忧郁及忧郁的几个意象——端木蕻良早期创作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忧郁论文,几个论文,意象论文,端木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东北文学研究
一湖深水，是一首如梦歌谣，荡漾在小小村落旁。湖叫“
鹭湖”。端木蕻良就生长在这湖边。湖的背后，科尔沁旗草原如浩瀚大海，向远方绵延不止。
湖的温婉和草原的辽阔构筑了童年端木蕻良的基本生存背景。它们像植物必需的丰厚养料，深深渗进端木的血脉，对他的性格形成产生了重大影响，同时也为他提供了生命和灵感的滋养。下述这些同样对于端木蕻良具有深刻意义：在那片土地的巨大阴影笼罩下的年少岁月，以及成年后背负国耻家仇四处流落的种种经历，二者相互融合交织，成为他全部精神气质和价值取向的动因。对端木蕻良而言，忧郁几乎占据了他的整个心灵空间。
纵观端木的早期创作（1940年以前），我们就会发现，无论选材取景还是语言风格，都打上了他早年生活环境的烙印。但是，端木的作品又不仅仅限于对那一种特殊地域的单纯描摹和简单抒写，他无法不受到当时时代氛围的熏染。因此，端木的作品，正是他站在烽火四起的国土上，远眺沦陷的故园时发出的急切呼喊。这喊声，显得并不那么嘹亮，却汇合了时代的最强音，代表那一独特地域的声音，故而也是坚韧有力的。总的说来，端木的早期作品，既表现出一种纤细哀婉的气质，又具有某种开阔刚劲的品性。或者说，他自觉承传了传统诗学中典雅、细腻的风格，又有意识地将东北乡土的粗豪与质朴糅合进来，从而在作品中显出别具一格的风骨和力度。
端木的才气本质上是属于诗的。他曾被称誉为“拜伦式的诗人”[1]。他的作品里总有一丝淡淡的诗一般的愁绪在流动。这一忧悒情绪，可以说是端木作品的“内核”和“底色”，它与作品中的其他情绪交汇调和，使作品呈现出丰厚、深沉的情感特征。这缘于端木本人的内心激情，他内心里常常升腾起一股俯首苍茫的悲怆感受——北方一望无际的草原，广漠丰饶的大地，激起他无限的爱恋；成年劳作在那片土地上的人民的苦痛，国破家亡后种种目不忍睹的惨状，引发他难以排遣的悒郁和打破现实状况的愿望。
如果我们对端木的早期作品从上述意义进行考察，即将它们置放到那一具有深厚文化底蕴的广阔背景中，我们无疑会得到这样的印象：正是那片肥沃的土壤孕育了这些作品；它们如开在那片旷野上的花，散发出那一特殊地域的光彩和芳香。我们并非“环境决定论”或“文化决定论”者，但无法否认的是，端木作品所体现的“湖”和“土地”情结，表达的正是他对早年记忆的一次心灵回归，它们作为端木作品的两大主要意象，是其根植于作者意识深处久久挥之不去的结果。
“湖”及其衍化的意象
“湖”这一波光粼粼的意象，在端木早期作品中占有重要地位。许多耳闻目睹的故事，就是在家乡鹭湖边发生的。在湖边，一个婴儿出生了，一头马驹下地了，一棵小苗长成参天大树，一代人生活着又死去。鹭湖面镌刻着这一切。“湖”总是不动声色，它幽暗的水波牵动着端木的思绪。在寒气逼人的东北大地，“湖”以其无可抗拒的沉静姿态走进了端木的艺术视野。
小说《鹭湖的忧郁》被看作是端木的短篇代表作。它以“湖”的深邃意象为我们提供了“端木式”忧郁的典范。小说中，鹭湖超越了仅仅作为故事发生地点的作用，而具有更广泛的涵盖意义，可以说，它既是时代状况的真切写照，也是人的精神处境的折射和浓缩。当我们进入鹭湖浑沌雾气的一刹那，一股巨大的哀怆和郁闷迎面袭来，在这片“闷都都的窒人死命的毒气似的”雾气潮里，我们就像那位少年玛瑙一样，“被精神的疲倦带入一道无比的伤痛与睡眼混和的深渊里，昏噩沉浑的失去了知觉”。通篇布满了令人窒息的沉闷气氛：田地与湖，月亮与雾，惊惶的小女孩与孤独的少年玛瑙，共同编织着郁苦的人间景象。小说没有正面描写人民遭受民族劫难后的深重灾难，而是将之掩没在凄清悲凉的暗夜；也没有让积郁的热情与怒火喷薄而出，而是潜藏于胸臆，形成一股愤极而哀的意绪。这正是“端木式”忧郁的精妙所在。在这里，具象的鹭湖充当了抽象的忧郁的载体，“湖”一旦作为一种情绪的集结，便丧失了其表征意义而指向人的深层痛楚；但这种忧郁不仅是个人的，而且是整个时代的。
由此我们看到，端木巧妙地将个人苦闷和愁怅铺散于广阔的社会层面，从而使作品具有普遍的感染力和思辨意义。这种铺叙技巧，从端木创作较早的小说《乡愁》就初现端倪。《乡愁》不失为《鹭湖的忧郁》的姊妹篇。同样简洁的人物形象勾勒和对话描写，同样小至若无的“日常事件”，叙述也是平淡舒缓。“湖”的意象具体体现为漂浮的白云，它像一只断了线的风筝，寄寓着小主人公“我要回家”的呼喊所传达的浓烈乡愁，淡远的抗争意识作为一抹亮色隐现在一堆麻木的脸孔背后，字里行间有一股化解不开的哀伤。《鹭湖的忧郁》、《乡愁》等小说，一定程度上代表了端木早期创作的心态和总体风格：他胸怀忧愤，急于倾诉，行文时却采取了克制冷静态度，力求以小见大，从普通个人的悲欢展现国家、民族的危难。因而叙述的笔调也是沉郁的，没有激烈宏大的社会生活场面。
在《浑河的急流》、《遥远的风砂》和《憎恨》等小说中沉积的忧郁、哀伤经过时代风云和社会生活的锤炼，固结为一种更为厚沉的情绪。“湖”的意象，在这些作品中分别衍化为河水、风砂等更富特性的意象，湖的平静因愤激而变得湍急不可遏制，湖的清洌增添了风砂的硬度，从而具有更加丰富、深远的象征意义。不仅意象发生了转换，小说风格也随之起了变化：笔调高昂起来，语言简洁明快，且善于跳跃。《遥远的风砂》呈现着塞外风光的苍凉古朴和俚语的诙谐灵动。这是一篇极具地域色彩的小说，它向我们展示了全然塞外特色的风景：“这里没有樱桃园湿润的香气”，马啸是“唯一的声音”，一派苍茫空阔的荒原景观。“忧郁”特质体现在这支具有悲剧意味的队伍那似乎永无尽头不可捉摸的命运征途中，他们孤独的行旅映衬着风砂的肆虐。两个极富个性的人物——脸色铁青外表冷峻的双尾蝎与身材高大性格粗鲁的煤黑子，像两条跃动在塞外的大龙奋勇奔前，无疑成为忧郁色块中的亮点。更重要的是，枪声暗示了小说命意的走向，从而挣脱单纯忧郁的渲染，而达到更加高远、苍凉的意境。另一篇小说《浑河的急流》里，那湍急的浑河流水，记载着猎户们遭受压迫的愤激情绪和奋起抗争的英雄行为，那振聋发聩的吼声传遍莽莽苍苍的原始森林——这是烽火待起的中华大地的一个缩影。主人公水芹子是忧郁的，“浑河的水是浑的，唱着忧郁的歌子”，水芹子的忧郁在于陷入了她自己无法解决的两难境地：要么守住爱情过屈辱庸常的日子，要么为改变命运贡奉爱人，让他去参与抗争。最后她终于选择了后者，将自己的热情投入到滔滔浑河的激流中。在《憎恨》这篇小说中我们感受到了这股激昂情绪的延续。我们在端木后来的作品（包括一些创作随笔和“后记”）中还将看到，有一种被端木称为“憎恨”的情绪一再作为基本情感特质得到表达。小说《憎恨》将这种蕴藏在广大民众心中的激昂情绪上升到极至，如运行在地下的巨火，幻化为一团熊熊燃烧的烈焰的激情宣泄。这种“憎恨”情绪可以看作“忧郁”的某种扩展，“憎恨”其实凝聚着深刻的爱意，“憎恨”执爱与恨之一端，涤荡一切黑暗的浊流，从而将爱升华为歌颂与赞美。
这歌颂与赞美是端木从心底吟出的绵绵无尽的抒情歌谣。端木小说的抒情性是其有别于其他东北作家作品的特色之一。正由于此，端木在作品中表现出极强的文字驾驭能力：他用清新、温婉的笔法，展示的却是一幅幅雄浑壮丽的图画。短篇《风陵渡》、《生活指数表》、《三月夜曲》及中篇《江南风景》、《新都花絮》等等，给人印象深刻的是那桑干河上庞大的“通体是白的”、“如同一条朦胧的透明的醉虾”一般的芦沟桥，是那有着“如同水牛脊背一样平滑、光润的冲击层的线条”的黄河岸，是那嘉陵江畔“红色麦饭似的粘土上流布出的丰饶的禾香气”……经过锤炼的独树一帜的语言闪耀着智慧的光辉，传达着意味深长的美感。
“土地”意象
“土地”无疑是端木作品中最突出的主题意象。如果说“湖”的意象主要体现在端木的短篇小说中，那么“土地”意象反映在其长篇创作中，渗透着更为强烈、浑厚的情绪。“土地”意象的被关注和强调，事实上是对“湖”意象的补充和深化。它作为生命、人格和诗情的高度集结，是端木本人爱与恨最高意义的表达。
“土地是一个巨大的影子，铺在我的眼前，使我的情感重添了一层辽阔。”[2]
“土地传给我一种生命的固执。土地的沉郁的忧郁性，猛烈的传染了我，使我爱好沉厚和真实。使我也象土地一样负载了许多东西。”[3]
是的，经过多年的漂泊和思索，端木终于清醒地意识到，土地才是人的真正的根。他仿佛找到了寄托和归宿，一下子将巨大热情倾注到对土地的歌颂上。端木曾计划写四部连续性的描写土地的长篇小说。从已成书的《科尔沁旗草原》、《大地的海》和《大江》来看，端木的创作实践印证了他所作的宣喻：“我活着好象是专门为了写出土地的历史而来的。”[4]这三部小说连缀成浩瀚的“土地”绵延无边：《科尔沁旗草原》铺开绿浪起伏的原野，《大地的海》绘出深厚的黑色沃土，《大江》更把大地的幅员从东北山林扩展到长城内外、大河上下，从而完成了土地与历史从表现象征到深层内蕴的巨大融合。还应当看到，在这几部小说中，被尽情渲染和讴歌的土地，具有起伏跌宕的情感层次和不断变换的视角：一方面，那些经年在土地上忍辱负重的人们，他们像对自己垂死的母亲一样对土地怀有复杂的感情（空虚、失望的现实情绪和饥馑、掠取的时代处境，使他们面对土地只能大喊一声：“道坏了！”）；另一方面，土地倾注了端木忧郁的泪水，他饱含深情地注视着那荒野上的人民，心中激荡着同样复杂的心绪。遥望土地时的强烈依恋和怅惘，是端木颠沛之中故土意识（由“怀乡病”引起的流亡心态）猛然升级的反映。升级的结果，便是几部关于土地的杰作的产生。
年仅21岁时完成的长篇小说《科尔沁旗草原》，显示了端木作为诗人的艺术才华和史家所具有的伟岸气魄。作者郑重声明：“它写的是以土地为背景的故事。”[5]的确，草原在记忆中留下的印痕太深了，岁月的流逝和沉重的现实没有抹去这份记忆，反而激发他要用文字传达这份记忆的冲动。这部恢弘之作即带有明显的家世底色。小说通过草原上首富丁家的盛衰展开了200年间围绕土地的开发、争夺的演进过程，全面深刻地剖析了以土地为中心的东北社会结构。社会背景的广阔，历史脉络的深远，事件层次的明晰，情感抒发的淋漓，使小说具有史诗品格。
拉开一切苦痛序幕的是一列杂沓的土地逃难者的背影。“这长蛇的征旅，背负着人类最不祥的命运，”成为整个历史进程的生动写照。精明的丁四老爷知道，只要拥有土地，便拥有这土地上的一切，因此土地成为他手中的一把“尚方宝剑”。以丁四老爷为首的地主阶级正是靠土地发迹，又倚仗土地来盘剥人民。这构成了颇具反讽意味的历史事实：土地，千百年来人民在其上用双手播种收获，赖以生生不息，二者本应有着某种割舍不断的血肉联系，然而，土地却最终成了束缚人民的枷锁。这种荒谬的循环怪圈，这种物质和精神的压迫与奴役是令人窒息的。随着时代变迁，一颗颗反抗的种子萌芽了。土地的佃户们秘密聚会，商议着集体拒租，然后远走他乡（这群情激奋的场面一再在端木作品中出现，如《浑河的急流》等）。但由于准备不周密和他们自身存在的狭隘保守等心理意识，佃户们最终被迫达成妥协。他们无法清楚认识到，只有奋起反抗，争取解放——夺回土地，掌握土地，才能获得全面自由。这一主题揭示在一个侧面使端木与五四以来的启蒙传统相接应，折射出他对民众改造的忧患意识。
小说成功地塑造了丁宁和大山这两个相互映衬的人物形象。显然，他们二者之间有着深刻的人格对抗和尖锐的阶级对立。以土地为参照物，一方占有土地，一方寸土全无，由此产生的巨大沟壑，赋予了他们迥异的性格：俨然土地继承者的丁宁，乖戾懦弱，优柔寡断，言行中透出贵族式的骄横恣纵，显示了与土地的本质上的疏离；大山则勇猛果敢，极具号召力和同情心，虽四海为家却与土地有着天然的亲情蜜意。正是土地使他们作出各自的命运抉择，使他们各自为阵，为土地而战。丁宁是受过教育的新型地主，他试图运用自己的聪明才干，挽回已不可逆转的历史命运，最终陷入自我绝望的境地。大山继承了其舅“老北风”的叛逆禀性，他毅然斩断与丁宁一家表面的血缘关系，召集佃户起来造反，并加入了“老北风”的队伍。只有他，才是土地的真正主人。
端木在小说结构上显示出惊人的把握能力。《科尔沁旗草原》将以丁宁为主线的土地兴衰与大山组织佃户进行反抗的衍变交替叙述，有时又纠结在一起，极富层次感和立体感。以丁宁为中心的事件，由丁宁内心情绪的波动串联起来，丁宁从得意自信到无限怅惘的心理转变，暗示了土地命运的深刻变化，小说中不时出现大段对丁宁心理活动的描写，其间父亲在生意场上的败亡，灵子诸人的死，为这一变化本身蒙上了浓重的阴郁色彩。而大山带领佃户们的斗争，有一个萌生——密谋——交锋——妥协——奋起的曲折过程，佃户们在这一过程中表现出的复杂心态也被刻画得透彻生动。
《科尔沁旗草原》的“土地”这一中心意象，既是具象的又是抽象的。具象的土地作为现实的生存环境，演绎着变幻万千的日常生活场景。抽象的土地如悠远模糊的庞大背景，浸透了历史和时代的烟尘。《科尔沁旗草原》赋予土地以“我们古老的种族的全型”的喻意，辽阔的草原大地被比为“中国的唯一的储藏的原始的力”。
“土地”的延伸
土地在《科尔沁旗草原》中主要作为背景（具象和抽象）来完成它的巨大承载力。它集结了一切物的坚韧品性。但是，在随后的作品里，土地进一步被人格化和诗意化，而具有独立的品格：它千疮百孔，痛苦地呻吟和怒号；它与人“屡屡立约”，却一再遭受践踏和遗弃[6]。土地这一“巨大的影子”在《大地的海》与《大江》中漫延成“海”和“江”的广阔意象，极大地丰富了土地动态人格的意蕴。
长篇小说《大地的海》将土地同人民的命运更为紧密地联系起来。“土地”这一社会的至高法则再次得到强调。所不同的是，小说的聚焦点放在面临土地遭受掠夺和蹂躏的人民身上，它把在这特定历史关头傲然屹立于土地上的民众群像推到了历史舞台的前沿，“以雄健而又冷艳之笔，给我们画出了伟大沉郁的原野和朴厚坚强的人民”[7]，并热情歌颂了他们的顽强斗争——“当主人们在大观园里诗酒逍遥将土地断送给敌人的时候，这些奴隶们却想用他们粗拙的力量来讨回！”[8]基于这一点，小说敏锐地透视出一个最质朴的历史本质：当人民被逼得无法在土地上劳作的时候，他们会丢掉幻想，用世代相传的劳动工具同侵略者进行面对面的搏斗，使广袤可爱的大地，汇合成淹没侵略者的汪洋大海。这正是端木将小说取名《大地的海》的深意。组织起来的人民表现出比《科尔沁旗草原》的佃户们更充分的斗志和更成熟的力量，他们不再畏手畏脚，而是坚决顽强地表示了抗争。
如果说《科尔沁旗草原》中的大山形象还略显单薄的话，那么，《大地的海》的主人公来头身上，则集中了十分丰富的性格内涵。他发展了大山的强悍气魄，却又在自己的个性中掺杂进某些感伤的情调：他机智而又忧郁，他时而暴烈，时而沉静，时而激昂，时而哀伤。小说在土地上阴暗的风云变幻中，不时展现来头急风暴雨般的内心世界，他心中充满了对现实的愤懑，对爱情的渴望与焦虑和对未来的无限憧憬。小说将这些穿插于日益紧迫的时代氛围中，穿插于铺天盖地的大地的控诉中，汇合成浩荡的海的奏鸣曲。这样，既体现了主人公极为复杂的多面体特征，又使小说具有摇曳的乐感和绚烂的色调。
来头是一个由盲目到自觉的觉醒者。来头的觉醒表现在两个方面：一方面，来头的觉醒是个体的人的觉醒，他心中升起无限追求——对家、对爱、对美好生活的追求；另一方面，来头的觉醒带动了群体的觉醒，觉醒者的强大感召力引发了沉睡的土地上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土地成了抗击侵略者的战场。但是，来头的觉醒又有着强烈的悲壮意味：他的反抗力量来源于土地的给予——“我什么都能，只要我脚踩住了大地，手握住了土，我什么活儿都会作得很好的”；然而，他终于摆脱不了土地的命运，土地如“大海以一种浑然的大力溶解了他”，“就这样淹没了他们两代”。土地以无可回避的包容性，纳入一切历史进程，它超越时空而具有永恒的象征意义。这种摄人心魄的历史意识，如霍动的冰层冲决现实的樊篱，而流向无限深远的未来。
端木通过《大地的海》对土地的沉思是复杂深沉的，这一思索的行程远远没有终结，恰如来头们探索土地命运的迢迢征途。端木和他的主人公们胸中都怀着遥远朦胧的期冀。这种期冀延伸到《大江》，变得渐渐明朗和清晰。小说《大江》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将“土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这种全新主要体现在端木的视野已经从东北大地延伸到大江南北，从而将对土地的吟咏表达为对全民族的历史命运和神圣使命的热切关注和严峻思索。正如端木本人所说，他之写《大江》，是“侈想从大江日夜奔流中，看到中华民族的投影”[9]。在这里，土地获得大江奔腾的气势，而具有更加刚强伟岸的品格。
《大江》自始至终都张扬着一种活生生的力，这是一种原始的非自觉的求生的强力，一种由土地孕育而来的自发热情和对民族未来的天然信念共同铸就的伟力。在这部“失却了土地的宁静”、大量描写喧嚣军营生活的小说里，贯穿着一个与“土地”相结合、相映衬、拟人化了的整体意象群和一个从“土地”身影之中缓缓走来的理想人物形象，这就是土生土长在山里而后走出来的铁岭。主人公铁岭的成长史，事实上就是土地的成长史，也是一个民族心理的成长史。铁岭身上所散发出的粗豪和强悍气息，正缘于他与土地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他带着混沌未开的反抗意识，辗转于生活的磨炼，经过苦斗和死亡的严峻考验，最终成为坚强的战士，汇入浩荡的“民族的动脉流”。端木在这个人物身上倾注的巨大热忱和他在小说中显示的开阔的“土地”意识，表达了一种催人奋进的召唤和将全民族力量凝聚起来的厚望，也有一丝难以抑制的焦灼感。
至此，我们看到，从《科尔沁旗草原》到《大地的海》再到《大江》，构成了一个连续性的层层递进的整体结构。从大山到来头再到铁岭的逐步转换，既有其内在的一致性或近似性，又具有社会历史变迁和时代演进的象征意义。这三个人物，都有一个从受压迫到反抗，直到拿起武器的成长过程。尽管各自存在着差异，但他们身上都体现出一个民族雄健奔放的气质和决绝自立的复仇冲动。大山、来头和铁岭，是土地的骄傲的儿子，是端木奉献给时代的“直立”的“土地”形象[10]。
在端木的早期创作中，小说的抒情性是一以贯之的。他的几部长篇“土地”画卷也不例外。端木的个人抒情性融注了那个特殊地域的文化意识，并接受了现代意识的浸染，因此他的作品呈现出那里特有的生活景观和文化气息，给人从未有过的新鲜感觉和回味良久的艺术享受。
注释：
[1][10]巴人（黄伯昂）：《直立起来的（科尔沁旗草原）》，载《文学集林》1938年第2辑。
[2][3][4]端木蕻良：《我的创作经验》，见《万象》月刊1944年第4卷第5、6期。
[5]《〈科尔沁旗草原〉重版后记》，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6][8]见《大地的海》，上海新文艺出版社1957年版。
[7]参见1937年《文学》月刊第9卷第1号“编后记”。
[9]参见沈卫威：《东北流亡文学史论》，河南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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