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的理想图式与幻灭——李白“功成身退”思想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图式论文,功成身退论文,李白论文,意义论文,理想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李白一生经历曲折，思想也复杂多变。他融合了儒、道、佛、杂、纵横、兵等诸家不同的思想。这多家思想对李白的影响不是简单的相加、叠合，而是有机的融合。而且这诸种思想就其对待人生和现实的基本态度看，大都可以分为积极与消极两种。在我看来，这正是李白“功成身退”意义的两个方面，李白正是以“功成身退”来融并诸家思想的。换句话说，诸家思想的影响促成了李白“功成身退”思想的形成。（对于“功成身退”，不能简单地以老子“功遂身退天之道”视之，本文下面的论述将可以体现。）对于李白的“功成身退”思想，学界近来已有所研究，但在探讨这一问题时，往往简单地将“功成身退”看作是儒道两家思想影响的结果，我觉得，这是远远不够的，还远没有把握它的实际意义。“功成身退”更深的意义在于它是李白对于自己生命存在的理想化的描绘，是李白人生的理想图式。同时它还体现出李白一生追求理想的悲剧性，体现了李白的命运悲剧。作为生命理想图式的“功成身退”的幻灭，同时也标志着中国古代理想主义的终结，从此中国文学转而进入了一个追求新的艺术精神的阶段。正是本着这样一种理解和认识，本文将具体地加以论述，失当之处，请方家指正。
一 生命的理想图式
李白的“功成身退”思想不是固定不变的，而是有一个形成、发展和变化的过程。就它的实质而言，首先便体现为一种对生命存在的理想设计，是李白从生命理想的角度对自己一生的安排，因而它就带有理想主义的性质。李白浪漫主义风格的形成，归根结底，与他的理想主义是密不可分的，而“功成身退”便是诗人理想主义的具体目标，它是李白理想化的人生图式。在这里，“功成身退”首先表现为“功成”，这是前提，也是李白终生为之奋斗、追求的目标，没有了“功成”，实际上也就取消了“身退”。因而对李白来说，首要的便是追求“功成”，去“济苍生、安社稷”，然后才“身退”。
李白生在一个有着自由氛围的家庭之中，宽松的家庭环境，没有使他养成一般儒生的循规蹈矩的性格，他遍览百家，无所不读。他自言“五岁诵六甲，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1〕， 又言“十五观奇书，作赋凌相如”〔2〕。可见他少通坟典，英才勃发。 正是如此，方使他少有奇志，心怀天下。在《代寿山答孟少府移文书》中，他明确地提出了“功成身退”的人生理想：
“……近者逸人李白自峨眉而来，尔其天为容，道为貌，不屈
己，不干人，巢由以来，一人而已。……吾与尔达则兼济天下，穷
则独善一身。……申管晏之谈，谋帝王之术，奋其智能，愿为辅弼。
使寰区大定，海县清一，事君之道成，荣亲之义毕，然后与陶朱、
留侯浮五湖，戏沧洲，不足为难矣。”
这里，李白为我们描绘了他的人生理想。他要充分发挥自己的才智，做一番安邦定国的宏图伟业，使得“寰区大定，海县清一”。另一方面，在这样的“功成”之后，再追随范蠡、汲良，功成而身退。李白在诗中还多次流露这种思想。《玉真公主别馆苦雨赠卫尉张卿二首》其二中说：“功成拂衣去，摇曳沧洲旁。”这首诗中作者相信总有机会来施展抱负，并表示功成后而身退。这种思想在他待诏翰林期间仍然时有表现。在《驾去温泉宫后赠杨山人》诗中，李白以诗意的笔触写道：“待吾尽节报明主，然后相携卧白云。”此外，象“铭鼎傥云遂，扁舟方渺然”〔3〕，“何由返初服，田野醉芳樽”〔4〕等等这些作于待诏期间的诗，在稍有沾沾自喜的同时，仍然念念不忘“功成身退”。这里没有丝毫的全身远害的念头，流露的纯粹是诗人的人生理想。《商山四皓》一诗作于待诏翰林以后，诗中对于四皓的“功成身不居，舒卷在胸臆”的高风亮节，诗人表示了由衷的钦慕。这种对四皓的钦慕所体现的思想感情，也正是意欲“功成身退”。这里，需要注意的是，诗人表达“功成身退”思想，完全是一种欣然的态度，对于“功成”后“身退”的生活，怀有一种期待。这从他“卧白云”、“摇曳沧州旁”、“田野醉芳樽”等对于“身退”后生活的描绘中就可以看出来。这些都是诗人对于人生图景的理想绘制，体现出了作为理想化的人生图式的意义。在这里，“功成”后的“身退”是他人生理想的一部分，体现了诗人生命意义的达成和充分实现。这种相对于“功成”的另一种人生追求与“功成”一道构成了一幅圆满、完善的人生图景。说它圆满、完善，是因为它在最大的限度内体现了诗人的生命意义和追求。
李白何以会把“身退”作为其人生理想的一部分来追求？也就是说，“身退”之中包含有哪些使李白不能弃之的因素？弄清楚这一点，可以更全面地把握李白的“功成身退”的实质，加深对其作为人生理想图式意义的理解。实际上，李白早期对于“功成身退”的追求，一方面是以“身退”相标榜，借以显示自己志行的高洁，从而抬高自己的身价，为日后的入仕作准备。另一方面即取其精神之自由，人格之独立。为了突出自己，他常越过现实，直追古人，通过吟咏古人的高志，表达自己不凡的怀抱，所谓“巢由以来，一人而已”，“陶朱虽相越、本有五湖心”〔5〕、“谢公终一起，相与济苍生”〔6〕、“终然不受赏，羞与时人同”〔7〕等等，都是李白借古人以抒其怀抱。这些古人， 他们都有高洁的志行，不汲汲于富贵，不戚戚于贫贱，而有自己的人格追求和价值准则。李白借古人明其志，以“身退”相标榜，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仕进，他是借否定名利来追求名利。出蜀前，李白曾有过一段时间的隐逸生涯。在《上安州裴长史书》中，他说：“昔与逸人东严子隐于岷山之阳，白巢居数年，不迹城市。”他早年的诗中，也有许多隐逸内容，其中多有标举和美化隐逸生活的。但是李白的隐居或标举隐逸，不同于巢由，不是纯粹的出于隐逸目的而隐居，而是在一定程度上作为入仕的“终南捷径”，所谓“金高南山买君顾”〔8〕正道出了个中底细。李白蜀中所从游的赵蕤就是一位深怀经济之策的隐士〔9〕。 据《彰明逸事》载，李白曾“依潼江赵征君蕤”，并且“从学岁馀”〔10〕。当时赵蕤声名甚藉，时任益州长史的苏
在《荐西蜀人才疏》中曾说“赵蕤术数，李白文章”。他所著的《长短经》就是一部谈王霸经权大略，经世致用之书。李白从而习之，并深受其影响。他在出蜀后所作的干谒文章，在很大程度上是源于《长短经》，是以《长短经》为指导原则的。由上可见，李白早期的“功成身退”思想含有仕进这一政治目的，希求通过它而获取名望、身价，为入仕起到宣传、鼓励的作用。
但是，李白以“功成身退”相标榜，借以显示高洁的志行，只是问题的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功成身退”本身所含有的独立人格、自由精神内容，也是李白汲汲以求而不能舍弃的。也就是说，作为一种人生理想，他追求的是既体现自身生命价值，取得“功成”；同时又保持自身精神的自由、人格的独立。只有这二者的相互结合，才构成了他理想的人生图景。我们不能把他许多诗中标举隐逸的内容都理解为是借以标榜自己，而应该看出在隐逸中他能深刻体会出生命的自由。这里，李白对“功成身退”的追求，除了儒、道两家思想影响外，还明显地受到纵横家、任侠的影响。李白自小就富有侠义之气。在《与韩荆州书》中，自说“十五好剑术”。《留别广陵诸公》中，李白回忆少年时，“忆昔作少年，结交赵与燕。金羁络骏马，绵带横龙泉。”字里行间，透出一股豪气，他尝“手刃数人”〔11〕，并为赈济他人，而散金三十万。另外，他所从游的赵蕤也是一位侠士。《彰明逸事》说他“亦节士，任侠有气，善为纵横学。”他在《长短径》中对太公、管仲、苏秦、鲁仲连、张良、诸葛亮和谢安等历史人物大加推崇，以他们的所为作理想的行为模式，以他们的人格为理想人格。这些人除了鲁仲连未曾入仕外，都曾“历抵卿相”，另一方面又都保持着自己的人格、气节。正是这样，李白的诗歌中也对他们大加称道。可以说，他们做了李白想做的事。在他们的身上体现了李白的理想人格。李白崇慕古人之高节，追求人格的独立与精神的自由。强调“不屈已、不干人”，高唱“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12〕，而“功成身退”正体现了他的这样一种人生追求。从中我们不难看出“功成身退”，所包含的纵横、任侠思想的影响。作为一种人生理想，“功成身退”表现在君臣关系上，便体现为自我尊崇，葆有自主、独立的人格、气节。在自由与物欲上，二才兼得则可，不则，决不为物所役，受其拘束，而是追求心灵的自由。所谓“乍向草中耿介死，不求黄金笼下生”〔13〕。就正体现了诗人斩绝的态度。而他所以在待诏翰林期间依然怀念隐逸生活，不忘“功成身退”，也正是为了维护自己的人格理想。明乎此，我们便不难理解李白诗歌中何以对鲁仲连特加赞赏了。鲁仲连义不帝秦，以一箭而取聊城，功成之后又视功名富贵如粪土，这其中所体现的正是一种挺立特出，崇尚自由的人格精神。这种独立人格和自由精神正是李白所赋予“功成身退”的深沉内涵。因而也是李白孜孜以求的。总之，“功成身退”，作为人生理想，是李白对自己生命的理想描绘，是李白理想化的人生图式。在这一图式中，生命价值和意义的充分实现，与独立人格、自由精神是紧密联系在一起的。“身退”构成了生命理想的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与“功成”一起构成了一幅完美的人生理想图式。
二 生命理想图式的幻灭
李白的“功成身退”，除了具有理想化的性质，标示诗人人生的理想图式这一意义外，还随着时间、经历、转伸出一层总结人生、历史的经验和教训的意义。诗人体会到了现实的艰难、复杂，更清醒地意识到理想实现的不易，并饱尝了困顿与失意的痛苦，正是这样，诗人才由理想世界回到现实世界，又由现实世界进一步退守到自我世界中。这里，我们看到的已经不再是诗人以诗意的笔触对理想人生的描绘，而是诗人面对现实时的深沉痛苦。显然，这时的“身退”已经远不同于作为人生理想的“功成身退”中的“身退”了。如果说，作为人生理想，它所体现的是追求理想人生时的主动选择的话，那么到了这里，“身退”则表现为一种人生无奈时的迫不得已的结局、一种最后的甚至无法选择的结尾。这样，“功成身退”已经失去了其原有的理想意义，并且由于“功成”无望而失去其实际意义，成了诗人从现实向自我退守和回归的表征。
天宝三载，李白《翰林读书言怀呈集贤诸学》写道：“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仅看这两名，似乎看不出什么特别的东西。这首诗的其它部分写道：“青蝇易相点，《白雪》难同调。本是疏散人，屡贻褊促诮。”从这里我们可以看出，李白所以要“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乃是由于其受到别人的谗毁、中伤。李白在同时的其他诗歌中多有流露这样的意思。如《赠溧阳宋少府陟》：“白玉栖青蝇，君臣忽失路”、《答高山人》：“谗惑明主心，恩疏佞臣计。”《玉壶吟》“君王虽爱娥眉好，无奈宫中妒杀人。”由上可知，李白待诏翰林时，确曾受人谗毁。《松窗杂录》等书说李白是由高力士、杨玉环谗毁而被“赐金放还”的。李白原指望“尽节抱明主”，从而实现其“济苍生”、“安社稷”的政治理想的，却在待诏翰林一年之余发出要归隐之念，不能不说，与其初始的愿望，“致君于尧舜”之志是相矛盾的。另一方面，李白得以入宫，不在于玄宗要帮助他实现人生理想，而在于他有传神妙笔，写得好诗与文章，魏颢《李翰林集序》说李白在“朝廷作歌数百篇”，李阳冰《草堂集序》也有类似的记载。李白同时人任华《杂言寄李白》中说：“新诗传在宫人口，佳句不离明主心。”由此可知李白在宫中是以诗为业，以娱人为职的，玄宗实在只是把他看作宫廷中的御用文人的，无论行幸何处，李白总是随行赋诗，以供娱乐。孟棨《本事诗》曾载：“（唐玄宗）尝因宫中行乐，谓高力士曰‘对此良辰美景，岂可独以声伎为娱？倘此时得逸才词人咏出之，可以夸耀后世！’遂命召李白。”可见，玄宗只是把李白与“声伎”并列，最多只是当作“逸才词人”，其地位与乐工、倡优并无什么多大差别，只是分工不同罢了。这种生涯同李白“平交王侯”、“为帝者师”的抱负构成绝然的反差，是一种莫大的讽刺。李白《书怀留别翰林诸公》诗中有“书此谢知已，吾寻黄绮翁”两句，“黄绮翁”指四皓中的夏黄公和绮里季，这里代指四皓。这首留别翰林同列的诗，含有对玄宗轻士的讥刺和谴责。在面临他人谗毁，面临宫廷御用文人地位，鸿图难以大展的情况下，退隐就成了他无奈的、不得已的选择。正是这样，诗人才要“功成谢人间，从此一投钓。”当然，我们从这里也可以体味出诗人在污浊黑暗的现实面前，不愿与小人同流合污，而依然严格维护自身高洁人格的傲岸不屈，只是这已远不是对理想的追随，而是转为一种捍卫了。而且其中包含的更多的成分则是对于人生理想追求无望的一种慨叹。从这个意义上说，“功成身退”此时只是“身退”的同义语罢了。
李白不仅由自己受谗毁而欲以退隐，他甚至领会到若功成不退会带来严重的后果，在他看来，如不及早退隐，从污浊的朝廷退身，就会有生命之忧。在《古风》第十八首中，诗人这样写道：“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黄犬空叹息，绿珠成衅仇。何如鸱夷子，散发棹扁舟。”在这里，李白对比了“功成”面前两种不同的态度、选择。一是李斯和石崇，位极人臣之后，不思隐退而遭祸害，一是范蠡，他在扶佐越王勾践灭吴后，不享其功而思退隐，“乘扁舟，浮江湖”，“兼济”之后，又能独善其身。在两者的对比中，李白认识到“功成身不退，自古多愆尤”的道理。诗人通过对比，从反面强调了“功成身退”的必要。在《行路难》其三中，李白更进一步写道：
吾观自古贤达人，功成不退皆殒身。子胥既弃吴江上，屈原终
投湘水滨。陆机雄才岂自保，李斯税驾苦不早。华亭鹤唳讵可闻，
上蔡苍膺何足道。君不见，吴中张翰称达生，秋风忽忆江东行。且
乐生前一杯酒，何须身后千载名。
这首诗中，李白以伍子胥、屈原、陆机、李斯诸人的悲剧性结局为例，也从反面强调“功成身退”的必要。在他看来，他们之所以有“殒身”之祸，正在于“功成不退”。正是出于对“功成不退”的认识和理解，所以李白才要“功成身退”。《答高山人兼呈权、顾二侯》一诗中，他联系自己的亲身经验和体会，表达要“功成身退”：
谬挥紫泥诏，献纳青云际。谗惑英主心，恩疏佞臣计。彷徨庭
阙下，叹息光阴逝。
未作仲宣诗，先流贾生涕。……我于鸱夷子，相去千余岁。运阔英达稀，同风遥执袂。这里李白结合自己在待诏翰林期间遭谗毁和排挤的经历，深刻体会到政治环境的污浊黑暗，从而表示要追随范蠡，同他一起“同风遥执袂”，去过退隐生活。由此可见，“功成身退”思想既有深刻的历史根源，又有李白对当时社会的亲身经历和感受。总之，到了这里，“功成身退”先前的理想性质已经转化为一种对人生、现实的经验和教训的总结，其中所体现出的李白的思想感情，便是矢志追求理想，最后却以失望而告结束的沉重与痛苦。当然，对于李白来说，追求成功，渴望“济苍生”，“安社稷”，是他终生贯之的追求（从他五十四岁应李璘之邀入幕，以及六十二岁时欲在平叛中“申一割之用”可以看出来），这种追求并未因天宝三年被人谗毁、放还而停止，但随着他对现实黑暗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化，“功成身退”逐步削弱了其理想色彩，相反，作为经验教训的总结的现实内容却逐步增强。
三 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的终结
由上述两部分可以看出，李白的“功成身退”思想包含有两层含义，作为人生理想的“功成身退”，体现了李白的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追求；作为经验教训，则体现了这种追求的失落。就李白来说，“功成身退”的两层含义及其转变，揭示了他一生的悲剧，也揭示了唐代现实政治的黑暗。李白的这种悲剧又深刻地揭示了封建时代知识分子的理想追求同现实的尖锐对立和矛盾，从而体现了他们命运的一般性：作为人生理想，他们都渴望实现生命价值，建立功业；作为经验教训的总结，在遭受挫折、压抑和失败后则产生消极的自我保身的思想。如果我们把眼光放得远一些，把李白“功成身退”思想放在文学史的大背景下来观照，那么，它的更深刻的意义便在于，它标志着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这种艺术精神的失落和终结。
在古代文学发展史上，存在着一个渊远流长的以理想主义为内容的浪漫派文学传统。由庄、屈发端，经司马迁、司马相如、曹植、阮籍、嵇康、陈子昂到李白，依稀可见这一脉络。它的基本精神是执着于理想，弘扬个体的人格精神，把人格理想看得高于一切。并从理想的角度否定、批判现实，追求超越现实的理想价值，为此而不惜付出代价。屈原作为一个理想主义者，他的自沉正在于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尖锐到不可调和之后必然的结果。我们从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中，从司马相如“大人”以及阮籍的“大人先生”等形象中，都不难体会到对于理想人格的追求和高远人生价值的追求。在理想主义者那里，理想及对理想的追求成了他生命存在的理由和根据，生命自身的存在成了价值理想的阐释。李白就是这样一个理想主义者，从他的“功成身退”可以看出他追求理想的热忱和力量，他的“功成身退”正闪耀着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之光，李白诗中象征他的自由理想的是大鹏。它“一鼓一舞”，有着“五岳为之震荡，百川为之奔飞”〔14〕的雄奇伟力，而且有着超越现实的束缚，“登于寥廓”，翱翔云天，从而达于无限自由的逍遥之境的追求和远志。大鹏正是李白人格形象的象征，在它身上李白寄寓了自由意志和人格理想。诗人关怀现实而又无法实现怀抱的深沉痛苦，借大鹏之高举飞天而得以冲谈，正因为他心有大志，怀抱“功成身退”之理想，方使他从理想的高度看待现实，去否定、批判它，特别是面对庸碌无为，老死经书之腐儒，面对朝廷之污浊，现实之黑暗，更是强烈地加以否定。尽管有志难伸，却绝不悦世媚俗，绝不背弃理想、出卖人格与自由。可以说，“功成身退”作为凝结着自由精神和理想主义的宏远目标，正是诗人倾尽心力终生以求的，它是诗人最高的人生愿望和目标的达成，是诗人情感上、价值上永远的眷恋，是诗人不老的心空中永恒的星光。而“功成身退”意义的变化，又正标志了中国古代理想主义的终结。我们从后代的文学发展中，已经绝难看到象李白那样对价值理想上天入地，“虽九死其犹未悔”的追求了。
李白以后，思想界开始了一场对“安史之乱”以及社会动乱根源的反思，他们从人性的深处、从政教之分离找到了根源。这样，思想界便开始了一种重建儒家道统的努力，把讲究外在事功的儒学转向讲究内在自觉反省的新儒学。加之中唐以后禅宗思想的渐盛，遂使中国文化中注入了一种新的内容，新的精神，对于文化的承载者——人——来说，也有了一种新的人生追求。正是在这样一种文化转向中，古代的理想主义终结了。让我们以白居易为例来加以说明。白居易这位早年叫喊着文学创作“为君、为臣、为民、为物、为事而作”〔15〕，有着很高用世热情的人，元和十年因越职言事而被贬江州，他在同年写的《与元九书》中这样写道：
丈夫所守者道，所待者时。时之来也，为云龙，为风鹏，勃然
突然，陈力以出。时之不来也，为雾豹，为冥鸿，寂兮寥兮，奉身
而退。进退出处，何往而不自得哉？这里，我们体会到的是，白居易并不为遭贬而激越不平，从所引文字看，似乎是他在规劝元稹，不要为一时的得失而计较，在理想与现实的矛盾冲突中，也没有了内心因此而起的激烈冲突了。在二者的对立中，他不是去维护自己的追求和理想，去否定和批判现实，而是调和二者，甚至牺牲理想与人格的独立而屈服于现实。显然，这里人格理想已经转变为一种人生态度了。他在《序洛诗》一文中又说：
予历览古今歌诗，自《风》、《骚》之后，……迄于李、杜辈。
其间词人闻知者累百，诗章流传者巨万。观其所自，多因谗冤谴逐，
征戍行旅，冻馁病老，存殁别离，情发于中，文形于外。故愤忧怨
伤之作，通计今古，什八九焉。……（予）在洛凡五周岁，作诗四
百三十二首。除丧朋、哭子十数篇外，其他皆寄怀于酒，或取意于
琴。闲适有余，酣乐不暇。苦词无一字，忧叹无一声。岂牵强所能
致耶！盖亦发中而形外耳。斯乐也，实本之于省分知足。白居易立足于“省分知足”的生活、立世原则，故而对前人“愤忧怨伤”之作加以批评。他追求的是寄情琴、酒的酣乐生活以及内心的平衡。强调要“省分知足”，故而他别无苦词与忧叹。在这里，诗人已经不复有济世之志，自由理想的追求了，而是把外在事功的追求转移到内在的心理平衡上来。这种人生态度和生活原则，到了宋代表现得更为明显。文人们更多地抱着一种“漠然自定”的生活态度。对于人生的得与失、穷与通，不复作更深的计较，他们常常化郁结为通达，“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超越于悲喜之外，采取一种达观的态度。宋明理学要求人们“道不外求，反诸己身”，强调把自己的全部局促于内心世界中，不管外界的风雨雷动，都心如死水，“波澜不惊”，从而形成宋人对外界变化漠然冷淡，甚至本能地抵抗外界变化对心理冲击的习惯，在内心里顽强地保持感情与心理的稳定状态。这样，他们对唐人，尤其对李白的任情诞放、高举远蹈颇多不满便是很自然的了。他们攻击李白“不知义理之所在”。葛立方甚至分门别类，总结李白“虑君臣之义不笃”、“虑父子之义不笃”、“虑兄弟之义不笃”、“虑朋友之义不笃”、“虑夫妇之情不笃”〔16〕，完全从封建纲常伦理的角度来立论，其偏颇固不待言，但我们从中不正可以看出理想主义的终结吗！而反过来我们又可见出“功成身退”思想在中国文学史乃至文化史上的深远意义了。
注释：
〔1〕《上安州裴长史书》。
〔2〕《赠张相镐》。
〔3〕《金门答苏秀才》。
〔4〕《朝下过卢郎中叙旧游》。
〔5〕《留别王司马嵩》。
〔6〕《送裴十八图南归嵩山》。
〔7〕《东鲁行答汶上翁》。
〔8〕《赠裴十四》。
〔9〕近时学者多疑赵蕤即李白《上安州裴长史书》中言所从游之“东严子”，参见葛景春《李白思想艺术探骊》84—85页。
〔10〕《唐诗纪事》卷十八引。
〔11〕魏颢《李翰林集序》。
〔12〕《梦游天姥吟留别》。
〔13〕《设辟邪伎鼓吹雉子班曲辞》。
〔14〕《大鹏赋》。
〔15〕白居易《新乐府》序。
〔16〕《韵语阳秋》卷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