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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1927年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是中国现代史上极为重要的一章。近十年来，经过史学工作者的努力，对于大革命的研究又提出了一些新看法、新观点，使对大革命的研究能百尺竿头、更进一步。近十年来对大革命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一、领导权问题
长期以来，学术界对这一问题的争论一直颇为激烈，但在1987年以前，争论主要集中于无产阶级领导权何时提出、何人提出及党对领导权的认识程度等问题上。近年来，许多学者深入研究大革命时期的史料，对这个问题目前提出了三种看法。
一种观点认为，无产阶级及中国共产党领导了大革命。其根据是：1.革命领导权不是对党权、政权、军权的争夺，判断无产阶级及其政党是否领导革命的标准是：“在大革命时期，是否已经认识到这场具有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性质的国民革命应该由无产阶级领导，是否自觉地将列宁的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运用于革命实践。”2.从认识上说，三大以后，党内一些领导人从理论上提出了无产阶级领导革命的问题，对列宁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作了深入的论述。3.从实践上说，党依据列宁无产阶级领导权理论制订了一系列的具体政策和策略，大革命朝着有利于人民的方向发展。[①]
另一种观点认为：国民党及资产阶级始终掌握了大革命的领导权。原因在于，1.不管是从客观历史背景还是从主观意愿上说，资产阶级在国共合作后绝不可能将领导权让给无产阶级；2.国共合作后，国民党的性质虽然发生了巨大变化，成为工人、农民、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联盟，但联盟内并非四个阶级平分秋色，处于领导与支配地位的无疑是国民党；3.武装斗争是中国革命的主要形式，而武装力量始终掌握在国民党手中，武装斗争一直是由国民党发动和指挥的。[②]
第三种观点认为，大革命的领导者是“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同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作用贯串大革命始终。其依据在于：1.国共合作采取“党内合作”形式决定了革命的领导者表现为“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2.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领导中的一部分，而且经历了一个由强到弱的过程；[③]3.具体考察国民革命中的革命活动如北伐、农民运动、工人运动及青年运动、商人运动、妇女运动等，领导者主要都是国民党。[④]
二、国共合作的问题
近年来，对于国共合作的研究主要是集中在以下四个问题上。
1.孙中山是否提出过“容共”主张。有人认为“容共”是孙中山关于国共关系的主张，它是国共合作的形式之一。孙不同意与共产党作党外联合，故无“联共”说。“容共”指的是国民党接纳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以个人身分入党，并无“溶解”共产党组织之意，因此，不同意30年代以来国民党方面对“容共”实质的评价。[⑤]（一）“容共”一词的最早出现是在孙中山逝世之后；（二）史料中能证明孙中山提出“容共”主张的人其政治倾向使人对证明产生疑惑。并且指出孙中山对国共关系的唯一表述是“容纳共产分子”，它与“容共”无论是在论述主体、论述客体以及论述的主客体关系上均不同。“容共”是蒋介石等国民党右派篡改孙中山表述而达到其借革命之名行反革命之实的舆论工具。[⑥]
2.国共“党内合作”形式的评价。对此，史学界有四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党内合作”形式的合作过程中，工作过粗，留下不小的隐患，直接影响国共关系的健康发展，并最后成为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之一。[⑦]第二种意见认为，“党内合作”形式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唯一选择，它不仅有利于国民党，也有利于共产党。国民党右派集团叛变革命，直接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与国民革命的失败，这与采取“党内合作”形式无关。[⑧]第三种意见认为，“党内合作”形式很难说是一种最好的形式。因为，“党内合作”形式并非共产国际始定的政策，是由马林提出，后经共产国际同意的。正因为它和共产国际始定的“民主联合阵线”不同，所以中共中央是勉强接受的。这种形式的合作，事实上是中共为了迎合孙中山，实现国共合作以发动国民革命所作出的让步，而且党内合作的形式势必影响中共独立政策的执行，限制中共领导作用的发挥。因此，过分地美化这种形式是不必要的。同时，论者又认为“党内合作”形式是当时国共合作的唯一可行的方式，过分地指责这种方式也是不必要的。[⑨]第四种意见认为，党内合作的形式，有其积极一面，不可抹煞，但同时又有许多消极作用，不可忽视，而且这些消极作用或多或少直接间接地影响国共关系的破裂。所以，对这种形式的评价不宜过高。[⑩]
3.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的时间。史学界多将1927年“7·15”分共会议作为彻底破裂的标志。[11]近来有的学者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实际彻底破裂的时间应当定为1927年底。论者认为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是一个极其复杂的过程，这个过程是由国共双方依据各自的政策和策略所采取的每一重大步骤来决定的。汪精卫叛变后，共产党对国民党的政策是逐步变化的。大体经过了四阶段，中共党员退出国民政府而不退出国民党，也不抛弃与国民党合作的政策；8月份改用“国民党左派运动”的形式，开展对国民党反革命派的军事斗争和政治斗争；9月份提出放弃国民党旗帜，建立苏维埃的口号；11月、12月先后宣布共产党员绝对退出国民党，并宣布国民党为公敌。从政策上看，9月提出放弃国民党旗帜就可视之为国共合作的彻底破裂。但因种种原因，上述政策直到年底才得以在全国范围内贯彻执行，所以，第一次国共合作实际彻底破裂的时间应在年底。[12]
4.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目前对此研究上，有两种意见，两种意见有交叉。第一种意见认为，破裂的原因有三个：第一，“党内合作”形式的国共合作，直接影响国共关系的健康发展，是国共合作破裂的原因之一；第二，是国民党右派反共分裂活动发展的逻辑结果；第三，孙中山在国民党右派的进攻面前表现软弱。[13]而第二种意见认为，导致破裂的原因有五个：第一，以中国民主革命发展的客观规律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革命领导权的转换过程中必然产生矛盾和斗争，这是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的深层原因；第二，国共合作的根本原因在于国共合作的共同纲领上，虽有基本一致的一面，又存在根本的差异，从而产生矛盾和斗争乃至合作关系的破裂。第三，第一次国共合作先天不足，从一开始就潜伏着必将破裂的危机。第四，“党内合作”形式内在地决定，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短暂性和破裂的必然性。第五，蒋介石、汪精卫之流的个人政治立场转向必然导致国共合作的破裂。[14]
三、北伐战争
对北伐战争的争论，主要有以下几点。
1.北伐战争的下限。一种观点认为，北伐战争结束于1927年4月12日至7月15日，此后的北伐应叫作“南京政府北伐”或“二次北伐”。持此观点者认为，战争作为政治的继续，北伐只是大革命的一部分，四·一二事变和七·一五事变以后，大革命已经结束，战争的性质已经改变，北伐战争理所应当地结束了。而且，南昌起义后，中国革命进入土地革命时期，如果认定7月15日以后的北伐仍是北伐战争的一部分，则无法理解土地革命的性质。另一种观点则将北伐下限划到1928年12月29日东北易帜，其支持者强调了军事史的划限，指出北伐战争从1926年7月至1928年12月，双方政治军事代表、参战部队、作战对象始终未变，作为一个完整作战计划，其各阶段作战都具有相互延续性。而且，1928年7月15日以后的北伐不但不会因蒋汪破坏国共合作而显得毫无意义，相反对争取中国统一，为以后民族抗战准备了条件。[15]
2.北伐战争各战场。1984年以后，学术刊物和文献资料上先后发表了龙初秋的《北伐战争在湖南》、《北伐时期的江西战场》、《论北伐时期的浙江战场》，《北伐时期的苏皖战场》，曹敏华的《福建战场初探》、高炳康的《北伐时期福建战场若干问题》、邹翔贯、延页的《北伐战争时期安徽战场初探》等一系列文章，就敌我双方态势、战场战况、战术特点以及北伐军胜利的原因作了较为全面、系统而又实事求是的论述和研究，不但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和人民群众推动北伐的重大贡献，也肯定了国民党官兵在北伐中的积极作用。
3.国民军与北伐战争。以往的论著多对国民军作肯定的评价，认为冯玉祥及国民军出兵河南，造成南北革命势力的呼应，推动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发展。但也有学者指出，在北伐期间，国民军的历史作用是既有积极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具体地说，当国民军倾向革命和正式加入国民革命行列时，它对北伐出师、胜利进军，以及革命联盟的壮大、西北地区革命运动的高潮，都起到了重要作用，而当国民革命出现分流、国民军转向反动时，因其举足轻重的地位，对汪精卫集团加快反革命步伐，对宁汉合流的实现起了恶劣影响。[16]
4.中国共产党与北伐战争。这是北伐战争研究中尚存争论的问题，争论的焦点有二，一是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态度。有的学者认为，中国共产党不赞成北伐，其论据主要是陈独秀1926年6月7日北伐战争前在《向导》上发表的《论国民政府之北伐》一文，以及在此指导思想影响下，党中央四届三次会议决议和7月31日中共中央第一号通告。也有学者指出，中国共产党不仅赞成北伐战争，而且是北伐战争的倡导者和发起人，原因有三：（一）北伐战争的政治纲领和宣言，基本体现了共产党的政治主张；（二）农民运动的开展，基本体现了共产党的北伐政纲；（三）北伐战争的军事计划是按苏联顾问和中共意见修订的。[17]还有学者认为共产党中央对北伐的态度经历了倡议——消极——支持的过程。消极以陈独秀为代表，但不是反对。共产党地方组织广东区委、湖南区委、湖北地委则始终积极，做了大量具体工作。[18]二是中国共产党对北伐战争的领导问题。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倡导、推动和领导了北伐战争，有人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北伐战争的领导主要是政治领导，还有研究者认为中国共产党对北伐的领导作用是“不充分、不完全”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指出：北伐是“在中国共产党的正确领导的影响、推动和组织之下”进行的。因此看来，中国共产党到底如何去实现了对北伐战争的领导，仍然是一个亟待进一步深入研究的课题。
四、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的作用
对共产国际在中国大革命中作用的研究，主要集中在共产国际对推动国共合作的作用和共产国际与第一次大革命失败的关系研究上。
对于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过程中的作用，史学界多持肯定观点，认为在欧洲革命相继遭到挫折的形势面前，列宁和共产国际及时总结了经验，把战略重点调整到东方，制定了东方战略，并“全力推动了第一次国共合作”。[19]
在共产国际与大革命失败的关系研究上，把共产国际领导的失误看成是大革命失败主观原因的主要因素，认为共产国际在大革命过程中有三种错误：（一）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后，共产国际强调中国共产党在民族革命战线上一切运动中帮助国民党。（二）共产国际不了解中国社会的特征，认为国共在党内合作的特定形式下，积极扶持共产党独立领导武装力量是不明智的。（三）共产国际曾指示开展土地革命，但是，对如何开展土地革命，却没有提出适合中国国情的切实可行办法。[20]另外，也有人把共产国际与陈独秀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分歧看作大革命失败的原因之一。[21]
总的来说，对于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的作用，多从共产国际的错误理论指导和实际领导对大革命造成负面影响的角度来研究，有一定的深度。对于共产国际在大革命中的正面作用的研究，却没有太大的进展。
五、农民土地问题
近十年来对农民土地问题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四个方面：
1.中国共产党大革命时期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研究者在充分肯定中国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对农民土地问题有一定深度的认识的基础上，也指出了认识上的不足。认为中国共产党人无论是理论上，还是实践上，对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都不能说是完全自觉和准确的。在当时的革命形势下，中国共产党内不少人还存在着忽视人民大众同封建主义关系的认识，而一味夸大中外民族矛盾和帝国主义侵略对中国封建经济的破坏作用。[22]
2.国共双方与农民土地问题。国共双方在农民土地问题上有分歧，同时，也有一定的合作，但在具体研究中往往是强调某一方面。一种意见认为，国共双方在农民土地问题上，无论是在指导思想上，还是在具体实践中都有分歧，并且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分歧不断扩大，最终导致了第一次国共合作的破裂。[23]但另一种意见认为，国共双方在大革命时期，对农民土地问题，在认识上有一定程度的共识，具体实践中有多方面、多层次的合作，具体表现在：（一）国共两党对农民运动有一定程度的共识；（二）在农民运动组织领导上的合作；（三）在培养农运人才上的合作；（四）在建立农民武装上的合作；（五）在农民斗争实践中的合作。[24]
3.未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原因。大革命时期，农民运动已发展到强烈要求土地的高潮时期，但农民土地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有人对此进行了探讨，认为大革命时期未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原因主要有四个：（一）没有军队作坚强后盾；（二）没有政权这个先决条件；（三）中国共产党没有独立自主的权利；（四）共产国际不许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解决土地问题，而且企图依靠国民党或在与国民党合作之下去解决。[25]
笔者认为除了上述原因外，中国共产党的不成熟导致了在农民土地问题的认识和实践上的不深入，也是大革命时期未能解决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原因。
4.国民党与农民土地运动。近年来，有人在承认国民党在农民运动中有缺点和不足的前提下，对国民党在农民运动中的作用给予了肯定。如在广东农民运动中，国民党中央积极采取措施，主要有：（一）设置领导农民运动的专门机构；（二）对农民运动制订具体的计划；（三）制定《农民协会章程》；（四）开办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同时加大了农民运动的宣传，在处理农民运动问题时，也能站在农民利益方面，推动了广东农民运动的发展。[26]
六、大革命的失败
1.关于大革命结局的提法。传统的普遍的观点是：七·一五事变后，“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持续了三年多的1924年至1927年的中国大革命失败了。”[27]近年来有学者对此提出质疑，他们认为大革命并没有失败，其依据主要有：第一，大革命是“国共合作下的国民党”领导的，而不是由共产党领导的。大革命的结局对国民党而言是掌握政权并为统一中国奠定了基础，而对共产党则“遭到严重挫折”，所以不宜笼统采用“失败”一说。[28]第二，大革命取得了反帝反封建的重大胜利；工农运动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度，中国共产党迅速壮大，开始独立承担领导中国革命的重担，因此，从大革命所取得的成就看，不宜提“失败”一说。[29]
2.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大革命失败原因的探讨是史学界一直都在关注的课题，近年来更从多方面、深层次地进行研究，提出了许多新的观点。归纳起来有四种不同的看法。
第一种观点认为，中国共产党战略、策略的失败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表现在：（一）中共在国民会议与军事斗争关系上的策略失误；（二）中共对国民政府缺乏应有的重视，使其发生质变；（三）陈独秀为代表的党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的路线错误。第二种观点则认为，共产国际指导思想的右倾是大革命失败的主要原因，具体表现在：（一）共产国际过分低估中国工人阶级、中共和农民的力量，过高估计了国民党力量；（二）共产国际颠倒了国共两党在大革命中的主体地位，犯了战略上的错误；（三）共产国际在指导思想，具体路线和策略上都与列宁关于东方革命的思想相矛盾。第三种观点认为，国共合作形式是导致大革命失败的根本因素，其理由是：（一）“党内合作”这种形式极大地阻碍了中共争取统一战线领导权；（二）束缚了中共的手脚，客观上限制了党独立自主地开展革命；（三）“党内合作”形式本身就内在地决定了合作的暂时性。第四种观点认为，大革命失败是一果多因。首先，国际帝国主义干涉破坏中国革命，增加了中国革命的困难；其次，敌强我弱的客观情况使革命力量无法战胜反革命力量；第三，中共尚处于幼年时期，阶级基础和理论准备均不足，难免会犯路线和策略错误；第四，共产国际的右倾错误指导；多方面的主客观原因，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惨遭失败。[30]
另外，还有学者从对大革命时期中共“左”倾错误的影响分析大革命失败的原因，指出：在建立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左”倾关门主义，在合作方式上反对“党内合作”，国共合作后的工人运动、农民运动中发生“过火”现象，既引起统一战线内部资产阶级的恐慌，又影响了党内各方面的关系。因而，党内“左”倾错误也是大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之一。
七、人物研究
大革命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人物很多，研究者在这方面着力甚大，因而成果也较丰富。这里仅对几位重要人物的研究所取得的新进展作一简单的介绍。
1.陈独秀。近年来，关于陈独秀研究的新观点新资料层出不穷，在以下三个问题上对传统观点提出了挑战。
第一，有人详细研究了1921—1927年中共党史后，对传统的“陈独秀实行家长制统治”的观点提出了质疑。指出：1921—1927年6月中共召开全国代表大会有5次之多，还召开过5次中央扩大会议，5次中央政治局会议，并领导召开了4次社会主义青年团全国代表大会，4次全国劳动大会和多次全国及省的农民代表大会，从宏观上说，这一时期是我们党历史上民主最充分的一个时期。同时，党通过大革命取得一系列的革命成果，离不开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的充分发挥，而如果党内没有民主，广大党员干部的积极性、创造性是绝对调动不起来的。对于陈独秀待人处事简单粗暴，论者以为是其性格所致，而不应将其夸大为家长制作风。第二，有人认为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根本不存在一条以陈独秀为代表的机会主义路线”。其理由是：（一）大革命时期右倾错误的根源来自共产国际及共产国际驻中国的代表；（二）陈独秀在统一战线、武装斗争、群众运动这些重要问题上的错误，与全党当时的理论水平有关；（三）大革命时期党不仅犯有右倾的错误，也有“左”的错误，因此不能把失败的责任归罪于一个人和一个方面。[31]第三，在陈独秀的评价问题上，有人指出，陈独秀对大革命失败的确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责任主要不在于他“幼稚的理论”，而在其“幼稚的斗争策略”和“幼稚的领导艺术”，将陈独秀看作革命失败的“罪魁祸首”显然不恰当。因为，其一，当时中共与共产国际的关系处于一种“不正常的却又是合法的规范之中”；其二，“党内合作”形式使陈独秀陷于两难境地；其三，共产国际顾问的具体策略，束缚了陈独秀的手脚；其四，陈独秀与蒋介石、汪精卫不仅有妥协，更有斗争，人们往往夸大前者而又忽略了后者。论者还进一步提出了人们在陈独秀评价问题上常出现的几个不正常心态：一是“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二是“左比右好论”，三是以毛泽东的态度为判断是非之标准。[32]
2.冯玉祥。研究范围较广，就大革命时期而言，热点主要集中在以下三个方面：
关于冯玉祥与中共第一次合作的原因。不少学者认为冯玉祥与中共合作是“逼上梁山”，根本原因在于北洋军阀“反赤大同盟对冯部采取围剿、歼灭政策”。[33]也有人指出冯玉祥的民生主义的构想与中共最低革命纲领大体一致，是冯与中共合作的思想基础。[34]还有人认为冯玉祥为了摆脱困境，接受了中共的帮助，而且这种合作经历了一个从消极到积极的过程，其转变的原因是出于更多苏俄援助的实际考虑，思想上则从未接受共产主义理论。[35]
关于冯玉祥“反共清党”的原因，有四种观点。一种观点认为冯玉祥当时只是一个初步的民主主义者，政治思想尚未超越旧民主主义的范畴。[36]另一种观点则认为革命理论原则性的分歧是冯参加反共的主要原因。[37]第三种观点则从政治、经济以及阶级性质三方面分析冯玉祥随蒋介石“清共”的原因。[38]第四种观点分析指出冯玉祥认定共产主义不合国情，相信唯心主义的人治主义，反对社会制度的根本变革，是其思想根由。[39]
关于冯玉祥与北京政变。冯玉祥发动北京政变的动机以及政变的性质是史学界的最大分歧所在，对于其政变动机，目前有三种看法，有的人认为主要原因是冯与吴佩孚关系的恶化，只着眼于打倒某一个军阀，而不是从根本上结束军阀统治；有的人则反复强调冯的政变是在孙中山的直接影响下进行的；还有人认为，冯、吴交恶和革命思想对冯的影响，是冯发动政变的两大原因。对于北京政变的性质，台湾学者简又文、陈森甫等基本沿袭冯玉祥自己的说法，认为这次政变是一场首都革命，而大陆学者在1987年以前经过讨论后意见已经趋于一致，认为其不是一场革命，而是一次带有民主主义色彩的改良性质的军事政变。
3.蒋介石。由于蒋介石在大革命中扮演了镇压革命的不光彩角色，长期以来蒋介石研究几乎成了大革命史研究的“禁区”，近年来蒋介石研究有了突破性进展。主要表现有：在孙中山与蒋介石的关系上，有学者通过对蒋介石与孙中山15年来交往的考察，指出他们之间是“革命党人之间正常的上下级关系”，不存在以往论著中所称的那种“骗”与“被骗”的不良关系。孙中山以其崇高的地位和声望，容纳驾驭蒋介石，使其发挥所长，为之所用。[40]在对蒋介石思想特别是军事思想的研究上，有学者指出，大革命时期蒋介石的治军思想是系统而又丰富的，其治军活动是勤奋的，其军队编制体制主张和“勤以训练，厚以教养，严以军纪，指导之以主义及政治观念”的治军思想体系，在同时期是领先的，只是在1927年4月12日政变后，随着其政治上的反动而逐渐抛弃了科学、先进的原则，掺入法西斯式治军思想。[41]在评价蒋介石对北伐战争的作用上，有学者具体研究了蒋介石在1926—1927年中所制定和执行的有关战略、策略，既大体上肯定了他在选择北伐时机、实行远交近攻策略、转战江西、进军长江中下游等方面起到积极作用，也指出其两次强攻围城失败的教训。[42]
综上所述，尽管近十年来对大革命研究有很大发展，但是在研究中也存在着不全面、不系统的状况，对大革命宏观上研究还远远不够，很多新观点也有待于进一步证实。这些都需要史学工作者付出更大的努力。
注释：
① 郭晓合：《大革命领导权归属问题再认识》，《学术论坛》1991年4期。
② 莫岳云：《第一次国共合作新论》，《探求》1995年2期。
③ ⑩ [28] 季云飞：《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史若干问题再思考》，《南京政治学院学报》1990年6期。
④ 季云飞：《再论国民革命领导者问题》，《安徽史学》1994年3期。
⑤ 曾成贵：《也谈孙中山关于国共关系的主张》，《社会科学战线》1988年第2期。
⑥ 刘中刚、孙凡铜：《孙中山提出过“容共”吗？》，《团结报》1996年6月22日。
⑦ [13] 郭圣福：《第一次国共合作破裂原因新探》，《国共两党关系问题》武汉出版社1988年版。
⑧ 曾宪林：《略论第一次国共合作实现中的几个问题》，《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研究》。
⑨ 杨振亚：《评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形式——“党内合作”》，《国共关系与两岸关系研究》。
[11] 杨振亚：《关于国共关系史分期议略》，《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12] 彭捷：《首次国共合作彻底破裂时间初探》，《国共两党关系问题》。
[14] 琚忠友：《第一次国共合作最终破裂的必然性》，《河南党史研究》1991年2期。
[15] 马沈：《北伐战争下限的再探讨》，《近代史研究》1995年3期。
[16] 王宗华：《论国民军在北伐战争期间的历史作用》，《武汉大学学报》1987年1期。
[17] 蔡隆汉：《共产党不赞成北伐吗》，《湘潭大学学报》1987年1期。
[18] 曾成贵：《北伐战争发动问题新探》，《党史研究与教学》，1989年第5期。
[19] 姚洪亮：《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与第一次国共合作》，《首都师范大学学报》1994年3期。
[20] 史也夫：《浅谈共产国际和大革命失败》，《北方论丛》1987年1期。
[21] 桂新秋：《陈独秀和共产国际在国共合作问题上的分歧》，《社会科学战践》1991年3期。
[22] 张劲、李义凡：《再论大革命时期党对农民问题的认识和实践》，《河南大学学报》1994年5期。
[23] 吴九占：《土地问题上的分歧与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史学月刊》1993年4期。
[24] 金怡顺：《论大革命时期国共两党在农民运动中的合作》，《青海社会科学》1994年2期。
[25] 沙友林：《试论大革命后期农民土地问题》，《河北大学学报》1992年1期。
[26] 梁尚贤：《国民党与广东农民运动之崛起》，《近代史研究》1993年5期。
[27] 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75页。
[29] 曹文明：《大革命并未失败》，《山东师范大学学报》1993年4期。
[30] 钱凡：《大革命失败原因的再分析》，《理论探讨》1992年5期。
[31] 李绪基：《关于陈独秀研究中的几个问题》，《史学月刊》1989年4期。
[32] 陆水明：《评大革命时期的陈独秀》，《争鸣》1989年4期。
[33] [38] 郭绪印：《重评冯玉祥与中共的关系》，《学术月刊》1989年7期。
[34] [36] 朱锡城：《论冯玉祥与中共合作关系的变化》，《湖北大学学报》1989年3期。
[35] [37] 沈谦芳：《冯玉祥执行三大政策的动机》，《社会科学》甘肃，1989年6期。
[39] 徐肇辛：《论冯玉祥徐州会议后清党反共和原因》，《兰州学刊》1987年5期。
[40] 季云飞：《孙中山与蒋介石关系论述》，《江海学刊》1994年6期。
[41] 季云飞：《黄埔时期蒋介石治军思想探讨》，《南京社会科学》1994年6期。
[42] 杨天石：《蒋介石在北伐前期的战略策略》，《历史研究》1995年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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