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与入盟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土耳其论文,欧洲论文,身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20世纪20年代凯末尔革命的目标是重建土耳其民族国家和复兴土耳其，其手段是选择走“脱亚入欧”的“西化”道路。土耳其从此沿着这条路不断前进，加入欧盟因此成为土耳其的世纪梦想。土耳其认为获得欧盟完全成员资格与承认土耳其达到当代西方的文明标准是同义的，凯末尔革命的最终胜利将由此得到确认。①从1963年9月与欧共体签订《安卡拉联系协议》到2005年10月欧盟启动与土耳其的入盟谈判，土耳其在入盟的道路上已经艰难地走了近半个世纪。为什么欧盟长期以来既不愿接纳土耳其，又不愿放弃？本文认为，建构主义或身份认同的方法有助于解释土耳其入盟所遭遇的这种困境。一方面，土耳其与欧盟在经济、安全、政治等领域存在广泛和重要的利益性认同，欧盟不愿放弃土耳其；另一方面，欧盟认为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文化背景和欧洲的基督教文化传统难以相容，因此双方难以建构起欧盟接纳土耳其所必须具备的身份认同。
基本概念：“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
身份与认同是哲学和社会学研究中两个紧密相连的概念，在英语中这两个概念就只用“identity”一个词语来表达。“identity”指涉身份、属性，带有动态含义的词形是“identification”，意指“我者”与“他者”联结为一体的心理过程。身份是指“自我”（行为主体）所具有的和展示出的个性与区别性形象，这种形象是通过与“他者”（其他行为主体）的关系形成的。认同是一个认知过程，在这一过程中自我—他者的界线变得模糊起来，并在交界处产生完全的超越。自我被“归入”他者。②认同最初起源于物质因素，如血缘、种族等，但在后来漫长的演变历程中，逐渐受到有意识的政治操作的影响，越来越具有强烈的文化和观念性质。总的来说，身份认同是一个主体间理解性质的概念，它是在自我和他者、我们和他们的关系中确定的，是自我在看待他者时赋予自身的一组含义，自我在一定的社会环境中或者在共享理解和预期的社会角色结构中，在认知上把他者看作自我的延伸。身份认同要回答的是“我或我们是谁？”和“我们往哪里去？为什么？”（目的指向性问题）这两个问题，问题的答案将会影响人们的行为方式或准则。
由于历史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冲突，伊斯兰世界是与欧洲相对立的他者，是邪恶的、野蛮的、恐怖的、乌合的，并且这种意象被通过无数种方式加以强化。奥斯曼帝国是现代土耳其的前身，作为当时阿拉伯世界宗主国的奥斯曼帝国一直被欧洲基督教国家归入他者和敌人的范畴。“土耳其人”这个词在当时的西方是一句骂人的话，而今天这种蔑视仍保留在西方人的头脑中。历史上伊斯兰文明与基督教文明的对抗是欧洲观念形成的一个重要原因，在对抗中欧洲区别出我者与他者，明确了自身的身份和认同。欧盟吸收新成员的标准之一就是看申请国是否具备“欧洲认同”(Europe Identity)，因此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成为土耳其能否最终入盟的关键性问题。这需要土耳其和欧盟之间重新界定自我和他者的界限，土耳其需要从欧洲的他者转变成群我，双方建构起一个“共同的自群体身份”(in-grouping identity)或曰“群我意识”，形成集体身份和认同。③
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包括两个方面：土耳其自身的欧洲身份定位和欧盟对土耳其的欧洲身份的认同。如果欧盟不承认土耳其具有欧洲身份，土耳其对欧盟的单方面认同是没有意义的。查尔斯·泰勒指出，我们的认同部分地是由他人的承认构成的，如果得不到他人承认，或者只是得到他人扭曲的承认，也会对我们的认同构成显著影响。④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从内容上看可以区分为利益性认同和观念性认同两个方面，其中观念性认同又包括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层面。土耳其与欧盟在经济、安全、政治等领域存在广泛和重要的利益性认同，这是土耳其建构欧洲身份认同的有利因素；同时，土耳其可以在与欧盟的积极互动中学习欧洲的机制、制度、规范、惯例等知识，通过学习建构起制度认同。但由于双方在宗教文化背景和历史传统上的巨大差异，对建构集体身份至关重要的文化认同却始终难以突破。
土耳其的“洲籍”问题和欧洲属性
土耳其共和国位于欧亚大陆结合部，地处“三洲、五海”⑤的战略要地。虽然77.945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中只有3.1%在欧洲，亚洲一侧的小亚细亚半岛占了总面积的96.9%，而且7000万人口中的95%是信奉伊斯兰教的穆斯林，但不能仅凭此就判断土耳其属于亚洲国家。因为在亚洲各种区域组织活动中很少见到土耳其的身影，相反它却加入了除欧盟之外的几乎所有欧洲组织，包括欧洲委员会、经合组织、欧安会、西方最大的军事集团——北约等一系列组织，确立了其在欧洲特殊的安全和政治地位。给一个国家定“洲籍”，一般首先要看其所处地理位置，同时兼顾其历史传统、社会文化、政治制度和意识形态等多方面要素。对于土耳其这样一个身处特殊地理位置又具有特别历史文化背景的国家，更重要的是要作政治和文化疆界的分析。
土耳其在几千年的历史中曾先后作过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奥斯曼帝国的统治中心，是历史上东西方文明的交汇点。土耳其是一个“世俗的国家，信教的民族，多样化文明的矛盾统一体”。⑥土耳其没有犹太—基督教文化传统，但也不属于主要的阿拉伯伊斯兰文化。认为伊斯兰教是土耳其文化核心的理解其实并不完全准确。早在13世纪的塞尔柱王朝统治时期，塞尔柱突厥人就采用并吸收了大量阿拉伯、波斯甚至拜占廷文化，这些文化相互融合，产生了土耳其文化独特的东西方混合特色。历史上作为罗马、拜占廷和奥斯曼三大帝国都城的伊斯坦布尔，随处可见清真寺、基督教堂，甚至可以看到在伊斯兰世界难得一见的犹太教堂。这些多重文化的层叠以及东西方文化碰撞的产物喻示着土耳其文化身份的多重性和复杂性，也折射出土耳其可以作为欧亚桥梁的价值所在。
土耳其的民族和文化属性还得从其历史和社会生活中寻找，欧洲文明一直是土耳其文化发展中的一个重要因素。作为近邻，土耳其与欧洲在历史文化上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历史上的安纳托利亚文明是被视为欧洲文明源泉的古希腊、古罗马文明不可分割的重要组成部分。特洛伊木马、诺亚方舟、圣诞老人，这些欧洲历史和宗教的标志性事物都源自土耳其这块土地；第二，历史上连接亚欧两大洲、在促进东西方贸易和文化交流方面发挥过巨大作用的丝绸之路的终点就在伊斯坦布尔。因此，土耳其为西方国家吸收和借鉴东方文明成果，乃至为欧洲的振兴起到了重要的桥梁作用；第三，从罗马帝国、拜占廷帝国到奥斯曼帝国，土耳其与欧洲几乎一直捆在一起，伊斯坦布尔是三大帝国的都城；第四，尽管奥斯曼帝国在近代开始衰败，但仍然是18、19世纪欧洲均势的一个重要支点；尽管奥斯曼帝国屡屡因战败而受尽西方列强的凌辱，但仍被列强称为“欧洲病夫”而不是“亚洲病夫”，这在某种程度上认可了土耳其的欧洲属性。土耳其人很早就意识到欧洲文明对土耳其的重要性，早在1913年，一位名叫阿卜杜拉·杰夫德特的土耳其记者就简明扼要地表达出了土耳其对欧洲文明的认同：“没有第二种文明；文明就意味着是欧洲文明，它必须全盘加以输入，不论它是玫瑰还是荆棘。”⑦
总的来看，土耳其民族是一个发祥于东方的古老民族，在历经与西方数百年的接触与撞击后，最终选择了面向西方的发展道路。1923年土耳其民族独立革命胜利后，“国父”凯末尔实施了一系列彻底的世俗化改革，如建立共和制，废除苏丹—哈里发制度，取消伊斯兰教为国教的宪法条款；颁布以欧洲法律为蓝本的新民法、刑法等法律，废除伊斯兰教法及宗教法庭，取缔宗教学校，由国家掌管教育；废除伊斯兰教历，采用西方历法和纪元，用拉丁字母替代阿拉伯字母；提倡穿西装，禁止非宗教人员穿戴伊斯兰教服和佩戴宗教标志，禁止妇女戴面纱和头巾，等等。土耳其从此走上了一条“脱亚入欧”的民族复兴道路，西方式的政治制度和文化模式逐渐渗透到土耳其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土耳其对东西方文化采取了兼容并蓄的态度，虽然至今在社会和政治生活中还保留有许多东方民族传统和奥斯曼帝国遗产的痕迹，但从政治制度到经济体制，再到人们的生活方式，土耳其已经具备相当的欧洲属性。如果说土耳其的欧洲性在地理、人口、信仰上受到质疑的话，那么它所具备的民主的议会制度，政教分离的世俗政治形态，主要借鉴于瑞士、德国和意大利的司法体制以及得到欧盟承认的市场经济等这些欧洲特性则是无可争议的。尽管很多批评人士指出欧盟与土耳其之间存在着巨大的宗教和文化断层，欧盟国家里同样有不少人认为土耳其的“欧洲特性”使得它与其他的穆斯林国家从根本上区别开来，但是土耳其近年来所作的“史无前例的改革”使其最终符合入盟谈判的条件。⑧1999年12月，欧盟赫尔辛基首脑会议确定土耳其为入盟候选国，但此后欧盟委员会关于土入盟的年度报告仍以“政治标准不合格”为由，迟迟不启动入盟谈判。为了达到欧盟的政治标准，尽早启动入盟谈判，近年来土耳其在政治、经济、法律等领域进行了很大力度和全方位的改革。从2002年2月到2004年9月，土耳其议会共通过了九份协调方案，⑨通过包括修订宪法、改革司法和警察制度、制订新刑法法典在内的各项重大改革以实现政治民主化和国家法制化；签订了《欧洲人权公约》，解决人权领域存在的问题；保护少数民族，承认库尔德语言的合法地位；取消对言论自由的限制；取消死刑、严禁虐待和酷刑；改变军队左右国家政治生活的状况。
欧洲观念与欧盟的边界
“何为欧洲？欧盟的边界在哪儿？”，这是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特别是在欧盟不断扩大的背景下。回答这个问题，不仅要关注地理的欧洲，更重要的是要关注在欧洲疆域不断变化的过程中所形成的“欧洲观念”。“欧洲”除了作为一种地理存在之外，更多地是一种“认同”和一种“观念”，其核心包括共同的历史、价值观（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基督教为核心的文化。“欧洲观念”的形成是在欧洲近代史的早期（15-17世纪之间），它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是一种社会建构，其中所蕴涵的各种地理、政治和文化的内容在历史演变的进程中不断地丰富起来。“欧洲观念”产生的来源有三个：一个是两希（希腊、希伯来）文化、基督教文明；二是非欧洲文化（非基督教文明）对之形成的对照、对立和压力而增强起来的欧洲自我意识。比如历史上的欧洲十字军东征打到西亚，而阿拉伯、土耳其也经常打进欧洲，这些冲突和战争增加了欧洲人“我们是异于东方民族的欧洲人”的“自我意识”；三是战争频仍，因渴望和平而寻求联合之道。“欧洲观念”的这三方面来源，都在各个层面上以欧洲历史文化的同源性和认同感为人文背景，反映了欧洲人特有的思想底格。(10)19世纪中叶以来，“欧洲观念”开始超越圣－皮埃尔、卢梭、康德等少数精英思想家的理论阶段，成为欧洲一种普遍流行的理念。20世纪中叶开始的欧洲一体化进程是“欧洲观念”的第一次具体实践，欧共体／欧盟的诞生和发展就是欧洲观念“机制化”的一种反映。“欧洲观念”是欧洲联合的一种精神支柱，对欧洲观念和同质文化的认同成为欧洲联合的价值取向。在今天欧盟的许多正式文件中，“欧洲观念”这一概念，常常作为欧洲人所认同的历史人文价值观被写进前言。(11)正如亨廷顿所说，“欧盟就是建立在共同的欧洲文化和西方基督教的基础之上。”(12)
“谁属于欧洲？谁不属于欧洲？”这是欧盟扩大进程中首当其冲的身份问题，能否具备欧洲国家的身份认同因此成为衡量欧盟成员国资格的首要条件。在人们看来，某个国家似乎只有隶属于某个欧洲组织才能证明其欧洲属性，才有权申请加入另一个欧洲组织。(13)到底哪些国家是欧洲国家，这个问题始终模糊不清。1987年摩洛哥的入盟申请之所以被驳回，就是因为该国在地理位置上不属于欧洲。对于土耳其的入盟申请，欧盟似乎没有更多考虑这条标准，因为土耳其在政治和宗教文化方面的因素更加关键。(14)土耳其入盟问题关系到欧盟对自身的定位及其认同的性质，对欧盟提出了重大的挑战。法国前总统、欧盟制宪委员会主席德斯坦2002年11月接受《世界报》采访时时断言，土耳其确实不是一个欧洲国家，“土耳其的首都不在欧洲”，“95%的人口生活在欧洲以外。它有不同的文化、不同的处事方法、不同的生活方式。”土耳其入盟将意味着“欧洲的终结”。(15)德斯坦的这种情绪并不独见，他的评论得到了联邦德国前总理施密特的响应。施密特公开表达出这样的担忧，即土耳其入盟“会给非洲和中东的其他穆斯林国家要求类似的盟员资格打开大门”，导致“欧盟从一个政治联盟退化为一个自由贸易区”。(16)法国国际关系研究所所长蒙布里亚尔则认为，欧盟的核心观念是民主、法治、人权、世俗主义、市场经济、安全和团结。他说，“我们在欧洲想要实现的是一种新的政治单位，其身份认同就是建立在这些观念之上。”(17)土耳其入盟将表明欧洲能够从原来那种基于区域、历史和宗教文化传统的比较狭隘的自我认同转向一种基于未来的、以政治性认同为特点的多样性中的认同。
德国当代哲学泰斗哈贝马斯和法国哲学大师德里达多次强调要寻找一种能带动欧洲联合的共同价值观，即统一的欧洲认同价值观。欧盟作为一个价值共同体，是应该以自由、民主、法治、人权等为主要内容的普世性的西方价值观来界定，还是要用欧洲独特的历史和文化传统（基督教文化）来界定；欧洲认同是要偏重于制度认同还是文化认同，两者的关系是如何以及应当如何。这些问题关系到欧盟自身的认同性质和未来的发展，土耳其入盟给欧盟回答这些问题机既提供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
毫无疑问，土耳其入盟将在很多方面深刻改变欧盟，对欧盟的影响将远远超过2004年5月欧盟的扩大。从地理上看，土耳其的加入将把欧盟的边界往东南方向推进，从而为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乌克兰等国家进入欧盟提供可能，即使土耳其成为欧盟的最终“边界”，这也意味着欧盟将与伊朗、叙利亚和伊拉克接壤，欧盟与中东之间将失去战略缓冲地带。从文化上看，欧盟将第一次穿越基督教世界的传统边界，甚至有人担心欧盟将难以消化土耳其这个穆斯林大国。从政治上看，土耳其入盟将提出一些技术层面的、战术性的挑战，比如：按照目前的人口出生率，预计十年后土耳其人口将超过8000万，根据欧盟宪法条约规定，土耳其在未来欧盟理事会中的决策权将超过法国而与德国相等；土耳其作为美国在中东地区的亲密盟友，一旦入盟势必增强欧盟内部的亲美势力；土耳其的大规模移民将成为欧洲一个巨大的社会问题。土耳其入盟还可能构成更大、更具有战略性的挑战，比如：接纳土耳其对欧洲的认同和价值意味着什么，土耳其的成员资格要怎样才能与欧盟国家建设一个更紧密的联盟的目标相匹配。(18)
土耳其与欧洲：利益性认同与文化困境
分析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首先要观察土耳其的国家身份和身份定位的变化，然后观察土耳其因此而产生的利益和基于这种利益的行为。重大政治、军事、社会变革往往会导致国家对于自我身份的再认识。20世纪20年代和30年代是土耳其国内政治发生重大变革的时期，土耳其共和国之父凯末尔精心策划了包括国家世俗化在内的一系列改革，确定了“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发展方针，并预定“西方化”将成为实现现代化的工具。在这种变革的冲撞下，土耳其对国家身份的定位发生了变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欧洲定位观”已成为土耳其政治文化的主流，是历届政府长期追求的一个战略目标。
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包括利益性认同和观念性认同两个方面。利益性认同指土耳其与欧盟为了各自的利益认同对方，自我利益的驱动使土耳其产生加入欧盟的动机和欧盟接纳土耳其的动力。观念性认同指土耳其与欧洲社会的融合，涉及身份、制度、文化和合法性等因素，包括制度认同和文化认同两个层面。观念性认同不是利益驱动的认同，是土耳其对欧洲社会制度和规范内化的结果，是文化交融、对话的结果。土耳其建构自身的欧洲身份认同，也就是土耳其与欧盟创建集体身份、形成集体认同的过程。建构主义认为，集体认同和集体身份都不是先天具有的，而是由行为体之间的共有知识、观念或话语建构起来的。根据建构主义，相互依存、共同命运、同质性和自我约束是推动集体身份形成的四个主要变量。(19)这些变量能够减弱国家的利己身份，帮助创建集体身份。从这些变量来看，土耳其与欧盟在建构集体身份的过程中，既有利益性认同的积极一面，也面临着难以逾越的文化认同的困境。
（一）土耳其与欧盟的利益性认同
土耳其与欧盟在经济、安全、政治方面有广泛的、客观的共同利益诉求，相互依存、共同命运这两个变量总的来看存在程度很高，这是土耳其与欧盟建构集体身份中有利的一面，也是欧盟不愿放弃土耳其的主要原因。
1.经济利益：从成本——收益进行分析可以发现土耳其与欧盟在经济上有着相互依赖、相互影响的关系。欧盟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最大的投资方、最大的旅游客源和最大的侨汇来源，土耳其在经济上对欧盟有很大的依赖关系。欧盟一直是土耳其农业和工业产品的主要出口市场，来自欧盟的资本、货物的持续供应是土耳其经济发展和现代化所不可缺少的。欧盟是土耳其最重要的贸易伙伴——土耳其超过50%的对外贸易是同欧盟进行的。(20)实际上，二战后土耳其经济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欧洲的直接投资和与欧盟的自由贸易。1963年的《安卡拉联系协议》原则上规定土耳其工人可以自由流动到欧洲，这不但大大减轻了遭受结构性失业的土耳其劳动力市场的压力，流动工人每年寄回国内高达数十亿美元的外汇对维持土耳其的收支平衡更是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另一方面，土耳其能够向欧盟提供训练有素、遵守纪律的劳动力，补充欧盟国家不断萎缩和老化的人口。许多土耳其人在欧洲国家从事各种劳务活动，目前大约有350万土耳其人生活在欧盟国家，其中在德国的人数就已经超过了250万。土耳其通过对欧洲规范的接受导致双方形成了一个包括劳动力移民、旅游、资本和货物流动在内的巨大的交易网络，增强了土耳其和欧洲之间的经济联系和相互依存。自1963年提出入盟申请以来，土耳其的经济持续稳定增长，整体经济实力位列世界第16位，目前3360美元的人均收入已经超过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这两个欧盟新成员国。(21)美国商务部在2004年把土耳其列为世界十大新兴市场之一，对于欧盟商品来说土耳其已经成为一个越来越具有吸引力的出口市场。此外，土耳其作为中亚石油输往西方的一条重要通道也是欧盟所看重的。
2.安全利益：在两个超级大国对抗的冷战世界里，具有重要地缘战略意义的土耳其被纳入到了西方的安全体系中。1952年土耳其成为北约成员国，北约向土耳其提供国家安全保证，土耳其则依靠自身关键的地缘位置帮助守护北约的东南翼，坚定地站在西方阵营共同对抗苏联威胁，被证明是西方安全一个有效的缓冲器。冷战后的安全结构使土耳其的战略重要性非但没有减少，反而在处理欧洲面对的安全挑战方面处于核心地位。土耳其邻近动荡的中东、高加索地区，北约专家界定的关系到欧洲安全的16处热点中有13处(22)处于土耳其的周边。把土耳其纳入到欧洲安全结构里、而不是让它独自处于高度不稳定的地区，欧盟在东南部碰到的安全问题就会大为减少。没有土耳其的参加，欧洲安全所需要的条件就不可能得到充分和可信的满足。1992年11月土耳其被接受为西欧联盟的联系成员国；1994年5月土耳其外交部长被允许参加西欧联盟的部长级会议；1995年5月，土耳其被给予在西欧联盟会议上投票的权利。双方在反恐问题上也需要紧密合作，英国外交大臣斯特劳认为接纳土耳其将是阻挡恐怖分子在欧洲内部制造分裂的一个决定性的考验；西班牙和意大利出于安全考虑也赞成土耳其入盟。(23)此外，土耳其拥有欧洲规模最大的军队，土耳其入盟将大大增强欧盟薄弱的军事力量，这对欧盟的共同安全与防务政策来说是很有意义的。对土耳其而言，冷战后同样面临新的不稳定形势，库尔德民族主义、宗教极端主义、伊斯兰原教旨主义、恐怖主义、中东中亚地区的战乱等因素都严重威胁到它的安全与稳定，土耳其应对这些问题都有求于欧盟的合作与相助，加入欧盟是维护其安全利益的重要手段。
3.政治利益：在欧洲，伊斯兰教徒的地位一直是一个高度敏感的话题。欧洲有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土耳其人是其中最大的群体。欧洲人对土耳其人移民到他们国家表示担忧，对他们中间有大量的穆斯林少数民族感到不安。甚至有关穆斯林妇女戴头巾一事，在一些西方国家也遇到来自各方面的压力和阻力。欧洲现有1100万到1200万穆斯林，其中法国有500万，德国300万，英国200万，意大利100万。这样的人口数，再加上一些国家伊斯兰居民的融合问题、欧洲和其它地方伊斯兰好战情绪的上升、欧洲大陆有组织的伊斯兰恐怖组织的发现，使得土耳其入盟这个话题更令人担忧。(24)2003年马德里“3·11”火车爆炸恐怖事件、2005年7月英国伦敦系列恐怖袭击事件增加了欧洲人对伊斯兰教与恐怖主义的疑惧；2005年10月底法国穆斯林移民引发的全国性骚乱警示欧洲国家需要对穆斯林移民的生存状态予以关注。在这种暗淡的局势下，欧盟接纳土耳其将是对穆斯林世界发出的一个重要的积极信号，是对全欧洲穆斯林的一种慰藉，缓和欧洲人与穆斯林群体的关系。“9·11”事件之后，土耳其似乎可以成为伊斯兰文明和基督教文明对话的一个重要桥梁，伊斯兰教传统的土耳其加入以基督教文明为核心的欧盟可以证伪“文明冲突”论。美国总统布什2004年6月访问土耳其同埃尔多安总理会晤时重申“全力支持”土耳其加入欧盟，认为土耳其的加入将是“加强穆斯林世界和西方国家关系的重要一步”。(25)同时，欧盟里的自由派意图把土耳其塑造成穆斯林世界中世俗民主化的样板，有助于推广欧盟自由、民主的理念。土耳其入盟还有助于表明欧盟确实是一种正在形成的新型的全球规范性权力，它不是把穆斯林世界作为欧洲的他者加以排斥，而是能够接纳一个有一天将成为其最大成员国的穆斯林国家。此外，土耳其要发挥一个地区大国的作用也离不开与欧盟的合作，在应对国内伊斯兰原教旨主义威胁的问题、解决与希腊对塞浦路斯和爱琴海未决的争端、欧盟国家的客籍工人问题、库尔德少数民族问题、土耳其的政治民主化进程和民主稳定性等许多方面，土耳其都需要欧盟的帮助，双方有着广泛的共同政治利益。
（二）土耳其的欧洲身份认同面临的文化困境
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背景始终是土耳其入盟的一个根本障碍，欧盟各国对该问题心照不宣。达到欧盟要求的“哥本哈根标准”固然是一大障碍，土、欧双方在文化、宗教等方面的巨大差异及其形成的心理隔阂则更加难以克服。换言之，即使土耳其在政治制度、经济制度、人权等方面完全符合哥本哈根入盟标准，由于双方文化、宗教同质性的缺失，欧盟仍将对土耳其的入盟问题犹豫不决。正如土耳其前总统厄扎尔在1992年所说：“土耳其的人权记录是土耳其无法加入欧盟的虚构理由，真正的理由是，我们是穆斯林，他们是基督徒”，他进而补充说，“他们并不这么说”。(26)事实上，西方国家十多年前的对手、华约组织成员国的东欧国家都已经正式入盟，在欧盟门口等了四十多年的土耳其却仍然被排斥于这个“基督教俱乐部”之外，而它不论是经济规模还是发展水平都在这些国家之上，在地缘政治上要比它们更为重要。东欧国家是打着“回归欧洲”的口号入盟的，而土耳其则被许多欧洲的精英和民众认为不属于欧洲，欧洲人对土耳其缺乏认同感。有分析人士指出，欧盟在土耳其入盟问题上搞了双重标准。
欧洲的思想和宗教发展的历史背景是独一无二的，在这种背景下产生的欧洲文化包含着人从宗教里解放（从神本主义到人文主义）、国家和社会的分离、公民社会、人的自然权利这样一些要素。土耳其的思想和宗教发展的历史背景跟欧洲完全不一样，这些要素在土耳其社会和文化里很少起作用。土耳其在历史上长期是作为欧洲的他者——主要还是敌人的形象——出现的。欧洲人对奥斯曼帝国兵临维也纳城下的历史至今记忆犹新，荷兰自由党领导人、欧盟委员会委员弗雷兹·鲍尔克斯坦认为，土耳其入盟意味着1683年维也纳成功保卫战的成果将付诸东流。(27)
文明冲突是欧盟推迟土耳其入盟的深层原因之一。(28)“文明冲突”论里一个重要的分析工具就是“自我撕裂的国家”或称“无所适从的国家”(Torn Country)。“自我撕裂的国家”的领导人特别希望推行“搭便车”战略，使他们的国家转变成西方一员，但该国在历史、文化和传统上是非西方的。亨廷顿举出的一个典型的“自我撕裂的国家”就是土耳其。欧洲国家不愿接纳它，因为它被视为穆斯林国家；伊斯兰世界认为它与自己更不相关，因为它长期以来一直拒绝成为这个动荡不安的社会的一部分，或避免卷入有关伊斯兰世界的激烈争论。土耳其精英把土耳其定位为西方社会，但西方精英拒绝接受这个国家。亨廷顿认为文化和宗教的差异造成了西方和“自我撕裂的国家”在从人权到移民、贸易和商业、以及环境保护这些政策问题上的差异。(29)
有意思的是，欧洲负责任的政治家们不能像普通民众一样轻易就表达这样的观点：他们反对土耳其入盟主要是由于宗教—文明的原因。比如奥地利总理沃尔夫冈·许塞尔在公开场合是这样说的，土耳其的人口规模、农业部门、地理位置是土耳其入盟的主要障碍，而他对文化问题则保持沉默。(30)法国战略研究基金会会长弗朗索瓦·海斯伯格认为，“不管是公开说出来还是隐瞒不说，人们普遍拒绝土耳其进入欧盟的主要因素就是伊斯兰教。”(31)在2005年5月底法国对欧盟宪法的全民公投中，投反对票的人中有22%把反对土耳其入盟列为他们对欧盟宪法说不的原因之一。(32)大部分欧洲人反对土耳其入盟的原因一般包括以下几点：土耳其太大、太穷、落后的农业国、政治专制、众多的穆斯林，而其中最为深刻的一个原因就是担心土耳其的伊斯兰文化可能对欧洲文明造成威胁。
土耳其的入盟前景
土耳其由于其独特的地缘优势而在欧亚大陆具有重要的政治、经济和安全战略地位，无论是在冷战时代还是冷战后时代，欧盟出于地缘与安全上的考虑，始终对土耳其有一种需求。但由于感到土耳其在文化上不属于欧洲，对土耳其的伊斯兰教文化背景感到不安，欧盟在定义和土耳其的关系时总是模棱两可。它总是犹豫明确宣布把土耳其的最终入盟作为双方关系的长期目标，回避就这个目标提出一项可行的政治战略。由于缺乏清晰的战略指导，欧盟对土耳其一直是犹豫不决。它既不愿接纳土耳其，又不愿放弃。欧盟的自由派希望通过有条件地接纳土耳其来体现欧盟的开放性和包容性；但保守派则反对给予土耳其完全成员资格，认为土耳其的入盟将是欧盟的终结，双方至多只能发展优先战略伙伴关系。长期以来，欧盟的策略就是在自由派和保守派中间进行妥协，尽量避免与土耳其的关系出现紧张和进一步的疏远，同时向土耳其提出了近乎苛刻的候选国资格要求，抬高其入盟的门槛。欧盟对土耳其的这种模糊性策略使双方关系的战略重要性在许多土耳其人眼里变得可疑，导致土耳其人形成一个共识，即“西方没有在欧洲为穆斯林的土耳其留下一席之地。”(33)
另一方面，土耳其的政治和经济精英注意到现代土耳其民族国家的身份合法性与能否加入欧盟直接相关。土耳其认为加入欧盟是它源于历史、地理和国际条约的权利，是本来具有的“权利”。土耳其不准备为入盟牺牲国家尊严，在融入欧洲的进程中将谨慎保护它的国家权利和利益。加入欧盟是土耳其优先的对外战略目标，但这种优先目标的确立更多地是一种工具理性的体现而不是价值理性的体现，在很大程度上是由走凯末尔“脱亚入欧”的民族复兴道路这种民族主义的、内向的利己动机所驱动，而没有把入盟看成是与欧洲国家一起为重塑欧洲政治命运所做努力的一个部分，“西方化”只是实现现代化的工具而非它的最终目标，这势必从深层次上影响双方认同的建构。
土耳其为取得欧盟成员国资格，一直在努力按照欧盟的标准进行改革，公布哥本哈根标准就是“安卡拉标准”，努力将这个标准内部化并逐步实现之。(34)土耳其总理埃尔多安表示，他的目标就是使“欧洲价值成为安卡拉价值。”(35)在他领导下的正义与发展党政府一直致力于土耳其的欧洲命运，在国内推动了多项重大改革，以达到入盟标准。土耳其多年来在政治经济改革、民主化的进程中取得了很大的进步，而且还在不断加大改革的力度，双方在制度认同上取得重要进展，这也是欧盟同意启动入盟谈判的重要原因。
欧盟在被称为是土耳其入盟“路线图”的谈判框架中就土耳其入盟问题达成了一个妥协的表述，即欧盟和土耳其谈判的共同目标是让土耳其加入欧盟，但谈判是一个“开放”的过程，其最终结果不能保证土耳其一定能加入欧盟。根据欧盟的规定，与候选国之间的入盟谈判涉及政治、经济、司法、文化等领域，共计30多项内容，而且要由所有成员国认可。任何一个成员国都可以否决土耳其入盟资格，包括采用公投方式来决定是否批准土耳其入盟。法国总统希拉克已经建议土耳其入盟应该通过欧盟国家的全民公决来批准。(36)民意调查机构欧洲晴雨表2002年的调查表明，只有31%的欧洲人赞成土耳其入盟。(37)这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欧盟目前还缺乏接纳土耳其入盟的社会基础。欧盟在谈判期间要定期对土耳其国内的政治和经济改革进行评估，一旦发现土耳其有违反欧盟“达标标准”的现象，如民主进程出现倒退，欧盟便可立即中止谈判。法国总统希拉克在2004年年底的一次谈话中指出，土耳其的谈判有三种前景：谈判成功，土耳其成为欧盟成员；谈判在某方面出现问题，谈判中止；谈判在关键问题上无法达成协议，双方只能寻求建立某种“特殊的伙伴关系”，而不是以土耳其的入盟结束。(38)希拉克的话比较客观地勾画了土耳其的入盟前景及其复杂性。而对于土耳其来说，获得欧盟完全成员资格是其可以接受的惟一谈判目标。可以预计，入盟谈判将旷日持久，土耳其入盟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注释：
①Oral Sander,"Turkish Foreign Policy:Forces of Continuity and Change",in Ahmet Evin ed.,Modern Turkey:Continuity and Change,Opladen:Leske Verlag,1984,pp.115-130.
②［美］亚历山大·温特：《国际政治的社会理论》，秦亚青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287页。
③［美］亚历山大·温特：前引书，第425页。
④［加拿大］查尔斯·泰勒：“承认的政治”，汪晖、陈燕谷主编：《文化与公共性》，北京：三联书店2005年版，第290页。
⑤“三洲”指亚、欧、非三大洲；“五海”指黑海、地中海、红海、阿拉伯海、里海。
⑥彭树智：“土耳其研究三题”，《西亚非洲》2002年第1期，第46页。
⑦Meltem Müftüler,Turkey's Relations with a Changing Europe,Manchester,New York: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1997,p.53.
⑧Robert Wielaad,"Misconceptions Surround Turkey's EU Membership",Turkish Daily News,September 8,2004.
⑨［土耳其］楚哈尔·耶西尔尤尔特·居恩迪茨：“欧洲对土耳其民主化的影响”，《世界经济与政治》2005年第3期，第61-62页。
⑩参见陈乐民、周弘：《欧洲文明的进程》，北京：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2-172页。
(11)同上书，第172页。
(12)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Vol.72,No.3,1993,p.27.
(13)［法］法布里斯·拉哈：《欧洲一体化史》，彭姝祎、陈志瑞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30页。
(14)同上。
(15)Mujeeb R.Khan and M.Hakan Yavuz,"Bringing Turkey into Europe",Current History,March 2003,p.120.
(16)Michael S.Teitelbaum and Philip L.Martin,"Is Turkey Ready for Eumpe?",Foreign Affairs,Vol.82,No.3,2003,p.98.
(17)Thierry de Montrbfial,"Debating the Borders of Europe",International Herald Tribune,May 21,2004.
(18)Paul Kubicek,"Turkish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World Affairs,Vol.168,No.2,Fall 2005,p.67.
(19)参见［美］亚历山大·温特：前引书，第431-452页。
(20)Meltem Mifftüler,op.cit.,p.6.
(21)Wolfgang Schuble and David L.Phillips,"Talking Turkey; Is Europe Ready for a Muslim Member?",Foreign Affairs,Vol.83,No.6,2004,p.137.
(22)这16个地区是：波斯尼亚—黑塞哥维那、桑扎克（塞尔维亚西南部、黑山北部和东南部地区）、科索沃、黑山、阿尔巴尼亚—马其顿边境、纳戈尔诺—卡拉巴赫、车臣、格鲁吉亚—阿布哈兹、格鲁吉亚—南奥塞梯、伊拉克北部、伊朗、叙利亚、塞浦路斯、瓦伊瓦的亚(Voyvodia)、普雷维勒喀(Prevleka)、白俄罗斯。Guldener Sonumut,"Turkey Amidst Crisis Regions",NTY-MSNBC,November 23,2000,http://www.Ntvmsnbc.com/news/46105.Asp.
(23)Tom Happold,"Straw:Turkey is EU'Acid Test'",Guardian,March 23,2004.
(24)Michael S.Teitelbaum and Philip L.Martin,"Is Turkey Ready for Europe?",Foreign Affairs,Vol.82,No.3,2003,p.109.
(25)郑金发：“土耳其‘入盟’谈判变数多”，新华社安卡拉2004年10月7日电。
(26)［美］塞缪尔·亨廷顿：《文明的冲突与世界秩序的重建》，周琪等译，北京：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155页。
(27)Ian Traynor,"In 1683 Turkey Was the Invader; in 2004 Much of Europe Still Sees It that Way",Guardian,September 22,2004.
(28)Metin Heper,"Political Culture as a Dimension of Compatibility",in M.Heper,H.Kramer and A.ncü eds.,Turkey and the West:Changing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dentities,London:I.B.lauds,1993,p.1.
(29)Samuel Huntington,"The Clash of Civilizations",Foreign Affairs,Vol.72,No.3,1993,p.42.
(30)"Turkiye buyuk sorun",Radikal,July 5,2004,quoted from Paul Kubicek,"Turkish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p.75.
(31)Peter Ford,"Wariness over Turkey's EU Bid",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October 6,2004.
(32)Elaine Sciolino,"European Charter Architect Faults Chime for Its Rejection",New York Times,June 15,2005.
(33)Tansu Ciller,"The Role of Turkey in 'the New World'",Strategic Review,22,Winter 1994,p.9.
(34)［土耳其］楚哈尔·耶西尔尤尔特·居恩迪茨：前引文，第62页。
(35)R.T.Erdogan,"Why the EU Needs Turkey",http://www.sant.ox.ac.uk/areastudies/lectures/Erdogan.pdf.
(36)Paul Kubicek,"Turkish Accession to the European Union",Fall 2005,p.75.
(37)Faruk Sen,"The Way Europe Sees Turkey and Turkey Sees Europe",Zaman (Istanbul),June 10,2003.
(38)Selcuk Gultasli,Suleyman Kurt,"2 Negative Signals on Turkey's EU Bid",Zaman (Istanbul),November 27,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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