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新区发展：不能雾里看花——王缉慈教授畅论我国科技园区发展的现存问题，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雾里看花论文,园区论文,高新区论文,教授论文,论我国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吸引外资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吸引外资就等于发展高新技术？是不是吸引世界500强来中国就一定能发展高新技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和城市建设是什么关系？是不是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一定要大量投资到房地产来建设科技园区？我国当前需要而且可能发展什么样的高新技术？这些问题，我从20世纪90年代初期以来一直在思索。
王缉慈 女 汉族 著名经济地理学家。1946年2月生，广西博白县人，1968年北京大学地质地理系毕业。现任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系教授。兼任清华大学21世纪发展研究院兼职教授、国际地理联合会经济空间动态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地理学会经济地理专业委员会副主任。
王缉慈教授论著颇丰，在国内外发表中英文论文百余篇，代表性专著有《现代工业地理学》、《新的产业空间：高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发展与布局》（合著）、《创新的空间：企业集群与区域发展》等。
不要把科技园发展成工业园
在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环境下，中国又加入了WTO，似乎只要把世界500强吸引过来，依靠全球的技术流动，就可以发展高新技术。这种比较流行的看法实际上是错误的。
世界没有大同，各国都应该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我们搞863、超863计划、火炬计划都是这个目的。1990年我第二次去加拿大做研究时，加拿大人认为他们国家的高技术产业仍然是弱小的、但正在成长的产业(small but growing high-techindustry)，大量文献对其在先进技术上严重依赖美国提出异议。这个道理是世界通晓的：高技术不能依赖外国。
联合国工业发展组织1996年年度报告里就提到：全球贫富差距正在扩大，发达国家不可能把关键技术交给发展中国家。目前，跨国公司进来也好，我们与发达国家合作也好，在很多情况下我们都是处在产业的低增值环节，他们不会把核心的东西交给我们。如果我们不能努力发展科学技术，很多产业的发展就会受阻，许多关键技术最终还要受制于人。由此看来，“世界工厂”并不是一个光荣的称号。
因此，我国要培养自己的高新技术，这反映在我国高新区最初的政策目标中，但是我们往往偏离了初始的政策目标。其中有很多原因，虽然我们的一些高新区在营造创新环境方面问题不少，但是这并不是主要原因。偏离初始政策目标的主要原因是急功近利，把发展技术与建设园区、吸引外资和短期致富联系起来。其实，发展高新技术不一定要有园区，有了园区不一定能发展高新技术。我们现在的发展逻辑是：要发展高新技术就一定要搞“科技园区”，搞“科技园区”就一定要吸引外资，吸引外资就一定要盖房修路，因此，这些年来，在我国发展高新技术就和搞房地产之间建立了扯不断，理还乱的关系。而在此背后，在大学和科研院所中，由于制度障碍和基础薄弱，技术的研究与开发后劲不足；研究性大学和工业的脱节的问题也有待解决。
现在还在流行一种“两园合一”的说法。经济技术开发区和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之所以当初分开，因为二者的基础和目标不一样。前者最初是以吸引外资和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为主，后来也吸引了一些高新技术固化到产品中的加工工业；后者最初是诞生了民营企业，使国内积累了三十多年的科研成果产业化，后来给外国贴牌代工以及合资企业、“海归”企业等的加入，转移进来了一些国外的技术。现在如果两者合而为一，正说明了二者的趋同，也就是说，一些高新区其实和经济技术开发区类似，在搞一般的制造业。在那些高新区为什么没有真正搞高新技术呢？有的从一开始就没有明确目标，有的后来在发挥才人资源潜力方面出了问题。“两园合一”存在一定风险性，希望不要全面铺开，不要混淆我们发展高新区最重要的目标。
产业在全球转移
我们1949年以来一直没有摆脱单纯用数字说话的习惯。现在在许多媒体和互联网上，盛传一种据说来自中关村的论调：世界500强里的前20名的产值利润比中关村9000家科技型企业加起来都多，因此应该多下工夫把他们引进来。中关村科技园区发展目标里也明确提出，要吸引世界500强中的50强。和中关村一样，许多高新技术园区把吸引跨国公司当成自己的首要或重要战略目标。
实际上，把这当成发展高新技术的目标是很荒唐的。吸引外资、通过外企发展区域经济和发展自己的高新技术是截然不同的，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
我主张不要把吸引外资、外企和发展高新技术等同，并不是反对把大型的跨国高技术企业和各类相关企业引进来。必须看到，吸引那些掌握先进技术和管理的外国企业，尤其是吸引创新性的“海归企业”，以及参与OEM、ODM和供应链生产，同时加强国际商界、学界的交流，是有利于技术转移的，对于利用外资、孵化人才、学习技术和提高我们企业管理水平是非常重要的。但这里面要注意一个产业转移的问题。
很多人以为，轰轰烈烈的握手，热热闹闹的签字，把大型跨国公司引进来，就算大功告成。实际上，全球产业的转移是动态的。跨国公司的分支工厂今天可能在深圳，明天可能去苏州，同样，今天可能在马来西亚，明天可能来中国，后天又会去越南。在那些公司工作的大量劳动力一夜之间就会失业。
一位法国朋友给我举过一个例子：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IBM在法国建立了雇工达6000人的大型工厂，红红火火的生产一个阶段后，突然就解散了，其消失之快就像被蒸发。我们应该警惕，类似的情况一样也可能在我们中国发生。
哪里的市场前景好，哪里的人力廉价，哪里的周边有产业配套的环境，跨国公司就会往哪里去。在滑溜溜的地球上，资金、人才等生产要素到处流动，哪里黏性强就会在那里被黏住，在那里落脚。因此我们是处于被选择的地位。
国内现在对这种产业转移的认识还很不清醒。所以，我们筑巢引凤，引来国外的先进企业以后，还要让它们在我们这里生根，也就是使我们的地方产生黏性。一方面，是让境外企业进入后从各个方面实现本土化，建立供应链；另一个更重要的方面，就是要不断使我们的企业出生、成长起来。这就需要培育产业群，要有企业集群的概念。如果没有由众多的中小型企业，甚至微型科技企业构成的产业群，一味只讲引进大型跨国企业来发展经济、发展科技，那是不现实的。我们如果没有形成配套的产业环境，它们也不会来，或者来了之后留不住。联合国贸易与发展大会的《2001年世界投资报告》指出，产业集聚优势已经超越低成本优势而成为吸引外资投向的主导力量，“推动产业联系”将成为投资政策关注的新焦点。
产业一旦转移出去，不要以为说过几年我发展好了，又会转回来了，不是那么容易的。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个过程是漫长的。
高技术企业不是越大越好
高新技术企业是不是一定要做大？高新技术产业的发展成功与否是不是以有大量的巨型企业集团来衡量？
我们许多人脑子里还有这样的概念：大规模生产才是高新技术。所以，国内许多高新技术企业也往往以世界500强为目标，政府也在鼓励他们做大。实际上，这在很大程度上还是福特时代的观念。
有些行业是需要规模化的，比如我国的啤酒业，并购的浪潮方兴未艾。再比如水泥，江西宁国的海螺集团规模就不小。但是，IT产业中有很多市场缝隙，可以养活大量中小企业，大量中小企业需要组成专业化基础上的生命共同体。高新技术产业发展的灵魂是跟上技术进步的节奏并自主掌握核心技术，不能指望大企业集团单独完成这个任务。规模小一点的科技型企业在创新和技术进步上往往更加有灵活性。但是，我们现在在为民营中小企业提供制度环境方面还有很多瓶颈。
国际上众多的高技术企业已经有很多业务外包出去，自己只掌握核心的战略环节。这是后福特时代的发展特征，对企业的要求是“柔性专业化”或叫“弹性专精”，用台湾宏 施振荣的说法是——这是一个超分工的时代。
放宽政策限制加强创新环境营造
高新技术产业需要一种良性的互动的氛围，我们可以想象高新技术企业群体充满生机活力的情景：专业化分工的基础上，企业大量、频繁的交流互动，不断地有企业生生死死。创新是社会过程，只有这种环境，才有利于高新技术企业的技术创新。
诸如生物工程、IT等等是我们已知的高新技术行业，但是，新的高技术行业还在不断出现，它们往往是在已有行业的交叉边缘形成，比如生物工程与芯片制造结合产生了生物芯片。这就需要人们的互动(interaction)，而诚信又是互动的基础。
1994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安娜李·萨克森尼安写了一本书：《地区优势：硅谷和128地区的文化与竞争》。这本书在国内流传很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认同和接受里面的观点：原来协会组织以及咖啡馆、酒吧等各种形式的交流场所对硅谷的成长与技术创新非常重要。
国内也在逐渐重视创新环境的营造，也有了一些像IT企业协会、生物工程企业协会这样的组织。虽然相比从前有很大的改观，仍然远远不能满足今天中国高新技术产业与其中大量企业发展的需要。我问过一些高新区关于供企业自由交流的沙龙、协会等是否存在的问题，回答不尽如意，甚至连公共场所都不足或没有充分利用。我国的行业协会大多有半官方性质，企业还需要更多纯民间的交流机构。江浙闽粤一带在家具、服装等产业中已经有了不少由企业自发建立的商会和行会，这对那些产业的发展和技术创新起到了很大的促进作用。但在高新区中，大多数的企业觉得这方面审批太烦琐，手续多。政府如果在这方面适当放宽，对我们高新技术产业的成长很有益。
一流的硬件环境不等于一流的科技园区
中国的高新区发展多年来是通过房地产来推动的，到现在，园区发展仍然有浓厚的房地产驱动型特征。我参阅了大量的国外文献，曾经撰文指出，西方发达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也经历过类似阶段，但在发现弊端后很快进行了调整，呼吁有关方面注意。但我闹不明白的是，在我国，这个风气不但没有转变，反而有愈演愈烈之势。
别的不说，房地产驱动一定是短利的，会让人们把短期可量化的经济指标作为考核园区发展的重要依据。圈一块地，建很多房子，把企业招进来，就算是真正的高新技术园区了吗？这更加像在建立工业园区。我曾经考证过，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上有的科学园（例如斯坦福研究园和加拿大的舍瑞顿科技园）最初的名字的确是工业园，但是后来经过发展，科技园区和工业园区有了截然不同的含义。
现在一些大的高新区提出十年要建成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在他们的理念里，一流的硬件环境似乎可以和一流的科学园划等号——这真是笑话！王选等人从研究激光照排这一个成果到产业化都用了十年，何况世界一流的科技园区！没有长时间的积累不可能酝酿出一流的科技创新能力，而创新才是科技园区的生命和灵魂！
另一方面，在发达国家，由于科研团队精神和企业专业化合作，高技术产品的生命周期迅速缩短，高技术创新的速度迅速提高，因此我们要有速度的概念，现在，我们建设园区的速度赶不上技术的发展速度。我认为关键是团队和合作，而不是建设硬环境。当然，对于吸引外国高技术企业和相关企业来说，城市建设也是重要的。但是，所需要的硬环境不仅是通畅的道路和适用的房屋建筑，以及优美舒适的绿化氛围，更重要的是以IT为基础的一流通讯设施、知识交流场所、物流和服务设施等，这方面我们也有相当大的差距。
无论是开放创新（从模仿、学习到技术转移）还是自主创新（形成本国的技术和品牌产品），都需要激发人的创造力，而优惠政策、房地产开发的本身都不是激发创造力所必须的。
高新区管理向旧体制回归
我感觉我们高新区的管理有向旧体制回归的趋势。
现在，一些地方逐渐把高新区当成或者等同于一种新的行政区。许多高新区在自己的介绍材料里说，该高新区是“某某市政府的派出机构，行使市级管理权限”，有些高新区甚至是“全国开发区行政管理体制和机构改革试点单位”。
起初，高新区的一个主要亮点是政府的扶植与优惠政策，说白了，就是各个方面给企业开绿灯，当“开明婆婆”。如今，管理又努力往行政上回靠，我就在思考，这种方式会不会更加有助于我们设立科技园区初衷的实现？
等级制金字塔型管理体系，由科技部、各地方政府和高新区管委会对园区进行多层领导是我国高新区区别于发达国家科技园区的一大特色。政府过强的干预和控制是不是最大程度地利于高新区的健康成长呢？这是一个非常值得商榷的问题。
高新区不是救世主
我国当前需要什么样的高新技术？要因时因地制宜。我比较认同的观点是由消费者驱动、对利率敏感的“旧经济”正在挑战以投资为导向、生产能力超过了近期需求量的“新经济”。尤其是在我国，在传统产业领域，发展势头很好，那里迫切需要高新技术。在我国高新区的任务中，“高新技术改造传统产业”完成得最不好，为什么？我认为，高新区好象把自己摆在救世主的位置上，要去改造别人，但由于制度等等原因，“嫁接”难以成功。其实，我国有些省份，例如浙江省，传统产业已经开始有技术创新，由它们的企业自己完成技术升级，可能比高新区去改造它们来得更快些。因此，我认为，说不定会有一天在某些地方会发生“逆转”：发展传统产业的区域比高新区盈利更多，经济发展更快，当然，这需要持续的技术创新，需要有很多人致力于传统产业的技术升级。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在我国很多地方不顾条件地建科技园区，发展那些在发达国家的产业分类中属于高技术门类的产业，如IT、生物工程、新材料等，而忽视了本地最需要的技术，忽视了技术创新，忽视了发挥本地人才的创造力，是一个很大的误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