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莺莺传》是元稹自寓——兼与吴伟斌先生商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莺莺论文,是元稹论文,吴伟斌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莺莺传》是否是元稹自寓的问题，学术界早有公论，本是个不成问题的问题。近几年来 ，吴伟斌先生连篇累牍地发表文章，对这个问题提出质疑并加以辨正（注：分别见《<莺莺传>写作时间浅探》，《南京师院学报》1986年第1期；《“张生即元稹自 寓”说质疑》，《中州学刊》1987年第2期；《再论张生非元稹自寓》，《贵州文史丛刊》1 990年第2期；《论<莺莺传>》，《扬州师院学报》1991年第1期。），特别是在《文学遗 产 》2001年第1期上所发表的《关于元稹婚外的恋爱生涯》一文，再次重申他的张生非元稹自 寓的观点，并抓住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谱》中的一两处微小失误，攻其一点，不及其余，力 图将他的看法强加给学术界，故对这个问题有再作辨正的必要。
《莺莺传》中的张生即元稹自寓之说，首见于宋赵令畤《侯鲭录》卷五《辨传奇莺莺事》 载 王铚《传奇辨正》，他是将《莺莺传》与元稹的作品进行比较对证之后，从而得出的结论 。为清楚起见，现将其前面的一段文字录之于下：
王性之作《传奇辨正》云：尝读苏翰林赠张子野有诗云：“诗人老去莺莺在”，注言所谓 张生，乃张籍也。仆按元微之所传奇莺莺事，在贞元十六年春，又言明年文战不利，乃在十 七年。而《唐登科记》，张籍以贞元十五年商（按：当作高）郢下登科，既先二年，决非张籍 明矣。每观其文，抚卷叹息，未知张生果为何人。意其非微之一等人，不可当也。会清源庄 季裕为仆言：友人杨阜公尝得微之所作姨母郑氏墓志，云其既丧失，遭军乱，微之为保护其 家备至。则所谓《传奇》者，盖微之自叙，特假他姓以自避耳。仆退而考微之《长庆集》， 不见所谓郑氏志文，岂仆家所收未完，或别有他本尔？然细味微之所序，及考于他书，则与 季裕所说皆合。盖昔人事有悖于义者，多托之鬼神梦寐，或假之他人，或云见他书，后世犹 可考也。微之心不自聊，既出之翰墨，姑易其姓耳。不然，为人叙事，安能委曲详尽如此！
因其说有理有据，后之学者大多宗其说。如刘克庄《后村诗话》前集卷一：“莺莺事虽元 稹自叙，犹借张生为名”；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华阳博议下》：“王性之《莺莺传跋》 ……余每为之击节。今去唐千余载，而微之事一经考订，万口同然。”鲁迅《中国小说史略 》云：“元稹以张生自寓，述其亲历之境”；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第四章附《读莺莺传 》云：“《莺莺传》为微之自叙之作，其所谓张生即微之之化名，此固无可疑”；又云：“ 至于传中所载诸事迹经王性之考证者外，其他若普救寺，寅恪取道宣《续高僧传》贰玖幸福 篇《唐蒲州普救寺释道积传》。又浑瑊及杜确事，取《旧唐书》壹叁德宗纪贞元十五年十 二月丁酉诸条参校之，信为实录。”汪辟疆《唐人小说》亦云：“至其传中之所谓张生…… 王铚、赵德麟并为辨正，以张生为元稹之托名，征诸本集诗歌及其年谱，皆与此传吻合， 前人已详言之，当无疑义。”（注：吴伟斌《关于元稹婚外的恋爱生涯》说：“三位前辈（按指鲁迅、汪辟疆、虞集）都特别 强调了唐代传奇的‘虚构性’。既然如此，那么《莺莺传》作为一篇传奇，它虚构的主人公 和虚构的故事情节，又怎么可以作为历史人物、作者元稹的真实生平？”如上所引，鲁迅、 汪辟疆两位先生恰恰是主张自寓说的，这有些将自己的观点强加于他人之意。）当然也有不同意这种看法的，如王士祯《池北偶谈》卷十三 云：“双文诗，世以为元微之自寓。然吾观《元氏长庆集》中诲侄等诗（书）云：‘吾生长京 城，朋从不少，然而未尝识倡优之门。’观此则小说未必真微之事也。”（注：双文指莺莺。元稹《赠双文》及《杂忆五首》皆言及“双文”，赵令畤《侯鲭录》引王 铚说以为“二莺字即双文”，双文即指莺莺。此问题姑存而不论。）教诲后辈怎能不 作道貌岸然之语？再说，不进倡优之门并不等于没有风流情事。此说实不足凭。当然，王铚 也有穿凿之处，如云元稹之以“张生”自寓是因张、元同出黄帝；崔莺莺为永宁尉崔鹏之女 等，不足为据。“崔莺莺”这一艺术人物的原型是否姓崔，以及是否名莺莺，其实都是可以 讨论的。
小说所写之事，大抵来说不外有三种情况：一为纯属想象虚构，为子虚乌有之事；二为根 据他人所记载、或道听途说、或耳闻目睹之事，经过作者的艺术加工和改造写成，其中有沿 袭也有再创造，同时又有真有假、有虚有实，但几分真假、几分虚实，就另当别论了；三是 根据自己的亲身经历写成，但也可能采取了“将真事隐去”的写法，其中真假虚实的程度也 各 自不同。那么，《莺莺传》属于哪种情况呢？这就必须结合作品中的“张生”与作者元稹进 行分析比照了。比照的结果仍然是：“张生”这一人物虽为元稹所虚构，然而就是他自己的 化身；《莺莺传》是元稹自寓其真实经历之作。理由如下：
一、《莺莺传》云：“崔氏妇，郑女也。张出于郑，绪其亲，乃异派之从母。”白居易作 《唐河南元府君夫人荥阳郑氏墓志铭》（《白居易集》卷四二），云元稹之母为郑济之次女； 元 稹作《夏阳县令陆翰妻河南元氏墓志铭》，云“我外祖睦州刺史荥阳郑公讳济”，元稹之母 姓郑，与张生之母姓郑正相合。王铚引庄绰说：友人杨阜公曾得元稹所作姨母郑氏墓志， 云其既丧夫，遭军乱，元稹曾保护其家。如果真有此文，那就更添加了一个确凿的证据，因 为《莺莺传》就是这样描写张生保护莺莺之家的。因元稹此文不传，姑且放在一边。《新唐 书·艺文志四》著录《元氏长庆集》一百卷，又《小集》十卷（元稹），今本《元氏长庆集》 仅六十卷，可见散佚作品之多，安知杨阜公所见不是真实的？
二、《莺莺传》说张生当时的年龄是“以是年二十三”，又说：“是岁，浑瑊薨于蒲…… 十余日，廉使杜确将天子命以总戎节”。考《旧唐书·德宗纪下》：“（贞元十五年）十二月 庚午，朔方等道副元帅、河中绛州节度使、检校司徒兼奉朔中书令浑瑊薨……丁酉，以同 州刺史杜确为河中尹、河中绛州观察使。”在写到张生与莺莺见面，问及莺莺的年龄时，莺 莺之母郑氏曰：“今天子甲子岁之七月，终于贞元庚辰，生年十七矣。”贞元庚辰为贞元十 六年。可见，《莺莺传》所描写的张生游蒲及与莺莺初次私合是贞元十五年十二月至十六年 正月之间的事，而贞元十五年张生二十三岁。那么，元稹这一年多大呢？二十二岁，二者相 差一岁。吴伟斌先生之文即以此为依据否定张生即元稹之说。但据赵令畤《侯鲭录》卷五 引王铚的《传奇辨正》云元稹“正二十二岁矣”之下注云：“《传奇》言生年二十二岁， 未知女色。”可知王铚所见到的《传奇》（即《莺莺传》）本作张生“年二十二”。“二” 与“三”两字很容易致误，焉知今本《莺莺传》“三”不是“二”之误呢？退一步说，《莺 莺传》所写之事跨越两个年头，贞元十五年元稹二十二岁，到贞元十六年就二十三了，小说 毕竟不能等同于日记之类，将张生游薄之年与和莺莺发生恋爱关系之事合述于一年之中，遂 笼统言之“生年二十三”，这不也恰好是元稹贞元十六年的年龄吗？韩愈《监察御史元君妻 京兆韦氏夫人墓志铭》云：“选婿得今御史河南元稹，稹时始以选校书秘书省中。”据元稹 始为校书郎的时间可推知元稹与韦丛结婚是在贞元十九年。《莺莺传》云张生“后岁余，崔 已委身于人，张亦有所娶”，因前已云张“明年（即贞元十七年）文战不胜”，“后岁余”张 有所娶，推算张之结婚也是在贞元十九年。这当然也不是巧合。
三、元稹年轻的时候是否到过蒲州呢？答案是肯定的。元稹《黄明府诗序》说：“小年曾于 解县连月饮酒，予常为觥录事。曾于窦少府厅中，有一人后至，频犯语令，连飞十二觥，不 胜其困，逃席而去。醒后问人，前虞乡黄丞也。此后绝不复知。”查《新唐书·地理志三》 ，河中府河东郡，本蒲州，辖县十三，其中就有解县、虞乡。这是元稹年轻时候曾到过蒲州 的确凿之证，与《莺莺传》所云“张生游于蒲”亦相合。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婚外的恋 爱生涯》批评卞孝萱先生《元稹年谱》说：“《年谱》在‘贞元十五年’条下云：‘初仕于 河中府（蒲州）。’其下列举的主要根据是元稹《赠别杨员外巨源》……此条谱文，《年谱》 没有提供别的证据。”其实，《元稹年谱》即列举了元稹的《黄明府诗序》，不能说“没有 提供别的证据”。至于他到蒲州是初仕还是出游，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为了说明问题，我们 还是将元稹的《赠别杨员外巨源》诗全引如下：“忆昔西河县下时，青山憔悴宦名卑。揄扬 陶令缘求酒，结托萧娘只在诗。朱紫衣裳浮世重，苍黄岁序长年悲。白头后会知何日？一盏 烦君不用辞。”关键是“西河”是否在蒲州。再查《新唐书·地理志三》，河中府辖县有河 西，太原府汾州西河郡辖县有西河，可见“西河”与“河西”不是一地，河西在蒲州，西河 在汾州，元稹初仕之地是在汾州。在这个问题上《元稹年谱》有小误。但这却否定不了元稹 到过蒲州的事实，对照《黄明府诗序》，元稹到蒲州是出游去的，这恰与《莺莺传》所述更 为吻合。
以上的吻合说明了什么呢？元稹与“张生”为什么有这么多的相同之处呢？我想结论是不言 而喻的。
我们再将元稹的其他作品与《莺莺传》进行比较勘察，如果其他作品中所写之情之事有与 《莺莺传》相同者，那么无疑可以证明：《莺莺传》中张生的经历就是作者自己的经历，张 生自然也就是元稹自己了。元稹有没有这样的作品呢？有。其中三篇语意较明，我们就以这 三篇为例来与《莺莺传》互相印证一下吧：
一、《春晓》：“半欲天明半未明，醉闻花气睡闻莺。
儿撼起钟声动，二十年前晓寺情 。”这是元稹回忆旧日情事之作，诗题表明时间是在一个春天的黎明，“晓寺情”三字则表 明当年那段情事是发生在寺院里，而作这首诗时距那段情事已过去了二十多年。《莺莺传》 写张生与崔莺莺相爱以至私自结合是在贞元十六年春天，地点在蒲州的普救寺，时地皆合。 再看《莺莺传》中关于这一段绝情的描写：“有顷，寺钟鸣，天将晓，红娘促去。崔氏娇啼 宛转，红娘又捧之而去。”正是天将破晓之时，而且写到“寺钟鸣”，这当是给当事人留下 的最为难忘的印象。《春晓》诗也说“钟声动”，这不明明白白地说是由钟声引发的对往日 情事的回忆吗？难道这也是元稹代“张生”抒情？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婚外的恋爱生涯》在 提到这首诗时起码犯了两个错误，一是认为这首诗写的是元稹与管儿的恋情，所引证据只是 元稹《仁风李著作园醉后寄李十（一）》与《琵琶歌》二诗。但二诗丝毫见不出元稹与管儿有 何恋情，《琵琶歌》中带有“情意”味道的句子也仅是“游想慈恩杏园里，梦寐仁风花树前 ”两句而已，而这两句无非是回忆六七年前在长安杏园、慈恩寺里与朋友及管儿游玩的情景 ，游玩时有侍儿或歌妓陪伴这在唐代是司空见惯之事（管儿善弹琵琶，为李著作家的侍儿）， 和“初恋”云云根本扯不上边。二是关于《春晓》诗的系年。吴文以这首诗是写与管儿的爱 情为依据，初恋是在贞元十一年，下推二十年即元和十年，认为这时元稹正在鳏居，孤眠独 宿感情空虚，《元稹年谱》将其编在元和十四年是不当的，系于元和十年才对。难道回忆与 往日情人的约会之事必须要在鳏居之时吗？这个理由显然是站不住脚的。既然《春晓》诗是 写与莺莺的恋情，由贞元十六年下推二十年正是正确的做法。
二、《梦游春七十韵》。诗云：“昔岁梦游春，梦游何所遇。梦入深洞中，果遂平生趣” ；又云“但作怀仙句”，“近作梦仙诗”，以遇仙的手法写艳遇。陈寅恪《元白诗笺证稿》 第四章附《读莺莺传》对“仙”有很好的解释：“又六朝人已侈谈仙女杜兰香萼绿华之世缘 ，流传至于唐代，仙（女性）之一名，遂多用作妖艳妇人，或风流放诞之女道士之代称，亦竟 有以之目倡伎者。”再看《莺莺传》中的描写：“张生拭目危坐久之，犹疑梦寐，然而修谨 以俟。俄而红娘捧崔氏而至……张生飘飘然，且疑神仙之徒，不谓从人间至矣。”也是以梦 形 容艳遇、以神仙喻对方。《莺莺传》中还说“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道家称神仙为真 人，神仙聚会为会真，正是以仙遇喻写艳遇。所以断定《梦游春七十韵》就是回忆他与崔莺 莺的一段艳遇，是有根有据的。诗中还写道：“鹦鹉饥乱鸣，娇娃睡犹怒”，《元白诗笺证 稿》第四章云：“‘娇娃’即‘
’之讹。此种短喙小犬，乃今俗称‘哈叭狗’者，原 为闺阁中玩品……即以能言丽羽之慧禽与善怒短喙之小犬，相映成趣。”《春晓》诗也写了 “儿撼起钟声动”，两诗所写无疑是同一境界，益可证是与莺莺之事。《梦游春七十韵》 还说：“一梦何足云，良时事婚娶。当年二纪初，嘉节三星度。”《莺莺传》中与莺莺私合 时张生是二十三岁，与诗中的“二纪初”也吻合无间。白居易有《和梦游春诗一百韵》，其 《序》说：“微之既到江陵，又以《梦游春诗七十韵》寄予，且题其序曰：‘斯言也，不可 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使不知。乐天知吾也，吾不敢不使吾子知。’予辱斯言，三复 其旨，大抵悔既往而悟将来也。”看来元稹是将诗中所隐喻之事告诉了白居易的，但叮嘱他 “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白居易当然也就不能明说了。“不可使不知吾者知，知吾者亦不可 使不知”，这不也正是元稹作《莺莺传》的心态吗？看来元稹对于年轻时的冲动有后悔之意 ，所以白居易在《序》中开导他：“然予以为苟不悔不寤则已，若悔于此则宜悟于彼也，反 于彼而悟于妄，则宜归于真也。”《莺莺传》在张生对莺莺始乱终弃之后，写道：“时人多 许张为善补过者。予常于朋会之中，往往及此意者，夫使知者不为，为之者不惑。”既云张 生“善补过”，则张生心中负疚之感亦可知，元稹为张生辩护之良苦用心亦可知。对照白居 易之《序》，《梦游春七十韵》所写就是和莺莺之间的事，当更无疑义了。
三、《古决绝词》（三首）。首先声明：这组诗不是伪作，《才调集》明确署曰元稹，不能 因《元氏长庆集》未收就断为伪作。今本《元氏长庆集》卷数仅为原编之半，可见其散佚作 品之多了。动辄毫无根据地断定不符合自己观点的作品为伪作，这不是科学的态度。此组诗 第 十首说：“握手苦相问，竟不言后期。君情既决绝，妾意亦参差”；第三首说：“夜夜相抱 眠，幽怀尚沈结。那堪一年事，长遣一宵说！”这不正是张生与莺莺离别时那一夜的景象 吗？《莺莺传》中是这样写的：“张生俄以文调及期，又当西去。当去之夕，不复自言其情 ，愁叹于崔氏之侧。崔氏已阴知将诀矣，恭貌怡声，徐谓张曰……”《莺莺传》述张生与莺 莺相聚之时，有“一月”、“数月”、“累月”之语，可知二人相别已在秋冬之季，与诗中 “那堪一年事”是相合的。第二首又说：“我自顾悠悠而若云，又安能保君皑皑之如雪…… 幸他人之既不我先，又安能使他人之终不我夺！”这不也正是张生对莺莺“始乱之，终弃之 ”的结局吗？难怪《才调集》殷元勋、宋邦绥注引冯班评曰：“微之弃双文，只是嫌他有别 好，刻薄之极。”（见殷元勋、宋邦绥《才调集补注》）
吴伟斌先生《关于元稹婚外的恋爱生涯》在论及《会真诗三十韵》的作者时说：“因此我 们不能同意王骥德和《年谱》‘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即元稹续生《会真诗三十韵》’的 意见”，理由是：“《莺莺传》云：‘张生赋《会真诗三十韵》，未毕，而红娘适至，因授 之 以贻崔氏。’请注意，张生的《会真诗三十韵》只是个没有完成的半成品，他只写了前 半部分。其后《莺莺传》又云：‘河南元稹亦续生《会真诗三十韵》，诗曰……’元稹所写 的只 是完成张生没有写完的后半部分。”还说：诗前面的幽会部分，是“《莺莺传》中的元稹 无法知道的，这些都是元稹代替传中的‘张生’赋写的”；后面的分别之后的情景，是“已 经与崔莺莺分手的张生不应该知道的，也是已经把自己‘未毕’的《会真诗》交付红娘的张 生无法补叙的”。文章的观点颇令人费解。无论张生是元稹自寓也好，还是张生是元稹虚构 的 人物也好，所谓《会真诗三十韵》，都是出自元稹之手笔，正如《红楼梦》中诸人物之诗词 都是曹雪芹所作一样。如果认为张生所赋《会真诗三十韵》与元稹所续《会真诗三十韵》是 两回事，那不等于承认“张生”实有其人了吗？如果认为《会真诗三十韵》和《莺莺传》是 一个整体，都是元稹所作，《莺莺传》作于哪一年，《会真诗三十韵》也当作于哪一年，不 应分置两处，那为什么又反复强调“张生”尚有一篇《会真诗三十韵》（未写完）呢？《会真 诗三十韵》等于完整地叙述了《莺莺传》中的故事，诚如吴先生所说，张生与莺莺的幽会是 续诗的元稹无法知道的，这倒从反面证明张生和元稹其实是一个人。王骥德的意见没有错， 他说：“至《会真诗三十韵》，大都皆赋莺就张时景物……皆言红之捧莺就己，其为当日授 红贻崔氏之诗无疑。署曰‘河南元稹续生《会真诗》’，盖欲讳其事，而又不能自隐，益以 征张生之即为稹矣。”（转引自《元稹年谱》，中间有省略）瞿佑《归田诗话》卷上也说：“ 其作《莺莺传》，盖托名张生，复制《会真诗三十韵》，微露其意，而世不悟，乃谓诚有是 人者，殆痴人前说梦也。”这样，关于《会真诗三十韵》可以解释如下：《会真诗三十韵》 的前面部分是元稹于贞元十六年与莺莺初会之后所作，当时没有写完，后面部分则是后来补 足的，所以就写到了离别以及别后相思的情景。
关于《莺莺传》的写作时间，现有贞元十八年、贞元二十年、永贞元年三说。判断哪一个 说法合理，应看元稹、李绅在哪一年的九月有面谈的机会，因为元稹撰《传》、李绅作《歌 》，二人是合作的。杨巨源赋《崔娘诗》则在此之前，不能混在一起。陈寅恪先生从元稹和 韦丛的婚期考定《莺莺传》写作之时间，卞孝萱先生则是从元稹和李绅的行踪来考定的，殊 途同归，故有贞元二十年之结论。吴伟斌先生的《关于元稹婚外的恋爱生涯》定《莺莺传》 作于贞元十八年，本来是可以讨论的。但他的理由却是贞元十七年春元稹“文战不胜”，“ 后岁余”便应该是贞元十八年春天之后的某个季节，包括贞元十八年九月在内，所以《莺莺 传》应作于贞元十八年九月。像这样的“论证”不是已经把“张生”当成元稹了吗？因为在 《莺莺传》中，“文战不胜”、“后岁余”等语都是说张生的。把自己要否定的结论当作前 提，不是自相矛盾吗？如此怎能服人呢？吴文认为二十年之说是错误的，因为有三个问题解释 不了，细思之下，这三个问题其实都不是问题。一曰：如果《莺莺传》作于贞元二十年九月 ，为什么独对好朋友白居易守口如瓶？案：元稹和白居易总共作了多少作品，又有多少作品 散失，这是谁也说不清楚的一个问题。我们今天所依据的材料，仅为他们所作中遗存的很小 的一部分。元、白一生谈话与往还至多，而流传之诗文有限，岂能以今日所见之白氏诗文中 未有明白涉及《莺莺传》者，而武断地云元对白没有谈过此事？二曰：白居易爱听传奇，为 什么对《莺莺传》不感兴趣，不置一辞？案：检之《白居易集》，白居易对其胞弟白行简所 作之 《李娃传》也“不置一辞”，岂能据此而定白行简没有作过《李娃传》或白居易不知李娃之 故 事？三曰：白居易与杨巨源理应因元稹的关系而相识，但据白氏《赠杨秘书巨源》诗，他与 杨巨源十多年后才新相识。案：刘禹锡有《酬乐天扬州初逢席上见赠》，瞿蜕园先生云：“ 所谓扬州初逢者，谓此时方得快晤耳。”（见《刘禹锡集笺证》第1047页）朱金城先生云：“ ‘初逢’、‘初见’均系久别重逢之意，并非初次见面。”（见《白居易集笺校》第1707页 ）上述二位先生之见可谓通人之见。白居易《赠杨秘书巨源》诗云：“相识虽新有故情”， 此“新”字也是不能解释为初次见面的，何况此句中还有“有故情”三字呢！退一步说，就 算白与杨是“新”相识，也不能说有矛盾。元与杨是老相识，元与白是老相识，却未必就一 定意味着白与杨也是老相识，人际关系是不能按照“如果甲与乙是朋友，乙与丙是朋友，那 么甲与丙也一定是朋友”这样的逻辑来推理的。白居易和元稹要好，元稹和李德裕要好， 白居易和李德裕并不要好，就是一个反例。
文学作品的创作情况至为复杂，或假戏真唱，或真戏假唱，可令读者眼花缭乱。至于那些 涉及个人隐私的文学作品，其作者创作时的心理状态更是难以捉摸。作者既想把它记录下来 ，又不想让人轻易明白，心态矛盾且又说不清道不明。所以这类作品都是遮遮掩掩、吞吞吐 吐 ，欲说还休，其中使用了各种障眼法，或大放烟雾，或做出种种假象，像是在精心设计一个 谜语，又像是在摆迷魂阵。元稹的《莺莺传》是如此，李商隐的《无题》诗也是如此。 既然作者不想明白地告诉他人，我们今天的读者也无法起作者于地下而问之，如果要求今天 的研究者像法官开庭审案一样，判定一件罪名需要物证人证俱全，才能下结论，那是根本不 可能的。既然如此，那么在论述某一问题时，只要论之有据、言之成理，我想就是可以成立 的。当然，我在这篇文章中的论证是否有道理，不敢自以为是，敬请各位专家学者批评指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