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统一起来的典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典范论文,化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走上社会主义道路，原因是多方面的，如阶级矛盾、民族矛盾、世界大战因素，等等。但从深层次的社会原因来看，都是因为在发达国家陆续实现现代化后，对这些国家产生了强大的外部压力，而这些国家原有的社会制度因其腐朽而难以保证或推动这些国家走向现代化，于是这些国家的先进阶级发动革命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并通过发挥这一先进社会制度的优越性，以迅速推进现代化。已有的社会主义国家大都属于这种情况，有的取得了一定的预期成效，有的则出现了严重的挫折。现代化是否仅为资本主义国家所独有而不可能与社会主义制度相统一？这个十分现实和严肃的问题也摆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面前。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科学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从四个方面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有机地统一起来了。
一 现代化建设与社会主义制度巩固的统一
从苏联开始，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从其诞生之日起，都面临着现代化建设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双重任务。如何处理好这两个任务之间的关系，是关系社会主义能否顺利发展的重要问题。
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开展新民主主义革命，就是以建设社会主义为直接奋斗目标的。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全面胜利前夕，毛泽东就高瞻远瞩地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①]这里所说的革命以后的路程，就是建设社会主义。在1954年全国人大一届一次会议上，毛泽东更加明确地提出了党和国家的奋斗目标：“将我们现在这样一个经济文化上落后的国家，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的国家。”[②]也是在这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把这个奋斗目标概括为“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四个现代化。[③]从此，在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一直是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奋斗目标。1964年三届人大一次会议、1975年四届人大一次会议、1977年党的十一大，都对此有明确的表述。
尽管从1954年到1977年的20多年时间里我们反复强调四个现代化，但基本上还停留在一个口号上，既没有把这个目标进一步细化、科学化，也没有真正在行动上去努力实践它。其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是，我们在主观认识上混淆了建设社会主义与巩固社会主义的关系。实现四个现代化，是建设社会主义的内容，理应是全党全国一切工作的中心。但由于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还有巩固的需要，特别是在对国际局势和国内形势判断不明的情况下，很容易把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任务提到更加突出的地位。50年代后期的反右倾斗争，60年代中期至70年代中后期的“文化大革命”，都是对国内外形势估计过于严重，出于巩固社会主义政权、反修防修的目的而发起的。而这些政治斗争一旦发动起来，必然严重地冲击甚至取代建设社会主义的任务。
“文化大革命”结束后，全党都在认真思考中国未来的发展问题。邓小平同志分析了国内外形势，认为和平与发展是当今时代的主题，世界大战不可能在短时期内爆发，包括发达国家在内的各国都有发展经济的需要；国内的主要社会矛盾是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与落后的社会生产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的根本途径是大力发展社会生产力。在这一认识的基础上，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起，我们党逐步提出并完善了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以及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其核心内容是：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坚持改革开放。这就是说，建设社会主义是一切工作的中心，除非发生大规模入侵，要始终坚持现代化建设的中心地位不动摇，四项基本原则则保证现代化建设的顺利进行（这是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内容），改革开放则为加快现代化建设步伐提供条件。这样，现代化建设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在理论上科学化了，在实践上也统一起来了。
实践证明，不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巩固社会主义制度就成为一句空话。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近20年期间，尽管出现过一些波折，特别是在1989年春夏之交出现了较大的政治风波，但由于我们党始终按照邓小平同志提出的理论和路线，科学地把握现代化建设与巩固社会主义制度的关系，使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成就，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也因此而空前巩固。
二 现代化目标与社会主义标准的统一
在各个社会主义国家里，现代化目标是与社会主义标准紧密相联系的。按照马克思恩格斯的设想，社会主义在资本主义发达国家里首先胜利，社会主义因而是高于和优于最发达资本主义的新社会。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是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基础上建立起来的，这些国家也几乎不约而同地把现代化建设目标与社会主义标准紧密挂钩。苏联在50年代和60年代初多次在党和国家的重要文件中，把经济增长的有关数字与美国相对照，并认为超过美国即可进入共产主义。中国在50年代也曾以英国为赶超对象，毛泽东甚至提出过用50、60年时间超过美国，认为不这样就不能算是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④]
在这样的背景和思路下，分步骤实现现代化的具体方案不断提出和完善。中国对现代化步骤的设想，早在50年代就有了。在酝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时，毛泽东提出把我国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需要有两个步骤：先用3个五年计划时间“打下一个基础”，总共经过10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⑤]。到1964三届人大一次会议上，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对这两个步骤作了进一步的说明：从第三个五年计划开始，第一步，用15年时间，即在1980年以前，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的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在本世纪末实现四个现代化，建成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二者始终是相联系的。这个认识直到1977年都没有改变。
关于社会主义的标准，毛泽东在1957年有一个明确的说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⑥]“不能认为新制度一旦建立起来就完全巩固了，那是不可能的。需要逐步地巩固。要使它最后巩固起来，必须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坚持经济战线上的社会主义革命，还必须在政治战线和思想战线上，进行经常的、艰苦的社会主义革命斗争和社会主义教育。除了这些以外，还要有各种国际条件的配合。”[⑦]尽管他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总是把巩固社会主义归结为“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谁战胜谁的斗争”[⑧]，但他认为现代化实现之前，社会主义就没有完全建成则是肯定的。如前所述，由于后来把巩固社会主义提到了至高无上的地位，现代化目标远未实现，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至今仍然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同志重新认真考虑了中国的现代化目标和社会主义标准问题。作为中国第一代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当然了解原先提出的现代化目标及其实施步骤和社会主义发展阶段的基本判断。经过反复思考，他提出了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战略步骤以及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科学论断，把现代化目标与社会主义标准科学地统一起来了。
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的最初设想，是邓小平1979年底会见日本首相大平正芳时提出来的。他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时确定的。……我们的四个现代化的概念，不是像你们那样的现代化的概念，而是‘小康之家’。到本世纪末，中国的四个现代化即使达到了某种目标，我们的国民生产总值人均水平也还是很低的。要达到第三世界中比较富裕一点的国家的水平，比如国民生产总值人均一千美元，也还得付出很大的努力。”[⑨]根据这一设想，1982年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提出我国经济建设的战略目标是：从1981年到本世纪末20年，力争使全国工农业的年总产值翻两番，使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可以达到小康水平。但小康只是中国的标准，搞现代化建设就不能停留在这个低标准上。从1984年5月起，邓小平同志在多次谈话中提出，实现本世纪末的基本目标之后，还有下一步，即用30至50年的时间，使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两番，使我国的生产和人民的生活接近发达国家的水平。据此，1987年召开的党的十三大完整地提出了三步走战略：第一步，实现国民生产总值比1980年翻一番，解决人民的温饱问题；第二步，到本世纪末，使国民生产总值再增长一倍，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到下世纪中叶，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基本实现现代化。
分三步走实现现代化，实际上把毛泽东、周恩来提出的本世纪末实现现代化目标的时限推迟了半个世纪。这样讲，不是要延缓我国的现代化进程，而是从我国国情出发提出的实事求是的设想，是经过科学测算而得出的可靠结论。更为重要的是，低水平的现代化不仅不能充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反而降低了社会主义的标准。对此，邓小平同志有一段极为重要的论述：“搞社会主义，一定要使生产力发达，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我们坚持社会主义，要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穷。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⑩]这一重要思想是与他提出的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相一致的。根据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我国目前的社会主义社会还是不成熟的社会主义，只有在经过大约100年的建设和发展之后，即基本实现现代化之后，我国的社会主义社会才是够格的社会主义。这里所说的“够格”，就是符合马克思恩格斯所提出的高于和优于资本主义的社会主义标准。这样，现代化目标与社会主义标准科学地统一起来了：现代化的目标是经过科学测算的，也有了前一段的实践基础；社会主义标准既符合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也反映了中国社会的现实。就是说，我国的现代化建设是在科学理论指导下的实践，从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概念和实践也就成为科学的概念和可行的实践。
三 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制度的统一
经济文化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在现代化道路上前进时，时刻都会遇到这样一个问题：作为后发展国家，如何对待已实现现代化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现代化建设经验？在过去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大都不敢明确地学习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建设的经验和已取得的文明成果，从而延缓了这些国家的现代化进程。就中国来说，毛泽东在领导现代化建设时，主观上并不反对学习包括资本主义国家在内的所有外国的对我国建设有益的东西，但由于那时发达国家基本上对中国实行封锁政策，中国更多的还是学习苏联的做法。毛泽东50年代后期在谈到中国工业化的道路时曾经明确提出：“一切国家的好经验我们都要学，不管是社会主义国家的，还是资本主义国家的，这一点是肯定的。但是主要的还是要学苏联。”“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已经有四十多年了，它的经验对于我们是十分宝贵的。大家看吧，谁给我们设计和装备了这么多的重要工厂呢？美国给我们没有？英国给我们没有？他们都不给。只有苏联肯这样做，因为它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我们的同盟国家。”(11)
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选择向苏联一边倒是必然的。但后来的实践发展却把这一选择推到了另一个极端：一方面，由于种种原因，中苏关系由同盟转为敌对；另一方面，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出于篡党夺权目的，经常把经济文化生活中正常的对外交流与合作扣上“崇洋媚外”、“洋奴哲学”的帽子。这不仅使自力更生成了现代化建设的唯一动力之源，更为严重的是在全党全国形成了这样一种思维定势：凡是资本主义国家的东西，不论是何种形态的，都是与我国社会主义社会不相容的。70年代风行的“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的口号，是这种状况的典型表现。
为了改变这种状况，邓小平同志作了极大的努力。他在1978年10月会见西德新闻代表团时，明确提出了实行开放政策这个问题：“要实现四个现代化，就要善于学习，大量取得国际上的帮助。要引进国际上的先进技术、先进装备，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针对实行开放政策是否同过去的传统相违背的疑问，他明确指出：“我们引进先进技术，是为了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是有利于我们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制度。”(12)一年之后，他在会见美国客人时更进一步指出：“社会主义也可以搞市场经济。”(13)并认为用市场经济这种方法来发展生产力，与学习资本主义经营管理方法一样，“不等于实行资本主义。”(14)这实际上就是提出了资本主义制度与资本主义发展的具体办法之间是有差别的这一重要认识方法。
从另一方面看，社会主义建设中的一些具体做法与社会主义制度也是有区别的。80年代初，国内有人以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出现了一些失误为由，怀疑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对此，邓小平同志旗帜鲜明：“社会主义制度并不等于建设社会主义的具体做法。”(15)这虽然是针对一种思想倾向提出来的，但作为一种思想方法却是很有指导意义的。就是说，社会主义建设可以采取各种办法，包括采用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中的具体办法；不应当把不带有社会属性的具体办法与社会制度混为一谈，而应当善于吸收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制度巩固和发展的办法，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步伐。顺着这一思路，邓小平同志带头解放思想，不断提出新情况，解决新问题。
从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实践来看，哪些地方、哪些时候人们思想解放，学习和借鉴资本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具体办法积极主动，这些地方和时候就发展得快。对此，邓小平同志有一个总结性的重要观点：“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16)实践中之所以有人不敢利用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过程所采用的具体办法，无非是害怕因此会走上资本主义道路。邓小平同志提出：判断改革开放中的具体实践姓“资”还是姓“社”，“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17)根据这一原则，邓小平同志要求“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18)。改革开放近20年的实践证明，正是由于我们大胆地利用、吸收了资本主义国家现代化过程中的一些有效办法，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才会取得空前的进展。我国的社会主义制度不仅没有因此受到伤害，反而因此比任何时候都更加巩固。邓小平同志把现代化道路与社会主义制度统一起来的思想方法，是值得我们始终坚持的。
四 现代化的实现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的统一
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社会主义国家，开始大都对现代化的实现持十分乐观的态度。这一方面是由于他们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比较顺利，使他们有理由认为不必流血牺牲的和平建设总要比残酷多变的武装斗争容易得多；另一方面，新生的社会主义制度本身具有无比的优越性，而且这种制度在其最初的运和期间确也表现出令人惊奇的活力和创造性。因而，几乎所有的社会主义国家都提出了在较短的时间内实现现代化的宏伟目标。但后来的实践大都事与愿违。一方面，这些国家在社会主义建设中未能按社会经济客观规律办事，忽视了经济建设与其他方面建设的协调关系以及经济建设内部的合理结构，走了不少弯路；另一方面，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利用有利的国际环境和新技术革命成果，把他们本来比社会主义国家所拥有的优势进一步扩大了。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利用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促进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实现，或者说，如何使现代化的实现与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统一起来，又成为一个重要的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摆到了我们面前。在这方面，邓小平同志也作出了自己的独到贡献。
邓小平同志认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应当而且可以保证现代化建设得以较资本主义条件下发展得更快更好。他在80年代初就指出：“我们确实还缺乏经验，也许现在我们才认真地探索一条比较好的道路。但不管怎么样，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已经得到了证明，不过还要证明得更多更好更有力。我们一定要、也一定能拿今后的大量事实来证明，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19)这里实际上强调了现代化标准的统一性。现代化可以表现在各个方面，但首要的、主要的表现是经济发展。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当然要有自己的特点，邓小平同志甚至还提出了“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20)的概念，但社会主义国家的现代化不应当降低标准。现代化既然是一个世界性的浪潮，它理应在不同国家有大致相同的标准。社会主义国家如果降低现代化的标准，也就在实际上否定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根据邓小平同志的设想，我国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期定在下世纪中叶，大致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0周年，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发展时期相一致，同时把现代化实现的经济标准定为人均国民生产总值4000美元。这个设想是否有科学依据？它能否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从时间来看，这100年时间是把我们所走过的弯路计算在内的。它要比资本主义从工业革命起至今的发展时间短得多；从现代化实现的经济标准看，用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计算是符合国际标准的，虽然4000美元只是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但正是这个标准才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用邓小平同志自己的话说：“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的分配制度，我们的人均四千美元不同于资本主义国家的人均四千美元。特别是中国人口多，如果那时十五亿人口，人均达到四千美元，年国民生产总值就达到六万亿美元，属于世界前列。这不但是给占世界总人口四分之三的第三世界走出了一条路，更重要的是向人类表明，社会主义是必由之路，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21)
邓小平同志提出的分三步走基本实现现代化的设想，在苏联解体和东欧剧变的新形势下，对于坚定我们的社会主义信念，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早在80年代末，邓小平同志就要求我们对国际形势冷静观察，踏踏实实地推进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在建设过程中逐步体现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他指出：“中国要真正按计划实现第二个翻番，这也就是社会主义的一个成功。到下个世纪五十年，如果我们基本上实现现代化，那就可以进一步断言社会主义成功。……中国稳住了，而且实现了发展目标，社会主义就显示出优越性。”(22)这就是说，不仅基本实现现代化能体现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而且现代化阶段目标的实现也能显示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到90年代初巡视南方看到我国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成就之后，邓小平同志更是充满豪情地讲：“资本主义发展几百年了，我们干社会主义才多长时间！何况我们自己还耽误了二十年。如果从建国起，用一百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那就很了不起！”(23)
从50年代起，中国共产党人一再强调，中国作为一个社会主义大国，应当而且能够对人类社会作出较大的贡献。经过艰难的探索，我们终于找到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使我们的梦想有可能在预定的时期内变为现实。在这个探索过程中，邓小平同志把现代化与社会主义完美地统一起来，作出了自己的杰出贡献，在科学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注释：
① 《毛泽东选集》第四卷第1438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3页。
③ 参见《周恩来选集》下卷第132页。
④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298页。
⑤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130页。
⑥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374页。
⑦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4页。
⑧ 同上。
⑨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7页。
⑩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
(11) 《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401页。
(12)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33页。
(13)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6页。
(14) 同上。
(15)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页。
(16)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3页。
(17)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2页。
(18) 同上。
(19)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0—251页。
(20) 《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37页。
(21)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4—225页。
(22)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20页。
(23) 《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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