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敦煌论文,写本论文,王道论文,一拟体俳谐文论文,祭杨筠文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 I206.7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257-0289(2006)04-0078-011
自敦煌藏经洞大量王梵志诗写卷出土，至上世纪五十年代后期，学者们怀着极大的兴趣寻绎原卷，考校内典外书，并根据各自对《史遗》所记王梵志传说的理解从事探讨，涉及到这些通俗诗歌的作者及其年代问题，渐次形成了两种针锋相对的观点。其中一者以胡适《白话文学史》为代表，确认王梵志系卫州黎阳人，他生逢隋文帝时，其处世年代约当公元590年至660年，是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白话诗人；另一种观点则以入矢义高《论王梵志》一文为标志，该文注重原材料的分析，运用证伪的方法对《史遗》传说和胡适的结论提出众多质疑，倾向于肯定王梵志是个神话传奇人物，而否定他作为一个历史人物的客观实在性。第论及这些通俗诗歌的创作年代，亦认为不应限定在隋末唐初的范围之内。正值如是两种观点分张角立，差不多要形成旗鼓相当局面的时候，敦煌写本《王道祭杨筠文》却于此际公之于世，从而充当一项新的因素介入这场讨论中间，乃在显著程度上制约了敦煌学界对上述问题认知的取向。
敦煌p.4978残存《王道祭杨筠文》，为该写本正面之第二段文字，与它同在一面的第一段文字缺其前半部分，它则少了后半部分若干语句。这条材料藏于法国巴黎国家图书馆的敦煌文书里，原先不为世人所晓，1958年由旅法华人学者吴其昱先生首次在《通报》总第六期上予以介绍，至此我们才得以瞭解它的面貌。兹录其残留部分的文字如下：
维大唐开元二七年，岁在癸丑二月。东朔方黎阳故通玄学士王梵志直下孙王道，谨清酌白醪之奠，敬祭没逗留风狂子、朱沙染痴儿弘农杨筠之灵。唯灵生爱落荒，不便雅语，仆虽不相识，藉甚狂名。前度承闻尚书、阿盖婆并蒙见用，计兹果报，天恩不为。君囗子合思而自将，岂得重烦圣听。谚云：何年窠里觅兔，计君几许痴心；鸲鹆上于铁牛，选场中岂(以下残缺)①
虽然只是个残篇，但观其行文，显与当时祭文常用的格式差相符合，所写的内容亦大致清晰。洎于这段文字里出现了王梵志的大名，而敬祭“弘农杨筠”亡灵之当事人，据称又是他的“直下孙”王道，加诸其间关于年月、干支、地点、官职的记叙又显得言之凿凿，好像真同开解梵志诗作者的谜团深有干系。故此文一经《通报》披露，即受到海内外梵志诗研究者的高度重视。
回顾王梵志诗近百年的研究史，可以说还没有一条其他的新材料，能够像p.4978《王道祭杨筠文》那样，在很长的时间内持续地招来学人们关注的目光。面对这篇残缺祭文的发现，包括神田喜一郎、任半塘、潘重规等几位老一辈敦煌学家，均给以热情洋溢的评价，一致首肯该文是辨明王梵志信有其人的珍贵资料，对弄清诗人之生平与时代具有极高的价值。譬如任半塘先生，他在以往纂撰《敦煌歌辞集总编》时，曾经对“梵志”名下，究竟一人，抑不止一人抱着存疑态度，但接触《祭文》之后，就转而断言这为确定王梵志的真实存在“留下了铁证”。寖至上世纪八十年代，梵志诗的研究进入非常热络的时期，海峡两岸发表的论文数量甚多，并先后出版了张锡厚的《王梵志诗校辑》和朱凤玉的《王梵志诗研究》。这两部专著网罗放失遗材，阐发诗歌微意，咸为全面探汲王梵志诗的系统力作，其于论及诗人之生平时代，同然秉承、申述胡适的主张，旨在努力勾勒王梵志一生的具体行迹，并且都把p.4978写本作为支撑自己观点的一条重要材料。而赵和平、邓文宽的《敦煌写本王梵志诗校注》，其第四部分考论梵志的平生经历，则干脆将祭文提到的开元二十七年，拿来当作察看诗人活动大约年代的下限。在谈到《王道祭杨筠文》对梵志诗研究显示的意义时，张锡厚先生《唐初民间诗人王梵志考略》一文尝作过如下的概括：
这篇祭文的重要意义在于：第一、明确肯定王梵志是“东朔方黎阳”人；第二、王梵志还有“通玄学士”之称；第三、开元二七年，王梵志已卒，其孙并能为人作祭文。这就充分说明王梵志是生于黎阳的实在人物，他生活的时代至迟也要早于开元年代[1]。
此话出自张先生之口，实则代表了当时不少人的共同认识。读者从其充分肯定的语气里，不难觉察到其中所包含着的一份信心和执着，似乎《王道祭杨筠文》这条新材料的发现，确能帮助梵志诗的研究解决一大悬案。既然该祭文的作者就是王梵志血脉正传的嫡孙，那么生育于黎阳的白话诗人王梵志于隋末唐初的真实存在，便容不得再有任何怀疑了。
然而，怀疑的人毕竟还有。事情的症结并不在于前列诸位研究者所做的考证是否到家，而恰恰是被他们寄予厚望的这篇《王道祭杨筠文》，究竟能不能拿来充当考订王梵志生平与时代的史实依据。针对上述课题最早提出异议的，当数法国著名汉学家戴密微教授。他用心审度该祭文之文本，并于《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引言》中就此揭橥好多疑点：一，此篇名曰“祭文”，但描述的却是一位小丑般的人物，而且他对被祭者所讲的一些话，也显得滑稽而难以理解，其间存在着明显的矛盾和不合拍；二，朔方与黎阳的地理位置相距甚远，祭文谓黎阳属东朔方，亦然是离奇而不合情理的；三，说王梵志是“通玄学士”，即云王梵志为政府机构之官员，所有关于他的作品都推翻这种可能性；四，开元二十七年的干支并非癸丑，癸丑应为开元元年。他表达的这些意见，第一点是说p.4978《王道祭杨筠文》不像真正的祭文，第二、三、四点则指出其史实上的舛讹和破绽。综合以上数点，戴氏认为此文无非是一篇滑稽的游戏文学作品，了未具备构成可靠史实材料之必要条件，因此毋宜将它当作断定王梵志确有其人的证据来使用。戴密微在这里，表现出他处理文献的清醒眼光，唯介入到当时梵志诗的研究领域内，却不免与其主流意识相悖，所发生的实际影响亦缘此颇受限制。即便是《王梵志诗附太公家教》一书刊布后的十年内，表示疑虑者倒往往有之，而能够公开出来认同和回应他观点的，算来仅有日本学者菊池英夫一人。若斯独唱寡和的境况，需待嗣后项楚就此争议进而提供诸多拓展性的认识，才有了根本的改变。
1991年，项楚先生的《王梵志诗校注》出版，由于著者熟习中古的文献和语言民俗，故能针对梵志诗研究既经碰到的不少疑案，作出自己合理的判断和阐释，由之而赋予此书以后出转精的特色。就在这部《校注》的一个题为《敦煌遗书中有关王梵志三条材料的考订和解说》的附录里，项氏把《王道祭杨筠文》列为需予探及的专题之一细加检讨，其结论同样认定该祭文为一幽默的游戏文字，所谓“祭文”云者，实属玩笑之语。讲得更彻底些，它“只不过是作者编派来挖苦攻击杨筠的一张传单罢了”。
按项氏之立论，无疑曾受到戴密微的启迪，第与前者之点到辄止比较，殆确乎朝着澄清p.4978写本的真相迈进了一步。这不啻是由于项楚对前者所揭示的若干疑点，尝逐条付以赡详的论证，使之益趋切理厌心而具有更强的说服力；同时他还善于运用相关的材料，经过审慎的比勘对照，务求凸显该祭文和其它游戏文字之间存在着的内部联系。其中非常突出的一例，是他考察p.4978全卷，发现在《王道祭杨筠文》前面那段文字，居然也是一篇游戏之作，它以春社宴集为题极尽调侃取笑之能事，与《太平广记》卷二百五十二辑入《启颜录》之《千字文语乞社》极为相似。这就证明它们从内容上看原属同气相求、文以类聚，而p.4978写卷亦称得上是“一个幽默文字集残卷”。爰论项氏阐介《祭杨筠文》的尤精辟处，则莫过于他对该文实际作者与杨筠双方关系所做的分析，以此为人们解读这篇奇作扫除了一大障碍。其云：
“王道”的名字，我认为是虚构的。王道是王梵志的“直下孙”，亦即嫡系孙，这无疑是一条饶有趣味的材料。不过按照常理，作祭文者与被祭者，应该有一定的关系，例如亲属朋友之类，可是这篇祭文却说“仆虽不相识”，可见他们并无关系。如果是遥祭古人，当然不可能相识，可是体味“前度承闻”以下一段文字，杨筠并非古人。实际上，作者无疑是与杨筠熟悉的，“王道”则是一个编造的人名，当然不可能与杨筠相识。作者编造这个人名，好比“匿名”(古人或称“无名子”)一样，是为了用来隐藏撰文者的真实身份。可是为什么偏偏要编造是王梵志的“直下孙”呢？这却不是偶然的。因为王梵志是幽默的大师、讽刺的巨匠。《祭文》的作者正是要借重王梵志的大名，冒充是王梵志讽刺艺术的真传[2]。
上面引录的一长段评论，当属项楚依据自己的治学经验，深入观察文本内容、体制结构后获得的知言。像这样把握特定的考究对象致力辨明事势、揣度人情，正是探索古代文学一种必不可少的手段，其精神实质仍与我们常说的“知人论世”原则相通一致。唯因项氏敏锐地揭中《王道祭杨筠文》的要害，故能由表及里，指出潜匿在其字面含义背后之真实内涵，把事情的来龙去脉基本上讲清楚了。顾自《王梵志诗校注》问世迄至今日，笔者尚未听说有谁曾对项氏的看法表示过相左意见，尽管这并不意味着大家毫无保留地赞同他的识解，但至少说明梵志诗的研究者在碰到这一条材料时，已不能不加考虑：用它来厘定诗人的生平事迹究竟有无切实的可行性。
信如前文所述，戴密微、项楚触涉p.4978《王道祭杨筠文》，均聚焦在讨论这一敦煌出土材料本身的性质问题上。按古代祖辈流传下来的人文遗产丰富多样，遍及前人生活实践和思想情感诉求的方方面面，单以书面记录的文献而言，里头固有大批忠于历史原貌的纪实性资料，然亦不乏为满足世人娱心取乐的游戏之作，兼而囊括了其他各色类型性能迥异的简册文本。敦煌藏经洞内发现的数万件写卷，应是此宗情形在一个时代横断面上的缩影。这些性质判然不同的文字材料，悉可酌其效能分别置于各自合适的场合尽其所用，关键是在开始实际操作之前，首先要检查一下材料与预期的研究目的是否对路，否则很可能造成事与愿违的结果。戴、项于《王道祭杨筠文》的性质如是经意辨析，适足引起大家对上述这一环节的重视，自规范学术工作的角度看甚有正面价值。至于谈到《祭文》的游戏文学特征，其论议亦灌注着一种由良好学养培植起来的通识，但仔细推敲，实证的成分还是少了一些。戴氏凭藉的是识力和经验，项楚虽倚重征引某些比照材料，察其主体部分则犹以情理的推导居多，而主要的缺点，是未能从游戏文学的文体方面去进行举证考量，故仍留有充实论据的较大空间。此类不足之所以产生，恐与两位学者对《王道祭杨筠文》缺少准确的定位有关，诸如仅仅指出它是一篇滑稽的游戏文字，即因其概念较为笼统而影响了他们对该文的形态作更贴近的观测。事实上这篇《王道祭杨筠文》处在游戏文学庞杂的集合体中，的确有它特定的族群归宿，并理所当然地为其作品队列里的一员，按兹文内容、文体结构上所呈现的若干特异点，盖未始不是那个族群众多篇章共同禀具的征状。我们欲了达此间裹藏着的隐情，舍爬梳古代游戏文学之源流及演进轨辙外，实别无其他方法。
通过戏玩嘲谑达成某种精神上的满足，乃人类不同民族共有的思想行为方式，所谓的“滑稽味”必定产生于人们的现实生活之中，又时常与文学艺术的创造冲动结伴相随。缘此世界上各个国家和地区文学史的嬗变进程，率凡都会将游戏文学这一大品类包容在内。姑以欧亚大陆三个文明古国论，洵如希腊民众对滑稽的爱好曾促成古典喜剧的蓬勃发展，古天竺人则明确地把“滑稽味”(hāsya)列为文学应备的八味之一，而这类创撰在华夏文坛所占的地位也同然是不可替代的。
我国历代迁延不绝的游戏文学，始发轫于上古社会，恒扎根于民间土壤，在它的编创、传递圈内，大多数人为普普通通的百姓，并能不断吸纳文士和名流的参与介入。就是这么一个来自不同阶层人员组成的群体，千百年间呈献了无数饱含“滑稽味”的创作成果，总体面貌堪谓繁富驳杂。这些作品粗加区划，即有口头演绎和书面记载之分，而书面材料所展示的体制形式，又广泛涉及到戏弄、故事、论议、诗歌和骈、散文诸体。对于汉代以降出现的那些运用骈文或散文体制写成的篇什，我们习惯给它们冠以“游戏文字”、“幽默作品”等一些名目，古代文士便均用“俳谐文”这一称名予以统括。而首次将“俳谐”当作一种文体来论列的，是梁代文学批评家刘勰，其《文心雕龙·谐隐》曰：“并嗤戏形貌，内怨为俳也”，“谐之言皆也，辞浅会俗，皆悦笑也”。如上评断言简意赅，说得相当透彻，其前二句揭示该类文制具备讽刺和戏谑的功能；以下“谐之言皆也”等三句，则强调它们之发生传播，必须有接受一方的积极配合。故朱光潜先生的《诗论》认为，刘勰的这种解释着重在指出“谐”的社会性。按照《说文》的训释，“俳，戏也”，“谐，合也”，前者是指戏谑取笑，后者乃谓众口迎合，在同一个词里兼容了它产生和接受两个方面。“俳谐”亦作“诽谐”、“排谐”，亦属“滑稽”的同义语，它不只是讲娱乐调剂精神，犹有利导智慧的意思。《一切经音义》卷五十六云：“滑稽，犹俳谐也……滑利智计疾出者也。”钱钟书先生《管锥编》谓：“‘滑稽’训‘多智’，复训‘俳谐’，虽义之转乎，亦理之通耳。”藉此正可说明俳谐文之创构，即属人类情智活动的一种喜剧化表现。这些撰作缘蕴含谐趣而常和幽默相连，复因明察世相而辄与嘲讽同体，以其隽永之内涵激起社会各界人士的普遍喜爱，让读者于笑声中获得伦理和审美的感触，终能贯穿时空，久衍不衰，在中国文学史上形成一道奇恢独特的风景线。
参照刘勰《文心雕龙·谐隐》的说法，我国文学史上破土而出的俳谐文，实由先秦之讽刺、戏谑歌谣与倡优滑稽言辞而来，在汉魏南北朝时期确立起了与之相应的体制，并随着时代的迁移，逐步铸就了它们应对各种题材的文章结构完形。这一轨迹甚明的趋进过程，标志着此方的游戏之作由口头演绎转化成为书面文字，从片言只语蜕变为独立完整的文学篇章，其形式体制的整合提升，决然融会了汉、魏以来骈、散文创作与文体学的成就。鉴于当世崇尚通脱不拘，滑稽戏玩可被借来宣泄胸中郁结，裁作这类篇什雅为许多士人所喜好，非但屡有文章巨擘参预其间躬亲捉笔，连一些无名之辈亦藉此为自己大造声势。颜之推《颜氏家训·文章第九》一处记述，即道出了其中热闹情状之一斑：
近在并州，有一士族，好为可笑诗赋，誂撆邢、魏诸公，众共嘲弄，虚相讚说，便击牛酾酒，招延声誉[3]。
按“誂撆”音“调皮”，即“戏言”是也；而“虚相讚说”，乃云设虚辞以加推挹，实为揶揄讥刺。“邢、魏诸公”指邢劭、魏收等北地名流，在这里确被此公当作了戏弄和讽刺的对象。这位“并州士族”隆重推出的可笑诗赋，必定有相当一部分应归入“俳谐文”内，可惜我们已无法睹其真容。游戏文学的遭遇就是如此，它们纵能“众共嘲弄”，耸动社区，但事后往往随手抛掷，待时间一长大多灭没无闻，果能留传于世间者为数寥寥。今考南北朝季世流行的俳谐文集，据《隋书·经籍志》集部总集类所载，计有“《诽谐文》三卷；《诽谐文》十卷，袁淑撰。梁有《续诽谐文集》十卷；又有《诽谐文》一卷，沈宗之撰”。上列多种文集嗣后咸告佚失，唯与之相关的作品资料，尚有不少辑录在《艺文类聚》、《初学记》、《太平御览》等类书里面。近人王运熙、秦伏男、谭家健、朱迎平诸先生，曾对本时期此类撰述作过考释推求，认为可从现存的古籍中间，勾稽出完整或比较完整的汉魏南北朝俳谐文五十篇左右。这个数字同当时俳谐文创作的实际总量相比，恐怕只抵极小一部分。不过它们终究是几经淘汰而保留下来的凤毛麟角，艺术水平之高固不待言，而且多有佳作出自名家之手，故例能显示侪类撰作于其中古昌盛时期的美学特征和文体因革。
大凡属俳谐文者，自然都渗透着追求滑稽效果的审美趣味，究其形貌风神当亦大致相近。但考以作品内容与其文体之间的对待关系，则上述五十来篇俳谐文可划为两个主要分支。其一是以赋体为主的诙谐文章，题目除称“赋”外，间而又用“文”、“论”、“说”等名号，虽云称谓有异，惟形制大抵还是赋体。仅举其久负世誉者，即可列出扬雄《逐贫赋》、张衡《髑髅赋》、曹植《鹞雀赋》、左思《白发赋》、束皙《饼赋》、卢元明《剧鼠赋》、张敏《头责子友文》、陆云《牛责季友文》、鲁褒《钱神论》等篇。其他由知名作家写成的同类篇幅还有好多，于兹莫能一一枚举。赋体在俳谐文中显示的优势，良由辞赋体制恢张、擅长铺叙，较之彼时诸多它种文体，愈其适合表现纵情嘲谑的滑稽内涵，遂素有“庄谐杂出，快意为主”的传统，成为当世作者创构俳谐文的体裁首选。这部分作品的形式结构自汉代已臻成熟，经长期积累数量颇丰，在文学史上恒居俳谐文的主流地位。它们的显著特征在于顺沿着援用文体的习惯思路，让须予传递的滑稽意蕴得到正面的表达。也就是说，它们内容和文体的相互配合，体现出了一种很顺当的关系。其二，乃一些特殊的摹拟文辞，即本文论题所语及之“拟体俳谐文”是焉。倘质其曲意模仿的对象，则必为施诸庄重、严肃场合的各种应用文体，包括了公文体和私家所用的文辞体裁，题目较多以“文”来称呼，有的给套上“
”、“表”、“诏”、“檄”之类名目。略如刘宋袁淑所撰的《鸡九锡文》、《劝进》、《驴山公九锡文》诸什，梁代沈约的《修竹弹甘蕉文》，孔稚圭的《北山移文》，即允为这一支族裁制的杰出代表。此等撰作凭借摹习某些应用文体的格式套路，实则灌入了与文体本该具有的内涵绝不相容的旨趣，为了克服和消解这层扞格，需由作者在撰写时反向叙说、化庄为谐，从被摹拟者的背面把超常的滑稽、嘲弄意味挤兑出来。谓曰“拟体”，实为相反相成，个中任何一篇文章的写就，无不经历了一道拗强的逆反运作，其所具之创意也正在于此。拟体俳谐文成立相对滞后，要到南北朝时才正式登场，其篇幅固属少数，却显得异军突起，别具一格。若此同时涵盖两个主要分支的俳谐文营垒一旦形成，便在历史传承过程中产生出很强的惯性力量，不但穿越隋唐宋元，甚至及于明清时代。明代中叶以后社会孕育变数，士风恣肆逸荡，滑稽常被当作反抗思想禁锢的手段，由此而演成游戏文学大放光彩。这时写作俳谐文的技巧不断有所创新，牵涉到的文体早已突破它初创阶段的界限，爰观其大端则依然保持了这一基本格局。
按“拟体俳谐文”作为一个概念被提出，目的是将上述拟体之作和一般的俳谐文区别开来，此为徐可超博士从事学术探讨所获的一项成就。徐氏在他的博士学位论文《汉魏六朝诙谐文研究》中，尝辟专章检讨此项议题，谈到了不少前人尚未经意的创作现象，对有关原始材料的梳理也做得相当扎实。论文作者在此基础上指出：“诙谐作家有时喜欢使用或摹仿某种实用文体，而出之以戏谑的内容，通过文体与内容的不协调，营造或增强文章的喜剧效果。”[4] 此类从文体与内容的不协调中来提汲滑稽味的创造活动，即是所谓“拟体俳谐文”的来由。将拟体俳谐文与赋体为主的俳谐篇章比较，盖大多“具有一定的现实针对性和较明确的讽刺目的”。笔者基本上同意徐可超氏的主张，认为挑明这层以往常被掩盖着的关系，殊有助于研究者弄清俳谐文里一部分作品的独有质性，特别是由他首次明确提出的“拟体俳谐文”这一概念，当可视为游戏文学研究正在趋向深入的标志。但要在学术实践中正确运用这一概念，就必须对它所涉及的范围作出清晰的界定，俾避免在判断某些撰作的归属时掌握尺度发生游移。应该强调说明，徐氏所述的这些被“诙谐作家”模仿的“实用文体”，照例都得施用于庄重、严肃的场合，而且又是当时的文体学所认可的文章体裁。鉴于我们是从文学创作的视角来考察拟体俳谐文的话题，故确定在各色应用文体里头哪些可以被它当作模仿对象，还得要以挚虞《文章流别论》和《文选》、《文心雕龙》所肯定的一些文学体裁为准。至如王褒《僮约》、石崇《奴券》、范晔《和香方》诸作，虽然其间各有仿效祖本，唯供其参照摹袭者只是世俗书契和药方之类，殊难与人们常说的“文体”相提并论。笔者并不怀疑《僮约》、《奴券》等篇曾经担任了拟体俳谐文出世的先导，但它们本身还不是这一族群的合格成员。正因拟体俳谐文所摹袭的是施诸庄重、严肃场合的文学体裁，并对于前者负有“反向叙说”、“化庄为谐”的职责，故愈能凸显出其鲜明的针对性和现实讽刺意义。
我们对汉魏南北朝的俳谐文达成了如上瞭解，即无妨跟随着其兴起和传承的踪迹，把目光渐移到产生敦煌p.4978《王道祭杨筠文》的唐代。李唐之世俳谐文的创撰，在民间社会依旧非常活跃；反观文人士大夫一头，却多少显得有些逊色，此期间固有韩愈《毛颖传》这等惊世奇作出炉，总的说来却远不如汉魏南北朝那样发扬声采。今按《旧唐书》之《经籍志》与《秦景通传》附传，尝著录袁淑撰《俳谐文》及本朝刘纳言撰《俳谐文》各十五卷，根据莫道才先生的考订，此后者系不同于袁淑前书的另一种俳谐文结集。[5] 尽管二书亡失弥久，但藉助《旧唐书》的记载，犹可略知一些俳谐文章在有唐流传的态势。现存之唐人俳谐文篇什或其片断，主要见于《旧唐书》、《朝野佥载》、《北梦琐言》、《太平广记》诸书，另在敦煌文书里亦保存了若干资讯，汇罗起来其数尚属可观。如戴令言的《两脚野狐赋》，刘朝霞的《驾幸温泉赋》，都因寓含讽刺而驰名当世。如专以拟体俳谐文言，目前所掌握的材料确实不多，不过仅就既有的几篇来作考察，也足以表明它们是南北朝同类撰作在新的历史条件下的延续。
拟体俳谐文自南北朝至唐代的传递承接，同样显现了一项文学创作传统的推演线索。我们将这一长段时间该族群之作品举要做些梳辨，大致能列出如下几种具体的类型：
1.弹事移文——弹事与移文，分别用于弹劾、责讨等严肃政事场合，号称“辞刚而义辩”，然而到了俳谐文作家手里，竟一变为嘲谑玩笑内容的载体，辄与弹事、移文之要求大相径庭。这类文章有沈约《修竹弹甘蕉文》、孔稚圭《北山移文》。顾敦煌唐五代人写卷中有《燕子赋》一篇，其嘲戏之构思特点颇与沈约《修竹弹甘蕉文》相通，唯此篇依俗赋体写成，诚不宜作拟体俳谐文观。
2.封授典策——是类俳谐文章最著名者，是袁淑《鸡九锡文》、《劝进》、《驴山公九锡文》、《大兰王九锡文》、《常山王九命文》诸篇。盖封授典策，本属皇王发号施令之言，例必“腾义飞辞，涣其大号”(《文心雕龙·诏策》)，益极其庄严、雅驯之气氛，是典型的廊庙文字。而袁淑居然袭其套路，改弦更张，玩弄笔底，煞有介事，措滑稽嗤戏之辞，陈荒诞不经之义，让鸡、驴、猪、蛇等动物一一受到封赏，委实有点“大不敬”的味道。第言厥后文士步袁淑后尘所撰之续作，尚有王琳《鳝表》和陶弘景《授陆敬游十赉文》。
3.征讨诏檄——原为军事讨伐发布的文告，所谓“震雷始于曜电，出师先乎威声”(《文心雕龙·檄移》)，向属“威猛之辞”(《六臣注文选》卷四十四，李周翰注)。而与之相对应的拟体俳谐文，乃参仿其文体，别叙以他事，由此转移并抽掉它的实用目的，在充满杀伐之气的外罩下，强力反衬出拟作对某些事物肆意嘲弄的旨趣。如《弘明集》卷十四所载释智静《檄魔文》、释宝林《破魔露布文》，《广弘明集》卷二十九存录元魏佛徒撰述之《伐魔诏》、《檄魔文》、《破魔露布文》，梁代吴均之《檄江神责周穆王璧》，究其作意盖率皆若此。又据《旧唐书·李义府传》载：权奸李义府受赃事发，经司刑太常伯刘祥道与侍御详刑对推，制下除名长流振州，朝野莫不称庆，“或作《河间道元帅刘祥道破铜山大贼李义府露布》，牓之通衢”。相信这条材料里提到的《露布》，定然是一篇在当时大快人心的讽刺杰构。
4.祭文墓志——祭文是对死者的悼念和哀告，墓志用以铭刻墓主的姓字年里行迹，这两种体裁均需体现凝重深沉的气氛，其容易重合之处在于习惯上都要追叙文中主人公生前的景行功业。按撰成于盛唐时代的《王道祭杨筠文》，即是印模祭文的体裁，弃其实用功能，并在该文体要当叙及事主行状业绩的部分，反其道而行之，付以冷嘲热讽，讥刺之矛头所向至为明显。要说与它相仿佛的实例，我们目前还未找到比它时代更早的资料，但肯定不会像项楚先生所说那样“是绝无仅有的一篇”。根据此后的一些记载推断，笔者仍坚信历史上确有这么一类模拟之作的存在，其说详见后文。
综合以上四个类型，可略窥南北朝至唐世拟体俳谐文蕃衍及分擘的概况。备呈于这些篇什中醒目的共同特征，首先在故意摹仿世间拿来应对各种庄严场合的实用文体，如政界之弹事移文、朝廷之封授典策、军旅之诏檄露布、丧家之祭文墓志，在蹈袭彼等格式的同时，又赋予作品与文体要求毫不相干的滑稽内容，使之与原来锁定的实用目的完全脱钩。这就像徐可超博士在他的论文里说的：“通过文体与内容的不协调，营造或增强文章的喜剧效果。”
庄严与滑稽是同一对矛盾的两极，它们之间的关系，既是互相依存又能互相转化。有些诙谐文的作者藉助庄严的形式来写滑稽，往往倍增其篇章之滑稽效应；而有些作者把滑稽的情事写得非常庄严，则他心目中的所谓庄严很可能已经变成了滑稽。如是庄、谐二者的背反交感，通常总会同某些讽刺的意向联系在一起。当然讽刺并非都像《破李义府露布》那般，纯粹是为了某一个人或某一件事而发，从更加完整的意义上说，讽刺乃是对于社会各种病态现象切中腠理的针砭。例如历来受到骈文家好评的孔稚圭《北山移文》，就借用移文居高临下的庄严形式，尽情地发露南朝士人“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异化现象，俾极显其滑稽可哂之情状，虽然此篇不一定被用来讽刺文中的当事者周颙，但它对古代隐士这种人格缺陷的嘲弄还是极其辛辣的。再者如袁淑的《鸡九锡文》、《驴山公九锡文》诸篇，竟将魏晋南北朝政权更迭时常见的九锡文施诸于鸡、驴等动物，明明是在写卑陋、委琐的事物，反又竭力渲染出其无比庄严荣耀的气氛。此中展示的是一幅幅荒诞乖谬的怪异画面，虽用寻常逻辑难以获致悟解，却十分贴切地印证了法国浪漫诗人戈蒂埃的一句名言：“极端的滑稽就是荒谬的逻辑。”作者通过一番以庄饰谐，即活现出那些领受九锡的强权者伪善而邪恶的嘴脸。袁氏这组冠时独绝的讽刺杰构，当是“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封建时代攘夺帝位的丑剧”[7]，字里行间均透射出机智的批判锋芒。概括地说，拟体俳谐文之所以比一般的游戏作品具有较强的现实讽刺性，多半要归因于它的特殊的文体配置结构。
既然拟体俳谐文常被施于讽刺，姑不说它们演叙的内容如何夸张、诞幻，要之必定具备某些现实生活依据；第因它们已失去了所拟文体原有的应用价值，凡碰到这类文体涉及之时间、地点、官职和作者署名等套语部分，亦惯常故弄玄虚或任情拉扯杜撰。像这样的虚实相搅、真假互动，又构成了拟体俳谐文的另一突出表征；这些作品愈是针对明确的嘲弄对象，就愈加需要依靠虚构来牵挽出搞笑的缘由。为了弄清此中的底细，兹选摘几篇南北朝拟体俳谐名作的相关段落略见其例：
长兼淇园贞干臣修竹稽首。(沈约《修竹弹甘蕉文》)
维神雀元年，岁在辛酉，八月己酉朔，十三日丁酉。帝颛顼遣征西大将军下雉公王凤、西中郎将白门侯扁鹊，咨尔浚鸡山子。维君天姿英茂，乘机晨鸣，虽风雨之如晦，抗不已之奇声。今以君为使持节、金西蛮校尉、西河太守，以扬州之会稽封君为会稽公，以前浚鸡山为汤沐邑。(袁淑《鸡九锡文》)
尔有济师旅之勋，而加之以众能，是用遣大中大夫闾丘骡，加尔使衔勒、大鸿胪、班脚大将军、宫亭侯，以扬州之庐江、江州之庐陵、吴国之桐庐、合浦之珠庐封尔为中庐公。(袁淑《驴山公九锡文》)
大亥十年，九月乙亥朔，十三日丁亥，北燕伯使使者豪稀，册命大兰王曰：咨惟君禀太阴之沉精，标群形于玄质，体肥腯而洪茂，长无心以游逸。(袁淑《大兰王九锡文》)
臣鳝言：伏见除书，以臣为糁蒸将军、油蒸校尉、臛州刺史、脯腊如故者。肃承明命，灰身屏息，临凭鼎镬，俯仰兢惧。(王琳《鳝表》)
大梦国长夜郡未觉县寱语里六自在主他化皇帝，报檄于高座大将军、南阎浮提道绥抚大使、佛尚书安法师节下：音耗自远，喜同暂接，寻览句味，良用欣然，方见大国之臣礼义高矣。(《广弘明集》卷二十九所载《魔主报檄》)
上引各段文字戏笔纵横，迭呈诡趣，其于时间、地点、官爵及当事者的记叙交代，靡不服膺篇章敷演滑稽内容之需要随意编派，堪发噱处辄足令人忍俊不禁。试以袁淑《鸡九锡文》一篇为例，此作凡是涉及年号、干支、人名、官爵封号，几乎无例外皆与文中担任主角的鸡有关。如“神雀”之“雀”及“下雉公”的“雉”，二者同鸡一样是属禽类；而“辛酉”、“己酉”、“丁酉”中的“酉”，又恰好是十二生肖里鸡的代称。以古代的五行说观察，鸡与“金”相配令主西方，故有所谓“金西蛮校尉”、“西河太守”的封授；以下“浚鸡山”的“鸡”和“会稽”之“稽”，诚然亦是由于谐音关系而被牵扯在一起的。爰言“扁鹊”之与“王凤”，按诸先秦、汉代史籍殆确有其人，但他们绝不可能前来参与这场闹剧，本篇以上两个名字之得来，端委还在“凤”和“鹊”都应该算作鸡禽大家庭的成员。再看《驴山公九锡文》所述之“庐江”、“庐陵”、“桐庐”、“珠庐”等地名，《大兰王九锡文》标识之“大亥”、“乙亥”、“丁亥”，亦无非是照着《鸡》文的虚幻叙事方式如法炮制。更具谐趣者乃《驴山公九锡文》内“使衔勒”这一官衔，当是对古代史籍常见之“使持节”一称的花样翻新，好像是说获赐者握有节制一方的权力，却因此巧妙地刻画出了毛驴被绳索绾衔羁勒的相状。而《大兰王九锡文》写的那位受命册封的豪贵，实即豢养于围栏之中的一头大肥猪。王琳《鳝表》谓鳝因可充美味佳肴而得封赏，故其除授之“糁蒸将军”、“油蒸校尉”等官名，悉数不离开它的各种烹调食用的方法。其余如沈约《修竹弹甘蕉文》修竹自署的官号“淇园贞干臣”，北朝佛徒《魔主报檄》魔主自报的住地“大梦国长夜郡未觉县寱语里”，或采事典张本，或按性分撰造，凭虚设置，无中生有，可以全然不顾这些名称究竟有无反映客观实在事物的品格，表面上看是对所拟文体的刻板效仿，实际目的则在借此加强篇章的嘲谑力度。上述一些牵强附会的撮合，出现在一般骈、散文中难免要遭人指摘，唯独置于拟体俳谐文内，方能如鱼得水，奇趣横生，这不能不说是由此类创作本身的性质所决定的。
现在我们回过头来看《王道祭杨筠文》，它用唐代社会流行的松散骈文体制写作，叙述相当简约，好用俚词俗语和民间谣谚。文章自“敬祭”两字以下始，即送给杨筠“没逗留风狂子”和“朱沙染痴儿”两个“雅号”，稍后又说此公“生爱落荒，不便雅语”，藉以突出这位当事人的行为、话语特征。按“没逗留”一词，笔者以为可解释成“鲜知止足”。又《一切经音义》卷二引《孔注论语》注“风狂”曰：“狂妄抵触人也，失本心也。”“朱沙”亦作“朱砂”，旧说朱沙可化黄金，“朱沙染痴儿”是说杨某为利欲染著，乃至痴狂不能自持。“落荒”一词，蒋礼鸿《敦煌变文字义通释》释作“诡谲不实和狂言”。而残卷末尾“鸲鹆上于铁牛”这句俗谚，其意略谓纵巧舌能言如鸲鹆，上于铁牛殆无所施其技也。我们将该篇残留文字贯通起来研读，可知祭文摹状刻画的杨筠是一个官迷心窍、不知止足的家伙。他狂躁诡谲，虚妄不实，满口粗俗之语，因渴望向上爬而不择手段。虽然有人曾受蒙蔽，让他沾到某些便宜，然而到了选场中间，任凭巧舌如簧，也没有人再来理睬他，终于落得个“竹篮打水一场空”的结果。这哪里是什么对“死者”的哀悼和褒美，读者所能体验到的只是一连串负面的伦理评价。我们细数文中叙及之情事，差不多全被用于冷嘲热讽，语调异常刻薄，若说开玩笑亦实在有点过火。作者所以抓住这些事由绝不放松，主要原因是他的讽刺有一个明确的现实对象，假如杨筠已经离开人世，其态度必不致如此执着。可见兹文之作，并非杨筠真的死了要拿它来充当奠祭的哀告，而恰恰是在对方活着的时候，作者巧妙借用祭文的形式对他进行挖苦戏弄。如是则《王道祭杨筠文》显已摆脱祭文原有之实用目的，又通过“反向叙说”纳入嘲谑的内蕴，它就从根本上具备了构成拟体俳谐文的条件。
像这样在对方活着的时候写篇祭文予以嘲讽，在古代实际生活中数量不会太少。它们产生于民众的土壤，传播在社会的各个角落，为不同阶层的人士争相传观，通过“众共嘲弄”的途径获致其最大的艺术感染效果。唯因此类俳谐之作不登大雅之堂，而讽刺过分集中在一个具体对象身上亦限制了作品的流传，缘兹很难进入简册记载，绝大部分都随着时间的流逝而散失了。倘若我们寻检古代典籍，依然能够找到证明它们曾经显身露脸的若干蛛丝马迹。例如李焘《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一百八十五，就有一条材料记述北宋嘉祐二年(1057)，欧阳修知贡举，极力排斥“太学体”，致使太学内以文名世者多未被录取，引起士子们愤而闹事：
嚣薄之士候(欧阳)修晨朝，群聚诋斥之，至街司逻吏不能止，或为《祭欧阳修文》投其家。
此间说到的《祭欧阳修文》未能传世，但联系它的撰作背景推考，其为一篇针对活人进行讽刺攻讦的拟体俳谐文应无疑问。按明人贺复徵《文章辨体彙选》卷七百五十五，又尝收录当朝名家屠隆的《戏为生祭周叔南文》一篇，仅从“生祭”一语，就能知道屠氏撰作此文时周叔南犹活在世间。这一戏作用意不在挖苦攻击，却还是带有明显的谐谑调侃成分，论其性质亦当不出拟体俳谐文的范围。不管是《王道祭杨筠文》，抑或《祭欧阳修文》和《戏为生祭周叔南文》，其创作动机俱非真要吊祭亡灵，作者的主观意向都在于从中求取某种嘲谑世间人的乐趣，遂而均与其摹拟文体之应用目的实现了完全的隔离。纵然它们有的残缺不全，有的甚至只存一个篇名，举凡有了以上提到的几处材料记载，就足以表明这一类型的拟体俳谐文在历史上的客观存在。
明乎拟体俳谐文之大致情形，我们不妨把《王道祭杨筠文》置入这一族群当中进行分析，并就其某些看来像是实录的文字背后隐含着的奥秘达成明晰的认识。这篇摹拟之作讽刺的是一个活动在作者身边的人，其身份与作者一样为生活于民间层面的普通知识分子，虽然素质良莠有别，但同处在一个文化氛围中间，彼此熟悉对方的情况。这个群体以入仕为理想的进身之阶，十分关注科选场屋的动态和情势消长，以故《祭杨筠文》内所写的一些东西，对于作者来说无疑是异常敏感的现实问题。因此该文就时间、地点和祭奠者身份所作的交代，并不像袁淑《鸡九锡文》、《驴山公九锡文》、《大兰王九锡文》那样诞幻悠谬，还能透现出比较浓厚的人间生活气息，第论其叙事之基本倾向，则同然显露出它虚实相搅、真假互动的固定朕兆：
第一，笔者大致同意项楚先生的说法，认为《王道祭杨筠文》的具体写作时间，应在盛唐开元、天宝之际，且以开元末年至天宝初的可能性最大。就像项氏在《王梵志诗校注》附录里讲的，“因为作者挖苦杨筠，不过是取快一时的玩笑，只求立即见效，用不着去编造另外的时间”；采取这种简捷的处理方法，当然也会考虑到让作品带给当世读者较强的实际生活感受。故该祭文叙及之“开元二七年”，乃是作者根据当下所处的时序顺手拈来的一笔；至于其后之“癸丑”云云，则显示了他的率意牵合。尽管开元二十七年的干支并非癸丑，然而这种年代和干支不合的现象出现在拟体俳谐文内，实属司空见惯。既然袁淑的《鸡九锡文》可纵心所欲地编派诸如“辛酉”、“己酉”、“丁酉”等一些名号，其《大兰王九锡文》又照样搬弄诸如“大亥”、“乙亥”、“丁亥”之类称谓，那么本文的作者于此随便写上一个“癸丑”，对这类游戏文字而言，固属未尝不可的事。项楚先生缘此怀疑这里或有讹文，并推断敦煌原卷中的“二七”两字很可能是由“元”字误析而成，倒反而显得有点过于认真了。
第二，祭文所作的“东朔方黎阳”的地域表述，校诸事实显有矛盾，这一点戴密微氏早加指出。数年前笔者曾就“东朔方”一事，请教过复旦大学史地所邹逸麟教授，蒙其示知有唐一代并无“东朔方”的区域建制，唐人习惯上也从不用这一概念指称某个地区，祭文里忽然冒出这么一个地名，完全是出于作者的故意撰造。按黎阳今称浚县，其地在今河南省境，唐时为卫州之属县，《桂苑丛谈》记录的王梵志传说就讲他是“卫州黎阳”人。然黎阳与唐人所说的朔方间隔不啻千里之遥，拿一个谁都没有听说过的“东朔方”来替代“卫州”，无论怎么说总是违背普通常识的。而祭文竟置事实于罔顾，遽然把黎阳塞入“东朔方”的管辖区内，原其旨趣实亦在适应拟体俳谐文创作之需要，就像袁淑的《驴山公九锡文》择取“庐江”、“庐陵”、“桐庐”等几个不同州治的属县勉强捏合一样，目的都是想让作品增添些喜剧意味。因为将两个或两个以上原不相干的事物率尔牵扯在一起，本来就是滑稽文的作者惯常操演之故技。
第三，关于“通玄学士”这个封号，亦属子虚乌有之谈，信如南北朝拟体俳谐文内所署的众多官爵名目，差不多全是凭空想象的产物。袁淑和王琳的作品固然如此，甚至有的文章在提到佛教里的文殊菩萨和观音菩萨时，也要给他们加上一长串世俗官名，看似大张声势，实则不伦不类。如是以虚代实的种种缀饰渲染，可谓此类滑稽文章“化庄为谐”的一项重要手段。魏晋以降祭文的制作，素来喜欢炫耀有关人物的官阶职位，连平生从未进入官场的人还得送他一个“征士”的头衔。《王道祭杨筠文》唯有给王梵志加上一顶官帽，方才能满足摹习祭文典范形式的需求。《旧唐书·方伎传》载，开元年间唐玄宗曾赐张果“通玄先生”的称号，本文所说的“通玄学士”，看来只是前者简单的翻版，了无客观事实依据可言。在诸如此类俳谐文字中间，作者把虚假和不伦不类的东西越是说得当真，就越能催生出一股引发笑料的张力。
第四，最后说到“王梵志直下孙”的载述，按王道是否真为祭文之作者，无疑是能否正确理解该文性质的核心问题。项楚指出杨筠是本文作者熟悉的现实中人，而王道则纯粹出自作者的主观编造，这一推断洵属的论。爰言作者撰写此文缘何要放上王道的大名，却未必尽如项氏所讲的那样是洎于“匿名”的考虑，更准确地说这中间乃体现了古典诗文一种常见的手法。我国文学史上饶多代言体诗文，假他人之口吻，宣一己之话语，而屡被作者借来传递其心声之代言者，既有现实人物和历史人物，兼有神话传说人物或临时虚构的人物，乃至遍及一切有情众生及无情界的事物。这种创作主体身份转换的现象，在拟体俳谐文内比比皆是，譬如北朝僧人就以释道安的名义写过《檄魔文》等篇章，唐代长安士人又按刘祥道的语气撰作《破李义府露布》，沈约《修竹弹甘蕉文》通过“修竹”弹劾“甘蕉”引发话题，孔稚圭《北山移文》中起代言作用的便是“北山”，袁淑几篇《九锡文》全部仿照帝皇的诏策来作编派，王琳《鳝表》之首句即为“臣鳝言”，《祭杨筠文》的作者不过是随其前例转手搬演而已。抬出这位王梵志的裔孙，自然可以提高祭文的声价，暗示文中所作的讽刺大有来头，如杨筠之遭此奚落挖苦亦真是活该。我们应注意“直下孙”一语，堪云蓄意标榜不遗余力，仿佛市场上的小老板把假冒商品说成是天下无双的正宗名牌一样，终至在有意无意之间泄露出他凭虚结撰的心迹。
通过以上几个部分的论证，则《王道祭杨筠文》为一拟体俳谐文已毋庸置疑。基于该族群作品之普遍脾性，可知这篇祭文内诸多貌似纪实的叙写，实际上均系作者的率情牵挽杜撰，而且愈是那些被治史者视为紧要的部位，如对时间、地点、官职、人物之交代，则愈需依仗挖空心思的虚构创设以生发出滑稽的审美趣味。故该文绝不是一条史实材料，若拿来考订王梵志的生平、时代，就难免会进入与探涉目标暌违的误区。唯材料之真伪乃一相对性问题，《王道祭杨筠文》虽缺乏考证实际事件的史料价值，但它作为在一定文化背景下萌生的游戏文学作品，仍然具有文学研究和民俗学研究上的意义，殊不能嫌它包含了滑稽味而付诸轻忽或委弃。法国喜剧理论家H·柏格森说得好：“我们认为滑稽味首先是个活生生的东西。不管它是如何微不足道，我们也要以对待生活同样的尊敬来对待它。”[7] 因目前世人对唐代拟体俳谐文的情况所知不多，这篇藏匿在敦煌遗书中的“祭文”得以发现，决然是给厥类摹拟之作增加了一个新的例证。它非惟让拟体俳谐文在上述特定时代留下了脚印，也揭橥了盛唐民间士人生活圈内某些习俗风情，凡是研究人文科学的人，倘能怀着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尽心解读，肯定可以从它那里发掘到多方面的学术信息。
近世学术界就王梵志诗作者问题发生的争议，除植因于人们对梵志诗作品本身理解之不同外，还主要牵涉到两条相应的材料记载。其一是《桂苑丛谈》、《太平广记》辑录之《史遗》关于王梵志的传说，另一条即本文正在讨论的敦煌p.4978《王道祭杨筠文》。《史遗》传说大约诞生于唐初时期，尝经无数群众的口传而形成较完整的故事，宜为探索王梵志诗极具关键作用的基础材料，研究者对该材料持有何种认识，会明显地影响到他们各自的观点趋向。入矢义高和戴密微两教授的研究成果，一致认定它是属于神话类的故事，并不具有记录或暗示真人真事的史料价值，而“王梵志”这个名字，很可能已经和好多人写的新诗联系在一起。笔者缘受这一抉示之启发，于上世纪九十年代尝撰成《关于王梵志传说的探源与分析》一文，指出《史遗》王梵志传说的主要情节，悉皆出于对佛典里面“柰女降生”物语的移植和附会，甚至连“梵志”一名也是袭取了其故事原型中某个人物的身份称谓。因此没有理由将王梵志看成真实的历史人物，王梵志诗本质上是一种口头文学，为很长一段时间里众多无名诗人的集体创作；就在《史遗》传说的背后，乃隐藏着一个范围非常广大的群众诗歌创作活动的事实。比较起来，《王道祭杨筠文》的产生带有一定的偶然性，它不像前者那样同王梵志诗维系着“如影随形”的关系，尽管它已被证明不是史实材料，却无法从其身上推导出如笔者分析《史遗》传说时所获得的那些结论。唯该文说到底还是梵志诗炽盛流布风气下的产物，我们在辨明它的性质后抽绎其内涵，必能对梵志诗在盛唐时代的传播状况增进若干了解。
[作者附记]：兹文为台北大学召开的“唐代文化学术研讨会”而作，于撰写期间承王小盾教授及朱刚、王馗同志热情帮助检索抄示相关资料，令我获益甚多，谨致谢忱。
注释：
①此段引文的解读和标点，均吸收了项楚先生的校勘成果，爰加指出，以明来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