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派系论文,党内论文,国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内容提要]国民党是派系众多的联合体，派系政治是国民党政权的一个重要特色。各派系对权力的渴望和权力分配的无序，必然导致派系之间的斗争。与国民党政权相始终的派系斗争，弱化了南京政府的统治功能，使国民党的统治力量和统治基础受到严重削弱；连绵不断的内部纷争，招致外入侵，民族蒙辱；激烈的派系斗争，使国民党在危机之中，失去自我挽救的机会，最终导 致其政治衰败和王朝倾覆。
国民党是一个内部派系林立的政治集团。从宁汉合流到桂系逼蒋第三次下野，在国民党22年的统治期间，派系斗争时刻伴随着国民党的政治运作过程。其斗争之激烈，持续之久远，派系之庞杂，影响之广泛，在中外政治史上十分罕见。
一
国民党内各种势力对权力的渴望和蒋介石翦除异己实行个人独裁，是引发派系斗争的根本原因。
南京政府建立后，权柄虽操纵在蒋介石手中，但这个政权是多种派系的大杂烩。从先后进入中央政权的成员来看，它是国民党上层“三巨头”蒋、汪、胡与地方实力派结成的“独联体”，同时又杂揉进大批在北洋政府宦海中沉浮多年的投机政客。这使南京政府成员无论是政治见解或集团利益，都体现了色彩斑驳与新旧杂陈的特点。
其实，早在国民党改组之初，派系的分野已显露无遗。改组后的国民党，阶级构成仍很复杂，包括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和一部分地主买办阶级。它们基于不同的阶级立场，在对国民党的政治方向、国民革命的目标和对孙中山的三大政策等问题上，存在严重分歧，从而不可避免造成内部分化，形成左中右三派。孙中山逝世后，三派的政治分野日趋明显，各自都力图按着本派所代表的阶级利益的需要来解释三民主义，以求在国民党内形成主导地位，把国民党的前途纳入本派所设想的轨道之中。围绕争夺国民党领导权的斗争，在国民党内激烈展开。
国民党在“一大”后确立的领导体制，也为派系斗争提供了适合的条件。国民党“一大”的领导体制是“首长制”与“委员制”的结合。它设有“中央执行委员会”以实行集体领导，同时考虑孙中山在党内的地位，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之上设有“总理”，赋予特殊权力，形成了以总理孙中山为核心的集体领导与个人决策并存的体制。这种体制，孙中山在世时，能够发挥民主集中的优势，以维护国民党内各种政治力量的平衡与统一。但是，孙中山逝世后，失去了“首长制”的国民党领导核心出现了权力真空，在24名中央执行委员中，孙中山没有指定接班人。所以，在广州方面，“谁继承孙中山”，成了举世瞩目的大问题。为此，蒋介石与汪精卫、胡汉民，展开了较量。
蒋介石在这场争夺核心领导权的斗争中，采取了左右逢源、见缝插针的策略。他借处理“廖仲恺遇剌案”赶跑了右派胡汉民，骗取左派好感，又制造“中山舰事件”打击共产党，气走汪精卫，最后以右派面目在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整理党务案”。此后，权力的天秤开始倾向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蒋介石在一些中央监察委员支持下，建立非法的南京政府，与汪精卫为首的武汉政府相对抗，造成了国民党的一次大分裂。等于“中监率领一班军人将党打得粉碎，”①蒋介石完成了对党政军大权的控制。
南京政府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联合专政。从理论上说，蒋介石要使这个政权稳固下来，必须兼顾统治阶级内部各个集团的利益，最好的办法是采取分权或均权的途径，使各集团利益得到制度化保证。然而，现实中他以江浙财阀加军阀（黄埔系新军阀）为自己的统治支柱，一心搞“蒋中正即国民党”的寡头政治。他认为：中国混乱的原因就在于“醉心于民主政治”，因此，必须实行“中央强有力的政治独裁主义”。②蒋介石的独裁主义，遭到来自两个方面的抵抗。一方面是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等地方实力派的抗衡；另一方面则是党内的汪清卫、陈公博的改组派，孙科的再造派，邹鲁、谢持的西山会议派，丁惟汾的三民主义大同盟，与他争夺“正统”。就是南京政府内部的胡汉民也想让蒋效法土耳其的凯末尔，在军事行动结束之后，只当名义领袖，期待蒋把政权交给自己。于是便有北平扩大会议、广州非常会议一系列反蒋运动和军事上的蒋桂、蒋冯、中原大战等军阀混战。派系争权斗争，以反对蒋氏独裁面目出现。
在北伐过程中，许多地方势力和军事势力未经改造便被整合进国民党。这些势力都幻想在改朝换代中捞到政治和经济的实惠，使本来派系林立的国民党又添加了复杂的派系关系，这就是地方割据势力。他们信奉“有兵则有权，兵多则权大”的信条，视中央如无物，更害怕蒋介石借加强中央权力吞掉自己。于是，在辖区推行自己的一套，建立庞大的私人武装，以为对抗蒋介石兼并和与其他军阀争夺的工具，与古代诸侯无二。对于这些割据势力，蒋介石采取了分化瓦解、恩威并施的办法。在权初建时，将主要力量用于对付大的反对势力（如冯、阎、桂各派），故对地方割据势力采取让步政策，省一级政权往往成了蒋介石与地方割据势力权力交换的砝码。及至抗战爆发前，蒋直接控制的权有湘、鄂、赣、苏、浙、皖、豫数省。对此，蒋介石曾愤恨地说：“封建割据的实际，仍潜伏在形式的统一之下”，“当今中国的病源就是地方割据”。③随着时间的推移，蒋逐渐加强了对地方的控制，以图翦灭。抗战开始后，在“统一命令”、“共同抗战”的名义下将各地军队调到抗日前线，这种调虎离山的办法收到既削弱了其实力，又夺取了其地盘一箭双雕的好处。靠这种办法，蒋先后控制了云、贵、川、康数省。蒋介石与地方割据势力的派系斗争，通过控制与反控制表现出来。
蒋介石一心想要削除派系，但是，他的统治是建立在派系斗争的焦点上，这就使他必须采取以“派”制“派”的手段。早在1924年他在给孙中山的信中就提出用人要有派系，在掌权之后，蒋把党务大权交给二陈兄弟，中央军的指挥授予黄埔学生，政府要职赠与郎舅连襟，形成了“蒋家天下陈家党，孙宋一门做部长”的嫡系派系。这造成了国民党政治十分矛盾的现象：一方面国民党历次会议再三强调党的意志和组织的统一，反对派别纷争；别方面，派系却以某种半合法的形式悄然存在，并通过内部或外部的利益交换，使政权机关保持利益均衡。而个人只有置身于一定的派系之中，其功名利禄才有保障。这种利益交换，在蒋嫡系中也照样进行。如在国民党“六大”上，为防止CC系垄断中央委员的选举，政学系与黄埔系联合成立一个“六人小组”。原定中委250个名额被各派瓜分后，陈果夫鉴呈蒋批了一些名额分给CC系人马，张群等得知后，也立即向蒋要了一些各额补充政学系干将，几日间中央委员名额增加上百个。
由此可见，对权力需求的膨胀和政治利益分配的无序化，使国民党永远陷在派系纷争的沼泽中不能自拔。
二
国民党内派系斗争的起伏，取决于各派系在利益和实力上是否均衡，彼此间的利益交换不存在共同认可的政治“游戏规则”，表现出如下特点：
第一，派系众多，纷争不止。据胡汉民派在广州创办的《中央导报》估计，国民党改组后纷纷树立的派别达150余个，国民党“变成了无数群蛆争食的集团”。蒋介石掌权后，经过几次惊心动魄的决斗，击败了桂系，制服了冯系，扣留了李济深，消灭了唐生智，打垮冯阎联军，囚禁胡汉民于汤山，于1932年以蒋汪合作的形式确立了自己的统治地位，但派系政治并没有因此消失。反蒋各派仍旧在党内、军内和地方存在，只不过是斗争方式发生了变化。如蒋桂战争后，桂系仍保有广西根据地，为日后继续与蒋争夺的资本；中原大战，冯阎大败，但阎仍保留了军队为日后东山再起留下契机，冯部瓦解，可是其部将韩复榘投蒋后又自成一系独霸山东；改组派消亡了，其主要成员却随汪精卫进入了南京政府；胡汉民被囚，支持他的元老派与孙科派南下广州，与陈济棠联合抗蒋。在蒋的嫡系内部，也不断产生新派。如CC系中有陈立夫派、朱家骅派；黄埔系中有何应钦派、陈诚派、胡宗南派等等。这此嫡系对蒋虽然忠心耿耿，但为维护本团体私利，依旧互相排挤倾扎，争闹不休。
第二，以派谋私，权力分脏合法化。派系政治是现代中国政治的普遍模式，从北洋军阀到国民党概莫例外。派系利益的调整，通过权力的再分配来实现，必然导致权力分脏合法化。1931年，蒋、胡之间围绕是否制定“训政时期约法”展开了权力之争，蒋非法囚禁胡汉民于汤山。以此为导火线，胡派成员聚集广州，在“拥胡反蒋”旗帜下，联合汪精卫的改组派、西山会议派和桂系在广州召开中央执、监委员非常会议，决定设立广州国民政府，中国出现了宁粤两个中央与政府分庭抗礼的局面。正当双方对垒之时，日本发动了“九·一八”事变。在全国抗日民主浪潮的冲击下，为脱卸责任，蒋被迫与粤方谈判，接受了宁粤分别召开国民党“四大”和要求他下野的条件，这是对国民党中央权力的一次公开分脏。广州方面召开“四大”时，由于陈济棠在推举中央委员时排挤汪精卫派与孙科派，汪孙就退出广州“四大”，联合在上海又开了一个“四大”。这样，一个“四大”分别在宁、粤、沪三地召开，可谓中外政党史上的奇闻。蒋介石在南京“四大”上，鉴于反对派的强大，恢复了481人因内部纷争而被开除的党籍。说他们“实际并未叛变本党，反对攻击者系对我蒋某个人。故一切罪恶，皆由我个人而造成。”④蒋介石下野后，孙科继任行政院长，可他解决不了当时的财政与外效难题，不到一个月便被迫辞职。而在台下的蒋介石利用孙科政府的困难，积极勾结汪精卫，二人捐弃前嫌，达成了排斥胡汉民派的权力分脏协议。蒋、汪在抗州密谈时约定，先把汪推上行政院长的交椅。然后由汪出面，把兵符交给蒋介石，形成汪主政，蒋主军的分治局面。于是，1932年1月28日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长，3月18日汪推蒋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至此，国民党统治大权为蒋汪瓜分，形成了蒋汪联合执政的局面。
第三，派系斗争之残酷，为中外党内争权之罕见。国民党内的许多派系都是拥兵自雄的武装集团，就是象汪精卫，胡汉民这样的文人党棍，为达到与蒋争权的目的，也经常联合一些地方割据势力，以壮实力。这使国民党内的派系纷争，难免不演化为规模巨大的军阀混战。蒋介石为消灭异已，取得真正的独裁地位，从1929年春开始，分别对李宗仁，冯玉祥，阎锡山开仗，并取得初步胜利，但是，他们的实力并没有完全被摧毁，时刻想着复仇雪耻。其他尚未被蒋攻击的实力派，也有“兔死狐悲，物伤其类”之感，认为只有联合对蒋才能自求生存。另个，国民党内的一些派别也吸取了与蒋斗争失败的教训，急谋与军事实力派联合。这样，终于产生了反蒋力量的第一次大联合，即军事上的中原大战和政治上北平扩大会议另立的国民政府，在中原大战中，双方投入兵力110多万，历时7个月，波及20余个省，伤亡官兵30余万，耗掉军费三亿五千八百万元，给国家造成了一次全面大破坏，为历次军阀混战之最。派系斗争的血腥与残酷并仅体现在战场上的撕杀，而政治谋害则更显示出斗争的冷酷无情，令人战栗。汪精卫的改组派成立后，蒋慑于其声势过大，于1930年在上海暗杀了其实际负责人王乐平，以求震服改组派，结果招致了更大的反抗。蒋介石第二次下野后，唆使宋子文辞去财政部长，遗散职员，带走档案，给孙科没下了经济陷井。孙科下台后，这口恶气实在难咽，遂收买“斧头帮”首领王亚樵，于1931年7月在上海车站狙击宋子文，结果误杀了宋的秘书。暗杀不仅是在敌对派系之间进行，在蒋嫡系内部也是遏制政敌的杀手锏。30年代中期政学系由于充当蒋介石反共专制的策士而受青睐，占据了政府中的一些要职，招来了CC系的仇视。1936年，二陈兄弟指使特务将政学系首领、湖北省主席杨永泰暗杀于汉口，成功地削弱了政学系的势力。不顾政治道德，成武力和暗杀从事色权夺利的派系纷争，显示了其斗争的残酬酷性。
三
派系斗争与国民党对大陆的统治相始终，对当时的中国产生了巨大的影响。
首先，连绵不断的派系纷争，弱化了南京政府的统治功能。各种政治势力始终存在，并与中央进行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这种斗争延伸到中央枢要部门，就体现为对国民党核心权力的争夺，从而使民国政局出现政潮不断、变幻奇巧的局面。官随“派”换。从1927年到1937年，内政部长换了12人，平均任期不足8个月，根本谈不上什么政策与措施的执行。蒋介石三次下野，皆由派系斗争所致。各派系都将精力倾注到争权夺力利中，很少有人考虑、规划国家经济建设与社会发展，使国民党的统治缺乏稳定的经济支柱。中央与地方不能步调一致，部门与部门陈垒分明，各自将派系私利置于国家利益之上，必然产生腐败的官僚机构。公开的派系分脏，使国民党既不能树立起现代民主政治的廉洁风气和严明的纪律，又不能清除旧式官场的恶习，导致贪污腐败之风盛行。蒋介石指责国民党中的贪污行为说：“做官不贪脏，不纳贿，真是凤毛麟角，什么人不入政界则已，一旦有了地位，便想腰缠万贯了。”这些，不能不使国民党的政治力量和统治基础受到削弱，而引发政权的倾覆。
其次，内部纷争不断，招致外敌入侵，导致国力的大衰退。连年的这军阀混战，消耗了本来贫弱的国力，为日本入侵提供了可乘之机。1931年上半年，日本国主义在东北连续制造事端，为武装入侵做准备。可蒋介石勇于内争，怯于抗敌，他命东北军“绝对不予抵抗”。“九一八”事变发生时，蒋在南昌指挥“剿共”，在湖南衡阳一线，蒋军与粤桂联军激战，张学良东北军主力大部入关参加内战，国民党内部的分裂征战，为日本入侵提供了方便。东北沦陷后，几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连同这块土地的无数财产和几千万人民，论于敌手，造成了自甲午战争以来，中国国力的又一次大衰退。
第三，派系纷争，使国民党在危机面前失去了自我拯救的机会。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面临严重的统治危机。从1946年到1948年，政学系、CC系、黄埔系曾分别做过改革国民党的努力，如“党团合并”，“政治革新”、“改组政府”等举措。但这些努力都伴随着复杂激烈的派系斗争而未收到实效。1948年的“行宪国大”最后一次为国民党提供了这个机会。李宗仁迎合了一般国民党员希望“更有效和有力的领导，才能使国家渡过目前的危面，”⑥要求变改的心状而战胜孙科当选为副总统，招来蒋的嫉恨，此后国民党内的权力角逐便围绕蒋、李交恶展开。蒋为报复桂系，将国防部长白崇禧踢出南京，外放“华中剿总司令”，此举恰恰为日后白手握重兵向蒋逼宫埋下了伏笔。当时无论李或是蒋，都以对方为敌。蒋欲除李而后快，派特务日夜监视，时刻准备实施暗杀计划。而李宗仁则不动声色，伺机取而代之。蒋被逼下台后，仍以国民党总裁身份在幕后操纵一切，身为代总统的李宗仁毫无实权，“和”不敢与中共签署《国内和平协议》，“战”又无力顽抗到底，终于无所做为的飞到美国养“病”去了。当一切变革的契机都淹没在派系斗争之中的时候，其政治衰败必然成为不可逆转的大势。正如有人所说，“国民党不是被共产党打倒的，而是被蒋介石打倒的”，⑦从派系纷争的角度来思索，这话颇有道理。
第四，国民党的派系纷争给其统治带来的巨大内耗，客观上有利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发展。派系斗争、军阀割据、互相混战的局面，严重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力量，给弱小的革命力量的成长，造成了有利条件，红军和根据地的发展壮大，都是在国民党内部斗争最激烈时取得的。国民党内部纷争，给中国造成了严重的内忧外患，激化了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使它失去了人心民意，丧失了统治基础，促进了革命高潮的到来。同时，国民党内部派系纷争，也造成了统治阶级内部的分化。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革命力量的壮大，一些民族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受蒋介石打击排挤，具有爱国思想的地方实力派首领，开始脱离统治营垒，役向人民。从而削弱了国民党的统治，扩大了新民主主义统一战线，为新中国的建立做出了贡献。
国民党内的派系斗争，从总体上看是属于国民党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和斗争，它反映了国民党内各个政治派别和各个军事集团共同执掌政权的要求。这种派系斗争，给中国政局带来了动荡不定，但一些反蒋派在斗争中提出的一些反独裁主张，在一定程度上遏制了蒋介石个个集权的急骤膨胀。几经较量，蒋介石虽然取得了胜利，但鉴于反对势力的存在，迟至抗战爆发后，他才完全把党政军大权集于一身。
注释：
①汪精卫：《寄李石曾书》，《中共党史参考资料》第4册，第315页。
②《中国现代政治史资料汇编》第2辑，第8册。
③《总裁言论集》卷4，第534页。
④《一周间国内大事述评》、《国闻周报》卷8，第6期。
⑤《蒋总统集》第1册，第527页。
⑥被遗忘的大使：同徒雷登驻华报告》第196页。
⑦金湛邦：《张治中与中国共产党》第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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