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贞花[1]2003年在《口语对话关系从句的统计分析》文中研究表明本文通过对自然口语的考察，以叙事体关系从句为参照，对对话语体关系从句的篇章功能、语义特征和句法特征叁方面进行了考察。 第一章以语义类型、信息类型为起点，对比分析关系从句在对话和叙事两种不同语体当中篇章功能的异同。 第二章与叙事体进行对比，从动词的语义类型分布和时间关系表达方面，考察对话语体中的关系从句在语义表达方面的特点。 第叁章从中心名词的句法分布、时体标记的使用以及关系从句自身的结构限制，考察对话语体关系从句的句法特征。 本文通过对对话语体关系从句的考察，说明语体特征对名词前关系从句的篇章功能、语义表达和句法结构限制叁个方面的影响。本文提出： 对话语体这种交际模式所具有的现场性和评论性决定了： 第一，关系从句的篇章功能倾向——命名功能为主，追踪功能为辅。 第二，关系从句的表达特征的分布格局——可以表现现实状态(前时时点和共时时点表达)，也可以表现非现实状态(超前时点表达)。 第叁，关系从句动词的语义类型格局——表现事件的动作动词不占绝对优势。
张秋杭[2]2014年在《关系从句的语篇功能研究》文中研究指明本文以汉语书面叙事语体关系从句为研究对象，以功能主义的语法观为理论指导，采用语篇功能的研究视角，在验证已有的类型学假设的基础上，从汉语自身的特点出发，来探索汉语关系从句的规律。关系从句是典型的复杂结构，是语言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因而吸引了大量不同角度的研究。而汉语传统语法长期缺乏“关系从句”的概念，关系从句这类现象通常被看成是偏正结构的一个类型，即一种复杂的名词性偏正结构。20世纪80年代随着当代类型学的研究理念和研究方法不断引入我国，从语言共性的角度，来重新审视这一普遍性的语言现象，才明确提出“关系从句”的概念。可见，“关系从句”是源于印欧语的概念，如何立足汉语自身的特点来加强汉语关系从句的研究是亟待解决的问题。目前国内对关系从句的研究存在重短语轻小句、重形式轻功能的状况；而国外对汉语关系从句的研究主要是把汉语关系从句作为一种特殊的语言材料来加以考察，并将其实验结果与印欧语言进行对比，而对汉语关系从句本身的理论体系建设，关注并不多。综观目前国内外此课题的研究现状，启发我们从语篇功能的视角来加强汉语关系从句的研究。本文的研究内容主要包括两个方面：一是通过汉语关系从句验证已有的类型学假设；二是立足汉语自身的特点来加强汉语关系从句研究。通过汉语关系从句验证已有的类型学假设，包括：（1）验证AH假设和通格假设。AH假设作为影响最大的可及性假设，在母语习得和二语习得研究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应用和检验，而与之相对的通格假设同样具有跨语言的普遍解释力。基于汉语关系从句来验证AH假设和通格假设，分析两大假设的不同预测能力。研究结果表明从频率分析的角度AH假设和通格假设并不是互相排斥的，两者在汉语书面关系从句中均得到了支持，但通格假设较之AH假设能更好地解释汉语的关系化现象。（2）验证优先论元结构假设。优先论元结构强调语法和语篇的互动关系，而且该假设在信息压力较大的语境中才能更好地发挥其预期功能，所以我们选择书面叙事语体是比较理想的检验材料，而且关系化并不会导致“优先论元结构”的中断。研究结果表明汉语关系从句中S-RC和O-RC基本遵循PAS的制约,但是A-RC严重违背PAS的制约，再次说明了语体差异对语法现象的影响。立足汉语自身的特点加强汉语关系从句研究，包括：（1）汉语关系从句的谓词类型与论元分布。从汉语关系从句的谓词类型入手，引入事件谓语和属性谓语的概念，提出鉴别形容词作关系小句的句法标准，揭示不同谓词类型的关系从句在句法语义结构和语篇分布方面表现出的不同特点，并从语篇功能的角度给予初步的解释，从而为汉语关系从句范围的划定提供事实依据。（2）汉语关系从句的指称类型与语篇功能。从核心名词的指称类型入手，改变以往多从“有定”和“无定”范畴讨论核心名词的指称类型，而是采用单指、类指和无指的划分方法，讨论不同类型的汉语关系从句在语义属性和语篇功能方面的差异性，并结合语义和语篇功能来进一步解释相应的句法现象。研究结果表明单指关系从句主要起叙述功能，而类指和无指关系从句主要起描写功能，前景主要由表叙述功能的单指关系从句构成，汉语关系从句也可以表达前景功能。在主句分布上，叁类关系从句都集中出现在主句宾语位置。（3）汉语关系从句中指数量标记分布的语篇功能解释。从指数量标记入手，讨论指数量标记有无的对立，前后顺序的对立以及内部小类在语篇分布上的差异，研究结果支持指数量标记“前景化”功能假设；指数量标记具有前置倾向，关系化的对象和关系小句的语篇功能在一定程度上影响指数量标记的前后分布，而生命性因素、核心名词的信息地位以及语篇显着性并不影响指数量标记的前后分布，而且指数量标记内部，即指量结构和数量结构前后分布也存在一定的差异性；标记内部“一+量”分布最广，“那”的用法要多于“这”。这些现象说明指数量标记的使用并不是由句法语义层面决定的，而是由篇章层面的因素决定的。全文始终贯彻语法研究的语篇意识和语体意识。本文受到功能主义特别是篇章语法研究理念的影响，讲究完全从真实语篇中研究语法，重视句法现象背后的语篇功能动因，立足语篇对句法现象作出解释。语法研究必须以具体的语体为中心（陶红印1999），任何语法研究都是依托一定语体的语法研究，所得出的规律也是基于某一具体语体的语法规律。本文的研究是基于书面叙事语体，所获得的研究发现只是关系从句在汉语书面叙事语体的表现和规律。虽然局限一具体语体，但这种探索也有助于汉语关系从句整个课题的研究。
钟丽丽[3]2017年在《英汉关系从句的语篇功能》文中研究表明本论文以语篇功能为视角,采用文献收集、定量与定性研究相结合、语料分析与语法判断相结合的研究方法,以英汉小说为语料,对比分析了英汉语关系从句在优先论元结构和谓词类型的分布,以及有定和无定及有指和无指关系从句的语篇分布与语篇功能等方面的异同。我们发现英汉谓词类型的分布情况不同,而谓词结构相似。及物动词和不及物动词常规形式和复杂形式的相对分布几乎一致,复杂结构都多于常规结构。复杂结构是英汉语关系小句共同的主要形式。这与语言的复杂性相统一。英汉不及物动词在语篇功能方面表现一致,以描写功能为主。研究发现,英汉语关系从句在优先论元结构(PAS)方面很不一致。汉语书面叙事语体中不及物主语关系从句(S-RC)和直接宾语关系从句(O-RC)基本符合PAS的制约,而汉语及物主语关系从句(A-RC)违背PAS的制约。英语S-RC和O-RC完全遵循PAS的制约,A-RC也基本遵循PAS的制约。这跟两种语言各自的特点有关。英汉语关系从句都存在论元省略,但汉语省略比例高于英语。这是因为英语语法是显性的,而汉语语法是隐性的。汉语的灵活自由,使汉语语序没有严格的标准,省略现象非常丰富。英汉语在省略方面的异同,与各自植根的文化有关。我们发现汉语有定、无定关系从句分别主要分布在主语和宾语位置。这与句子主宾语原型特征高度一致。而英语有定、无定关系从句都倾向于分布在旁语位置。这是因为,英语介词丰富,而汉语动词丰富。汉语关系从句主要做谓词的主宾语,而英语关系从句主要做介词宾语,即旁语。从有指、无指范畴的角度,我们发现英汉语都以单指从句为主;英汉无指类指从句都主要表达描写功能,但汉语单指从句以叙述功能为主,而英语单指从句叙述描写功能几乎各占一半。英汉关系从句都主要表达后景功能;但英语关系从句表达前景功能的能力强于汉语,我们认为这由英汉关系从句的相对位置决定。本文将语言类型学的主要研究成果与对比语言学的理论框架有机结合在一起,基于书面叙事语体,对比了英汉语关系从句在书面叙事语体的异同。虽然局限于书面语体,但也有助于关系从句整个课题的研究。
黎洪[4]2012年在《汉语偏正复句句序变异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近年来汉语复句句序研究呈现视角和方法多样化趋势,进展迅速成绩喜人。受此启发和激励,本文以语用学、语体学、篇章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新兴学科的有关理论为指导,充分利用语料库提供的优裕条件,注意发挥具有高度实证性的统计方法的作用,对现代汉语偏正复句的句序变异,进行全面、深入、细致的考察和探析,力图从句法、语义、语用、认知等层面揭示其句序变异规律。全文由九章组成。第一章为绪论,鸟瞰式地回顾汉语偏正复句句序研究概貌,对本文研究对象和研究目标、语料来源和选择处理、理论依托和方法运用给予适当交待,以及对本文基本结构给予必要说明。第二至第八章为正文。第二章对本文基础性概念,包括偏正复句的界定和分类、形合偏正复句与意合偏正复句、常规句序与变异句序等,给予必要交待；同时对为什么选择黄伯荣、廖序东(2007)的复句分类系统和程祥徽(2002)的语体系统,给予必要解释。第叁至第七章,按因果复句、假设复句、条件复句、转折复句、目的复句的次第,在概略回顾以往专项研究情况以及简要说明本文专项研究所涉概念之后,对现代汉语偏正复句的句序变异,进行了全方位、深层次、细致入微的考察和探析。第八章为综论,以前五章分类考察为基础,对造成汉语偏正复句语句变异的主要动因和内外条件,加以归纳和抽象,揭示其中的普遍规律。第九章为结语,概述偏正复句句序变异研究的学术意义和实用意义,指出它除了对于汉语复句的理论研究具有促进和深化作用外,同时对于文章写作、外文翻译以及语言教学等实践活动,亦具有重要指导价值。该章并对缺憾之处以及今后打算作了说明。本文研究主要表现出以下四个特点：一是充分利用语料库——本文研究始终是以语料库为基础,除了充分利用了北大中文系提供的综合语料库(CCL),同时还充分利用了笔者个人创设的分体(语体)语料库。二是注意考察对象的语体分布——鉴于言语通过语体表现而语体影响语用,本文对所有用例的考察,都是始终与语体分布相联系。叁是坚持以数据说明问题——本文关于常规句序与变异句序的鉴别,关于不同句序变异频率的考察,关于句序动因和条件的探析,等等,均以统计数据为支柱。四是重视理论价值向实践价值的转化——本文探索有助于深化汉语复句研究。而本文没有停留于此,通过考察有关结论在文章写作、外文翻译以及语言教学等领域的利用,努力做到“知”与“行”的统一。在全面考察和深入探析的基础上,本文得出以下研究结论：1.汉语书面语中的因果复句通常表现为前偏后正,而汉语口语中则通常表现为前正后偏。2.汉语偏正复句的句序受到多方面因素的影响,前后照应、语意突出、陌生追求、急不择语、外文直译,等等,乃是造成句序变异的主要原因。3.对于汉语偏正复句句序表现来说,结构形式、语用预设、语体分布等,亦不无影响。4.汉语偏正复句不同类型的句序变异频率有高有低,由低到高可以归纳为如下连续统：假设复句<转折复句<条件复句<因果复句<目的复句。5.汉语偏正复句的句序变异直接受到语体影响,以文字为媒介的语体,由低到高可以归纳为如下连续统：法律语体<新闻语体<科学语体<政治语体<艺术语体<日常交际语体。
林生淑[5]2016年在《中国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的学术名词短语使用研究》文中认为名词短语可以通过前置和后置修饰这种简洁、经济的方式将复杂的信息“打包”进短语结构。基于大型语料库的历时语言变化研究表明,近300年,学术写作中的名词短语修饰语使用发生了很大变化,主要表现在,十八世纪的学术写作中定语形容词使用逐渐增多;近100多年来,名词、介词短语不仅在使用的“量”上有了大幅度增加,而且意义和功能也得到拓展,例如,抽象意义名词作为修饰语的用法在二十世纪写作中大量存在。基于大型语料库的对比研究表明,学术写作所形成的独特语言风格是压缩性名词短语结构,即使用形容词、名词和介词短语做修饰语。压缩性名词短语的普遍使用与学术写作的特殊语言输出条件以及语言的经济性使用密不可分。与此同时,近两年学术界重新审视了英语句法的复杂性,认为英语语言的复杂性应该是多层面的,名词短语的使用被视为衡量高级语言水平的重要指标,甚至可以预测写作质量。可以说,将小句可以表达的信息转化成形容词、名词和介词短语修饰语体现了一种高级的语言能力。语域对比和句法复杂性两个角度的研究奠定了名词短语在学术写作中的重要地位,使得名词短语开始以极大的凝聚力吸引二语习得领域的关注。语体特征方面的研究通常以语篇大小衡量学习者在名词短语使用和修饰语使用上的特点,这一研究角度更显宏观。同时对抽象名词的研究关注具体短语模式的语篇功能。搭配角度的研究关注“形-名”、“名-名”使用典型性和准确性等更加微观的层面。对二语学习者来说,培养了短语能力才能接近本族语表达。在具体的学科领域,能否使用典型的短语体现了写作者的权威性和学者身份、以及被话语共同体接受的程度。本研究将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结合起来,全面、真实地了解中国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术名词短语上的使用特点。国内对名词短语作为学术写作语体特征和句法复杂性的研究刚刚起步,研究领域有待拓展。纵观国内外,在名词短语实证研究方面的一个突出空白就是缺少对学术名词的研究。学术名词是指在学术写作中普遍使用但又不同于通用词汇和专业技术词汇的那部分词汇。学术词表的创建备受关注。近两年由Gardner&Davies(2013)新创的学术词汇表Academic Vocabulary List(AVL)基于近20年左右的学术写作大型语料库,代表了当今学术写作高频用词。从这个意义上来说,研究高频学术名词将对教学产生实际意义。学术写作作为一种创造性活动,对于英语本族语者是个挑战,作为二语学习者利用英语进行学术创作无非又增加了一道语言关。国内对高级英语学习者,尤其是英语专业本科高年级及硕士阶段的写作研究暴露了他们在语言使用各个层面的问题。短语和搭配的使用具有鲜明的学科和语域特点,国外研究者也极力主张在长篇写作中研究高级语言能力。本研究对此领域的贡献正体现在,在具体的应用语言学学科内创建大型语料库对研究生论文中的学术名词短语使用进行研究。为实现本研究的研究目的,创建了各约200万词的应用语言学论文语料库,包括学习者语料库,中国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语料库(简称CCEPT,Corpus of Chinese English Postgraduates‘Theses)和作为参照的语料库,国际期刊研究论文语料库(简称CRAIJ,Corpus of Research Articles from International Journals)。CCEPT中的论文平均分布于我国985、211和普通院校的英语专业,CRAIJ均来自国际权威应用语言学期刊。本研究基于词频确定应用语言学研究论文中高频使用的47个AVL学术名词作为研究对象。选择一定量的词汇有助于将研究置于可操控的范围之内,且以词汇作为比较基础有助于明确研究生在词汇使用上的差距以及未来的词汇学习目标。在本研究中,以学术名词为中心词的名词短语被称作学术名词短语。本研究提出如下四个研究问题:(1)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的学术名词短语是否具有压缩性结构特征?如果有,有什么样的特征?研究生使用小句修饰的情况如何?(2)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对有多项修饰语的学术名词短语模式的使用情况如何?(3)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能在多大程度上使用国外期刊研究论文中的高频学术名词短语?研究生毕业论文中的高频学术名词短语使用情况如何?(4)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在学术名词短语使用上有什么其它特点?语料库检索工具主要使用了功能强大的Power GREP和附码删除工具,分析软件包括卡方检验计算器和Excel。语料库检索数据结合了详细的人工分析、修正,确保数据的准确性。本研究主要有以下发现:第一,中国英语专业研究生的学术名词短语修饰语使用体现了压缩性结构特征,短语修饰语类别的选择顺序与期刊研究论文一致:前置修饰以形容词为主、其次是名词,后置修饰以介词短语为主。但是研究生使用的具体短语性修饰类别和期刊研究论文差异较大,突出表现在:研究生过度使用名词修饰语,形容词修饰语使用不足,of以外的其它介词使用差异大。在小句修饰上,研究生论文和期刊研究论文一样,使用限定小句多于非限定小句,具体差异表现在:研究生论文中wh-定语从句过度使用,而that从句、不同类别的非限定小句修饰使用不足,包括V-ed/V-ing结构和不定式修饰。这说明中国研究生对应用语言学论文写作中的名词短语语体知识还不够完善。第二,在有多项修饰语的学术名词短语模式使用上,可以归纳为以下叁点。(1)当中心词前有形容词修饰时,使用后置修饰的可能性比中心词前有名词修饰时更大,这一点上,研究生论文和期刊研究论文一致,但是当有形容词修饰时,研究生使用后置修饰显着偏少。(2)兼有多项前置修饰的名词短语在两个语料库中的使用比例都不算太高,但研究生使用还是明显偏少。研究生使用“形-形-AH”显着少于期刊研究论文,而使用“名-名-AH”显着多于期刊研究论文,并在使用“形-形”序列修饰时出现较突出的形容词排序错误。(3)兼有多项前置修饰时,研究生使用后置修饰的比例显着少于期刊研究论文,表明汉语母语中前置修饰的单一化结构特点淡化了研究生对后置修饰的使用,尤其体现在“形-名-AH”和“形-形-AH”两种短语模式对后置修饰的使用上明显偏少;同时,这种堆积修饰语的名词短语模式在两个语料库中使用比例较小。第叁,对于期刊研究论文中的高频(≥15)学术名词短语,研究生能使用其中的73.7%,这其中有28%是作为低频短语使用的,仍有26.3%的高频名词短语未能在研究生论文中得到体现,这一结果表明研究生应继续加强对应用语言学论文中高频短语的使用。研究生使用的高频(≥15)学术名词短语中的83.5%在期刊研究论文中得到体现,表明研究生可以在很大程度上将平时阅读英文文献中的短语知识转化成语言输出;研究生论文中的一部分专有高频学术名词短语(即未在期刊研究论文中出现的名词短语)体现了英语本土化表达特点。这些本土化表达无助于学术论文的准确性和专业性,因此要有意识地减少使用。第四,研究生在学术名词短语使用上表现出四大特点:(1)学术名词短语使用的类型低于期刊研究论文,表现在语言学专业技术词汇使用少、形容词修饰语缺少语义过渡性词汇。(2)使用的名词修饰语过度集中在英语教学和语言技能相关词汇上,这部分词汇使用比例占到名词修饰语的24.8%,抬高了名词修饰语的使用比例,因此,研究生使用的名词修饰语―量‖过了,但是使用的质量并不高;(3)对于绝大多数中心词,存在高比例使用个别高频修饰语的情况,即―扎堆‖使用,且频数排序相邻的高频修饰语之间呈现使用比例悬殊过大的―陡坡‖式特点;(4)研究生论文中的不当短语和错误短语使用同样较突出。基于以上主要研究发现,在加强高级英语学习者名词短语语体意识的同时,更应该做的是纠正对某些修饰结构的偏误认识,例如要重视对学术写作中定语形容词的使用;在强化语体意识的过程中,教学的重点放在修饰语使用的正确性、典型性、多样性这些更体现―质‖的层面上;在短语能力的培养上,要重视高质量英语论文的大量阅读和语料库工具的应用,同时,亟待拓宽研究生的学术视野和论文选题的广度,从而借鉴吸纳国外研究论文中出现的常用名词短语。
郭春燕[6]2010年在《对话语篇的整合研究》文中提出对话语篇既是语言单位又是言语产品,是两个人或几个人之间直接进行交流的言语形式。对话是特殊的语篇类型,是存在于交际活动中的语篇。在交际活动中,受话人不是消极地理解所接收的信息,而是和说话人一样,也是积极的交际参与者。本文对对话语篇单位和类型进行了界定,同时,提出一个比对话统一体高的单位-对话语段。话轮、对话统一体和对话语段构成了对话语篇由低到高的叁个不同的层级体系。对话语段这一概念的提出,拓宽了对话语篇的研究思路,提供了新的研究视角,为对话语篇(尤其是文学作品中对话)单位的界定提供了理论依据。论文中所分析的对话语篇是广义的,既包括口语形式,又包括书面形式。研究对象包括自然口语对话(日常生活对话和新闻媒体对话)与文学作品对话。论文对话轮共筑结构、对话统一体中的重复策略和对话语段的结构-语义特点进行了全面地分析,揭示了对话语篇结构性和非结构性的衔接特点,突显了受话人对话重复的交际策略可系统化的理论。论文以框架理论为基础,阐述了框架理论在对话语篇语用连贯中的构建作用,分析了不同框架下对话语篇语用连贯模式、特点及其实现方式。作为交际单位的对话语篇,本论文在分析它的结构-语义、语用层面的同时,还全面论述了它的交际互动特点。论文在第五章运用大量例证系统地分析了对话语篇中两种特殊的交际单位：反应语词和不完整语句。这些特殊交际单位普遍存在于对话语篇叁个不同的层级,其特点在于整合了语句的形式-语法、语义和语用特征。从形式-语法角度看,这些特殊交际单位明显表现出非句子性；从语义层面看,这些特殊交际单位不同于理想的句子,特点是其本身的命题意义相对较少；从语用层面看,这些特殊交际单位执行的是协调功能,其目的是达成交际参与者战略和策略上的一致。这些特殊交际单位独特的表达形式、内容形式和语用意向并没有破坏句法上的组合关系和聚合关系,而是从不同层面上配合了对话交际、满足了对话要求。因此,对话语篇综合了不同层级的语言和言语变体,统一了语言的本质和言语的特征。
尹夏燕[7]2012年在《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二语习得者回避现象的探析》文中认为回避现象在二语习得中很常见、也非常重要,而在这方面的研究却相对较少。本文在总结前人对回避现象研究的基础上,通过问卷调查法、课堂教学实证研究及个人访谈法,对二语习得者在汉语词汇运用过程中的回避现象进行了深入研究。在国内外学者基础理论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对回避现象的定义、分类及评判标准等基础理论研究进一步深化。此外,本文从微观与宏观两个维度对回避现象进行研究。微观角度主要通过课堂实证研究与语料收集来考察二语习得者在词汇运用过程中对实词与虚词的回避表现；宏观角度主要通过问卷调查和个人访谈来收集数据与信息,并运用SPSS.16对数据进行量化分析。从学习者心理、母语迁移、文化、习得顺序、评价机制等方面来综合分析回避得表现形式、回避的特点、回避的原因及学生对回避的看法,并以此来探析影响二语词汇习得的内在与外在影响因素,通过两个实证研究,我们发现引起回避现象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二语词汇量的输入与输出的有效性不足以及二语习得者害怕犯错的心理因素等所导致。此外,本文通过对汉语词汇回避现象的研究,根据回避现象的总体特点,提出了对待回避的原则；根据引起回避现象的主要原因调查,进一步探讨了对外汉语课堂词汇教学模式及心理词典的有效构建方式。
高小丽[8]2013年在《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中转述言语的比较研究》文中提出作为言语交际中一种重要的语言现象,转述言语在新闻语篇中大量存在,是新闻话语最显着的特征之一。然而,学界鲜有对汉英新闻语篇中的转述言语进行系统的比较研究。本研究从转述类型、转述动词和消息来源3个方面对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中的转述言语进行定量和定性的比较分析,获得了一些有意义的发现,具体如下：第一,汉英报纸中转述类型的比较。经过对标注后汉英报纸中的各转述形式的出现频率进行统计发现,在汉英报纸中,间接转述的出现频率均为最高,其次是直接转述,而其他3类,即自由间接转述、自由直接转述和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都相对较少。但是,在间接转述的使用上,汉语报纸中所占的百分比远远高于英语报纸,而直接转述却在英语中占很大比例,这与英语报纸的资本主义商业化运作模式有关。而且,英语报纸还使用了数量不少的自由直接转述。另外,汉语中警示引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远远多于英语报纸。间接言语是汉语和英语报纸标题中最常使用的转述形式,但是汉语标题中使用的间接言语似乎都是“统一模式”,几乎都是主语+转述动词+被转述句形式,连文字编排都一致,即引导句和被转述句列成两行放在标题位置。汉语标题中频繁使用警示引语,数量最多。虽然自由间接言语、自由直接言语更具表达性和独立性,但是它们很少出现在汉语政治新闻报道中,而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在汉英报纸中仅有少量使用。在对汉英消息体裁的对比中,我们发现,英语中使用最多的是间接言语,其次是直接言语和自由直接言语；而汉语中使用最多的是间接言语,其次是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然后是警示引语。通过对汉英特写体裁的对比发现,在间接言语的使用上,汉语和英语均为最多。不同的是英语特写中使用第二多的是直接言语,第叁多是自由直接言语；而汉语特写中使用第二多的是警示引语,第叁多是直接言语。对于汉英评论体裁的对比,通过分析数据,英语评论中使用最多的是间接言语,其次是警示引语,然后是言语行为的叙述性转述,接着是直接言语：而汉语评论中使用最多的是警示引语,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其他转述形式则很少使用。第二,汉英报纸中转述动词的比较。新闻语篇中的转述动词具有多样性的特征,经过对成对汉英语料库中的转述动词进行识别和人工标注,然后进行词频统计,发现从总体上英语报纸中出现的转述动词从数量上占绝对优势,二者存在显着性差异。数据显示,英汉语报纸中的中性转述动词、心理转述动词和言语行为转述动词均存在显着差异,也就是说,英语报纸中这3类转述动词的出现频率均高于汉语。与汉语相比,英语中的言语行为转述动词更为丰富多样,而汉语较单一。心理转述动词在汉英报纸中的使用频数均最少,这与其自身的主观性、认知本质及新闻追求真实性的特点相关,英语报纸中使用最多的是中性转述动词,而汉语中使用最多的是言语行为转述动词.研究发现,转述动词“say”是英语中最常用的无标记转述动词,且"I think"词块凸显程度高。汉语中使用最多的心理转述动词是“认为”,它表达对人或事物的某种看法,这种判断是经过分析思考后的认识和肯定性的主张。汉语报纸的另一特点是大量使用言语行为转述动词。除去少数几个中性和心理转述动词,使用频率最高的是言语行为转述动词,如“表示”、“强调”、“指出”、“提出”、“要求”等。我们发现,汉语标题中偏爱使用“强调”这个词,并且这个转述动词的逻辑主语几乎都指称国家领导人,这使本来非常普通的一个转述动词具有了“权力”的特性。第叁,汉英报纸中转述来源的比较。我们尝试把转述来源分为党政机关、记者媒体、专家学者、社会团体、企业、一般民众6类。研究发现,仅有记者媒体和社会团体消息来源不存在显着性差异,其余四类,即政府机关、专家学者、商业、普通民众,均存在显着性差异。除政府消息来源,使用频率第二多的是专家学者。但是,与英语相比,汉语报纸中使用的专家学者消息来源并不是很多。英语报纸中对专家学者消息来源的引用都非常明确。商业性质的消息来源一般很少作为主要消息来源使用。但是我们发现,倘若商业消息来源与政治产生了某种联系,那么它很容易变成主要消息来源。根据消息来源的明确度,消息来源还可以分为明确的、非明确的和不能辨明出处的3类。经过对这3类消息来源进行语料标注和统计分析后,我们发现明确的和非明确的消息来源在汉英报纸中的使用频率均为最高。对于无法辨明出处的消息来源,汉英报纸中的使用频率均为最少,不存在显着性差异。本研究认为,对于新闻报道中较为重要的转述言语,应该尽量提供其具体的、明确的消息来源,少用模糊性的表达方式。最后,我们力图回归巴赫金的对话理论,探讨汉英报纸中由消息来源建构的不同对话模式。我们发现,汉语较多使用竹型对话模式,而英语较多使用网型对话模式。这两种模式在增强新闻语篇的对话性与提高新闻报道的实际效果上各有所长,具有很好的互补性。本研究在理论、方法和实践方面均有一定的启示。在理论上,本研究将语言学、批评话语分析、传播学等理论应用于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中转述言语的比较。这不仅有助于加深我们对转述言语的认识,而且可以拓宽英汉对比研究领域,体现了语言学与其他人文科学间的跨学科融合趋势。在方法上,本研究所选择的语料均来自于真实的报纸新闻,并将语料库技术运用到汉英报纸中转述言语的对比分析。我们分别针对不同的章节自建汉英报纸的成对语料库,从转述形式、转述动词和消息来源3个维度进行了定量统计和定性分析。这一方法丰富了转述言语的研究视角,同时拓展了批评话语分析的研究空间。在实践上,本研究有助于人们更好地理解中美新闻话语的特点及其社会语用功能,而且对广大英语和对外汉语教师的教学也有参考作用。同时,本研究对于增强我国媒体运用话语策略的能力与提高对外宣传的有效性均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张金圈[9]2011年在《汉语单音方位词与单音动词的偏正性组配研究》文中提出本文以汉语中的偏正性“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为研究对象,主要采用形式、语义、语用多角度验证的方法,对单音方位词与单音动词的组配情况、制约二者组配的因素、二者之间的语义关系、结构的语用价值、语体特征、对举形式以及历史发展情况和词汇化等问题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考察、分析。文章共分为八章,现将各章主要内容简介如下：第一章对本文的研究对象、研究方法及前人的相关研究成果进行了简单的介绍。第二章对现代汉语中单音方位词和单音动词偏正性组配的基本情况进行了描写。考察发现,单音方位词和单音动词的组配能力远远超出人们的预期,很多看似难以接受的组配实例在特定的语境中都可以成立。同时,单音方位词和单音动词内部的不同成员之间在构成偏正性“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的能力上存在着明显的不平衡性：就单音方位词而言,“内、外”与单音动词的组配能力最强,“里”最弱；就单音动词而言,位移动词与单音方位词的组配能力总体上要强于非位移动词。第叁章首先对单音方位词与单音动词之间的语义关系进行了分析。考察发现,单音方位词不仅可以表示方向或处所,其与单音动词之间还可以是多种复杂的语义关系。偏正性“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虽然形式简单,但却具有强大的语义包容性,只要某种动作行为表示的语义情境中涉及到某种方位要素,且该方位要素被凸显,表示该方位要素的单音方位词就可能与表该动作行为的单音动词组合成偏正性的“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其次,本章还从语义角度探讨了制约单音方位词和单音动词组配的条件,包括单音方位词与单音动词的语义关系、单音动词的位移特征、空间性、语义单纯性等对组配的制约,最后提出“语义和谐”是决定组配形式能否成立的核心原则。第四章考察了偏正性“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的语体特征。该结构具有强烈的书面语倾向,极少出现在口语语体中；同时,它还对文本的内容具有较强的选择性,主要出现在与体育语域相关的操作说明类语篇中。该结构的语体特征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着单音方位词和单音动词的选择组配,一般来说,口语性强的单音动词难以进入偏正性的“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第五章通过与“介词+方位词+动词”结构的比较讨论了偏正性“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的语用价值。偏正性“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作为一种特定的结构形式,具有自身特有的语用价值。主要表现为以下几点：1.指称化。偏正性“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除了述谓功能之外,在很多场合还可以用于对某种动作行为或动作行为的论元成分进行指称。2.属性化。很多偏正性“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具有区别词的功能,表示事物在某种方位上的属性。3.经济性。与“介词+单方+单动”结构相比,偏正性“单方+单动”结构在形式上更加简短、经济。第六章考察了偏正性“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的对举形式。对举作为一种语法手段,具有功能增殖的作用,可以使一些难以成立的偏正性“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形式获得合法地位。一些偏正性“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的对举形式由于形式稳定、使用频率高,在一定程度上实现了构式化。第七章首先考察了偏正性“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的历史发展情况。该结构贯穿于整个汉语发展史,从先秦时期一直到现代汉语中,其最主要的语法功能一直是作谓语,单音方位词也一直是主要用来表示动作行为的目标方向。同时,其在某些方面也发生了较大的变化,主要体现为到现代汉语中,该结构出现了明显的属性化倾向,很多具体结构形式与区别词功能类似,可以自由地充当定语。其次,对偏正性“单音方位词+单音动词”结构的词汇化问题进行了探讨,认为制约该结构词汇化的条件包括以下几个方面：1.单音方位词作状语功能的弱化；2.汉语的双音化和韵律制约；3.语义透明度的降低和语义的特异化；4.单音动词的弱及物性。本章还提出了词汇化过程中的“结构独立性原则”这一理论假设。第八章对全文进行了总结,指出了研究中存在的不足及后续研究的设想。
张雪[10]2006年在《对话体语篇分析》文中指出本文将对话研究与语篇分析结合起来，提出了对话体语篇这一概念，并以对话体语篇为分析对象，主要从言语行为配对关系角度分析了对话体语篇的整体结构，从话题推进角度分析了对话体语篇的内在关联，并对独白式对话体语篇的对话性及潜对话结构进行了较为详细的探讨。同时，本文还提出了话轮接口的概念，并对其进行了初步分类和较为详细的描写，以方便对对话体语篇跨话轮推进机制的研究。 以往的语篇研究仅限于独白语篇，没有关注对话体语篇，更缺乏对话观念。以往的对话研究仅限于行为结构研究，没有与语篇分析呼应起来，作为语篇的解释因素，寻求二者之间的共变关系。 本文以奥斯汀、塞尔等的言语行为理论作为理论依据，从话对组配和话轮交替两个方面研究了对话活动。然后，将对话纳入语篇视野，从言语行为配对关系和话题推进的角度考察了对话体语篇的结构，指出对话体语篇从形式上看是由一系列的言语行为配对关系构成的一个意义结构体，在内容上具有其内在的语义相关性，而语义的相关性很大程度上是跨话轮话题推进的结果。在研究跨话轮话题推进与语篇的内在关联时，我们发现以前所提出的言语行为配对关系及话题推进关系忽略了一个重要的事实，即对话体语篇的动态生成过程并非完全理想化的，由于事实上的时空距离的存在导致了参与对话的言说主体间对话过程的不流畅和不连贯，据此我们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来描述这种现象，即“话轮沟”。为了解决对话体语篇动态建构过程中这一重要的环节，我们提出了接口的概念，较好地解决了对话体语篇结构在过去被忽略的部分，合理地扩展了对话体语篇的结构框架。此外，在巴赫金对话理论的启示之下，本文还把对话提到了一个更高的层次，探讨了独白式对话体语篇的对话性及潜对话结构。
参考文献：
[1]. 口语对话关系从句的统计分析[D]. 宋贞花.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03
[2]. 关系从句的语篇功能研究[D]. 张秋杭.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4
[3]. 英汉关系从句的语篇功能[D]. 钟丽丽. 上海外国语大学. 2017
[4]. 汉语偏正复句句序变异研究[D]. 黎洪. 安徽大学. 2012
[5]. 中国英语专业硕士研究生毕业论文中的学术名词短语使用研究[D]. 林生淑. 苏州大学. 2016
[6]. 对话语篇的整合研究[D]. 郭春燕. 黑龙江大学. 2010
[7]. 对外汉语词汇教学中二语习得者回避现象的探析[D]. 尹夏燕. 浙江大学. 2012
[8]. 汉英报纸新闻语篇中转述言语的比较研究[D]. 高小丽. 南京师范大学. 2013
[9]. 汉语单音方位词与单音动词的偏正性组配研究[D]. 张金圈. 华中师范大学. 2011
[10]. 对话体语篇分析[D]. 张雪. 华东师范大学. 20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