佯狂玩世与独醒心态——《全唐诗》道士诗人醉歌透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道士论文,透视论文,诗人论文,心态论文,全唐诗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从蓝采和的《踏歌》说起
“八仙”里有一个叫蓝采和，《续仙传》说他是唐末逸士，常衣衫褴褛，穿绿裤，系黑木腰带，一脚著靴，一脚跣足，夏天穿夹衣加絮，冬日则单衣卧大雪中，气出如蒸。蓝采和常手持大板拍，醉酒踏歌于市中乞索；乞得铜钱，便用绳子穿成长串，拖地踏歌而行。有时绳子断了，铜钱散落满地，他头也不回，或施予穷人，或倾于酒家，惟求一醉，表现出一种十足的“狂”态。《续仙传》说他“自号蓝采和”，可见还不是真实姓名。《全唐诗》小传称他“似狂非狂，歌词极多，率皆仙意”，但只存录其《踏歌》一首。歌云：
踏歌踏歌蓝采和，世界能几何！
红颜三春时，流年一掷梭。
古人混混去不返，今人纷纷来更多。
朝骑鸾凤到碧落，暮见叠田生白波。
长景明晕在空际，金银宫阙高嵯峨。
这首诗诗意浅显，前半感叹人生短暂，流年如梭；后半则宣扬只有成仙才能长久。如果我们把他的神仙的面纱揭去，蓝采和似乎是一个贫士、狂士，是一个在世俗生活中摔过大跟头阳愤世嫉俗的儒者。请看吴任臣《十国春秋》卷二十九《陈陶传》的记载：“陈陶，剑浦（今福建南平市）人。少学长安，昇元(937-943)南奔，将诣金陵见烈祖，自度与宋齐丘不合，隐居洪州西山……将召见，会元晏驾(961)，遂绝意仕进，以修养烧炼为事。西山产灵药，陶与妻曰：‘
而饵之。’开宝(968-976)中，南昌市有老翁丫髻被褐，与老妪卖药，得钱则沽酒市鲊，相对饮啖；既醉，歌舞道上。其歌曰：‘篮采禾，篮采禾，尘世伤伤事更多。何如卖酒沽美酒，归去青崖拍手歌。’或疑为陶夫妇云。”
马晓宏《蓝采和成仙的传说》中说；“道教的神仙，大多有真实的人物为其所本，然后在这些真实人物的事迹之上添加附会，传为神仙。流传得久了，名称时代再稍加变化，便形成了神奇而丰富的神仙故事。据史书的记载，五代时有一位叫做陈陶的隐士，他本为儒业名家，于声诗历象之学无不深究，可惜生逢乱世，只得入山隐居，日以诗酒为事，并入山采药，以卖药为生。他与他的夫人都喜食鲊，卖药获钱便食鲊对饮，旁若无人。喝醉了便起舞而歌曰：‘篮采禾，篮采禾，尘世纷纷事更多。事如卖药估酒饮，归去深岩拍手歌’。他唱的歌。大概是山里的民歌，经他重新编词，便有了道家的出世思想。‘篮采禾’本意也该是摆着篮子拾柴禾的意思，大概本来就是民歌的起句。这首歌被附会到篮采和的仙话中，‘蓝采禾’也就转化为篮采和，成了这类神仙的代表。（《道教文化面面观》齐鲁书社1990年版，《续仙传》里的篮采和，同《十国春秋》中的陈陶，一样是卖药沽酒，一样是拍手踏歌。特别是陈陶所唱的“篮采禾”同“八仙”里的篮采和，又是如此的相似，可以肯定，传说中的篮采和，其系型正是“提篮采禾”的陈陶。只是马说“提着篮子拾柴禾”，似有不当。按《说文》：“禾，嘉谷也，以二月始生，八月而熟。”禾或为谷类之总称，非为“柴禾”。因此，“篮采禾”当是提篮采禾穗之谓。
综合马令《南唐书》及《十国春秋》记载，陈陶少年游学长安，由于中原战乱，乃于南唐先主李昇时南奔，并拟至金陵谒见先主，为宰相宋齐丘所遏，遂隐居洪州（今南昌市）之西山。史书说他活到北宋赵匡胤开宝年间，也不过七十多岁，当为可信。《十国春秋》载，陈陶心怀郁结，常云：“世岂无麟凤，国家自遗之耳。”又《自咏》云：“中系莫道无麟凤，自是皇家结网疏。”这是认麟凤自此，而怨“国家自遗”、“皇家疏漏”，其自视析高，而不遇于时，世无知音之叹，溢于言表。陈陶少年时与水郡员外郎任畹相友善，曾经以诗寄赠，希望任畹推荐。诗云：“好向明时荐遗逸，莫教千古吊灵均。”这是以屈原自比，可见其中心之罹忧及其儒者心志。他曾到福建干谒，其《投赠福建桂常侍》云：“不知珠履三千外，更许侯赢寄食无？”这又是以侯赢自比，希望能在桂常侍座下为幕客。又《自咏》云：“近来世上无徐庶，谁向叠麻识卧龙？”这又是以诸葛亮自比，而叹世无徐可以荐己。史载陈陶学识渊博，能诗能文，至于天文地理，无不深究。《海录碎事》并记载他兼通道、释二教学问。可是在唐末五代战乱频仍、武人专制、互相攻杀的年代里，一个有远大抱负而又贤干多才的知识分子又怎能被重用呢？陈陶之最后隐居归道，提篮采禾，卖药沽酒，醉歌狂吟，正是经历了政治黑暗、战事频繁之后，感叹人事沧桑、世无知音、对前途绝望的一种不得已的选择。他同许多道士一样，亦醉亦歌，狂志有掬。他同妻子和两个儿子一起隐于洪州西山，一次在深山里碰见一个采芝的老人，陈陶作了《赠野老》云：“消靡世上名利心，淡项岩间一流水。”这两句诗正是陈陶自我心志的学照，《赠野老》也即自赠、自咏。我们看到诗人一颗强烈搏动的入世雄心是怎样在压抑、挫折、坎坷之后，而痛苦地自我啮蚀，最后将“名利心”消磨得干干净净！这叫他如何不“变态”，不发狂，不“提篮采禾”而佯醉狂歌呢？
（二）歌吟醉酒和佯狂玩世
民间俗语说：“十个道士九个癫，九个道士十个是醉仙。”唐代，尤其是在唐末五代间，这种歌吟醉酒、佯狂玩世的道士、隐者，在唐人诗中有生动的反映。张籍有《罗道士诗》，生动地刻画出一位姓罗道士的癫狂醉态：
城里无人得实年，衣襟常带臭黄烟。
楼中赊酒惟留药，洞里争棋不赌钱。
闻客语声知贵贱，持花歌咏似狂癫。
寻常行处皆逢见，世上多疑是谪仙。
《全唐书》中所录道士诗人，象罗道干这样“赊酒”、“歌咏”、“持花”“狂癫”的，除篮采和、陈陶外，还可以举出许多：许宣平。新安人，睿宗(710-712)时道士，隐于阳城山。许时常入市卖柴，扁担上挂花葫芦及曲竹杖，卖药后即沽酒，酒醉即倚杖，或柱杖以归，唱《负薪行》歌。歌云：“负薪朝出卖，沽酒日西归。路人莫问归何处，穿入白云入翠微。”裴翛然。楚州剌史裴思训子，开元(713-741)中为道士。好诗酒，常夜醉卧街犯禁。一次醉酒卧街，犯夜禁，为禁率所拘，乃歌云：“遮莫冬冬动，须倾满满杯。金吾如借问，但报玉山颓。”马湘。字自然，杭州人，大中(847-860)间道士。貌丑、齇鼻、秃鬓、大口，饮酒石余，醉卧即以拳入口。有诗云：“昔日曾随魏伯阳，无端醉卧紫金床。东君谓我多情赖，罚向人间作酒狂。”吴子来。大中末道士，任成都双流县兴唐观。《云笈七签》言其“时亦饮酒，他无所营”。有《留观中诗》云：“此生此物当生涯，白石青松便是家。对月卧云如野鹿，时时买酒醉烟霞。”杜光庭。括苍（今浙江温州）人，僖宗(874-888)时入天台山为道士。《山居》诗云：“醉劝头陀酒，闲教孺子吟。”张令问。天国山道士，有号天国山人。其《寄杜光庭》诗云：“一壶美酒一炉药，饱听松风请昼眠。”郑遨。字云叟，昭宗(889-904)时入少宝山为道士。其《宿洞庭》诗云：“月到君山酒半醒，朗吟疑有水仙听。无人识我真闲事，赢得高秋看洞庭。”虞有贤。唐末道士。其《送卧云道士》诗云：“满酌数杯酒，狂吟几首诗。”李梦符。后梁朱温开平(907-911)间道士，得钱便入酒家。在洪州时，尝与一布衣饮酒狂吟后，以钓竿悬一鱼，向市肆唱《渔父引》，卖其词，好事者争买之。其《答常学士》云：“罢修儒业罢修真，养拙藏愚春复春。”与张籍诗中的罗道士一样，也插花饮酒。《察考取状答》诗有联云：“插花饮酒何防事，樵唱渔歌不碍时。”沈廷瑞。高安（今江西高安）人，吏部侍郎沈彬之子。隐居玉笥、浮云二山。有道术，嗜酒，寒暑一单褐，数十年不易。常跣行，日数百里，林栖露宿，老而不衰。许坚。庐江道士。其《题扇》诗云：“哦吟但写胸中妙，饮酒能忘身后名。但愿长闲有诗酒，一溪风月共清明。”许碏。高阳（今河北高阳）人，王屋山道士。游庐江时，大醉狂吟，人皆笑为疯狂。许碏插花作舞，又上酒楼醉歌。其《醉吟》云：“阆苑花前是醉乡，踏翻王母九霞
，出语轻忽，人目为“伊疯子”。曾入湖南谒马氏。时马氏方设斋，独不请用昌。用昌自造人，据坐自饮狂歌，旁若无人。
至于“八仙”之一的吕洞宾，其醉酒狂歌，更是人所共知。传说吕洞宾遇钟离权，即在“长安酒肆”中。一次他与江州太平观道士一起饮酒，酒后赠诗有“夸我吃大酒，嫌人念小诗”之句，可见其酒量之大。吕洞宾诗中说到“饮酒”、“醉酒”的，比比皆是。其《七言》诗即有多首：“醍醐一盏诗一篇，暮醉朝吟不记年”；“无名无利任优游，遇酒逢歌且唱酬”；“修长长得到乾乾，方号人间一醉仙”；“绿酒醉眠闲白日，白频风定钓江湖”；“鹤为车驾酒为根，为恋长生不死乡”；“等闲倒尽十分酒，遇兴高吟一百篇”；“未去瑶台犹混世，不妨杯酒喜闲吟”；“曾随刘阮醉桃源，未省人间欠酒钱”；“尽日无人话消息，一壶春酒且醺酣”；吕洞宾不仅自己狂醉歌，且常以酒劝人。诸如：“今日相逢江海畔，一杯村酒劝君休”；“九重天子寰中贵，五等诸侯门外尊。争似布衣狂醉客，不教姓名属乾坤”；据说吕洞宾行巴陵，太守怒其不避，使案吏具其罪。吕索酒云：“须酒醒耳。”作诗云：“道我醉来真个醉，不知愁是怎生愁。”
以上所举十几个道士，诗中不是“沽酒”、“饮酒”、“醉酒”，便是“醉卧”、“大醉”、“酣醉”，或一次饮一斗，或能饮石余。其中如马湘、许碏等甚至以“疯狂”、“酒狂”、“醉狂”为美誉；吕洞宾则自称为“醉仙”；伊用昌被称为“伊疯子”……他们一个个都是“酒徒”、“酒鬼”，或美其名曰“酒仙”、“醉仙”。他们喝起酒来可以连命都不要，而且时常是“赊酒”、“吟咏丐酒”、“狂歌索酒”，边走，边饮，边唱，边呼叫狂奔，为人尾随取笑而不顾。他们有时又表现出喜怒无常，悲乐无度，忽而当途大哭，忽而破涕为笑。总之，酒、歌、狂，或歌吟醉酒、佯狂玩世，就是唐代道士诗人思想生活的一种重要表现形态。“十个道士九个癫，九个道士十个是醉仙”，说的一点也不错。不仅唐代如此，一直到清代，曹雪芹《红楼梦》中还有一个癫道士叫空空道人呢！问题是为什么唐代尤其是唐末五代时期大多数道士诗人都酣歌醉酒、佯狂玩世？这是一个很值得探讨的问题。
唐代自安史乱后，中央朝廷权力大大削弱，藩镇割据，你争我夺，到处是攻杀劫掠，一片战火。老百姓生命不如猪狗、草芥。即使是官僚士大夫，也是朝不保夕，更不用说一般士人的理想抱负或科名前程了。史载昭宗天复二年(902)六月，朱温围困凤翔半年，“是冬大雪，城中食尽，冻馁死者不计。或卧未死，肉已为人所剐。市中卖人肉，斤值钱百，犬肉值五百”；“公主妃嫔，一日食粥，一日食汤饼”；“诸王以下，冻馁死者，日有数人”；昭宗也只能吃狗肉，甚至“鬻御衣及小皇子衣以充用”（《通鉴纪事本末》二十六）。皇帝类衣度日，皇族诸王饿死，老百姓人相食，冻饿倒地还没有死去，身上的肉就被人剐走……真是触目惊心！
鲁迅曾将人的个体生命需求概括为三个层次：“一要生存；二要温饱；三要发展。”（《忽然想到·六》）。人生在无法“温饱”，甚至连“生存”都受到威胁的情况下，那些科场失意，仕途受挫，期望实现自己理想抱负的个人“发展”又算得了什么？所以在战乱频仍的世道里，许多本来充满理想抱负的官僚、士子就纷纷看破红尘，为了保身保命而避乱入山，隐居修道，时或到市井醉酒酣歌，佯狂玩世。这就是唐末五代道士诗人癫狂的直接的社会原因。
从主观上分析，许多道士诗人由于科举不第，或仕途坎坷，名利之路完全被堵死以后而愤然入道、佯狂玩世。还有的人则属于家庭祸变，亲人相继谢世，孤独无依，灰心丧志，因而入山修道。而一些芸芸众道，则大多为炼丹升、长生不死所迷惑，因而皈依道教。
当然，在唐代道士诗人中也确有少数道行很高的道士，他们对道家思想深研有得，对道教作为一门学问有浓厚的兴趣，加上对尘世营营扰扰感到十分疲倦，因而自觉入山修道或在家修炼。如张氲，《历世真仙通鉴》称其性好黄老方士之术，慕古洪崖山人，学道不娶，栖隐洪崖古洞，武后、明皇朝屡召不赴。后洪州瘟役流行，张氲佯狂卖药，活众甚多。又如孙思邈，为我国著名医药学家，著有《千金要方》、《银海精微》等。《续仙传》称他隐太白山习道，善谈老庄。隋文帝、唐太宗征召他为官，均辞不受。又如晚唐道士诗人徐灵府，《历世真仙通鉴》说唐武宗多次征辟，徐力辞，潜心研究道教典籍，著有《玄鉴》、《三洞要略》、《文子注》、《天台山记》等。再如唐末道士谭峭，博涉经史，属文清丽。父亲谭洙，为国子司业，常训峭以科第谋取功名，而谭峭酷好道书，辞父远游。《仙佛奇踪》载其先入终南山为道士，后又师嵩山高道，著有《谭子化书》。象这样的一些高道，因股膺道家思想而潜心研究诸如医药学、修身术、道家哲理或道教典籍，视科举如粪土，拒不接受朝廷征召的道士，在道教诗人中实不多见。可见，除了少数高道外，这种歌吟醉酒、佯狂玩世，正是道者诗人们经历了人间无数坎坷颠簸，忍受了无穷苦痛、无法排解的一种变态宣泄。
（三）愤世嫉俗和“独醒”心态
不论是“真道”（外里一致），还是外道内儒，还是无所操守的芸芸众道，他们对于世俗的态度有一个共同之点，即与世人不合群，与俗情不相谐，即所谓“愤世嫉俗”。正因为如此，所以他们大都能从旁观者的角度，冷静地观察世间俗情的变幻，从社会风云的变幻，到自然界风雨的化迁；上自皇帝、朝廷，下至普通士子、百姓；大至国家政治变革、军事动向，小至小民间日常的生老病死，都有较为清醒的认识，保持一种“独醒”的心态。其中不乏某些佯装狂歌啸傲，而内心却极其苦痛、充满忧患的清醒的哲人。且看下面几位道士诗人对于唐代社会现实的清醒认识和深刻反映，杜光庭《怀古今》（节录）：
君不见屈大夫纫兰而发诗？
君不见贾太傅忌鹏而愁吟？
君不见四皓避秦峨峨恋商岭？
君不见二疏辞汉飘飘归故林？
胡为乎冒进贪名践危途与倾辙？
胡为乎怙权恃宠顾华饰与彫簪？
吾所以思抗迹忘机用虚无为师范，
吾所以思去奢灭欲保道德为规箴；
不能劳神效苏子张生兮于时而纵辩，
不能劳神效杨朱墨翟兮挥涕以沾襟。
题为《怀古今》，正是杜光庭总结了；历史上儒、道、法，杨朱、墨翟及纵横家各方的历史教训而确立了皈依道教的选择。对于处在唐末五代战乱形势下，对于杜光庭个人，不能不说是一种清醒的认识，一种独醒的心态。
郑遨有三首诗，对现实都有深刻的讽谕作用。《官贵曲》云：“美人梳洗时，满头间珠翠。岂知两片云，戴却数乡税。”这首诗与白居易新乐府中的《缭绫》有异曲同工之妙。又如《咏西施》：“素面已云妖，更著花钿饰。脸横一寸波，浸破吴王国。”此又借咏史以刺最高统治者之多女宠，也很有现实意义。再如《伤时》云：“帆力劈开沧海浪，马蹄踏破乱山青。浮名浮利过于酒，醉得人心死不醒。”讽刺世人，特别是五季士子之躁于仕进、沽取名利也很有警醒作用。《唐音癸签》卷二十六载：唐末五代子奔竟名利尘中，“自叙无援之苦”、“訾议他人成事”，或“津私禁脔，自比优伶”，或“遍谒藩镇州郡丐脂润，至受厌满不辞”，真是鄙秽种种！即如被称为“现实主义诗人”的杜荀鹤，也是满身利尘。《洞微志》载：“荀鹤谒梁高社会（朱温），忽无云而雨。温曰：“无云而雨，谓之天泣，不知何祥？请赋诗。”荀鹤曰：“同是乾坤事不同，雨丝尽晒日轮中。若教阴显都相似，争表梁王造化工！”温喜之。象这种阿謏逢迎以获取名利，真可识“醉得人心死不醒”！可见郑遨虽身为道士，不仅对世事并末忘情，而且有较深刻、清醒的认识。其实，这种“独醒”心志是非常痛苦的。《景福中作》沉痛地诉说心中的菲闷和自憾：“闷见戈铤匝四溟，恨无奇策救生灵。如何饮酒得长醉，直到太平时节醒。”郑遨所以要饮酒长醉，乃是他太清醒了。这种清醒才使他“闷见”，才使他“恨无”。这种“独醒”心态，看见现实的混乱、丑恶，而又“恨无奇策救生灵”，正是中国封建社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悲哀之处。吕洞宾的“独醒”心态中也带有浓厚的关心家国和愤世嫉俗情绪。他在《赠刘方处士》中写道：“琼浆玉液劝我醉，醉中亦话兴亡事。”又云：“悠悠忧家复忧国，耗尽三田元宅火。”可见吕洞宾也并未能忘情世事、“遗世而独立”。有一次他慨叹茫茫宇宙，竟无一人出来扭转乾坤，拯苍生，充满一种“世无知音”、“壮志未酬”的孤独感和愤懑情绪。他写了一首七绝：“独上高峰望八都，黑云散后月还孤。茫茫宇宙人无数，几个男儿是丈夫！”吕洞宾心中的苦闷、孤寂同他宣泄外化的“醉仙”形象相去是如许之遥远。他“醉话兴亡”，“忧家忧国”，慨叹当世没有男子汉大丈夫！充满着愤世嫉俗。吕洞宾也算得是一个“高道”，但却多少保留着儒者的心态。他不仅“愤”世俗，也慨道内的欺诈，对那些著道衣以沽名骗世的道士予以揭露。《寄白龙洞刘道人》云：“近来世上人多作，尽著道衣称道者。”一个与现实世界处于对立的人，往往从慨叹世无知音，到愤然出世，即感叹理想抱负的失落而孤独，又鄙世谷而自负、自傲。因此，酒、歌、狂，正是内心深处忧患苦痛的一种变态反映。
最后再回到开首提到的篮采和原型的道士诗人陈陶吧！他的《陇西行》是一首非常著名的诗：“誓扫匈奴不顾身，五千貂锦丧胡尘。可怜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这首诗寄托着陈陶对无辜牺牲的战士及他们的妻子深切同情。《全唐诗》收有陈陶诗两卷一百七十四首。《续古》之二十六云：“学古三十载，犹依白云居。每览班超传，令人慵读书。”联系《陇西行四首》、《塞下曲》、《胡无人行》等，我们可以看到他对边地战事的关切之情。“都护凌晨出，铭功瘗死尸”（塞下曲）；“空流陇头水，呜咽向人悲”（《胡无人行》）；“同来死者伤离别，一夜孤魂哭旧营”（《陇西行》之三），一再表示他对死伤战士的悲悼。正因为如此，他对于自己作为一个书生而感到悔恨。“每览班超传，令人慵读书”！他希望投笔从戎，立功边庭。这是一个有着何等抱负的知识分子！如果说这还是青年时期游学长安之作，那么《续古》之十九，则是他投奔南唐后对人民生活的关注：“楚国千里旱，土龙日已多。九谷竟枯死，好云闲嵯峨。”千里旱情引动着诗人的诗心，足见其时刻关注现实、关心国计民生的清醒态度。即使到了晚年，已成老翁，丫髻被褐，卖药度日的时候，他仍唱着“世事纷纷事更多”！史载他对南唐局势极为关注，对南唐在中主统治时期的浸弱之势分析得十分准确。《十国春秋》载中主保大(943-958)末，陈陶曾对人说：“国家将要亡了。”不久，周师南下占领了淮南。宋太祖建隆二年(961)春二月，李璟迁都洪州，了解到陈陶善知琳来之事，遂使人访陶。《十国春秋》记载这次访答的情况说：“元宗迁南都，至落星湾，将访以天象，恐陶不肯尽言。以其素嗜鲊，使人伪言售鲊。至门，陶出啖鲊，喜甚。售鲊者曰：“官舟至落星矣，处士知之乎？”陶笑曰：“星落不还。”元宗闻之不怿……久之，变姓名徙去。至落星湾而答曰“星落不还”，极幽默风趣之致，可谓寓政治形势的严峻分析于诙谐谈笑之中。末几，元宗果因失淮南和迁都事郁郁逝于洪州，真“星落不还”也。到后主李煜继位，南唐局势更是每况愈下了。同许多道士诗人一样，陈陶也是一个“外狂内冷”、“外醉内醒”的儒者，他对世事一直保持着清醒的认识。
“丹凤昼飞群木冷，一龙秋卧九江清。
时人莫笑非经济，还待中原致太平。”这是诗人谭用之《胎南康陈处士陶》诗的下半，以卧龙、丹凤比陶，并认为他有致中原太平的才干。结果是，他什么事也不能作，只能当一名“独醒”的旁观者。
“举世皆醉而我独醒，是以见放！”屈大夫一言诉尽封建社会忧国忧民的知识分子的普遍遭遇。“独醒”心态就是他们的典型心态！这种心态当然也包括那些“外道内儒”、以“歌吟醉酒，佯狂玩世”、为其表现形态而内心极其痛苦的、清醒的唐代道士诗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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