影响我国城镇居民消费的因素分析及对策，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居民消费论文,城镇论文,对策论文,因素论文,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5-2674(2000)10-44-01
在影响GDP的因素中，消费对GDP的贡献率是最高的，这点从我国的历年资料中可以看出，一般在60%以上，而投资的贡献率一般在30-50%之间，净出口贡献率在士10%之间。但是，在1992年以后，消费贡献率逐步下降，在1998年降到30%多，成为历史最低点，这在一定程度上成为制约我国经济增长的关键所在。本文试从理论及实践上分析影响消费的因素，旨在为刺激消费和促进GDP的高速增长提供有效的对策。
一、影响消费的理论分析
所谓消费是指居民户把收入用于消费品的支出。根据布兰查德和费希尔的宏观经济学（1998年），为了了解影响消费的因素，我们首先从基本的无限期界模型谈起，主要是拉姆齐无限期界优化模型。此模型以每个人具有无限期界，或者说永久地生存下去为假设前提，那么家庭随时间的消费偏好以效用的积分表示：
在时刻s时的家庭福利U[,s]，是瞬时效用u(C[,t])的贴现和。参数θ是时间偏好率，或主观贴现率，也可以作为衡量消费者“耐心程度”的指标，代表消费者由于放弃当期的消费而导致的潜在的效用损失，假定其严格为正。人们消费多少，是以是否能获得最大效用为标准的，即求解上式的最优解，假设中央计划者要在时刻t=0时使家庭福利最大，则最优解通过现值的汉密尔顿函数而得到。
这里k是资本—劳动比，变量μ叫做与状态变量k连在一起的协态变量，μt的值就是从时刻零起在时刻t追加单位资本的边际值，上式表明，最优解寻求的是一个典型家庭应当消费多少，及在资本存量上应当增加多少以提供将来消费的问题。人们在t时刻减少消费，就会有更多的积累，从而在t+1时刻就有更多的消费，如果路径是最优的，则这种消费的小的再配置必须保持福利不变。最终导致在时刻t和时刻t+1的消费之间的边际替代率等于时刻t和时刻t+1的消费之间生产中的边际转移率，这就是凯恩斯—拉姆齐规则。数学表达式为：
其中，n是人口增长率，f[1](k)是资本的边际生产量。
凯恩斯—拉姆齐规则表明，消费增加保持不变或减少，取决于资本的边际产量（人口净增长）是否超过、等于或小于时间偏好率。资本的边际产量相对于时间偏好率越高，降低目前的消费水平以在未来享受更高的消费则越合算。因为θ越低,消费者越有耐心，作为消费者放弃即期消费的机会成本越小。所以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影响消费的因素是资本的边际产量与时间偏好率的比较。即f[1](k)＞θ+n 消费上升f[1](k)=θ+n 消费不变 f[1](k)＜θ+n 消费下降
其次，我们考虑阿莱（Allais,1947年）、萨缪尔森（1958年）和戴蒙得（1965年）的边际交叠模型。此模型表明个人生存两期，在任何时点上，两群人或两代人：年轻人和老年人。时刻t出生的个人在时期t消费C[,1t]，在时刻t+1消费C[,2t+1]，得效用u(C[,1t])+(1+θ)[-1]u (C[,2t+1])其最大化是
maxu(C[,u])+(1+θ)[-1]u (C[,u+1])
满足C[,u]+S[,t]=W[,t],C[,21+1]=(1+r[t+1])S[,t]，这里，W[,1]是在时期t得到的工资，S[,t]是在时期t的储蓄，r[1+1]是从时期t到时期t+1对所持有的储蓄支付的利率。
要想取得效用最大化，效用函数的一阶导数等于零，即
u[1](c[,1t]-(1+θ)[-1](1+r[,1+1])u[1])(C[,u+1])=0
从此式可以看出，降低利率，使第二期的价格上升，导致个人把消费从第二期移到第一期，但同时也使第一期的消费减少，这是收入效应，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净影响是模糊不清的，只有在替代弹性小于1时，利率的降低才会导致消费增加。
由于每个人不是永远活着，现在面临在任何时刻都会死亡的概率，假设在整个生命中每单位时间的死亡概率p是常数，意味着随机变量“寿命”为指数分布，而且由于p是常数，在时刻t时总人口的大小等于
这样，总消费由下式给出：
c(s[,1+t])表示在时刻s出生的个人在时刻t的消费，V(t)是非人力财富，H(t)是人力财富，(p+θ)为消费倾向。
很显然，消费取决于总财富，如果假设效用是对数形式，则消费倾向与利率无关，那么个人消费情况如何呢？在时刻z时目标函数是
如果个人在时刻t有非人力财富ν(z)，他得到的利息是r(z)ν(z)，式中的r(z)是利率，从保险公司得到的保险金是pν(z)，于是个人在活着时的动态预算约束是
同时满足非蓬齐对策条件
以防止个人陷入无穷的债务中，则一阶条件为
这样，如果利率超过（小于）主观贴现率，个人消费就上升（下降）。
最后，我们讨论一下如果未来不确定的情况下，影响消费的因素有哪些。假设消费者对未来的劳动收入和资产收益两者均不确定，其预算约束由下式给定：
A[,1+1]=(A[,1]+Y[,1]-C[,1]〔(1+r[,1]))ω[,t]+(1+Z[,1])(1-ω[,1]〕Y[,1]∈I[,1],A[,1]≥0
A[,1]是期初的金融财富，Y[,1]是劳动收入，它是随机的，但在t时是已知的。给定消费C[,1]，消费者拥有总储蓄(A[,1]+Y[,1]-C[,1])。他在两种资产之间选择，一种无风险，一种有风险。无风险资产收益率为r[,1]，其为时间的确定性函数。风险资产收益率为z[,1]，它是随机的，而在t时是未知的。资产的资产组合决策特征用投资于无风险资产组合的份额ω[,1]描述。因此，括号中的表达式给出了资产组合的可实现的收益率。很显然，消费依赖于t期之初的金融财富A[,1]同时也依赖于未来劳动收入和收益率的联合分布。一种情况是如果劳动收入风险可多样化和效用为对数的假设条件下，
由此可见，消费为财富的线形函数，来自财富的边际消费倾向近似于主观贴现率，因此消费／储蓄决策仅是时间偏好率的函数，而与金融变量无关。未来收入（股息）或利率的变化通过对财富的作用而影响消费。这同确定性的情况完全一致。另一种情况下，限制不是加在劳动收入上而是加在效用函数的形式上。假设效用函数是二次型的，边际效用与消费成线形关系U加=0，消费方差的增加不影响预期边际效用，因而不影响最优行为。如果利率等于时间偏好率，那么来自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显然依赖于劳动收入的持久性。这个结论由下式给出：
消费的变化依赖于未来劳动收入的修正现值。弗里德曼（1956年）在“永久收入假设”理论和莫迪利亚尼（1986年）在“寿命期”理论中强调，如果劳动收入遵循具有系数为p的一阶平稳过程，则来自收入的边际消费倾向为r/(1+r-p)，该值小于1，该边际消费倾向度量了反映收入的未预期变化的消费变化、消费可平滑收入的暂时变化。当p趋于1时，劳动收入趋于随机变动，来自收入的消费倾向于单位1，如果劳动收入遵循非平稳过程，消费对于收入的未预期变化的反映实际上会超过一对一，消费放大收入的变化。
第三种情况，当劳动收入不可多样化及效用非二次型时，大多数似乎有理的效用函数为U加=0，这就是说，边际效用是消费的凸函数，不确定性增加将提高预期边际效用，预期的未来消费与当前的消费相比必定增加，不确定性引导消费者推迟消费，变得较谨慎（利兰，1986）。
二、影响城镇居民消费的实证分析
我国在过去的20年中，消费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一直在60%以下，明显低于发达国家消费贡献率(70-80%)，而在1988年我国最终消费贡献率只有30%多。可以看出，目前我国消费是明显不足的，严重制约了我国GDP的有效增长。为了刺激居民消费的增加，国家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如从1996年5月1日起，先后7次降低银行存款利率，使1年期和5年定期存款利率从10.98%、13.96%分别降到2.25%和2.88%。但是，其结果并不太理想。这时就要求采取不同的对策，才能行之有效，纵观我国经济的发展过程，影响消费的因素大致发生了如下的变化。
首先，根据藏旭恒（1994年）的计算，从1952年到1978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始终保持在0.95以上，是很高的。这是由于当时的收入水平是非常低的，根据胡和卡恩（Hu and khan,1977年）的估计，在1952年到1978年的20多年间，劳动收入占中国国民收入的份额在大多数年份中都低于40%，远远低于国际平均水平，这种连基本生活消费都不能满足的收入，很显然储蓄动机是不足的。
在改革开放之初，我国绝大部分城乡居民的消费热点，首选的是吃饱吃好。进入到80年代中后期，广大居民的消费热情更多地转向追求衣着和日常用品，其中城镇居民则大多追逐家用电器。加上当时打开国门以后西方国家的示范作用，使得居民消费很有耐心，时间偏好率的值偏低。这时我国主动调整价格结构，将短缺经济时代的隐性通货膨胀显性化，为了弥补通货膨胀因素的影响，对城镇居民发放价格补贴和提高工资水平，使城镇居民收入由长期冻结到快速增加，而且这时的收入路径是平衡的，医疗、住房的改革尚未开始，未来的不确定性很小，所以这时的平均消费倾向很高，在1981年的0.91和1988年的0.93范围内波动（范剑平，1999年）。所以这时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是收入。
其次，进入90年代，为了缓和市场压力，采取的货币政策是提高利率，实行保值储蓄，人们意识到，储蓄的效用大于消费的效用。这样平均消费倾向进入了下降通道，根据中国统计局公布的城镇居民家庭收入调查数据，1997年城镇居民的平均消费倾向为0.807，受此影响，居民消费率由1988年的51.9%快速下降到1997年的47.5%。这时利率是影响消费的主要因素。
再次，在1996年实现经济“软着陆”以后，政府就开始连续调整利率启动需要，刺激消费，可是这时城镇居民的收入路径发生了较大的变化（袁志刚、宋铮，1999年），与工作期间快速增长的收入相比，职工退休收入出现了相对下降，储蓄用于平滑收入路径的功能一下子凸现出来，导致城镇居民储蓄倾向上升。据有关专家统计，进入90年代以来，居民储蓄以每年8000亿元的数字增长，虽然银行从1996年5月至今已连继7次降息，居民存款是从30000亿元上升到1998年底的53000亿元。我们从两代交叠模型中可以看出，由于替代效应和收入效应的共同作用，只有在替代弹性小于1时，通过降低利率刺激消费才有效。事实上，人们储蓄的动机大部分是为了住、行以及子女的教育费用，替代弹性恰恰是大于1的；再加上，改革20年来，在1997年，家用电器在居民家庭中已经逐渐饱和（袁志刚、宋铮，1999年），使效用函数呈对数形态表现，所以利率调整消费的作用不太明显。除此之外，此时居民的耐心不足，时间偏好率偏高，逐渐调低的市场利率还是小于时间偏好率，这就意味着未来的消费会明显地降低其效用，因此必须进行大量的储蓄以维持效用不降低。所以心理预期占主导地位。
最后，随着改革的深入，特别是1998年以来，政府机构精简，行政事业单位缩编，国有企业下岗职工增多，据统计，1996年中国有892万下岗职工（注：中国劳动统计年鉴[M].1997.），这种就业形势的不乐观，使人们感觉到收入的持久性受到了威胁，与此同时，实际消费支出负担结构也发生了实实在在的变化，未来的住房、医疗、子女教育费用将大部分由个人负担，而且，住宅价格、医疗费价格、教育费用上涨速度之快超过多数家庭收入增长速度，由弗里德曼（1956年）的“永久收入假说”理论和莫迪利亚尼（1986年）的“寿命期”理论以及利兰（1968年）的理论，在效用是二次型函数时，在利率等于时间偏好率的假设下，收入的持久性是影响边际消费倾向的因素；在效用非二次型时，未来预期的不确定性，使消费者变得非常谨慎，必然增加预防性储蓄。
综上所述，目前影响居民消费的主要因素是心理预期、收入的非持久性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利率只是通过影响心理预期来影响消费。
三、刺激我国城镇居民消费需求的政策取向
根据上面的分析，笔者提出如下的对策：
首先，对一些收入比较稳定的居民来说，通过引导消费结构和消费档次的变化，来提高耐心程度，降低时间偏好率，增加即期消费。消费按它们的作用和持续时间看，可以分为四类：一是常规性消费，如吃、穿、用产品；二是弹性消费，如高档家用电器、家教、保姆、装饰品、钢琴；三是刚性消费，如教育费，医疗费、购房基金；四是享受性消费，如娱乐、旅游、社交等消费支出（刘玉珍，1999）。人们在满足常规性消费之后，必然要寻求有效的消费。根据前面的理论分析，消费有放大收入变化的功能，所以在增加居民收入时，必须伴以有效的供给，才能形成新的热点。目前政策所引导的消费热点是刚性消费，但是，由于人们的消费习惯（先存钱后消费）和信贷体制的不完善，受实际支付能力的限制，使刚性消费既是热点，又是难点。但也不能一概而论，其中的教育消费，因为我国的文化传统和独生子女政策，使得很多家庭乐于支付高等教育费用。1999年，国家统计局和中国经济景气监测中心公布的居民储蓄意愿调查结果表明：居民储蓄10%准备用于教育支出，高于准备用于购房支出7%的比重。教育投资成了家庭的第一投资意向。所以教育消费有很大的需求，有希望成为最快的消费热点。同时教育对经济有一定的拉动作用，尤其从长远来看。这就要求对高等教育的管理体制进行改革，逐步扩大招生人数和提高收费标准无疑是一项良策。但是，根据我国的国情，我国的教育体制改革决不能幅度过大，否则会抑制需求和带来文凭贬值的问题。
其次，加快住房分配货币化进程，积极发展信用制度，转变消费观念，促进消费发展。根据亚洲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的消费品市场成长经验，消费革命第一浪与第二浪之间一般要经历7-10年的积蓄准备期。在我国成功地实现了国内生产总值“翻两番”之后，居民的生活消费基本解决，下一个消费热点除了教育之外，应该是住、行，首先是住。1998年城镇居民住房面积人均9.3平方米，远远低于与人均GDP水平相近的国家（范剑平，1999年），所以人民群众对住房的需求是非常强烈的，而且需求量是非常大的，但由于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滞后和房价过高，使需求和消费脱节。
住房分配货币化的实质就是将原来住房消费的“二次分配”改为“一次分配”。住房消费的“二次分配”是指在住房旧体制下，在国民收入初次分配中将职工住房消费部分先作为集体消费由政府扣留下来，由政府或单位（企业）统一建好后再以实物形式基本按福利制原则分配给职工。住房消费的“一次分配”，是指将住房消费以货币工资的形式直接支付给职工个人。所以住房分配货币化的滞后使居民等待实物福利分房的念头难以消失，同时不利于增强职工的购买力。
与此同时，商品房的价格相对于普通居民的收入而言，是过高的。如果消费需求是建立在自我积累的基础上，“住”的消费热点的形成就会需要好长时间，所以必须发展信用消费制度。在西方发达国家中，消费信贷约占了银行贷款总额的20-30%，而我国至1998年10月，国有商业银行发放的各类个人住房贷款余额为594.49亿元，约占同期银行信贷总规模的0.7%（注：王微.促进消费信贷发展的政策建议[N].中国经济时报1999-03-03.）。从数字里我们可以分析到：一方面信用消费制度不完善，居民不容易得到贷款。另一方面，居民没有改变消费模式，还是停留在自我积蓄型滞后消费阶段，所以必须大力发展消费信用制度，同时引导居民向信用支持型提前消费转变。这有利于缓解居民由于未来收入的不确定性所造成的心理压力。
最后，市场利率的调整必须与心理预期相结合。中华民族一直祟尚节俭，所以时间偏好率的值比较高，导致以往的降息对刺激消费的作用并不大，只有在降息的同时，辅以其它的措施（如前所述），调整居民的心理预期，才会增加即期消费。但是，这种利率的调整不可一步到位，而是采用逐步的方法较适合我国的国情。
收稿日期：2000-07-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