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新发展 走向世界——关于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走向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走向世界论文,中国论文,社会科学论文,几点思考论文,走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C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1-4403(2001)01-0001-10
一、20年来中国社会科学发展历程的回顾与分析
董：首先，请你谈一谈应怎样论述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
任：关于哲学社会科学的历史地位与作用，胡锦涛同志代表党中央在首届全国社科基金项目颁奖大会讲话中曾作了高度概括，将之与自然科学同比喻为“车之两轮、鸟之两翼，缺一不可”，说得及其精辟。如果具体一点说，可以概括为四句话：社会科学与自然科学的作用同样重要；社会科学家与自然科学家同样重要；尊重社会科学与尊重自然科学同样重要；发展社会科学事业与发展自然科学事业同样重要。其原因，可以概括为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党魂国魂民魂。恩格斯说过：一个民族要想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就不能没有哲学思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其立党、立国、立足的基础，就是要有先进的理论武装，要建立先进的哲学社会科学，这是先进文化的核心，精神文明的关键，党和国家的灵魂，民族的灵魂。试想：如果我们党不是用世界上最先进的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武装起来的，没有一个科学的、以哲学社会科学形态存在的理论为指导思想，怎么能称得上是中国共产党？没有理论指导，就没有政党；就是有了，也多半是乌合之众。当然，我们的指导思想如果不先进、不科学，落后于时代、实践、生活，我们的党就不是一个先进的党，就不是先锋队，我们的国家、民族就必然落后。集人类几千年文明史之经验来看当代，大凡一个国家之昌盛，一个民族的勃兴，首要的与这一时期的意识形态的发展与进步有莫大干系。培养科学精神、造就人文传统，养育一代新人，都要赖哲学社会科学之力。
其二，社会资本与宏观历史动力。哲学社会科学要解决的是如何科学认识与把握历史发展规律与宏观社会机制问题。这一结构、机制，被美国的许多学者称之为“最重要的社会资本”。通常人们将民族、国家的综合国力和核心竞争力主要理解为是由先进的自然科学与技术及其生产能力组成的，其实这是一种片面的理解。一个国家、一个民族，最重要的资源不仅在于其物质“硬环境”方面，而且更在于“软环境”方面，其中主要是人文素质教育带来的国民批判—创新精神，以及保障这一创新的合理的社会机制和结构，这才是社会进步与发展的关键。有其才能真正推动社会发展，实现人类进步。这不仅解放与发展生产力，而且其本身就是构成社会历史宏观动力的最重要的部分。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是一个系统，任何自然科学与技术在分裂的状态下不仅不能推动社会发展，还可能导致极大的破坏。协调、整合和优化各种社会因素，使之结合为一个良性运行与协调发展的整体，形成优化的社会机制与结构；那么，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就是发现、创造这一机制与结构，以推动与实现社会进步和历史发展。宏观结构，制度，机制，体制，精神动力，智力支持，都成为宏观动力而存在。作为这一动力的理论部分，是这一动力的杠杆，常常起着先导作用。社会大变革、人类大进步，没有哲学社会科学的杠杆作用是难以想象的。
其三，整合规范作用。革命与建设社会，都需要一个蓝图、目标、规范。在这一方面，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是规划、规范一个理想的目标社会，或者社会结构。哲学社会科学与目标社会的关系，可以表述为：前者是精神化、观念化的社会结构，而后者是物质化、现实化的哲学社会科学。哲学社会科学提供理想模型、社会价值导向、行动的逻辑、意识形态。过去，毛泽东曾说过，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我们理论的主要任务就是探索一个“中国革命的逻辑”，因此有了毛泽东思想；今天，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必然要探索这一社会结构，即“建设的逻辑”。邓小平理论在总体上就是这样的逻辑。哲学社会科学的规范性大体上包含三个内容。一是在社会结构产生之初。哲学社会科学往往成为启明星与报晓鸡，提出目标模式、规范，以引导社会向前发展。马克思主义创始人对未来共产主义社会蓝图的科学预见与规范，至今依然是我们行动的指南。邓小平的“三步走”战略思想，以及对未来中国社会发展前景的预见，都是哲学社会科学界应当加以仔细研究的课题。二是在社会结构建立之后，成为社会的精神主导规范与价值中轴，成为意识形态。通过哲学社会科学研究与宣传，这一规范会变成社会结构的核心与精神内质，渗透到社会的每一个角落。三是在社会结构完善化过程中，哲学社会科学自觉地成为一种规范的评价尺度，当然也同时被社会实践所检验，使规范更为科学、完善、准确。总之，社会有机体，以哲学社会科学为其内在精神、灵魂和价值尺度，而社会结构则成为哲学社会科学的现实性对象、躯体和检验基础。二十多年改革开放，哲学社会科学的主要成就，就是紧紧围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中心，在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文化机制、科技、教育、军事、外交等各方面展开了现代化模式的研究，并取得了一系列成果。这就是在解决中国的现代化社会结构问题。当然，解决得还很不够，大的方面有些清楚，有些还有待探索。生产机制、科技创新机制、经济体制、政治体制、教育体制、文化体制、卫生体制、社会生活、精神文明等等各个层面究竟是什么样，究竟是否符合良性运行、协调发展的社会结构，还有许多问题有待解决。要有一个合理的社会解释，需要哲学社会科学在总体上分析、研究、解决。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思路与研究战略，在这一点上应当坚定再坚定，明确再明确，不能有丝毫的动摇。
其四，推动社会变革，即结构转换。在社会转型期，成为推动社会的强大的精神动力、科学支柱与智力支持系统。在自我完善、自我调整、自我解放的哲学社会科学，成为社会转型期的精神支点。转型时期一个最大的问题就是可能出现认识分歧。共识是转型社会最需要的精神资源，起着凝聚人心、提供价值尺度、合成动力等多种功效。共识是我们社会制度、法律、结构和规范的精神保障。而认识分歧往往导致社会冲突的加剧，极端者可能会导致社会四分五裂，导致改革开放的事业夭折。但共识的形成又不可能完全等待改革实施的完成。共识的形成，有多重条件，如需要通过讨论，用民主方式、协商方式推进，但关键的是需要用科学理论说服人，统一认识。有无对时代问题具有强大的穿透力、对人心具有强烈震撼力的科学理论，是能否取得共识的关键。对一系列重大问题，例如，对当代资本主义、当代社会主义、当代马克思主义如何认识，对经济全球化、政治多极化、文化多元化如何把握，等等，如果哲学社会科学“以其昏昏，使人昭昭”是肯定不行的。马克思说，理论只要彻底，就能说服人，理论的彻底就要抓住根本。这一根本就在人本身，就在于当代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之中。理论彻底、能够赢得群众，就是马克思主义能够发展到今天的关键。上个世纪中叶，马克思、恩格斯当年就是两个人，赤手空拳，既无政权和枪杆子，也没有金钱，但他们的学说却赢得了全世界人民，成为影响20世纪的最伟大的思想家。靠什么？就是靠理论的科学性、彻底性，穿透力和震撼力，靠讲真理。今天，作为执政党，手中有权也有钱，可是我们有的学者、官员却不大注重理论的创新，不太愿意讲道理，以为单单靠行政命令就可以使人民听话。这是非常危险的。因此，要提倡理论研究的彻底性、科学性、针对性。切忌浮躁、表面化、碎片化。
董：怎样评估改革开放20年来特别是近10年来我国哲学社会科学的成就和问题？
任：我认为，改革开放二十多年来，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成就是辉煌的、巨大的，是自五四以来最繁荣、最好的时期。主要表现在以下五个方面：
一是大目标正确，方向对头。二十多年来，学界完成了重心转移、理论目标转移和研究内容的转移。从过去以阶级斗争为纲、坚持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轨道转移到研究在世界新科技革命、经济全球化的背景下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问题上来。二十年前学界的状况是众所周知的，主要是在“左”的思想影响下，按照“革命的逻辑”如何“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思路，封闭地向前走，脱离时代、脱离现代化、脱离实际，最后不得不陷入深渊。重心一转移，就出现了三个面向：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以自己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这成为中国当代学界的首要目标。思路、目标、内容转移的跨度是非常大的，成绩是显著的。当然，这离不开邓小平的指引作用。没有这样一个思想榜样、旗帜，学界就很难打破过去“左”的束缚。20年中，理论界最大的成就是出现了邓小平理论。这不仅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也是对世界、特别是发展中国家的重大贡献。第三代领导核心江泽民也强调“理论创新、制度创新”，“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三个代表”，对这些重要论述，建议新的规划报告中要予以充分体现，并贯穿其中。抵御“左”的和右的干扰，学界终于能够在探索如何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这一大目标下团结起来，坚定起来，这很不容易。
二是面向世界。以开放的视野、走向世界的胸怀，以拿来主义为方法，与全球对话，呈现了中国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繁荣。二十年来，学界翻译出版了大量西方学术经典和具有代表性的著作、文献、论文，其总量远超过五四时期文化大传播几十倍、上百倍。网络使中国学者可以迅速地了解世界各国的学术动态。经过80年代疾风暴雨式的大引进、大传播之后，西方学术对于中国学者来讲，无论是经济学、政治学、哲学、法学、伦理学、宗教学，也无论是哪一种学派，中国学者都已不再陌生。而且，对之也比较冷静，不再盲从和激动，能够比较客观地看待，批判眼光与汲取态度都相当坦然，在这样的基础上，才能造就一批了解西方、具有创新精神、具有世界水平的中国学者。
三是一批新生代中国学者成长起来。在研究中国现代化的过程中，既具有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又具有与中国传统文化、西方文化对话能力的学者正在成长起来，并逐步成为中国学术界的中坚力量。这是十分可喜的，这是重心转移、三个面向的硕果，更是我们学界未来的希望。当然，改革开放大浪淘沙，在“左”与右的冲击下，经过二十年风风雨雨的考验，牺牲了一批人，淘汰了一批人，但是总体上是好的，在考验中成长起来的中青年一代肯定比任何时候都有希望。他们既懂马列主义，又能与全球对话，又在扎实地研究中国自己的问题，在他们中间可以出一批大家，他们的学术成果不亚于世界上任何大家。读他们的著作可以看到智慧的闪光，心灵的撞击，眼界开阔，务实的学风，这都是当年毛泽东所希望的“一二百个真正懂马列主义”的，当然还没有那么多，但苗头已经有了，很值得一提。
四是哲学社会科学成果的空前繁荣。出现了一大批的成果，并成为政府与社会各界的精神财富，成为给当代中国人塑造灵魂、推动社会进步与历史发展的精神力量与文化力量。煌煌巨著多得很。现在的出版界、理论界成果在数量上是历史上任何时期无可比拟的，是最辉煌的时期。这些成果正在被政府、企业和社会各界所吸收，成为社会资本。知识分子正在成为公共知识分子。他们的智慧正在被政府的高层论坛、企业等各种途径消化吸收。
五是哲学社会科学的运行机制改革出现了新的转折。国家社科规划办起了龙头作用、领导作用、规范作用。社会各界也都在参与这项工作。A（政府）+B（社会）的模式正在形成。国家社科项目特别是这一次的评审，也为这一合作预留了许多空间。例如，自筹经费项目就是政府与民间的结合。政府、民间机构、企业、社会团体、个人都成为研究主体与消费主体，民间组织与政府组织、学术团体、大专院校和研究机构都成为一个网络的纽结，知识市场在悄然兴起。
当然，还存在许多问题。例如：
（一）指导思想问题。在深层次上，对哲学社会科学的地位认识不够，各级党委、政府对此的认识还有相当的距离。社会科学与人文科学院士制至今未实行，这在全世界恐怕也属少数几个国家之一了，这与我们大国地位、科教兴国战略、创新工程很不合折。在大学里重理轻文现象较为盛行。最近我接待了美籍华人、哈佛大学的知名教授杜威明先生，美国人文科学院院士。他给我讲了一件事：去年美国十所最著名大学校长与他一起来中国访问，讨论大学教育如何面对素质教育、创新教育的问题。问题一集中到人文素质教育上来，就发现不对劲，因为美国的大学校长大多文科出身，而中国的大学校长除了人民大学外，清一色是工科出身。对话就难以继续下去。后来发现在总的方向上，还有重理轻文。这一状况不改变，21世纪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难有更大的突破。在这一点上，我们甚至可以向17、18世纪西方资产阶级启蒙学者学习，他们对于哲学社会科学的态度，是非常尊重、严肃认真的。他们对未来社会蓝图的描述是非常清楚的。一切都要受到理性的评判，一切都要有哲学社会科学的根据，否则就加以拒绝。这就是科学精神。这不亚于自然科学技术工程。退到韦伯时代，一个社会就是一部由制度与规范构成的大机器，严丝合缝，这才是科学社会。没有科学的哲学社会科学，就不可能有科学合理的社会结构。社会科学是一个大工程，十分复杂的大系统。如果说自然科学主要着眼于微观，各个部件的研制，那么，社会科学主要着眼于宏观、系统，因此探索其规律需要付出更艰辛的劳动，因而需要社会更多地尊重。此外，在总的指导思路上，还存在着“左”的和右的干扰，还受到西方的和封建的各种思潮的冲击和挑战。这些问题也还没有完全解决。
（二）与经济全球化、市场化相适应的科研机制改革还远未完成。许多研究尚未到位，“一个中心、三个着眼于”，都需要协同攻关，关键要解决机制问题。社会化程度要越来越高，无论是生产领域、科研领域都是如此。在一些大的科研领域，要实现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化，科研机构的民间化、企业化，像美国兰德公司，与政府在信息资源、研究力量、课题方面协同、共享，政府、企业、民间在知识市场、科研市场上资源的合理配置机制没有形成。政府的研究机构如政策研究室、发展战略研究室与高校的研究机构、科研部门，都很隔膜。没有联合舰队，没有多元化投资，没有有效的网络。其次，社会信息资源、人才资源、课题资源如何配置，没有很好研究。现在报课题，上下一般粗，校级、市级、省级、国家级课题都是一个题目，一样的内容，低水平重复现象严重，造成的浪费也很大。科研机制、消费机制、课题机制都没有到位。各种研究之间不协调、不配套、不结合，原创性、创新性不够，繁荣有余而发展不够。低水平重复多，细致地研究中国现代化各个层面的合成不够。许多重大问题没有人肯去坐冷板凳仔细研究。应当找到一种机制，打破行政机制的束缚，将人才、信息、课题、消费资源的合理配置机制到位。只有以改革总揽全局，切实解决机制问题，才能真正推进社会科学发展。
（三）原创性、创新性不够。我有个感觉：现在的哲学社会科学是繁荣有余而发展不足。究其原因，一是有些学者搞泡沫学术，动不动就搞一大套丛书，里面没有几样是自己的东西。明明一篇文章可以说清楚的，偏要写成一部大部头著作，当然这与我们的评价机制有关。在一般人、甚至在专家中，在各级人事、科研部门，总觉得一部著作应当比一篇论文价值高，书越厚越值钱。这种风气要尽力扭转。另外就是我们有些学者有“食洋不化”的问题。在思想的跑马场上，跑的大多是外国思想家的马。尽管大多是宝马良驹，但总得有自己民族的马才行啊！有些学者热衷于介绍、研究西方学术，但很少有自己的思想，本土化、创新化、马克思主义化还没有实现。对西方学术批判性地消化、吸收、改造，并加以创新远远不够。自己民族的学术思想有一些，也很有希望，但不多见。所以发展不足。其原因既有历史发展阶段因素，也有信仰危机的问题。前者是指20年来中国学术发展可以分为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在改革开放初期，学界的讨论、研究基本上是在五六十年代问题上的继续，过去被政治高压禁闭了的，如哲学还是探讨一些“一分为二”还是“合二为一”，真理与阶级性等，还在原有体系和问题系里转，同时部分地引介当代西方的学术思潮。第二阶段就是大量引进西方学术思潮，中国学术基本上处在“失语症”时期。大量的翻译、介绍外国经济学、政治学、哲学、社会学、文学、艺术等等作品，形成了一新的了解世界的阶段。在这一阶段上，做学问常常是从了解西方的某一个所谓“大家”开始的。第三阶段，就是在这一基础上，逐步形成既懂西方学术、更懂马列主义的新生代学者的阶段。这一阶段刚开始。
从深层次上看问题，可能就有信仰问题，也有理论创新问题。研究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改革，有人说马克思的政治经济学不行了，只有西方经济学管用。于是，不管西方经济学怎样，中国国情怎样，拿来就套，生吞活剥，生搬硬套，全然不顾中国的实际，这是毛泽东当年批评的洋八股。没有一个经济学家说，自己有自己一套经济学。学贯中西，眼界开阔，理论是自己的，这叫原创性。这方面不足，这也是一个问题吧。今后5～10年的任务，可能就是要尽力培育既坚持马克思主义，将中、西、马融合贯通，又有自己的原创性的大家，不要说一二百个，就是一二十个，也很不容易了。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学什么”与“信什么”的关系问题。我教育博士生、硕士生时，经常讲：研究马克思主义不可能只读马列主义的著作，要眼界开阔，因为列宁说过，马克思主义没有离开全部人类文明大道，而就是人类文明之树上的果实。因此要广泛学习与了解西方的、中国的优秀学术成果，以滋养自己；但是，决不能学什么，就信仰什么，如果那样就坏了。重要的是根据时代、根据实践来不断地发展、创新，这才是关键。
（四）对评价体系与评价机制建设不够重视，评价缺乏公正性、规范性。迄今为止，我国没有与自然科学、科技成果三大奖并列的国家级的社会科学奖。本来国家社科基金奖就可以视为这一级别，但许多部门统计时不算数。不少人并非看不起社会科学，但总认为其成果难以评价，不像自然科学、技术那样，发表文章有SCI、EI等四大检索，许多高校就以此作为奖励的标尺；有些《人才申报统计表》干脆就没有社会科学奖的栏目，来一个公开歧视。哲学社会科学的成果究竟如何评价，已经不是一个技术问题，而是一个战略问题、政治问题。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可悲的笑话：社会科学是专门研究社会价值的，但到头来却连自己的社会价值都无法认定。这在多方面阻碍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此外，规范性不足也助长了社会科学界的相互抄袭之风，低水平重复现象到处可见。三次重复后，谁也说不清这一观点、理论是谁的了。这助长了学术泡沫化。表面上很繁荣，但实际上少有真正的创新发展。这是在扼杀科学精神。近来学界被揭露抄袭的丑闻不断，其源盖出于此。没有必要的严格的规范，加上急功近利、浮躁，就容易导致学术泡沫化，繁荣而不发展。
二、未来5～10年，中国社会科学面临的形势与主要任务
董：那么，在你看来，未来5～10年，我国意识形态领域包括社会科学研究面临的形势和主要任务是什么？
任：我认为，21世纪初，中国作为发展的大国，面临的主要形势是如何面对新科技革命和新全球化冲击；而主要任务是如何在全球后现代背景下顺利实现中国“新”现代化的问题。20世纪，新科技革命既带来了经济社会的巨大进步，又产生了前所未有的全球性问题；知识全球化既促使世界高度关联，又造成若干全球性信息鸿沟而使人们彼此隔膜，等等。与此相关，中国哲学社会科学，特别是意识形态性比较强的学科领域，面临的主要形势是面对全球、特别是西方发达国家强势意识形态的挑战，面对中国现代化过程中出现的种种新探索、新问题、新观念，面向未来发展。主要任务就是在新科技革命与新全球化时代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问题。要研究如何变被动为主动，变守势为攻势，真正成为世界先进文化的代表的问题。
首先，我们要挺直腰杆说话。我们在策略上的韬光养晦决不意味着放弃精神—意识形态上的主动权。不要停留在“防范”、“迎接挑战”上，而要敢当先进文化代表，真正把马克思主义作为先进文化来建设，用发展的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经济、政治、文化，而且比西方经济学更能科学地指导中国的经济改革与发展。
其次，要充分认识到我们所处时代的许多新特征。时代当然是一个综合概念，“新科技革命”，大家比较熟悉；“新全球化时代”，大家可能不大熟悉，这是我提出的一个指认当代全球社会结构的一个新范畴，主要指在新科技革命、知识经济基础上出现的具有一系列不同于以往特征的全球化。关于新、旧全球化之差异，我在《全球发展：模式理论与选择》一书中将之概括为五点：
1.全球主导产业经济基础从工业文明转变为后工业文明。
2.全球结构从“工业文明—农业文明”转向“后工业文明—工业文明”；我们现在的问题比五四时期甚至还严重，因为那时西方进入工业文明，而中国是农业文明，只差一个台阶；现在，西方进入后工业文明，全球化的背景、游戏规则都是由后工业文明国家制定的，而中国正处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工业文明尚未完成，大多数地区还在向工业化迈进，这样，西方的工业文明与后工业文明一起冲进来，我们实际上差了两个台阶。这对于我们的决策者来说就难度很大了。我们既要走完工业化、现代化的道路，又不得不顾及后工业文明（知识经济、网络文明、可持续发展等）的挑战，真是左右为难，需要马克思主义者能够给予解释、回答。
3.全球内在张力从一体化转向多元化。全球化过去确实是在走向一体化。但是，近年来，在经济、政治、文化等各方面都同时存在着多计划、多元化的趋势。高度一体化又多元化，这本来就是新全球化不同于旧全球化时代的一大特征。需要我们认真加以研究。
4.全球控制方式从商品输出、资本输出加上武力转到科技、信息、文化加武力。发达国家总是将高科技对我国封锁，将研究发展基地即“头脑工业”留在他们手中，而进入我国开发区的绝大多数是躯体工业即生产车间，形成“中心—边缘”结构。
5.全球思维方式从单一文明中心论走向多元差异文明。与世界多极化相对应，思维、文化的多元化是必然的。今天谈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就是要探索新科技革命条件下的马克思主义，新全球化时代背景下的马克思主义。要研究新全球化时代的问题。
再次，面临的形势是：西方借助强于我们的新科技和新经济的优势，在文化上采取攻势，力图在意识形态上消解我们的思想和理论。在三个层面：精英层面（理论影响）、政府官员层面（经济政治决策）和大众文化层面（流行文化，快餐文化），全面渗透。这当然是挑战，但任何挑战本身就是机遇，马克思主义作为时代精神的精华，不仅不怕挑战，相反是在与形形式式的挑战中成长壮大，批判地汲取精华、去除糟粕而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时代精神的精华的。马克思主义总是善于正确指认时代本质，及时解答时代问题，科学拓展时代视野，总体把握时代方向，从而“充分地适应自己的时代”。
复次，面对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新局面。关键的是马克思主义能否科学解释和指导，指导力如何。改革、开放与现代化的探索是前无古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及其运行规则，能否用马克思的经济学来解释？还是只能用西方的制度经济学、斯蒂格里次的经济学、曼昆的经济学来解释？这里就是罗陀岛，就在这里跳舞吧！如果马克思的经济学不能解释，就没有地位。如果说坚持，也是装点门面的。我们有许多领导干部，实际上心口不一，口头上说坚持马克思主义，内心却认为马克思的那一套没有穿透力，没有解释力，不如西方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这样管用。怎么能够高举旗帜？检验真理的标准是社会实践，如果我们用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去生搬硬套，那就不如西方当代学说有说服力，因为后者起码是时代精神的体现，虽然不是精华。要超越西方当代学术成就，就必须发展马克思主义，拿出真正的当代马克思的理论精品来，就要有当代的“社会主义论”，“发展论”，中国气派的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等等。否则，领导干部、广大群众就很难信服。往往依据西方理论来寻求发展对策，急于从西方掏点东西为对付现实。一些思想僵化的学者又说：什么全球化，什么知识经济，不行。这两类人实际上都堵塞了马克思主义走向当代的道路，最后就会导致马克思主义的旗帜难以高举。真正的科学道路，就是要适应新科技革命、新全球化时代，要建立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是唯一的道路。科学哲学家拉卡托斯认为，评判一种理论是否先进，其标准有三：一是能否解释旧理论中的合理事实；二是能否解释与包容旧理论中不能包容的新合理经验；三是能否比旧理论有更大的预见力。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就应当具有这样的特性，当代中国学界就应当承担起这样的任务。美国学者亨廷顿在1993年提出“文明冲突论”，认为在冷战时代结束后，主宰世界的主要范式是文明间的冲突，伊斯兰文明与别的文明之间最可能发生冲突。1999年出现科索沃问题，西方人一片欢呼，认为这一战争简直就是亨氏理论的检验场。预见性多强！其实，这一理论漏洞百出，如以美国为中心，新冷战思维等。但是，我们的理论要超过他，否则没人信。
处于全球后工业文明、后现代背景下的中国现代化，是一种新的现代化，具有许多新特点。其中主要的是既不同于五四时期的现代化，也不同于西方后现代，而是在后现代全球背景下的中国特色现代化。这一现代化既要完成现代化固有的一系列目标，又要顾及后现代的影响与冲击。比如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问题。河南、安徽的农村要走工业化道路，因陋就简办起了小造纸厂、皮革厂、棉纺厂，开始了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当年英国工业化、资本原始积累时期就是靠这些产业起家的。后来有钱了，他们才产业升级，先污染、后治理。但是中国作为后发国家，就不行了。这些产业污染严重，搞得淮河污染，沿河城市居民没水吃。所以必须关掉。然而，一个工业化早期的农村，就要承担后工业文明的标准，成本升高，路径窄化，如何发展经济？将来走什么样的道路？得给他们指出一条光明大道来，而且答案在人类发展史上还要站得住。这就是今天我们在新全球化时代的难题。要解决这些难题，就迫使我们要发展一种在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这将是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主要的、迫切的课题。
面向新全球化时代，总体理论定位发生转换，要从分门别类地研究，走向综合研究。比如，经济学家为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为现代企业制度定位，也有人根据后现代理念，说你搞的是近代企业制度，根本不是当代的。现代与后现代的冲撞，在中国发展思路上都有反映。按照现代主义的思路，世界发展是一种按照进化论的线性发展观，如农业文明必须进展到工业文明。反之，后现代主张差异化、多元化，在中国思考全球问题时有表现。如昆明世界博览会，表现出走一条生态经济发展的道路，非工业文明的道路。因地制宜选择发展道路，这就是可能呈现多元化。
所以，关键是坚持方向，培育一批新人，他们是真懂马克思主义，了解西方、中国，有原创性理论的学者。有了这样一批人才，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就真正大有希望。当然，还要坚定信心。比如，我们有些地方领导干部，在党校学习过多年，越学越觉得好像没什么可学的。当我给他们讲新全球化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时，他们听了很吃惊、很过瘾。他们说，他说的这一套确实很有说明力，也很管用。我就告诉他们说：马克思主义是要花力气去研究、去发展的。发展了的马克思主义，肯定比西方当代学说更具有科学性，对现实具有更强的穿透力。问题在于不能做思想的懒汉，要舍得花力气，坐冷板凳。
当然，国家社科基金项目规划应当有“国家意识”，即要以中国现代化发展、学科发展的重大问题研究为主攻方向，而不要将所有课题都囊括进来；应当建立“国家目标”，即能够代表中国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水平的学科结构、学科成果、创新机制、评价体系和学术队伍建设目标，等等；应当抓“国家工程”，设立国家社科科研基地、设立重大项目等等。只有这样，才能正确引导和提升中国社科研究水平。
董：在你看来，社会科学研究应有一些什么样的特点和趋势？
任：社会科学的特点，过去德国学者李凯尔特写的《自然科学与文化科学》，英国的斯若在《两种文化》，以及波普等人都做过研究。关于差异和特点，他们的观点大体上是这样：其一，自然科学研究对象是一般，普遍，而历史、社会领域，特别是文化科学研究的是个别。他们说历史事件完全一样地重复是不可能的，而自然实验则在可控的条件下重复出现多次，因此两者追求的目标是不同的。借此，波普反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说历史领域最多只存在统计规律。这当然是我们所不能同意的。关于社会与自然的差异，恩格斯当年就说得很清楚，一个是有意志参与的领域，一个是无意志参与的领域。但是在最终结果上，呈现同样的客观性、规律性。马克思称“拟自然历史过程”。其二，价值性问题。他们认为，无论自然科学家个人的价值信仰如何，自然界所表现的结果是与价值无涉的，可以叫“价值中立”；反之，社会科学具有阶级性、价值倾向性，与社会科学家自己的价值偏好有莫大关系。当然，后现代主义者、法国学者利奥塔德则认为人文叙事与科学叙事实际上没有根本的区别，它们都具有价值偏好。应当指出，在马克思视野中，两种科学里的真理与价值关系的实质是一样的，但表现形式是不同的。本质上，规律都具有重复性。统计学规律不仅存在于社会，而且存在于自然领域，如微观物理领域。其三，研究主体的个别性（个性）与共性问题，自然科学带有更大的共性，社会科学则带有更大的个性。
如果强调社会科学的特点，首先，应当强调哲学社会科学的知识体系。不能使零醉化状态永恒化。应当看到，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知识更新速度的加快，一般知识体系的建立确实比以往任何时候都只具有相对的性质；同样，在知识经济时代，随着现实问题越来越多地出现在交叉领域和边缘领域，对问题的解答越来越多地具有综合性、系统性的特点。只有知识体系性形态的科学才能对问题作出深入的解答。在哲学社会科学领域内，不宜跟着后现代主义一起笼统地反对体系性建构，关键在于不要将体系僵化。
其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的社会建制。要研究机制，就要探索社会科学研究的组织形态学，作建制研究。各种社会科学组织之间的关系、机制是什么？资源怎么合理配置？
其三，社会科学研究的行为方式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太多了。研究的程序是什么？如何避免重复、抄袭？参考文献、前沿状态是什么？后续的问题应当是什么？创新如何鉴定？规范如何建立？社会信息资源如何共享？如何保证哲学社会科学是一种创新性行为？等等。
其四，模糊性、长期性。定量研究、宏观研究。社会是复杂的大系统研究，一定的模糊性正好是它的长处。整体研究，这也是特点。一个区域发展模式研究，对于自然科学研究来说已经是足够宏观了。但对于社会科学来说，不过是一个局部。自然科学研究强调专而深，而社会科学研究则强调综合。例如，经济学如果不考虑其他社会因素，那么作出的决策肯定行不通。因为你研究的时候已经将社会其他因素舍弃了，因此，马克思提出“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就是还原到综合，当然是在理性具体基础上的还原。所以，中国的经济学家们也研究经济的伦理环境问题，经济的政治制度环境问题，为什么？因为经济现象不过是整个社会现象的一个部分，只能用思维才能把它们抽象出来，一旦回到现实，就必须作综合性研究。
长期性更是一个特点。社会发展阶段是难以控制的，封建社会几千年，资本主义几百年，社会主义几十年。这不可能在短时期内重复多次，有些历史只经历那么一次。革命与建设的时间尺度长，实践检验的效果慢，社会科学家需要有耐心。黑格尔说过，密纳发的猫头鹰只有在黄昏时节才出来飞翔。马克思说，人们对一个社会达到正确认识，有时只有等到这个社会快要结束的时候。社会科学难以在一个小区域内加速地进行实验。因此，对社会科学成果，要着眼于长远。胸中要热，头脑要冷静、清醒。
关于21世纪人文社会科学发展的趋势，我认为有三点值得注意：其一是基础性学科、基础性理论的创新将提到首位。美国社会学家丹尼尔·贝尔在《后工业社会的来临》中强调：后工业社会的第一特点，即理论的创新成为首要的环节。“回到基础”也成为美国哈佛大学近年来的治校口号。在知识经济时代，基础理论的创新带有全局性、战略性的意义，技术创新不过是第二位的。对于哲学社会科学发展来说，前提批判、基础创新比结果批判、应用创新更重要。其二是跨学科研究，综合性越来越强。现在的研究，往往是以问题为中心，而不是以某一方面的学科为中心。一些新时代热点成为多学科研究关注的焦点。如环境与生态问题，公共问题，全球问题，人口问题，全球规则问题，伦理问题，和平与发展问题等等。其三是社会科学的民族化、本土化越来越受重视。社会科学推动着多元文化在全球范围内进行流动，人才资源、信息资源、研究能力都将在全球范围内进行配置。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将不仅产生中国学者，而且会产生世界级学者。
三、21世纪中国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思想
董：在社会科学研究中为什么必须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不能搞指导思想上的多元化？有人认为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就会影响或束缚社会科学研究，这种说法为什么是错误的？“淡化意识形态”有什么危害性？在社会科学研究中，应怎样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任：首先，必须在理论上区分两个不同的概念：一是社会事实层面上思想价值体系的多元化，二是作为国家精神规范层面的意识形态的多元化。前者是一种事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必然的，甚至受我们国家法律的保护。例如，信仰各种合法宗教，就受到我国的法律保护。这些宗教在价值体系上与马克思主义当然不属于一个思想体系，多民族不同的道德观念，加上封建的、资产阶级的，市场经济条件下人们利益多元化带来认识上的多元化等等，它们的存在，在相当长的时期内具有某种必然性。但是，事实的多元性并不等于我们国家意识形态、指导思想也是多元的。相反，我们提倡、弘扬的，应当是一元的，这一点应当毫不含糊。承认多元化的事实，但主导一元化。指导思想的一元性与事实的多元性之间会有矛盾、冲突，这正是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文化矛盾。研究这一矛盾，促进文化繁荣与发展，正是哲学社会科学界的重任。如果回避矛盾，无论是将事实的多元化说成一元化，还是将指导思想上的一元化说成是多元化，都是错误的。
第二，在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过程中，不能满足于口号式的意识形态、标签式的意识形态，而应转化为一种理论的文化、大众文化。不能仅仅打板子、喊口号，完了什么都不做，那是最糟糕的。谁不真正探索，不花力气，谁实际上就是真正在败坏马克思主义。有人认为坚持马克思主义就必然妨碍科学研究。如经济学，一提马克思，就认为过时了，没用了。那么，你能够拿出什么新的马克思经济学理论？我最近受江苏人民出版社之约，写一部《当代视野的马克思》，所以重新翻阅了《资本论》。总觉得马克思关于交往实践观才是大写的逻辑，可是长期以来没有被重视。还有许多东西，我们有重新认识研究之必要。我们可以重新发现很多东西，当然不是鼓励大家仅抱住原著就行。而是说不要轻易否定。在新全球化时代，哈贝马斯、詹明信、吉登斯等一大批世界著名学者都在寻找马克思的活的思想，作为他们理论的出发点。难道我们却不用花力气去读了吗？此外，一些思想僵化的同志，可能对西方经济学很反感，一提就说，不行。但他们又不愿意花力气去发展、探索。这两种倾向都阻碍马克思主义的发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就必须创新。其生命力、思想资源，肯定是通向真理之最好途径。我的研究，就是不断地从文本到现实，再回到历史，三者相互激发，我以为这是发展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有效方法。德里达说，我们无论如何都是马克思思想的继承人。《共产党宣言》里关于交往与世界历史观的关系，被全球化学者德里克惊讶地视为当代全球化理论的经典表述。这就是马克思思想的魅力。我今后在出博士生入学考卷中，就出了这一题目。把很多考生考住了。许多文科考生说，书看得很熟，这些话都能背下来，可就是被你考住了，好像以前从来就没朝那方面去理解，看似很熟的文字一考就出了问题。确如黑格尔曾说过的，熟知并不等于真知。真知有时需要历史来揭开面纱。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没有过时，其基本方法论，包括扩展的体系，并没有过时。
如果不坚持，就必然出现集体无意识，或者就从信奉僵化教条的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信奉僵化教条的西方学说。强调“淡化”论的，有两类人，一是对口号式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感。有的领导同志大会上说马克思主义，要坚持、要发展，可是自己什么也不研究，这样久而久之就会导致别人的反感，导致人们的意识形态冷漠症。大家认为你只说不做，还不如不说。如果真的有一二百个在发展马克思主义，搞出许多新的理论，解释力、穿透力比西方的那一套强，那么社会上这种冷漠症肯定会大为减轻。另一类人在信仰上就有问题，那就另当别论了。
四、21世纪：中国社会社会研究中的理论创新
董：在马克思主义和社会科学研究中，为什么必须强调理论创新？怎样才能实现理论创新？
任：首先，马克思主义指导的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过程。坚持与发展马克思主义是同一过程。贴标签式的马克思主义必然是与西方学说处于散漫无机的对立两极。真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才能实现指导。真正创新的马克思主义与西方当代学说的关系，是时代精华精华与时代精神体现的关系。应当承认，西方学说对于时代精神的敏感性超过我们，对于他们的学说，应当分两个层次：一是提问题层次，在这一方面，西方学者提出了不少有价值的问题。二是对这些问题的解答层面。在总体上，解答是错误的，但也不乏真理的颗粒。例如，对经济投资、金融外贸、管理学，等等，都有若干真知灼见。马克思主义要汲取这些颗粒，并在总体上超越西方学说，成为先进文化的代表。
创新是马克思主义走向真实成果的现实途径。如果马克思主义不比西方经济学高明，人家怎么信你？口头上信，心里不服，也不行。干部群众都很实际，他要引进外资，要发展经济，你不能给他一个完备的答案，他就不信。这是命脉之所系。
照搬教条式的马克思主义，解决不了中国的问题。照搬西方的学说，也只能解决一小部分问题。因为西方的学说本来就在尝试，只能解决一部分问题。你将之僵化，更不行。不能抄袭，要面对中国现代化，具有原创性。
怎样创新？起码要做到三点：
其一，理论创新，决不能趴在巨人肩膀上。80年代初期，我在中国人民大学读研究生，那时就流传着做学问“三部曲”：一是选择一个领域写几篇象样的文章，叫“崭露头角”，在学术界“挂号”；二是赶紧找一个外国的学术大家的名著翻译，然后出国留学几年，系统搞一搞这位大家，你就借名而得名；以后，凡开到涉及这位大家的学术会议，必请你参加；参加了，你的发言，就具有经典性价值。变成这位大家的“研究专家”和“解释权威”。三是回来搞一本研究这位大家的专著。你就成功了。这一做法至今也还很有市场。我开始也照着做的。但跟了一段之后，发现不行。为什么呢？因为没有原创性，让自己的头脑变成西方学术的跑马场，不解决问题。于是，早在1985年，我就定了15年规划。1985～1990年，以研究中国现代化问题为中心，那时搞中国现代化之哲学探讨，一直到今天的发展哲学，都是一脉相承的。出版的一系列著作和发表的论文，大多集中在这一方面。1991～1995年，了解和研究当代西方学说，特别是后现代主义的阶段。我强调对话，批判，超越，建立自己的理论。《广义认识论原理》和《交往实践与主体际》就是这一思考对话的产物。而这两本书都是国家社科基金项目成果。第三个阶段，1996～2000年，直到今天，我思考21世纪未来问题。我的学术道路就是这样走过来的。我认为，这三个阶段正是马克思主义创新的三个必要的方面：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面向现代化，就是要以自己民族、国家正在做的事情为中心，着眼于运用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任何理论要有民族的根，没有经过这一面向的洗礼是不可能成功的。实践、生活，是理论常青树永远需要的土壤。近年来，我在研究发展哲学、全球化时，深发感受到，找到理论创新的民族土壤是至关重要的关键性环节。
其二，面向世界。要有开阔的胸襟，与西方学术对话。在对话中，发展马克思主义。与当代中国三大思想资源对接，融会贯通中国传统哲学的核心资源，西方后现代哲学的核心资源，马克思主义的核心资源。面向未来，超越西方，比它更高。这样的创新，就肯定对头了。
其三，理论创新必须坚持“独一无二”发明权或发现权的原则，坚决杜绝抄袭之风。理论创新要注意把握科研方向，关键要放在基础理论的创新、解释范式的创新上。
最后，理论创新，要注意总结学术路数。在我看来，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界，中青年学者研究的路数大体上有三个：一是搞扎扎实实的文本研究，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做重新解读工作。北京大学搞了文献研究中心，南京大学也致力于与中央编译局联手搞，陆续出版了一些很有影响的著作。二是与西方当代学术和中国传统文化对话，在对话中重新发现马克思，发展马克思主义。三是直接从中国现代化实践中提炼出马克思主义的新问题、新范畴、新观念，发展马克思主义。我认为这三者缺一不可，应当结合起来，相互激发，这才是创新之路。
收稿日期：2000-1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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