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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体系转型中战略影响力上升
高祖贵：世界经济格局变动和国际战略关系重组的深化，推动了现行国际体系的转型，促使已有的国际多边机制进一步改革以强化或重新确定职能；同时，一些新的国际多边机制应运而生。在全球层面，安理会改革是联合国改革中很重要也是最艰难的方面，美英法俄等国2010年明确表示支持印度成为常任理事国，以及印度、巴西、南非、尼日利亚、德国等被选为新的非常任理事国并从2011年开始任期，将对此前一直在进行的政府间谈判起到推动作用。继金融稳定论坛变成金融稳定委员会之后，国际金融体系改革进一步取得进展，世界银行(WB)为发展中国家和转型经济体新增3.13％的投票权；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新增超过6％的投票权，并将继续推进完善股权结构和治理结构的改革。国际原子能机构决定成立核原料银行，在满足和平利用核能的同时，完善和加强防扩散安全机制。
金融危机发生以来，最令人瞩目的国际事件大约莫过于二十国集团(G20)峰会机制的出现。这一机制在应对这场全球性经济危机的进程中，发挥了最重要的政治领导作用，凸显了这一机制的战略地位。经过多伦多和首尔峰会的酝酿，在2011年的法国峰会上，各国将进一步谋求发挥G20作为“全球治理主平台”的作用。
马小军：在当前国际社会普遍质疑联合国的低效，联合国面临巨大改革压力的背景下，G20峰会机制在领导、处理世界经济和全球治理之外，是否有可能成为一种与联合国平行的，解决包括全球安全问题及其他重大国际事务在内的新的国际机制？G20与联合国如何共处，各自发挥自身的国际政治职能.已经成为国际社会需要正视的一个重大问题。无论在G20还是联合国，中国的角色与影响力都变得越来越重要。近年来，无论是在应对金融危机，还是在处置全球安全或重大地区性国际事务方面，中国都发挥了独特的建设性作用，成为推动整个国际体系改革与重塑的主导力量之一。
高祖贵：这轮和平渐进的国际多边机制转型有两个驱动力：一是出于更加有效地应对各种复杂变局和越来越大的全球性挑战的需要，也就是强化全球治理功能；二是让力量不断壮大的新兴大国在国际多边机制中发挥更大的作用，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机制转型的核心是在新的实力对比基础上和新的形势下，对国际权利与义务重新进行分配和实现新的平衡，主线是部分国际权利从占主导地位的西方发达国家向新兴大国划拨。其中，美国作为现有主要国际多边机制的主要缔造者，其意图和现行做法是把欧日等其他发达国家的权利划分给新兴大国，这样既不削弱美国的领导地位，又可以继续主导国际多边机制的重塑。
马小军：我们并不认为国际政治的权力中心正在发生从传统的欧美地区向外部的转移，而是向新兴国家的一种发散与扩展，是国际政治走向民主化的进程。产生于金融危机的G20机制，在国际制度中正发挥着日益重要的经济战略协调作用，也充分体现了中国在越来越重要的国际空间中所扮演的更为重要的角色。我们已经向世界承诺，在中国日益承担越来越多的与自身地位相适应的力所能及的国际责任的同时，中国也将使自身的发展成就惠及国际社会。金融危机发生之后，一直以来由发达国家主导的现行国际体制，在诸多方面越来越不适应发展中国家的发展与新兴经济体的崛起。中国将积极参与包括WTO新规则的谈判、IMF的改革等重大国际议题在内的对现行国际制度的改革，推动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向更加公正合理民主的方向发展。
高祖贵：由于中国在大国系列尤其是新兴经济体中的地位日显突出，所承接的从传统发达国家划拨出来的权利份额自然较大，也是美国主导国际多边机制重塑而力求借助的重要对象。特别是中国已经明确表示邀请南非加入“金砖四国”，并将在2011年主办“金砖五国”首次峰会。在此平台的抬升下，新兴大国特别是中国的国际影响力将得到进一步提升。加上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两大机构中的地位提高，中国在此轮国际多边机制的调整中占据比较有利的态势。这意味着中国具有比较好的条件，可以通过在会议室里和谈判桌上更多地参与调整厘定规则和机制来增进中国的国际话语权和实际权利，并推动进行相应的制度化安排。同时，也应该清醒地看到，既得利益者将极力确保其权利份额，新崛起者终将争取与实力地位相称的权利，这势必导致发达国家之间、传统发达国家与新兴大国之间、新兴大国之间围绕国际秩序重构展开更加激烈的博弈。在这场博弈中，中国同时面临来自发达国家、其他新兴大国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等多方的压力，成为矛盾焦点的可能性仍在继续增大。
马小军：就地区安全机制的转型而言，多年以来世界瞩目的经济快速成长的亚太地区，国际安全机制缺失带来的现实风险与潜在危机正在显现。2010年东亚紧张局势的出现，使得原已趋向于松懈的美日、美韩军事同盟骤然强化，一系列大规模军事演习的举行，引起中国和周边国家的严重疑惑与忧虑。最近，日韩军事合作步伐加快更为引人注目。美日同盟将在总结过去50年历史的基础上，针对“变化中的战略环境”，确定“未来50年”的发展方向。一个由美国主导的美日韩军事同盟呼之欲出。最近一段时间，美国方面极力渲染中国军事力量的增长，一方面不断在东亚地区强化军事同盟，调整军事部署，其战略意图当然令人担忧。在国际社会指责中国安全战略缺乏透明度的同时，中国周边这些军事同盟的强化及其战略意图的极度不透明，不仅加剧了包括中国在内的相关国家的战略疑惑与防范，也已经成为影响东亚安全最大的不稳定与不确定因素。
高祖贵：与此形成鲜明对照的是，中国努力成为亚太地区国际安全机制的积极建设者。上海合作组织经过10年的发展，已经成为维护中亚及其周边地区安全稳定的重要多边机制，还有可能进一步扩大。围绕朝鲜核问题形成的六方会谈机制一再遭受挫折与磨难。近来，在国际社会应对和处置朝鲜半岛紧张局势的过程中，围绕中国政府有关召开六方会谈代表团团长紧急磋商的建议，已出现各方积极回应的迹象，显示了这一东亚多边机制的历史使命并未完结，也凸显了中美双方良好的沟通与相互磋商机制和两国对东亚安全局势的控制能力。
中国与世界的互动正在进入新的历史阶段
马小军：21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已经走来。据世界银行的数据库分析，在国际金融危机之前的2001-2008年间，中国在二十国集团中不仅经济增长率最高，而且经济波动系数最低。金融危机最深重的2009年，中国对世界经济增长的贡献率超过50％，成为世界经济的“稳定器”。2010年，中国的GDP规模超过日本，位居世界第二。可见，在这一轮经济复苏的进程中，中国经济将发挥火车头的引领作用。中国的发展推动世界的发展，世界的发展已离不开中国。中国的机遇已成为世界的机遇。
中国的战略机遇期不是靠谁恩赐的，不是被动得来的，而是自己争取的，是创造出来的。恰恰是过去30年间，我们适时地把握住了稍纵即逝的战略机遇，才使中国的改革开放始终走在正确的战略轨道上，才有中国今天的辉煌与成就。而中国的发展也反过来使我们得以将这一战略机遇期有效地拓展与延伸。今天，中国已经有能力主动创造战略机遇，即中国在国际舞台上自主选择的能力越来越大。中国应当不仅在经济领域继续增强自身的影响力，而且应当开始在全球和地区安全事务、全球公共事务领域的国际议题设计方面发挥自己的独特作用，从而使自身处于有利的战略选择位置。这就是中共十七届五中全会在综合判断国际国内形势之后，做出的“我国发展仍处于可以大有作为的重要战略机遇期”的战略依据。
高祖贵：中国向国际社会发出的信息表明，在未来相当一个时期，国内经济社会的发展仍是中国政治的主题，中国的国际战略与外交政策仍将为此服务。伴随着中国经济体量的继续增大，世界的“中国色彩”无疑也将不断增强，中国对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牵动作用也将变得更加突出。可以预见，外部世界尤其是发达国家和周边国家，在继续搭乘“中国发展快车”的同时，应对“中国崛起”的危机感、焦虑感和紧迫感也会进一步上升，对华心态更趋复杂敏感，疑虑与戒备、防范和牵制增多。中国与世界的互动将步入新的历史阶段，广度和深度前所未有，相互认知的多重落差持续扩大，行为的摩擦明显增多，利益的碰撞日趋深入，舆论的交锋更显激烈，媒体的过招越来越频密，使得中国与外部世界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敏感，不确定性在上升，一旦处理不当有可能引发严重冲突。因此，应当努力推动中国与世界的关系朝着积极良性互动的方向发展。
马小军：必须指出的是，国际社会和西方舆论显然并没有做好应有的准备，应对中国的崛起或说是较快速的发展，也因此影响了其对中国形成公正合理的认识。中国的崛起并不必然意味着其他大国的衰落，也不必然建立在其他国家衰落的基础之上。诸如美国衰落的讨论，其实早已不是第一次了。其实这些话题无非是因美国为自身设计的“全球支配”的战略目标和“至高无上”的战略定位引发的，其表现的只是在这种以不切实际的战略目标之下，美国全球支配地位的减弱而已。与此同时，中国之外的其他新兴国家的崛起也是同样令世界瞩目的大事件。可能出现的前景是，大国之间的发展更为平衡，国际分工更为明确，相互依存更为紧密，共同负起维护和平和共同繁荣的责任。
中国所面临的越来越大的国际压力，不仅来自于国际社会对快速成长的中国的种种疑惑，而且来自于对中国向国际社会贡献公共产品的渴望，来自于对中国在诸多全球性问题、国际和地区安全事务等方面担负相应国际责任的巨大希望。总之，压力不仅是猜疑和疑虑，也更多地包含着许多的愿景与希冀。人们开始认识到，在今天的世界上，全球性问题和重大国际问题的解决，没有中国的参与是不现实的，只有中国与国际社会一道努力合作，诸多难题才能迎刃而解。而对于中国来说，这种压力也成了自身承担更多国际责任的需求与机遇。
高祖贵：中国与世界均须站在新的变化基础上，调整看待彼此的视角和心态，多一些换位思考、少一些单方面先入为主的强加，多一些理解和包容、少一些简单指责甚至蓄意抹黑，多一些克制和耐心、少一些急迫和冒进，为相互调适关系多留时间和空间，加强危机管理，防止矛盾失控。在信息化时代和全媒体时代，所有这些努力都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仰仗于媒体和舆论的表现，也就是话语权的大小及其使用，“说什么”和“如何说”将对“做什么”、“如何做”以及“做的效果”产生巨大影响，因此媒体和舆论应该充分发挥其独特而重要的作用。
从中方来说，应该客观地认识到，如今中外互动所发生的诸多微妙复杂的变化，在相当程度上与中国的崛起紧密相关，是中国参与世界事务的程度显著提高和对国际关系发展的牵动显著增强所产生的效应，是国际社会中的“中国因素”日益突出的表现，具有一定的阶段必然性。各种对中国的批评主要来自主导国际舆论的西方发达国家，这其中有对中国国际地位快速跃升以及由此造成的主要国家地位排序重新洗牌尚不适应的客观原因，有长期享有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优势地位及优越感面临中国快速兴起的冲击而产生的主观不满、失落和抱怨因素，更是以往把中外碰撞和摩擦都片面简单地归咎于中国的惯常做法的延续，还有制造和利用强大舆论压力甚至不惜妖魔化迫使中国在诸多涉及重大利益的问题上妥协屈从进而确保其利益和牵制影响中国政策走向的深层考虑。在很大程度上，这是强者面对弱者走强、既得权势者面对新兴崛起者实现利益诉求等多种现实利益和复杂心态交织纠结的综合体现。我们对中国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具有特殊的长期性、艰巨性、复杂性和敏感性、要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和智力准备。
马小军：和平发展是中国国际政治的主体意识形态，和平崛起或和谐世界口号的提出，并未改变这一主题。中国对于和平发展道路的选择，使得中国与世界经济体系融为一体，高度相互依赖。正如戴秉国所说，所谓中国的战略意图并不像有些人想得那么复杂、那么深不可测，好像我们深藏着不可告人的目的和野心。中国的战略可以概括为“和平发展”四个字，即“对内求和谐、求发展，对外求和平、求合作”。中国不会走军备竞赛的道路，中国军费逐渐增加只是为了保护领土完整这个国家“核心利益”。中国的核心利益，一是中国的国体、政体和政治稳定，即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制度、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二是中国的主权安全、领土完整、国家统一；三是中国的经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基本保障。中国将坚持韬光养晦、积极有所作为。
高祖贵：认识清楚了，行动就可以更加从容、淡定和周全。要坚定自身战略选择和敢于顶住压力，进一步改革开放和加快转变发展力式，始终不渝地坚持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推动建设和谐世界等，在理直气壮地表达诉求主张和坚决捍卫“核心利益”的同时，兼顾对方的关切，积极适应环境变化，积累经验，主动公关，努力塑造有利的国际舆论环境，树立良好的国家形象。
毋庸讳言，中美关系以及中国与西方主要国家间关系之症结，仍是相互之间的战略信任问题。这个问题不解决，就无法从根本上确定彼此间关系的稳固战略基础。而这一症结的解决之道在于，从根本上摈弃冷战思维和行为方式。只有更加全面客观地认识中国的发展和中国的国情，在充分尊重文明与文化差异的基础上，加强接触沟通，共同寻求解决问题的途径，才能促进共同安全、共同发展、共同繁荣。
马小军：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而中美两军关系是两国关系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两国关系中复杂因素较多的敏感领域。过去20年间，中美军事关系曾发生了6次较大的起伏。在经历了2010年的动荡后，建立健康稳定的中美军事关系的重要性凸显。两军关系的发展必须建设和维护一个稳定可靠的政治基础，这就是相互尊重彼此核心利益，而可靠的两军关系有助于减少误解误判，增强两国战略关系的稳定性。中美两军关系发展应遵循“尊重、互信、对等、互惠”的原则，把握正确发展方向。这是中美两国元首关于建设21世纪积极合作全面中美关系共识的重要组成部分，保持中美两军关系健康稳定发展符合双方共同利益。
中美军事交流对解决中美两国之间深层次矛盾会有着不可替代的作用。军事交流涉及两国基本战略互信的培养和建设，既是沟通管道，又是影响、带动两国民间舆论、国民心态的重要手段。军事交流能够在很大程度上增进两国的战略互信。在此次盖茨访华中，中方注意到了美方提出的建立中美两军战略对话机制的积极建议。无疑，中美两国之间既有的战略和经济对话的机制，在两国解决众多政治经济领域的重大问题方面的良好示范作用，已成为中美军事关系战略机制建设的借鉴。但坦率地说，两军关系“回暖”并不意味着双方在一些重大问题，特别是关乎中国国家核心利益的问题上存在的矛盾和分歧不存在了。例如美国对台军售问题、美国国会限制两军交流的相关法案及美舰机在中国专属经济海域长期高频度抵近侦察问题等。这类问题不解决，战略对话机制的建设就会面临障碍和困难。
在中国发展的过程中，国防越是现代化，越要加强中美之间的军事交往，以达到增信释疑的目的。同时，中美在安全与军事领域战略互信的增强，还将推动中日韩之间、中国与东盟国家之间在地区安全暨军事领域互信的增强，推动东亚乃至亚太区域国际安全局面的向好，从而最终推动东亚和亚太国际安全机制的建设。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良好互动，无疑将推动中国与整个外部世界关系的良好互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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