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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说，中国古代的美学实际上只是一种“潜美学”，即虽有精妙之论，但却缺乏高度抽象的、研究美的本质或最一般规律的“哲学式”理论体系。这是用西方人的眼光来套中国美学。成复旺先生的近著《中国古代的人学与美学》（以下简称《人学与美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版）从人学的角度来研究中国传统美学，可谓找到了开启中国传统美学宝库的“金钥匙”。笔者认为该书具有如下三个方面的突出特点。
1.独辟蹊径，开从人学角度研究中国美学的先河。冯友兰先生曾说：基督教文化重的是天，讲的是“天学；佛教讲的大部分是人死后的事，如地狱、轮回等，是“鬼学”；中国文化“讲的是‘人学’，着重的是人。”（冯友兰《中国哲学的特质》，载《论中国传统文化》，三联书店1988年版）尽管古今中外无论哪种文化归根结底都要讲人，但却没有哪种文化如中国传统文化那样突出地讲人。中国历代哲学家大都致力于探讨怎样作人，作什么样的人。人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核心，中国传统美学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组成部分，理所当然离不开人学。同时，从中国美学的历史实际来看，中国古代的审美就是对自我人格的欣赏，审美是人格的投入，是“人心畅适之一念”，它既是人格的象征，又是人格的营养。审美境界也就是各种不同的人格的理想境界。同时，关乎人格的审美，又进而与实际的人生发生联系。成先生的《人学与美学》目的就是要“从人学发展的轨迹探索美学发展的轨迹，从各种不同的人学思潮探索各种不同的美学思潮。”（《人学与美学·导论》）因为要从人学发展的轨迹探索美学发展的轨迹，所以作者又把视野扩展到涵盖人学与美学的文化。在全书导论中，作者首先就论述了审美、文化、人三者之间的联系，认为审美活动虽然包涵着生理活动，但却又不仅仅是一种生理活动，同时也是一种文化活动。文化是人的创造，但文化同时也创造了人。在文化与人的关系中，人是目的，文化是工具，因此，从根本上说还是人创造文化、选择文化。《人学与美学》在行文的过程中，通过在审美、文化、人三者之间往复迂回的探索，不仅系统论述了中国传统美学的历史发展和各时期美学的本质特征，而且深刻揭示了中国传统文化与人的丰富底蕴，别具特色地沟通了审美与文化的联系。作者立意深刻，眼光高远，开山之功值得称颂。
2.心虔意敬，讴歌人的现实生存。什么是人？人的本质、价值如何？人生的意义何在？在《人学与美学》中，成先生通过丰富详尽的史料，对中国古代的名种人学思潮，进行了细致的梳理和独到的探索，并以此为基础论述了各种与人学思潮密切相关的美学思潮。尤其是对明代中叶以后以人的现实生存为人的本性和本体的人学和美学思想的论述，堪称本书的精华。作者认为，到了明代中叶，古老的中国大地，腾起了一股涌向近代的启蒙思潮，这一思潮在人学与美学上的突出表现，就是主体意识的觉醒与美的解放。先进的思想家们认识到，大多数个体的人的现实生存是社会存在的依据，不应该是大多数人牺牲自己的利益去服从社会，而应该是社会根据大多数人的利益改造自己。李贽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肯定了现实人生的物质利益和物质生活，由此出发，他揭露了几千年封建制度的荒谬性，指出“咸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故未尝有是非”，提倡自我作祖，不傍他人的独立精神。
在这种新的人学和美学思潮的推动下，诞生了一种崭新的大无畏的叛逆人格。李贽为了追求真理，与封建道学进行了殊死的搏斗，最后竟以76岁高龄的重病之身下狱致死；徐渭“眼空千古，独立一时”，反对强求一律，追求个性自由；汤显祖怀着一腔“伉壮不阿之气”，高呼“一世不可余，余亦不可一世”；袁宏道要独往独来、自由自在地作人，追求“自适之极”……这些至情至性的启蒙思想家，用自己的人生实践，谱写了一曲高亢的人的现实生存的颂歌。
可以看出，成先生是怀着敬意来写这一部分的，字里行间仿佛跃动着作者胸中浩然激荡的壮气。再加上作者在中国传统文化方面的深厚功底，广征博引，纵横捭阖，读来令人击节叹赏。同时，成先生也指出，明中叶出现的这股启蒙思潮，虽然在封建正统文化的强大压力下运祚不长，尚未形成主流即遭扼杀，但却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当传统的正统文化在与西方资本主义文化的较量中一败涂地时，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后期的这种启蒙思潮，经龚自珍而走向近代，并为“五四”新文化运动所继承和发展，成了中国传统文化通向近代和现代的桥梁。这股启蒙思潮的诞生，虽然是以离经叛道、反传统的面目出现，但由于其“处处都有传统思想的酵母”，它来自儒、道，又走出了儒、道；生于传统，又超越了传统。它作为中国传统文化的自我扬弃、自我更新，证明了中华民族和中国传统文化的生命力，证明了中国传统文化“既需要、也能够随着时代的发展而发展，从过去走向现在、走向未来。”（《人学与美学》第453 页）这就反击了那种认为中国文化非全盘西化就不能产生现代化因子、就不能过渡到现代文化形态的偏颇之论。
3.史论融合，材料翔实，持之有故，言之成理。成先生之书向以材料宏富而著称，且他并不是如一些急功近利者摭拾一些人人习知的材料加以机械的组合而成书，他运用的材料都是经过披沙拣金的搜罗、去粗取精的消化的。《人学与美学》熔铸了作者多年的心血，真正做到了史、论的融合为一，既有遴选精细的史料，又有作者独到的眼光和精辟的见解。
《人学与美学》全书共分五章，按照历史的线索，顺序探讨了儒家、道家、魏晋至唐代中叶、晚唐至明代前期、明代后期至戊戌变法各个时期、各个流派的人学与美学思想，认为儒家以宗法社会的道德规范来控制人的个性和情欲，道家虽然批判了儒家的仁义道德对人的束缚，但却让人回归于天，变成“安时而处顺”的自然物，二者都否定了人感性的现实生存。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学与美学，表现出明显的向着个体感性或曰现实生存靠拢的倾向。中唐以后，历史发生了重大转折，人学与美学思想也发生了从外向内的转移。到了明代中叶，涌向近代的启蒙思潮激发了人的主体意识的觉醒和美的解放，作为美的根源的个体感性心灵，要求从传统社会理性的桎梏中解放出来，获得自由的抒发，艺术家的审美创造要求摆脱一切已往的清规戒律，美的形态也突破了古典的和谐原则，出现了真正的冲突的美。全书看似五个专题，其实体现了中国传统人学与美学从先秦到戊戌变法的四个发展阶段，历史脉络相当清楚。书中给予以李贽思想为核心的启蒙思潮以异乎寻常的关注，这是不同于任何一部以往的中国美学史著作的。成先生是把这股浪漫思潮提到与儒、道文化同等并重位置的第一人。而且他近年来不懈地著书撰文，为唤醒人们给予这股浪漫思潮以充分的关注而不遗余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