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学说与俄罗斯政治文化——十九世纪至二十一世纪，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俄罗斯论文,二十一世纪论文,说与论文,政治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孔子学说与俄罗斯文化间之相互关系演变在近两百年间已历经两阶段。第一阶段系一长时期——自伟大的俄国诗人普希金开始至戈巴契夫改革止。第二阶段，我个人认为不比第一阶段短，其特性系由集权政体过渡到真正的民主。此二阶段之差别在于：倘在“改革”前，俄国对孔子学说的兴趣是在于理想的人格教育及人类的心灵世界，而第二阶段的重点则是团体及国家的领导问题，孔子学说有关政府及人民的互动原则。
第一阶段
众所周知，在十七世纪，特别是十八世纪时，欧洲经历了对中国狂热迷恋时期。如果说，欧洲贵族对中国物质文化的纯外部反映表现了越来越大的兴趣（模仿中国建筑、园林艺术、灯笼等），那么欧洲的优秀思想家则给中国的精神生活以极大的注意。伏尔泰一方面宣扬开明专制制度，抨击卢梭关于艺术和科学使道德败坏的观点，同时钻研孔子的论据。当然，培养“忠顺臣民”的方法不能不引起他的兴趣；根据伏尔泰本人的说法，其剧本《中国孤儿》乃是“以五幕戏表达孔子道德”。在《道德初探》、《哲学辞典》、《让·涅利谢手稿》等著作，甚至在关于《驱逐耶稣教徒》一文中，伏尔泰都对中国道德赞叹不已。在迷恋、崇拜中国道德及伦理规范方面，伏尔泰并不是只身一人，只要一提法国重农学派的奠基人魁奈就足以说明问题，渠曾因撰写《论中国的专制制度》（1767年）一文而获得“法国的孔子”称号。
文明的俄国也对中国迷恋不已，开始仿效法国行事。俄国精神文化的优秀代表，特别是普希金，对中国人的价值标准发生兴趣。著名的苏联普希金研究家阿列克谢耶夫院士在其研究中指出：“十八世纪由于西方的歪风，东方被蒙上一层庸俗色情的异国情调，但他（普希金）超越了这种偏见，对东方有真正的了解，纠正了他从西方文献中获得的那种对东方的认识。”（阿列克谢耶夫：《普希金与中国》，载《普希金在东方各国》论文集，莫斯科1979年出版，P.58、59、88）普希金不仅读遍在法国与俄国出版有关中国的所有书籍，且从他与当时优秀的中国文化专家比丘林的友好谈话中获得许多珍贵材料（在普希金图书馆中保存有法国汉学家茹利叶的作品。从1828年起在《西藏志》出版后，比丘林将自己所有的作品都赠送给普希金，并写有动人的题词）。普希金的兴趣很广泛，但最令他感兴趣的是孔子的个性教育思想方法。对于研究西方和东方精神文化融合这一问题的人来说，阿列克谢耶夫院士上述研究是极珍贵的发现，因为它以具体的材料揭示了俄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相互渗透的过程。
普希金的长篇叙事诗《叶甫格尼·奥涅金》第一章第一节叙述主人公奥涅金受教育的历史，在构思这个题目时，普希金曾想把中国的思想引入长诗正文，且似乎甚至想吸收孔子的某些价值标准。阿列克谢耶夫写道：“在最晚不过于1823年6 月在奥得萨写成的《叶甫格尼·奥涅金》第一章的草稿上，即在第2369号笔记本第6页左角第6节诗的草稿上有几行涂掉的诗句，这些诗句是：
“中国圣人孔夫子，
教导我们尊重青年——
（既要防止他们步入歧途，）
（又不要对他们妄加责备；）
（只有青年能给我们希望，）
（希望只能……）”
这些诗行虽然涂掉了，但确是普希金亲手所写。阿列克谢耶夫在深入分析诗人的创作思想时写道：“普希金想给奥涅金的历史知识确定一个范围，但他在这方面好像有点犹豫——是否要赋予他从希腊——波斯战争或从罗马时代开始的肤浅的古代史知识呢？还有，奥涅金是否也要了解古代世界文明呢？研究一下上述涂掉的关于孔子的话语来自何处是很有意思的。但普希金的思想没有讲完，讲了一半就中止了，后来干脆从正文中删掉。因此，我们无法了解，在诗人脑海里关于奥涅金所受教育的思想和关于中国圣人的教育思想的见解是如何交织在一起的。他是否曾想起伏尔泰对孔子的热烈赞扬呢？”（《普希金在东方各国》P.71,72）不过， 我们仍要尝试针对这位著名的普希金研究专家所提的问题予以回答。首先，我们要指出，普希金的评价符合事实。孔子的确是一位贤哲，他确曾钻研个性的教育问题，竭力防止个性“步入歧途”。在他的学说中，只有青年在珍视善并渴望学习时，他们才受到尊重。正是想要展示渴求知识的愿望，才能把普希金关于自己长诗主人公受教育的思想和孔子关于教育目的的教导连在一起。而孔子的这些教导，普希金是从他掌握的文献和他与比丘林的谈话中汲取而得。此外，正是想要深入了解中国文化，首先是孔子学说的愿望，才能解释普希金何以一心想要访问中国。在普希金递交访问中国的申请十天后，1830年1月17日， 他接到沙皇御笔批驳之正式回文。此一问题我们认为重要的是，普希金并不认为中国的价值标准是不适用于欧洲人的陌生文化。由于拥有与自己所处时代相应的关于中国的知识，普希金的天才直觉地感觉到，在人类的价值标准观中有某种共同性，否则他便不会去求助于孔子的学说。
在俄国的精神文化中，寻求个性价值共同标准之意向始终未曾泯灭。托尔斯泰即是这种意向的积极促进者。这位伟大的俄国作家所处情况要比伟大的诗人好些——这时已有更多的中国经典译著问世。托尔斯泰迷恋中国精神文化是众人皆知的。有时他直接使用道家和儒家学说的个别论点来证实自己的理论。他在这些学说中寻找能够证明他的宽恕和不用暴力抵抗邪恶的思想是正确的观点。在这方面，我们认为值得注意的是，托尔斯泰认为，或不如说他想像，在孔子学说中，孔子的教育方法——亦即他把哪些价值标准放在首位——是最重要的。布兰热曾在其《列夫·尼古拉耶维奇·托尔斯泰对中国孔子学说的概述》中引用托尔斯泰手稿。以下仅摘录其中第一段：“中国学书的实质是：真正（伟大）的学说教人以至善，使人革除不良习气，有振作图新精神。而想收到最大的效果，必定一，先去治理整个国家。倘立意治理国家，必定二，先去整治自己的家庭。而欲整治自己的家庭，必定三，先去修养自身。要想修养自身，必定四，先正一己心。欲正一己心，必定五，先真诚自己的意念。而要真诚自己的意念，必定六，先增长自己的知识。要想增长自己的知识，就必定七，先探究自身。”（从一注释家说）
托尔斯泰准确地掌握了孔子学说的实质——从“正心”开始到自我修养过程。我们还记得，孟子赋予“心”以何种意义。教育的主要任务就是达到“至善”和“致知”。而教育任务的完成也就造就了真正的人格。正是这些标准成为汉代个性价值标准等级的基础。
普希金和托尔斯泰对早期儒家个性价值标准的迷恋，在苏联汉学奠基人阿列克谢耶夫院士的创造性活动中也得到了合乎逻辑的反映。这位通晓中国文化的大家一生中所走过的道路绝非只撒满了玫瑰花，也有坎坷失意之时。他临终时遗言，盼在他的墓碑上端、装饰著展开的大理石书卷上，以正楷镌刻“不愠”两个汉字（班科夫斯卡娅：《贵在时时心藏两个世界》，载《东方——西方。研究·译述·评论》一书，莫斯科，1985年，P.252）。这两个字取自于《论语》的第一段， 或更确切地说，取自第一段最后一句话：“子曰：……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杨伯峻：《论语译注》，1965年上海出版，P.1 ）孔子的“君子”是他的所有价值标准的核心。
正是这种透过孔子学说对中国心灵文化认知的传统，自普希金、托尔斯泰、阿列克谢耶夫，甚至至二十世纪下半期从未中断。同样在本国曾坐过牢改营、著名的俄罗斯作家、诺贝尔文学奖得主索尔仁尼琴，于1976年接受由 Gosuke Utimura 博士主持的日本电视台访问时曾说，他在狱中对远东的哲学感兴趣，孔子、老子、日本的佛教徒 Yamago Soko为他展开了前所未见的东方心灵世界。索尔仁尼琴向 Gosuke Utimura解释他感兴趣的原因时表示，“在劳改营，我们被强置于这样的处境，除了心灵之外，还能做什么呢？虽然在劳改营里我们受铁窗所限，但其含意是在让人们心灵自我设限”（Niva Zh.索尔仁尼琴《人民的友谊》1990年，N.5,P.241）。Lev Kopelev 在其回忆索尔仁尼琴时曾说：“1948年在Marfin里（牢改营名称，位于莫斯科州内）他将老子和孔子的格言分别记在卡片上”（同上P.241）。很特殊地， 使这种对孔子学说精神遗产认知的传统延续成为普遍性读者水准者， 系著名的俄国神父 Alexander Menj，他在其著名的《在沉默之大门》一书其中一节， 专门描写孔子的一生及其学说。（Svetlov E./A.Menj《孔子的一生 ——在“国外”》1990年，N.40）
第二阶段
戈尔巴乔夫及盖达尔于改革之初，均以西方的国家制度，首先是美国型式为典范，其结果使俄罗斯陷于很深的经济、社会危机。现今俄国国内官员数量是苏联时代的两倍，贫富悬殊差距急剧升高。自改革五年来，占全国百分之十人口之最富者与最贫者收入差距自四、五倍提升为十三、五倍（国家科学院院士N.Petrakov：《当情况不可能更糟时——人们相信奇迹》《公众报》1996年12.10—12.18,P.3）。
索尔仁尼琴认为：“近十年来在俄罗斯境内，整个破坏过程发生的原因在于，当权者庸碌地引用外来的范例，完全忽视人民的自主性、心灵思想及所有俄罗斯长久以来的精神及社会传统。只有摆脱这些方式，才能将国家从现今危亡之际拯救出来”（索尔仁尼琴《有关俄罗斯现况》，《公众报》1996年11.28—12.04,P.3）。
正因俄罗斯领导人无法选择正确的战略方向，使俄国现今处于痛苦的摸索状态。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开始了解，俄国系一欧亚国家，不能不考虑中国文明化的经验。共产党人认为中共模式最适用俄罗斯，而民主人士则认为是台湾。在此条件下，俄国政治家开始重视孔子的学说及儒家在该国现代化过程中所扮演的角色。至于俄国社会，其本身就像是脱离国家，找寻更有前瞻性的复兴之途，期盼能在孔子学说中得到解答。我举出有关儒家及法家学说等书籍在俄国社会意识中所引起的反应为例。在1992至1993年间，由于蒋经国国际学术交流基金会协助，我出版了三本书：《孔子言论》（印行一万本），《商君书》（译自中文及研究所得，再版一千册）及《孔夫子：生活，学说及命运》西元前六世纪至1990年（印行一万本）。对此类书籍之评论，因为专家不多，故通常仅在学术杂志上发表，但这一次，除了许多学术杂志，如《历史问题研究》1994年第4期，《远东问题研究》1993年第4期及《东方研究》1994年第3期外，媒体亦有所评论：《独立报》1993年6月1 日（发行量十万份），《首都》画报（周刊）1993年第29期139页（发行量76353份），甚至连以商人为对象的经贸杂志，如英、俄语发行的《企业人》1993年第39期（发行量十万份）等；而对莫斯科居民来说，最普遍的广播电台“莫斯科回响”甚至将《孔夫子：生活，学说及命运》一书列为获该电台评选为最有趣的书籍之一。我再举一媒体对有关儒家及法家学说等书籍的反应为例：摘录自《书评》周报记者A.Shuplov对我个人的采访； 该文题目为：《孔子学说有助于中国建设社会主义》A.Shuplov 曾提出有趣的问题：“关于俄罗斯正提高对中国文化，尤其是古文化学术书籍之兴趣，您如何解释？”“请略述孔子及商鞅在传统及现代中国历史上所扮演的角色？”。其后，最有趣的问题是“您书中‘主角’的那些论点可适用于当今的俄罗斯？”（《书评》1993年，10,15，发行量76353份）。最具代表性的是，俄国已开始将儒家思想融入政治决策阶层的政治文化新阶段。确实，由于对孔子学说本身理解的程度不同，他们以各种不同的方式运用儒家思想，我仅举出以下三个例子：
一、前任俄罗斯联邦上院副议长A.Dolgolaptev在民主党派， 尤其是“俄罗斯民主抉择党”选战失败后，一方面表示欢迎，另一方面解释叶利钦总统当时不得不宣布达成协议政策的原因时指出：“掌握两种极端的政策，但为了百姓而运用其中庸之道——这是政治中派主义最大的隐喻，亦即我所见过的富正确性的判断能力。”接着，俄罗斯联邦上院副议长A.Dolgolaptev先生于批评叶利钦时， 直接引用孔子的权威：“孔子的‘士’是为了教育‘贤明的执政者’。可以说，俄罗斯民主抉择党于国会选举失败后，我们的总统即面临了运用孔子‘中庸’原则为最好方法之情势”（A.Dolgolaptev《选举的两个幻象，或是游手好闲， 有如俄罗斯政治的综合症状》——《独立报》28,04,94）俄国议员在此运用‘中庸’的原则。
二、属俄罗斯总统直辖的高等法院资讯争议事务主任A.Vengerov教授于读完《孔夫子：生活，学说及命运》一书后告诉我，他曾在一次接受电视采访时承认，他在职务上遵循孔子“和”的原则。的确，他认为我对“和”的解释不完全正确。假如我在书中将“和”解释为“透过不同的意见达成共识”，则据A.Vengerov的看法，司法上更正确的，应解释“和”原则为“同意”；而“同”有如“妥协”。顺便一提，俄国知名的司法学理论家们对孔子学说早已感兴趣，例如现任宪法法院院长 V.A.Tumanov针对我所著的《中国政治史上的儒家及法家》一书，曾在法律性杂志《苏联国家与权利》上撰写评论（莫斯科，1982年）。
三、莫斯科市长Y.Lugjkov 在市府会议中曾批评道路修复工程单位之工作粗糙，及其联合道路工程验收单位之欺骗行为时表示，“据我们市府的验收单位统计，有百分之六十的市区道路及百分之七十的巷道修复得不好，那么请各位算算看，国家验收单位工作的成效有多差？你们的工作就是依据事实测量而获得结果，然而天晓得你们在做什么！哲学捏造和儒家的方法”（《关于莫斯科道路和儒家的方法》——《一周》——《消息报》新闻参考资料，1995年第26期，莫斯科，P.8）。 因为从前我国撰写有关孔子学说的多为哲学家，所以Y.Lugjkov 视其为与生活脱节的哲学。身为未来俄罗斯总统选举较有可能的三位候选人之一，很适合送给他一部“论语”的翻释本。目前在他的政治理念中，儒家思想是被曲解的。
简短的谈谈有关民众意识对儒家思想的了解。近年来在俄罗斯境内，解释任一在儒家文化区等国家中所发生的重大事件时，引述孔子学说已成为良好风范的准则。记者、官员、作家、外交官及从事文化事业者均引述孔子的言论，惟常有扭曲其原意之情况，特别是文字媒体或电视，常不当地引用《论语》作评论（12.7）。 例如： 东正教神父Alexander Menj在分析孔子有关完善政府结构的观点时，将之解释如下：“政府欲名符其实，则其国内应有足够的粮食及军队，其人民应忠于国家”（《国外》周报，1990年，N.40,P·17）。此论点曾于1992年被著名的电视记者——国际问题专家V.Y.Tsvetov在电视节目中引述， 他说：“据孔子之意，正常的国家应有足够的粮食及军队，且应有公开性”。值得称赞的是，他运用孔子的权威以利现今俄罗斯的情况。但各位都非常清楚，孔子谈的并不是忠实——亦即忠诚，更不是谈“公开性”，而是政府的福祉取决于人民对政府的信赖程度。这些错误原因在于，俄罗斯迄今尚未有《论语》学术性翻译作品，其中应纳入大量孔子学说的注解。
我目前在俄罗斯境内致力提倡及宣传的，就是如何运用孔子学说，直接或间接促进政治文化的发展。
孔子政治思想的本质有不少珍贵的遗产：
“乱邦不居”（8.13）
“民无信不立”（12.7）
“举直而措诸枉”（2.19）
这类的原则对俄罗斯的政治文化在二十一世纪将会有很大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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