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当前贫富悬殊问题的非经济因素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贫富悬殊论文,因素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我们所说的贫富悬殊问题实际包含两个方面：一是贫富悬殊本身，即这一客观现象；二是由这一现象导致的人们的意识和心理的冲突及其由此引发的社会冲突和矛盾。从客观现象上看，当前各种口径计算的基尼系数都显示我国早已超过了0.4的国际警戒线，按南开经济研究所的计算，早在1995年如果加上非法非正常收入，我国的基尼系数就达到了0.517（陈宗胜、周云波，2001）。从社会后果看，近年来各种刑事案件和群体性大规模的社会冲突不断发生，集体上访持续递增，“各种社会矛盾正在汇集到中央政府”（季卫东，2005）。表明中国今日分配领域中积累起来的矛盾也即贫富悬殊的问题，已非常严重。
解决问题的关键是找到产生问题的真正原因。我国学者对造成当前巨大贫富悬殊的原因进行了多方面的分析，但无法从根本上回答一个国家，为什么会在仅仅二十余年的时间里出现如此巨大的贫富悬殊（连俄罗斯都没到达这个数字）。显然任何正常的经济发展或者说转轨的理由都无法真正解释这一现象，或者说都不是主要原因，因此本文将主要讨论一些非经济因素所起的作用。
1.非法非正常因素是造成目前贫富悬殊过大的主要原因。
目前学界对中国分配领域存在的主要问题的基本判断是贫富悬殊过大，而这一判断分为两个层次：一是分配不公，二是差距过大（在市场经济条件下，不受调节的按要素分配必然也会引起收入差距过大的问题）。利益问题引发的社会矛盾和阶层冲突有两大重要因素，一个是差距本身，一个是人们的意识感受。显然人们对分配不公造成的差距过大比对诚实劳动合法经营造成的差距过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要小得多。
赵人伟、李实（1997）、陈宗胜、周云波（2001）、孙立平（2003）、秦晖（1999、2003）等学者就非法非正常因素对产生贫富悬殊问题的作用有所论述，但基本只是将其作为产生贫富悬殊的一个普通原因。其实，今日中国收入分配中存在的贫富悬殊过大的问题不是分配本身产生的问题，因为不论是按劳分配还是合法的按要素分配都不可能在短短二十余年产生如此巨大的差距。造成中国今日贫富悬殊过大的原因恰恰主要是分配中的非法非正常因素。2004年末我国银行存款突破11.96万亿元，而据统计20％的人拥有其中的80％，也就是约9.6万亿元。假设中国富人拥有的财产总额来源正常，即都是按要素分配的结果。那么从1980年算起，按私有企业正常纳税后的利润都在15％左右（从中国民营企业平均寿命不到3年和中国制造业平均利润率在5％左右看，这个数字只会高估不会低估）倒算回去，再加上私有企业的资产，那么1980年原始的资本额应在5000—8000亿元之间，这还没有算外逃的资本。而我们国家1980年的GDP总共只有4401亿元，1985年末的储蓄余额也只1600多亿元，显然当时民间的投资不可能超过1000亿元。国家计委社会发展研究课题组认为：1982年到1993年，国有资产流失6000亿到8000亿元，大部分直接或间接流失到个人手中。斯蒂格利茨（1994）认为，中国自承包制开始，大量国有资产在经营者控制下被私有化，每年流失为个人的资产在300亿到1000亿元间， 他称之为相机而动的私有化。这些数字都没有算1997年过后中国大规模的改制过程中的国有资产转移问题。由此可以证明，非法非正常的因素在形成我国贫富悬殊现状中起着主要作用。遗憾的是，不少学者从这一视角分析问题时，仍集中于对垄断行业从业者的高收入的批判，垄断行业的高收入当然是不合理的，是应该调整的。但是他起码还是一种以员工个人劳动为载体的分配形式。他再高也不可能高到前面分析的那些数字。
2.政策失误是导致贫富悬殊矛盾加剧的重要原因。
美国经济学家小加尔布雷恩认为美国20世纪60年代出现的两极分化，主要的不是经济发展本身的原因而是政策原因。那么这个判断用来分析中国今日之状况也是适用的。孙立平（2003）认为资源配置从20世纪80年代的扩散到90年代重新积聚趋势的转变，是形成中国目前收入差距不断扩大和社会不公平的深层次原因。但他没有深入分析产生这一趋势本身的原因，他指出的这一趋势实际上很大程度上是政策失误所引起的。包括他所说的腐败，其实也是政策所形成的一种体制环境，驱使官员腐败。
（1）分税制改革是1995 年后乡级政府负债迅速增加和农民负担迅速增加的主要原因。县乡两级财政收入在1993年曾占到总财政收入的33.4％，到1996年只占20％强（苏明，2002），1994年开始实行的分税制改革，1995年县乡财政赤字增加近20倍（任玉龄，2002）。而县乡基层政权财政收入的困境，是农村各种税费负担屡禁不止，不断攀升的根本原因。由此更引发系列群体冲突，造成出基层政府与农民的严重对立，同时也为基层政府的大面积腐败打下了体制基础。
（2）股票市场，不是藏富于民，而是掠富于民。 从开始强调为国有企业的融资功能到现在强调要与市场经济国家股市接轨，实行国有股减持的股权分置改革，就是不强调对上市公司的监管，不强调上市公司治理结构的改善、治理水平的提高，不强调对中小股民的信托责任。结果就是先化私为公，再通过股权分制改革化公为私。十余年股市，中国股民损失资金万亿以上，而这些钱流入了少数资本巨头和权贵手中。
（3）房改、教改、医改， 三大改革的政策设计失误进一步加深了社会的贫富悬殊。“房改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疯；医改是要提前给你送终”。民谚道出了大众对这三大改革的内心真实感受。房改的结果是老百姓一辈子挣的钱，都交给房地产发展商，而最可耻的是不少的地方人民政府是其中的最大同谋。教改的结果是大学“4年学费等于一个农民35年的纯收入”（《领导决策信息》编辑部，2005）。一个农民只要养一个大学生，就得返贫，现在我国农村人均年收入才两千多元，而一个大学生一年学费最低也要5000元。教育部前副部长张保庆曾痛斥中国高等教育高收费，他和夫人两人的工资只能养一个学生。部长如此，其它人又该如何是好？吉林省政府研究中心对农安县某镇高中进行的一项抽样调查显示，有28.7％的学生因为家庭负担不起上大学的费用，而害怕升上大学（彭兴庭，2005）。医改的结果是，治病成为城镇居民难以承受的沉重负担，成为农村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贫困人口重新上升的重要原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的研究报告已明确承认医改失败。医疗卫生体制的市场化和私有化改革，不但使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解体，也使城镇劳保制度支离破碎。世界卫生组织更把中国在卫生负担公平性方面的表现列为全球倒数第四，属于最不平等的国家之一（于祖尧，2005）。
（4）税收制度缺陷。1994年我国实行《个人所得税法》， 对居民个人的工资、薪金部分采用5％—45％的超额累进税，而对利息、股息、红利所得、 财产租赁所得等只实行20％的比例税，特别是股市中巨额投机收益几乎不用纳税。对劳动力要素所得征税过高，而对资金等经营能力强的其它要素征税过低，造成要素所得征税的人为不公，进一步扩大收入差距。2005年修改后的《个税》法案除提高了个税起征点外，其它方面并无改变。因此想通过税收调节来抑制中国日益严重的贫富悬殊目前看来仍然只是一种空想。
（5）1997年后各地大规模的迅速的改制， 造成一批权贵或和权贵有关的人迅速的暴富，同时形成大量的下岗失业人员，形成城市中的弱势群体，这是中国贫富悬殊矛盾激发的直接原因。中国的改制规模和速度让各种休克疗法和激进改革望尘莫及，萨克斯的500天计划也只能相形见绌。1997年十五大召开后，从湖南开始， 各省市纷纷表态“绝不再搞国有独资企业”，这在世界私有化历史中也属罕见（秦晖，2003）。各地自发的只做不说的大规模的私有化过程，是引发城市群体对抗的主要原因，也是引起人们对财富分配不公最强烈感受的主要原因。在各地改制过程中，大量的国有企业被半卖半送给企业经营者。在这种制度安排的大势下面，中国的城市腐败现象开始呈全面的溃烂之势一发而不可收拾。以长沙1999年对湘江涂料的改制为例，1999年末企业的会计报表中企业资产超过1亿元， 核定进入改制时优良资产为7000多万元，而最后在政府的界定下以500万元即买断（秦晖，2003）。 买下企业的经营者那真是托了共产党的福，一夜进入共产主义社会。而工人则被要求“看成败，人生豪迈，只不过从头再来”。到现在，讨论国有企业怎样改革的问题，实际上也已经变成了伪问题，能卖的都卖光了还讨论什么。但是，谁给政府的权力，1亿元可以界定为500万元？在这场瓜分国资的盛宴中，中央政府显得极度失控。
3.部分当权者宗旨意识淡漠是造成贫富悬殊过大的根本原因。
目前我国出现的贫富悬殊过大的问题，表面上好像是因为改革开放以来，我们在提倡效率优先、兼顾公平的过程中，过于关注效率而忽视了公平造成的。其实没有那么简单，本质原因是一部分当权者忘记了共产党的宗旨和理念。像医疗、教育之类，古巴，朝鲜比我们穷多了，为什么人家能做到免费？改革前，我们也穷为什么能免费？这里面有个理念问题，是不是真的把人民利益放在首位，如果是的话，再大的困难都能想法克服。如果不是，再多的钱也没用。中央倡导“三个代表”，开展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教育活动，目的就是想让党员保持本色，可惜部分共产党员好像已忘记了他的宗旨。在当代中国，老板可以自办商会，而工人不准自办工会，农民不准办农会。而现实中的利益分配的量的多少，依赖于团体之间的博弈。个体的工农在利益的博弈中当然不占任何的优势。既然在博弈中处于劣势，那么就只有靠政权的撑腰。可惜不少的地方政权却是给老板撑腰，那么贫富悬殊不大才怪。广东民工工资二十年没有增加，政府显然忘记了他的职责。劳动力成本低是中国商品的竞争力之一，但是如果劳动者不能获得竞争的利益，那么这种竞争力对我们有什么意义？现在揭露出来的血汗工厂中，看不到人民政府对劳工的保护，更多的却是和老板站在了一起。近年频频发生的矿难惨案，背后都能看见当地官商勾结的黑手（李毅中，2005）。在今天的中国，私营老板在许多地区都已成为除党政军人员外比例最高的阶层，远高于工农（陆学艺，2001；秦晖，2003）。这也许可以为我们理解一些不可理解的现象提供一个解释。如果党员领导干部在长期执政中遗忘了执政的宗旨和目的，那么贫富悬殊问题在体制内将是无法解决的。
4.弱势群体对重大利益问题缺乏参与权是造成贫富悬殊过大的原因之一。
在近年的重大事件中，国企改革、房改、医改、教改、征地等等关系普通大众切身利益的改革政策的出台，大众没有参与、发表意见的权利。利益权利得不到保障，经济利益被以各种理由剥夺，这也是产生严重的贫富悬殊问题和思想对立的原因之一。
由此吴敬琏（2001，2002，2004）发出警惕权贵资本主义化的趋势，秦晖（1999，2003）则认为中国搞的是一场斯托雷平式的改革，改革走下去可能引发革命。要避免革命的结果，按秦晖的说法就是要先用诺齐克的“矫正正义”去解决“获得正义”和“转让正义”，以保证“持有正义的完整链条”。然后罗尔斯的中“分配正义”问题在中国才有讨论的意义。但是，在这样的讨论中，工农的视野其实已被遮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