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济哲学在我国的兴起，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在我国论文,哲学论文,经济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任何一种思想、理论、方法的产生都直接或间接地反映着该时代的经济、政治特征。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国最鲜明的时代特点是改革开放，我国发展历史性变化的最主要原因是改革开放（开放也是改革）。然而社会主义的改革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参照，也没有前人成功的经验可资借鉴，作为崭新的改革事业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实践上都需要探索和试验。在这种背景下，不仅是过去的经验和方法越来越表现出对现实的某种不适用性，而且指导经济运动的经济理论也在不同程度上出现了问题：一直被视为社会主义经济指导思想的传统理论和在开放中大量引用的西方经济理论、方法都难以面对深入的经济改革所遇到的现实问题。实践是认识发展的动力，实践需要理论指导。与改革初期的要求相比，今天的实践不再仅仅需要相对具体的改革对策与方案，而是需要更高层面的思维方式研究经济运行内在矛盾和规律，需要更深刻的改革思想的启示和改革理论的指引。时代孕育并呼唤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经济哲学的兴起无疑是回应了时代的呼唤，也体现了学科交叉、融合的研究趋势。
一、学科自身的联系性是经济学与哲学实现结合的内在原因
从学科的性质看，经济学与哲学之间本身就存在着内在的联系性，狄慈根将它精辟地表述为“精湛的经济学前提是一种精湛的哲学”。
唯物史观认为：人类社会是一个由政治、经济和文化所构成的有机整体，由于社会的最根本活动是经济活动，社会的最基本关系是经济关系，社会发展的最基本动力是经济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矛盾，因此在整个社会结构中，由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统一体构成的经济结构就成为全部社会生活的基础。几千年的人类文明史已表明：经济既是人类“历史的发源地”，又是人类社会发展永恒的动力。人类通过经济活动而走向社会，社会经济运动又促进人类的生存和发展。概言之：经济是整个社会最深厚的基础，这是马克思在19世纪发现的“历来为繁茂芜杂的意识形态所掩盖的一个简单事实”。这一点，随着经济在现代社会的发展，已愈益为人们所承认。根据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的历史唯物论原理，作为社会意识的经济学必然是以现实社会的经济运动为研究对象，因而现实性就成为经济学研究的基本出发点。通过对生产、流通、交换和消费过程产生的问题以及人们在经济活动中产生的人与人之间关系问题、对经济运行机制等许多具体经济问题的审视和对策性研究，为人们的经济活动提供指导。
但是，任何社会、任何时候都不存在纯粹的经济行为和经济现象，正如贝尔所说“为经济提供方向的最终还有养育经济于其中的文化价值系统。经济政策作为一种可以十分有效，不过只有在塑造它的文化价值系统内才相对合理”。这就是说经济活动具有复杂性，其中存在着经济现象产生的决定因素——人的意识、价值观念与经济行为的关系及经济行为、结果与自然（生态、环境、资源等）的关系等。而对这些在社会经济活动中产生又带有鲜明的人文色彩关系的研究都有着哲学理论与方法的支撑。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经济学家熊彼特说：人类经济行为以及与其相联系的心理过程本身就存在着哲学道理。经济学家马歇尔也明确地将经济学表述为不仅是一门关于财富的学问，更是一门关于人的学说。因此任何经济思想都不会是“纯”规律性的描述，它必然体现着经济学家的思维方式和价值取向。而这一切最终都可以归结到对人的本性、人与人的关系以及人与世界的关系的基本理解，它们就是经济思想的哲学基础。纵观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学方法论，还是经济理论的具体内容，都得益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着严格的哲学基础；在许多经济学大师的著作中都体现着经济思想与哲学思维的交融。面对今天的改革，如何看待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以什么样的判据看待经济发展，如何把握经济主体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经济现象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着某种哲学观的引导，表现着经济与哲学那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在一切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和经济理论中，只要经济实践主体和经济理论主体具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那么经济与哲学的内在联系性就必然会时刻表现出来，这就是经济实践中的哲学。经济学是哲学的经济学。
就哲学的性质而言，它以整个世界为研究对象、揭示的是人和外部世界及其相互关系的本质和最一般的、普遍的规律。因此哲学是最高层次的理论思维形式，它以全方位的、深远的思维视角和最高的理性境界审视世界，以高度的概括性、抽象性、原则性揭示世界。哲理性是哲学思维的最重要特征，它表明哲学既以现实性为基础，又是对现实性的超越和升华。作为世界观和方法论的哲学，其特殊的功能决定了它既要面对现实的经济世界，又要渗透到经济学思维中，实现对现实经济运动的本质及其内在规律的深刻揭示。即通过对经济现象、经济活动、经济理论的哲学反思，通过与经济学的交融，使经济学在以主观的形式反映社会经济运动时，在总结经济运行规律时，在对具体的经济现实问题提出解决对策时，不是仅仅停留在对具体经济现象和解决问题的方案或手段的描述上，而是能深入到经济运动的内部，抽象出社会经济发展的本质规定性和带有普遍性意义的客观规律性。在坚持思维的客观性和辩证性的同时，实现对经济活动现实性的超越和升华。从这个过程看，哲学是经济学的哲学。
纵观经济发展史可以看到：无论是经济学方法论，还是经济理论的具体内容，都得益于哲学世界观和方法论直接或间接的作用；无论是古典经济学还是马克思主义经济学，都有着严格的哲学基础；在许多经济学大师的著作中都体现着经济思想与哲学思维的交融。面对今天的改革，如何看待公平和效率的关系，以什么样的判据看待经济发展，如何把握经济主体在经济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如何看待经济现象是不以人们的主观意志为转移的客观事实等问题，在一定程度上都表现着某种哲学观的引导，表现着经济与哲学那种不可分割的联系。所以在一切经济现象、经济活动和经济理论中，只要经济实践主体和经济理论主体具有自己的世界观、价值观和方法论，那么经济与哲学的内在联系性就必然会时刻表现出来，这就是经济实践中的哲学。
以上说明，现实的经济活动既属于经济学范畴，又属于哲学范畴。人们对经济问题研究的本身就内在地蕴含着哲学的思考；而哲学的反思也必然以现实的经济活动为基础。经济学与哲学的结合是内在的，经济学是哲学的经济学，哲学是经济学的哲学。由于现实性，使处在金字塔尖的哲学能回归到经济的土壤之中，由于哲理性，使沉潜于基础的经济学能上升到金字塔尖。从现实性出发获得对经济活动的具体认识，经过哲学的抽象实现对现实的超越，这就是经济学与哲学结合所表现的思维走向。从这个意义上说，现实性和哲理性是实现经济学与哲学内在结合的必然结果。
二、从危机中获取生机是经济学与哲学实现结合的必然选择
从学科的现状看，当代经济学与哲学都面临着危机。
一方面世纪之交的经济现代化浪潮把经济学推到了显学的位置，以致于被称为“社会科学皇冠上的明珠”。尤其在中国，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建立，使经济学的研究更多地注重经济体制改革的现实问题，大量的对策性研究不但突出了经济学在经济体制改革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赋予了中国经济学新的生命力，使中国的经济学较之以往有了重大突破。但是伴随着经济体制改革的深入，我国经济学研究潜在的危机日益突现出来。一是来自于传统经济学的狭隘视域的限制。新中国建立以来，我国经济学一直沿用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范式，实行改革开放后，传统的经济理论暴露出来的历史局限性以及在当时社会背景下对社会发展所作的一系列预见和结论，越来越不能解释当代中国经济发展的现实，人们很难从已有的经典理论里找到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中出现的经济问题和经济现象的答案。在僵固的传统经济学受到巨大冲击的情况下，随着经济的对外开放，中国经济学研究的视角开始转向西方经济理论的引进与运用，希望从支撑西方经济发展的理论中获得解决中国经济问题的对策和方案。于是一种新的危机产生了，由于对西方经济理论的盲目推崇和应用，尤其是受西方经济学主流学派长期推崇理性经济人研究范式的影响，过分注重于经济生活现象层面的数量分析，强调经济研究的数学模型化和实证分析，使经济学的研究越来越忽视中国市场背后的制度因素和文化因素等非经济因素的作用和影响，忽视人的社会主体性和人的价值观，忽视对复杂的社会问题、重大的经济问题哲学层面的思考，因而对我国经济状况及运行机制的规律性研究也就缺乏针对性和理论深度。因为它忽略了一个最基本的事实：西方的经济理论是产生于西方经济发展的现实，而中国的经济毕竟有其特殊性，西方的经济理论只能作为一种借鉴，而不可能成为解决中国问题的钥匙，中国需要符合自身特点的经济学说。一味地与西方经济学“接轨”，只会越来越远离本国经济的现实，最终的结果同样难以解决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中的矛盾和困境。鉴于此，我国经济学的研究既需要消除前苏联政治经济学研究范式的影响，又需要摆脱西方主流经济学派的偏颇与危机，而这些在客观上要求借助哲学方法论的引导。
另一方面，原本应该是“时代精神的精华”的哲学由于主客观的原因，使当年的辉煌在今天黯然失色。尤其是市场经济的建立，哲学被冷落的境遇恰与经济学形成鲜明的反差，以致有人发出“经济繁荣，哲学贫困”的感叹。哲学处于困境，似乎已成为当代带有世界性的问题。与经济学一样，受西方哲学界的影响，自90年代以来，我国哲学界也出现了“哲学批判”和“哲学终结论”的思潮，从本质上说这种思潮是消极错误的，因为哲学与时代共存，它以观念的形态存在于各种理论之中，又以实践的形式表现在各种活动中，不可能走向“终结”，问题在于它是否体现了时代精神及其精华。然而这股思潮确实也从一定的层面反映了我国在特定时期下哲学被政治化、工具化、模式化的历史，更反映了当今哲学与改革实践、缺乏以自己的方式研究经济生活的活动，再加上经济学知识贫乏等原因，致使哲学失去社会提供方法论指导的生命力而变成空乏无力、抽象空洞的贫困哲学，成为一种“象牙塔”里的纯粹思辨，一种为文本作诠释、解读和批判的“形而上”。马克思曾经说过：“哲学不仅从内部即其内容来说，而且从外部即就其表现来说，都要和自己时代的现实世界接触并相互作用。”“对社会奥秘的探索要回到顽强的经济事实之中去”。这些诤言应当成为我们反思今天的哲学，寻找自身发展契机的重要指导思想。马克思毕生都十分重视对哲学的经济学研究和对经济学的哲学研究。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政治经济学批判》、《资本论》等著作中，他把辩证法和唯物主义运用于经济学，这使他远远高于亚当斯密和大卫李嘉图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家，实现了政治经济学史上的革命性变革，提出了剩余价值学说。在对哲学的研究中，他不是从逻辑的演绎来推导哲学结论，而是从经济事实出发来进行哲学分析，这使他超越黑格尔和费尔巴哈，以唯物史观为标志，实现了哲学的变革。正是由于唯物史观和剩余价值学说这两大发现，社会主义才得以从空想变成科学。马克思研究问题的科学方法与精神应该为我们所弘扬。
以上说明经济学与哲学都存在着危机，摆脱困境的选择就是实现经济学与哲学的联盟。哲学只有走出形而上学的纯思辨，贴近我国经济改革的伟大实践，才能使自己获得勃勃生机，成为时代精神的精华。经济学也要面对我国经济的现实，用创造性的精神对传统的经济理论和主流的西方经济理论进行哲学批判与反思，才能使自己更适合国情和更有“哲学性”。从这个意义上说，经济哲学作为一个新的“增长点”，它的兴起既顺应了学科自身建设的需要，也体现着学科转移和创新的需要。开展对经济哲学的建设和研究，不仅有利于经济哲学自身的发展，而且通过经济哲学这个中介也有利于哲学和经济学自身的改造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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