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金纳与施特劳斯思想史研究之比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施特劳斯论文,史研究论文,思想论文,斯金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西方学术界，思想史特别是政治思想史的研究领域中，逐渐形成两大学派，一是以昆廷·斯金纳为代表的剑桥学派，另一是以列奥·施特劳斯为代表的芝加哥学派。就目前学术界的地位和影响而言，斯金纳及其学派占据主导地位，其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一直备受学界关注，被芬兰学者凯瑞·帕罗内称为思想史研究中的“斯金纳式革命”①。而施特劳斯及其学派则完全处于主流学界之外，对当代西方学术界的影响历来甚小。但自80年代后期以来，施特劳斯学派的政治哲学突然被美国主流媒体说成是华盛顿的官方政治哲学，特别是成了美国共和党高层的政治理念，施特劳斯也被称为是“当今美国政治最有影响的人物之一”②。随着施特劳斯学派对美国政界的影响不断扩大，其思想史研究也愈来愈受到学术界的重视。本文拟从基本立场、理论方法和文本解读三个方面对斯金纳与施特劳斯的思想史研究进行比较，以期加深对两大学派政治思想的认识。
基本立场之比较
在政治思想史研究方面，斯金纳与施特劳斯的基本立场存在根本性的分歧。施特劳斯认为思想史上不仅存在着永恒问题，而且存在着对这些问题作出了解答的永恒真理；相反，斯金纳却认为思想史中并不存在永恒不变的问题和真理，存在着的只是不断变化的问题和答案。
施特劳斯时常将自己的研究对象称之为“政治哲学”，他认为政治哲学不是一门历史学科，历史知识不可能成为政治哲学的组成部分③。在施特劳斯看来，一种政治哲学不能仅仅因为与其相关的历史环境尤其是政治环境成为过去而过时，因为每一种政治环境中都含有一切政治环境的本质要素④。政治哲学追问的是政治事务中永恒不变的基本问题，这些基本问题普遍存在，贯穿历史始终，关于这些普遍问题的某种解答或者明确理论也被认为普遍有效，可以适用于一切时代。对此施特劳斯自己有过明确的陈述：“历史远没有证明历史主义的推论的合法性，毋宁说它倒是证明了，一切的人类思想，而且当然地，一切的哲学思想所关切的都是相同的根本主题或者说是相同的根本问题，因此，在人类知识就其事实与原则两方面所发生的一切变化中，都潜藏着某种不变的结构。……倘若在一切的历史变迁中，那些根本的问题保持不变，那么人类思想就有可能超越其历史局限或把握到某种超历史的东西”⑤。简言之，人类处境的相似性和根本问题的持久性，使得思想可能超越历史局限而达到某种绝对知识。施特劳斯在学术生涯的后期日益转向古典政治哲学，原因在于他认为古典政治哲学对于根本问题的基本观念比现代政治哲学更为优越。
施特劳斯认为：“政治哲学不同于一般的政治思想。政治思想与政治生活是同步的，而政治哲学则产生于有文字记载的历史中的一种特殊的政治生活，即古希腊的政治生活。雅典人苏格拉底是政治哲学的创始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著作是流传下来的最早的政治哲学著作。由苏格拉底所创立的政治哲学称为古典政治哲学。现代政治哲学于十六、十七世纪产生以前，古典政治哲学一直居于统治地位。现代政治哲学是同苏格拉底所奠定的原则实行自觉决裂的结果。”⑥在施特劳斯看来，西方从马基雅维里开始与古典政治哲学的传统发生断裂，马基雅维里是现代政治哲学的创始人。古典政治哲学使政治从属于道德，从属于理性美德，但现代政治哲学则将美德从属于政治，仅仅作为在政治上有用的美德。
施特劳斯之所以特别强调马基雅维里是现代性之父，是因为在他看来，马基雅维里特别可以让人看清西方现代性的根源。施特劳斯认为，由马基雅维里开端的西方现代性是对西方古典的反叛，颠倒了西方传统的道德基础。西方现代性使所谓的“历史观念”兴起，人类开始用“进步与否”作为判断好坏的标准，用“进步与倒退”的区别取代了“好与坏”的区别。西方现代性及其“历史观念”的发展最终导致彻底的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即根本否定世界上存在任何好坏、对错、善恶、是非、正义与否的标准。同时，这种“历史观念”使人们感到人间再无任何永恒，一切都转眼即逝。历史主义和虚无主义对古典政治哲学的挑战，使西方世界丧失了原有的目标和宗旨，放弃了对人类目标的理性思考，导致了道德、思想境界的堕落。
按照施特劳斯的观点，我们不仅必须了解，而且必须借鉴历史上的政治哲学。过去的政治哲学并不因历史情况的变化而完全丧失其意义，它们所提出的许多问题在现代社会中依然存在，我们可以从历史上的政治哲学家们对这些问题的论述中获得启发和教益。
斯金纳对于施特劳斯所持有的这种政治哲学的立场采取批判的态度，他认为政治哲学与其所处的历史环境之间存在着紧密的关联，它如果超出与其具有本质关联的历史环境，就会失去其有效性。在斯金纳看来，一切政治哲学都具有具体的历史背景，一切政治问题以及有关这些问题的一切回答也都受到历史条件的制约。换言之，政治思想中的任何命题本身就是历史的，只有在某一特殊的历史情景下才能有效。
斯金纳的这一基本立场来自于柯林武德，后者的问答逻辑对斯金纳产生了最直接而深刻的影响。柯林武德认为，在哲学中没有所谓的恒久问题，只有具体问题的具体答案。按照这个观点，任何思想命题都是针对某个特定问题作出的特定回答。正如柯林武德在《自传》中所说：“我很快认识到，政治学说史记载的并不是对同一个问题的不同回答，而是一个不断变化着的问题，随着问题的变化，对问题的解答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⑦。斯金纳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秉承此种立场，认为思想史上根本不存在永恒的问题，存在的只是对于特殊问题的特殊答案。一切人类思想都会受到它们所处的历史环境的影响和当时历史条件的制约，任何思想都不能超越其历史的局限性，人类思想中没有任何真正永恒和持久的因素，也没有任何脱离历史的无时间限制的恒久真理。
按照斯金纳的观点，在人类思想的整个发展过程中不存在经久不变的核心问题和基本观念，而仅仅存在着不同的时间、由不同的人使用不同语言的历史。政治思想史中的每个术语或概念都有自己的时代内涵，在不同的历史环境下，思想家会出于不同的目的以自己的方式对它们作出不同的表述和解释。因此，貌似相同的概念在不同历史时期和不同思想家那里，不可能具有完全相同的意义。斯金纳指出，对于思想史演进过程中的一些概念，不同的思想家在不同的时代使用不同的语言对其重新定义，会导致某些含义被废弃直至最终消失，而某些含义被保持并得到社会普遍认可。在斯金纳看来，概念有自己的历史，用来表达概念的语言包含着历史。
斯金纳认为不同时代不同人所面临的问题有所不同，我们不是要在哲学史上去找寻直接可以借鉴的“教训”，而是更应该学会独力思考⑧。不仅如此，在思想史中事实上没有一成不变的概念，有的只是与不同社会相伴随的各种各样的概念⑨，我们要仔细分辨其细微的不同，力图把握概念特定的时代内涵。
理论方法之比较
就思想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而言，施特劳斯重点关注经典文本，并采用哲学方法对其进行形而上学的思考，力图从中推导出那些永恒不变的传统价值和基本观念；而斯金纳却把注意力从只关注文本转移到语境，采用历史的研究方法，主张在历史的语境中考察思想家的思想，挖掘概念的含义。
在思想史研究中，施特劳斯习惯于把目光聚焦于著名思想家和他们的作品之上，把经典文本视为唯一的研究对象。在他看来，那些涉及政治、道德、宗教以及其他思想类型的经典文本，包含着思想家对社会生活中普遍存在的永恒问题的回答，从中可以总结出经得起时间考验的、永恒不变的基本观念。思想史家的任务就是研究和阐释经典文本，将注意力集中于每个思想家对待那些永恒问题的看法和态度。
施特劳斯将是否能够为那些经典文本中所谓的永恒问题提供答案作为思想史研究的基础。他的思想史研究中潜藏着一种理论逻辑：既然政治思想乃是对永恒的政治问题的思考，而思考的结果有可能(或者在过往的思想史上已经)在某些方面获得了永恒的智慧，此种思考就应该有一种纯正的标准，乃是从事思考者都应该达到的⑩。在施特劳斯看来，传统思想中的某些普遍原则和基本观念是人类思想最根本的因素，是评判历史人物和历史现象的准则。据此，他批评马基雅维里的政治思想忽视了人的自然权利和善的价值立场等，“毫不犹豫地认定……马基雅维里的学说是不道德的和非宗教的”(11)。施特劳斯眼中的马基雅维里偏离了永恒问题，破坏了永恒真理，是古典传统的颠覆者。
1963年施特劳斯和他的学生克罗波西主编的《政治哲学史》出版，此书对自古希腊至20世纪西方政治哲学史上主要政治哲学家的思想作了独到而出色的介绍，标志着所谓施特劳斯政治哲学学派的初步成型(12)。该书偏重思想家著作文本本身的解读和阐释，主要是对政治哲学名著的介绍，着重于阐发政治哲学家对政治哲学的基本问题的论述。更为重要的是，该书具有明显的哲学特征，因为它的范围不限于严格的政治理论，而是在更广的范围内和更高的层次上探讨了人类生活的基本问题(13)。
在政治思想史研究中，施特劳斯及其学派一贯遵循传统的哲学方法。在他看来，思想家只从一种抽象层面来论述他们的思想，纯粹是思想观念的理论家。他将每个思想家的思想当作思想史研究的单位，而思想史家的职责就是把每个思想家的思想抽象化和系统化，并且从中推理出他们对某些基本观念的看法和态度。对于这种研究政治思想史的方法，波考克作出了概括：思想家变成了一个个孤立的个体，被从他们所属的具体社会中分离出来，好像他们身处一切时代，在对一切时代的人发议论；他们的作品也被置于其特殊历史环境之外，并被当作思想家个人意识状态的记录，而不是某种社会活动或历史事件的体现；以哲学的方法去分析政治作品，把它们放在一种作者与他的任何同时代人都可能未曾达到的抽象层次去研究，强加给它们一种它们实际上并未获得的逻辑连贯性(14)。
在研究政治思想史的理论方法上，斯金纳持有与施特劳斯迥异的观点。斯金纳明确表示：“我对传统的’拘泥书本’的方法感到不满意的一点是：虽然这种方法的倡导者往往自称是撰写政治理论史的，他们却很少为我们提供真正的历史”(15)。在斯金纳看来，思想史研究的哲学方法只突出了思想观念的普遍性和连续性，而抹杀了思想演进中的断裂性和历史性。斯金纳倡导历史的研究方法，主张在历史的语境中考察思想的变化。他对于这种历史语境主义作出分析：“如果我们希望以一种真正的历史意识来写观念史，那么首要任务之一是把研究的文本放在知识背景中，以便我们理解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正在做什么。我的意图当然不是完全进入已故思想家的思想过程，而是运用历史研究最为通常的技术去抓住他们的概念，追溯他们的差异，恢复他们的观念并且尽可能地以思想家自己的方式来理解他们”(16)。
1978年英国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斯金纳的学术专著《近代政治思想的基础》，这是运用历史语境主义研究思想史的代表作，是思想史研究中的一场革命。此书“尽量不去专门研究主要的理论家，而是集中探讨产生他们作品的比较一般的社会和知识源泉。……试图写一部以意识形态史而不是以经典著作为中心的历史”(17)。斯金纳特别强调必须从产生经典文本的社会和知识背景下研究思想家的思想，他认为政治思想史不仅仅是研究公认的经典文本，还应在更宽广的范围探究每个社会不断变化的政治话语。只有将思想家的著作置于历史背景下和语境中，才能更准确地把握其主旨，从而更好地理解其思想。
在斯金纳看来，思想史研究的价值不可能是找寻对于永恒问题的探索中所可能包含着的永恒真理，思想史家不应当将目光仅仅局限在经典文本和基本观念上，而应当集中于研究特定历史时期总体的社会和政治话语。他认为在研究某个思想家的思想时，我们应当首先揭示思想家讨论的主题，接着考察思想家发表言论时的一般语境，然后确定这一言论与涉及同一主题的其他言论有着怎样的关联。如果我们发现这一言论所表达的观点与当时政治著作的普遍观点相同或相似，那么我们可以认定这位思想家是在重复、倡导或者支持已为人们所接受的观点，进而确定他是在赞同、坚持或者强化这一论断的真理性。或许我们还有可能发现他的观点根本不为人们所认同，或者他以一种新的方式提出了一种不为人知的观点，那么他可能是在向人们推荐这一新的观点，或者说他是在建议、警示或敦促人们接受这一论断。按照斯金纳的观点，只有尽可能仔细考察言论发表时的语境，才能准确把握和理解思想家的真正意图或用意。而且，他主张我们不应当将主要注意力指向个体的作者，而是应当集中在作者们所处时代的一般话语上(18)。
在将语境引入思想史研究的同时，斯金纳提出了对“概念”的研究。在他看来，著作家用以表达观点的术语或概念的意涵有时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变化，这就使得如果完全将注意力集中在某一著作家就某一观念的言论上，可能会对把握著作家的意图和理解文本的意涵产生误导。在思想史研究中，斯金纳主张不应当只是简单地探讨概念的含义和所具有的意义，而应当着重考察概念内涵的变化以及为什么有些含义销声匿迹，而有些含义却占据主导。他倡导思想史家应该在历史的演进中考察概念的变化，将那些已经被人们遗忘的概念纳入到思想史的研究对象之中。思想史家的作用就在于挖掘和展现概念的不同定义，为读者提供一些知识，这些知识有助于他们对现存的价值观念和信仰作出判断，并留给他们去反思。(19)
文本解读之比较
由于施特劳斯与斯金纳研究思想史的理论和方法存在明显的差异，导致了两者文本解读方式的不同。前者将重心放在对文本内容的研究上，历来以文本细读方式即字里行间阅读法而闻名；后者则关注思想家通过文本所参与的政治论辩，着重分析文本中语言和修辞的运用。
施特劳斯的政治哲学依托在对文本的解读之上，长期以来他坚持不懈地对经典政治著作进行大规模的重新阅读和解释，提出了一套自己独特的解释原则和方法。在如何去阅读、理解经典文本的问题上，他坚持认为，过去的思想家的意图远比传统所理解的要复杂得多，我们不能用过分简单化的观念来对待作者的意图，应该贴近文本，要做到确如过去思想家理解自己那样去理解他们(20)。在他看来，经典文本具有内在的连贯性，他倾向于将研究对象的著作视为一个连贯的整体，认为文本表面的自相矛盾并不是真正的矛盾，因为经典文本不可能容纳任何实质性的内在矛盾。按照施特劳斯的观点，经典文本中每个表面的相互矛盾之处，往往存在深刻的含意，研究者通过自己字里行间的认真研读后可以最终消解掉这些矛盾，同时其中蕴藏的深层含意也得以呈现。伟大思想家的文本之所以会出现前后不一致，是由于受到迫害的威胁。在存在迫害的时代，思想家有必要将自己不符合正统的信仰掩藏在文本的字里行间，以一种隐晦而非直白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真正观点。思想家在陈述自己的观点过程中似乎自相矛盾，而这种表面的自相矛盾恰恰是作者有意对读者所做的暗示，指引读者去探求作者的真实想法。
在施特劳斯看来，洞察作者的言外之意成为解读文本的基础，为此他在《迫害与写作艺术》一书中详细论述了“俗白写作”和“隐微写作”。从柏拉图和色诺芬开始，古典政治哲人都懂得使用一种特殊的写作技巧，就是在同一文本里使用两种语言说话，传递两种不同的教导：一种是对社会有用的教导，即“俗白教导”，这是大多数人都能轻易读懂的；另一种是政治上有忌讳而不宜直言的真正教导，即“隐微教导”，这是只有少数训练有素而且仔细阅读的人反复琢磨文本才能领会的。所以，我们在阅读政治哲学著作时“必须尽可能的弄懂作者实际上说的和真正想说的东西，搞清作者的写作意图。施特劳斯曾经告诉他的学生，直到18世纪，西方哲人的写作还十分顾及到因写作遭到的社会迫害，我们应该尽可能的搞清一个哲人在可能遭受迫害的社会环境中如何隐藏自己的真实想法(21)。因此，施特劳斯认为只有弄清楚作者的言外之意，了解作者的真实意图，才能真正读懂文本。
在文本解读方面，斯金纳实现了视角的转换，从对内容的研究转向对思想的论辩。斯金纳把政治思想不仅仅看成为一种指导政治行动的原则，而是把政治思想直接看成是政治生活的一种内容，或者说，政治行动本身(22)。政治思想家不是在哲学和抽象的层面上来论述他们的思想，而是为解决现实政治问题而思考，参与了现实的政治辩论。政治思想家的重要任务是使某种受到质疑的政治行动合法化，这就需要借助于语言和修辞的力量。思想家在文本中通过运用合理有效的语言和各种修辞战略，奉劝说服人们接受他们的思想，也就是接受他们有争议的行动。任何一个社会都需要通过语言和修辞的运用来成功地建立、支持、质疑或改变它的道德认同，通过描述把一些行动赞扬为忠实的、友好的、勇敢的，而把另一些行动贬低为背叛的、侵略的和怯懦的，以此来支撑我们所采取的社会行为(23)。
按照斯金纳的观点，思想家所表述的某种观点和概念能够被人所接受，或者取得其主导性地位，均是修辞的结果(24)。在他看来，思想家的文本本身就是修辞的产物，运用修辞的战略来支撑自己的言论，表达并强化自己的观点。斯金纳认为：“要被书写的唯一历史，因而是由特定的表述构成的各种各样陈述的历史”(25)。当对任何文本进行研究时，为了要准确理解文本的意义，以及作者所要表达的含义，我们应当清楚地认识到，必须要重视作者在写作文本时所运用的语言或者修辞，因为文本自身并不能够充分地成为我们考察和研究的客体，我们必须要把文本的修辞特征看作为我们研究的必要前提和组成部分(26)。斯金纳认为思想史的研究就应该从分析思想家文本中的修辞入手，找出文本隐含的东西。思想家的文本并不是一种客观如实的直接表达，而是作者运用修辞的产物。思想家写作文本时可以用不同的方式，带有不同的目的来表达相同的事情，同样也可以用相同的语言指代不同的含义。思想家常常采用讽刺、反语、借喻和比喻等多种修辞战略，来表达自己特定的观点。因此在解读文本时，必须注意思想家所使用的修辞方式，通过研究如何说的问题来达到准确理解为什么说和说什么的问题。也就是说，重视文本的修辞战略，目的就是为了进行有效地理解文本。斯金纳认为，在思想史研究中必须关注与文本相关联的修辞，如果忽视文本中修辞的存在，则必然导致对思想家文本的误读，从而不能准确把握思想家的思想。在思想史研究中，斯金纳坚持认为，语言的修辞方式理应成为文本研究的有机组成，应被增加到研究内容之中和成为思想史研究的对象(27)。
斯金纳与施特劳斯代表着政治思想史研究领域的两种迥然不同的观点，对于两者的研究思路，学术界有褒有贬，各持一方。至于究竟孰优孰劣，不可妄下判断。斯金纳强调对思想的历史性理解，在时代的特定社会背景和语境中审视概念的内涵，而对于西方思想源流中某些抽象的原则和观念缺乏必要的分析。事实上，西方思想源流中的某些原则和观念对西方文明的进程始终发生着潜在的影响，只不过这些原则和观念在不同历史阶段有着不同的表现形式。思想家的某些概念虽然针对的是具体的历史事实，但通过对历史事实的评判仍反映出思想源流中一般的原则和观念。与斯金纳不同，在施特劳斯的心目中，传统思想源流中的某些原则和观念拥有绝对价值，是西方文明的根本，是评价思想家及其思想的真正标准。施特劳斯强调思想史无非是对于永恒问题的不断贡献，而忽视了不同历史时期问题和答案的时代内涵。这些提示我们，对思想史的研究既要注意传统文化中某些一般性的因素，又要注意具体的历史语境中思想学说的时代特征。
注释：
①(25)Kari Palonen,Quentin Skinner:History,Politics,Rhetoric,Polity Press,2003,p.3,p.36.
②(12)甘阳：《政治哲人施特劳斯：古典保守主义政治哲学的复兴》，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5-6、23页。
③④[美]列奥·施特劳斯：《政治哲学与历史》，引自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24、31页。
⑤[美]列奥·施特劳斯：《自然权利与历史》，彭刚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第25页。
⑥Leo Strauss,Joseph Cropsey,History of Political Philosophy,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87,pp.1-2.
⑦[英]柯林武德：《柯林武德自传》，陈静译，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63页。
⑧⑨(16)(18)(23)Quentin Skinner,Visions of Politics (Volume 1 :Regarding Metho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2,p.88,p.89,p.3,p.118,p.149.
⑩彭刚：《历史地理解思想——对斯金纳有关思想史研究的理论反思的考察》，引自丁耘主编《什么是思想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179页。
(11)Leo Strauss,Thoughts on Machiavelli,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58,pp.11-12.
(13)列奥·施特劳斯、约瑟夫·克罗波西主编：《政治哲学史》，李天然等译，河北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5页。
(14)张执中：《从哲学方法到历史方法——约翰·波考克谈如何研究政治思想史》，《世界历史》1990年第6期。
(15)(17)Quentin Skinner,The Foundations of Modern Political Thought(Volume on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8,p.xi,pp.xxi.
(19)Quentin Skinner,Liberty Before Liber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8,p.118.
(20)郑兴凤：《论施特劳斯的解释学视域》，《现代哲学》2004年第3期。
(21)刘小枫：《施特劳斯的“路标”》，引自贺照田主编《西方现代性的曲折与展开》，吉林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16-17页。
(22)李宏图：《笔为利剑：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引自凯瑞·帕罗内《昆廷·斯金纳思想研究：历史·政治·修辞》，李宏图、胡传胜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4页。
(24)李宏图：《修辞视野下的思想史研究》，《史学月刊》2006年第4期。
(26)(27)李宏图：《语境·概念·修辞——昆廷·斯金纳与思想史研究》，《世界历史》2005年第4期。
标签：施特劳斯论文; 思想史论文; 斯金纳论文; 政治哲学论文; 历史政治论文; 政治论文; 文本分析论文; 社会观念论文; 古典语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