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小说是我个人的良知——阎连科访谈，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良知论文,说是论文,阎连科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作为新军旅小说和新乡土小说的代表性作家，这些年阎连科在这两个领域中不懈地探索着 一条属于自己的独特的路，他具有新潮意味的《年月日》、《黄金洞》、《大校》等中篇小 说在全国广泛地产生影响之后，他的长篇小说《日光流年》更是一部具有特殊意义的小说， 是二十世纪的一部奇书力作。新近的《坚硬如水》，更让人深深觉察到阎连科坦然而珍贵的 艺术探索精神。
我不是专门写苦难的
石一龙（以下简称石）：你最早发表作品是什么时候？现在回过头来看这个作品，有一种什么 样的感受？
阎连科：最早发表是在我入伍那年的下半年，即1979年8月。那是个短篇小说，写一个战士 为了入党给指导员送礼的经过，叫《天麻的故事》。现在想来，觉得特别亲切。当时作品 发表在原武汉军区《战斗报》上，有8块钱稿费，我拿出4元买糖请了全班战士的客。还有 许 多战士把那篇小说抄在笔记本上，这让我很感动，有力地鼓励了我今后的创作。
石：在你的小说中，苦难成为了一个常规视角，但也是沉痛、孤独、深重中现实的原现。 有时，你呈现给读者的似乎是悲剧的美与生的艰辛以及更多的思考，比如你的《年月日》给 我所带来的阅读痛感是无法言说的，你为什么要这样写……
阎连科：是的，有不少人认为我是专门写苦难和生存的，我觉得这种认识有失偏颇。但就 《年月日》来说，它似乎对生存有更深的透视，比如人在生存中所表现的勇气和钢性，比如 人 与自然的对抗与无奈，比如人的孤独与寂寞等等。问我为什么这样写，我觉得很难回答，只 能说我不能不这样写。从开始发表作品到1996年底创作《年月日》，16年过去了，一个人的 创 作没有变化就只能是死亡，一个人的思想没有变化就只能是死亡，而在写《年月日》之 前，如90年代初发表的中篇小说《寻找土地》、《天宫图》等，都已经和前期小说大不一样 ，在艺术追求上有着质的区别。
石：每一部作品究其根源，都有着一种经历。它也许是心头无法抹去的一种创伤吧。在你 的小说中你延续了你成长中的所有经历，首先就有你故乡耙耧山脉的经历和贫穷的经历。但 你一直在你的经历中写作，随着生存环境的变化，你在城市中有了新的经历。你是不是试图 对新的经历进行抵抗和消解，不去写其他与故乡经历无关的作品，或者新的经历会以给你带 来什么呢？
阎连科：这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我只能用最简短的话说，我从小就崇拜三样东西：一、城 市；二、权力；三、生命，即健康，或说力量。入伍以后，生活在都市以后，这新的环境不 会 带给我任何东西，它只能加剧我对故乡的怀念，加剧我对都市的痛恨和对权力的恐惧，加剧 我对生命的热爱。
石：你在一部小说自选集序言中提出一个“土地文化”的说法，我不知道这是不是“地域 文 化”的另一种说法。好像都是为“越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作注解，比如福克纳的南方小 镇、马尔克斯的马孔多、沈从文的湘西水乡、莫言的高密东北乡、还有你的耙耧山脉。给人 的感受是大作家非此不可，你认为是这样吗？
阎连科：“土地文化”不是地域文化，但土地文化包涵了地域文化。我不赞成笼统地说“ 越 是民族的越是世界”的那种说法，尤其是对小说。就小说而言，中国的小说创作，再土，再 民族，你能土、民族过“山药蛋”吗？山药蛋派有一大批非常优秀的小说，但我们不能说是 山药蛋派的作家就是世界级的大作家。你小说中的文化可以是民族的，或说必须是本民族的 ，但作家的思想、思考还是应立足于民族，超越于民族。可惜这个事情是说来容易做来难， 至少说我想做的我却做不到。
石：近十年以来，你的中短篇小说几乎覆盖了全国的著名刊物。但比较起来，这些小说中 非军事题材似乎要多了一些。作为一个军旅作家，是否也像大多数作家一样对军事文学本身 的“局限性”有着某种顾虑，还是有别的原因。
阎连科：情况是这样。军队有他的特殊性，军事文学也就有它的“特殊性”和“局限性” 。不过，就军事文学而言，我觉得对军旅作家来说，最大的局限不是我们日常说的外来的“ 意识形态”，而是我们的大脑中已经形成的意识形态。别人不束缚你的创作，而是作家自己 束缚自己。还有，就是难以逃离的媚俗现象、功利主义，也是军事文学最大的局限。
关于《坚硬如水》
石：你新近的长篇小说《坚硬如水》是戏仿的，也是寓言的。可以说是第一次使之成为一 个寓言化的结构从而赋予了悲剧与喜剧双重的消解意义，构成了对它的忍俊不禁的戏弄和漫 画 化。
阎连科：我一直想写一部文革的小说，就是想真实地反映那个时代，《坚硬如水》写了高 爱军和夏红梅的革命与情爱史，小说的故事性很强，用文革语言把那个时代真实地表达出来 了，对文革进行了原始与野性的再现，把主人翁高爱军和夏红梅的癫狂与痴迷和对革命的高 度 崇拜及原始情欲的揉合都建立在文革的荒诞上。其实这不是一部虚构的小说，是一本现代的 小说，就不特别传统，为什么？因为文革本身的荒诞性超过你的虚构性，只要把大家的对话 、言行等写出来就行了，而且让现在的人相信，作家很容易让读者看到的确是这样的事，这 就是小说的材料。
石：引导读者一口气读完《坚硬如水》的是故事，而不是语言，能说故事在小说不占重要 地 位吗？
阎连科：对我来说，编一个好故事并不难，让故事中有奇胜的情节也不难，而难的是把这 个故事讲出来的叙述态度和方式，是叙述故事的语言。在《坚硬如水》中，正是高爱军和夏 红梅那段奇异而真实，真实而陌生的故事给了我表达那种“红色语言”的载体，而这种语言 又反过来使故事中的人物进入到人性和灵魂深邃的真实中。
石：你是长在“文革”一代的人，那种经历对你的创作有什么影响？
阎连科：当然有影响，完全可以说，我的全部病根子都出自文革。我们那时老传言美国、 台湾的特务过来，说遍地都是，干这干那坏事情，全国人民都相信是真的，吓得你晚上不敢 走 路。现在想来，文革对我今天的影响是无法估量的。《坚硬如水》的人物和情节，许多都是 有原型的。我写这本书，就是要从人性层面上反思文革。性善性恶的问题争论了几千年，至 今没有定论，现在看来，我们的传统文化中，对人性恶的问题还是重视得不够。人一半是魔 鬼，一半是天使，恶的东西一旦有机会，就会大发作。文革就提供了这样一个机会。
石：“耙耧”很早就已成为你的一个完整、独立、令人关注的小说世界，据说你即将开始 创作的《耙耧时空》更是一个庞大的计划，那么你有什么具体的打算吗？
阎连科：没有什么更具体的打算。我在“后记”中说的都是实话，与其说那是庞大的计划 ， 不如说那是狂妄的写作谋略，能否实现，不仅取决于我的心力，更取决于我的体力。我已 经42岁，外表很结实，其实是外强中干，身体毛病很多。就是说，我的写作早几年就开始力 不从心了，许多时候都在为写作无能为力而烦恼。
日光流年中写作
石：在你的所有作品里，我对《日光流年》有着特殊的偏爱，我一直认为评论界对它的重 视程度不够，评论在偏离作品本身的大气精纯。最近听说复旦大学中文系把你作为课题研究 ，感到特别兴奋，我想他们是发现了你《日光流年》的价值了。它的结构的倒着写，从主人 公之死直写到他回归母亲的子宫，我觉得有着神示的隐喻。你谈谈这部作品吧，我想知道它 是怎样写成的？
阎连科：其实，评论界对《日光流年》已经给予了很多关注，已经有了不少的评论文章， 现在这年月，写小说你还想指望什么？写《日光流年》我用了将近4年时间。大约是1994年前 后，我回河南老家，在火车上听到了两个人的谈论，说河南安阳地区村县有一片山区，那儿 的 人大都在40-60岁之间，要患上不治之症食道癌。这就是《日光流年》最直接的生活来源和 全部现实资源。至于这部作品的结构，无论研究人员如何评价，对我来说，它来的也同样简 单，有一天我在看录相带时，有一段没有看清，把带子倒回去重新放时，那倒播的画面也就 促成了《日光流年》结构的根基。
石：你的作品中人物的生命线都设定在40岁，这有什么特殊原因吗？
阎连科：没有什么特殊原因。但毫无疑问，40岁是人生中最为艰险的一道必须逾越的门槛 。就人生而言，说起来非常漫长，又非常短促，从童年、少年至青年再到结婚生子、育儿成 长，整日忙忙碌碌，不经意间，一晃就是40岁，人生的苦难和各种劫难可能都在这个年龄段 向你澎湃而来，使你不能不面对这些，不能不担当这些。
石：有人说，《日光流年》中似乎有一种巨大无比的宿命力量。不可逆转的宿命的车轮在 《日光流年》的每一页、每一个情节、细节中滚滚转动，你认为呢？
阎连科：噢，你也这么看？
石：不。《日光流年》给我感受最深的是你对生命无限的热爱，并把这种热爱倾注到对死 亡奋力抗争的描写中，这在其他作品中几乎是罕见的，甚至是独一无二的。我认为《日光流 年》写出了对生命之爱的巨大热情和人类生存的勇气，而并不是写生命的绝望。
阎连科：非常感谢你对《日光流年》的理解。的确，我想要表达的正是这些。我写的，实 际是一种人生在世的勇气和精神，面对生活生存的勇气精神。有人说，这部小说是写宿命的 ，我不能同意。当然每个人的看法各不相同，不同的人对作品有不同的理解和阐释，不可企 望一致。《日光流年》最大限度地提供了读者和评论家多角度阐释的可能，这也是我对作品 感到欣慰的一点。
石：《日光流年》中对苦难的描写，又让我大吃一惊，对此你有什么看法？
阎连科：我都没有刻意地去表现苦难，我注重的是对精神，对生命的描写，或者说对人在 某种生存状态中力量的展示。贫穷不一定就有苦难，有苦难的人不一定就贫穷，有钱的人同 样也有苦难。如卖皮与卖肉这些情景完全是我虚构出来的，实际上，我没有听说过这样的事 。教火院同样也是一种虚构。设计这样一些极端的情节，我觉得更能表达我的某种内心的 感受和某种思考。生命中的苦难在所难免，但那不是我着力表现的地方，也不是人类的希 望所在。而苦难中的某种精神才是我的用笔之所在。我以为，那种生存中的精神和勇气，是 人类的希望之光。正是这种精神把我们人类带到文明的今天，也将带到未来的明天。
石：你曾写过你父亲临终前，你赶回家见最后一面后，他只向你说了一句话“回来了，吃 饭去吧”。
阎连科：这是他临终前的最后一句话。所以我总觉得，许多民间俗语说得非常深刻。如“ 人 死如灯灭”，“人活一世，草木一秋”等，与那些学者在书本中研究出来的哲理不同，这些 民间哲理是百姓用生命实践了生存之后总结出来的，而那些书本上关于生死的论述，则是用 知识总结出来的。
石：在《日光流年》中，人们对死亡的坦然表达了一种豁达的人生观，那么从某种意义上 来讲，也是一种对死亡无奈的顺从吗？
阎连科：前边我们已经谈了不少这类问题。杜拐子临死前对大家说，等我咽气后，让那些 孩娃都来守棺，让他们知道死没什么可怕的，人死了就是没气了。这或许是一种豁达，但决 不是无奈的顺从，在生死循环过程中，在知道自己活不到40岁的时候，他们所做的一切， 如种油菜、换土、修渠引水等，都是对死亡的战斗、抗拒和奋争。他们这战斗、抗拒、奋争 的过程是失败的，而其精神是胜利的。我以为，《日光流年》中的众多人物，无论男女，他 们大多数都是英雄，真正的英雄，是人在生存过程中的楷模，生命虽止，而精神不息。生命 在年复一年中流淌，生活在日复一日中延伸，所不同的是人在生活中的支撑点不同。不论遇 到什么艰难险阻人终是要顽强地活下去，这也是我对生命的理解。
写小说最难的就是语言
石：在《日光流年》里，你的语言显得更加密集。有人说是一种“新巴洛克”式的语言， 你对此有何种看法？
阎连科：这是大家谈论得比较多的地方。对我来说，写小说最难的就是语言，这也是长期 困扰我的问题。写小说考验作家功力的就是语言，我看别人的小说也非常怪，别人都说好的 ，我一翻，语言不行就再也吸引不了我继续看下去，就扔到一边。其实，这是一种偏激，有 的小说语言不好，其他的可能很好。比如它的故事、人物、情节等。
石：在《日光流年》里，你通过语言的方式，调整了空间和时间对人的压抑，全篇40多万 字，无处不在地使用通感使无声变有声，无形变有形，无味变有味，而且语言充满狂欢气息 。这就是你追求的语言风格吗？
阎连科：我不追求这样的语言风格。我也说不清楚我要追求什么样的语言风格，但在这部 长篇里，我只能动用这样的语言来表述。比如说死亡“嘭”的一声就死了，如果不是这样一 句话，我觉得这部小说就无法开头，无法来表述那种对死亡的感受。我并不期望我的小说语 言过早地形成风格。比如这篇一看是沈从文的小说，那一篇是汪曾祺的小说。虽然那些语言 我都很欣赏，但用一种一成不变的语言进行一生的写作，是很不舒服的一件事，也是我不甘 愿的。
石：在写作的时候，你最注重的是语言的特色和对语言的打磨吧？
阎连科：我在意语言的特色，但不主张长久不释地保持一种语言风格。比如《年月日》， 大家都以为我一定在语言上打磨了三遍、四遍、五遍。事实恰恰相反，我写行非常顺，一遍 就成了。而不是像人们猜想的那样苦心经营，反复打磨。《日光流年》也一样，我改了三稿 。主要是觉得没有必要那么长，删掉10万字，三易其稿并没有在语言进行刻意打磨。
石：在写作中，你与人物之间构成什么关系？你处在什么样的状态中？
阎连科：不是人物牵着我走，是写作的那种激情牵着我。不是我展现人物，而是人物在展 现我。以后再写长篇，我会千方百计地去写得短点。一个小说的长短不在于用多少字来表达 。《百年孤独》也就二、三十万字。如果我们写就得100万字。它之所以那么短，不在它文 字、内容，而在结构方式决定了它必然那么短。
石：《日光流年》是否也给你留下了某些方面的遗憾呢？我冒昧地认为，在司马笑笑舍身唤 来乌鸦那一段写得不够展开，没有出彩。
阎连科：你说得很对，我自己也意识到了。当时写到那块时，禁不住流泪，我是伴着眼泪 写完的。我完全沉浸在自己的感情中。就是说非常动情，我一旦动情就会写得非常毛糙。当 时写完我就觉得这个地方应该出彩，没有写出来。
石：你曾经被人誉为是短篇不过夜，中篇不过周的快手，但是你写作《日光流年》用了三 年时间，这是为什么呢？
阎连科：写了《黄金洞》、《年月日》、《大校》3个中篇和一些散文，我可以很欣慰地说 一句，以前那种“疯狂写作”的阶段让我很理智地打发过去了。对于写作我已经非常谨慎、 负 责了。我不会再疯狂写作了。除此之外，在写作过程中，身体不太好也是我写得较慢的原 因之一，如果身体好些，我会写得快一些，多一些。这也是一种遗憾。
石：在《日光流年》的序言中，你说出了自己写完书之后的那种被掏空的感受，那时你是 不是写得太累了？
阎连科：由于出书时，出版社要补一个序，于是就赶写了那个序。这个序写得不好，王蒙 也反对那个序。实际上，当我写那个序时，我的身体及心理等各种状态都已恢复和调整过 来了。
石：请你比较《日光流年》和《坚硬如水》的写作过程，谈谈它们各自的特点。
阎连科：《日光流年》写得很顺畅，写《坚硬如水》也很顺畅。《日光流年》结构方式比 较特殊，肯定影响了它的阅读效果。《坚硬如水》的故事性、可读性强一些，它也是一个陷 阱，对文革熟悉的人有这种经历，感觉就特别好，但过了30年、50年怎么看这部作品，我很 关心这个问题。
一天一天地生活，一点一点地写作
石：最近读到你发表的一篇文章《写作是一种日子》，你是如何看待现实生活与写作的？
阎连科：就我来说，现实生活和写作完全是两个不同的空间。写作是一回事情，现实生活 又 是另外一回事情，如果说他们有联系的话，那么就是现实生活对我写作的支持，犹如流水对 土壤的支持和催生一样。我在生活中是要写作的，就是要过日子，是日出日落地对写作的努 力和继续，和农民不种地没有粮食，没有粮就要挨饿是一样的道理。不写作便使人觉得饥荒 ，心烦，没有着落，像吃了上一顿饭找不到下顿的米儿一样。重要的是我要能把过日子化成 写作，一日一日地写下去，如此，也就够了，满足了。现实生活中过好日子固然是一种愿望 ，但过日子才最是根本。不会过日子，就没有好的生活，我就是一天一天地生活，一点一点 地写作——除此，我还能想什么呢？
石：那么，你不认为生活是写作的惟一源泉？
阎连科：是的。生活是写作的重要源泉，但不是惟一的源泉。一般说来，某一些作家一生 都 要依赖现实生活进行写作，而另一些作家，依赖生活只是一个阶段。或者说，他所依赖的生 活只是他写作资源中的一部分，或说较为重要的一部分而已。
石：能具体谈谈你自己这方面的创作情况吗？
阎连科：我刚才说过，对我来说，生活经验、经历可能是我不可缺或的写作土壤，但想象 则必须是这种土壤中必不可少的水和阳光，没有这些水份、阳光，那土壤就是一片沙漠。反 过来说，想象是土壤的话，经验可能就是水流和阳光，没有经验的照耀和湿润，那么想象就 是一片沙漠。总之，在现阶段，我已40多岁，有了许多阅历，我的写作反而更依赖于想象， 要靠想象来激活自己生活过的经验。
石：很早以前，一位评论家曾对你以往的小说评价道：过分地粘滞于土地，与现实贴得太 近。近几年你的小说中“虚”“实”的结合，是否表明你已经开始新的思索？
阎连科：写作，是作家个人在生活与心灵之间寻找的秘密通道。我不能确定我已找到，但 我知道自己告别了以往凭生活体验单纯写感悟的阶段，开始进入超拔的想象空间的创造。这 种创造不是超越现实生活，与现实脱钩，而是对现实生活的另一种思考和沟通。如何把这种 沟通处理的更好一点是我一直思考的问题，也是今后努力的方向。 石：有人说作家是一个民族的良知，而其作品应该是这个民族的历史，你怎样解释这句话？
阎连科：这话是对大作家的要求，我不这样苛刻我自己。我只希望我的小说是我个人的良 知就行，不奢望它是一群人、一个阶层的良知和声音，更不敢奢望它是民族的什么。
石：你喜欢的外国作家有那些？你受到过谁的影响？今天回过头看你是如何反思这些影响的 。
阎连科：许多人问这个问题，我都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实话说，卡夫卡名振天下，可我直 到两个月前去西安看病才把《城堡》和《审判》看完，《百年孤独》看得早一些。福克纳的 小说，最吸引我的是《熊》和《老人》，《八月之光》的开章部分的平静使我目瞪口呆。博 尔赫斯的小说我看了不少，很想从中汲取营养，但我不知道我的神经如何才能和他接通，为 此经常和博尔赫斯作品的一个主要译者、研究者进行讨论，最终还是没有找到通往博尔赫斯 的道路在哪里。我非常喜欢日本作家德田秋声的《缩影》，看了两三遍，别人都对他的作品 并不看好。所以说，我说不清我喜欢谁，受谁的影响，我也非常害怕别人说我受谁的影响。 一个作家受另一个作家影响是很正常的事，但别人看不出受了那个作家影响才是了不起的事 。
石：你如何看待小说和传统？民间传说对你的小说创作有帮助吗？
阎连科：正好我最近写了一个短篇，写完了就觉得特别传统，有点传统得无法再传统，自 己 一看就觉得特别舒服。从语言到叙述到故事到人物都是传统的，我就发现传统居然有那么大 的魅力。而这个故事非常简单，讲的是一个小村庄的事情，但这个小说没有人物，只有几个 人找了个理由在一起吃饭，议论长议论短。突然有一个小伙子说，我喝酒时碰到有一两个人 说北京要搬到洛阳，郑州要搬到我们县，洛阳没地方放就要放到我们村里来了。说着说着有 一 个老头就死掉了，70多岁，死了还面带笑容。这个老头无儿无女，总得把他埋掉吧。村里就 搞了一个隆重的葬礼，居然按国葬的形式把他葬了，降半旗，最后半旗在老头住的屋头上 飘着 。我读完就发现小说居然可以这样写，这就是小说传统的魅力吧。
我觉得传统对小说家很重要，像余华就找到了自己的传统，很多作家自己都回不到传统里 去，这是现在小说家遇到的一个难题。小说永远也离不开传统，或多或少。因为我们用汉语 写 作，可每一个汉字就是一次传统。传统是小说的生源之一。对于民间传说，我以前重视不够 ，现在非常喜欢，它会对我的小说创作产生很大影响。
石：你最满意的作品是什么？
阎连科：《日光流年》。
石：如果你不写作了，你最喜欢去做什么？
阎连科：将来不写作了，我就带孙子或孙女玩，让他们干什么都行，但不要写作。
石：为什么？
阎连科：写作太苦，太消耗身体。
阎连科，1958年生于河南嵩县的一个偏僻小镇，1978年应征入伍，1985年毕业于河南大学 政教系，1991年毕业于解放军艺术学院文学系，现为二炮电视艺术中心一级编剧。曾先后获 全国、全军等小说奖20余次，系新乡土、新军旅代表性作家。
创作年表
1991年，长篇小说《情感狱》；
1992年，小说集《和平寓言》、小说集《乡间故事》
1993年，长篇小说《最后一名女知青》；
1994年，小说集《朝着天堂走》；
1995年，《阎连科文集》（五卷）；
1996年，长篇小说《生死晶黄》、小说集《欢乐家园》；
1997年，长篇小说《金莲，你好》、小说集《黄金洞》。
1998年，长篇小说《日光流年》、《阎连科小说自选集》、散文集《褐色桎梏》；
1999年，小说集《朝着东南走》；
2001年，长篇小说《坚硬如水》、《日光流年》（再版）、小说集《斗鸡》、长篇小说《情 感狱》、小说集《耙耧天歌》、小说集《穿越》、《阎连科系列小说精品文集》（五卷）、散 文集《转身回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