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的科学探索——《胡绳文集1979-1994》评介，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现实论文,文集论文,科学论文,历史论文,胡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本文指出，《胡绳文集1979-1994》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胡绳同志近十五年来进行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成果。《文集》中的政论文章，阐述的是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中国的现状与前途问题，这些是八十年代以来，作者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又由于作者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以来，对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方面重要问题的阐释，也构成了本文集的一个重要内容。另外，作为中国近代史学的大家，文集还收入了多篇作者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和讲话，都是在深厚的研究基础上有所为而发的作品，有益于推动学术研究。
把现实、历史和理论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构成了本文集最突出的特色，人们从这部文集中，可以加深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深厚的历史内涵和坚实的理论依据。
胡绳同志将1979至1994年间发表的主要论文和讲演，结集出版了①。作为我国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历史学家，胡绳同志在这十五年中辛勤进行的理论探讨和学术研究的成果，相当完备地汇粹于这本书中。呈献在读者面前的这部著作，不但表现出作者所具有的深厚的理论素养和敏锐的历史眼光，而且表现出他独具的朴实无华的学风与文风。透过作者心平气和、细密严谨的分析与说理，我们看到的是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和不墨守成规的创新精神，勇于提出重大问题，并致力于从理论上解决疑难问题的探索精神。正是由于这些特色，这部文集的出版，对于读者深入了解和研究我国的现实问题和历史问题，必会大有助益。现在我们仅择其主要内容，做些概括介绍。
一
关于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问题，关于中国的现状与前途问题，是八十年代以来作者最为关注的研究课题。他把有关这方面的著述，叫作“直接讨论政治问题的政论文章”。事实上，应当说这些政论文章，是作者倾注心血的理论研究和学术研究的成果。他在论述中国社会主义现实问题的时候，总是要进行历史的探讨，把现实问题摆在历史发展的过程中，剖析其前因后果、来龙去脉，同时作出很有深度的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分析。因而这些文章总是以历史和逻辑相统一的力量，征服着读者。
中国为什么不能走资本主义道路，这无疑是论述中国社会主义发展总题目中需要首先解决的问题。按说这个问题，本来是一个经过多次的思想论争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早已解决了的问题，那么，作者何以在今天又重新对它提出讨论呢？显然是为着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论证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并回答在这个问题上存在的某些偏见和疑问。可贵的是，作者没有简单地重复成说，没有抽象地去比较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优劣，而是凭着自己长期研究中国近代历史的深厚功力，从对近代中国历史的具体分析中，做出了新颖而深入的论证。
针对那种认为帝国主义的侵略对中国起了进步作用的观点，作者指出，正是由于帝国主义的侵略，造成了中国深重的民族灾难，使得中国变成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他强调说，历史事实证明，帝国主义列强和他们支持的封建势力在中国建立起联合的统治，乃是中国不能独立发展资本主义的根源。就拿对外开放一事而言，旧中国进出口贸易微不足道的数额表明，帝国主义固然打开了中国的门户，迫使中国对外开放，可是他们的掠夺和剥削，又使得中国贫穷落后、贸易萎缩，处于没有能力正常地实行对外开放的地位。帝国主义的压迫和控制，使得中国资产阶级无法形成一支独立的强大的力量，不能为自己的发展壮大创造前提。也就是说，中国资产阶级没有能力解决中国的独立问题（从帝国主义的压迫下解放出来）、土地问题（农民从封建的土地关系下解放出来）、民主问题和统一问题。解决这些问题，完成民族民主革命的任务，是由无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实现的。在中国民主革命取得全面胜利之后，当然不可能建立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不可能走资本主义道路。不难设想，假如出现那种局面，“那将发生多少社会矛盾和阶级冲突，人民将为此付出多少痛苦和流血的代价”。因此，按照中国的历史条件，经过新民主主义走向社会主义，这是中国人民所能选择的最好的道路。
社会主义道路，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实现这个选择之后，紧接着的任务就是如何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在经济贫困、工业落后、资本主义很不发达的中国，究竟怎样进行社会主义建设，这确实是没有成例可援的全新的事业。作者多次深入论述了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探索过程中的成败得失问题。他强调指出，在中国这种特殊的历史条件下，要找到一条建设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不经过曲折和失误，几乎是不可能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的二十多年中，虽然由于“左”倾错误而屡遭严重挫折，但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还是取得了许多重大成就。而且，从长远的观点来看，在探索过程中所取得的正面和反面的经验，应当说都具有重要的意义。作者在具体分析了取得不同经验的各种情况后作出论断说，正面的经验固然为1978年以后的改革提供了重要的依据，反面的经验却也使我们学到了没有犯错误以前所不懂得的许多事情。从七十年代末以来，以邓小平为代表的中国领导人正是很好地总结了以往正面和反面的经验，所以才能从中国的具体情况出发，逐步提出通过改革开放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一整套方针和政策。中国人民之所以能够迅速地接受了这些方针和政策，并且积极地投身到改革开放的建设实践中去，也正是由于有了这些切身经验的缘故。
作者专门著文，对毛泽东探索中国建设道路过程中的功过，作出历史的评价。他指出，中国开始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时候，不能不受苏联模式的影响。但是到了五十年代后期，毛泽东开始觉察和设想改正这种错误倾向。他在苏联领导人和理论界都把苏联模式看成唯一的社会主义模式的形势下，敢于在思想上力求摆脱苏联的束缚，在政治上顶住苏联的压力，明确地提出不能照抄苏联，主张独立地寻找一条适合中国情况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那可以说是一种惊世骇俗的意见。不难设想，如果建国以后一切都按着苏联的模式做，那无疑就意味着中国将一步步成为苏联的一个大“卫星国”，而最终在八十年代末，中国大约也就不可避免地成为从莫斯科开始的倒下来的多米诺骨牌中的一张。作者不同意把毛泽东的后半生仅仅归结为犯了“文化大革命”这个严重错误，他认为毛泽东首先倡导在中国进行社会主义建设的独立探索，是这位历史人物一生中所做两件大事中的第二件大事。
作者着重指出，从五十年代后期起的二十年的探索中，中国犯过大跃进、人民公社运动和“文化大革命”两次重大的错误，这是由于“错误地运用了过去中国革命中的群众斗争、阶级斗争的经验”所致。他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套用“以阶级斗争为纲”、“不断革命”、“大搞群众运动”、“否定物质利益原则”这套做法，“并不能矫正依靠行政命令、过度集中的那种经济模式（事实上继续保持），而且更造成了混乱”，使中国的建设事业遭受到巨大损失。正因为这样，我国此后进行的改革，便不能不首先针对这些弊端。
作者以深刻的理论洞察力，从以往的错误中概括出两个根本教训。他写道：“我看有两个根本问题。一个是我们没有认识到从革命时期到建设时期的转变是一个根本性的转变，我们工作的总的指导思想随之也应该有一个根本的转变。”“再一个是我们没有充分认识中国的国情，并从中国国情出发，进行社会主义建设。”
作者指出，中国进入了建设时期就不能再破字当头，而要立字当头，即一切以建设为主，一切着眼于建设。决不能再以阶级斗争为纲，用阶级斗争去冲击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他说，现在我国人民掌握了政权，一切问题应该通过社会主义的自我完善，通过健全民主和法制，通过建立各种制度来解决。在建设的过程中把旧的东西、坏的东西铲除掉，逐步消除其影响。这是“在已有的基础上，逐步进行量的转变，部分质的转变。因此，可以说，我们的方法是改良的方法。”他指出，“文化大革命”的基本教训之一恰恰是，在应该主要是从事建设的时候，却以为破是一切，只要破了就会有一切，其实是造成丧失一切的危险。作者认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确立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路线，就是一条以立为主的路线。他说：“改革固然是要破除僵化的经济体制和与之相联系的社会上层建筑和思想，但改革不是简单的破。它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是为了不断发展社会主义生产力。”
作者对我国进入社会主义时面临的特殊国情作了深入的分析。他说：“我们的社会主义社会的前身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在这社会里虽然有资本主义，但很不发达。我们没有经过发达的资本主义社会阶段。我们从旧社会得到的‘遗产’中，几乎完全没有资本主义社会所能提供的一切。因此，在我们的社会主义建设中，不可能不在经济、政治、文化等方面遇到许多特殊的问题和特殊的困难。”作者举例说，这些特殊问题是，在全社会，特别在广大农村，生产社会化的程度很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文盲大量存在，国民教育很不普及，社会教育设施很少；科学技术落后，知识分子数量少，有较高水平的知识分子更少；非常缺乏大生产和大商业的经验，因而经营管理方法很落后，如此等等。如果看不到这种特殊国情，以为在“一穷二白”的基地上更容易建设社会主义，以为只凭一些“纯洁”、“完美”的社会主义抽象概念作指导，就能很快完成社会主义时期的任务，那当然会犯大错误。
有鉴于此，作者着力论证了我们必须运用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来建设社会主义的问题。作者特意提出并阐释了一个人们不大熟悉的马克思主义观点，即社会主义社会和资本主义社会除了对立的关系以外，还有一种继承关系。他指出，资本主义初起时的空想社会主义不懂得这种继承关系，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科学社会主义则对这种关系作了合理的说明。列宁在面临社会主义建设的现实任务时，更是特别强调了继承资本主义“遗产”的重要意义。作者由此得出结论说，社会主义不是在一块“空地”上建立新的大厦，它必须继承资本主义社会所创造的巨大的生产力，充分利用资本主义社会的科学、技术和组织社会化大生产的手段和方法，吸取资本主义的全部对社会主义有用的文化，只有这样才能创造出比资本主义更高的社会生产力和更高的文明。在原本资本主义不发达的国家里，能否解决好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遗产的问题，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建设成败的重要条件。这也是中国必须实行对外开放的原因之一。中国近十几年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经济建设有了长足的进步，但是从经济发展的总体上看，我们还远远落后于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因此，学习和继承资本主义的一切对社会主义有用的“遗产”，仍然是我们必须做好的一件大事。换句通俗的话说，我们不能补“走资本主义道路”的课，但必须补“继承资本主义遗产”的课。
作者在多篇文章中，对于邓小平同志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党的基本路线，做了大量深入浅出的论述。其中，《什么是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一文，尤为作者学习和宣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力作。这篇文章，紧紧抓住对马克思主义的创造性发展这个主题，从四个方面作了很有理论深度的分析。作者在谈到“发展生产力”时，着重论述了破除对贫穷的公有制、贫穷的社会主义的崇拜的重要性，高度评价了邓小平“把发展生产力作为中心，而公有制和按劳分配制的发展，必须服从于生产力发展的要求”这一思想。作者认为，邓小平的这一思想是以新的东西丰富了马克思主义。这是对几十年来流行于国际和国内的一种错误观点的突破。这一新思想，不仅对中国有着十分重要的意义，并且在世界范围内带有普遍意义。作者在谈到“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时指出，这一科学概念，不是从一般的意义上，而是特别从中国国情出发提出来的。它的重要性就在于表明，我们所实行的一切方针政策都必须符合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实际，而不能拘泥于社会主义的一般形式，或者说，不能按照抽象的社会主义纯洁性的标准作出判断。切实掌握这一点，是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上的重大突破。在谈到“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时，作者将国际上六十多年间社会主义建设在体制方面的主要弊端概括为两点：第一是过分地依赖集中的国家权力，以此来管理一切，支配一切。第二是没有从资本主义社会吸取对于建设社会主义有用的一切文明成果。作者通过总结中国的历史经验指出，“生产力的发展所受到的束缚，不是来自资本主义，而是来自在一定历史条件下与某些对社会主义的错误观念相联系着的不适当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在这种情况下，要用过去革命的办法来解放生产力，只能说是开错了药方。”作者在谈到“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时指出，在过度集中的计划经济的弊端日益暴露出来的情况下，“不对计划经济进行根本的改革，不承认和接受市场经济的优点，那就不仅造成经济上的萎缩，而且形成政治上的不安定。”他认为，打破对计划经济的迷信，打破对市场经济的禁忌，肯定社会主义应当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积累起来的有利于社会经济发展的一切市场经济的经验，利用过来为社会主义服务，这是邓小平对社会主义理论的一个极其重要的贡献。
可以看出，作者有关社会主义问题的论述，是对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所作的精到的阐释和发挥，并将这个问题的研究推进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二
作者自1985年夏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院长以来，对于我国社会科学事业倾注了大量心血。正因此，就有关社会科学研究方面的重要问题，进行细密和周到的阐释，答问析疑，构成了这本文集的又一个重要内容。
究竟应该如何估计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作用，无疑是一个具有根本性质的问题。社会科学的重大作用，在革命时期，比较容易看得清楚，而在建设时期，社会科学是不是仍然具有重大作用，人们的认识却往往变得模糊起来，似乎对于经济建设而言，社会科学已经不及自然科学和实用技术那样作用显著了。作者正是针对这类模糊认识，着重阐述了社会科学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重大作用。他以我国的实际经验证明，能否运用社会科学研究成果作出科学的决策，是导致我国社会主义建设成功还是失误的一条重要原因。他指出，建国以来我们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走了弯路，造成失误，固然与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落后有关，但更重要的是没有重视社会科学研究。许多重大决策是凭主观愿望和一些抽象、笼统的概念作出来的，已经过时的老经验和外国的某些公式也在起作用。实际上，这些决策没有科学依据，当时也不要求科学的依据。
作者强调指出，当着我们从革命时期进入建设时期之后，我国社会科学的主要任务毫无疑问也应该与整个国家工作一道，相应地从批判旧世界转到建设新世界上来，也就是转到服务于建设社会主义的现实需要上来。但是在过去长时间没有解决好这个转变问题，直到十一届三中全会才开始实现这个转变。此后的新的历史时期，是我国建国以来社会科学发展最快、思想最活跃、成果最多、获得社会效益最大的时期。当然工作中也存在许多弱点和缺点。因此作者一再强调：“为了把我国建设为现代化的社会主义强国，社会科学必须有一个大发展。”他说，我国所处的伟大变革的新形势，可以看作是对于社会科学的挑战，对于一切有志于社会科学事业的人来说，现在也“正是社会科学工作充分发挥作用的最好时机”。社会科学工作者要自觉地树立高度的历史使命感和社会责任感，积极地贡献自己的力量。要从哲学社会科学各种学科的多种角度深入系统地研究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事业中的现实问题，研究现实国情，研究当今世界，发挥理论的超前作用和反馈作用。
当然，社会科学不但要注重有着直接实用价值的对策性研究，同时也必须重视基础性研究、理论研究、历史研究，以及各种学术文化专业领域的系统研究。作者充分估价了这类研究，特别是一些看不到立竿见影的实效的科学研究所具有的意义。他指出，决不应该因为这类研究不真接为当前问题提供对策而予以轻视。他强调，不进行高水平的系统的基础研究、理论研究和历史研究，就无法保证和不断提高各种具体问题研究和对策性研究的质量。他强调，应当充分估价哲学和各种人文学科，对于人们建立科学的人生观和价值观，对于影响现实生活中人们的行为和社会风尚，对于提高民族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科学文化素质等等方面，所具有的重要作用。
为了实现社会科学大发展，就必须对我国社会科学事业进行改革与建设，要做学科建设、人才培养、协调力量、整顿学风等多方面的工作。尤其重要的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指导方针，以保证研究工作的健康发展。为此，作者在多次讲话中论述了社会科学研究的指导方针和方法问题。
作者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作指导，是我们社会科学研究工作的最根本的方针。在这一条上，不能有任何动摇。为了能够坚持马克思主义，必须用发展的态度对待马克思主义；只有不把马克思主义当做一成不变的教条，克服曾经发生过的一些简单化、庸俗化的错误做法，从国际国内新形势的实际出发，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指导社会科学的研究，才能保证研究工作不断创新、不断发展，不断做出解决新问题特别是疑难问题的科学成果。为着克服简单化庸俗化的倾向，作者对与马克思主义指导有关的一些问题做了独到的深刻的分析。这里仅举二三个问题作例。
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与继承人类文明遗产的问题。马克思主义是人类文明大道上的产物。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不仅不意味着拒绝人类文明的遗产，相反地恰恰是要把人类文明的一切成果都妥善地继承下来。当然，这种继承只能是有分析的、批判的继承，只能是“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式的继承。做好这种批判继承工作，是很不容易的。作者十分注意克服在文化继承问题上的简单粗暴的倾向。他指出，在文化思想方面，“我不赞成采取搞运动的方式来反封建”。“封建时代的文化遗留下来，有些已渗透到人们的意识深层和行为方式之中，它将随着社会生活的变化而变化，不是一个‘运动’所能恰当解决的。如果用‘文化大革命’时期‘扫四旧’那种做法，只会有害无益。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民主政治的发展，文化教育的发展，来逐步消除传统文化的封建遗毒、成分。”况且，中国长期的文化积累，毕竟是我们的一笔极其宝贵的财富，决不能用虚无主义的态度把它一笔抹杀，相反地必须把如何发扬优秀民族文化遗产，利用它来为社会主义建设服务，作为一个重要的课题，努力加以解决。对待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无疑也只能采取同样的辩证态度。他认为对外开放同样适用于社会科学研究。在继承和利用我国优秀文化遗产的同时，必须广泛地从世界各国先进的科学文化中吸取营养。“中国近代，从国外引进了民主思想，引进了马克思主义，引进了哲学社会科学的各种新概念、新方针。中国近代的思想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是同这些引进分不开的。现在要实现社会科学的大发展，必须彻底克服各种保守思想的障碍，改变过去一段时期中研究工作的封闭状态，大胆引进世界各国的学术思想，在充分研究的基础上进行鉴别、采择、批判、吸取和消化。”他强调说，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比以往一切社会更高的文明，从事社会主义建设自然更是应当充分吸取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在这方面要克服那种极端幼稚的简单的“兴无灭资”的观点。当然，对于资本主义的文明必须采取分析的态度，一方面要坚定地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的侵蚀，一方面要积极地吸取资本主义文明的有益成分。要想把对于资本主义文明的批判继承工作真正做好，那也只能在开放的条件下，在敢于同资本主义文化打交道的条件下，才能够办得到。
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保证学术自由的问题。学术自由是保证学术研究和学术发展的前提，宪法明确规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有进行学术研究的自由。举凡有利于社会发展和科学发展的、现实需要的问题，都是可以研究而且应当鼓励研究的。作者认为，学者的研究是独立进行的，“学术研究是无禁区的”。我们提倡用马克思主义作指导，只是为了使人们能够凭借一种科学的理论和方法，更正确更有效地进行研究，而决不意味着强迫人们放弃独立思考，死守书本上的一些现成结论，更不是要人们在研究中只去搬弄马克思主义的词句与条文。而且事实上那些努力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研究问题的人，他们的研究过程也应当是独立的、自由的，他们的研究成果也应当是充满创新精神和独到见解的。遵循马克思主义指导学术研究的人们之间，经常出现各种学术见解上的差异或分歧，相互间经常进行研讨和争论，这种正常的学术研究状态，恰恰证明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并没有妨碍学术自由。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更不是要强迫人们去相信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的选择，是不能靠强制手段实行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正确性，只能通过充分说理的方式，以理服人。因此，我们要努力贯彻“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马克思主义正是要在学术争鸣中，经受考验，得到锻炼，同时发展马克思主义自身。学术研究中决不能靠权势、靠政治帽子压人。要提倡在学术问题上进行平等的讨论和竞争，以求弄清学术上的是非，促进学术的发展。因此，越是提倡马克思主义的指导作用，就越是应当妥善地对待学术研究中的错误，不能把学术上的错误随意上纲为政治错误，对于学术探索过程中发生的错误只能用学术讨论的方法、引导的方法去解决，不能一有错误就一棍子打死。对于任何学术见解，允许批评，也允许反批评，以求在批评与自我批评中，本着严肃的科学的态度，改正错误，服从真理。
关于坚持马克思主义指导和正确对待非马克思主义的学术研究的问题。作者指出，确有一些学科和研究领域，例如语言学、逻辑学、文献考据、考古发掘等，有自己的特殊的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难以定性为马克思主义的，就不要去给它勉强挂上马克思主义的标签。我们提倡学习马克思主义，但并不要求一切学者都必须是马克思主义者。而且应当承认，一些没有自觉地接受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也会做出有益于人民、有益于社会主义的有价值的成果；对这样的学者应当团结，对于他们的科研成果应当尊重。在我国实行对外开放的条件下，我们与各种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学者与学派，必然要进行广泛的接触，既不能拒绝和他们接触，也不能只是简单地斥责他们违背马克思主义。唯一正确的态度是，一方面用实事求是的充分说理的科学分析指出他们的缺欠或失误，一方面积极地吸取他们的一切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为我所用。在谈到资产阶级社会学的时候，他更进一步具体阐发了这个道理，他说，我们不仅可以利用它积累的资料，吸取它的某些方法，而且它的某些研究成果也值得我们参考。例如，资产阶级社会学关于资本主义社会如何协调运转的研究，我们就可以借鉴。社会主义固然与资本主义有着根本性质的区别，不能照搬资本主义的经验，但是我们既然可以从“贞观之治”中吸取治理经验，当然也就更加可以借鉴资本主义社会协调运转的经验，用之于研究我国在社会主义条件下如何协调社会的各个方面，促进社会的良性运转。
作者直言不讳地承认，我国社会科学事业目前仍然存在着许多困难和问题，但是他充满信心地认为，只要全国社会科学工作者能够同心同德，切实努力，克服各种困难，那么社会科学事业就会兴旺发达，就会为祖国、为人民、为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建设，做出应有的贡献。
三
这本文集还收入了多篇关于中国近现代史的文章和讲话，其中除少数阐扬爱国主义的短文外，大都具有重要的学术内容，并且体现出作者赋予学术论题以特有的思想性的个人风格。作者原是中国近代史学大家，曾于1981年出版了影响广泛的著作《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文集中的这些文章，正是在深厚的研究基础上有所为而发的作品。它们都是针对国内外某一种或某一类观点。通过对历史内在联系的分析，从正面阐述和论证自己的见解，回答各种挑战，并且常常由此揭示出适用于更大范围内观察社会观察历史的方法论问题。因而这些文章实际上都带有学术论辩的性质，但是这里体现出的只是心平气和的说理，而没有沾染教条主义和“大批判”的习气。作者自觉地致力于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问题，但既然是学术探讨，他的学术见解自然也只是一家之言，无须断言它百分之百的正确。不过，这种注重分析的说理性的论辩，显然有益于推进学术研究，而且能够给人以超越论题本身的启迪。这种启人深思的作用，在关于辛亥革命和五四运动的几篇文章中表现得最为明显。
在1981年10月间发表的《辛亥革命的历史意义》等三篇文章中，作者从几个方面反复论证了辛亥革命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性质及其重要的历史地位。这一基本看法，原是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界的共识，作者在《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一书中也做过系统的论述，不过那是结合对于这场革命的弱点的揭示一并展开的。文集中的三篇文章则是着力论证辛亥革命的革命性质和正面意义，虽然也没有讳言它的弱点与不足。作者之所以要作这样的文章，首先是针对西方流行已久的一种观点而发。这种观点认为，“辛亥革命并不反映中国广大人民的要求，只是一些醉心西方文明的知识分子把和中国格格不入的民主共和强加于中国”。作者认为，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上述文章的中心内容，就是通过对史实的剖析以证明“辛亥革命提出的反帝反封建的要求是植根于中国人民群众中的”，是一场必然会发生的必要的革命。这虽然不是新见解，但它是有的放矢的。它表明作者十分关注西方对中国的研究，并且及时做出了自己的回应。在中国史学界刚刚摆脱多年封闭状态的时候，作者发表这样的议论，可说是为国内同行带了个好头，因为回答西方“中国学”的挑战，至今仍然是需要我们认真对待的一项工作。更值得一提的是，作者在这些文章中还一再提醒人们要从历史的全过程看问题，指出“有些观察家否认辛亥革命是一次革命，是因为他们脱离了中国近代革命史的全过程来看事情的缘故”，“如果不是只看一时的效果，而是通过历史发展的全过程来看，我们必须充分肯定辛亥革命推翻了两千年来的君主专制制度，树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的功勋。从一时效果看，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的黑暗并不次于清朝末年；但从历史发展的全程来看，辛亥革命的成功及其失败在中国人民的解放斗争史中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因为它是其中的“一个重要的环节”，“为以后的人民革命打开了道路”。作者的这一提示，说的显然是研究任何历史事件时都不可忽略的重要方法，它的价值并不仅限于对西方“中国学”的一种观点的回答。
上述关于辛亥革命的文章，也是为了同七十年代国内史学界出现的一种新观点进行辩论而作。这种新观点“认为在五四运动前，中国近代历史的进步潮流是从洋务运动（指封建官僚办企业）到维新运动到辛亥革命”。这种看法是在“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精神鼓舞下提出的，并立即引起一场热烈的争论。这场争论至今没有（当然也不一定需要）取得一致，但它对活跃思想，扩大研究视野和研究领域，乃至对于改进和发展研究规范，起了积极的作用。可以说，这一讨论是近十几年近代史研究获得长足进步的动因之一。作者的上述文章是在一定程度上参与了这场讨论，其观点自属可以讨论之列。作者认为，通过对于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农民革命之间的批判继承关系的分析可以看出，上述新看法的根本失误，在于“抹杀了农民革命在近代中国历史中的作用”；而离开了农民问题，是无法弄清中国近代民主革命的成败得失的。
比论述辛亥革命更为引人入胜的是《“五四”和反封建》一文。这篇发表于1989年5月的文章，是为了回答当时出现的在知识界颇有影响的两种观点而发的。一种观点是认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封建的文化进行了“过火”的攻击，以致打断了中国民族文化的发展，甚至导致解放以后的极左；另一种观点认为，由于五四新文化运动迅速转向政治运动和革命斗争，反封建的民主启蒙工作被中断了，致使封建专制主义一直流毒至今，成为民主化、现代化的大障碍。在作者撰写此文的时候，反驳这两种观点的意见已见诸各种场合，争论相当激烈。作者在文章中并没有专门去指摘这两种观点的具体细节，而是通过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剖析，以及对此后七十年历史的回顾，说明五四新文化运动虽有某些“过火”言论，但“真正起的作用是打破了封建传统文化定于一尊的局面”；说明此后七十年间“五四”反封建传统并未中断，而是得到了继承和发展，并且指出其中前二十年和后四十年有着截然不同的情形，不应一律看待。这篇文章的独到之处，在于就如何对待“五四”以来文化上的发展，以及关于所谓“破”与“立”的问题提出了自己的一系列看法。
作者指出，“‘五四’以后，学术界一个很明显的进展是，对中国的传统文化，从古代史到民俗学的研究，展示出了新的面貌。研究领域大为扩展，研究方法、研究成果远非前人所能企及。许多马克思主义者和非马克思主义学者都做出了贡献。如果没有五四时期对旧文化的冲击和由此而引起的思想解放，是不可能有后来的这种发展的。所以，说‘五四’斩断了中国民族文化的进程，是不合乎事实的。”这里讲的是一个基本事实，但却引发人们思考一个问题，即“五四”以后，或者扩大一点，自近代以来，中国民族文化，就其总体说来，究竟是有了进步和发展呢，还是毫无长进，甚至遭到全盘的毁弃，以致今天还需要从头来复兴中华民族的固有文化？这实在是建设社会主义新文化必须首先弄清楚的大问题。而要弄清楚这个问题，就不能无视作者所提示的这个基本事实。
作者认为，在学术文化领域内，“‘先破后立’在一定历史时期是合理的，‘破中有立’在一定意义上也是合理的。但是，如果以为只要做了破的工作，就自然而然能立；如果立的工作遇到困难，就以为一定是由于破得还不够；如果在应该以立为主的时候，还是破字当头，那都是错误的。”“五四”以来的七十年中，“前三十年的斗争，概括起来，可以说是破字当头”。“1949年以后，虽然继续有反封建的任务，但是，历史条件已发生了根本的变化，也必须采用不同于前三十年的方法。”也就是说，再不能“破字当头”了，自此应该是改而实行“以立为主，立中有破”，“破要以立为基础”。失误就在于“在应该以立为主的时候，我们没有全力去立，甚至还以破为主，这就造成现代化事业的进步迟缓，甚至停滞。”这就是历时二十年的“左”的错误。而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正是“一条以立为主的路线”。——所有这些看法和议论，凡是对“左”的错误有着真切体会的人多半是会同意的吧。然而，即使仅就学术文化领域而言，谁又能说“破字当头”的老套数在今天的神州大地上已经绝迹了呢？看来在社会主义“两个文明”的建设日新月异的时候，记住作者所说的这种有着丰富历史内涵的破立观，是很有必要的。
把现实、历史和理论有机地结合为一体，构成了作者收入这部文集中的一系列文章和讲演的突出特色。人们从这部文集中，可以得到多方面的启迪和教益，加深认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改革开放事业所具有的深厚的历史内涵和坚实的理论依据，更好地学习和领会邓小平的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更自觉地贯彻执行党在现阶段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
注释：
① 胡绳同志曾经出过一本文集，收集的是他青年时期的文章，即《胡绳文集1935-1948》，重庆出版社1990年出版，964页。现在介绍的是《胡绳文集1979-1994》，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12月出版，5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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