情报失察——西方情报研究的重要课题及其对我们的启示，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情报论文,课题论文,启示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分类号］G350 G353.1
1 西方情报研究的重要课题
西方情报界一直非常重视情报失察的问题。早在1945年，T.德雷珀就开始搜集和发表二战时期美军情报失察的战例；涉及珍珠港事件的情报失察讨论，历时五十年而不衰。20世纪70年代后期，对情报失察的研究更多地从情报系统本身转向对情报接受者和使用者的研究。史蒂夫·陈1979年在《美国政治科学评论》上讨论了导致情报失察的认知和组织因素以及如何在战略告警中避免失察的措施；R.S.凯利在“情报‘失察’后的真实故事”一文中认为，情报失察更多地归因于高层决策者对情报“失败地使用”或“失去信任”，包括对信息过分地过滤和诠释；谢莱姆以赎罪日战争为例指出情报失察的心理根源及机构改革的必要性[1]。
对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的调研被认为是美国历史上最严重的情报失察案，情报界被指责为没有能力搜集有用的信息，且未能说清楚其情报分析在多大程度上是依赖假设而非证据。除了政治影响、缺乏合格的分析员、缺乏问责制、不断下滑的情报质量评价标准等因素，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原因是情报界过分关注于秘密情报，忽视公共信息（public information），而非密信息源（non-clandestine sources of information）对于理解一个社会的文化、政治趋势是至关重要的。
另一个导致对情报失察高度重视的事件是“9·11”事件。自2001年1月20日至9月10日，美国总统每日简报上至少有40篇与本·拉登有关的信息，但恐怖袭击还是发生了。事后调查过程中，总统和国家安全顾问都认为，尽管当时有关情报数量庞大，但大都没有关于时间、地点、方式或目标等细节方面的内容[2]。美国人对情报机构再次未能及时预警纷纷发出指责，导致参众两院通过了情报改革法案。
2 失察的认知学透视
几乎所有对情报失察案例分析的专家们都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危机信号不是没有出现，而是分析人员和决策者对它视而不见。因此，问题的症结不在于情报分析人员能否搜集到有关信息，而在于怎样处理和分析那些被称为信号的信息。信号是“个人在某种具体环境背景下由竞争者过去、当前或未来的状态或行为的数据和信息得出的推论”[3]。这种推论必然经过人的感知、分析和思考，不同的人对同一信息得出不同的信号。
认知学的理论为我们分析忽视危机信号的原因提供了分析框架。首先，从信息加工的角度来看，对一种现象的意义解读可以采取自上而下的概念驱动，也可采取从各种感觉材料开始的自下而上的数据驱动。前者是由当时的情境、过去的经验，或两者共同产生的期望所引导。影响正确的信号判断往往源于思维定式和传统经验，具有这种倾向的认知主体在接受信息时会定向地“锁定”在原有理解的框架内，很难跳出去设想另一种可能性。这种现象被称为“框定”或“思维定向”。其结果是，作出的推论符合他们潜意识里希望认知的东西，它决定着主体的价值标准和认知目标，决定着对威胁信号的选择性理解（selective perception）和偏向性推论（biased inference），也决定着认知主体情感的形成及在放大或缩小、加强或减弱对客体信息的反应时所发挥的作用。“思维定向”导致了各种形式的认知偏见。例如，当比较具体、生动的具象性信息和比较抽象、概括的抽象性信息同时呈现在分析者面前时，“百闻不如一见”的具象性信息更容易影响分析者的思维。事实上，看见的未必是可信的，看不见的信息也不等于不存在。个人所见与抽象信息同样可能具有欺骗性。局限于个人视野往往不可能对问题进行全面理解，也难以对“所闻”进行探究，等事实已经能见到时，则为时已晚。再例如，寻求证据与假设一致的过程中也会产生偏见，因为人们趋向于支持因果性解释。如果证据与分析者的某个假设相一致，分析者对自己所作的判断会更加自信，更倾向于选择包含了更多“一致性”信息的判断，而这种“一致性”的信息未必是可靠的。相似的例子还见于因果关系推论中的归因偏见，关系评估过程中对自我重要性的高估，等等。
将上述分析与情报失察联系起来使我们认识到，决策者头脑中已有的理论和观念可以影响他们对决策中信息处理并导致对新观点的抵制。在威胁未被认识时，即使面对明显客观的证据，决策者也不会动员其防御性系统；反之，即使假设的对手并无恶意（如伊拉克藏匿“大规模杀伤性武器”），也会采取相应的反威胁措施。这种认知偏见，在预测可预见危机时表现得特别明显，如过度捕捞造成渔业资源枯竭的“集体性悲剧”、1962年古巴导弹危机事件等等。费德在“克服‘思维定向’：企业能从政府的情报失察中学到什么”一文中认为，决策者们在解决具有高度不确定性问题的时候总是偏向于一个正确的答案，他们习惯于问“哪一种结果是我们需要的？”。克服这一弊病必须要认识：①没有人能垄断对真理的解释；②任何组织和个人必须意识到可能没有正确的答案，要习惯于认识、评介和分析事物固有的不确定性和多种诠释的途径；③需要组织内部相关成员的周密思考和讨论，运用“基于证据的多前景分析”方法[4]。
另一种理论被称为认知失调理论（cognitive dissonance），该理论假定，人们习惯为自己的行为寻找高度的合理性，不愿意接受新的信息、新的理论和期望，尤其是非权威性信息，或者过滤掉与经验认知不符的信息，从而使认知保持和谐的均衡状态。这种观念上的偏执往往导致知觉合理化（rationalization），抵制正确的信号。这一理论对危机失察的另一解释是，危机形势同样也提升了在情报过程中保持认知连贯性时心理需求的重要性——人们不愿意根据每种新的认知线索重组他们的感知世界，这样做只会导致认知功能紊乱。努力保持认知的平衡和一致能让人们将新的认知线索置于更大的模式中去，将新的发展与主要的观点和预测，以及所希望出现的结果一致起来。因而在分析情报时趋向于看到他们期待的结果[5]。
第三种理论认为，对威胁信号的认知和判断，除了受一些客观因素影响外，还要受社会认知模式的三个主要因素（主体特征、客体特征和情境特征）及其认知障碍因素的制约。戴维·辛格认为，威胁即“理性行为体＋伤害能力＋伤害意图”；迪安·普认为决策者把关于对手的“损害能力”与“损害意图”的信号联系起来，才形成了威胁认知。信号越弱或越模糊，心理倾向的影响就越大；心理倾向越强，其对信号解释的影响就越大。这与托马斯·谢林的观点相仿，谢林认为竞争对手的能力、意图与主体确信其处于危险中这两者之间存在着差距，仅仅依靠“能力”和“意图”这两个因素就构成全部的威胁认知不足以令人置信，还需要其他因素来激发认知者的警觉反应[6]。
3 情报文化因素
情报工作者能否坚持独立思考，敢于怀疑，挑战权威，被视为能否保证情报的独立性、客观性和准确性的前提。但是，情报机构常常沦为政治工具，机构重叠、效率低下，热衷隐蔽行动、权力被滥用等弊病在西方各国屡见不鲜，导致其本身职能弱化。研究这些体制性的问题被归入情报文化（intelligence culture）的范畴。与社会学或政治学意义上的文化不同，情报文化是指以情报界价值观的共识为认同基础，比较不同国家的情报系统在不同的政府管理、意识形态、机构模式、战略利益和社会政治环境中以非常相似的方式行使相同或类似任务的能力。这方面的研究是将文化理论（包括相近的组织理论、战略研究等）应用于情报界，为理解和处理具体的情报失察问题提供了分析工具。
评论最多的是所谓“情报政治化”（politicization of intelligence），其表现之一是官僚文化（bureaucratic culture）及其对情报的干涉。情报工作应干预重大决策的出台或潜在危机的处理，但情况往往相反，由于预算和人事受决策部门支持，情报机构很难作为“中立者”独立地作出客观的分析。分析人员在政策决策者们向情报部门下达“需要知道”的课题下行事。受批评最多的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它的作用经常受局长与总统个人关系的影响。朝鲜战争中美国低估中国赴朝参战的可能性，是因为当时美国政治和军事领导人“根本不怀疑那些他们想听什么就给他们建议什么的顾问”。法国领导人也并不信任情报机构，甚至公开指责对外情报及反间谍局是一个“费钱的玩笑”，情报界条块分割、机构重叠、争相邀宠、效率低下[7]；表现之二是官僚化的情报处理程序导致情报延误和处理质量下降。由于要严格执行报告程序，决策者们经常不能获得及时的信息。当时间变得非常宝贵时，还要经过一长串严格而冗长的程序，延缓了信息的传播速度；表现之三是决策者的替换导致新的政策重点以及新的“目标”，使现有情报的搜集、管理和制度产生了变化；表现之四是为获得政治和基金的支持，各情报机构间相互竞争，造成协调困难和信息共享障碍，无法搜集到真正重要事件的相关信息，造成危机失察；表现之五，当危机爆发后，送选何种情报产品的决定也受到官僚政治的影响。由于信息来自不同且完全隔离的信息源，决策者们“在决策之前听取不同价值的（情报）的要求”往往成为空话。
组织模式是研究情报失察的又一个视角。在一个组织内部，信息交流是成功管理的关键，情报机构也不例外，对危机信号的不同解读需要情报机构各个部门、各个层次、各种不同观点之间的信息交流，尤其是与决策者进行沟通，让情报人员和决策者彼此都了解决策过程和情报工作的各个环节，使决策者看到与预期相反的分析结果，而不是靠妥协和平衡产生情报产品。但实际情况是，两者不仅互相忽略，有时甚至是互相敌对。决策者为未获得所希望的信息感到沮丧，情报人员因被忽视而感到愤怒。信息交流障碍的起因是组织结构。法国的情报机构是遵循高度集中和等级森严的模式，偏好形式化的章程管理，被称为“高权力距离”（high power distance）的“金字塔”模式；德国模式则偏向于非集权制的“低权力距离”，但与法国一样也偏好正规的条例管理；而英国的情报机构则被称为既不遵从形式又非追求集权化的“村庄市场”模式；美国情报机构则反映了美国国内的宪法传统与公司式机构管理的混合模式，被称为“白宫村”（Whitehall village）[8]。高度学院式的模式所形成的“集体思考”（group think）会严重损害情报分析的机能，尤其是那些需要快速作出的决策，这种模式将情报生产者与使用者捆在一起，对信息的评价和判断主要靠事先建立的规则，且往往是组织间妥协的结果。美国在核查伊拉克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时典型地采用这种模式，没有人细究支持这种共同假设的证据，碎片般的证据也难以与其他证据结合成一个内在有机的整体。
那些需要全面、仔细考虑的决策需要组织问的协调、资源的合理分配、多信源分析和专家知识的共享，因而往往产生一份附有大量脚注、分歧意见和不确定的证据的评估，使用者难以做出正确的判断。另外，从交流效果来看，情报组织的条块分割在保护机密的同时也设置了交流障碍。由于情报通常以资料来源为基础被细分成不同类别，各个类别由一个独立的上级监管系统所管理，当不同的决策者和情报部门用不同的方式对对方，甚至是内部的敏感信息进行查询时，这种条块分割就会产生交流问题。里根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特别助理兼危机管理中心（CMC）的高级主任抱怨说，在入侵格林纳达过程中对保密的要求导致“在一段大约6或7小时的时间里，我们对情形一无所知”。组织障碍造成情报失察还表现为岗位设置的不合理。例如，所有情报分析者的岗位都在局一级，当信息传这一层次时，决策者自己就变成了分析者，而他们几乎没有分析工具来了解信息。等级式组织助长了迎合上级的风气，直接或间接地拒绝“不受欢迎的坏消息”——危机信号的传递和解读[5]。
组织与信息交流障碍还源于对情报涵义的理解。西方国家对intelligence有不同的解释。美国将情报定义为“搜集、评价、分析、集成和诠释所有可得到的、并对计划有即时的、潜在意义的信息”。这意味着分析来源庞杂的信息是美国规模庞大的情报部门的重要职能。同样，国务院情报局（INR）和国防情报局（DIA）也都是“全信源分析机构”（all-source analytical organ）；而英国对情报的理解是侧重情报的搜集，即“初始情报”（raw intelligence）的生产。与CIA不同，英国情报高层将隐秘情报的职能描述为：用隐秘的手段找到政府组织不能找到的信息”，这种理解导致其情报机构是非集中式的，SIS主要处理人际情报和信号情报，初始信息的分析大多交给国家有关部门承担。这种结构使情报机构服从于中央政府，操作性业务被淹没在庞大的国家机器日常事务中，“政府评估”而非“情报评估”使情报工作染上了浓厚的政治色彩。英美情报模式的区别就是两种情报文化的区别。美国的模式导致2001年9·11事件中犯了与1941年珍珠港事件同样的错误，国家安全局（NSA）、中央情报局（CIA）和联邦调查局（FBI）在接到法国、俄国、以色列和埃及的大量紧急信号后仍由于机构间的竞争、敌对和任务的重叠加重了对危机信号进行有效处理的难度。即使在CIA内部，反恐中心和反情报中心也因不能有效合作而削弱了其应有的情报预警职能[8]。
加强对情报失察的研究，对我国情报界有如下实践和理论上的意义：首先，有助于丰富情报预测和危机预警的研究内容，提高预测和预警的准确性。失察研究基本上是建立在对各种失败案例的分析基础上，而军事、政治和经济领域存在着大量失败的事例。许多曾独占市场绝对份额、而今步入夕阳的大企业，都屡屡应验了那句“在企业，没有比昨日的成功更危险”的预言。危机和失败的铸成并非一朝一夕，在辉煌的时候都有大量的危机信号释放出来。近年来“失败研究”和“危机研究”热潮的掀起，为情报失察的研究提供了大量的实证。仔细研究那些遭遇失败的企业，将有助于从情报失察的角度提高企业预警能力和应变能力。其次，情报失察研究不仅将情报学研究与经济、管理等领域的研究结合在一起，为理论与实践的结合提供了一个新的嫁接领域，也为情报理论建设本身提供了新思路。就方法论而言，分析情报失察大致是一种逆向或求异情报思维，它有助于我们从绝大多数人没有想到的角度去思考问题，对问题的相反面深入地进行探索，或者在通常没有注意的地方发现问题，提供常规思维忽略的决策途径。再次，加强对情报失察的研究有助于我们重视对信号的分析，对认知情报学和情报文化的比较研究，这无论对于调整情报业务思路还是丰富情报学理论都有重要价值。
收稿日期：2008－05－04
修回日期：2008－09－0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