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个热门话题的“冷处理”:对深圳金融研究的几点思考_金融论文

一个热门话题的“冷处理”:对深圳金融研究的几点思考_金融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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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翻阅一些研究特区的学术杂志,发现一个奇特的现象:呼吁深港金融衔接的文章,竟如吃了一记闷棍,在作完“香港回归”的冲刺后,都识趣地作鸟兽散了。

今日“深港金融衔接”的行情告跌,却不知是因为炒错了题材,还是因为题材的挖掘已经探底,或者是题材不曾炒错,潜力也不曾挖尽,只是囊中既饱,何不退阵歇息?

无论出于何种原因,我想都应该给予批评,因为,作为一个金融工作者,如此炒作题材,未免太不负责任。

“深港金融衔接”这个题材因于香港回归这一主题,同时由于深圳是我国一个经济特区,因此,与这个题材并行相生的还有另外一个题材:深圳如何充当金融改革的“试验场”?

为了分析“深港金融衔接”,我们且先看看“金融试验场”问题。

围绕特区究竟还“特”不“特”下去的问题,国内学者有过许多争论,占优势的观点认为:特区应该“特”下去,虽然“特”得不再明显。可是该怎样“特”法?具体到金融领域,很多人提出:给我更多权利和自由,让我在以下几个方面为你做“试验”:①扩大人行深圳分行的权限,一方面可以全区内金融机构相对独立,较之其它地区更健康地发展,另一方面,也可以仿效美国联储的作法,力争成为华南地区也应该是珠三角的一个金融监管中心;②人民币在本区内实现自由兑换;③利率市场化;④国有专业银行商业化和其它金融机构的公司(股份)化;⑤国有股与法人股上市流通,实现与普通公众股的同股同权;⑥建立离岸金融中心。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应该说,以上设想无一不利于深圳金融业的长足发展,而且可以肯定,每一设想或早或迟都会实现。但是,众人在炒作时却忽视了两类问题:其一,这些措施能不能在特区试验?试验以后又能不能在全国推广?为什么非得先在特区“特”一下,然后再推向全国?假如需要试验,而且必定在特区试验,其可行性如何,机会成本又是什么?其二,针对当前中国的社会与经济环境,特区在做这些“试验”时,又能采取哪些切实可行的措施?为什么有些措施应该采取却无法采取?其深层原因是什么?是否有避开症结、达到殊途同归的可能?

比如扩大人行深圳分行的权限问题,就有一连串的疑问值得思考。到底应该扩大到什么程度?扩大以后又如何协调同其它地区金融机构的关系?珠三角地区究竟由人行广东省分行统领还是由深圳分行统领?两者各有什么利弊?权限扩大后带来的经济及社会影响是什么?为什么会有权限扩大的需求?原有结构究竟出了什么毛病?假如不把这些问题分析明白,却去空喊口号,则绝非正道的学术研究风气。

再比如,关于人民币自由兑换及利率市场化问题。近年来,这两方面的呼声可谓甚嚣尘上,因为它涉及金融改革的两大核心问题:从国内来看,若能实现利率市场化,则贷币市场与资本市场的症结均可化解,同时,对于证券市场的震荡问题、宏观调控的有效性问题,以至现代企业制度的最终建立问题,均可起到辅助治疗的功效;从国际范围来看,人民币在资本项目下实现自由兑换,不但可以引导中国金融机构走出去发展壮大,而且可以吸引国外金融机构走进来,补充国内资本市场,为国内企业和居民提供更多发展资金和投资机会。它对中国经济的长期贡献将是不言面喻的。

可是为什么至今我们仍不能实现人民币自由兑换和利率市场化?这其中还有什么结不曾解开?是因为国际环境暂时对我们不利,还是因为其它改革不曾到位,阻止了我们的步伐?或者两者兼而有之?

假如以上问题都不曾分析,却提出在深圳圈地试验,可就有点令人费解了。何况,人民币的自由兑换和利率的市场化都属宏观范围的金融政策工具,它的有效运行有赖于完整的经济系统,假如不分青红皂白都划出一块来作试验,除了博取几声对赤膊上阵者的喝彩,还会结出什么商品品质的果实来呢?

中国如今的发展已不比改革初期,地区之间差距正日益扩大。在深圳作出的试验,若拿往贵州和青海,结果就会完全两样。

可是照这么说,是不是深圳就不应该做试验了?答案是否定的。

深圳仍有做试验的必要,但与改革初期相比,这种试验应该被赋予新的含义。特区刚建时,全国上下,百废待兴,特区的各方面都是榜样,每一次试验,只要成功的,全国各地几乎都可以仿效,在特区失败的试验,也不会对其他地区产生太大影响。如今却不一样,开放型的经济体系已经初具规模,任何经济改革都可能“牵一发而动全身”,更何况象人民币自由兑换及利率市场化这样的核心问题。假如深圳金融界(或者深圳金融业的研究工作者)不再将注意力放在对特权的申请上,却能按照现行的《公司法》、《商业银行法》以及其它相应法规,放胆进行行业整顿,可以肯定的是,深圳的金融业必将获得长足发展。这种整顿过程其实就是一个试验的过程。因为金融改革也面临一个固本清源的问题,改革从何处入手,如何动手,绝非几个口号可以回答。假如深圳抓住了问题的根本,而且是中国现实条件下可行的,那么,可不可以说,深圳是在为全国做试验?是不是体现了特区之“特”?

至于有人到举A、B股并轨、国有股和法人股上市流通作为深圳金融改革试验的目标,却并未道出个一二三来,更是令人遗憾。因为这些问题现在全国普遍存在,谁都明白它对证券市场的发展不利,对国有资产的保值增值不利,可是,就是找不出一个好的解决办法来。深圳既然有特区之名,何不行特区之实办个“试验场”,找出个两全其美的方案来?可惜一番聒噪过后,仍留下“题材”一堆,只好待有心者去慢慢挖掘了。

说了一大堆,似乎与“深港金融衔接”这个题材还不曾挂上钩。其实不然,因为“金融试验场”这个题材是在香港回归的大前提下促生的。当“深港金融衔接”成为热点时,“试验场”的题材也就应运而生了。两个题材虽然算不上孪生,但是出现的问题却非常相似:都是一厢情愿地定目标,不切实际地找“利好”,真正说上点子的少,能够操作的更少。

比如有人提出让深圳分流部分香港金融业务,包括离岸业务,计算中心与数据处理等,所举理由大致有两点:其一,有利于稳固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中心的地位(因为有深圳这样一个强有力的助手);其二,有利于深圳金融业的发展壮大。而且,从目前的现状来看,深圳也确实分流了香港的部分业务。但是这种分流还有多大的发展余地?分流的原因又是否真是香港自己的业务饱和了,需要深圳帮助消化?假如真正是为了帮助香港,深圳是否应该再去分流这种业务?

不能因为这种业务已经存在,就认为它必定可以发展壮大。因为任何事物均有一个成长条件,在此条件下,又必定会存在一个发展极限。香港金融业务的内移不只是金融业本身的发展取向问题,它是香港整体经济向内地渗透的结果。假如不具体分析两地经济发展的阶段及条件,却一厢情愿地要求分流香港的金融业务,无异于去釜底抽薪。

讨论最多的还是深圳的“桥梁”作用问题。因为过去确实是桥梁,现在也算得上桥梁,从深圳自身的角度来说,更希望今后确保桥梁的地位。至于怎样保?有人提出:简化手续,降低税费,提供各种便利条件,吸引更多香港银行到深圳开办分行或办事处。不可否认,这些措施是吸引外资金融机构的必要条件,可是即便提供这样的优惠条件,结果又怎样呢?据人行深圳分行有关资料显示,深圳在吸引外资银行(主要是港资银行)方面,与广州、上海、北京相比,已经出现明显滑坡的现象。这又说明了什么问题呢?难道是特区重视不够?或者是条件不如以上城市优越?假如这些理由都很勉强,那就应该从金融机构本身的趋利特性去找原因了。看看深圳是否有足够供金融机构挖的资源?从成本与效益方面分析一下外资金融机构进驻是否更具比较优势?这种优势又能保持多久?可惜的是,这方面的文章尚不多见,即使有人偶尔提及,也全似本文一般,只有点晴之笔,全无技术分析。

作为对“衔接”这个题材的深化,不少人还提出,要借鉴香港金融业的运作经验,加强对深圳金融机构的规范和监管。看似一个无隙可击的结论,其实大有画蛇添足之嫌。香港的经验是什么?还不是国际惯例!可是这个经验我们又怎么去向香港学?香港发展了近百年的自由经济,有民主的经济环境,有完备的经济法规,更有高效廉洁的行政架构作辅佐。深圳有吗?香港的经验明白地摆在面前,我们若有能耐拿过来,也无能耐保证它不在手中扭曲变形。这几年国内争着要提高银行资本充足率,各种统计数据也都明白地宣告,资本充足率大大提高了,甚至高过一些发达国家的水平,可是给人的信誉仍然很低,为什么?因为你的坏帐、呆帐太多,坏帐、呆帐太多却不倒闭,这就说明你们的体制有问题。体制出了问题就如身体长了暗疮,若不开刀治疗,背上一百个药方也是白搭。

话说到此,有人即会提出疑问,如此说来,深港也不用衔接了?

笔者的答复是:“深港金融衔接”的题材依然存在,“金融试验场”的题材也同样存在,但是需要真正具有智慧的长线投资者去挖掘。

首先,你须提醒自己:我是否了解了基本面?——中国的经济现状有何特别?国企改革的难点在哪里?证券市场震荡不定的真正原因何在?人民币自由兑换、利率自由化、专业银行商业化等等政策措施,为什么迟迟不能施行或者不能贯彻到底?该颁布的法规为什么迟迟不能出台,而出台的法规又为何总是效果不佳?所有这些因素对分析深圳金融问题会产生什么影响?

其次,你还须保持对消息面的高度敏感:香港方面出现了何种动向?内地相关城市又在做出什么政策调整?大大小小的金融风波是否表现出了抢滩登陆的迹象?

在以上信息收入囊中以后,你就可以使用技术分析这个武器了。也只有在这时候,你的技术分析才不会成为数据的罗列,同样一个统计数据,你将得到全新的含义。

但愿经过这一番“冷处理”后,能有英才慧眼,将深圳金融理论研究的真正价值奉献给读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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