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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意测验表明，在1996年6月俄罗斯总统选举中， 俄国共产党领袖根纳季·久加诺夫至少有一半的获胜机会。如果他获胜，这将为他死后进入俄国共产主义的先哲祠而赢得一席之地——不仅仅因为他领导共产党从被解散和非法地位中重新获得权力，还因为他是俄共领袖中以民主党的手法击败民主党的第一人，他促使克里姆林宫的选举自由而公平。而且，如果俄国选民让久加诺夫获胜，必将从中尝到甜头。
久加诺夫四五年前是俄国政坛一位不起眼的人物。他地位的崛起，是时势造英雄，而非英雄造时势这一马克思主义信条的明证。而且，这还提醒我们，即使共产党似乎已被证明在经济事务方面无能为力，但他们在处理政治与权力问题上却往往睿智而又灵活。在苏联共产党的全盛时期，久加诺夫还是个低级官员。现在俄国共产党需要选择一位有能力参加竞选的领袖进行重组，大胆进取而又豪爽的久加诺夫先生便足以成为当然人选了。
他的竞选能力很大程度上归功于他迎合大众的能力和意愿。当戈尔巴乔夫的统治摇摇欲坠时，久加诺夫作为“重建”路线的强硬反对者，一个怀念并敬重斯大林的人，一个在1992年鼓励俄国军队抗击“没有根基的灾难性民主权力”的人，再次把自己扮成社会民主党的朋友和私有财产的拥护者。
除了对党的忠诚以外，他被认可的一点主要是他强烈的民族主义。他依靠这一理论的普遍吸引力，来扩大对他的支持。1995年12月他从形形色色的共产党组织及其亲密盟友那里赢得的选票由2400 万张增加到3600万张左右。这是他个人要在1996年6 月份赢得总统席位所需要的票数。久加诺夫声称，强权地位系俄国民族特点所固有的一部分，“自愿”地使苏联回复为一体的是“历史之必然”。
他的民族主义信念几乎与他的共产主义信念一样牢固。1992年，当共产党在俄国属非法组织时，他协助创建了“救国阵线”，联合强硬的左翼和右翼分子，反对苏联解体。他还是克格勃主席亚历山大·斯捷尔利戈夫创建的俄罗斯民族议会的一位杰出议员。该会号召恢复一个强大、专制的俄国。久加诺夫与脾气暴躁的阿尔别尔特·马夫绍夫将军一道领导了1993年新建的俄罗斯联邦共产党。
他还获得了另一个有价值的盟友阿列克谢·波德别廖斯金。阿列克谢·波德别廖斯金是潜在影响很大的“神圣的财产”运动（SpiritualHeritage）的领袖。他在把久加诺夫先生塑造成一个善于调解和有政治家风度的形象方面立有功劳。这形象使久加诺夫博得了满腹狐疑的选民的信任。久加诺夫在与外国人和外国投资者打交道中所学得的巧言令色的技巧——非共产党式的交谈——至少成为他的一份资产。1996年2 月在瑞士胜地达沃斯召开的世界经济讨论会上，久加诺夫很轻易地击败俄国私有化计划之父阿纳托利·丘拜斯。阿纳托利·丘拜斯试图坚持共产党人会毁灭俄国。但他的主张被置若罔闻。
但是久加诺夫在达沃斯所饰角色仅限于给外国人看。对于国内的共产党选民，他则换成了另一付面孔，更加着意取悦普通百姓。他们比他们的领袖更加率直纯朴，更加渴望获得在1995年12月选举时听够了的慷慨激昂的口号中所宣扬的东西。久加诺夫所领导的共产党在传单上公布了如下几项“紧急任务”：
·选择一条新的经济道路。
·提高最低工资、养老金、补助金和抚恤金金额。
·无情地消灭有组织的犯罪和盗匪活动。
·不管所有权形式如何，恢复对制造业的国家控制。
·结束以私有化为幌子掠夺国家和公共财产的局面。
·支持所有的农民、牧民和集体农庄的职工等人员，使制造业和工业的产品的价格接近。
·向被非法分裂的前苏联各加盟共和国的人民及政府呼吁自愿重建苏联。
·准备并支持起草宪法，通过各级苏维埃（议会）保障工人的权利。
而且，无论久加诺夫在其它地方说什么，多数共产党选民在6 月投票将相信他们所支持的。
久加诺夫打算这样演说吗？目前，根据俄国金融市场的形势，大多数评论员和大量倾向于久加诺夫的选民都认为他不会那样做。公众一般认为，久加诺夫和他的政党认为俄国太穷太虚弱，不能在不远的将来执行共产主义计划。抛开那些象征性的姿态，人们相信，他们会继续进行改革，让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高兴，并捞取随之而来的经济复苏的功劳。也许会这样。经济现实必定会为这样一个结果提供理由。但是其他力量和可能更强大的力量也会起作用。
关于久加诺夫政府一旦掌权，会继续市场改革，而不是转向社会主义的看法，是基于这样的观点：久加诺夫和他的同僚承认市场经济的根本优越性，并且将他们自己的共产主义制度在5 年前的失败看作是不可避免和不可救药。实际上，他们很可能并不承认上述观点。许多选民也是如此。
俄国大多数地区的传统制造业和社会福利制度濒临崩溃，至今局势摇摆不定。腐败丛生，有组织的犯罪活动十分猖獗，多数俄国人仍然认为生活正在恶化。其结果是，至少在目前，对于支持市场经济，俄国还没有形成一致意见。因而缺乏对党或任何其他组织要求改革的民众压力。情况与市场经济改革初期完全相反，背道而驰。
我们也不能由此就推定久加诺夫主义者们认识到了苏维埃制度必然崩溃的原因。这些新的共产党要员都是典型的官僚分子，他们在旧苏联共产党的中央机关或地区委员会中曾占有适当的位置。起初，他们年复一年无望地力图化解灾难；后来，每星期都要与之奋争。对此，他们不想做什么令人痛苦而又无益的回顾。
作为中度狂热者，直到戈尔巴乔夫借“重建”之名强行瓦解苏联，他们才看到了似乎只有一种制度行得通。由此，共产主义者劝说他们自己和众多选民，指出戈尔巴乔夫领导时期发生的经济崩溃根本不是共产主义时代的真正组成部分。他们说，那次经济崩溃应看作是“改革”时代的第一阶段，苏联是被叛国者和变节者毁灭的。
久加诺夫先生不仅有机会重写历史，还有机会创造历史。首先，他得把选举的胜利转变为对漫无计划发展的政府机关的真正控制。由于他仇恨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政府机关坐视苏联的毁灭，他前进的道路是否会因出现暴乱而受阻，现在似乎值得怀疑。但是，自从1995年12月份举行杜马选举后，下院主要处于共产党的控制之下，这种怀疑也就逐渐消失了。
一位没有真正的政治经验，不懂经济，只有对民主进程的肤浅理解的总统，能否按照他所希望的方式管理俄国，是威胁久加诺夫取胜的另一个问题。至少在这一点上，久加诺夫可能从中受益。毕竟他在军队、安全部门、实业界和地方政界中有很多朋友。他似乎有让人听命于他的天赋。
另外，还存在久加诺夫究竟会执行哪一种政策的问题。首先，他很可能不会贸然去重建苏联。新政府有大量的国内事务要做，不必干易于失控的国外冒险活动。
同样，久加诺夫在产权所有者、董事以及工人等的反对之下，很可能谨小慎微，不会迅即对大型赢利的私有公司进行国有化改造。令人啼笑皆非的是，那些易于博得俄国政界广泛同情和有益于国家财政收入的经营生产资源的公司，尤其是石油和天然气公司，还很可能被排除在再度国有化之外，那些公司已经被私有化分为好几个受益主体，包括董事、银行家和政治家。
然而，在石油和天然气产业之外，对共产党政府来说，更大的一个问题便是怎样对待俄国众多破产和行将破产的企业，尤其是军工联合体。这些企业仅靠停止还贷和支付工人工资，才得以存续到改革时期。如果实行国家控管，它们马上就会排队等候重新获得他们的传统位置，成为国家的财政包袱。因此，人们一致认为，庞大的国有化计划必然是昂贵的，就象先前急需的农场改革（叶利钦大胆许诺农场私有化）一样，共产党对农场私有化断然反对。
通常而言，俄共会保证促进国内生产者的利益，不管是公有的还是私有的。他们承认这将意味着对一些国货恢复价格控制，以压低原材料成本——这也隐含着要重新加强国家对外贸易的控制，由此，一些补贴了的原料可能被禁止出口，一些商品也可能被禁止进口，以防止与俄国商品展开削价竞争。“当然，索尼电视机的价格将会更高，”一位共产党代表解释说。“但我们必须保护我们赚取利润的能力。”久加诺夫对自由贸易的优点的看法从他今年1 月份的抱怨中可见一斑：“什么东西都从俄国拿走了，除了垃圾、放射性废物和黄色电影，没有任何东西拿进来。”
俄共坚决主张他们将尊重私有财产。即使如此，他们要摆脱私有财产是肮脏的这种历史观念也非易事。俄国政府官员、银行家和犯罪团伙在实行私有化计划时以最低价格掠夺国家财产。俄国实行私有化计划的景象，谅必至今仍在令人感到满足与高兴——这清楚地证明，私有财产与名副其实的偷窃确有部分共同的渊源。但是，由于俄国的许多私有财产，都是经过诸如此类的直接或间接的私有化过程的产物，由于俄共经常痛斥私有化为非法和不公正，他们对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再次保证就很可能靠不住。
共产党正讨论的一项措施就是让私有财产的所有者申报他们的资产及其来路，“特别机构”将决定资产所有者的所有权是否合法。很难想象，这种行动方针不会引起资本的大抽逃。外国资本，甚至在改革时期也受到了冷遇。关于外资，共产党模棱两可地说，外国资本只要能“增加国家财富”就欢迎。
如果俄国共产党在政治上竟然执行类似于他们所宣扬的经济方针，结局将会是一场灾难。政府会发现他们接受了一项没有尽头的义务，即让那些自1991年以来就可怕地一蹶不振的制造业部门再次振兴起来。而如果不让这些部门参与竞争，亏损就会更加严重。政府很可能负担不起福利支付和社会救济。为了强行建立一个混乱的国内商品价格体系，还要中止对外贸易，清除商店的进口货物。那时，人们将会看到国内资本的外逃，而外国资本不再进入。而且，中央政府还会发现他们同比较繁荣和先进的地区及城市之间有矛盾。这些城市和地区的领导人决不会轻易放弃近年来所获得的大量经济和政治自主权。
让久加诺夫总统做不愉快选择的道路并不遥远：要么不惜代价奋勇前进，要么转向经济改革的道路。从自由主义者的眼光看来，改革的优点显而易见。但是如果俄共真的认为1991——1996年的改革根本上是错误的，那么，为何要很快放弃他们认为过去已经奏效并且最终将再次证明行得通的新政策呢？让俄共印制钞票的诱惑——很可能会使事情更糟的权宜之计——可能被证明是不可抵御的。
或许也已到了该对久加诺夫不加掩饰地钦佩斯大林的态度深为忧虑的时候了。如果社会主义道路再次被证明是一条死胡同，俄共很可能会找出一些怠工和投机者作替罪羊，并使用专制手段，将他们排挤出去。
正如叶利钦一直拼命地试图博得选民的信任一样，最悲惨的方面可能是，俄罗斯的改革最严重的问题似乎是就此结束。目前经济再次开始增长，通货膨胀降到不太可怕的水平（今年2月份价格上涨了2.8%，低于过去5年的水平）；以美元折算，卢布的实力已使工资有所提高。 如果只有俄国共产党是许多人所希望的社会民主党，如果他们丝毫不阻止市场经济的确立，他们就能够看到经济复苏将加快步伐，并有所成效。但是历史和意识形态的负荷也许过于沉重——不仅仅是马克思主义的重负或者说这甚至还不是主要的，主要的是同时表现在久加诺夫身上的专制主义、民族主义、复仇主义和干涉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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