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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学的资料工作，到目前为止，在我国还不能说是在思想上已经很重视，在实践上已经做得很够的了。”“建国以来，选编大型、成套、专题分卷的教育学资料尚乏前例”。这是华东师范大学瞿葆奎教授在其主编的《教育学文集》前言中所说的话。《教育学文集》是我国建国以来第一部大型教育学文集，在教育学文献资料建设、教学、研究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但是，由于《教育学文集》对文献资料的选编，是按照传统的教育学，即普通教育学各章节体例或部分进行的，这样，作为教育科学的重要分支之一的高等教育学，便被排除在文集之外了。现在，随着北京大学陈学飞教授等选编的大型高等教育研究专集——《中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1949—1999）》（以下简称《50年》）的问世，这个缺憾已得以弥补。这部大型专题文献资料，既是对建国50年来高等教育研究历程、研究成果的全面展示，也是对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实力、研究水平的一次总体检阅，同时为系统考察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状况提供了丰富的素材。
一、关于《50年》
我国高等教育学前辈、北京大学汪永铨教授在《50年》总序中，对该文集的编写工作及其意义作了充分肯定，认为这是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一项重大基本建设工程，它所提供的文献资料，时间跨度之大、范围之广、数量之多是国内迄今仅见的，对我国今后的高等教育研究和决策具有重要价值。这种评价是中肯的。总的看来，笔者认为，《50年》有以下几个突出特点。
第一，在选编时间上，基本涵盖了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各个时期所取得的有代表性的研究成果
众所周知，我国真正有组织地开展高等教育研究，始于改革开放之后的80年代初期。此前，虽然有人作了某些研究，但多半是个别行为，成果较少，多处于经验和感想层次上，可以将之作为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萌芽或准备阶段。《50年》选编了建国初至“文化大革命”前期一些有关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成果，以客观地反映该时期高等教育研究的实际面貌。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我国高等教育成为重灾区，已谈不上高等教育研究和事业发展，因而，留下了高等教育研究的历史性空白和遗憾。相应地，也造成了《50年》的空白。我们注意到，《50年》所选编的论文，大部分是80年代以后，特别是90年代以来的研究成果。从这个意义上看，《50年》真实地再现了我国高等教育事业和高等教育研究50年所走过的道路。
第二，在选编范围上，论文选材广泛
首先，《50年》按照高等教育原理、高等学校课程与教学、高等教育管理、高等教育经济与财政、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高等学校德育、比较高等教育和中外高等教育史8 个方面（也可以看作高等教育学八个分支方向），分门别类地选编相关的论文全文、书目和论文篇录。选编全文共397篇，收录书目2400条，论文篇目12000余条。数量之大，前所未有。每一类别在选编时，又尽可能考虑到本类论文所研究的问题的全面性和系统性。收入各卷的文章，基本上是有代表性的论述。其次，信息来源广泛。文集全文收入的397篇论文， 是从全国几百种教育以及相关报刊杂志中挑选出来的，入选的论文分布在97种教育专业类期刊和综合性期刊。这些期刊，大多公开发行，办刊历史较长，在专业类期刊中影响较大、知名度较高，是本专业领域重要的核心期刊。进一步统计发现，在来自97种期刊的397篇论文中，选自《高等教育研究》、 《教育研究》、《上海高教研究》3种刊物的论文为171篇，占总数的43%，而三者各自被选数分别为76篇、56篇和39篇，分别占总数的19%、14%和10%，成为名副其实的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三大核心期刊。再次，所选论文的作者群比较广。据统计，397篇论文中， 除去重复入选的作者外，作者总人数近300名。不仅有老专家、老学者，也有中年学者， 更不乏崭露头角的年轻人，体现了学术平等和培植新人的精神，也说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后继有人。同时，注意收录其他学科领域（如哲学、心理学、经济学、社会学以及自然科学）专家学者的高等教育研究成果。
第三，在选编标准上，注重学术质量
所选论文，坚持学术标准，这可以从以下几点看出。一是多选自公开发行的、知名度较高的期刊杂志上的论文；二是基本上是各个时期有代表性的论文（指论文的观点）；三是注意选编比较知名的专家或者比较活跃的学者的作品，在某种意义上，《50年》反映的是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专业水平或国家队水平。
此外，《50年》每一卷开头都有本卷主编对本专题研究50年来的历史进程、取得的成绩、主要学术观点、存在的问题以及今后的发展趋势所作的概括、总结和展望，有助于人们对高等教育研究形成全面系统的认识与把握，特别是对关心高等教育研究的其他学科学者和对新入门的青年学者，发挥了重要的“向导”作用。
表1 《50年》全文收入论文超过3篇的26种报刊杂志
名次报刊名称 篇数名次报刊名称篇数
1高等教育研究 76 13 高等师范教育研究6
2教育研究 56 13 北京师范大学学报4
3上海高教研究①39 13 武汉大学学报4
4中国高教研究②18 17 人民日报3
5光明日报 14 17 北京大学学报3
6比较教育研究 11 17 中国社会科学3
7辽宁高教研究 10 17 中国青年报 3
8江苏高教
9 17 华东师范大学学报
(教科版)
3
8人民教育
9 17 青年研究3
10
中国教育报 7 17 学位与研究生教育3
10
教育与经济 7 17 教学与教材研究③3
10
外国教育资料
7 17 厦门大学学报3
13
外国教育
6 17 外国高等教育资料3
注：①前身为《上海高教研究丛刊》；②前身为《高等教育学报》；③前身为《教材研究通讯》。
当然，《50年》在选编方面也有某些不足。在笔者看来，主要是在论文选辑的标准上，还缺乏一定的科学性。总体上说，《50年》的选编工作没有应用现代文献学、情报科学所提供的理论与技术，对入选论文及其价值的判断缺乏基本的统计材料和参数支持。综合现代文献学、情报科学的研究，衡量一部著作或一篇论文的价值，并不完全取决于刊载论文的刊物，也不完全取决于论文作者的名气，而是主要取决于以下几种指标：
（1）发现的优先权。即某一事实、某一现实、某一问题、 某一种观点或学说的第一个发现者、提出者和解释者。这样的成果往往具有开创性意义，不管后来者是如何超越了第一发现，第一发现的奠基作用不可抹灭。（2）重要发展。对某种学说、 理论或方法有重要的突破或改进，从而促进了知识进步。（3）提供了新理论、新方法、新思路、 新材料或新语言。（4）论文的引用率、索引情况。 自然科学论文重视被SCI、ISI、EI等收录的情况，这被公认为高水平和产生影响的标志。人文、社会科学因其独特性，目前还没有一个国际公认的引文索引，不过，在我国，《新华文摘》、中国人民大学复印报刊资料、《高校文科学报文摘》影响较大，是衡量人文、社科研究论文水平的标准之一。更为重要的是，引用率的高低，是论文水平高低的重要标志。没有引用的，被称为“死论文”，即使发表在重要期刊上，也因其未被引用而失去价值。（5）论文观点对不同层次教材或教科书的影响。如果被教材引用，或者成为教材的基本观点，则其影响就大。（6 ）被转译成国外文字的情况。（7）被决策部门采纳情况（社会价值， 即转化为社会生产力的情况）。（8）开辟新研究领域或方向的趋势和可能性。（9）若公正，还可加上获得奖励的级别。
总之，《50年》的成绩是主要的，它为今后高等教育研究和决策工作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虽存在缺点，但瑕不掩玉。它提示我们，像教育学要逐步科学化一样，资料工作也一定要走科学化的道路。
表2 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著作）统计
时间 1950- 1977-
1980-
1986-
1991-1996- 总计
19651979 1985 1990 1995 1998
一1
1 12 43108 73 238
二1
3 12 34126 64 240
三0
0 11 91226 145473
四0
0 6
5 11
5 27
五0
5①6 27 69
66173
六1
0 19 89244 153506
七0
10② 27 69 68
45219
八7③ 7④
35 104188 102443
总计 10 261284621040 653
2319
年均 0.7 921.3
92.4208217.7 47.3⑤
注：①有4部为1975、1976年出版；②有1部为1973年出版； ③有1部为1967年出版；④有1部为1976年出版；⑤除数为49。专题按《50 年》的标准划分。
表3 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50年》收目）统计
时间 1950- 1977-
1981-
1986-
1991-1996- 总计
19651980①1985 1990 1995 1999②
一74
32 105 203
313 475
1202
二
186
41 284 333
477 381
1702
三51
52 252 568
803 627
2353
四 27 127 130
182 260708
五24
41 202 269
551 886
1973
六147 147 405
593 364
1530
七18
25 322 363
572 591
1891
八26
16
99 139
222 205707
总计 395
221 1538 2410 37133789 12066
年均值 26.355.3307.6 482742.6
947.3 241.32③
注：①加入了1966—1976年间论文，总计38篇；②只计算到1999年上半年；③除数为50。专题按《50年》的标准划分。
二、从《50年》看50年
大型文集《50年》，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我国高等教育研究50年历程的真实缩影和回放。因此，透过《50年》，人们可以比较全面系统地了解建国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进程、理论建树乃至存在的问题，是研究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史的好素材。从笔者对《50年》所作的各种统计结果看，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表现出如下一些明显的特点。
第一，在量上逐年递增（不考虑“文革”这一特殊时期），呈现出繁荣景象
据《50年》后记所提供的一组数字，目前，全国专门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机构近800家，专职研究人员3000 多人（兼职研究人员远多于此），出版的各类高等教育研究杂志700余种。1995年以来， 年均发表的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文章10000余篇，著作约200部。从1949年到1997年，发表的高等教育研究方面的文章计150000篇，著作（1950—1998 年）2300余部。在这2300余部高等教育研究著作中，绝大部分是80年代以后出版的。
第二，研究的问题领域不断拓宽，高等教育学已经成为一个大学科群
高等教育学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在我国产生于80年代初期，但此前早就有人予以关注，并对此发表了不少意见。从《50年》选编的论文全文、论文目录以及著作目录情况看，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不同的时期所关注的问题领域是不同的，其间甚至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随着时代的发展，高等教育研究的范围在不断拓宽。比如，1950—1965年这15年间，《50年》共收论文目录395篇，其中311篇集中在高等教育原理、课程与教学以及高等教育管理等三个方面， 约占同时期所收论文总数的80%。而对其他几个领域，则很少涉及。这就明显地表现出前苏联凯洛夫教育学“四大块”的痕迹，对高等教育问题的研究，思维比较封闭，局限于教育问题内部，“就教育论教育”。80年代之后，改革开放以及教育发展的形势，“三个面向”方针的提出，相关科学、特别是系统科学的发展，大大地扩展了人们的视野，开阔了人们的思路，转变了人们的观念，传统的教育学的研究范围、研究范式逐步被突破。人们开始跳出高等教育的圈子，从而站在广阔的社会关系，包括政治关系、经济关系、文化视角、科技视角、管理视角等，全面看待和研究高等教育问题。由于研究视野的扩大，许多新的研究领域，如高等教育经济学、比较高等教育、高等教育结构学、高等教育财政学、高等教育管理学、大学学习学等被不断地开辟出来，并迅速成为研究的热点，高等教育学已发展成为一个大学科群。
高等教育研究重点的变化和研究范围的拓宽，同样也体现在高等教育研究各分支领域中。比如，在高等教育基本理论方面，50—60年代的研究，往往是诠释党的教育方针和国家的政策，内容比较贫乏。但是，80年代以后，研究内容日益广泛、丰富而且深入。除了全面发展的教育方针外，更重视研究高等教育的基本属性、高等教育的功能、高等学校的职能、高等教育的基本规律、教育的价值、素质教育、大学自由、大学理想、终身教育、高等教育国际化与民族化、高等教育学学科建设等等。这些内容，是从前所没有的。
第三，学科意识明显增强，研究过程的规范性和科学性有明显提高
科学性与规范性是成为一门学科必备的基本条件。科学性与规范性如何，往往影响该门学科在整个学科或科学体系中的地位、对实践的指导意义以及学科今后的发展前景。高等教育学从确立其独立学科地位开始，就表现出比较强烈的学科意识。学者们写了许多文章专门讨论有关高等教育学（包括其分支）学科建设问题，包括高等教育学的性质、研究对象、范围、重点、与其他学科之间的关系、学科体系建设的方法论等，提出了许多关于高等教育学学科体系科学化的建议与主张。从已经出版的近20种《高等教育学》看，每一部著作在学科体系建构方面，都作出了独立探索，体现了自己的特色，取得了一定的成绩。特别是在这种学科意识下，高等教育研究者注意对实践经验进行提取和提炼，对其他学科进行改造，从而有助于形成属于高等教育学科的概念、范畴、命题及其体系。从《50年》可以看出，高等教育研究，在概念和术语方面，随着时代的发展和条件的变化，日益接近学术研究的要求。
在研究成果的科学性方面，方法的科学性是关键。统计学的、计量学的、人类学的、历史学的、比较的等方法逐渐被运用于高等教育研究之中。比如，《50年》第四部分“高等教育经济与财政”和第五部分“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收录的论文，就相当多地应用了现代经济计量学方法对高等教育领域的经济现象、高等教育与社会的经济问题以及结构效益等进行了定量分析，内容充实、结论可靠、令人信服，促进了高等教育经济学、高等教育结构学的成熟和发展。另外，从选编的397 篇论文看，许多论文有引文并注明了引文出处，8个专题中， 有引文的比例分别为48%，35%，42%，67%，57%，20%，65%和94%，平均达到54%，而且，越是靠近90年代后，有引文的论文数量就越多。这说明高等教育研究的规范性在逐步增强，学科及学者的专业化水平在不断提高，学术共同体的共同约定日趋成为高等教育研究者的理念。
第四，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比较浓厚
从《50年》收录的论文看，我国高等教育研究的问题意识十分明确，即其目的是为了解决现实的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问题。入选的论文大多能够从实际出发，理论与实际相结合，论文的针对性较强。特别是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方面的论文，更表现出强烈的为现实服务的取向。正是由于这种取向，我国的高等教育研究呈现出鲜明的时代性和阶段性特点。这可以从高等教育研究热点的形成、热点问题的转移清楚地看出来。例如，建国以来，高等教育研究先后经历了教育方针问题，高等教育与科技革命挑战问题，高等教育体制改革问题，高等教育与商品经济问题，高等教育与市场经济关系问题，高等教育与可持续发展问题，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改革问题等重大问题或热点问题，这些都与每一时期高等教育面临的实际问题、国家的高等教育政策紧密联系在一起。正是植根于社会发展现实和为解决实际问题的研究取向，才使高等教育研究获得了生存和发展的生机。事实证明，高等教育研究若离开了社会需要，脱离实际，就必然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不可能促进学术的繁荣和事业的发展。
第五，高等教育研究表现出鲜明的开放性
综观《50年》，我们不难发现，高等教育研究具有明显的开放性。一是研究队伍的开放性。既有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专业人员，更多的是其他学科领域的学者、高等教育实践工作者和社会其他人士。高等教育研究队伍的开放性，其范围之广、程度之大，是其他学科鲜见的，这为高等教育研究和学术发展，不断地注入新的力量。二是研究过程的开放性。高等教育研究广泛地建立在哲学、心理学、社会学、自然科学、系统科学等科学基础之上，充分利用其他学科的概念、范畴及方法来形成自己的概念和学科体系，从而使自己源源不断地获得新“资源”，促进自己的生长。三是研究地域的开放性。高等教育研究，大量地介绍、引用国外，特别是发达国家高等教育研究成果以及其他学科研究的成果，这有利于缩短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与世界高等教育研究的差距，有利于高等教育研究的国际交流和对话，有利于把中国高等教育研究推向国际舞台。
通过分析《50年》，我们发现，50年里，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无论在自身学科建设，还是在促进高等教育改革与发展实践方面，都取得了重要成就与进展。但与此同时，也存在许多在发展中亟待克服和解决的问题。总体而言，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水平还不高，科学性还较弱，规范性也有待加强。
问题之一：重宏观（外部关系）研究，轻微观（内部关系）研究
分析《50年》，我们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比较关注宏观（高等教育与社会关系）问题、大问题，比如体制改革、高等教育本质、功能与职能等，而对微观（高等学校人才培养）问题研究不多。即使论述微观领域的问题，也多在“面”上而非“点”上。总体看，论文题目大，涉及的问题多。比如，“关于高等教育体制改革的思考”、“论高等教育的产业化”、“知识经济与高等教育改革”等等。这种“研究”，虽然有利于从整体上、宏观上把握问题，但研究却不免肤浅与空泛。重宏观研究的结果，导致高等教育研究“无教育”现象的产生，即从事高等教育研究的学者，却不研究或日益远离“教育”（指人才培养）问题。这些学者不是把教育作为“经济”现象，醉心于揭示其中的经济效益问题、投入产出问题，就是将教育看作一种复杂的社会组织，满足于研究对高等教育如何控制、规划和管理，这就不可避免地造成高校中心工作（人才培养）研究的失落。
重宏观研究轻微观研究的另一个表现，就是高等教育研究者普遍缺少自己明确的研究方向。《50年》选编的论文中，被选3 篇以上的作者，其被选论文集中在1个专题的只有3位，分布在2个专题的有8位，3 个专题的有8位，4个专题的有6位。这说明， 我国高等教育研究领域的专业学者，研究的方向比较多，兴奋点也比较多，研究涉及面比较广，跨度比较大。同时表明，我国高等教育研究者视野与思路比较开阔，不局限于狭窄的小圈子。现代科学发展的一个基本趋势就是高度综合，经济学家关心教育问题，哲学家写教育文章，等等，本不足怪。但是，学科综合是一回事，专一研究又是一回事。广泛的知识和学科基础与从事确定的研究方向并不矛盾，恰恰相反，立足于广阔科学背景基础上专注于研究某一类问题，有可能使研究深入下去，有利于拓展开来。而涉及面过宽过广，不免流于表面，浅尝辄止。当然，宏观研究和学者研究的专注性又不可一概而论，对于那些能够把握学科大方向和引导学科发展的大家名家来说，广泛研究和宏观研究则又当别论。
问题之二，重主观研究轻客观研究、重价值研究轻事实研究、重思辨轻实验、重经验总结轻规律发现
教育是一种社会现象。与研究自然不同，研究社会现象，研究者很难做到价值完全中立，研究者的立场、观点、态度、情感、价值观等总会加入其中，影响研究的进程与结论。在这个意义上，高等教育研究完全客观是不现实的。因此，同一问题，智者见智、仁者见仁是十分正常的。但是，我们不能将其主观性无限夸大，以至彻底消解高等教育现象的客观性，否认高等教育规律的存在。事实上，我国高等教育研究中，主观成分较多，从《50年》收录的论文目录看，不少研究者的论文题目是所谓关于某某问题的“思考”、“想法”、“之我见”之类，表达的是个人所思所想，而不是研究和揭示事物的客观规律。在研究中普遍存在“以‘应该’代替‘是’”的研究，许多论文题目是“应该……”、“要……”、“必须……”，使人感到高等教育学不是科学，而是宣传标语和口号。实际上，50年来我国的教育学或高等教育学，确实有“宣传教育学”的色彩，这种宣传式教育学虽然有鼓舞人、激励人的作用，但其理性的成分不多，难以以理服人，也难登学术殿堂。还有，50年来，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虽然很多，近年以年万篇产出计，但其中水分较大。一是重复研究，受多出成果和争得发言权的功利心理影响，研究中存在一定程度的盲目追踪热点、制造轰动效应等现象；二是空发议论多，实验研究少。这使我国高等教育研究成果，尽管量大，但实际的知识积累不多，高等教育学科知识增长还十分有限，这也是长期以来，人们呼喊“高等教育学贫困”、“高等教育学危机”的重要原因之一。
问题之三，缺乏科学规范
分析《50年》，我们发现，我国高等教育研究在研究方法上还很落后，基本上是传统的人文方法，现代的自然科学、系统科学方法虽有应用，但不广泛，不深入，处于一种介绍阶段和描述状态。研究者不善于对所研究的问题进行科学设计，基本上以纯粹文字形式表达自己的观点，因此，线条不明晰，内容不具体，缺少数量支持。不少论文不说明前人或他人在相关问题上的进展情况，引用他人成果不注明出处，缺乏基本规范，无法断定论文的价值和新的贡献。语言也缺乏规范性，多数论文使用生活语言，过于口语化。生活语言和口语尽管丰富生动，易于为更多的人理解，有利于高等教育学知识的普及，但是，在科学性上，过于口语化和生活化，学科的概念或命题，其科学性和严密性就不强，抽象度就不高，概括性就不够，容易造成歧义，不利于学科的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