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学的重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美学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讨论了中国当代美学的困境之后①，美学的重建依然是一个难题——甚至显得越发艰难了。这使我们意识到批评比建构似乎容易得多。
然而，批评的目的毕竟是为了建构。因此，我们仍将在艰难中前行。
美学的重建应该从中国当代美学的局限性开始，换言之，中国当代美学的局限性就是美学重建的逻辑起点。
一
中国当代美学的局限性，在于把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简单地等同起来，之所以如此，关键在于它的思路是理性主义的。②因此，对于理性主义的拒绝，使得美学的重建有了令人信服的合法性。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以非理性取消理性，而只是意味着拓展美学的指导原则，实现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从而做到真正作为美学家来说话，说美学自己的话。
这里的拓展美学的指导原则，是说美学应该把实践活动原则扩展为人类生命活动原则。至于实现美学研究中心的转移，则是说美学应该从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的差异性入手，以人类的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生命活动作为自己的逻辑起点。
实践原则，体现着马克思哲学思想的基本精神，也是他所带来的哲学变革的根本指向。然而，它本身同时又是一个期待着阐释的原则。在一定时期内，人们把它理解为唯一原则，认为一切问题都可以直接从中得到说明。然而，现在看来，这种“理解”也许仍只是一种关于实践原则的阐释系统而已③。在我看来，实践原则并非唯一原则，而只是根本原则。人类的生命活动确实以实践活动为基础，但却毕竟不是“唯”实践活动。因此，我们应该把目光拓展到以实践活动为主要组成内容的人类生命活动上面来，从实践活动原则转向人类生命活动原则，而这就意味着：美学要在人类生命活动的地基上重新构筑自身。
我这样讲，理由在《实践美学的本体论之误》中就已经略有提及。这就是：实践活动原则虽然在结束传统哲学方面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但却毕竟仍然只是一个抽象的原则，只有以实践活动为基础的人类生命活动原则才可以把它展开为一个具体的原则。
且看实践活动原则在结束传统哲学方面是怎样起到决定性的作用的。
就西方传统哲学而言，众所周知，从古代迄近代，虽然存在着对于“世界的本原是什么”以及“能否或怎样认识世界的本原”的差异，从表面看，有所不同，但事实上，它们只是或者抓住了人类生命活动的物质方面④，或者抓住了人类生命活动的精神方面，就其根本而言，却又都是从抽象性的角度出发建立自己的体系，抽象性，是其根本的特征。
人类的思辨历程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最初，无疑是开始于一种抽象的理解，或者是抽象的外在性：这意味着奉行实体性原则，总是抓住世界的某一方面，固执地认定它就是一般的东西。在人类从自然之中抽身而出的古代社会，这样刻意强调人同自然的区分，固然是一大进步——由此我们不难理解希腊哲学家泰勒斯声称“水是万物的本原”，为什么在西方哲学史中总是被认定为哲学史的开端，并且享有极高的地位，它意味着西方人真正地走出了自然，开始把人与自然第一次加以严格区分，开始以自然为自然，不再以拟人的方式来对待自然——但却毕竟只是一种抽象的自然，而且无法达到内在世界。或者是抽象的内在性：这意味着奉行主体性原则，总是抓住主体的某一方面，或者是人区别于动物的某一特征，如理性、感性、意志、符号、本能，等等；或者是人的活动的某一方面，如工具制造、自然活动、政治活动、文化行为……等等。固然，这在强调人同内在自然的区分上是十分可贵的，通过这一强调，人才不但高于自然，而且高于肉体，精神独立了，灵魂也独立了。“目的”从自然手中回到了人的手中，古代的那种人虽然从自然中独立出来，但却仍旧被包裹在“存在”范畴之中的情况，也发生了根本的改变。通过思维与存在的对立，人的主体性得到了充分的强调。诸如，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可以看作这种强调的一个标志。唯理论与经验论则是对于主体性的两个方面的强调，而康德进而把认识理性与实践理性作了明确划分，从而成功地高扬了人类的主体能动性。但却毕竟仍是一种抽象的主体。后康德哲学则开始尝试从抽象的外在性与抽象的内在性的对立走向一种具体性，以达到对于人类自身的一种具体把握黑格尔把历史主义引进到纯粹理性，以对抗非历史性，提出了所谓思想客体，费尔巴哈则引进人的感性的丰富性以对抗理性主义对人的抽象，提出所谓感性客体，但他们所代表的仍旧是唯心主义或唯物主义的抽象性。⑤现代哲学也不例外，或者划定理性的界限，或者转而关心非理性的方面，借助于对这些方面的夸大，起到了一种对于人类自身的一种具体把握的追求的补充效应，但也仅此而已，也只是抓住了非基础性的方面。正如施太格缪勒说的：存在哲学和存在主义的“本体论都企图通过向前推进到更深的存在领域的办法来克服精神和本能之间的对立。”⑥而且，在其中心灵与世界的抽象对立始终存在，虽然不再简单地归于一方了。
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活动原则则正是上述抽象对立的真正解决。⑦最终解除外在性与内在性的抽象对立而达到一种具体性，达到一种对于人类自身的具体的把握的，正是人类的实践活动。在实践活动中，不再用一种抽象性取代另一种抽象性，抽象的客体与抽象的主体真正统一起来了，抽象的物质与抽象的精神也真正统一起来了，转而成为实践活动的两种因素。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马克思才说：“不在现实中实现哲学，就不能消灭哲学，不消灭哲学，就不能‘使哲学变成现实’”。⑧
但也正是因此，我们就不能不指出，马克思实践活动原则的提出，并非人类克服抽象性原则的结束，而只是开端。道理很简单，假如离开了人类生命活动的方方面面的支持，单纯的实践活动原则只能是一个抽象的原则。⑨马克思在当时格外突出了实践活动，主要是因为传统哲学最为忽视的正是这个作为人类生命活动的基础的东西，同时也因为人类对于自身生命活动的方方面面的研究还没有开始，还不可能把它展开为一个具体的原则。因此我们在注意到实践原则的基础地位的同时，也无须把它夸大为唯一的原则。迄至今日，当我们面对把实践活动展开为一种具体的原则的历史重任，尤其是当人类已经在方方面面对于人类的生命活动加以研究之后，无疑有必要同时有可能把它扩展为人类的生命活动原则。⑩这样，从实体原则——主体原则——实践活动原则——生命活动原则，应该说既忠实于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又充分体现了发展着的时代精神，在我看来，这正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题中应有之义。(11)
二
美学从实践活动原则扩展为人类生命活动原则的结果，又必然导致美学的研究中心的转移。
人类生命活动原则使我们有可能从更为广阔的角度考察审美活动。这使我们意识到：实践活动相对于审美活动来说，只是某种基础性的存在，但却并非审美活动本身。传统美学强调两者完全无关，显然是错误的，中国当代美学强调两者大同小异，也同样无法避免某种片面性的存在。正确的做法是：找到一个在它们之上的既包含实践活动又包含审美活动的类范畴，然后在这个类范畴之中既对实践活动的基础地位给以足够的重视，同时又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对其它生命活动类型的相对独立性给以足够的重视。毫无疑问，这个类范畴应当是人类的生命活动，而实践活动、审美活动（包括艺术活动）以及理论活动则是其中最主要的生命活动类型。那么，美学的研究中心是什么呢？无疑应该是相对独立于实践活动的审美活动，不过，需要强调一下的是，假如从不“唯”实践活动的人类生命活动原则出发，那么应当承认：这里的审美活动不再被等同于实践活动，而被正当地理解为一种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12)
这样，传统美学的或者以美、以美感、以审美关系、以艺术为研究中心的失误也就从根本上得到了匡正。我们不难发现：传统美学一直纠缠不休的被抽象理解了的美、美感、审美关系、艺术，实际上只是审美活动的若干方面，例如，美不过是审美活动的外化、美感不过是审美活动的内化、审美关系不过是审美活动的凝固化、艺术不过是审美活动的二级转化，等等(13)。因此，传统美学无论是以美为对象，还是以美感、审美关系、艺术为对象，都是遮蔽了审美活动本身的必然结果，都是一种实体思维或主体性思维。而全部美学史也无非是一部对于人类的审美活动的抽象理解的历史而已。或者无法准确说明主体，或者无法准确说明世界，而要恢复美学研究的真正面目，就要把这一切通括起来，转而去寻找它们的根源，否则，美学研究就会永远停留在一种我一再提示的那种“无根”的困惑状态之中。而一旦以审美活动作为它们的根源，就会意识到：自古以来纠缠不休的美与美感的对立，无非是具体的审美活动内部的两个方面的对立，我们之所以视而不见，只是因为我们对于审美活动的抽象理解所致。换言之，假如说，美是什么是古代的问题，美感是什么是近代的问题，那么，审美活动如何可能以及在此基础上的美如何可能，美感如何可能，则是现代的问题了。于是，美学基本问题从对于美或者美感的研究转化为对于审美活动的研究。美学本身也转而出现一种全新的形态。
当然，以审美活动为美学研究的中心，也并非我所独创。然而，我所说的审美活动却与其他美学家有着根本的不同。在那些美学家看来，审美活动只是一种把握方式、一种形象思维活动，把审美活动理解为一种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是他们所不能接受的。在他们那里，实践活动成为决定一切的东西，但却未能进入到超越性的生命活动的层面，结果，他们错误地保留了主体与客体、美与美感的给定性，虽然言必称实践活动，但却只是以实践活动作为联结主体与客体、美与美感的桥梁，从未深刻意识到人类与自然之间固然存在连续性，因此才能够反映外在世界，但人类与自然之间更存在着间断性，否则人类就不可能从自然界中超越而出。结果，充其量也只能是在物质本体论的基础上去强调主观能动性，然而，这又怎么可能？须知，在此基础上两者之间的矛盾是根本不可调解的。最终，只能或者抽空物质世界，或者抽空主观能动性，或者美被美感所点燃，或者美感是美的反映。就后者而论，主观性被还原为客观性（全部内容无非是通过反映而得到的客观性）、主观能动性被还原为物质决定论，人的主体地位，就是这样成为一纸空文。生命活动的超越性不见了，剩下的只是对于客观的反映性，人对现实的超越变成了自然通过人所达成的自我超越，人的自由变成了对于必然规律的服从，人的主观能动性变成了对于客观规律的主动服从……不难看出，这类对于审美活动的提倡，只是为了设法回避矛盾，取消矛盾，在理论上把实际存在的矛盾一笔抹杀，因此才会不断把主观性还原为客观性、把精神还原为自然，或者把自然还原为精神、把客观性还原为主观性……最终自觉不自觉地重蹈了旧唯物主义的覆辙。由此，我不禁想起了马克思的一句名言：“这种对立的解决决不只是认识的任务，而是一个现实生活的任务，而哲学未能解决这个任务，正因为哲学把这仅仅看作理论的任务。”(14)确实，要解决美学的千古大谜，关键不在于不断地还原，而在于找到一个更高的范畴，把它们统一起来，“主观主义和客观主义，唯灵主义和唯物主义，活动和受动，只是在社会状态中才失去它们彼此间的对立，并从而失去它们作为这样的对立面的存在；我们看到，理论的对立本身的解决，只有通过实践的方式，只有借助于人的实践力量，才是可能的。”(15)这意味着：主体与客体、美与美感的对立，在审美活动中是同时存在的，因此也就应该相应地加以解决，而不能通过还原的方法回避。换言之，应该在审美活动的基础上，既在自然对象的面前承认人类的主体存在，也在人类的主体存在的前面承认自然对象的存在；既在客观性面前承认主观性，也在主观性前面承认客观性；既承认自由的实现应该以对于自然规律的认识为前提，也承认自由的实现本身应该是对于现实的超越。而这就必然导致把审美活动合乎逻辑地理解为一种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16)
事实也确实如此，假如从不“唯”实践活动的生命活动原则出发，那么应当承认，审美活动无法等同于实践活动，它是一种以实践活动为基础同时又超越于实践活动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具体来说，在人类形形色色的生命活动中，多数是以服膺于生存的有限性为特征的现实活动，例如，向善的实践活动，向真的科学活动，它们都无法克服手段与目的的外在性、活动的有限性与人类理想的无限性的矛盾，只有审美活动是以超越生存的有限性为特征的理想活动（当然，宽泛地说，还可以加上宗教活动）。审美活动是以向真、向善等生命活动为基础但同时又是对它们的超越。在人类的生命活动之中，只有审美活动成功地消除了生存活动中的有限性——当然只是象征性地消除。作为超越活动，审美活动是对于人类最高目的的一种“理想”的实现。通过它，人类得以借助否定的方式弥补了实践活动和科学活动的有限性，使自己在其它生命活动中不能得到发展的能力得到“理想”的发展，也使自己的生存活动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一种完整性。例如，在向真向善的现实活动中，人类的生存、自由、情感往往要服从于本质、必然、理性，但在审美活动之中，这一切却颠倒了过来，不再是从本质阐释并选择生存，而是从生存阐释并选择本质，不再是从必然阐释并选择自由，而是从自由阐释并选择必然，也不再是从理性阐释并选择情感，而是从情感阐释并选择理性……(17)这一切无疑是“理想”的，也只能存在于审美活动之中，但是，对于人类的生命活动来说，却因此而构成了一种必不可少的完整性。
在这里，审美活动的超越性质至关重要。审美活动之所以成为审美活动，并不是因为它成功地把人类的本质力量对象化在对象身上，而是因为它“理想”地实现了人类的自由本性。阿·尼·列昂捷夫指出：最初，人类的生命活动“无疑是开始于人为了满足自己在最基本的活体的需要而有所行动，但是往后这种关系就倒过来了，人为了有所行动而满足自己的活体的需要。”(18)这就是说，只有人能够、也只有人必须以理想本性的对象性运用——活动作为第一需要。人在什么层次上超出了物质需要（有限性），也就在什么程度上实现了真正的需要，超出的层次越高，真正的需要的实现程度也就越高，一旦人的活动本身成为目的，人的真正需要也就最终得到了全面实现。这一点，在理想的社会（事实上不可能出现，只是一种虚拟的价值参照），可以现实地实现；在现实的社会，则可以“理想”地实现。而审美活动作为理想社会的现实活动和现实社会的“理想”活动，也就必然成为人类“最高”的生存方式。
三
审美活动的超越性质使它终于有可能克服和超越主客二分的层面，走向了非二元性、非实体性的层面。在理性主义的影响下，人类已经习惯于“在世界之外思考”，他不断地把生命活动对象化、概念化、逻辑化，自以为这就是生存活动的全部意义之所在，但实际上只是一种自我欺骗：特定思维方式及其思维手段决定了它与人类理想的生命活动的格格不入。但在审美活动之中，这一切却截然不同了。审美活动不同于其它活动，它进入的实际是一个“洪钟未击”的世界。它把被对象化思维筛选、简约、分门别类的世界搁置起来，去读那本真的、源初的世界。它“在世界之中思考”，不再屈从于对象性活动的分门别类，也不再曲从于从对象性活动出发对人类生命及其世界的理解，而与生存及其世界建立起一种更为根本、更为源初的真实关系。它追问的是，世界之所以是世界的那个“是”，而不是作为对“是”的回答的那个“什么”，追问的是人与世界的关系，而不是人与世界的某一方面的关系，是人看到的世界，而不是人看到的某一方面的世界。前者是一种源初的东西，一个在客体化、对象化、概念化之前的本真的、活生生的世界。(19)后者则是一种派生的东西。王夫之描述云：“俱是造未造，化未化之前，因现量而出之。一觅巴鼻、鹞子即过新罗国去矣。”应该说是非常精确的。同样，审美活动的超越性质也使它严格区别于审美主义或者审美目的论。事实上，“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审美活动不但相互交叉，而且相互区别，甚至背道而驰。就后者而论，“对象化”的世界，固然是人类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结果，但更是人类的本质力量被束缚的见证。它本身就蕴含着自我解构的因素，甚至蕴含着“伪造人类历史”的非人性因素。因为作为“对象化”的世界，它是有其特殊局限的人的本质力量的体现，要在其中生存，人类就必须带头遵守，否则，作为人类成就的世界就失去了特定内涵，也就不成其为人类的成就。这样，人类就总是走在两难的道路上：一则要创造，二则又要规范。为了在世界中生活得更好，就不得不有意限制自己。创造固然与审美活动有同一性，但限制则与审美活动有差异性。就后者来说，人类的悲剧就在于只能通过这“对象化”的世界作为中介与世界交流、对话。它隔断了人与世界的全面的联系，使人类与世界间的联系成为有限的关系，一方面无法全面满足人类的要求，一方面偏偏又是人类长期的驻足之地。严格说来，它只是手段，但是人类的目的过于遥远，这手段也就暂时充当了目的。然而，人们的精神系统一旦避难就易，停留于此，便成为生存的退化现象。就是这样，越限制离自身就越远。限制的目的是靠近自身，但结果却是建立了“对象化”的世界，它偏偏不是自身。结果，人类实际上已失去了对于世界的主动意义。幸而，审美活动所对应的正是这主动性。生命活动只有在审美活动之中才能得到自己，也只有通过审美活动来为自己导航。审美活动是对人们从结构性的精神板结，从重复单调、无聊、停滞，从最终导致衰退、空虚、自欺的生命活动中挣脱出来的一种鼓励。它鼓励生命活动永远停留在过程中，不被任何僵化的结构所束缚，鼓励生命活动去打断必然的链条，为之加入偶然的东西，而且栖居于这些偶然的东西之上，去追求变化、偶然、多样、差异，为了争取真正属于人的存在，追求独一无二的东西、不可重复的东西，应该承认：审美活动是人类在理想的维度上追求自我保护、自我发展从而增加更多的生存机遇的一种手段。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是生命活动选择了审美活动，生命活动只是在审美活动中才找到了自己。然而，它却不能现实地改变社会，而只能通过改变生命活动的质量的方式来间接地改变社会，因此，它不可能是一种审美主义或者审美目的论。
需要指出的是，认为“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与审美活动相互区别，似乎不难理解，但认为它们还会背道而驰，似乎就难以达成共识了。能否做出进一步的阐释呢？根据我的初步思考，这牵涉到对于人与文明的关系的理解。犹如审美活动与“对象化”的世界既同步又不同步，从根本上来说，人与文明也是如此。因为人毕竟是属于与文明相对立的自然一面的，毕竟是“自然之子”。而且，文明并不是人类的目的，而是人类不得不借助的东西，是人类犯下的所谓“原罪”。(20)在这个意义上看，人必须在漫长的一生中不断通过各种方式确证自己，就似乎不是感受“对象化”的喜悦，而是人类告别伊甸园之后向自然界所必须付出的最大代价，是在“赎罪”。人无疑是通过实践得以诞生，是通过对象的创造才自我实现的，换言之，是由非我确证了自我，由非人确证了人。但这样一来，却只好永远为这一确证而创造对象。而且，人的自我意识一旦诞生，直接同一的对象就不复存在了，转而成为某种外在现实，于是，疏远感就出现了。为了克服这种疏远感，只好不断地改变外在现实甚至“理想”地创造外在现实。结果，人的确证，本来应该是由“对象化”的世界来实现的；但实际上却往往只能通过自我确证(21)来实现的。并且，文明越是发展，这种自我确证就越是成为人之为人的必须。最终发展到它转而成为活动的“理想”需要，发展到不是为创造对象而自我确证，而是为自我确证而去创造对象。于是，审美活动应运而生。由此，把审美活动完全局限在“对象化”的世界里就无疑是一种失误（当然把审美活动完全与之对立起来也是一种失误），其中的关键在于：文明可以服务于人类（传统美学应运而生）也可以束缚着人类（当代美学应运而生）。在相当长的时间内，大体上是文明服务于人类的时期，于是审美活动这个人类的“俄狄浦斯王”就不断地挣脱自然逃向文明（与此相应，肯定性的审美活动出现，如优美、悲剧……）；进入当代社会之后，文明束缚着人类的一面日益暴露出来，于是审美活动这个人类的“俄狄浦斯王”又不断地挣脱文明逃向自然（与此相应，否定性的审美活动出现，如丑、荒诞……）。不言而喻，假如传统的美和艺术意味着对第一个“挣脱”和“逃向”的总结，那么当代的美和艺术呢？显然就意味着对于第二个“挣脱”和“逃向”的总结。(22)那么，这两个不同的“挣脱”与“逃向”怎样用一个统一的审美活动来说明呢？是用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对象化”的实践活动的审美本性来说明？还是用作为人类“理想”生存方式的超越性的生命活动来说明呢？答案只能是后者。
俄国诗人勃洛克说过：“我们总是过迟地意识到奇迹曾经就在我们身边”。令人欣慰的是，虽然“过迟”，我们毕竟终于意识到了身边的“奇迹”。我们的心灵不再只为保尔的遭遇而悲泣，而且也为维罗纳晚祷的钟声而流泪。在人类生命活动的地基上，我们开始了美学的历史性重建。——当然，它可能还不尽成熟甚至十分幼稚，但对于一个新理论来说，这恰恰并非它的缺点，而是优点。至于它的成熟，则是完全可以预期的。
注释：
①参见我的论文《实践美学的本体论之误》，载《学术月刊》1994年12期。
②当然，过去我们也并不是没有注意到非理性，但只是在附庸，陪衬的意义上注意到的。结果，除了又多了一个理性／非理性的二元对峙之外，没有别的实质性收获。
③犹如说“美是人的本质力量的对象化”只是马克思美学思想的一种阐释系统而已。何况，马克思本人并没有直接提出这个美学命题。
④从时间看，我们有文字描述的历史只有7000年，相当于世界的存在时间的万分之四；从空间看，我们有文字描述的历史也只是个别地区的描述。我们又有多大权利对世界作发生学的说明？世界的本原性，完全是我们根据人类主义的因果性需要以思想反推的方式建立的假说；从关系看，人既是世界的建筑师，又是这个大厦的砖瓦，又如何可能站在世界之外指手划脚？
⑤美学也如此，康德对审美判断主要是作了一种抽象形式的分析，席勒转而作了一种历史形式的分析，黑格尔则在此基础上提出了“人的对象化”、“对象的人化”，但仍旧是逻辑形式的剖析。
⑥施大格缪勒：《当代哲学主流》上卷，王炳文等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168页。
⑦黑格尔在自己的思想探索中已经初步涉及到了现实的人的劳动，但是却失之交臂，未能把握住这一关键环节，而且，黑格尔是从现实劳动到自我意识再到绝对理念，结果把自己理论中所蕴藏的革命活力和革命思想完全窒息了，马克思却是从绝对理念到自我意识再到现实劳动。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第7页。
⑨在人类的主客体分化过程中，人的实践能力也处在形成过程中，因此实践活动并不是最早的活动，但那时生命活动却是存在的。恩格斯说过：“劳动创造了人本身”。（《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202页）。这里的劳动显然不是实践，否则，实践是人的本质，但实践又创造了人，这不是矛盾的吗？可见，人类生命活动在时间上先于实践活动；其次，生命活动分为外部活动、内部活动，实践活动则是外部活动，例如必须是“感性活动”。可见，在内涵上也较之于实践活动更为全面。
⑩从实践活动原则转向人类生命活动原则，可以更好地容纳当代哲学所面对的大量新老问题，老问题如自由问题、主客体的分裂问题、真善美、自由与必然、事实与价值、规律与选择、感性与理性、灵与肉的分裂，但它们也有了新内容；新问题如痛苦、孤独、焦虑、绝望、虚无，因核武器、环境污染、生态危机所导致的全球性人类生存问题；相对论、测不准关系、控制论、信息论、耗散结构以及发生认识论、语言哲学、科学哲学所涉及的哲学问题……这些问题用实践活动是难以概括的，事实上，它们都是根源于人类的生命活动，发展于人类生命活动，也最终必然于人类生命活动中得到解决。
(11)人们总是忽视马克思与柏拉图、黑格尔为代表的知识论美学传统的根本差异，从而把它的基本问题——思维与存在的关系问题当做马克思美学的基本问题。实际上，马克思探讨的是作为认识和思维活动的基础和前提——人类的生命活动。
(12)关于人类生命活动、实践活动与审美活动之间关系的详细讨论，请参见我的《生命美学》修订本，河南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3)还有不少美学家为审美主客体而大费心思。实际上，审美主体无非是进入审美活动的主体，审美客体也无非是进入审美活动的客体而已。
(1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2卷，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27页。
(15)对于这些美学家而言，康德、黑格尔、席勒的美学思想或许是他们所深以为然的。然而，在康德等人那里固然已经开始了对于审美活动的考察，但或者是只具有纯粹主观意义的心理活动（康德）、或者是被从客观唯心主义的角度夸大了的精神活动（黑格尔）、或者是试图突破康德的主观性从而走向客观性，开始据有较多的现实感的人性活动（席勒），其共同缺陷是离开了人类的生命活动这一根本基础，因而不可能真正说明审美活动。
(16)参见我的著作《众妙之门》第327—338页。
(17) 阿·尼·列昂捷夫：《活动·意识·个性》第144页，马克思也曾指出人所具有的“为活动而活动”、“享受活动过程”、“自由地实现自由”的本性。
(18)胡塞尔曾强调：“一个想看见东西的盲人不会通过科学论证来使自己看到什么，物理学和生理学的颜色理论不会产生像一个明眼人所具有的那种对颜色意义的直现明晰性。”（胡塞尔：《现象学的观念》）梅罗·庞蒂也强调只有回到“概念化之前的世界”，回到“知识出现前的世界”，才能找到直觉的对象。“回到事物本身，那就是回到这个在认识以前而认识经常谈起的世界，就这个世界而论，一切科学观点都是抽象的，只有记号意义的、附属的，就像地理学对风景的关系那样，我们首先是在风景里知道什么是一座森林、一座牧场、一道河流的。”（梅罗·庞蒂：《知觉现象学》）杜夫海纳则声称：“我在认识世界之前就认出了世界，在我存在于世界之前，我又回到了世界。”（杜夫海纳：《美学与哲学》第26页）
(19)难怪马克思要反复提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517页）例如，在地球上一百多万种动物之中，唯有人在分娩时要发生阵痛。莫里斯认为，这是人类直立的结果：卡尔·萨根则认为是智力的进化导致了头颅容积的连续增长，而头颅骨的迅速进化又导致了分娩时的阵痛，总之是背叛伊甸园的结果。
(20)它相当于马克思“自由地实现自由”中的第一个“自由”。
(21)上述区分是宏观的，就具体的审美活动来说，则上述两个“挣脱”与“逃向”可以同时存在于同一时期的不同审美活动之中。审美活动越是成熟，就越是如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