的经济发展经过几个阶段，首先是制造业转移阶段，大致在1993年左右到达顶峰；其后，投资珠江三角洲的巨额盈利和政府的政策失误刺激了香港内部地产的高速发展，这个阶段大致在1994年到达顶峰；在国际形势配合下，香港的金融业突飞猛进，历经1992～1993年，1996～1997年的两次高峰之后，也进入了调整期。
因此，目前为止香港经济基本失去了进一步增长的动力。香港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再吃老底，包括政府增加基建开支、扩大福利支出等，但总的说来缺乏新的增长点。而且，在这个失去动力的过程中，香港与内地的经济整合也出现逆转的趋势。1995年，随着中国经济进入低谷和港府压抑房价政策的推行，香港的内需急剧下降，年底失业率大幅度上升，消费需求出现负增长，出现近10年来香港最严重的经济危机。这种调整，经过1997年的经济高峰后，在1997年底马上又因金融危机而再次恶化。
由于香港在广东的制造业受到国内外竞争的压力，房地产依然居高不下，经济内部的结构性困难无法在短期内由市场的供求调节来缓解。除非有巨大的外来因素冲击，否则的话，香港经济的结构转型似乎只会依照目前的趋势进一步空心化，两极分化严重，经济增长失去稳定的支持力量。
五.香港经济前途的探讨
香港经济的结构性危机已经存在多年。多年来，这种结构危机一直被周边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机会所掩盖。随着东南亚爆发出金融危机，中国内地经济增长速度的放慢，香港经济终于爆发压抑已久的结构危机，促使人们不得不多种角度考虑香港的经济前途。
第一，从高科技产业发展看，现在香港面临一个难得的机遇。
多年来，虽然香港在地理、气候、交通、资金、管理、信息等方面条件颇好，但可以说香港不存在高科技产业发展的条件，因为香港一无人才，二无市场营销渠道。最关键的是，在传统的投机心理下，在疯狂的楼市和股市面前，风险较大的高科技产业根本不可能有所突破。金融危机爆发以后，香港大型上市公司纷纷评估发展高科技产业的潜力，终于给香港的高科技产业带来了真正的发展机会。特区政府大规模提出土地供应和建屋目标，使房地产价格持续上升的势头得以逆转。在此情况下，香港的资金势必要寻找新的出路，投资其他领域。目前为止，华人资本投资去向最好的还是两个方向：本港，或者投资中国大陆。投资本港的话，很可能大批的资金会进入高科技产业，因为本港没有更多的产业和基础设施可以容纳大公司的大笔资金。
香港发展高科技产业，很有必要学习台湾企业赌博式进入半导体产业的作法，大力投入方兴未艾的电脑和电信上游产品——高度资金和技术密集的集成电路产业的生产和设计。从市场条件看，华南地区近几年飞速发展的电脑周边产品生产企业，大陆飞速发展的电脑市场（在亚洲仅次于日本）和电信市场（全球第二），加上香港本身的需求，足够给香港（或者与深圳结合）的集成电路工厂提供进口替代需求。
从资金上看，在特区政府的帮助下，以香港大公司足够的启动资金，应该可以迈出关键的第一步，将高科技产业的工厂建立起来。高科技产业的发展需要一个风险融资体系，香港完全有这个条件。现在香港唯一缺乏的是发展高科技产业的人才。目前两岸三地在美国有数万高科技产业人才，以香港目前的工资水平，加上特有的风险融资体系（如提供股份给高技术人才），在筹建了生产基地之后，完全有条件将海外人才吸引过来。
高科技产业有明显的集中和集聚效应，一旦香港的数家大型上市公司（特别是实力雄厚的地产公司）成功发展出自己的集成电路及其他高科技产业，香港可能很快就会成为全球华人高科技专家的集聚地，不光对提升香港的实质产业有根本作用，对香港的金融市场也有益，香港完全可以在美国本土之外，开辟一个新的风险投资市场。
第二，香港传统制造业的提升，要取决于与珠江三角洲的合作，走技能密集、质量密集和品牌密集的道路。
目前香港的制造业面临一个十分严峻的局面。香港的传统制造业要维持和发展下去，必须增加其附加值。即应该改变香港制造业以OEM加工为主的结构，在国际市场上自创名牌。
传统劳动密集产品包含低档部分和中高档部分。香港产品在低档部分的统治地位基本已经确立。香港需要使产品从单纯的劳动密集提高到品牌密集、质量密集、技能密集的水准，如三十年前进入生产环节那样，再花大力气进入设计和零售环节，为香港传统的制造业开辟出一个新天地，使香港成为意大利那样的高档劳动密集产品生产地。
以今天特区政府重视的制造业发展来说，主流的观点还是继续走降低成本的路线。香港制造业的提升，实际上就是原来散布在珠江三角洲的劳动密集产业提高附加价值的过程。要顺利完成这个转变，香港必须将制造生产的前后工序加以扩充，将设计、信誉和经验物化到劳动密集产品中去，使香港的工业服务业走出一个新的天地来。
第三，向北扩散，打破人多地少的怪圈，彻底缓解房地产压力。
从长远看，提高香港的竞争力，必须彻底缓解香港的住房压力。香港住房的压力从根本上说是受地理条件的制约。作为国际性的大都市，香港的城市面积实在太小了。香港制造业北移和整体经济转向服务业，只是部分减缓了土地压力，并未能扭转土地承载能力不足和继续恶化的趋势。香港经济和社会只能在这片有限的土地上密集发展，结果经济成本、社会成本和环保成本越来越高，削弱了香港作为世界性大都会在服务业方面的竞争力。
实际上，今天深圳的生活水平与香港相当接近，但房地产的价格只有香港的一到两成。如果简化通关手续，大量在新界居住的居民就可以到深圳置业，在香港上班，将深圳发展成为香港的郊区。既可以缓解香港房地产的压力，又可以加快深圳的发展，对香港的长远发展十分有利。
第四，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不能光立足大中华概念，必须面向东南亚。
90年代以后，香港在东南亚的枢纽地位已明显不如过去。这与香港经济的转型有关。1987年以后，随着香港投资往大陆集中，与东南亚的联系日渐减少。同时，由于香港内部成本上升等因素，东南亚资本更多地倾向于向新加坡集中。另一方面，近年来香港金融业的发展，很大程度上是在炒卖中国题材。香港能够成功炒卖中国题材的一个重要因素，是中国内地的资本帐户没有开放，内地的大量融资活动（包括一些非法的交易）必须通过香港进行，更有许多内地资金进入香港金融市场运作。但是，中国的资本帐户迟早会对外开放的。因此，如果香港金融业忽视了继续开拓东南亚市场，一旦失去在大陆的特殊地位，将会非常被动。
所以，如果香港金融业的发展继续依靠大陆，香港很快会由东亚地区的国际都会沦落为大陆对外开放的中介，对大陆的依赖进一步加强。而随着大陆的进一步开放，香港对大陆的作用降低，尤其是如果两岸实现三通，这种作用的减少会更加明显。一旦大陆内地资本市场开放，则可能意味着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的终结。因此，现阶段香港金融业必须未雨绸缪，立足大中华，拓展东南亚，放眼全世界，才能保证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
第五，香港的移民政策需要调整，增加吸引人才的力度。
香港要发展新产业，面临突出的人才资源制约因素。从香港目前的教育水平看，前景不容乐观。客观地说，香港本地的大学毕业生素质并不高。希望本港大专院校提供新产业发展所需要的人才，也不现实。比较现实的做法，是从移民方面入手。为了吸收人才，香港应该适当放宽对技术移民的限制，鼓励海外华人、特别是受过高等教育和有经营能力的华人向香港集中。值得注意的是，在技术移民这个问题上，注意吸收内地人才固然重要，但放眼世界更关键。大陆的人力资源虽然便宜，但与产业化、商业化标准距离太远，不经过专门的培训，短期内无法利用。如果香港能够成功吸引到数万乃至十几万高素质的人才进入，21世纪就有保证了。
标签：香港经济论文; 经济论文; 国内宏观论文; 国内生产总值论文; 中国制造业论文; 金融论文; 宏观经济论文; 经济学论文; 房地产业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