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锐智[1]2014年在《2005年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述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近年来,中国政府致力于政治文明建设,政治制度的改革受到社会各界的关注。而自1980年以来,中国大陆的英国政治制度史研究逐渐兴起。近年来,该领域的研究又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新领域不断拓展,研究视角、研究方法逐渐多样化,联系现实,借鉴英国经验以资本国政治改革的趋势也有所加强。本文回顾了自清末以来,中国学者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概况,重点论述了2005年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在相关领域的研究情况。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第一部分为绪论,主要论述本文的选题意义、相关研究状况,并对本文要论述的“政治制度”、“政治制度史”等概念予以说明,以和“政治史”、“政治思想史”相区别,限定本文的研究范畴。第二部分概述2005年以前中国大陆的英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发展情况,重点论述1980年以来中国学者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的研究,并对该时期的代表作品予以简要介绍。第三部分探究中国大陆的英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在传统领域的发展,考察了自2005年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在英国文官制度、宪政制度、内阁制度、议会制度、政党制度等传统研究领域的研究状况。第四部分叙述2005年以来中国大陆的英国政治制度史研究在新近领域的拓展,英国地方自治研究和英国司法制度史研究是近年来中国大陆英国政治制度史研究的新领域,本文对这些新近领域的成果与争鸣作了较为细致的考察。第五部分探讨这段时间该领域研究的特点与不足,并对该领域研究中的不足提出自己的一些建议。
韦荣建[2]2000年在《论英国内阁制度形成与发展》文中研究说明本文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的方法，对英国的内阁的发展进行了历史考察和理论分析，揭示内阁制确立及其演变的政治、经济原因。 全文共分三个部分。第一部分：英国内阁制的确立。议会至上原则的确立是内阁制确立的前提条件，1868年的内阁更替标志英国内阁制的最终确立。第二部分：英国内阁权力的演变及演变的特点。十九世纪后期开始，内阁成为控制行政与立法的机构。一战后，首相权力的扩张。各种政治、经济危机纷至沓来，国家政权和垄断资本直接结合以应付危局二战后，行政集权趋势日益明显，首相加强了对决策的控制内阁权力相对衰落了。第三部分：英国内阁制的确立及权力演变的因素--政党制度。英国政党制度的完善是导致内阁制确立的最直接原因，政党制度的发展又是推动内阁制变的力量。
刘彪[3]2015年在《融合与制衡:《英国宪法》中的权力逻辑》文中提出英国公法学家沃尔特·白芝浩认为,英国宪法包含两个部分:“尊严的部分”——君主和贵族院;“效率的部分”——内阁和平民院。同时,英国宪法得以有效运行的秘密,在于行政权和立法权几乎完全的融合。这些观点不禁发人深思:英国宪法为何被分为“尊严的”和“效率的”两个部分?这两个部分各自拥有哪些权力以及它们之间究竟有何关联?此外,行政权和立法权如何形成融合?权力融合后是否能被有效地制衡?本文秉持上述问题意识,以白芝浩的《英国宪法》为研究文本,在结合历史背景的基础上,具体分析白芝浩笔下融合与制衡的权力逻辑。本文主要内容包括引论、尾论和四章内容。引论部分主要介绍了研究缘起、研究视角和研究方法,并对国内外的研究状况进行了概要的回顾和分析。第一章,以白芝浩《英国宪法》的产生背景为切入点,探索君主、贵族院、内阁和平民院的权力。首先,由白芝浩的学习经历和《英国宪法》的文章主旨入手,确定了白芝浩的分析路径以实证研究为主,其研究对象为宪法的实际运行状况。其次,回顾英国1832年议会改革进程中的政治博弈,结合此次议会改革法案,探索君主和议会的权力变动以及它们行使权力的方式。最后,回顾1867年议会改革的历程和结果,进一步明晰君主、贵族院、内阁和平民院的权力变化以及它们行使权力的方式。第二章,依循《英国宪法》中“尊严的”和“效率的”划分方法,解释行政权和立法权最终得以融合的原因。第一,“尊严的部分”和“效率的部分”分别代表了英国宪法的合法性理由和有效性理由:君主和贵族院凭借神性(君权神授)和贵族气质吸引了民众的崇敬和信服,内阁和平民院因享有行政权和立法权而有能力保障宪法的具体实施。此二者分工明确、相互配合,构成权力融合的第一个条件。第二,君主仅具有(仪式上的)形式性权力,贵族院仅具有(立法上的)搁置性权力,二者在英国保守主义和遵循传统的文化氛围里,紧密地结合起来,形成权力融合的另一个条件。第三,内阁负责行政,平民院负责立法,但由于内阁产生于平民院、平民院受到内阁领导的多数党的控制,从而使得内阁成为连接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扣子”,出现行政主导立法、立法保障行政的特殊现象,最终促使了行政权和立法权的融合。第三章,权力的制衡得益于两个方面:“尊严的部分”和“效率的部分”之间的制衡;对最高权威(终局性权力)的制衡。首先,“尊严的部分”和“效率的部分”互为补充,属于制约与平衡的体现:前者防止后者走向集权和平民的暴政,后者防止前者走向君主专制和贵族统治。在“效率的部分”中,既存在内阁与平民院(产生机制上)的机构制衡,也存在立法指导行政、行政促进立法的职权制衡。其次,平民院是唯一的主权机构,新选的平民院则是维护政制、政策单一性和统一性的最高权威。但是,由于平民院的多变性、党派性和自私性,受到了来自贵族院和内阁首相的制衡,前者是防止平民院权力集中的安全阀,后者是节制平民院党派性和自私性的调制器。最终,确定《英国宪法》中权力制衡的逻辑。第四章,《英国宪法》及其权力逻辑在内容和方法上的承前启后。第一,白芝浩对英国宪法“尊严的部分”和“效率的部分”的划分,继承了约翰·米勒的公法思想,即政制的产生基于两大基本原则“尊严”和“权威”。第二,孟德斯鸠认为“三权分立”在一定程度上是源于对英国政治的观察,但白芝浩在对宪法实际运行状况进行考察后,质疑了此种权力逻辑,他认为英国的行政权与立法权是处于融合状态的。第三,戴雪作为英宪理论的大家,在研究方法上由对法律条文和规则的实证分析,逐渐回归到由白芝浩所开创的对(不成文)宪法实际运行状况的实证分析。尾论部分主要阐述了《英国宪法》的理论地位和实践意义。白芝浩独辟蹊径地描述了英国宪法实际运行中的权力逻辑,丰富了权力制衡理论的内涵。但因未曾提及自由、法治和司法独立等有关宪法的重要问题,使得《英国宪法》存在美中不足之处。由于英国的政治改革具有渐进性和保守性特征,使得白芝浩对英国宪法的论述依然适用于今天,并在一定程度上预示了未来的改革趋势。
杭聪[4]2010年在《麦克米伦政府的英属黑非洲政策研究》文中研究说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博士学位论文麦克米伦政府的英属黑非洲政策研究杭聪导师姓名及职称：张顺洪 教授系
崔士鑫[5]2010年在《政策的风向标：英国政党竞选宣言研究(1900-2005)》文中研究表明英国是世界政党政治的发祥地,也是政党竞选宣言的发源地。作为政党政治的重要组成部分,竞选宣言是英国政党政策、理念和意识形态等方面内容的集中反映;在两党制度下,某一政党赢得选战之后,竞选宣言也成为执政党所实施的内政外交政策的重要依据。因此,竞选宣言在政党政治尤其是政党政策研究中占有重要地位,也是考察现代英国各个历史时期国情民意的重要指标。英国政党竞选宣言一直受到研究英国现代史的各国学者的高度重视,在考察英国政策走向以及英国主要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时经常加以引用。但是到目前为止,无论是国外学者还是国内研究人员,对竞选宣言主要是作为研究英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以及政治制度、政党政策、选举活动等某一专题时的背景资料和相关佐证,而对竞选宣言本身的由来、演变、制定机制以及与选举制度、政党政治和时代主题等的关系和相互作用等,缺乏充分研究。鉴于此,本文以20世纪初以来英国主要政党竞选宣言为主线,结合英国相关政治制度与20世纪初以来的历史变迁特别是所面临的主要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分析竞选宣言在内容、形式、形成机制等方面的发展演变;研究竞选宣言与政党政治、选举制度等的相互关系与影响;研究竞选宣言在政党理念形成与政党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研究竞选宣言对于解决英国政治经济社会问题所产生影响的途径与程度等,总结出一些带有规律性的内容。这些分析与研究,对于怎样认识政策制定在政党建设和政党活动中的重要作用,政党如何科学地制定政策、怎样在政策制定过程中正确地反映民意和适时地引导民意、如何将一定的经济政治理论与党的政策相结合、怎样根据经济社会的发展变化不断调整党的政策以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以及在政策制定上如何汲取英国政党政策制定方面的失误与教训等,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论文主要由八个部分构成。绪论主要阐述了竞选宣言在政党政治中的重要地位、研究现状与研究意义。第一章简略介绍了竞选宣言的产生背景,它与议会制度、政党政治的密切关系。比较深入地分析了普选制、单选区简单多数制、责任内阁制、政党制度在竞选宣言内容和形式演变中所起的制约作用,分析了政党意识形态、政治经济理论对竞选宣言的深刻影响。第二章分别对20世纪初的3个主要政党的宣言结合当时英国面临的主要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进行了分析。20世纪初竞选宣言是19世纪宣言内容与形式的延续,表现在内容的简单与形式的粗糙,但仍然真实地反映了这一历史时期的主要内政外交课题和不同政党的理念,并准确预示了英国主要政党的未来角色与发展方向。第三章分析了两次大战之间英国政党政治最重要的变化即工党崛起与自由党衰落在竞选宣言中的反映。第四章重点分析了工党与保守党竞选宣言对二战后福利国家建设的引导作用与相关反应。第五章着重分析了保守党以变革政策引领民意和工党实行自身政策变革在竞选宣言中的反映,分析了政党对民意的顺应与引导关系。第六章系统分析了20世纪初以来竞选宣言在主题上的变迁、形态上的演变以及形成方式的变化。最后是简短的结论与启示。要高度重视政党政策在政治动员和经济社会发展中的重要作用;建立有效的政策制定制度与机制,科学地制定党的纲领和政策;正确地认识和看待民意,使政党政策能更加准确地反映民意,而在必要时能适时、有效地引导民意;吸纳新的政治经济理论,提升政党政策制定的理论高度、思想深度和系统性,提高政党以政策指导实践、解决政治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实际能效;根据政治经济社会发展变化,不断调整政党的政策,巩固和扩大政党的社会基础;汲取英国政党在议会选举制度的政治环境下的得失教训,尽可能使争取民心的福利政策与国家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
史媛[6]2018年在《英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的变化研究：从殖民地到独立国（1957-1963）》文中指出20世纪50年代末,英国面临着国际国内环境的变化。一方面,美苏争霸代替了英国的霸主地位,英美特殊关系岌岌可危;另一方面,英国自身经济危机重重,昔日的殖民地独立,英国也很难维系如此庞大的殖民帝国,而此时,日本在美国的帮助下迅速从二战的创伤中恢复,并威胁到英国在东南亚地区的势力。正是在这种国际国内背景下,英国尽可能地维持大英帝国的存续,并对从殖民地中独立出来的国家改变了经济援助政策,将其保留在英联邦的框架下,英联邦也因此被赋予了新的含义。本文主要论述了英国对外援助政策的国际国内背景、政策变化过程及其影响,并对这一政策变化的过程中英国上层的讨论进行了概括。通过对该政策变化的分析,本文认为,英国对新独立国家经济援助政策的改变是英国主动从帝国的角度来部署英联邦战略的计划,是英国从殖民体系转化为冷战竞争体系的过程。尽管这一政策是英国的主观意识,但不能否认,他在客观上也加速了世界民族主义运动的浪潮。因此,在推动国际非殖民化进程中,该政策的作用不容小觑。
叶江[7]1993年在《论英国对德绥靖中的对苏政策》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长期以来,国内世界史学界对30年代英国绥靖政策的研究十分注重,争论相当激烈。英国绥靖政策的对苏意向,即英国的对德绥靖是否为联合或促使纳粹进攻苏联的“祸水东引”政策则是争论的中心,并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学术见解。但是,人们在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中‘都存在着过多使用二、三手材料而利用原始资料不足的缺陷。本文拟从30年代英国内阁会议记录、送交内阁的有关备忘录和英国外交部文件等原始档案材料着手,全面剖析1935至1938年英国对德绥靖中的对苏政策,以期有裨于解决史学界这一长期争论不休的问题。一 1934年2月28日英国内阁防务需求委员会提出报告认为,远东没有迫在眉睫的危
徐红[8]2006年在《财权掌控与财政民主》文中指出财政是政府的命脉，财政权是主导国家财政资源配置乃至政治权力配置的关键要素。目前，西方国家议会的财政权已构成一个完备的制度体系。由议会代表纳税人掌管国家钱袋的观念早已成为西方国家政治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公共财政的民主化和公开化也已成为西方政治民主化发展的重要基础和推动力量。本论文试图从英美两国议会财政权的内涵和外延两方面进行深入挖掘，把议会财政权问题的研究纳入政治学研究的框架中，考察它作为一种政治权力结构所具有的各种属性及其运作规律，从而通过政治学的视野对西方国家议会财政权在整个国家权力架构中的准确定位做出初步判断，并对这一权力机制发生变迁的主要原因及其完善途径进行初步的阐释。从现实意义看，在政治制度研究领域中，防止政府利用公权力对国家财政资源的侵占和滥用是古往今来政治学者孜孜不倦地进行研究和探讨的现实课题，也是议会作为民意机构监督政府活动的重要使命之一。本论文试图通过对英美议会财政权的研究，探讨西方国家代议机构监督和控制政府财政收支的具体途径和方法，揭示人类在防范政府侵夺社会财富和经济资源问题上的不懈努力，探讨现代国家中社会、议会与政府在控制社会财政资源方面的权力制衡问题。同时，本文还试图比较英美议会财政权运作的不同模式与议会财政权发生变迁的动因与路径，并对现行的议会财政权机制进行价值分析。对财政民主理论的学术思考是本论文着力解决的另一个重要课题。财政民主作为本文的核心概念之一，贯穿于整篇论文之中。本文试图以层层展开的方式进行财政民主问题的政治学解读，分析和探讨财政民主理论在民主制度研究领域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本文认为，财政民主是政府、议会和社会三者间围绕着财政资源的合理配置而展开的一系列权力互动的过程，是以公共财政为纽带，把社会生活中政治民主和经济民主理念贯穿起来而形成的复合型民主机制和价值追求。没有财政的民主化，就没有政治的民主化；没有财政的公开化，就没有政治的公开化；掌握国家钱袋的权力如果不属于议会，政府的权力就会无限制地膨胀；而议会一旦失去对国家钱袋的掌控权，它在国家权力体系中的地位就会不断虚化，并沦为行政权的附属物。一句话，财政民主的实现有赖于政府、议会和社会三者间的良性互动，而实现财政民主的关键，则有赖于议会财政权的制度建设。本文采用的理论框架，是起源于西方政治学研究的一门新兴边缘学科——财政政治学。本文以财政政治学和新制度主义理论框架安排全文的逻辑结构，以议会财政权的成长路径、建构理性、内在结构、运行规律、改革机制以及财政民主的理论逻辑作为贯穿全文的主线。本论文基本上采用新制度主义的研究范式和比较研究的方法展开论证。在进行议会财政权多角度分析时，本文还采用了历史研究方法和经验研究方法。本论文分为导论、第一到第五章和结论共七个部分，以层层递进的方式论述财权掌控和财政民主的相关事实与理论问题。导论主要涉及问题的提出与理论假设、理论综述、基本概念界定、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论文的结构安排等内容。第一章论述议会财政权的历史缘起与成长路径，主要阐述英美两国议会财政权的产生过程，及其在缓慢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所体现的基本路径走向，并运用新制度主义理论中“路径依赖”观点对英美议会财政权进行比较研究。本章同时阐明财政民主的历史起源和现实基础。第二章论述议会财政权的建构理性和财政民主的理论逻辑，本文认为，产权制度是议会财政权的经济根基，分权体制与法治原则是议会财政权的政治根基，公民社会及其由此生发的个人权利意识则是议会财政权的社会文化根基。如果缺乏其中任何一项重要前提，议会财政权的建立和发展就会遇到阻碍，财政民主的理论基础也将受到损害。第三章论述议会财政权的内在结构，指出财政民主的实现需要借助于特定的制度载体。本章通过详细阐述英美两国议会财政权运行中的收入保障系统、支出控制系统和账目监督与信息辅助系统的结构和功能，阐明财政民主的实现需要在税收民主化体系、支出民主化体系和监督民主化体系三重机制的保障下，才能有效实施。第四章论述议会财政权的运作机制，阐明财政民主的运行规律。本章论述英美两国议会财政权的运作机制，揭示熔权制和分权制这两种不同的议会财政权模式的运行规律。同时，在民主制发展的平台上，论述财政民主在代议民主制和行政集权民主制两个不同发展阶段的基本态势和主要特征。第五章论述议会财政权的改革机制，指明财政民主的发展趋势。本章揭示了英美议会财政权存在的内在缺陷，指明这些缺陷产生的深层原因，并列举和分析英美两国在议会财政权领域的种种改革举措，阐明财政民主具有自我完善和自我更新机制。最后是全文的结论部分，主要阐明财政民主的核心概念并点明议会财政权与财政民主之间的逻辑联系，同时对财政民主的经验性价值和普适性价值进行分析。
徐慧芳[9]2017年在《二战后英联邦发展的历程：跨国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二战结束后,英国调整对外政策,丘吉尔提出三环外交的策略,英联邦作为英国三环中最重要的一环,英国积极筹谋加强与英联邦的各方关系。随后六十年代英国意欲加入欧洲共同体,使得英国转而将注意力投向了欧洲各国,对英联邦的关注虽仍有保持,但下降许多。1997年英国的工党上台执政后,英国才重新重视起英联邦。发展到今天,英联邦作为一个松散的组织,却因为暗含“社会文化共同体”这一属性,而显得形散神聚。英联邦凭借着辉煌不再的英帝国的组织遗产、社会文化遗产,还有皇室的特殊作用;又依托三位一体的官方机构,半官方机构,非官方机构的相互配合协调,共同致力于英联邦内部的发展,以及全球的发展。英联邦的发展有其独特的背景和历史条件,而英国秉承实用主义的态度对既存的资源加以合理利用,在全球化日益发展的今天,建构出英联邦内部共享的英联邦社会文化共同体,从而借助英联邦建构英国自己的“21世纪软实力网络”。但是英联邦的发展由于其内部向心力和离心力的不断角力,也使得英联邦的发展面临诸多挑战,但是英联邦建构出供成员国共享的跨国社会文化共同体的经验是值得注意和研究的。
袁伟华[10]2014年在《权力转移、国家意志与国际秩序变迁》文中研究指明国家之间权力此消彼长是国际关系研究长盛不衰的话题。在主导国和崛起国权力转移之际,国际秩序为何发生变迁以及变迁机制始终是国际关系研究的核心议题。在权力转移的不同阶段,主导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与崛起国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的互动决定了国际秩序变迁的机制。为了验证这一核心假设,我们采用三个案例分析在权力转移的三个不同阶段,国际秩序变迁的不同机制。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发生在英美权力转移过程的起始阶段,是英美围绕拉美地区秩序展开的一场争夺,并最终以和平方式实现了国际秩序的变迁。在权力转移的起始阶段,国际秩序如果要实现和平转移,一是崛起国具有强烈的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二是主导国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相对较弱,最终向崛起国做出妥协与让步。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爆发前后,从英美之间的权力资源对比来看,两国的权力转移处于起始阶段。在委内瑞拉危机过程中,英美两国展开了国家意志的较量。美国为了重建拉美地区国际秩序,愿意为之付出重大的成本,不断展示强烈的国家意志。面对美国展示的强烈国家意志,英国由于权力相对衰落,其立场从强硬转向妥协,体现了其维护拉美地区秩序的国家意志逐渐减弱。英美之间国家意志较量的最终结果是1895年委内瑞拉危机的和平解决。1914年七月危机发生在德国与俄国权力转移的持平阶段,是德国与俄国围绕欧洲大陆秩序而发生的一场冲突,两国之间关于国际秩序的竞争最终导致了大战的爆发。在权力转移的持平阶段,通过战争方式解决国际秩序的竞争需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崛起国具有强烈的重建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二是主导国同样具有强烈的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国家意志。1914年七月危机前后,从德国、俄国之间的权力资源对比来看,两国权力大致相当。在七月危机过程中,俄国与德国展开了国家意志的较量。俄国为了实现世纪目标,推动巴尔干地区民族主义的发展,其国家意志日趋强烈。德国则具有维护现有国际秩序的强烈国家意志。俄国、德国之间国家意志较量的最终结果是1914年七月危机走向了战争。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发生在英美权力转移过程的超越阶段,是英美围绕国际经济秩序重建展开的一场竞争,但最终无法解决国际经济秩序的重建问题,国际经济延续“失序”状态。在权力转移的超越阶段,国际经济的“失序”,在于主导国丧失了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意志,而崛起国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意志薄弱。1933年伦敦世界经济会议前后,从英美之间的权力资源对比来看,两国处于权力转移的超越阶段。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美国国家实力从整体上已经超越了英国。英国拒绝承担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运行的成本,表明其丧失了维护现有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意志;美国尽管愿意重建国际经济秩序,但是拒绝承担较高的成本,表明美国重建国际经济秩序的国家意志较弱。国际经济在现有国际经济秩序无法维系之后,新的国际秩序没有建立之前存在一段“失序”时期。
参考文献：
[1]. 2005年以来中国大陆学者对英国政治制度史研究述评[D]. 管锐智. 扬州大学. 2014
[2]. 论英国内阁制度形成与发展[D]. 韦荣建. 华中师范大学. 2000
[3]. 融合与制衡:《英国宪法》中的权力逻辑[D]. 刘彪. 西南政法大学. 2015
[4]. 麦克米伦政府的英属黑非洲政策研究[D]. 杭聪.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5]. 政策的风向标：英国政党竞选宣言研究(1900-2005)[D]. 崔士鑫. 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 2010
[6]. 英国对外经济援助政策的变化研究：从殖民地到独立国（1957-1963）[D]. 史媛. 华东师范大学. 2018
[7]. 论英国对德绥靖中的对苏政策[J]. 叶江. 探索与争鸣. 1993
[8]. 财权掌控与财政民主[D]. 徐红. 复旦大学. 2006
[9]. 二战后英联邦发展的历程：跨国社会文化共同体的建构[D]. 徐慧芳. 暨南大学. 2017
[10]. 权力转移、国家意志与国际秩序变迁[D]. 袁伟华. 南开大学. 20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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