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新思潮派”的几点思考，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思潮论文,几点思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中，“新思潮派”的理论贡献大大加深了人们对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性质的认识。60年代初，李新等主编的《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将“新思潮派”概括为：“新思潮派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之下的革命知识分子”；“新思潮派以王学文等为代表，因他们的文章发表在‘新思潮’杂志而得名”（注：《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第2卷，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100页。）。由此开始，从新编《辞海》到各种版本的《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教材、论著，基本上都袭用了这一概括（注：见《辞海》缩印本，上海辞书出版社1986年版，第1421页；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北师大出版社1996年版，第365页；魏宏运主编：《中国现代史稿》，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379页；郑德荣主编：《中国革命史教科书》，高等教育出版社1991年4月版，第313页；陈旭麓主编：《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514页；高军等主编：《中国现代政治思想评要》，华夏出版社1990年版，第432、433页。）。近年来，随着对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的不断深入，不难发现，无论从派别基本性质、成员由来归属，还是从其主要代表人物来看，人们对“新思潮派”所下定义都显得不够准确、完善，因而有必要继续加以探讨。
一、“新思潮派”是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理论工作者团体
从表面上看，“新思潮派”是以刊物为纽带而联系起来的左翼文化人的松散群体，其实不然。
首先，从《新思潮》月刊本身来看，它并非是一般的左翼文化杂志，而是中国共产党在思想理论战线的一个坚强堡垒和“新思潮派”的主要战斗阵地。它与后期创造社主办的《思想》月刊虽有一脉相承的关系，但实际上已是直接受中共中央文委领导的理论刊物，其编者和主要撰稿人朱镜我、王学文、吴亮平、李一氓、杨贤江、彭康等本身就是中央文委成员，其性质也已由兼及文艺但以社会科学为主的综合性刊物转化为纯粹的社会科学期刊。出版发行《新思潮》的江南书店，此时也已由创造社的“二线机构”变为共产党领导的出版基地和开展左翼文化工作的联络点，其负责人即为文委领导成员，店内的职员也都是清一色的共产党员（注：江南书店除刊行《新思潮》月刊外，还出版了一批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如吴亮平翻译的《反杜林论》在该店出版后，被毛泽东从红军攻下漳州的战利品中发现，毛泽东对此书十分珍爱，一直带在身边认真研读。）。
其次，从“新思潮派”的基本成员来看，他们并非是受共产党影响教育的普通知识分子，而全都是负有特殊斗争使命的共产党人。在对这个问题展开具体讨论之前，首先必须对“新思潮派”的成员稍作界定。从严格意义上讲，所谓“新思潮派”指的是那些创办《新思潮》月刊，以及以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为指导，在该刊上撰文研究中国社会性质，积极参与论战的有关人员。但是，人们习惯上往往把那些在论战中和《新思潮》观点相接近的人也统称为“新思潮派”。以这个界定为标准，那么可列为“新思潮派”代表人物或基本成员的是前一类中的朱镜我、王学文、潘东周、吴亮平、李一氓、向省吾诸人（注：陈旭麓主编的《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潮》将张闻天、何干之也列为“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是不恰当的，说“王学文、潘东周、刘梦云（张闻天）、李一氓等人以《新思潮》为阵地，对‘动力派’散布的歪曲中国社会性质的谬论进行了系统的批驳”，更是不准确的（见该书511、514页）。张闻天从未在《新思潮》上发表过文章，1931年2月他从苏联回到上海时，《新思潮》已经停刊7个多月，其所撰之《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系1931年8月发表在《读书杂志》第1卷第4、5期合刊上。因此，在基本观点上可以将张闻天归属为“新思潮派”，但不能将他列为“新思潮派”的代表人物或基本成员。何干之则是1933年底由广州来上海的，其所著之《中国经济读本》和《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分别出版于1934年9月和1937年1月，其时论战已经结束。），显然并非是普通的左翼文化人，而是有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的著名共产党人。他们不仅是战斗在文化理论战线的职业革命家，而且是有很高造诣的学者，其中多数人还担任了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职务。如潘东周、吴亮平、李一氓、向省吾都是大革命时期入党的党员，王学文、朱镜我也是1927年、1928年大革命失败初期入党的党员。在所列举的6人中，有4人毕业于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和日本东京帝大、京都帝大。其中潘东周是中共六大列席代表，1929年回国后接替李求实就任中央宣传部秘书，1930年8月还担任过中共中央行动委员会委员（注：孙耀文：《风雨五载——莫斯科中山大学始末》，中央编译出版社1996年版，第257页；《中国共产党组织资料史汇编》，红旗出版社1983年版，第99、133页。潘东周又名潘问友和潘文育，过去有人误以为他是叛徒，现已弄清他是一位有曲折经历的革命烈士。见刘尊祺的《往事的回顾》，载《文史资料选辑》总第120辑。）。朱镜我是中央文化工作委
员会书记（注：朱镜我于1930年3月便接替潘汉年担任中央文委书记。见《冯雪峰谈左联》、《冯雪蜂致陈则光的三封信》、《阿英忆左联》，刊《新文学史料》1980年第1期。），吴亮平是中央宣传部干事，王学文是中央文委委员。同为中央文委委员的李一氓则早在大革命时期就担任过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
再次，将“新思潮派”作为一个群体来考察，便可发现，它是一个受中共中央宣传部和中央文委直接领导，并负有特殊斗争使命的文化理论团体。在上述列举的6位“新思潮派”基本成员中，朱镜我、王学文吴亮平、李一氓4位是中央文委的书记和委员，另一位潘东周则负有联系指导文委工作的使命。从这个角度来看，“新思潮派”的主体几乎可说是中央文委的变体。除了同中共中央有密切的组织联系外，“新思潮派”自身又是一个稳定团结的工作群体。从思想政治方面来看，他们对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基本问题有相同的见解；从组织上来看，其基本成员大多长期编在文化支部内，后来又同在中央文委工作，互相间非常熟悉了解，并有着深厚的同志情谊。为了开拓阵地，除江南书店和《新思潮》杂志外，他们在论战高潮时期还相继出版、创办了《社会科学讲座》、《社会科学战线》、《文化斗争》、《世界文化》等一批文化理论书刊。在参加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并同各种反马克思主义政派展开理论斗争的同时，他们还担负了组建、指导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任务。
此外，与托派开展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也并非是“新思潮派”在1930年春突然发起的孤立斗争。早在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为了制定科学的革命纲领，便已开展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1927年中国革命转入低潮后，这个问题更加突出。1929年中共党内在开展反对托陈取消派的斗争中，更涉及到如何认识中国社会性质的问题。正是在这一背景和前提下，中央文委通过《新思潮》月刊连续组织发表一系列文章，宣传共产党的正确观点和主张，批判托派和新生命派的错误理论，深入开展对中国社会性质的研究，直至1930年4月15日刊出《中国经济研究专号》。由此观之，参加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并非是在《新思潮》上发表文章的一般左翼文化人的自发、分散行为，而是“新思潮派”的革命文化工作者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有组织、有计划、有目的的行为。因此，只看到“新思潮派”成员的个人活动，不承认他们是一个有密切联系的群体，以及简单地将“新思潮派”视为“是在中国共产党的影响和教育之下的革命知识分子”或“进步的史学家、经济学家”（注：《中国新民主主义时期革命通史》第2卷，第100页；《五四以来政派及其思想》，第515页。），都是不全面不准确的，而且难以反映事情的真相和本质。客观地说，“新思潮派”确实是一个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特殊战斗团体。
二、“新思潮派”与创造社和社联的血肉联系
要搞清“新思潮派”的来龙去脉，准确把握其性质内涵，就必须研究它同后期创造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之间的内在联系。
众所周知，创造社本是著名的小资产阶级文学社团。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后，随着郭沫若、李一氓等共产党员和朱镜我、彭康等在日本初步接受马克思主义的知识分子来到上海参加工作，创造社便开始向无产阶级革命文化团体转变。与此同时，创造社同中国共产党即发生密切联系（注：如周恩来曾亲赴郭沫若寓所会见朱镜我等后期创造社主要成员，瞿秋白也特派郑超麟前来指导。见《冯乃超研究资料》，陕西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40页；《郑超麟回忆录》，东方出版社1996年版，第177页。）。1928年5月朱镜我、彭康等5人加入中国共产党后，创造社的人员结构便发生质的变化。同时，随着郭沫若、成仿吾相继出国，“帝大系统”出身的朱镜我、冯乃超、彭康等便在实际工作中逐渐取代张资平、王独清而成为创造社的领导核心。再加上潘汉年、王学文、李一氓等共产党人，创造社实际上已嬗变为直接受中共领导的革命文化组织，其社团意识日渐淡化，活动范围大大拓展。
1929年2月，创造社遭国民党查封。此后，创造社作为一个合法社团已不复存在，但其活动尚未完全停止。其主要成员朱镜我、彭康、李一氓、王学文等按事先部署，将出版部的全部书籍纸型转移到预先设立的“二线机构”江南书店，继续坚持革命文化活动。为着斗争需要，当年7月29日，创造社还曾与太阳社等联名发表谴责日本帝国主义的《非战宣言》。由此可见，创造社被封后，其主要成员并未消散，而是利用其留存的资产和声望，继续团结一致，坚持斗争。如他们同远在日本的创造社主要创始人郭沫若也依然保持着密切联系，郭沫若也仍将自己看作是这个群体中的一员，并经常在他们编辑的书刊上发表文章（注：如郭沫若的《读〈中国封建社会史〉》发表于《新思潮》第2、3期合刊，《经济学方法论》发表于《社会科学讲座》第1卷。）。所不同的只是这些活动已完全纳入共产党所领导的左翼文化运动轨道，从而失去了原有社团的色彩。
正是这些后期创造社的骨干人物，在新的斗争形势下，变成了“新思潮派”的核心。如在前面叙述过的“新思潮派”的几名代表人物中，朱镜我、王学文、李一氓三位都是后期创造社的重要成员。潘东周、吴亮平同后期创造社及其主要成员也有非常密切的关系。李立三接任中宣部长不久，即指派潘东周代表中宣部与创造社发生联系（注：《冯乃超研究资料》，第95页。）。由此，潘东周便同朱镜我、王学文等建立起亲密和谐的工作关系和个人友谊，并成为他们所编刊物的重要撰稿者。吴亮平回国后也被分配到中央宣传部，不久又参加文委工作，因而与同为文委委员的原创造社成员朱镜我、王学文、李一氓、彭康等成为关系密切的同志和战友，而且由此参加了“新思潮派”的活动。
同样，也就是这些后期创造社和“新思潮派”的骨干，发起组织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并成为其领导核心。早在筹建左联期间，文委中的潘汉年、朱镜我、王学文、李一氓、彭康和杨贤江、吴亮平、杜国庠等即已开始酝酿成立社联。这些最初的发起者几乎全部是原创造社成员和《新思潮》月刊的重要撰稿人。其后，社联成立的筹备工作即由潘汉年“出面组织”，朱镜我“具体负责”（注：吴亮平：《关于社联成立前后的点滴情况》。《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中国展望出版社1986年版。）。1930年5月社联成立后，其第一届党团由朱镜我、王学文、彭康、杜国庠、潘汉年等5人组成。在这5人中，前3人即为后期创造社骨干和《新思潮》月刊的台柱，其中担任书记的朱镜我更是月刊的主编。
此外，再从“新思潮派”和社联的任务目标来看，前者的基本任务是宣传马克思主义，研究“中国社会底经济的构造及其特殊的性质”，清除托陈取消派等所设置的各种理论“障碍”，帮助读者认清“现代中国的实际社会底阶段性”，正确“理解中国革命的性质”，并进而“参加解放中国民族之大运动”（注：《编辑后记》。《新思潮》第5期。）。显然，这与社联纲领所提出的五项“主要任务”基本一致。而如从时间上来考察，《新思潮》月刊的《中国经济研究专号》出版于4月15日，社联则原定于5月5日马克思诞辰日正式成立。由此可见，参加中国社会性质论战和筹建社联本是同一批人在同一时间所进行的目标一致的两项工作。
再者，从《新思潮》与《文化批判》、《思想》和《新思想》之间的一脉相承关系，也可看出“新思潮派”同后期创造社和社联间不可分割的联系。1928年1月15日创刊的《文化批判》月刊是后期创造社的标志性刊物。《文化批判》被查禁后，创造社于同年8月15日又创办《思想》月刊。据王学文所称，《思想》即是《文化批判》的延续（注：王学文：《回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1929年2月《思想》再次被禁后，其同仁于当年11月15日又创刊《新思潮》月刊。考察这三个刊物的形式、内容、性质和主要撰稿人，其一致性是显而易见的。首先，三者都是大型月刊，创刊号也都选择15号为发刊日，主编又都是朱镜我一人（注：据冯乃超自述，他曾协助朱镜我编辑《文化批判》前三期。《冯乃超研究资料》，第97页。）。其中《文化批判》和《思想》均以理论为主，但又兼容文艺的综合性刊物，其栏目、内容和主要撰稿人都未变化，可以说后者实际上就是前者的翻版。与《思想》相比，《新思潮》虽然已变为纯粹的社会科学刊物，并已直接受文委领导，但基本内容、主要撰稿人和编者仍然相同。惟其如此，所以目前仍有不少学者认为《新思潮》是“由创造社出版的刊物”（注：杨雪芳：《中国社联在三十年代中国社会性质论战中的作用》。《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上海社科院出版社1986年版。），甚至连重要当事人王学文也说《新思潮》是由《文化批判》、《思想》演变而来的，《新思潮》“开始是创造社办的，后来成了‘社联’的机关刊物”（注：王学文：《回忆“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左联和社联的一些关系》。《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至于《新思想》和《新思潮》本是同一种刊物，只是为了同国民党周旋而改动一字而已。又因其7月1日出版时社联已经成立，所以理所当然地成了社联的机关刊物（注：《新思潮》第6期出版于5月15日，其时社联尚未成立。）。
上述事实告诉我们，就如《新思潮》系由创造社团体刊物演变而成社联机关刊物一样，穷其本，“新思潮派”的主要源头即在后期创造社；溯其流，则“新思潮派”衍生了社联，并使其成为自己的坚强后盾和大本营，三者之间确有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
三、谁是“新思潮派”的主要代表
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通史》为起始，国内有关中国现代史、中国革命史和中国现代思想史之类的教材著述，几乎无例外地将王学文或王学文、潘东周两人列为“新思潮派”的主要代表。作出这种判断的依据主要是王、潘二人发表在《新思潮》第五期和《社会科学讲座》第一卷上的三篇文章。这种列法其实只是承袭了何干之1937年在《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一书中的说法。但是，要判断谁是“新思潮派”的主要代表，一要看他在该派的地位，即组织领导作用；二要看他在论战中的理论贡献。以这个标准来衡量，上述看法都显得不够全面、准确。它一方面完全忽略了组织领导者的作用，另一方面在选择主要代表作时又把眼光局限在1930年4月至6月这短短两个月中出版的一期杂志和一本书上。如果说何干之在1937年还要受到各种条件的局限，如白色恐怖的迫害，资料搜集的困难，以及对“新思潮派”内情的不甚了解，那么今天这些局限早已不复存在，我们理应得出更为符合实际的结论。这个结论就是：只有朱镜我才称得上是“新思潮派”的最重要代表。
朱镜我，浙江鄞县人，1918年赴日本留学，1927年3月自东京帝大社会学科毕业后又入京都帝大大学院继续深造。同年10月应成仿吾邀请回上海参加创造社的革命文化活动。鉴于他当时的作用，人们称他为大革命失败后奏响中国新兴社会科学运动前奏曲的“第一提琴手”（注：徐素华：《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史》，中国卓越出版公司1990年版。）。1928年加入共产党后，他相继担任闸北区第三街道支部（后改称文化支部，划归江苏省委领导）组织委员、中央文委委员、中央文委书记、社联第一任党团书记、中共江苏省委和上海中央局宣传部长等职，是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的主要创始人和中国共产党在思想文化战线的重要领导者。他以后期创造社重要骨干和文委、社联主要领导人的特殊身份，先后创办、主编《文化批判》、《思想》、《新思潮》、《社会科学讲座》等重要书刊，由此组织起一支坚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队伍，从而成为“新思潮派”无可争议的领导者。
以朱镜我同“新思潮派”几位代表人物的关系而论，如王学文便多次强调：“朱镜我同志主编《新思潮》时，曾就中国社会性质问题组织文章和托派进行论战，发起了对托派（任曙、严灵峰之流）的进攻。”（注：王学文1981年2月12日致鄞县党史研究室函。）就连王学文那篇名重一时的论文《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的署名，也是由朱镜我替他“改名为‘王昂’”的。此外，在统一经济学方面译语时，朱镜我也较多地“采纳”了王学文的“意见”。同年6月，王学文在《社会科学讲座》上发表的《经济学》同样又是朱镜我叫他写的（注：王学文：《关于社联和社研》，载《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成立55周年纪念专辑》；王义为：《王学文传略》，载《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资料选编》。）。再如吴亮平与朱镜我本是宁波同乡，朱镜我就读过的奉化裘村忠义高小，同吴亮平的老家吴家埠相距不过几公里。吴遭王明打击后，朱镜我仍邀他为《新思潮》等刊物撰写论述中国社会性质的文章，不久还安排他接替自己翻译《反杜林论》（注：李一氓刊于《新思潮》第2、3期合刊的《关于马克思及马克思主义中文译著书目试编》写明，《反杜林论》由朱镜我、王学文、彭康合译，并将由江南书店出版。而且朱镜我早已将《反杜林论》中的三章译出，并于1928年5月以《社会主义的发展》为书名出版。）。又如李一氓也一再表示：朱镜我30年代“在上海主持党的文化工作”，“为早期共产党的优秀干部”（注：李一氓：《模糊的荧屏》，人民出版社1992年版，第297页；李一氓1981年1月12日致鄞县党史研究室函。）
再以参与论战的时间和活动范围来看，潘东周于1930年6月即离开中央宣传部，不久又因“立三错误”受到牵连而调离上海。吴亮平从同年8月起也将精力完全集中到《反杜林论》的翻译上，11月一译完马上遭被捕入狱，向省吾在论战进入高潮不久也即被国民党捕杀，而朱镜我则自始至终参加了论战。当《新思潮》和《社会科学讲座》被查封后，他又同潘汉年等相继创办《文化斗争》、《世界文化》等刊物，为“新思潮派”开辟新的战斗阵地。
此外，作为“新思潮派”的领袖人物，朱镜我不仅是马克思主义一方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而且还冲锋陷阵，在论战中作出了重要的理论贡献。作为著名左翼理论家，他对哲学、经济学、社会学都有很深的造诣。从1928年起，他就开始尝试用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来研究中国社会和历史，相继发表重要论文《中国社会底研究》和专著《社会诸研究》，1930年又在神州国光社出版其译著《经济学入门》，影响很大。中国社会性质问题论战爆发后，他更以高昂的斗志撰写了《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民族解放运动之基础》、《取消派与社会民主党》、《改组派在革命现阶段上的作用及其前途》、《“动力”底反动的本色》和《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工业化》等一系列文章。由于他的文章全都以谷荫、张焕明等化名署名，有的又以“编辑后记”的形式出现，所以往往未能引起人们应有的重视。
其实早在1928年8月，他就已初步指出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他认为，鸦片战争后随着欧美资本主义的入侵，中国社会开始发生质变，并处于一种“次殖民地的状态”（注：朱镜我：《编辑后记》。《思想》月刊第1期。）。到1930年春夏，他对中国社会的这种特殊性有了更明确的认识，认为“中国是为帝国主义统治下的半殖民地的国家，帝国主义为要剥削并掠夺中国底一切起见，需要保持中国的封建残余势力为其工具，需要培植买办势力为其爪牙”，“因而民族资本在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上的比重是极其微薄而弱小的，它没有充分发展的可能性”。所以，一方面中国虽“已有资本主义的相当的发展”，但却仍然“是半殖民地的产业落后的国家”，而另一方面，“中国的封建势力，因帝国主义的帮助，依旧保持着优越的地位”（注：朱镜我：《改组派在革命现阶段上的作用及其前途》，载《新思潮》第6期；《中国目前思想界底解剖》，载《世界文化》第1期：《民族解放运动之基础》，载《新思想》第7号。）。同时，他还着重分析了托派、新生命派的片面性，明确指出，他们的“见解都是为中国革命的障碍，都是为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敌人。我们对这种敌人，尤其是前一种敌人，必须坚决地由实践来克服他们，来证明其理论底误谬，同时，分析中国经济之实状，阐明经济生活之本质，指摘他们底错误之来源去向，也为当前必不可少的工作”（注：朱镜我：《编辑后记》。《新思潮》第5期。）。当托派的《动力》杂志刊出十几天后，朱镜我又一针见血地撰文指出：“‘动力’虽然高呼着拥护辩证法的唯物论，克服他们自己所悬想的机械论，但是，不幸得很，‘动力’实际上却在推翻辩证法的唯物论而暗地里面输入机械论、形式主义”，这种否认对立物之媒介性的“是——是和否——否”的思维方法，“就是托洛茨基主义底根本特征”（注：朱镜我：《‘动力’底反动的本色》。《文化斗争》第1期。）。
1932年4月，他又化名张焕明在《研究》创刊号上发表长篇论作《帝国主义与殖民地的工业化》。文章从五个方面系统论述了帝国主义对华资本输出的走向、目的及其所发生的影响，其中着重研究了投资于生产性用途的那一小部分资本的具体流向及其对中国工业化的作用，指出帝国主义的基本政策“就是极力要使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成为母国经济底从属的一部分，决不许它成为独立的对手”。同时，文章深入分析了帝国主义同中国封建经济的双重关系，指出：“帝国主义一面破坏着资本主义的自足经济，一面却维持前资本主义的剥削方法，农民的受剥削程度非但丝毫没有减少，反是一天比一天贫乏化。”再者，文章以汉冶萍公司为例，深刻剖析了帝国主义同民族资本主义的关系。他的最终结论是：“帝国主义对殖民地工业化之态度，不是促进，而是抑制。只有推翻了帝国主义的统治，殖民地和半殖民地才能转为独立的工业国！”
由此可见，作为组织领导者的朱镜我，也无愧是“新思潮派”的重要理论代表。因此在确立该派最主要代表人物时，朱镜我无疑比王学文、潘东周更为适宜。
经过以上三方面的叙述，我们大致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新思潮派”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共产党人为主体的左翼文化团体；“新思潮派”与后期创造社和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有着不可分割的血肉联系；“新思潮派’的主要代表人物应该是朱镜我和王学文、潘东周，其中朱镜我的作用尤为重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