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惠林[1]2007年在《中国农村教育财政问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发展农村教育是构建和谐社会和解决“叁农”问题的基础工程。农村教育经费短缺，是制约我国农村教育发展的主要问题。我国农村经济发展落后，农村财力严重不足。依靠农村自身力量难以发展农村教育，要重构公共财政体制下的农村教育财政体制，由中央和省级财政承担起发展农村教育的主要财政责任。这是本文研究的主要目的和意义所在。我国实行新式教育己过百年，农村教育经费供给一直由县级政府和乡村自身承担，这具有一定的历史合理性，但也有它的弊端。改革开放后，我国农村教育财政体制几经变化，农村教育经费供给至今仍主要由县级政府承担，这种体制的缺陷已十分明显：首先，我国农村特别是中西部地区农村地方财政一直十分困难，我国大多数县级政府财力已难以承担发展农村教育的重任。其次，由县级政府承担农村教育的主要财政责任，进一步拉大了目前我国城乡之间、不同地区之间教育发展的差距，加剧了教育的不公平。当前，中央财政和省级财政收入已占全国财政收入的大部分，已具有作为农村教育财政经费供给主体的能力。目前我国正在实行的“各级政府分担、经费省级统筹、管理以县为主”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新体制，实际上仍然是由县级政府负责教师工资，由于人员经费占我国农村教育经费支出的绝大部分，因而，新体制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农村义务教育经费问题。我国农村普通高中和高中阶段职业教育经费支出中财政拨款不足50％，这已严重制约了农村教育的进一步发展。根据公共产品理论，农村义务教育是公共产品，农村普通高中与高中阶段职业教育是准公共产品，具有全国范围内的公益性，农村教育财政经费应由高层次政府提供。因此，我国中央和省级财政必须承担起发展农村教育的主要财政责任。教育公平是社会公平的基石。为了实现教育公平，发达国家农村教育都经历了由基层政府承担主要财政责任到由中央政府主要承担或由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共同承担主要财政责任的过程。当前，世界上多数发展中大国也是由中央和省级政府共同承担农村教育的主要财政责任。实现社会公平，保障每一位社会成员都具有平等的受教育权利，在我国社会已形成共识。我们应借鉴世界发达国家发展农村教育的经验，由各级政府分担农村教育经费，中央政府和省级政府要承担主要财政责任。创造条件，缩小以至最后消除城乡教育差距，促进农村社会的全面发展。为了更好地解决农村教育财政问题，要进行制度创新，重构农村教育财政体制。为此，应采取以下措施：确定中央和省级财政在农村教育财政中的主体地位；建立科学合理的农村教育财政转移支付制度；制定农村基础教育办学基准；建立和完善农村教育法律法规体系，以实现农村教育财政的制度化和规范化；完善农村教育经费监督机制；建立农村教育财政预算制度。只有这样，才能有效地解决我国农村教育经费问题，实现社会的公平正义，完成构建和谐社会和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这一伟大的历史性任务。
赵会可[2]2002年在《共和国教育财政史研究》文中提出“钱不是万能，但没有钱却是万万不能”。正如这句俗语所说，教育经费对于教育事业的发展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教育财政是国家和地方政府根据既定的教育方针、政策，兼顾社会的需要与现实的可能，为开展公共教育事业而提供必要经费，并将其合理配置于公共教育部门的一系列经济和财务活动。它肩负的主要任务是，确定从社会财富中划出多大的份额拨付给教育，既保证教育部门能获得充足的经费，又不影响整个经济的健康发展；在教育部门内，如何合理分配教育经费，优化各级、各类教育之间的资源配置，保证教育服务既能够满足社会发展的需要，又能满足个人自我完善的需要；为实现教育机会均等，如何优化教育资源，以保证不同地域、不同社会阶层、不同性别的适龄儿童都能够得到相同质量的教育服务；为实现教育经费负担上的公正性，研究在何种程度上要求受益者负担教育成本，在何种程度上要求全体公民负担教育费用。由此看来，教育财政在教育事业发展中起着重要作用。 然而，由于各种原因，长期以来，五十多年来共和国教育财政状况的研究并没有得到人们的足够重视。缺乏对教育财政进行历史反思的结果，是人们无以对当今的教育财政改革实践提供借镜。教育经费紧缺、教育结构不协调、教育机会不均等、教育支出负担不公平就是这种历史反思缺位造成的后果表现。本文主要从教育史的角度，借鉴财政学的方法、理论，研究中华人民共和国各个历史时期的教育投入、使用与管理，注重对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来源、分配行为的宏观描述，融通教育财政制度史与教育财政思想史，兼顾教育经济理论、教育管理理论，探讨社会成员特别是领袖人物对于教育投入的复杂心态，揭示教育财政历史发展的趋势，在此基础上，努力对中国未来的教育财政制度改革做一前瞻。 本文主要分为五个部分： “序论”部分，主要阐述本研究选题的缘由，介绍教育财政史方面的先期研究成果，说明本文的研究目的、意义、所用的方法与存在的困难。 第一章“教育经费管理体制的发展过程”，主要从教育行政体制、财政体制的角度，在制度层面描述建国五十多年来教育经费管理体制的变迁，并试图揭示教育经费管理体制发展的一般规律。教育经费管理体制所经历的叁次重要变革，都是与具体的国家财政体制和教育管理制度分不开的。教育经费管理体制经历了从中央集权到地方分权的过程，教育投入经历了从多元到一元，再由一元到多元的过程，教育财政中的事权与财权的结合度越来越大。 第二章“教育支出的量化分析”，主要用计量分析的方法，对五十多年来的 全国教育经费，从多个侧面进行研究。教育支出的绝对数值一直在提高，财政性 教育支出占财政总支出的比例、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例也稍有提升；生均教育支 出上升很快，人均教育支出在改革开放后直线飘升。这些都表明，中国政府和所 有公民在增加教育投入方面做出了相当大的努力，取得了显着的成果。但是，如 果把我国的教育投入水平放到世界参照系中，与世界平均水平相比，就会发现以 上几项指标不但远远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还低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在 教育经费的内部分配方面，中国还存在高等教育经费权重过大、普通教育经费相 对权重小的问题。 第叁章“教育财政思想演变”，主要川文本解读和个案分析的方法，结合具 体的历史环境，分析国家领导人的教育财政思想。在教育财政制度背后的、对教 育财政制度发生影响的更为关键的因素，却是全体社会公民，尤其是共和国最高 领导人、最高教育行政领导人对教育费用支出的看法。也就是说，他们如何看待 教育投入，把教育支出如何定性、放在什么位置，如何看待教育资助的公平与效 益等问题，对于确定什么样的教育财政政策具有决定性的影响。建国以来的教育 财政思想，经历了“先经济后教育”、“象抓经济那样抓教育”和“教育要先行” 叁个阶段，教育的地位被提得越来越高。教育支出由最初的被普遍认为是一种“消 费”，逐步转变为是一种“投资”。教育地位和教育财政思想的变化，反映了人们 对教育作用、意义的普遍认同。 第四章“农村教育经费问题研究”，主要运用机会公平、费用负担公平的财 政学原则，对农村教育经费的来源、分担进行分析。长期以来，由于历史和现实 的原因，农村教育质量低，农民教育支出负担重，农村教育经费严重不足，己经 影响到了农村义务教育的普及，不利于全民文化素质的提高。产生这一问题的原 因，在于农村义务教育投入分担体制的不合理。要彻底解决这一问题，需要在公 共财政框架下，重新构建注重公平、兼顾效率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新体制。 本文还有一些尚须进一步解决的问题。比如由于教育财政统
崔青松[3]2013年在《教育公平视阈下W县义务教育经费的历史考察（1978-2011年）》文中指出本论文以教育公平为视角,对研究个案——W县改革开放30多年的义务教育经费进行历史考察,微观呈现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历史变迁。本研究基于大量一手档案资料和口述访谈,一方面从历史纵向以专题史的形式,对改革开放后30多年W县义务教育经费体制、义务教育经费来源投入、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与办学状况的演变进行了专题研究；另一方面从横向进行了城乡对比,对W县与同市B区及近邻天津市的义务教育经费进行比较。从而全面、立体、细致地呈现了改革开放以来农村义务教育经费的发展演变。在研究中综合运用了教育经济学、教育社会学、教育史学与统计学等多学科的理论和方法,在教育公平视阈下,审视改革开放30多年来W县义务教育经费的历史特点与存在问题,提出了改善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公平的对策。本研究主要形成了如下新观点：第一,本研究发现,在新机制“省级统筹”下,W县与同市B区的义务教育经费差距在缩小,而与相邻天津市的差距在扩大。因此,在充分肯定新机制的积极作用的同时,我们必须看到,为了缩小义务教育城乡差距,需尽快将“省级统筹”上升为“中央统筹”。第二,为实现城乡义务教育公平,明确县级政府教育财政投入主要用于义务教育。第叁,通过对W县新机制前后各初中学校考入W县一中人数对比发现,乡镇农村初中学校考入县一中的人数比重在减少,而县“重点”初中学校考入县一中的人数比重在增加。这一现象告诉我们,在推进义务教育办学条件均衡发展的同时,还必须关注教育效果,达到高质量的均衡发展,为农村学生提供获得学业成功机会均等的受教育条件。城乡义务教育差距是历史问题,也是现实问题。农村义务教育普及基本完成后,如何推进我国农村义务教育公平,缩小城乡差距,实现城乡教育均衡发展,成为一个迫切的社会问题和教育问题。建立中央统筹、城乡一体化的义务教育公共财政机制,加大中央和地方公共教育财政投入。如此,才能推进中国义务教育的公平发展。
何小芳[4]2006年在《新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研究》文中认为义务教育自欧美国家率先从19世纪下半叶开始实施，迄今已成为全世界普遍推行的基础教育，也是一项现代政府需要提供的最基本的公共服务。义务教育本质上是一种对直接消费者实行强制与免费的教育，其经费来自国家以税收等形式统一征收的财政收入，经费投入体制问题也就为人们所瞩目。我国现在仍有70％以上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农村中小学教育占全国义务教育学段学校一半多，因而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问题也就成为这方面研究的热点和难点。本文根据马克思主义的公共财政理论，采取文献检索、统计等方法，考察了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发展的轨迹和现状，阐述了改革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思路。笔者认为，目前我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的弊端，主要是“人民教育人民办”与政府职责明显不符，过分强调人民群众的责任，缺乏对规范政府教育投资行为的约束力，结果导致只重效率不重公平、重行政干预和政府号召不重经费支持的现象，从而加重农民的负担。解决问题的途径，主要应把农村义务教育视为公共产品，建立符合公共财政的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管理体制，包括财政拨款、财政分担、财政运行等保障机制。
刘国余[5]2014年在《基于教育社会收益率的我国教育财政投入研究》文中研究表明21世纪是知识经济时代,知识和技术方面的竞争已成为国与国之间竞争的最重要体现,其实质即为人力资本的竞争。自20世纪中叶以来,众多的经济学家指出人力资本在增加个人收益、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经济体系日益完善,要素禀赋结构日趋优化,知识内生能力及消化吸收能力也得以增强。在融入世界经济的知识化和全球化过程中,必然迎来更加激烈的国与国之间的竞争。为了在日趋激烈的竞争中取得先机,就需要我国释放巨大的人力资源,将其转化为强大的人力资本。而人力资本开发,知识传播和技术发明创造的最重要形式即教育。教育通过优先开发人力资本,创造先进技术,已成为促进经济增长和发展的重要动力源泉和支撑。但教育是一种准公共产品：一方面,教育可以带来巨大的私人收益,满足受教育者较高层次的需求,另一方面,教育也具有公共产品的属性,最直接体现在教育带来显着的正外部性。受教育者在获取私人收益的同时,有相当大的一部分收益,以社会劳动生产率提高的形式外溢到整个社会。正是由于教育外溢性的存在导致教育供给和需求不足。为此就需要政府制定符合国情的教育财政投入政策,提高政府配置教育资源效率,充分获取教育发展带来的外溢效应。鉴于此,进行本研究基于两个考虑：首先,众多研究结果表明,教育作为影响经济增长的内生变量之一,具有显着的改善经济表现的作用。若将教育作为一个产业,与其他产业部门不同,教育能带来多种外溢效益。正是这种外溢效益的存在大大提高了劳动力这种生产要素的总体品质,同时改善了经济赖以存在的社会和文化环境。其次,尽管众多的研究均指出教育发展对经济增长有持续的推动作用,但是仍然有些国家的政府偶尔会将教育投入列入财政预算的削减项目之一。这与之前教育可以带来巨大外溢收益的结论相矛盾的表现,需要从理论上给以讨论。而为了使得此解释得到实证上的支持,本文以Uzawa-Lucas两部门分析范式为基础,综合了菲德模型的分析框架,直接将教育的外溢效益模型化并进行估计。以期为我国教育财政投入提供政策建议。基于此目的,本研究的主要内容包括：1、首先对有关人力资本理论、教育收益的理论就行了梳理和综述。这些理论主要从教育影响经济的传导机制、教育社会收益的定性和定量研究、教育社会收益的计算方法和变动趋势,及教育财政投入的经济影响等方面展开。从不同的侧面,多角度的分析了教育社会收益及相关的教育财政投入政策的制定。但是分析这些理论也会发现其研究大多仅仅局限于某一领域。而以教育收益为核心的研究越来越向多学科发展,成为涉及经济学、政治学、教育学等学科的交叉学科。为了避免研究视角过于狭窄,本文接下来的内容从综合了财政学、经济学和教育学的更宽的视角进了研究。2、出于为下文的实证分析、政策建议提供理论支撑的目的,需要从不同侧面,层层深入的剖析教育投入及教育收益。包括育投入及教育财政投入、教育收益的分类、教育收益率计算方法等方面。本部分内容起到承上启下的衔接作用。3、承接上文本论文又分析了中国教育财政投入的现状。分为取得的成效、存在的问题等几个维度。分析指出,目前我国教育投入存在的问题有：财政性教育投入总量不足占GDP比重较低。这不但影响了我国教育发展水平,从长远看来,还将影响到教育外溢效应的释放。其次,我国教育投入的结构不合理,教育经费配比、投入的层级及区域都有不均衡不合理的方面,不利于教育基公共服务均等化的实现。再次就是教育财政投入资金的使用效率低,社会收益率低。最后就是在教育财政投入责任分配中,各级政府的财力和责任不匹配,导致地方政府教育负担过重,不利于地方教育财政投入的稳定性。本章使用了大量的翔实统计数据进行说明,并与相关理论相结合,具有理论和实践的双重意义。4、为了更加定量化的阐述和度量教育社会收益,在教育社会收益理论及我国教育财政投入现状分析的基础上,本文引入了Uzawa—Lucas两部门分析范式,并以菲德模型为研究范本,旨在推导出适合测定教育社会收益率的模型。为此,首先对两部门模型进行了处理,结果显示以其作为衡量教育社会收益的模型可行且有效。在此,模型的应用需要建立在叁个假设基础之上：1)两部门的产出是分配到该部门的资本和劳动的函数。由于非教育部门的生产水平依赖于教育部门,所以其产出也依赖教育部门的产出。2)根据人力资本理论以及内生经济增长模型可知,教育部门和非教育部门的边际要素生产率不同。3)教育部门的投入产出具有同期性,无滞后现象。即其产出可以很快的被吸收、传播和应用,中间的时滞可以忽略不计。接下来,首先对1997-2012年我国31省的GDP、固定资产投资、就业人口、教育财政投入等数据进行了处理,分别计算了Y/Y、I/Y、L/L、(X|X)(X|Y)、(X/X-X/X·X/Y)等变量,并进行单位根和协整检验。检验结果表明各变量基本通过单整检验。同时关于Y/Y和各变量的协整检验,表明变量之间是协整的,存在着长期均衡关系。此时,只要计算出(X/X-X/X·X/Y)的系数σ就可以近似的估计出教育的外溢效益,也即教育的社会收益率。鉴于本文的面板数据截面大于时间,存在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问题,为了提高实证结果的显着性,本章选用了PCSE方法,可以对异方差和序列自相关问题进行自动修正。在使用全国数据进行PCSE回归后,得到了σ的估计值为0.213,且T统计量显着。鉴于我国经济发展区域性特征的存在,又分东部、中部、西部分别进行了回归。结果显示在叁个地区,教育的外溢效益都很显着,只是存在着区域差异。其中,在中部地区,教育的外溢效应最大,达到了0.320,而东部最低为0.144,西部次之为0.225。对于此本文给出的解释是,若将教育视作“产品”,则教育投入即为投资,此时边际效益递减规律同样会发生作用。在此回归中,教育部门与非教育部门之间的边际生产力差异δ小于0,这与教育部门非生产性的特点是一致的。为了验证本文实证的稳健性,接下来又分别在0.1、0.2、0.4、0.6、0.8及0.9分位点上进行了分位回归。回归结果与之前的结论基本一致,并且能更直观的显示出,教育外溢效应先升后降特点：在0.8分位点达到最高,之后出现了下降。本章是承前启后的一章,也是本文的核心章节之一。正因为教育发展会带来巨大的外溢效益,对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具有重要作用,需要加大投入发展教育。但也正因为教育外溢性的存在,需要教育投入的主体应该是政府,而非个人和其他社会力量。5、针对我国目前教育财政投入的问题,文章最后提出了相关的的政策建议。即首先要科学合理划分各级政府的教育支出责任和重点,以此保证教育财政投入充足,确保教育事业优先发展的地位。在此过程中,要确定合理的教育财政投入增长指标,并根据各级教育未来发展对教育资金的需求(即生均教育经费和各级教育发展目标)确定教育投入的合理比重,拓宽教育资金的来源渠道,增加经费来源。保证了充足的经费投入,就需要对其加强管理,提高教育财政投入的使用效益。并在此过程中优化教育投入的层级结构、区域结构和城乡结构。本章的政策建议紧扣第叁章我国教育财政投入的现状和问题,深入浅出,并有相关的理论和数据支撑,为完善我国的教育财政投入提供了切实可行的政策主张。本文基于教育社会收益,研究教育财政投入问题是一个具有创新性的视角,弥补了之前众多研究中,忽视了教育社会收益和教育财政投入政策之间关系的不足。同时,与西方国家更多的从人力资本理论和教育筛选功能理论出发,阐释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的切入点不同,我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国家,政府在教育资源的配置方面可以发挥更加有效的宏观调控,即可以通过教育财政投入政策的选择引导教育资源的流向,最终实现教育社会收益的最大化。本文以教育社会收益为切入点,落脚点为我国教育财政投入政策的选择和完善,更符合我国国情,更具有可行性。
姜烨瑶[6]2013年在《改革开放叁十年学前教育政策嬗变研究》文中研究指明学前教育是国家教育的起始阶段，是教育事业的重要组成部分。而学前教育政策是实现学前教育培养目标，贯彻落实学前教育的基本方针。本文运用文献研究法、历史研究法、比较研究法，以改革开放叁十年为时间域（1978-2008），以政策为研究对象，以社会改革为历史背景，对我国学前教育政策的嬗演历程，进行系统地梳理和分析，在此基础上，总结出叁十年来，我国学前教育政策嬗变的特点及启示，进而更好地为我国今后学前教育的健康发展，提供一定的参考。本文共分为六个部分：第一部分为引言，分析了问题的提出，对相关概念做了界定，对研究现状进行综述，并介绍了本研究采用的研究方法以及研究价值。第二部分主要是对恢复与规范阶段的学前教育政策，进行比较系统地梳理。从教师政策、学前教育财政政策、学前教育课程政策叁个方面，对这一时期的学前教育政策进行阐述。第叁部分与第四部分，主要对改革与发展阶段的学前教育政策，以及整顿与提高阶段的学前教育政策进行分析阐述。第五部分是在改革开放叁十年学前教育政策嬗变的基础上，总结出学前教育政策嬗变的特点。第六部分是对改革开放叁十年来学前教育政策的经验教训的总结，以及揭示其现代启示。
胡建美[7]2014年在《基于财政社会学视角的新农村治理转型研究》文中指出治理在理论上分为统治型、管制型和服务型叁种,而治理转型的驱动力既可以是内生的自发秩序、又可以是外力强制,还可以是自发秩序和外力强制兼而有之的叁种类型。财政社会学是从整个社会的角度而不仅是政府施政的角度来研究财政现象,它致力于通过对税收和预算制度变革的研究,探求推进现代国家的建构和政治文明进步的途径。财政社会学的研究视角,可以说是从(政府)自发秩序和(社会)外力推动的“第叁条道路”研究治理转型。新中国建立之初,我国存在着大量私营经济和个体经济,市场活跃,社会空间独立,税收是取得国家财政收入几乎唯一的手段；社会主义改造后,私营或个体企业改造成国有性质或集体性质企业,企业利润上缴成为国家主要的财政收入,我国实质上转变成为“自产国家”。国家强有力的行政主导管治着农村社会。20世纪80年代初,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推行后,农民首先成为从国家分离出来的主体,农村社会加速分化,新的群体,如个体工商业者、私营企业家、农村知识分子、雇工、农民工等,农村乡镇企业、个体工商业、私营企业等纷纷发展起来；1983年和1984年的两步利改税改革,规范了国家与国营企业的分配关系,从而激励企业更积极、主动地投入到生产和经营活动中,获取剩余。同时,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各种外资企业、中外合资(合作)企业也纷纷成立,社会活力充分激发出来,国家财政收入来源类型也慢慢地从“自产国家”向“税收国家”转型,国家对农村的经济和社会掌控程度虽然比“人民公社”时期有所放松,但对农村社会通过“叁提五统”的方式获取提供农村公共产品的资金,并通过乡镇“七站八所”为农村提供公共产品的方式管治农村。1998年,我国开始构建公共财政体制,尤其是2006年,我国延续2600多年的农业税免除后,财政支出向“民生”自觉转型。但是,政府和农村社会之间失去了联系的“纽带”——税收和公共产品的提供,传统的管理方式和政府权威日渐式微,广大农村地区的社会秩序趋于无序,现代治理方式和秩序没有建立。新农村建设进程启动后,对农村推行了综合配套改革：构建服务型政府,推进乡镇机构改革；农村义务教育建立“以县为主”的管理体制；推进“乡(镇)财县管”,以增强基层财力保障；以优先化解与农民利益直接相关、矛盾比较突出的农村教育、基础设施和社会公益事业等方面的债务为突破口,妥善解决和处理乡村债务问题。综合配套改革其实质就是新农村建设进程中乡镇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的并行改革,而非行政机构“一条腿走”的改革模式。甘前而言,改革的结果是乡村政权“悬浮”于广大农村社会之上,集体力量很难动员、社会缺乏活力、经济发展缺乏内生增长动力。那么,新农村行政体制和财政体制改革的方向到底是什么?改革的目的地在哪里?怎么改?这叁个问题是本文研究的内容。全文共分七章：第一章绪论包括本研究课题的选题背景、解决的问题及理论与实际意义；国内外文献综述；主要理论、研究方法、研究线路；本研究课题的创造性成果或创新性理论(含新见解、新观点)以及不足。第二章是对财政社会学视角下治理转型研究范式的界定。文章从财政社会学和治理的起源追溯其发展脉络,并根据其各自在发达国家发展的历程,探索我国财政体制与行政体制并行改革的路径设计。针对目前我国有法律无法治；国家控制社会有力、社会内部缺乏活力的现状,笔者从财政社会学的视角设计税收民主化、财政透明的财政体制改革,公民精神的培育叁条路径并行改革,达到激发农村社会发展内生活力、培育公民社会,推动公共财政体制建设和公共治理转型。第叁、四、五章是对第二章设计的叁条路径的进一步论述。第六章是列举XT县S镇新农村建设情境下,行政机构改革的来回“折腾”的案例。第七章以第六章为基础,分析从税收民主化路径的制度供给：从统一城乡税制方面，培育农村家庭综合所得税和房产税等新税源；在法治意识培育方面,法院调解和审判权下沉至乡镇,业务上受上级人民法院指导,去行政化、受人大监督,公开庭审,由人大代表、民众、地方精英、大众传媒等评议庭审,扩大法院的社会影响力,促使民众将法律内化为自己的行为指南；在民主意识培育方而,扩大乡镇人大代表履职范围和履职权力,实行人大代表职务专职化、有偿化。工业“反哺”农业只是阶段性的国家战略，国家要通过财政加大对农村的一般性转移支付,化解乡镇旧债；落实对一般性转移支付的预算监督，确保财政资金使用效益：并多元化农村公共产品供给主体,培育村民“不等、不靠、不要”的自治意识。针对我国乡村社会“原子化”的无序现状出发,通过解构农村行政体制,将事权和人事权全部收归县管；分解行政村权力,实行村民小组管理社区化、村民小组长轮值、轮训化的方式,培育村民的公民精神,引导民众参与公共事物管理。
何笑笑[8]2012年在《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问题分析：教育财政视角》文中研究说明随着城市化的推进,越来越多的农业人口离开土地,流动人口的迁移方式从单个迁移发展为举家迁移,其子女的受教育问题也逐渐浮出水面。伴随着流动人口数量的日益庞大,流动人口子女教育问题逐渐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近年来,国家对流动人口的义务教育政策进行逐步改革,2006年9月1日起实施的新《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以法律的形式确定了流动人口子女在流入地接受义务教育的权利,流动人口子女在城市接受义务教育的问题得到了很大程度的缓解。而对于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后教育问题国家仍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流动人口子女的义务后教育成为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他们子女的教育问题关乎流动人口家庭的教育水平和文化素质,关乎社会公平与法治原则的实现,关乎我国劳动力资源的整体发展后劲以及和谐社会的建设水准。教育财政与教育入学既有相互联系,同时教育财政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教育入学,也制约着教育入学。因此,本文从教育财政的视角作为切入点对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问题进行研究。本文由绪论、正文和结论叁部分组成,第一章绪论大致交待了选题的背景和意义、国内外研究现状和研究方法以及对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相关概念的界定。正文由四部分组成：第二章从政府对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的责任、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需求和学校教育资源、流动人口自身家庭以及义务后教育的资助体系等阐述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中存在的问题。第叁章从教育财政制度的角度分析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问题存在的主要原因是：受教育财政制度的制约、教育经费的短缺和政府及业务部门财政运行过程中存在协调问题。第四章从教育财政政策的角度对流动人口子女义务教育和义务后教育两个阶段进行比较分析,从政策上找出影响和制约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有效开展的原因。第五章,根据文章中已指出的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存在的问题及背后存在的原因综合考虑提出：第一,明确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属性和规定各级政府的责任；第二,健全和完善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财政制度,建立各级政府义务后教育经费的分级分担制度；第叁,建立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经费筹措保障机制,重构教育经费来源格局；第四,完善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补助体系。结论部分总结了文章的主要观点和未来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的研究方向。
马跃[9]2012年在《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方式及财政保障研究》文中认为2008年的国际金融危机对各国的政治、经济和教育均产生了深远影响,各国在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时不约而同把推行教育改革和增加教育投资作为促使经济复苏并保持稳定增长的重要手段。在经济全球化日益加深的形势下,世界主要发达国家和新兴经济体越来越认识到教育对推动经济持续发展的关键作用。改革开放叁十年来,我国经济一直保持高速增长,产品竞争力和综合实力得到明显提高。2010年更是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超过4000美元,开始进入中等收入国家发展阶段。在工业化、信息化、城镇化、市场化、国际化程度日益加深的同时,资源短缺、环境污染、内外需失衡、创新能力不强等问题成为新时期经济发展的重要特征。近年来,党中央、国务院多次强调要“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将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性和紧迫性上升到新的高度。人力资本理论和新经济增长理论已经证明了人力资本是经济增长的内生动力,教育投资是形成人力资本的最重要因素。作为人口大国,我国国民所受到教育程度同人力资源强国目标相距甚远,人口优势没有形成资源优势。财政投入短缺、历史欠账较多、教育结构失衡等问题长期存在。2008年我国人均教育经费为160美元,不到2006年世界人均教育经费的一半,不及OECD国家的十分之一。1993年颁布的《教育中长期发展规划》提出20世纪末国家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比重达到4%的目标至今尚未实现。教育在基本公共服务体系中的薄弱地位没有得到彻底改变。长期以来,我国学者在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方面作出了大量的研究,取得了不少有价值的成果。但研究重点主要集中于教育对经济增长的作用上,对教育与经济发展方式转变关系的实证研究则鲜有涉及。如果不对后者作出科学论证,就不能全面理解教育的经济价值,也无法将我国教育的优先发展战略与当前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战略调整有机结合起来。本文正是在这方面作出尝试和探索。本文在卢卡斯人力资本外溢模型和有效劳动模型的基础上,通过将简单劳动力和人力资本进行分离的方法对模型进行改进。在估算人力资本时采用了生均教育经费法,将没有接受过教育的从业人员定义为简单劳动力,并按照其基本生活费用支出估算其价值。通过对社会总产出、物质资本、简单劳动力和教育与所形成的人力资本进行协整分析,结果表明他们之间存在长期均衡关系。其中,人力资本对经济增长的弹性系数为0.305,略小于物质资本的0.4,表明我国投资主导型的经济增长模式并没有发生根本改变,但人力资本已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重要力量。进一步测算,改革开放30年间我国教育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达到26.1%。经济增长的过程是经济发展方式变化的过程,也是产业结构调整的过程。产业结构对经济发展方式具有决定性的作用。本文分别以高级化和合理化指标作为产业结构优化升级的衡量指标,通过建立模型分析其与资本、劳动及人力资本之间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人力资本的提高无论对产业结构的高级化还是合理化均起到积极促进作用。通过脉冲响应和方差分解动态计量的结果得出进一步结论：在各种投入要素中,人力资本对产业结构优化产生的正向作用更加明显且作用力更为持久。教育经费是教育发展的基石。但应看到,我国教育经费不足长期存在,财政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均存在很多问题。国家规定财政性教育经费占GDP4%的目标长期无法实现,教育经费“叁个法定增长”没有得到很好落实,教育经费被挤占挪用现象屡见不鲜。主要原因不是财政能力不足,而是有效统筹和分配财政能力的不足,导致名义财政能力和实际财政能力存在很大差距,且不同地区之间、城乡之间以及职业教育同其他教育之间分配不均。在对上述问题进行理论与实证分析之后,本文提出政策建议：一是全面认识教育的经济价值,将发展教育作为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的重要途径；二是深刻认识教育的公益性质,突出政府在教育供给中的主体地位；叁是继续坚持教育投资比例制度,突出教育投资在国家投资中的优先地位；四是推进教育财政体制改革,拓宽教育经费来源渠道；五是优化教育经费分配结构,大力发展职业教育；六是强化教育经费监督管理，提高资金的使用效益。
刘慧玲[10]2004年在《两岸高校财务制度之比较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在高等学校经营与管理受到“市场化”与“高素质”浪潮的冲击下,海峡两岸“政府”不约而同地推出各式各样的改革措施,以完善高等学校经营体制。众所皆知,发展高校必须有足够的经费作为后盾,提供高等学校发展的财力保证,也因此,财务制度在高教领域上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两岸高校财务制度有共同的发展历程为前提下,随着海峡两岸经济与文化交流的蓬勃发展,研究两岸高校财务制度对中国大陆实施“科教兴国”以及台湾实施“科技岛”战略上具有重要的意义。 本研究从高校财务制度变革为起点,以文献探讨法、制度研究法与比较分析法为主,历史研究法为辅,探讨分析两岸高等教育制度的现况与内涵,并进一步分析两岸高等教育资源的筹措与使用情况,研究目的主要有:(1) 从宏观方面透视两岸财务制度的发展历程与内涵;(2) 探讨两岸教育行政管理体制,厘清教育行政部门与学校的关系;(3) 探讨两岸高校财务管理体制,了解高校内部财务管理运行体系;(4) 探讨两岸高校资金来源结构,分析高校财源的内涵与执行情况;(5) 探讨两岸高校资金分配与使用,比较高校资金使用效率;(6) 参酌其它国家的经验,提出两岸财务制度的共同发展趋势。
参考文献：
[1]. 中国农村教育财政问题研究[D]. 刘惠林. 东北林业大学. 2007
[2]. 共和国教育财政史研究[D]. 赵会可. 华东师范大学. 2002
[3]. 教育公平视阈下W县义务教育经费的历史考察（1978-2011年）[D]. 崔青松. 华东师范大学. 2013
[4]. 新中国农村义务教育经费投入体制研究[D]. 何小芳. 湖南师范大学. 2006
[5]. 基于教育社会收益率的我国教育财政投入研究[D]. 刘国余. 东北财经大学. 2014
[6]. 改革开放叁十年学前教育政策嬗变研究[D]. 姜烨瑶. 东北师范大学. 2013
[7]. 基于财政社会学视角的新农村治理转型研究[D]. 胡建美.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4
[8]. 流动人口子女义务后教育问题分析：教育财政视角[D]. 何笑笑. 浙江工业大学. 2012
[9]. 中国教育与经济发展方式及财政保障研究[D]. 马跃.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 2012
[10]. 两岸高校财务制度之比较研究[D]. 刘慧玲. 天津财经学院. 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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