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的物价变动与计赃论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宋朝论文,物价论文,变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宋朝的物价问题和货币问题，学者已多有研究，但对宋朝物价变动和货币变化与计赃论罪关系的研究尚显不足。因此，本文拟就此问题进行探讨，呈请专家学者指正。
一、平赃标准和计赃原则
在中国古代法律中，把涉及财产方面的犯罪称为犯赃。自唐律中把强盗、窃盗、受财枉法、受财不枉法、受所监临财物及坐赃定为“六赃”之后（注：《唐律疏议》卷4《以赃入罪》。），更突出了赃罪的打击重点。而历代对以赃致罪的惩罚，皆以赃物的多少与价值的高低作为定罪量刑轻重的依据，此谓“计赃论罪”。但由于赃物种类繁多，物价具有明显的时间和空间特征。因此，如何统一平赃标准，公平合理的计赃，成为以赃论罪中的一个重要问题。唐律中曾规定：“罪人所取之赃，皆平其价直，准犯处当时上绢之价”（注：《唐律疏议》卷4《平赃》。）。即明确规定了以绢价平赃和以绢数计赃的原则。宋初制定的《建隆重详订刑统》中继承了唐律中的这项原则，所以在宋朝亦有依律计绢定罪之法。但是宋初各地绢价不等，使计赃难以划一，论罪难以持平，因此在宋朝又出现了以钱代绢，计钱定罪的原则。宋朝两种计赃标准的出现，使计赃论罪更加复杂化。
据《宋会要辑稿》中记载：“国朝之制，凡犯赃者，据犯处当时物准上估绢平赃。如所犯赃去见禁处千里外及赃已费用者，皆于事发处依犯时中估物价，约估亦依上估绢平赃。兼具赃物已费、见在、其生产之类有无蕃息。凡以赃转易得物，皆具言之。内有经赦，即言在赦前后。赃钱绢匹入按估时，皆长吏、通判、本判官面勒行人估定实价。其制勘推期者，亦勘官监估”。（注：《宋会要·刑法》3之1（下称《宋会要》）。）。这段记载，基本上概括了唐律中的平赃原则和方法。
此称平赃，是指估定赃物价值，以市绢上等价折算疋数作为定罪依据。对于估赃亦有明确规定：“依令，每月旬别三等估。其赃平犯所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绢之价”。“纵有卖买贵贱与估不同，亦依估为定”（注：《宋刑统》卷4《平赃》。）。即平估市场物价，皆每月分为三旬，每旬以物之精粗按上中下三等估定物价，经旬一调整。《唐六典》京都诸市条云：“以三贾均市”，即“精为上贾、次为中贾、麄为下贾”（注：《唐六典》卷20《京都诸市令》。）。而平赃，皆依犯赃之旬所估物价为准。定罪则按犯赃之旬所估上等绢价折算。但平赃亦根据不同情况采取了不同的平赃方法。
1.凡在犯赃地获赃，或获赃之所距犯赃地较近，而且原赃物现在者，要进行“对平”，即勘对原赃物以估定其价值。其具体作法是：先依照犯赃之旬所定上、中、下三等物价，估定原赃物的价额，然后再与当旬上绢之价进行折算，得出原赃物折合上绢的疋数以定罪。此谓“其赃平所犯旬估，定罪取所犯旬上绢之价”。
2.“如所犯赃去见禁处千里外及赃已费用者，皆于事发处依犯时中估物价，约估亦依上估绢平赃。”（注：《宋会要·刑法》3之1（下称《宋会要》）。）即如赃发地与犯赃地相距千里之远，原赃物虽然尚在，如将原赃物解送犯赃地勘对估价，既需要人力脚价，路途亦易损坏。或是原赃物已经费用，或原赃物转易为他物，已失去了对原赃物进行对平的依据。凡属此类情况，“止合悬平”。即不再勘对原赃物，由发赃处的“长吏、通判、本判官面勒行人估定实价。”（注：《宋会要·刑法》3之1（下称《宋会要》）。）“悬平”的方法：以发赃地所犯旬中等物价为准，约估原赃物的价额，再与当旬上绢价进行折算，得出原赃物应折合上绢疋数以定罪。此谓“悬平之赃，依令准中估”。
3.凡蕃人犯赃在他国，事发在中华，因外蕃与中国殊俗，故“不可蝶彼平估”。或犯赃在边州，当处无平估之所。凡此皆取近估。即依照附近州县之估价详定作价，或由州府勘检原赃物直接定价折算。此谓“唯于近蕃州县准估，量用合宜。无估之所而犯者，于州、府详定作价”（注：以上参考刘俊文：《唐律疏议笺解》卷4《解析》中华书局1996年版，第341页。）。
唐律中确定的平赃原则，实际上在中唐时期已随着绢价的变动而发生变化。唐玄宗开元十六年(728)五月三日，御史中丞李林甫奏：“天下定赃估，互有高下，如山南绢贱，河南绢贵，贱处计赃不至三百即入死刑，贵处至七百已上方至死刑，即轻重不侔，刑典安寄。请天下定赃估，绢每疋计五百五十价为限”。（注：王溥：《唐会要》卷40《定赃估》。）唐玄宗降敕同意了李林甫的奏请。由此可见，唐中期已开始对唐律中的平赃标准进行修改。唐肃宗上元二年(761)正月二十八日又降敕：“先准格例，每例五百五十价估当绢一疋。自今以后，应定赃数宜约时绢估，并准实钱。”唐文宗太和九年(835)十月大理丞周太元亦提出：“杂物依上估绢结赃”。唐宣宗大中六年(852)闰七月敕：“应犯赃人，其平赃定估等，议取所犯处及所犯月上绢之价”。是年十月，中书门下又提出：犯赃人平赃估价，“每疋九百文结计”（注：王溥：《唐会要》卷40《定赃估》。）。可见自中唐之后，平估之法在不断调整。
宋初制订的《刑统》虽然承袭了唐律中的平赃法，但由于各地绢价贵贱不同，导致平赃定罪轻重不平，所以宋太祖又以钱代绢，计钱定赃罪，使宋朝计赃论罪法中又增加了一个计赃标准。
二、绢价变动与计赃标准调整
在以绢计赃论罪中，计赃绢价标准的高低将直接影响计赃数量的多少和定罪的轻重。宋朝为了保持计赃与定罪之间的相对平衡，随着绢价的变动，对计赃绢价标准亦进行调整。
北宋初期，由于全国各地物价差殊，绢价不等，曾出现了不同地区计赃论罪不一的局面。如“江南、两浙诸州以绢计赃，绢价二疋当江北之一”（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丙午（以下简称《长编》）。）。这就使江南与江北有倍差之罚。为了统一以绢计赃定罪标准，宋太宗于太平兴国四年(979)九月诏：“江浙诸州宜以千钱为绢一疋论罪”（注：《续资治通鉴长编》卷20太宗太平兴国四年九月丙午（以下简称《长编》）。）。次年闰三月，又“令荆湖，岭南等处以绢计赃，如江浙之制”（注：《长编》卷21太宗太平兴国五年闰三月丁卯。）。这是宋自建国以来第一次统一计赃绢价的标准，从当时的市场绢价来看，这个标准是比较合理的，对保持计赃与定罪之间的平衡是有积极作用的。但是全国各地的绢价仍在不平衡的变化。如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1015)，河东路并州置场中买军人所给衣绢，诏“每疋官给钱千二百文”（注：《宋会要·食货》64之19。）。京东路“青、齐间绢直八百”，而“官府和预买绢给直一千”（注：《长编》卷86真宗大中祥符九年正月壬申。）。此时的和买还处于官民平等交易阶段，所以官给绢价与市场绢价不会有太大的出入。至宋仁宗庆历六年(1046)，梓州路绢直“增至三千以上”（注：《长编》卷158仁宗庆历六年五月戊子。）。宋神宗熙宁三年(1070)，京东路将绢分作两等，“上等每匹作一贯三百五十文省，次等每匹作一贯三百文省”（注：《长编拾补》卷7神宗熙宁三年三月乙未注。）。元丰二年(1079)定“估赃法”，十二月成都府，利州路钤辖司言：“往时川峡绢匹为钱二千六百，以此编敕估赃，两铁钱当铜钱一。近岁绢匹不过千三百，估赃二匹乃得一匹之罪，多不至重法”（注：《长编》卷301神宗元丰二年十二月戊戌。）。元丰七年(1084)，京东路每匹绢价一贯一百文。（注：《长编》卷350神宗元丰七年十一月丁已。）至宋哲宗元祐中，成都市场“绢价每疋一贯七八百文”（注：刘挚：《忠肃集》卷5《乞体量成都漕司折科税米奏》。）。这与宋初确定的“以千钱为绢一疋论罪”的标准已相去甚远。因此，宋哲宗元符中，“令定罪以绢者，每绢一匹准钱一贯三百。”（注：《宋会要·刑法》3之3。）这是宋初以来，随着绢价的上升第一次调整定赃绢价标准。宋徽宗时，钱法的混乱，严重冲击了物价，使绢价进一步上升，多数地区的绢价升至两贯以上。故在大观元年(1107)又改定计赃律，宋徽宗在诏中讲：“以绢论罪，绢价有贵贱，故论罪有重轻。今四方绢价增贵至两贯以上，而计绢之数独循旧例，以一贯三百足为率计价既少，抵罪太重，可以一贯五百足定罪。”（注：《宋会要·刑法》3之4。）即随着绢价的激剧上升对计赃绢价标准进行了第二次调整。虽然这两次对计赃绢价标准的调整都没有达到当时市场实际绢价的高度，但对公平计赃，合理定罪还是有益的。宣和七年(1125)，两浙路产绢县分每疋绢又达到了“二千三四百足钱”（注：杨时：《龟山集》卷4《论时事》。）。可见市场绢价仍在继续上升。
南宋初，宋朝历史进入师旅大兴、战乱四起的特殊时期。在百物腾踴，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赃虽无几，钱价已多，稍有犯赃，便实重法。对此臣僚多有论奏。在众臣僚的奏请下，宋高宗于是年降诏：“自今计绢定罪，并以二贯为准。”（注：《宋会要·刑法》3之5。）此系宋朝第三次调整计赃绢价的标准。由于物价的继续上升，至绍兴二年(1132)，江南西路的绢价达到了五千（注：《宋会要·食货》9之22。）。因此，绍兴三年(1133)九月宋高宗又降诏：“目今绢价不下四五贯，岂可尚守旧制耶。可每疋更增一贯，通作三贯足。”（注：《宋会要·刑法》3之6。）这是宋朝第四次调整纽绢之法。从北宋末以后对计赃绢价标准调整的幅度来看，基本上是以五分为率递增的，但仍然赶不上市场绢价腾飞的速度。宋孝宗乾道六年(1170)范成大又请改计赃绢价，他说：“以时价已至六七千，（计赃绢价）合量增一贯。和买取民财随时增价，定民罪则减之”（注：黄震：《黄氏日抄》卷67《范石湖文》。）。于是宋孝宗又于是年降诏：“以绢计赃者，更增一贯。以四千为一匹。”（注：《宋史》卷200《刑法志二》。）这是宋朝第五次调整计赃绢价标准。自此之后，东南绢价有所下降，宋孝宗淳熙四年(1177)，临安府钱塘、仁和两县绢“本色所直不过四五千”（注：《宋会要·食货》70之69。）。淳熙七年(1180)江东南康军“绢价每匹不过三贯文足”（注：《朱子大全》卷20《乞听从民便徑纳钱绢札子》。）。宋宁宗庆元四年(1198)江东建康府“绢每一匹只直钱二贯二百文足”（注：《宋会要·食货》70之87。）。由此看来，南宋中期的绢价大约在三贯至四贯之间浮动。所以宋宁宗嘉泰二年(1202)论者称，自乾道六年复诏绢值“以四千为一疋，迄今遂为定制”（注：《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甲集卷6《建炎至嘉泰申严赃吏之禁》，《两朝纲目备要》卷7《宁宗》。）。可见，这一计赃绢价标准，基本上是与南宋中后期的市场绢价波动情况相呼应的。
绢匹时价与计赃绢价比较表
为便于了解宋朝市场绢价与法定计赃绢价的变化情况，特作绢价比较表供参考。可以从一个侧面了解宋朝计赃绢价的调整与市场绢价变化相呼应的情况。
从表中可以看出，宋朝绢价的变动，经历了一个由低到高的发展过程。从宋初到宋仁宗中期，绢每匹基本上在千钱左右浮动；自宋仁庆历时至宋哲宗末年，除个别地区达到绢匹三千文或千七八百文之外，一般地区多在一千二百至一千四百文之间变动。由此看来，宋哲宗元符时将计赃绢价定为千三百文，是与当时绢的市价基本上持平的，但从计赃论罪的角度看，在宋仁宗庆历之后的六十年间，计赃绢价仍遵循千钱绢匹的标准，实际上在这段时间中是使计赃论罪法加重了。宋徽宗时，由于钱法混乱，使绢价又上升到一个新的高峰。南宋自建立之后，一直处于战争状态，绢价因此扶摇而上，使绢的时价与法定计赃绢价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宋高宗虽对计赃绢价标准多次进行了调整，但仍然跟不上市场绢价腾飞的速度，致使赃轻而入重罪者屡屡出现。南宋中后期的绢价虽然相对稳定，又因货币贬值，物贵钱轻，绢价标准一直居高不下，所以计赃绢价标准一直停留在“以四千为匹”之上。到南宋末，绢价又达到了最高峰。（注：参考漆侠先生的《宋代经济史》（下），第1087-1089页。）
三、以钱定罪与多种货币比值的变化
在宋太祖建隆二年(961)制定的《窃盗法》中，首次规定“犯窃盗赃满三贯文，坐死。不满者节级科罪。其钱八十为陌。”（注：《宋刑统》卷19《强盗窃盗》准敕条。）这是宋朝第一次规定以钱代绢，计钱论罪的计赃标准。由于此项“法条重于律文，财贿轻于人命”，于是在建隆三年(962)修定的《窃盗赃满法》中对计赃标准进行了调整：“今后犯窃盗赃满五贯，处死。以百钱足为陌。不满者决杖徒役，各从降杀。”（注：《宋会要·刑法》3之1。）“强盗计赃钱满三贯文足陌，皆处死。”（注：《宋刑统》卷19《强盗窃盗》准敕条。）以钱计赃论罪虽然比以绢计赃论罪简便，但亦受物价波动和货币变化的影响。宋太祖开宝八年(975)，在统一江南过程中，诏“岭南盗赃十贯以上者，死”。（注：《宋史》卷3《太祖本纪》。）宋太宗太平兴国七年(982)更定《窃盗律》，又“令窃盗赃满十贯者，奏裁。”（注：《宋史》卷199《刑法志一》。宋太宗更定《窃盗律》的时间，根据邓广铭先生的《宋史·刑法志考》由雍熙二年改为太平兴国七年。）宋仁宗景祐二年(1035)又改强盗法，强盗不持杖“得财为钱万及伤人者，死。”持杖“得财为钱五千者，死。”（注：《宋史》卷199《刑法志一》。）这些计钱论罪标准在向着轻罪的方向变化。南宋初，由于物价的飞涨，计赃绢价标准的不断调整，臣僚对以钱计赃标准亦提出了调整要求。绍兴三年(1133)十月十四日臣僚讲：“按敕，窃盗以赃准钱及四百以上即科杖罪，才及两贯遂断徒刑。且承平之日，物价适平，以物准钱，则物多而钱寡，故抵罪者不至遽罹重法。迨今师旅之际，百物腾踴，赃虽无几，而钱价以多，一为盗窃，不下徒罪，情实可悯。乞将绍兴敕犯盗定罪者，递增其数，庶使无知穷民免致轻陷重宪。”（注：《宋会要·刑法》3之6。）于是宋高宗令刑部看详。刑部认为：“所有应敕内计钱定罪，既系钱轻物重，即与纽绢事体无异，理合随宜比附定罪。”（注：《宋会要·刑法》3之6。）因此刑部提出：“在法，不止窃盗一事，其余计钱定罪者，理合一体措置。今欲权宜将敕内应以钱定罪之法，各与递增五分断罪，谓如犯窃盗三贯徒一年之类。侯边事宁息，物价平日依旧。”（注：《宋会要·兵》13之16。）宋高宗同意了刑部的意见，使以钱计赃论罪和以绢计赃论罪之间保持了平衡。
宋朝以钱定罪的标准货币，是指广泛流通的铜钱而言。但是宋朝各地的货币种类并不统一，除了绝大部分地区专用铜钱之外，在川峡地区通用铁锡钱，在江南福州及陕西、河东地区铜钱与铁钱兼用。在铜钱中，既有大铜钱，又有小平钱；在铁钱中，亦有大铁钱和小铁钱。因此，平定不同种类货币之间的比值，亦成为确保以钱计赃论罪相对合理的一个重要问题。按宋朝钱法规定，铜铁钱是对等使用的。但由于宋代的铁价远远低于铜价，所以人们普遍重铜钱而轻铁钱，而且各地铜铁钱的实际比值也参差不齐。如宋太祖开宝六年(973)诏中讲：“剑南、川西吏民犯窃盗，赃以铁锡钱计之，满万钱者抵罪。犯强盗赃满六千者亦抵法。铁锡钱轻，四直铜钱之一。”（注：《宋会要·刑法》3之1。）宋太宗初，张詠出知益州，“会诏川、陕诸州参用铜钱，每铜钱一当铁钱十。”（注：《宋史》卷293《张詠传》。）为此张詠上言：“昨经利州，以铜钱一换铁钱五，绵州铜钱一换铁钱六，益州铜钱一换铁钱八。”（注：《宋史》卷293《张詠传》。）太平兴国八年(983)十二月，蒹用铜铁钱的福州亦言：“本州兼用铁钱，铁钱三直铜钱一，计赃为重轻。请自今悉的铜钱定罪。”（注：《长编》卷24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十二月己酉。）行用铜铁钱地区，由于铜钱与铁钱比值的差异，必然造成计赃定罪的轻重不等。因此这些地方的官员纷纷要求“均定其法”，“以铜钱定罪”。于是至道三年(997)宋太宗降诏：“逐处将铁钱依时价准折铜钱实数定罪施行。”（注：《宋会要·刑法》3之2。）欲使以钱计赃定罪标准趋向统一与合理，但在实际中仍然有很大差距。
宋太宗太平兴国四年(979)开放四川铜钱之禁，确定“（小）铁钱十乃直铜钱一”（注：《长编》卷23太宗太平兴国七年八月戊寅。）之后，川陕四路的公私交易，赃钱折算，都以铁钱十当铜钱一。至宋神宗熙宁八年(1075)，又规定“川峡计赃，以铁钱二当铜钱一”（注：《长编》卷261神宗熙宁八年三月戊戌。）。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由于西北边防的需要，命江南铸造大铜钱，即一枚大铜钱相当于十文小铜钱。但在实际上，三枚小铜钱可以铸造一枚当十的大铜钱，所以盗铸者四起。因此，庆历八年(1048)不得不将西北地区大铜钱一改作当三小铜钱，一大铁钱当三小铁钱，一大铜钱当三大铁钱。随着西北铁钱的贬值，使以铁钱计赃定罪更加混乱。所以宋哲宗绍圣二年(1095)再次降诏统一以钱计赃论罪标准：“陕西杂用铜钱、铁钱地分计赃者，以铜钱为准。如只用铁钱处，即纽计铜钱定罪。”（注：《宋会要·刑法》3之3。）由于铁钱的贬值，“钱轻而货重”（注：王珪：《华阳集》卷58《王懿敏公素墓志铭》。）及“铜钱日少”，至宋哲宗元符初，陕西铜铁钱的比值，“以铁钱四千换铜钱一千”。因此三省又提出“令陕西路并禁使用铜钱，违者徒二年，配千里。”（注：《长编》卷516哲宗元符二年闰九月甲戌注。）这一变化，使西北地区失去了以钱计赃论罪的平衡标准，必然使以钱计赃定罪法更难以公平实施。
南宋初，再次强调行用铁钱地分，“并以铜钱计数科罪”。建炎三年(1129)大理寺讲：“陕西路旧法，唯许行铁钱，不许私用铜钱，所以计赃以钞面为准纽铜钱定罪。今来本路既得通使铜钱，即计赃者合据犯处以铜钱估价为准。如元赃即以铜钱计绢价准赃……谓如犯时本处绢每匹铁钱三十贯文，铜钱三贯足。即元赃铁钱一十贯足，准铜钱一贯足计赃之类。”（注：《宋会要·刑法》3之5。）而大铁钱与大铜钱的比值，一直是二比一。宋宁宗嘉定五年(1212)十月八日诏中仍然规定：“以绢计赃定罪者，江北铁钱依四川法，二当铜钱一。”（注：《宋史》卷200《刑法志二》。）但实际上，市值与法定计赃比值还是有差别的。如南宋时两准铁钱实际上是三当铜钱一。这种差异，亦必然造成以钱定罪中的轻重不等。
在宋朝的流通货币中，除了铜、铁钱之外，还有纸币和钱引。北宋时，四川是交子和钱引的流通区。南宋时，又有东南会子、荆湖会子和淮南交子等。钱引作为兑换钱币的证券和纸币，其票面钱数代表当时当地通用的钱币。但由于东南会子和荆湖会子是以铜钱为币值本位，淮交与四川钱引以铁钱为币值本位，所以在江南会子与江北交子之间，亦出了一兑二的比值。就四川的钱引而言，其实际价值亦低于票面所代表的铁钱数，因此用票面钱数计赃定罪，往往加重处罚。如绍兴二十七年(1157)权尚书刑部侍郎张枃奏言：“今泉货之用，铜铁相准，在法有制。然四川郡县，俗行钱引，以引定价，准之铜钱以定罪犯，遂致不侔。则有自笞入杖、入徒，或应徒而流，或应流而死者。谓如强盗持杖，铜钱五贯，铁钱十贯，俱坐绞刑。若盗钱引十道，便以十贯为罪，市价止八贯，比之铜钱止是四贯，少一贯遂处以死。又如在枉法二十匹绞，计铜钱六十贯，铁钱一百二十贯，若受钱引一百二十道，便以一百二十贯计罪，市价止计九十六贯，比之铜钱止是四十八贯，少一十二贯亦处以死。由是言之，四川之法偏重，极可悯恤。欲望行下四川州县，凡以钱引定价科罪者，并依犯处市价为数。从之。”（注：《宋会要·刑法》3之8。）宋高宗因此又诏：“四川以钱引科罪者，准铜钱。”（注：《宋史》卷200《刑法志二》。）由此可见，由于官府对钱引确定的币值高于市价实数，致使在与铜钱的折算定罪中提高了赃数，从而造成了赃轻罚重的结果。特别是南宋纸币的滥发与贬值，进一步引起了各种货币比值率的不统一。宋宁宗嘉定十五年(1222)的市值，“二贯七百湖广会仅可换铜交子一贯行使。”（注：《宋会要·食货》44之20。）各种货币比值的混乱，亦是造成南宋以钱定赃罪轻重不等的重要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