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的现代性和包容性，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资本论论文,包容性论文,现代性论文,理论体系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5-2674(2004)03-0003-05
对于《资本论》在现代经济学中的地位问题，目前经济学界有许多争议。有一些人认为，《资本论》是一种只研究价值和计划经济，不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传统经济学，西方主流经济学则是一种专门研究财富和市场经济的现代经济学。由于我国现在主要需要研究市场经济中的财富增长问题，所以我们对经济学的创新发展就是使用西方主流经济学一种范式或话语体系，创新发展这种现代经济学，《资本论》经济理论与现代和中国无关，它的一套话语体系应该完全放弃不用。本文针对这种说法，论证了《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的现代性和包容性，及其对于创新发展我国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作用。
一、《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的现代性
目前，我国一些经济学家常常只把西方主流经济理论归入现代经济学，把《资本论》经济理论排挤在现代经济学之外。其实这种做法仅仅从它们产生时间上看就是不对的。因为《资本论》的理论和作为西方经济学主流范式支柱的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等理论一样，都是在19世纪后期形成的。《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于1867年，第二、三卷是在作者去世后分别于1885年和1894年才问世的。西方主流范式的奠基人杰文斯的代表作《政治经济学理论》出版于1871年，门格尔的代表作《国民经济学原理》也发表于1871年，瓦尔拉斯的代表作《纯粹经济学要论》则是在1874年出版的。西方主流范式的另一位奠基人马歇尔的代表作《经济学原理》出版的时间稍晚，是1890年。
《资本论》不是有关计划经济的著作。它开宗明义第一段话就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占统治地位的社会的财富，表现为‘庞大的商品堆积’，单个商品表现为这种财富的元素形式。因此，我们的研究就从分析商品开始。”（注：马克思.资本论（第1卷）[M].人民出版社，1972.47.）有人从《资本论》没有从货币、资本等来开始它的经济学研究这一现象，推论说《资本论》是一部有关物物交换的著作，这也是不对的。《资本论》从商品开始它的经济学研究，是因为货币和资本等相对于商品来说，是市场经济已经发育起来的身体，商品则是市场经济的细胞，虽然已经发育的身体比身体的细胞容易研究些，但要彻底研究身体必须先从对细胞的研究开始。
至于马克思和恩格斯曾提到社会主义国家将是一个自由人的联合体，商品生产将消失，“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等，只是对未来生产力极大发展、社会财富充分涌流后社会形态的一种预测。由此并不表明，他们主张在苏东国家或我国当年或现在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实行计划经济，他们更没有也不可能提出一套有关计划经济的理论。马克思晚年明确指出：“我从来没有创造过‘社会主义体系’。”（注：马克思.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9卷）[M].人民出版社，1963.399.）前苏联有关计划经济的理论范式不适用于市场经济，并不表明《资本论》范式也不适用于市场经济。
《资本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不同在于，前者继承发展了古典经济学承认劳动者具有创造财富的主体力量的理论，论证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历史局限性，后者则把劳动与物等同了起来，进一步论证了自由放任市场经济的合理性。古典经济学家对于劳动者主体力量的承认，是通过劳动价值论来实现的。他们认为，人类财富是人们用劳动适应人的需要改造自然得到的。他们的这种观点，由英国经济学家亚当·斯密最早做了系统的表述，其成果是世界公认标志政治经济学正式诞生的名著《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他在这部书中指出：“一国国民每年的劳动，本来就是供给他们每年消费的一切生活必需品和便利品的源泉。……劳动是第一性价格，是最初购买一切货物的代价。世间一切财富，原来都是用劳动购买而不是用金银购买的。”（注：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与原因的研究[M].商务印书馆，1972.1、26.）
到19世纪后期，西方各国劳资矛盾和供需矛盾都变得异常尖锐起来。工人阶级已经成为一支独立的政治力量登上了政治斗争的舞台，《资本论》采取先研究劳资矛盾后研究供需矛盾的方法，继承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的劳动价值论，在这一理论的基础上深刻揭示了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经济关系实质，继续研究了经济发展问题，表明了社会生产力运动规律和劳动者在财富形成中的决定作用。与《资本论》不同，处于同一时代的前面提到的那些经济学家，如杰文斯、门格尔、瓦尔拉斯和马歇尔等，不再主要关注经济发展问题，而是着力研究如何克服当时的供需矛盾问题，把实现资源的静态最优配置当成了经济研究的主题，提出了边际效用论、一般均衡论、局部均衡论等有关将价值和价格相等同的理论。这些理论关注的中心不是劳资矛盾和经济发展问题，而是供需矛盾和静态资源最优配置问题。为此，它们撇开劳资之间的财产差异和矛盾，撇开人们除市场交易关系以外的社会关系和偏好差异，在人人平等、公平竞争的假设下，着重论述了价格是如何波动的，及价格波动是如何可以引导资源实现最优配置的。
时隔半个多世纪，到20世纪50年代，西方主流经济学家才重新研究经济发展问题，但他们的经济增长理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范式的静态资源配置理论一样，抛弃了斯密等古典经济学家承认劳动创造价值的理论，将劳动等同于物。自20世纪50年代末至80年代末，这些理论认为，增长的来源是劳动、资本和科技进步，但对科技进步的原因却不做任何解释。20世纪80年代末以来，则把科技进步归因于人力资本。可是，人力资本的物质投入和财富特别是科技成果的产出虽然有正相关性和相互交叉性，但毕竟是两个过程。对不同的人投入相同的物质资料，他们的不同劳动表现还是会使产出有极大的差别；具有同样人力资本即创造科技成果能力的人，一个人积极工作，另一个人不积极工作，他们的产出也会有很大差别。因此，撇开对劳动者创造性劳动的研究，就不可能全面阐明财富特别是科技的来源。
《资本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不同之处并不在于研究不研究财富，而是在于西方主流经济学家认为劳动在财富形成中只是和物的力一样的一种体力，马克思则认为劳动是指与物的力既有共性又有区别的具体劳动和抽象劳动的统一、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统一，承认劳动者具有物所不具备的主动适应人类需要改造自然，创造人类财富，推进经济发展的主体力量。人类财富的增加不能只靠自然的恩赐，更重要的是要靠人们不断增加改造自然的能力，用人类特有的劳动积累知识、变革制度、发明工具、改造自然。西方主流经济学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区别，主要在于因为前者将广大劳动者等同于物，所以在发展生产力、文化建设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三者的关系上，是内在相互割裂和对立的，而在《资本论》里，这三者却是内在统一的。
从产生的时间上看，《资本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都属于现代经济学，但从研究方法看，《资本论》将人的权利与作用同物区别开来，才更符合当今世界经济全球化对于经济学发展的时代要求，西方主流经济学将劳动等同于物，则显然是一种已经落后于时代发展的做法。将人等同于物，虽然对于第一次产业革命的机器大工业时代有一定适用性，如用这种方法可以在相当程度上解释西方当时盛行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方式的经济。但西方一些国家在将人等同于物的管理和分配制度下，是依靠牺牲工人利益确实取得了一定的企业效率和经济增长。尤其是20世纪中期以来，在有更多竞争的经济全球化和知识密集型的当代经济条件下，将人等同于物的管理和分配制度对于经济效率的负面作用已变得越来越大了。
事实上，早在20世纪60年代末大规模标准化的传统经济就已经遇到了麻烦。促使其发生变化的主要力量是技术变革的加快和国际竞争的加剧，它们打破了传统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系统及与之相伴随的企业管理与分配方式，因为它们极大地改变了经济富有生机的条件。在当今国际竞争更为强化的知识密集技术主导的世界上，经济成功的关键已不是自然资源的多少和经济规模的庞大而是人力资源开发的状况。新技术不仅导致了市场的全球化，而且导致了单纯的大规模标准化生产不再像以前那样能发挥那么大的作用了。尽管生产线可以被自动化，但这并不是最有效的使用新技术的方式。
计算机化的技术在一个更加动态化和全球化的世界中、在灵活的企业管理和分配体制中，可以比在旧的生产方式中发挥大得多的作用。企业管理与分配所使用的手段也与过去有很大的不同，过去的手段主要是降低成本和提高产量，现在则转向了提高质量、生产效率和灵活性。质量的提高可以定义为更适合顾客的需要，它将由两个原因变得更加重要。第一，随着大规模标准化生产走向成熟和个人收入的增多，人们越来越不满意一般化的商品了。其次，在一个更多竞争的环境中，经济更多的是由消费者而不是生产者支配的。在全球化的竞争中，任何个别企业和政府都很难靠权力和规模大来垄断市场，强迫消费者使用自己的产品。
在提高产品质量、生产效率和灵活性的重要性增加的同时，各国的企业组织系统也在发生变化。因为使用这些手段，要求要建立高绩效的生产系统和使用前沿技术。生产效率的改善，只有在企业分配和管理中，通过更好的库存控制、人力使用和质量管理，在事前防止问题出现而不是像在传统经济中那样总是想在事后发现问题才能达到。这样，在与现代经济相联系的企业分配和管理组织系统中，就必须让工人更多地参与到在传统经济时期被认为是“管理层”的活动中去，这种组织系统将趋于模糊“员工”和“管理者”界限，不能像过去那样把工人等同于资本。这是因为，高绩效的企业分配和管理组织系统的一些特点，必然会导致更多的员工参与。
更多的决策参与作为一种积极奖励使员工有了提高生产效率的动力；信息技术，既让工人在工作上有了灵活性，又使他们有了改进技术的责任。这种不把劳动等同于物的企业分配和管理制度的优越性是明显的，因为劳动者作为有自己的独立意志和利益的人，是很难在别人逼迫下提高生产效率和产品质量的。因此，西方新出现的一些企业理论，如委托－代理理论、隐性合同理论、效率工资理论等已经不得不把劳动作为人来分析了。《资本论》不把劳动等同于物的分析方法，已经成为现代经济学研究方法发展的必然趋势。
二、《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的包容性
《资本论》和西方主流经济学之间的区别，不是传统和现代的区别，而是研究起点和研究方法的区别。西方主流经济学先撇开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撇开劳动与物的区别，集中论述价格的短期波动和资源的静态最佳配置，然后再逐步把现实世界里的不完全竞争的种种问题加进来研究，把经济发展问题加进来研究，在某些地方（如劳资集体谈判中）把劳动不同于物的特点加进来研究，当然是一种可行的理论体系，但显然不是唯一可行的研究起点和理论体系。《资本论》采取先撇开竞争和供需矛盾，集中论述人与人之间的差异和矛盾，揭示这些差异和矛盾所导致的财富分配及经济发展，然后再把现实世界里存在的竞争和供需矛盾加进来研究，也是一种可行的研究起点和理论体系。况且《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具有比西方主流经济学体系更大的包容性。
目前，西方主流经济学家们大都接受英国经济学家罗宾斯对经济学的定义，认为经济学是一门研究作为目的和具有不同用途的稀缺手段之间的关系的人类行为的科学（注：参阅罗宾斯.经济科学的性质和意义[M].商务印书馆，2000.20.），把经济学局限于主要分析人们改善资源配置形式所需要的代价和可能得到的利益。为此，他们在基础理论研究中，抛弃了劳动价值论，建立了边际效用价值论，用于只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建立了均衡价格价值理论，用于只研究物与物之间的关系。
边际效用论和均衡价格论，都是有用的学说，完全可以放在《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的适当位置上加以发展，但它们都无法取代劳动价值论对人与人之间生产关系的研究。在《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里，它们只是效用理论和价格理论，而不是价值理论。
边际效用价值论是一种主要从需求方面研究人与物之间关系的经济理论，只能说明人们对财富的主观评价，无法说明财富的来源和增长。例如，我国改革开放以来的财富增长，就是无法用边际效用论来解释的。边际效用价值论的另一个缺陷是，撇开交换关系谈论商品的价值，没有说明在存在社会分工和不同所有制，人们都是为他人、为社会而生产的情况下，商品只有通过交换才能实现其价值。事实上，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论生产者个人对它的产品评价如何高，都不可能得到其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只能自我陶醉、自我欣赏。他生产的只能是一种有用物，而不是一种有经济学意义价值的物。有人试图用边际效用来解释价值，用有用性加上稀缺性来说明价值，从而取消价值和使用价值的区别，解决水用处很大却没有多少价值，钻石很没用却有很大价值的所谓“斯密悖论”。但实际上这个悖论仍然存在，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离开交换关系，一件商品无论多么有用、多么稀缺，都不能说它有经济学意义上的价值。把脱离交换的效用说成价值的第三个问题是，使商品价值失去了可比较性。有人说，效用是抽象的使用价值，客观的使用价值无法比较，抽象的效用却是可以比较的。但实际上这种效用离开交换也无法比较，一本专业书给一个学者带来的满足与一个门外汉完全不同；一件棉被给一个有棉被的人和无棉被的人感觉也很不一样。和作为价值实体的抽象劳动一样，效用离开了交换也是不可比较的。那样的话，既没法计算它们的生产成本，也没法计算它们的价值。最多只能统计它们的实物量。但如果真要计算这种实物量的话，一个国家也就只好用所有的人力物力去做统计而没有人搞生产了，到头来也就用不着去统计了。在市场经济条件下，商品财富的价值不可能离开交换价值，不是可以离开人与人之间的交换关系独立存在的物的自然属性，也不是个人的主观评价属性。恰恰是可以交换的社会属性，使它们有了可以比较和加总的价值，成为得到社会公认和普遍享用的财富。
均衡价格论是当代西方主流经济学的价值论。这种理论不区分劳动产品和非劳动产品，把价值等同于供求决定的价格，只承认有价格存在，不承认有不同于价格的价值存在。它认为，就市场经济中商品财富的生产来说，成本是供给后面的原动力，而效用是需求后面的原动力，二者通过供求的波动，共同决定了财富的价格即交换价值。生产成本和边际效用是供求规律的两个构成部分，它们的作用可以和剪刀的双刃相比拟。研究商品财富的价格是受效用支配，还是受生产成本支配的议论等于研究剪刀以上刃裁纸或下刃裁纸的议论（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下卷）[M].商务印书馆，1965.40.）。
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均衡价格论，实际上相当于《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中没有劳动价值论的价格理论，它为研究价格在市场经济中配置资源的作用，以及供求对价格波动的影响，提供了一个方便的理论框架和研究起点。他们的理论实际上承认商品具有二重性，因为他们承认效用的作用实际上就是承认商品使用价值的存在，他们承认价格或交换价值的存在实际上就是承认物之间使用价值的相互社会联系存在。只不过他们不承认这种交换价值是人的劳动创造的，而把它说成是将人和物混为一谈的生产成本“供给”的。这种将财富笼统说成是“供给”产生的说法，虽然可以适用于土地这样的非劳动产品商品，对于商品财富绝大部分的劳动产品商品而言，显然没有揭示其产生的根源。
马克思在《资本论》中从分析商品开始，提出了具体劳动、抽象劳动、社会必要劳动时间、简单劳动、复杂劳动、价值、使用价值等一系列基本范畴，并在这些范畴的基础上创立了劳动价值论。《资本论》实际上做了商品和非商品的区分、劳动产品商品和非劳动产品商品的区分，主要对劳动产品商品进行了研究，但非劳动产品商品和非商品财富在《资本论》的体系里也有它们的位置，只不过马克思没有来得及对它们进行展开研究。
《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劳动价值论，除了承认商品财富具有使用价值、其价格或交换价值是在市场上通常由供求关系决定以外，还认为，作为劳动产品的商品具有使用价值和价值二重性。这种商品的交换价值是价值的形式，价值则是交换价值的本质和内容，是由生产它所花费的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决定的。其中交换价值一词，是一个《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和西方主流理论都能接受的概念。
在《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里，价值必须表现为交换价值，但交换价值并不等于价值，价值是抽象人类劳动的凝结。西方主流理论承认价值离不开交换价值，但只把价值定义为交换价值即均衡价格或平均价格，所以交换价值在这种理论里有地位，但价值一词在西方主流理论里没有独立的地位。例如，马歇尔说：“一个东西的价值，也就是它的交换价值，在任何地点和时间用另一物来表现的，就是在那时那地能够得到的、并能与第一样东西交换的第二样东西的数量。”（注：马歇尔.经济学原理（上卷）[M].商务印书馆，1964.81.）《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里有西方主流理论里的交换价值概念，但西方主流经济理论里却没有《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里的价值概念。所以马克思的商品财富理论是比西方主流经济学的商品财富理论更高级、更有解释力的经济学理论，十分需要我们结合现实去创新发展。
由于对国民经济中各种商品价格的核算，需要统计整个国家各个产业的商品和劳务价值，不仅要统计劳动产品商品的价格，还要统计非劳动产品商品的价格；不仅要统计物质商品的价格，还要统计劳务商品的价格，所以，国际通行的国民经济核算体系SNA(The System of National Accounts)，显然是一个比前苏联首创的物质平衡表体系MPS(The System of Material Product Balances)，更可以比较完整地统计整个国家商品价格的体系。
于是，有些经济学家从苏东国家解体以后，我国和世界各国都不再采用MFS体系，推论说这证明《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中的劳动价值论是错误的、无用的，只有均衡价格论才能解释SNA体系。其实，劳动价值论讲的价值，并不是社会表面上的价格，而只是作为人类商品财富主体的劳动产品商品交换价值或价格的社会生产关系实质和内容。劳动价值论的任务，是从市场表面显现的种种价格形式中，揭示出劳动产品商品价格形式的社会经济关系内容，而并不是要去囊括所有交换价值或价格形式。
我们在劳动价值论的基础上，除对物质劳动产品商品价格进行统计以外，加进对劳务商品价格的统计，加进对非劳动产品商品价格的统计，并没有否定劳动价值论，而是对劳动价值论内容的扩展（从物质商品价值扩展到劳务商品价值），以及对交换价值（价格）形式研究的扩展（从物质劳动产品商品价格扩展到劳务商品价格和非劳动产品商品价格）。
加进对劳务价格的计算、对非劳动产品商品价格计算以后，劳动价值论所阐明的，在劳动者和不劳动者相比较的意义上，而不是人和物相比较的意义上，人类财富都是由劳动者而不是由不劳动者创造的道理依然成立。劳务商品的价值是劳动者创造的。非劳动产品商品可以有价格，但如果它的所有者对它的产生和运用没有花费劳动的话，它仍然没有价值，即它的所有者对社会、对生产没有贡献。
如果它的所有者不和别人发生关系，自己也不劳动，他就是在坐吃山空或守株待兔式地靠他的非劳动产品商品生活。如果它的所有者出租或到银行储蓄他的非劳动产品商品，那就表明他对社会和他人有一定的非劳动产品商品原有交换价值的贡献和劳动贡献，理应得到与他的这种贡献相当的回报。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非劳动产品商品的交换价值既然不是劳动带来的，就不能把它看成是劳动的成果，理应根据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原则和伦理原则做特殊调节。例如，对于土地等自然资源的占有，应借鉴其他市场经济国家的经验，征收土地税或资源占用税，或规定私人对它们只有使用权没有所有权，宣布一切自然资源都归国家所有，用以抑制食利者阶层过多，妨碍生产力的发展。
因此，在《资本论》经济理论体系的基础上，运用劳动价值论去揭示社会财富增长的动力和根源，既可以为社会各阶层在社会经济发展中的贡献准确定位，又可以吸收西方主流经济学价格理论的一切成果为我所用，在一个开放的体系里创新发展我国的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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