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在我国面临的挑战与回应*，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我国论文,意识形态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是指导我国政治、经济、文化生活的主导力量。但自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由于社会的快速发展与深刻转型以及民众思想观念的变化都使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受到挑战和冲击。因此，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的主导性话语权和主导地位，分析和回应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面临的多方面挑战，是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前提条件。
一、从三个维度的统一中把握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
何为意识形态？中外学术界定义有上百种之多，但诸种不同的意识形态基本上都可以从认知维度、价值维度和本体维度三个方面去解析。作为认知维度的意识形态是工具性的，它借助于人的理性能力，展现着人类对自身生活于其中的社会本质、规律、趋势、未来发展方向以及目标策略等实然性问题的探索。其中不仅有宏观历史的抽象性内容，更有目标策略层的操作性内容：“某些意识形态，诸如自由主义，一直对操作它们所关心的事情更在意，也更为精通和成功。”①在认知维度内，意识形态的核心问题是真与假、科学与非科学、正确与错误之辨。意识的相对独立性、其经验证实的相对性和一定程度的滞后性，以及意识形态主体的“历史视界”，使真与假、科学与非科学、正确与错误之辨往往难以获得最后的定论和普遍的认同，也因此是一个长期存在和不会最终完结的话语。正因如此，虚假的、错误的意识形态也会大行其道，而真理性、科学的意识形态却可能步履维艰，不同意识形态之争将会长期存在。
作为价值之维的意识形态体现着人们对于历史、现实及未来的评判、取舍和追求的内在尺度，体现了人类对应然状态的目的性需求，其本质是规范性的。价值也有不同的层次与类别归属，“意识形态首先是一种政治纲领。”②意识形态中的价值主要是政治价值，是贯穿在社会发展方向、道路、模式、制度、政策等政治纲领性中的政治信仰与政治规范。而政治生活是社会公共生活领域，意识形态的价值是社会公共生活的价值而非个体生活的价值，“世俗化的意识形态领域关心的则是此岸世界转变中的公共方案”。③马克思主义、自由主义、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等各种“主义”话语的盛行，表明了它企图为“社会公共生活提供统一性根据和普遍合法性基础的野心”④。政治价值往往要用终极价值来证明其合理性、增强其感召力和说服力，它左右着人们对现实社会生活的评价与取舍，影响着人们对于未来发展方向和道路的抉择。
作为本体之维的意识形态，是指其存在的本体根基。意识形态的存在本体是不同的民族、阶级、阶层等社会集团以及他们背后的利益，其核心是利益问题。意识形态总是“与服务于局部性利益的竞争性群体相联系”⑤，而“‘思想’一旦离开‘利益’，就一定会使自己出丑。”⑥群体性主体及其利益是意识形态的本体和根据。制度建构和公共决策是决定利益分配的主要方式。因此，阶级性——尽管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阶级的表现形式会有所不同，现代社会阶级结构与马克思的时代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意识形态总以公共性、共同利益的面貌表现出来，以掩盖其阶级性、政治性、利益关联性。“意识形态，尽管它们的起源必定偏于一方，但却都必须有一种普遍的诉求。因为，随着更多的群众参与政治，说服而非只是命令才是今天的秩序。”⑦
意识形态的三个维度是相互贯通的。本体之维是意识形态的存在根据和其践行的根本动力，也是产生意识形态分歧与对立的关键性因素，它制约着认知之维与价值之维，同时又要从它们那里获得解释与说明、感召力与凝聚力。认知之维以其理性品质满足着本体之维与价值之维的工具性需求。价值之维以其对人们的政治需求的感知与契合而起到动员、凝聚的作用。从三个维度的统一中来把握意识形态的本质符合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分析范式。但在现实中，人们常常有意、无意地割裂三者的统一。而抽掉其中的任何一方面都会导致意识形态上的主观随意性，背离其本质规定。
二、意识形态话语主题转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影响
马克思主义一直是新中国意识形态中的主导性话语。但这一主导性话语的话语主题在我国改革开放和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前后发生了明显的变化，即发生了从政治到经济、从斗争到发展、从对抗到和谐的变化。从“以阶级斗争为纲”、“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的话语到“以经济为中心”、“共同富裕”、“社会发展”、“和谐社会”、“以人为本”等话语，都鲜明地体现了这一转变。那么，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主题转换的实质是什么？如何解释这一转换？这一转换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意识形态中面临着怎样的影响？
我们认为，在经济全球化和我国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现实中，这一意识形态话语主题转换使马克思主义遇到形形色色的挑战。
其一，高扬话语主题转换中的创新发展一面，以变说变，只说创新不讲坚持，或只是空洞地谈坚持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而避谈其本质与目的。其表现是以经济说经济、以发展说发展，讳谈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与社会主义发展的本质与目的，讳谈其背后的政治经济权益在不同群体间的分配问题。其方法是，将显性的“经济发展”话语主题转化为纯粹的发展方式、模式、步骤和方针等操作性问题，将其背后隐含的“本体”之维遮蔽起来，避而不谈经济发展背后的政治、利益关联等本质性问题。这其实是用一种带有“后马克思主义”痕迹的去政治化、去阶级化的分析范式来解读中国意识形态的话语主题转换。将以经济为中心解读为“去政治化”，将强调社会发展与社会和谐解读为“去阶级化”。其本质是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空洞化。
当然，我们强调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分析的阶级性、政治性与利益关联性，并不是否认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主题转换的必要性与正当性，不是要重新回复以革命、阶级政治为话语主题和社会生活的中心内容。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主题的转换应反映现实的变化与现实需要，应是对国情和时代主题的准确把握和正确反映。在这一转换中我们要丢弃的是“左”的扭曲的阶级、政治等意识形态话语主题，而不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我们要转换的是阶级、政治的表现形式与实现方式，而不是阶级与政治本身。在当前的中国，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社会发展就是最大的政治，也是实现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根本途径。因为，阶级政治与利益并不总是通过政治斗争、阶级对抗和社会革命来实现的，相反，经济建设、社会发展和阶级合作反倒是阶级政治和利益主要的、经常性的实现方式和基本途径。我国社会生活重心的转换是出于民族利益的考量，是为了中华民族的振兴和广大人民的利益与福祉，这就是新的话语主题内涵的阶级性与政治性。脱离这一点，新的意识形态话语就会成为脱离本体的无根漂浮之物，就可能背离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就难以发挥其正确引领经济社会发展方向的功能。意识形态的话语主题和内容可以是、也应该是随着中国国情与时代主题的变化而与时俱进的，但其本体之维与价值之维却是不能丢弃的。在体现“与时俱进”、“求真务实”的创新精神的同时，更要保留创新与发展中的一以贯之、“一脉相承”的内容，这就是我们始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中“共同富裕”、“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以人为本”等本体之维和价值之维的真谛。
其二，将我国意识形态话语主题转换视为是对世界“普世价值”的接轨与认同，是以世界的流行话语来代替我们民族的话语。但前提是：当今是否存在着普世价值？什么是普世价值？由谁来解释和界定这些普世价值？
在是否存在普世价值的问题上人们众说纷纭，肯定的和否定的都大有人在。我们认为，普世价值在理想的、终极的、抽象的意义上是存在的，在它不违背所有人的利益时也可以为所有人认同接受，如自由、平等、尊重生命、友爱等。然而，抽象的价值一旦进入现实就必然要对其含义进行明确的解释与界定，否则，抽象的价值就不能进入现实中，成为明确的政治经济社会的纲领，进而规范制度建构。而恰恰是在对普世价值具体化的过程中，不再抽象的普世价值与不同社会集团及其利益之间的模糊性、隐蔽性联系被揭去了，各个集团与不同含义的价值之间的利益关联性较明显、直接地体现出来，因此产生了价值定义上的分野。正因此，在认同一种普世价值之时必须要明确：我们接受的是哪一种定义下的、哪个话语体系中的普世价值？当今世界的话语权、普世价值的定义权主要掌握在西方强国手中，它是体现西方国家利益的意识形态话语系统。而对普世价值定义权及话语权的争夺，不是单纯的文化纷争与较量，而是对现实社会发展影响力与控制力的争夺，在根本上是对国家利益的争夺。如在自由、民主、人权的定义上中西方之间就有着重大的不同。西方用“多党制”、“普选”这一西方的民主形式来定义“民主”价值，然后按他们的定义来否定我国的社会主义民主，力图将我国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纳入他们的轨道。这其实是用价值之争来掩饰意识形态之争，是用话语形式来掩盖利益本质。
普世价值话语权及定义权与利益的纠缠性，决定了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主题的转换不能朝着西方话语的“普世价值”方向发展。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可以完全无视西方话语的地位与作用。在中国越来越深地融入全球化的今天，我们需要同世界各国和各民族交流、沟通，也需要在道义上与文化上获得优势地位，以增强中国的软实力。因此，我们不能回避普世价值问题。一方面，我们不能完全置西方的话语系统于不顾，自说自话；另一方面，在西方强势话语下，如果一味地将我们自己的话语纳入西方的话语系统，就会淹没我们自己的话语，等于是自我否定。因此，我们的话语系统要顺时应变，坚持其开放性，体现时代精神与时代主题，这就不可回避当代西方的“普世价值”和话语主题，但关键是我们一定要有我们自己的定义与解释，表现出我们自己的特色，形成我们自己的独特话语系统，即在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话语体系的前提下创新我们自己的话语系统。如此，才能在全球化的世界话语中占有一席之地。
其三，将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主题的转换看做是对资本主义的趋同。当今中国意识形态话语体系对经济发展的高度重视、对市场经济和全球化的认同、乃至民主政治建设都被一些人看做是向资本主义的靠拢。这其中暗含着将“经济发展”、“市场经济”、“全球化”、“民主政治”等同于资本主义的内在逻辑。
其实，这些事物既可以为资本主义所用，也可以为社会主义所用，其本身都是工具性的，都属于“工具性可为”而非“目的性可为”。这些“工具性可为”是具有依附性的两重性事物，其善是有限的，尽管在一定历史阶段有其存在的合理性，但它终究不能成为一种长久的价值取向，更不能成为社会主义价值取向的替代物。⑧
追求经济发展、建构市场经济、融入全球化都是我国实现满足广大人民群众利益这一目的的手段与方式，而不是对这些“工具性可为”的内在准则的无条件信奉，经济活动中的功利性、世俗性、竞争性不仅是我们要加以利用、更是我们要加以限制的准则。如果用这些准则来取代社会主义的价值取向，那就真的可能导向对资本主义的趋同了。因此，在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的话语中，一定要防止用“工具性可为”来遮蔽、取代“目的性可为”，要始终坚持我国社会主义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之维。
三、意识形态整合机制与方式转换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
意识形态具有维护与批判、导向与教化、调控与整合、凝聚与塑造人等多方面的社会功能，但其核心功能是社会整合，维护、批判、教化、导向、调控及对人的塑造都是为了实现社会整合。意识形态作为一种重要的政治信念、纲领和目标策略，无疑在社会整合中担负着重要的作用。没有意识形态守护的国家不可能是一个完整的国家、一个稳定的社会、一个真正具有独立性和自身特色的民族。
意识形态整合功能的实现取决于主客、内外等多种因素的相互作用，关键取决于意识形态的内容结构与客观现实的契合程度。改革开放以来，无论是我国的意识形态语境还是其话语主题与内容，都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一变化导致了原有意识形态在内容上的滞后与原有整合功能的削弱乃至丧失，因此新时期意识形态的建构不仅要在内容上创新与发展，还要在整合功能的实现机制与方式上创新与发展。具体说来，在整合机制与方式上要实现从简单语境中整合到复杂语境中整合、从强制压力型整合到说明感召型整合、从单一灌输式整合到多方式渗透型整合的转变。
从简单语境中整合到复杂语境中整合的转变，是指我国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要能够适应从高度计划时期的大—统社会背景向多元复杂化社会背景转变的需要。我国以往的意识形态是在以阶级斗争和政治革命为社会生活中心这一语境中形成的。在当时的高度计划体制下，国家对经济政治文化生活进行着高度控制，人们面对的经济背景、政治环境、社会身份、思想文化背景都比较简单、单一、同质化，主流意识形态在传媒、舆论、宣传教育中占据着绝对的主导地位。在这种相对封闭、单一的意识形态语境中，人们不可能接触到大量的异质性文化信息，主流意识形态较少受到冲突，社会整合相对容易。而在经济全球化和社会变革导致的社会日益复杂化今天，我国经济政治文化环境中的多样性、异质化现象日渐突出，人们的社会身份和利益诉求也日益分化和多样化。在这种复杂的背景下，原有的意识形态已日渐丧失其整合功能。而建构能够适应复杂的意识形态语境、能够体现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诉求、能够统合不同思想文化的主流意识形态，再现其社会整合功能，确实是中国马克思主义面临的巨大挑战。这需要新的意识形态在内容上能够适应新的复杂的话语语境，增强理论与现实的契合性，增强其对现实的涵盖性、解释力、说服力。如此才能有效实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统合和导向功能，发挥对社会生活的整合作用。
从隐性压力型整合到说明感召型的转变。我国计划经济时期的意识形态整合功能基本上是通过外在的隐性压力来实现的。在“左”的路线影响下，接连不断的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形成了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给人们造成了隐性的政治压力，使社会显现出高度统一的表象。但这一整合是外在整合而不是内在的整合，它只能达到对显性话语的控制，而不能达到对人们思想意识的真正统摄。在意识形态语境发生了巨大变化的今天，激烈的政治运动与政治斗争已经淡出了社会生活，以往的政治压力已经不复存在。
相反，社会生活越来越开放，社会阶层和社会身份越来越分化、多样化，人们不论是在经济、政治、社会等现实层面，还是在思想意识等文化层面都获得了越来越大的自由空间，个体自主性日益突出。而在意识形态领域中，马克思主义的“一统天下”已经不复存在，诸种非马克思主义、反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与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同处共在。
在这一背景下，能否在诸种意识形态的比较、竞争中取得国家主导性话语权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实现其整合功能的前提条件。而只有有说服力与感召力，能够真正地俘获人心的意识形态才能为大众广为接受，才能实现其社会整合功能。在这一过程中，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导向价值不能远离现实，更不能与现实对立，不食人间烟火的意识形态是不可能有说服力和感召力的。但理论的说服力与感召力不能依靠对人们的“自在”的欲求的一味迎合来获得，在世俗化、功利化、异质化和多元化盛行的今天，一味地顺从现实，抛弃意识形态的导向功能，只会消解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能够实现社会整合的意识形态应该是贴近现实与超越现实、政治本质与日常生活、主导性与包容性的统一。
从简单灌输式整合到多形式渗透型整合的转变。传统的意识形态整合主要是依靠思想政治教育中的灌输方式来实现的。这是以当时的意识形态语境和隐性政治压力的存在为凭借的。灌输方式固然是意识形态获得社会认同的重要方式之一，但其作用是有限的，因为接受对象不是被动的客体。而在改革开放、经济市场化、文化多元化、社会功利化、个体自主化和世界全球化的今日中国，灌输式的意识形态传播与社会整合方式的作用已经被大大削弱，必须要实现向多形式广泛渗透型的整合方式的转变。我们要积极拓展意识形态的传播载体，通过广泛融入、普遍渗透、潜移默化的方式来实现社会整合。对于广大民众而言，对意识形态的接受与认同多是通过日常生活中的一点一滴的积累来完成，有效的社会整合不再可能通过任何强制性的方式来实现，而只能通过多形式的渗透来完成。
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与社会整合功能，也同样要通过多形式的广泛渗透来实现。一是要渗透到现实生活中，使大众能够从现实经验中切实感受到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理论与现实的契合，克服以往的将意识形态局限于革命理想、政治运动而远离大众生活的空洞化现象。二是要渗透到国家的制度、方针和政策等具体层面，这是人们认知、感知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关键环节，与人们的利益直接关联。三是要渗透到一切形式的文化载体中。不论是雅文化还是俗文化，是主流文化还是通俗文化，都有影响与建构人心的功能。繁荣的通俗文化、大众文化也是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必须渗透的重要领域。如果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不能广为渗透，难以为广大人民所感知、认同，也就难以实现其社会整合功能。
四、意识形态文化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挑战
意识形态在不同的历史时期有不同的表现形式。在当代，意识形态在表现形式上显现出文化特征，主要表现为：一是将意识形态的冲突转化为文明冲突论，二是将意识形态之争转化为价值之争，三是将意识形态消解在大众文化、消费文化中。这一形式特征作为一种重要的意识形态现象，其实质是什么？对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有何影响？应该如何对待？是我们不能忽视的重要问题。
首先，将意识形态的冲突转化为文明的冲突是美国学者亨廷顿提出的著名理论。他认为冷战后新世界冲突的根源主要将不再是意识形态的和经济的，而是文化的或文明的，虽然民族国家仍是世界事务中的强有力主体，但全球性政治冲突将产生于不同文明的民族和集团之间。“在后冷战世界中，人民之间的最重要的区别不是意识形态的、政治的或经济的，而是文化的区别。”⑨按照亨氏的理论，冷战后的世界冲突将主要源于文明的差异。如此一来，世界政治被转换成与经济利益无关的文明问题。在马克思主义看来，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文明冲突虽然对世界冲突有影响，但终归是有限的，并且一般不会单独发生影响与作用，而往往是在与经济政治因素的相互影响中起着推波助澜的作用。文明冲突论具有掩盖意识形态斗争的政治本质，遮蔽其背后的经济根源和利益企图的作用。
其次，将意识形态之争转化为价值之争，这不仅是学理性问题，更是西方一些学者惯用的意识形态斗争伎俩。其典型表现是将不同民族国家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诠释为价值分歧，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之争转换为自由、民主、人权与专制、集权、蔑视人权的斗争，将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合作说成是基于共同价值观的合作。他们给资本主义披上了高尚价值的外衣，自诩为自由、民主、人权的代表，标榜自己占据着道义高地。如此，一来可以遮蔽其背后的经济政治军事企图，掩饰强权、霸权背后的不高尚功利性目的；二来可以作为反制社会主义国家的工具。这其实是“虚饰化”方法：即“通过掩饰、否认或含糊其辞、或者对现有关系或进程转移注意力或加以掩盖的方式来建立或支撑”⑩的意识形态操作方法。如西方一些人在解释自由、平等、人权时往往将其西方式的表现形式、制度形式指涉为价值本身，这其实是偷梁换柱。意识形态固然离不开价值之维，真诚平等的价值对话与论争反倒可以促进不同民族国家的相互沟通与理解，这样的价值之争我们应积极参与。但我们要对那种伎俩式的价值之争保持必要的警醒，要反对以特殊价值冒充普世价值，以制度或策略性等等形式内容取代价值本身。
三是将意识形态消解于大众文化。在现代社会中，大众文化主要表现为充斥于人们日常生活中的通俗文化、消费文化。当今大众文化借助于现代通讯与传媒技术的高度发达，日益在社会生活中占有了重要地位，因此成为意识形态传播的一个重要途径。较早关注这一现象的法兰克福学派对此进行了批判性分析。他们指出，文化工业深深地渗透进每一个人的生活中，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不可避免地把每个人都再现为整个社会所需要塑造出来的那个样子”(11)。因此，大众文化和文化工业化是生产极权主义驯服工具的社会机器，是巩固资本主义统治的“社会水泥”。其批判中内含着将一切具有维护统治功能的社会文化现象都纳入意识形态范畴的逻辑。
后现代主义也在一定程度上承接了这一批判性的分析，表现出对意识形态的广泛渗透性、对大众文化和日常生活化形式的高度重视：“在以大众传播为特点的社会里，意识形态分析应当集中关注大众传播的技术媒体所传输的象征形式。”(12)但这一分析，一是将意识形态的斗争完全囿于文化领域，回避了这一现象与资本逻辑的关联；二是存在着弱化意识形态理论本身的建构，用这些功能性的“文化意识形态”的研究来削弱甚至取代实体性意识形态建构的可能性，而这可能导致对意识形态的“淡化”或“消解”。因此，对意识形态的大众文化现象我们固然应该高度重视，但也要防止就文化来说文化，忽视文化背后的根源性问题，从而偏离意识形态的本质以及忽视意识形态本身构建的现象发生。
意识形态是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它在本质上是政治文化。而文化的范围则要宽泛得多，大多是非政治文化。是喜欢纯文学还是喜欢通俗小说，是喜欢理性沉思，还是喜欢感性直观，恐怕都与意识形态无关。意识形态文化表面看来是意识形态拓展化的体现，是意识形态的强化，但其中隐含着远离意识形态的本质规定，“淡化”、“消解”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的可能性。如果我们无视这一可能的危机，被意识形态文化的现象所诱导，将主要力量放在西方话语中的“文明”、“价值”、“大众文化”上，忽视其根源问题，不是从三个维度的统一中来建构马克思主义的意识形态，那么只会导致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中的地位与话语权的丧失。
注释：
①安德鲁·文森特：《现代政治意识形态》，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26页。
②伊曼纽尔·沃勒斯坦：《三种还是一种意识形态？》，载《全球化与现代性批判》，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年，第211页。
③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④贺来：《边界意识和人的解放》，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7年，第201页。
⑤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57年，第103页。
⑦大卫·麦克里兰：《意识形态》，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5年，第4页。
⑧参见侯惠勤：《意识形态的变革与话语权—再论马克思主义在当代的话语权》，载《马克思主义研究》2006年第1期。
⑨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北京：新华出版社，1999年，第7页。
⑩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69页。
(11)马克斯·霍克海默、特奥多·阿多尔诺：《启蒙辩证法》，重庆：重庆出版社，1990年，第118页。
(12)约翰·汤普森：《意识形态与现代文化》，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第28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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