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债运行机制的有效性及其调整——兼评债务经济中“可自我维持经济增长”的实现，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外债论文,经济增长论文,债务论文,运行机制论文,有效性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所谓外债，是指国内外经济主体之间的债权债务关系。而外债的运用过程，也就是债务经济的过程。所谓债务经济，是指与其他经济社会保持信用关系的信用经济，其最终目标应该是实现可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self-sustaininggrowth)。债务经济过程与非债务经济过程相比，存在巨大的差异；特定债务经济状态下，外债的运行机制直接影响到整个经济运行的状况，影响到其经济增长是否能够自我维持。如债务经济使一国经济关系和经济利益多元化、复杂化；外债的引入使得原来仅仅立足于国内经济的宏观政策部分地失去效率〔1〕等。如果外债运行机制缺乏效率，债务经济运行被迫中断，就可能导致债务危机，增大其经济运行对外债的依赖程度。此时政府除了削减投资、减少进口、降低国内消费以增加资源向外转移等艰难的调整政策外，几乎没有其他选择，而这些政策对宏观经济运行的负面影响恰恰很大。
从我国的实际情况看，我国外债的扩大大体上可以划分为两个阶段：1979～1983年是我国外债的起步阶段，也可以说是对国际资金筹集渠道的探索阶段，因而外债的增幅较缓，年均增长7亿美元左右。从1984年至今，我国外债进入高速增长阶段，1984～1988年年均增加73亿美元；1990～1995年年均增加108亿美元。到1995年末，我国的外债余额已经超过1000亿美元，成为发展中国家中仅次于墨西哥和巴西的第三大债务国。如何提高我国外债运行机制的有效性，促进我国债务经济实现可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成为当前外债研究中的重大课题之一。
一、外债运行机制有效性的衡量
从外债运行的整个环节看，衡量外债运行机制是否有效，其根本性的着眼点，应该是看这种外债运行机制是否能够使债务经济良好运行和顺利过渡到可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状态。一个健康、有效率的外债运行机制的运转过程，也就是债务经济从外部资助的经济增长逐步过渡到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过程，其理想的情况是“继主要以外贷和外援带动投资明显增长而推动的GNP迅速增长以后，出现对外部融资依赖性的稳步下降”〔2〕。而所谓外债危机，实际上就是外债运行机制的失效，从而增大了经济运行对外部资助的依赖性。
在外债的运行过程中，政府的相机调整作用和政策选择（包括财政与金融政策、发展政策等）十分重要。从外债吸收能力的角度看，制约一国在其经济发展的一定时期外资吸收能力大小的因素主要包括：经济发展战略的开放性、经济政策的稳定性及政府的宏观调控能力、劳动力的可获得性及其素质、内资的综合配套能力、企业经营能力和企业家阶层的发育状况、基础设施条件以及国际市场状况等。其中大部分因素都直接受到政府行为的影响。
从国际经验看，美国国家经济研究局（NBER）1988～1989年主持了一项对8个发展中国家（阿根廷、玻利维亚、巴西、印度尼西亚、墨西哥、菲律宾、韩国、土耳其）外债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研究〔3〕，研究表明只有韩国和印尼在1975～1986年之间顺利地推进了可自我维持经济增长的实现，没有遇到外债偿还困难，而其他6国都有过与债权国进行债务重新安排的经历。不同国家在实行债务经济的实际效果上的差异，大部分可以归因于这些国家对其外债运行机制所进行的不同形式的调整措施。
对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发展中国家利用外债来加速经济发展实践的全面分析，特别是对亚洲四小龙和拉美发展中国家外债政策的对比研究表明，造成发展中国家未能成功实现可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的重要原因，主要包括两个方面〔4〕：（1）利用外债来促进经济发展的经济运行，客观上为政府推行随意裁定性质的经济政策提供了方便，这容易导致政府既未能切实根据经济发展对外债的客观需要和国内经济发展对利用外债的实际吸收能力来利用外债，也不能根据经济发展与外债偿还的实际能力来引进外债，从而会导致外债规模的失控；（2）政府未能把握发展中国家资源短缺的现实和经济运行中的结构刚性，将外债作为解决国内经济问题的灵丹妙药，但是对外债的管理以及外债的配置效率缺乏足够的认识。显然，政府充分内在化债务经济利益、推进可自我维持经济增长实现，在于政府及时调整外债的运行机制，制订明确和可靠的经济政策，以使其经济运行处于高收益率的投资状态。“这样的国家不但不降低负债，而且开始输出资本，同时继续从国外借债。经济史上有许多这样的例子。”〔5〕
从资金运行的角度看，债务危机无非是指由于特定的原因使国际资本的运动突然中断。从宏观角度看，政府创造着适合于或者不适合于国际资本运动的基本经济环境，改变着国际资本的收益状况，因而直接影响着债务经济的发展和过渡，影响着可自我维持经济增长的实现。政府在进行宏观调控时，必须能够正确识别国内经济缺口的规模和产生的原因，合理规定与严格控制外债资金的使用方向，加强政府在资源配置与扩大公共储蓄方面的作用，为对外贸易的有效益扩张作长期的努力，这样，才能保证国际资本按照经济规划制定的合理的速度流入国内生产过程并不断转化为可贸易商品，从而推动可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的实现。
在分析80年代引发债务危机的原因时，常常容易将其归结为国际资本市场利率的大幅上调和发展中国家浮动利率债务占总债务比率不断提高这两个事实。但是，与政府对外债运行机制的调节相比，这远远不是引发债务危机的主要原因。值得注意的是，亚洲国家的浮动利率债务比重明显高于非洲国家，而官方来源债务明显低于非洲国家，但是，这一时期亚洲并没有发生债务危机。显然，最主要的原因还是外债运行机制有效性的巨大差异以及由此所导致的出口实绩和经济运行的巨大差异。
二、政府对外债运行机制的调节与可自我维持经济增长的实现
在调节外债运行机制、推进可自我维持经济增长的宏观政策中，财政政策无疑应该具有主导性的作用。国际经验表明，在高财政赤字和高通货膨胀并存的宏观运行环境下大量引入外债，会带来长期性的不利影响；（1）将这些债务流入的资金一部分用来支付增加的公共消费和转移支付，以及由此产生的要求政府全面扩张经济的越来越大的压力，部分地抵销了经济结构的实际效果，而且增加了经济社会的债务偿还困难。（2）使经济增长出现大幅度的波动。在外部资本流入的情况下，如果政府不能有效地控制财政赤字，就会导致经济社会原有的和额外的投资金部分地（通过公共消费等形式）转化为消费基金，这一转化造成了经济增长率仍然只能维持在相对较低的水平；并社会平均储蓄发生下降趋势。较低的经济增长率和趋于下降的社会储蓄加大了外债偿还的困难。
80年代以来，中国在财政收支日益困难的情况下，虽然卓有成效地将财政赤字控制在可管理的范围之内，但是在赤字的合理运用方面还不够理想，然而，对于宏观经济运行来说，赤字的合理运用恰恰是更为重要的。显然，这些赤字大部分代表是追加的外债资金和内债资金〔6〕，其经济效益如何直接关系到这些债务的偿还问题，低效率的使用不仅会增加财政负担，而且更严重的后果是导致赤字与债务规模的失控，触发债务危机与通货膨胀〔7〕。因此，在债务经济过程中，推行可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的实现的新形势下，财政政策必须从侧重于收支管理，逐步转向以赤字管理为重点，并兼顾收支调整。
从整个外债资金运转的角度看，外债运用的效果是可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的实现的最为关键性的因素〔8〕。为了提高外债的运用效率，政府在进行宏观经济决策时必须考虑的是，外债的使用必须局限在一个极窄的范围之内，同时要注意原则上不发生替代国内投资（国内储蓄）的效应。这表明，政府强制规定流入投资领域使用方向是必要的。政府保证外债流入投资领域仅仅是经营债务经济的最初一步，而具体流入哪些部门或带动国内资本流入哪些部门则更为重要〔9〕。
三、外债运行机制的调整与内资、外债关系的协调
在广大发展中国家，外债与内资相互作用、相互联系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1）外债对内资形成追加效应，即当一定的外债流入时，内资并未因此而在数量在减少，因而一定数量的外债流入能够使国内可供投资的资本得到程度不同的增加；（2）外债对内资形成替代效应，即外债流入时，内资出现了程度不同的减少，因而外债的流入并没有使国内可供投资的资本得到等量的增加。〔10〕。
外债对内资的替代，可以划分为简单替代和有效替代两种。所谓简单替代，是指外债对内资的等质的替代，这一替代的结果并不会降低资本产出系数，也不会提高国民收入增长率。所谓有效替代，主要是指外债对内资的不等质替代，这一替代的结果往往会导致资本产出系数的降低和国民收入增长率的提高。
在现实中，简单替代作用的发生，往往是由于债务国过度消费而引起国民储蓄水平下降，或者是由于国内政治经济不稳定造成国内资本的长期外逃。在此情况下，为维持既定的经济增长目标，债务国倾向于大量引入外债来弥补国内储蓄的下降。这时，如果投资率相对稳定，那么即使外债本身对经济目标的实现有着重要作用，这种作用充其量只是填补了国内储蓄留下的空缺，所以外债的借用并没有引起国民收入的相应增长，实际上这种简单替代作用无异于直接将外债用于消费。与此相对照的是，有效替代会降低资本产出系数，从而提高投资效率。如果外部资本输入的是高技术或者高效率的资本货物，从长期看，国民经济的产业结构会随之改善。
在推进可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的实现过程中，内资与外资的配套问题同样是一个牵涉面甚广的问题。在发展中国家，与外债配套的内资一般来源于两个渠道，即国家财政与银行信贷。就此而论，一国在一定时期的外债吸引能力要受国家预算投资和银行信贷规模的双重制约。发展中国家外债对内资的配套需求主要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外债项目本身所需要的配套资本；其二是外债流入后产生的货币供给效应而对国内资本产生诱导需求，即外债的流入会相应提高一国经济发展中的投资开发能力，从而导致国内经济发展对货币需求的增加。因此，通过调节配套的内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促进可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的实现。
一般来说，外债的引入，主要是为了缓解投资资金的不足，在投资活动中起主导作用的始终应该是本国的资本（内资）。从这个意义上看，中国可以说正处于一个转折点上。按照正常的投资规模要求来看，我国投资资金并不紧张。国内总投资占GDP的份额一直居高不下（如80年代平均为34.65%）。但是，由于投资形成的生产能力偏低，产品出口率更低，造成经济活动中经常出现瓶颈问题的制约。实际上，这类问题根本不可能单纯依靠连续扩大投资规模来解决。按照世界银行的看法，中国的投资资金并不短缺，在债务经济发展的新阶段，对GDP的比重还应该有所下降，代之以效率改善作为投资下降的补偿。因此，对外债的需求数量并不一定很高〔11〕。总体上看，投资效益不佳、宏观经济效率不高和有效益的出口增长相对缓慢，将是促进中国可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的实现的主要障碍〔12〕。
简言之，为了促进可自我维持的经济增长的实现，必然要求调整外债运行机制，加强外债管理。广义的外债管理，包括采用一系列政策调节手段，加快金融体制改革，积极培育国内的本外币资金市场（如外币债权市场和外汇资金拆借市场等），减轻对外部资金的依赖；建立偿债基金；推行全口径的外债计划管理等。狭义的外债运行机制调整，至少包括对外债风险约束机制、总量、结构、运行方式、借债主体等几个方面的调整措施，以提高外债运行机制的有效性。
注释：
〔1〕从中国的情况看，外债流入在中国固定资产投资中的比例不断扩大，一方面弥补了国内建设资金的不足，但在另一方面国家财政预算和人民币信贷规模以外的投资比例加大，也弱化了宏观政策对社会投资总规模的调控能力。同时，1995年底1066亿美元的外债所需15000～20000亿元配套资金（1美元～20元左右），也对国内金融市场形成压力。参见《1995年中国外债发展报告》，第21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版。
〔2〕H.Chenery，Foreign Assistanc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America Economic Review(Volume LVI，Sept，1996)，P.679-680。
〔3〕参见J.Sachs（ed），Developing Country Debt and the world Economy，p.4。
〔4〕 伍海华，《经济发展与利用外资规模》，武汉大学出版社1995年版，第58～59页。
〔5〕 D.阿夫拉莫维奇：《经济增长与外债》，引文见黄苏主编的《发展中国家的外债》，第42页。
〔6〕根据国家外汇管理局《1995年中国外债发展报告》的分析，“利用外国资本平衡国家财政收支，成为缓解中国财政赤字压力的一个重要手段，1993～1995年三年间，中国在国际市场上累积发行政府债券25亿美元左右”。
〔7〕80年代我国年度长期债务借入从1979年占GDP的0.7%上升到1988年的2.4%，这与80年代大部分发展中国家外债借入占GDP的比重平均比70年代上升了3倍的趋势是一致的。世界银行认为这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发展中国家财政政策的失误造成的，“现在成为发展中国家财政危机的核心问题”。参见世界银行《1988年世界发展报告》，第48页，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8年版。
〔8〕严格地说，由于外债运用中存在外部经济问题，因而确定外债的使用效益十分困难。外债使用既可能引起投资环境的改善，产生外部经济；也可能由于外债使用而丧失了更为宝贵的投资机会，引起外部不经济。在目前的外债使用中，用于能源、交通、港口等社会基础设施建设的部分占很大的比例，基础设施建设具有社会经济效益高而微观经济效益差的特点，因此，不能仅仅计算使用外债的各个微观单位的效益，更重要的是考虑外债使用的外部经济（即宏观经济环境的改善）。参见厉以宁等，《中国对外经济与国际收支研究》，国际文化出版公司1991年2月版，第214页。
〔9〕经验表明，为了提高外债的运用效率，在注重发展现代工业的同时，对农业发展也要进行必要的刺激与扶持。事实上，农业的落后会在许多方面影响经济增长，降低经济体系使用外部资本的能力，增加债务困难。马来西亚总理马哈蒂尔在分析亚太国家何以在使用外债方面比拉美国家更有成效时列举的原因之一，就是大多数亚太国家和地区已经成功地发展了农业的生产规模和生产效率。参见H.Giersch（ed）:The International Debt Problem，第16页。
〔10〕外资之所以能够替代内资，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即：“一是外资流入能引导政府放松税收管制，增加消费支出和进口自由化；二是国外直接投资能挤掉国内投资”。参见P.B.拉纳等：《外国资本对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影响：对亚洲发展中国家的考察》，载《发展经济》1988年3月号。
〔11〕世界银行：《中国——计划与市场》，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1年版，第六章。
〔12〕据测算，中国借用中长期国外贷款占同期全民所有制固定资产投资的比例不断增加，“六五”、“七五”和“八五”期间分别为6%、10%、18%。参见《1995年中国外债发展报告》，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6年7月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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