要素再分配效应对我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_人力资本论文

要素再配置效应对中国服务业发展的影响研究，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要素论文,效应论文,服务业发展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F014.3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5656(2014)12-0068-11

      服务业的快速发展可以扩大市场分工、优化产业结构、提高增长质量。在某种程度上，服务业的发展水平是衡量一国现代社会经济发达程度的重要标志，当今世界各国均把服务业定位为战略产业来培植与发展。改革开放三十余年，伴随着中国经济总量的迅猛增长，中国服务业进步明显，表现在增加值由1978年的8.73亿增加到2013年的314.03亿(可比价)，年均增长达到10.8%，超过同期GDP增速，同时对GDP的贡献由23.9%跃升至46.1%，首次超过了工业产业的贡献。这一系列数据充分肯定了中国在经济发展、结构转型方面所取得的成绩，表明一个新型的服务型社会在中国初步建立。但中国服务业的发展依然任重道远，一方面发达国家服务业的产值比重均超过70%，相比之下中国的差距巨大，另一方面中国目前以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为工作主线，发展过程中以能源高耗换取经济增长的模式依然明显，相应致使雾霾频发等环境污染负外部现象愈发严重，正是在这样的现实背景下，中国大力发展服务业就显得极为迫切。

      我国“十一五”、“十二五”规划纲要中明确了服务业发展的总体方向和基本思路，这从国家政策层面对服务业的发展作出了全面部署。加快产业发展，先进的制度设计固然重要，资源的配置则更为关键，合理的资源配置可以优化生产链条、提高要素使用效率，内生并沿袭一条“自我强化”的规模报酬递增的发展路径。中国正处于快速工业化阶段，从世界范围看，这一阶段经济发展主要源自大规模的资本驱动，由于中国城镇化水平不够高，剩余劳动力相对充裕，人口红利依然存在，二元结构特征仍然突出，合理配置资本及劳动力等要素就对服务业的顺利发展起到决定性的作用。事实上，过去三十年，服务业整体快速发展的同时，无论是基于政策的引导抑或是要素本身的趋利属性，要素也在服务业内部各行业之间不断流动与重新配置。因此，研究中国服务业发展过程中的资源配置效应，对于引导要素的准确配置、深层次挖掘服务业的发展潜力，进而推进经济结构调整与产业优化升级无疑具有重要的理论与现实意义。

      二、文献述评

      本文沿着以下两条主线对已有的关于要素配置与服务业发展的文献进行梳理。

      一方面，以“结构红利假说”为主线。该假说是指当要素资源在产业内部由生产力低下的部门向较高部门的流动与聚集，会在节约资源的同时提高产业整体的产量与生产效率。这一观点最早由库兹涅茨(Kuznets，1973)[1]提出，后经钱纳里(Chenery et al.，1986)[2]、露西娅(Lucia，2008)[3]等人证实并运用于西方国家的研究。李(Li，1997)最早在中国验证了该假说，但选择对象是工业产业[4]。自此国内学者开始探索资源禀赋与工业产业效率之间的关系，先后形成了两种截然相对的结论：一种认为资源再配置对中国工业增长不具有有效性甚至是负效应(姚战琪，2009；曾先峰和李国平，2011)[5][6]，即工业产业的发展不存在这种“结构红利假说”；相反，另一种结论则认为“结构红利假说”显著地存在于中国工业产业中(张军，2009)[7]。

      另一方面，以影响服务业生产效率的要素的性质为主线。主要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从生产性要素出发，研究发现我国生产性服务业生产总值的较快增长主要依靠大量的资源投入，属于粗放式经营(吴晓云，2010)[8]，也有结论指出我国服务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主要依靠技术进步推动，但技术效率的低下又严重制约了服务业的发展(许建平和任燕，2012)[9]；另一种从非生产性要素出发，张国强和郑江淮(2010)研究认为提高人均收入、推进城市化发展及增加教育投入等可以显著促进中国服务业的发展[10]，此外，服务业的进步还特别受到环境因素的影响，同时经济开放程度提高明显促进了服务业的发展，而城乡差距的缩小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服务业发展(黄森和蒲勇健，2011)[11]。

      尽管众多学者针对我国要素配置与服务业发展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深入而广泛的讨论，并且也得出了不少富含建设性的结论，但已有研究依然存在些许不足：(1)行业间资源的流动即要素的再配置可以引起产业结构的改变，进而对转变经济增长方式具有关键作用，而现有基于这一视角来考察产业生产率的文献往往集中于工业产业，对于服务业，几乎未见到“结构红利假说”的相关研究；(2)已有关于服务业增长核算的文献基本将劳动要素局限于劳动力这一有形要素，缺乏人力资本的考量，即更多聚焦于劳动投入的数量而非质量。尽管人力资本依附于劳动力上，但二者的经济效应并不统一，前者可以保证产业发展规模报酬递增，而后者则无法做到，且在现今知识经济时代，发达国家已将人力资本视为最重要的生产要素，其价值甚至超过了物质资本，因而，缺失人力资本的关于服务业生产率的研究极有可能导致结果具有较大片面性；(3)现有文献测度服务业增长过程中生产要素的作用时，并未将各种要素的贡献定量地分离出来，从而无法准确度量不同要素的实际价值，自然也无法准确引导生产要素的合理流动与配置。

      有鉴于此，本文将人力资本要素纳入经典的钱纳里模型，基于扩展后的理论范式来分析要素再配置效应对我国服务业增长的影响，试图填补这一研究领域的空白。全文其余部分包括：第三部分，构建加入人力资本的关于服务业增长的核算模型；第四部分，数据采集并处理；第五部分，测度服务业发展中的“结构红利”程度并进一步剖析其影响因素；第六章，根据研究结果提出相关政策建议。

      三、加入人力资本的服务业增长核算模型

      

      由于人力资本一般附着在劳动力资源上，因而假定加入人力资本的服务业总生产函数为：

      

      其中A表示技术水平，这里表征服务业的全要素生产率TFP，其余符号意义同上。

      给(1)式两边取全微分：

      

      结合乔根森(Jor-genson，2008)关于整体产出与行业产出之间关系的研究[12]，本文将服务业整体产出增长率表示为分行业增长率的多玛(Domar)加权求和：

      

      (7)式等号左边的整体全要素生产率的增长率与行业全要素生产率的加权平均增长率二者之差测度了要素再配置对经济增长的效应(Relocation-Effect)[2][13]，记为T。可以看出，资源再配置效应可以分为资本再配置效应、劳动力再配置效应与人力资源再配置效应三部分之和，换句话，整体TFP变化等于行业TFP变化的加权平均值与要素再配置效应之和。

      可以通过要素再配置效应的大小与经济增长率之比来衡量要素再配置在经济增长及结构转型过程中的贡献率。

      行业的要素产出弹性又等于相应要素的产出占行业产出的份额，同时在整体上要素的配置等于分行业要素配置之和，于是(7)式又进一步变形为：

      

      (8)式即是将人力资本纳入经典钱纳里模型后得到的扩展模型[6]。相比较(7)式，(8)式不但在形式上显得简洁，更重要的是其蕴涵的经济学意义更为直观：当资本和劳动力在某一行业的边际产出大于其在服务业整体的边际产出时，要素向该行业的流动与集聚便是有益的，即要素再配置能够提高整体的产出，或者可以说，只有当资本与劳动力在某一行业的边际产出大于其在整体的边际产出时，要素向该行业的再配置才能提高整体产出、优化资源配置，并进而改善经济结构①。

      四、数据选取与处理

      本文的研究区间选择为1994-2011年。选择从1994年开始，一方面在于，1985年我国首次进行了三次产业分类，服务业生产核算开始作为国内生产总值生产核算的重要组成部分，而1994年国家统计局对服务业分类进行了首次修订以更好适应我国的实际国情，另一方面，1992年6月国家提出《关于加快发展第三产业的决定》、1993年底十四届三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若干问题的决定》，标志着我国的经济体制改革与现代化建设进入了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全局性整体推进新阶段，第三产业发展也拉开了新的篇章。选择到2011年结束，是因为2012年国家统计局再次对《国民经济行业分类》进行了修订，新的标准(GB/T 4754—2011)对服务业的口径及范围进行了较大调整②。

      对于第三产业的进一步分类，国家统计局在1985年向国务院提交的《关于建立第三产业统计的报告》中将第三产业划分为流通和服务两大部门，具体又分为四个层次③。但统计局于2003年废止了这一划分，此后对于整个第三产业再没出台细分的规定。从服务业本质讲，其提供的是服务产品，本身具有非实物性、不可存储性及生产与消费同时性等特点，将其进行具体分类实为不易，但从其提供的服务内容看，有服务产业和服务事业之分，其中以增值为目的提供服务产品的生产部门和企业集合称为服务产业，以满足社会公用需求提供服务产品的政府行为集合称为服务事业[15]。据此并结合数据资料的可获得性，本文将服务业的十五个门类划分为“服务产业”和“服务事业”两大产业部门，前者包括“交通运输、仓储和邮储业”与“信息传输、计算机服务和软件业”等7个门类，后者包括“科学研究、技术服务和地质勘探业”与“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等8个门类。

      (一)服务业产值Y

      以产业增加值表示服务业的产值。为了具有可比性，这里以1994年为基期，通过国内生产总值第三产业指数将所有年份的名义值进行平减。换算公式为：各年实际增加值=1994年的名义值×各年基于1994年不变价格的指数。

      (二)资本投入量K

      以固定资本存量来表示资本投入量④，测算固定资本存量最成熟的方法是永续盘存法：

      

      其中，

表示第t年的实际资本存量，δ表示固定资产年折旧率，

表示第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

表示第t年的固定资产投资价格指数，用来将名义固定资产投资转换为以某年为定基的实际投资，从而剔除价格影响。具体变量数值处理过程，可以参考笔者的另一篇文章(刘伟，2014)[17]。初始(1994年)各行业的资本存量由服务业总资本存量劈分得到。

      (三)劳动投入量L

      选择第三产业分行业城镇单位就业人员数量来表示劳动投入量。之所以这样做，一方面因为第三产业主要分布于城镇，另一方面，现有统计资料中涉及第三产业的劳动力数据皆以此口径核算。

      (四)人力资本H

      关于人力资本存量的测度，国内目前主要包括成本法、收益法、教育存量法及多指标综合法等途径。学者们基于不同的研究视角，运用上述方法测算得到的人力资本存量结果往往不尽一致。本文在韩胜娟(2012)就各种测算方法的优劣性进行比较的基础上[18]，结合数据资料的可获取性，选择总受教育年限作为人力资本的替代变量，利用“单一教育指标法”测算了我国服务业各行业的人力资本。

      以上数据大部分通过查询《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2012中国统计年鉴》、《第六次人口普查数据》、《2012中国第三产业统计年鉴》、1995-2012年的《中国劳动统计年鉴》、《中国人口和就业统计年鉴》及《中国固定资产投资统计年鉴》直接得到，剩余部分由作者根据相关原始数据测算得到。

      五、基于要素再配置的服务业增长核算

      (一)服务业整体增长的因素分解

      根据(4)式，服务业整体增长源自全要素、资本量及劳动(包括劳动力及人力资本)的增长，(7)式告诉我们资源再配置效应分为要素的再配置效应之和。因此，将各变量值代入(4)、(7)式可以得到服务业增长的因素分解核算⑤，见表1：

      由表1可以知道，1995-2011年间，服务业整体产值的平均增长率达到10.5%⑥。资本投入的平均增长率超过20%，劳动力及人力资本的平均增长率接近1%，而TFP的平均增长率为-1.25%，说明我国服务业的快速增长主要得益于要素的投入。这可以从要素的贡献率得到佐证：资本的平均贡献超过了100%，劳动的平均贡献合计约6%，而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代表技术水平的TFP的平均贡献为-11.85%。这里需要特别指出的是，由于本文在分析中加入了人力资本，那么其对核算结果的影响究竟如何？为此，本文在(6)式的基础上剔除掉人力资本H，重新进行服务业增长核算以判断人力资本的影响，结果发现此时无论是TFP的增长率或是其对服务业的贡献率均有较大幅度的增长，这一点同黄振华(2008)关于农业增长中人力资本效应的研究结果相一致，他发现在忽略人力资本的情况下测算得到的农业TFP比考虑该因素时的结果普遍高出28.5%[19]，这些结论证实了人力资本因素对产业增长核算具有重要影响，这将是本文后续研究的重点，同时也提醒相关学者进行此类研究时需加以重视。

      分阶段来看，1995-2002年间，服务业整体产值的平均增长率稍低，为9.77%。要素投入中资本的平均增长率最高，为19.65%，劳动力及TFP均为负增长。要素贡献中，资本的贡献率处于绝对高位，劳动力及TFP的贡献率为负值。2003-2011年间，整体产值的平均增长率有所上升，达到11.23%。要素投入中资本平均增长率依然最高，超过20%，劳动力及人力资本也有所增长，TFP增长为负。相比上一阶段，资本贡献率有所下降，但仍超过100%，劳动力的平均贡献有较大提升，由负值上升为11%，而TFP贡献率下降明显。

      

      总体上，我们可以认为过去20年间，尽管我国服务业增长较快，但属于要素尤其是资本驱动的结果，这鲜明地揭示出我国的产业发展遵循了快速工业化国家经济发展进程中所必然经历的典型增长模式：资源要素积聚的粗放式发展而非技术进步推动的质量效益型增长。

      (二)要素再配置效应

      为了更清晰地验证我国服务业增长过程中是否具有“结构红利”以及这种红利的效应究竟如何，我们结合表1将服务业整体增长率、服务业整体TFP增长率、服务业分部门加权平均TFP增长率以及要素再配置效应一并展现在图1中。

      从图1可以发现，服务业整体TFP增长率与部门加权平均TFP增长率二者同整体产出增长率变化趋势在某些年份较一致，说明TFP对服务业的发展在部分年份具有影响，而整体TFP变化同部门加权平均TFP的变化几乎完全一致，说明前者几乎完全受后者影响，相应表明要素再配置效应极为低下。结合表1，1995-2011年间，服务业整体TFP的平均增长率为-1.25%，其中部门加权平均增长率为-1.36%，绝对值上高于前者，而要素再配置效应为0.11%，即要素在行业之间的流转平均每年促进整体TFP增长0.11个百分点，或者说平均每年可以避免整体TFP下降0.11个百分点，说明我国服务业增长过程中表现出一定的“结构红利”。这同样可以从资源再配置效应的贡献率得到佐证：要素再配置效应的平均贡献率仅为1.04%。

      

      图1 我国服务业整体增长过程中的要素再配置效应

      分阶段来看，1995-2002年间，服务业整体TFP的平均增长率为-0.56%，其中部门加权平均增长率为-0.26%，要素再配置效应为-0.3%，且TFP及要素再配置效应的平均贡献均为负值，说明这一时期我国服务业增长过程中并不存在“结构红利”。2003-2011年间，整体TFP的平均增长率下降到-1.86%，其中部门加权平均增长率更是下降到-2.34%，而要素再配置效应上升至0.47%，即要素在行业间流动平均每年促进整体TFP增长0.47个百分点，同时，TFP的平均贡献率跌至-16.59%，而要素再配置效应的平均贡献率上升至4.21%，说明这一时期我国服务业增长过程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结构红利”。

      总体上，过去20年间服务业整体全要素生产率增长率为负值，尽管要素再配置效应及其贡献率均为正值，但过于偏小，所以可以认为我国服务业增长过程中的“结构红利”极为微弱。本文结果同曾先峰和李国平(2011)研究发现的我国工业增长过程中“结构红利发挥了一定作用，但并不显著”的结果基本一致。

      (三)要素再配置效应的分解

      根据(7)式，将1994-2011年间我国服务业增长过程中的要素再配置效应进行分解⑦，发现尽管有些年份不同要素的再配置效应互有正负，但总体上，资本的再配置效应(0.06%)要高于劳动的再配置效应(0.05%)，而后者中，劳动力的再配置效应(0.03%)又稍高于人力资本的再配置效应(0.02%)。不同阶段中，1994-2002年间各要素的再配置效应均为负，尤其资本的负效应的绝对值高于劳动的负效应的绝对值，2003-2011年间不同要素再配置效应表现差异较大，多数年份资本再配置效应为负，劳动再配置效应转为正向，其中人力资本的再配置效应有相对较高的增长，总的要素再配置效应为正。

      (四)服务业“结构红利”微弱之剖析

      上面的研究结论指出我国服务业整体增长过程中要素再配置的作用极为微弱，即“结构红利”不明显，这就对我国加快发展服务业、积极转变增长方式、建设服务型国家提出了严峻的考验，那么如何提高要素的再配置效应？有关要素使用规则的基本经济学原理告诉我们，当要素从边际产出低的部门流入边际产出高的部门，其再配置效应就为正，合理的要素配置必然会提高整体产业的产能及生产率水平，反之，当要素逆生产效率而流动，其再配置效应就为负，导致资源出现错配，进而降低整体产能及生产率水平。要素再配置的最终结果依赖于正向和负向的再配置效应的大小，如果再配置正效应大于负效应，那么要素再配置就产生正向影响，反之则为负向影响。

      我们先来分析资本再配置效应。表2汇报了1995-2011年间我国服务业的“服务产业”和“服务事业”两大分部门及服务业整体的资本投入量的变化率及其边际产出，如果资本变化率为正，则表示资本流入，否则即为流出。由表2可以看出，绝大多数年份服务产业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高于服务事业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但资本并没有遵循竞争性的要素使用规则，即并未完全从服务事业部门流向服务产业部门，可以发现，在1995-2004年间两个部门的资本量均有所增长，但资本更集中于服务事业部门，逆效率流动的负向再配置效应大于正向效应，致使这一时期资本的再配置效应为负。在2004年以后，资本开始更多地集聚于服务产业部门，正向的再配置效应开始大于负向效应，使得再配置效应也转为正值。总体来说，资本的非规则使用影响了结构红利的发挥。同时，根据(8)式的分析，我们对服务业整体与部门的资本流向及其边际产出进行对比可以更容易得到该结论，表现在服务产业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平均值(0.4793)高于服务业整体的平均值(0.4532)，但该部门资本的平均增长率(0.1981)却低于服务业整体的平均增长率(0.2017)，反过来，服务事业部门的资本边际产出平均值(0.4491)低于服务业整体的平均值，但该部门资本的平均增长率(0.2109)却高于服务业整体的平均增长率，直观地反映出资本在这两个部门间的逆效率流动，从而制约了再配置效应。

      

      我们的分析表明正是资本的错配决定了其在服务业生产中低下的再配置效应。那么其原因是什么？根源在于我国政府主导的具有金融垄断性质的投融资体制。一方面，国家通过国有银行的绝对优势融资地位集聚了大量的金融资产，而在信贷市场上又做出歧视性的选择，使得体制内企业由于同政府的良好关系或者“预算软约束”等而易于获得资本，相反，代表市场先进生产力方向的个体企业反而受制于信贷约束而举步维艰，创新乏力，这就造成了资本配置的扭曲。查询《中国金融年鉴》可以发现，过去十年间服务业平均获得了社会信贷总量的64.5%，而其中仅有21.7%投向了民营服务业机构；另一方面，各级政府直接或通过城投公司等机构间接行使投资人角色，占用了大部分的社会资本。统计数据显示，过去十年间，服务业固定资产投资中，国有经济同集体经济等国有成分投资额平均超过65%，而且还有大量的“挤出效应”没有包含在内。更直观的证据表现在，1995-2004年间，服务事业部门中的“水利、环境和公共设施管理业”及“文化、体育和娱乐业”等行业的固定资产投资涨幅年均超过27%，大大高于其他行业，而这些部门正是国家主导的大规模资金的投向，行政性的资金调配抑制了资本的再配置效应，呈鲜明对比的是，2005年以来，以“交通运输”、“计算机服务”为主的服务产业部门取代服务事业部门成为资本的集聚地，尤其以房地产业最具代表性，平均每年吸收了超过30%的金融机构新增贷款及25%以上的固定资产投资，资金在这些部门的流转更为偏向市场性，从而体现出了一定的再配置效应。可见正是因为国家对金融领域的控制，而同时又缺乏必要的激励与约束机制致使资本失去了其“逐利”的本质属性，扭曲的配置及僵化的运作导致了规模报酬递减、重复建设、浪费严重等不良后果。

      再来分析劳动再配置效应。考虑到虽然劳动力及人力资本的再配置效应大小有所差异，但作为抽象的生产要素的人力资本由具体的劳动力所承载，其依附在劳动力上自然随着劳动力的流转而在不同行业之间进行再配置，因而二者经济作用的发挥必然受共同的因素影响，所以这里主要对劳动力微弱的再配置效应加以分析。表3汇报了1995-2011年间服务业两大分部门及整体的劳动力投入量的变化率及其边际产出。可以看出，服务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产出一直高于服务事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产出，但劳动力同样没有遵循竞争性的要素使用规则，并未完全从服务事业部门流向服务产业部门，甚至在1995-2005年间恰好相反，这一时期劳动力完全逆生产率而流动，边际产出高的服务产业部门处于劳动力净流出(除1996年及2003年)，而边际产出低的服务事业部门却处于劳动力净流入(除1999年及2001年)，劳动力在两个部门间的逆效率流转致使其再配置效应为负。直至2006年起，劳动力才开始净流入并更多地集聚于服务产业部门，相应的正向再配置效应超过负向效应，其最终再配置效应也转为正值并有所上升。这同样可以根据(8)式对整体与部门的劳动力流向及其边际产出进行对比得到，表现在服务产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产出平均值(0.5133)高于服务业整体的平均值(0.3091)，但该部门劳动力的平均增长率(-0.0012)却低于服务业整体的平均增长率(0.0063)，反过来，服务事业部门的劳动力边际产出平均值(0.1639)低于服务业整体的平均值，但该部门劳动力的平均增长率(0.0162)却高于服务业整体的平均增长率，直观地反映出劳动力在这两个部门间的逆效率流动，从而制约了再配置效应，进而影响了结构红利的发挥。

      与关于资本的分析相一致，劳动力再配置效应的低下同样因为其失当的配置，根源在于劳动力市场用工机制的扭曲及供求结构的失衡。一方面，受计划经济条件下用工制度的影响，目前中国劳动力市场仍存在较明显的“双轨制”用工，尤其表现在体制内企业中的“同工不同酬”、“正式工与临时工”等制度安排，且国有企业因其各项社会保障措施与福利相对完善，这就必然激励劳动力通过各种途径流入，导致人员冗繁，生产率下降，而同时以市场为导向且贡献了主要产值的大量中小企业却陷入用工荒，某种程度上也造成了劳动力结构的失衡。这种劳动力逆边际规则流动的现象在服务业中尤为明显，服务事业部门主要提供社会公共物品与服务，其蕴含的“体制红利”自然吸引了劳动力的大量流入，这由表3可以看出，从上世纪九十年代中后期开始，市场化的改革浪潮及金融危机导致服务产业部门出现劳动力净流出，致使再配置效应下降，而在2006年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服务产业部门福利待遇随生产水平的进步而不断增长，劳动力开始聚集并产生一定的正向再配置效应。另一方面，随着农业生产力水平的快速提升，有限的土地对农业劳动力的承载与消化水平逐渐下降，再加上城镇化率依然不够高，短期内农村剩余劳动力仍将大量涌向城市，给城镇劳动力带来就业压力，必然造成劳动力市场总体的供大于求，因而自然有部分技能水平低的劳动力流向边际产出低的行业，造成了劳动力的再配置效应下降。此外，带有我国特色“体制分割属性”的户籍制度与引致收入差距逐步拉大的不合理的收入分配制度也在很大程度上阻碍了劳动力自由合理的流动，这些制度藩篱同样造成了劳动力资源的错配。

      

      本文基于纳入人力资本的经典钱纳里模型，来考证我国第三产业发展过程中要素的再配置效应。研究发现，1994-2011年约二十年间，我国服务业整体的快速增长主要源自要素尤其是资本的推动，资源密集型的粗放式发展特点依然明显，几乎不存在要素再配置的“结构红利”，同时在忽略人力资本的情况下将会高估服务业TFP的增长率及其贡献率。资源错配导致了要素再配置效应的低下，而造成我国资源错配的本质原因在于政府主导的具有金融垄断性质的投融资体制以及劳动力市场用工机制的扭曲及供求的失衡。

      提高要素的再配置效应，充分释放“结构红利”，对于我国服务业及其它产业的发展至关重要，关键在于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一方面，要简政放权，逐步放开资本市场的管制，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不断纠正政府作为市场投资主体的错位问题，从根本上改革我国政府主导的投融资体制；另一方面，要进一步加快企业用工机制改革，完善并落实社会保障体系，促进户籍改革落地以及着力改善收入分配制度，切实打破各种制度藩篱实现劳动力市场的供需平衡与合理配置。

      ①这一过程中，人力资本依附在劳动力上，随劳动力的流转而同时发挥再配置效应，只是二者大小不同而已。

      ②事实上，2003年国家统计局对三次产业划分进行了二次修订，公布了(GB/T 4754-2002)标准，相比1994年的标准，对第三产业添加了“国际组织”并移除了“农、林、牧、渔服务业”，但由于国际组织不属于我国的常住单位，且农、林、牧、渔服务业增加值的规模不大，因而总体上服务业的统计值差别不明显。

      ③具体细节请见：许宪春.中国服务业核算基期存在的问题研究[J].经济研究，2004，(3)：20-27.

      ④经济核算中的资本投入量，准确是指年实际投入生产的资本服务量，是一个流量概念，但由于资本的使用者往往是资本的所有者，因而不存在一个市场化的资本租赁价格能够对资本的实际使用进行准确地度量，在这种情况下，不得不以资本的存量数据来代替资本的流量数据[16]。

      ⑤(4)式中的可通过具有一次齐次性的C-D生产函数来计算获得。

      ⑥由于本文测算的需要，这里的平均增长率为所考察时间段内的年增长率的平均值，而并非年均增长率，下同。

      ⑦限于篇幅，各年的要素再配置效应的分解结果没有完整汇报，有要求者可以联系作者索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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