白寿彝先生民族史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史研究论文,民族论文,理论论文,方法论文,白寿彝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03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0209（2000）03—0014—08
作为20世纪中国史学领域里极具影响力的学者，白寿彝先生的学术贡献是多方面的。在70余年的学术实践中，他在中国通史、中国史学史、中国思想史、回族史、中国民族关系史、中国伊斯兰教史、中西交通史等许多领域取得了骄人的成就。先生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贡献尤为突出，以其诸多开拓性的研究成果极大地推动了学科的发展，以其深邃的思想、富于创新的理论、科学的治学方法，给当代中国民族史学以深刻的影响。他是公认的20世纪中国民族史学的奠基者和最有贡献的学者之一。
白寿彝先生虽然离开我们了，但先生所开创的学术事业和他的学术成就是永存的。总结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论成就与治学方法，对于继承先生的学术传统，推动民族史学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一、独具创新的理论建树
白寿彝先生重视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论建设，他在长期的学术实践中，特别是解放后的学术著述中，不断进行理论分析和理论创造，解决了中国民族史研究中许多重大理论问题，在民族史学界享有极高的声誉。先生85华诞时，著名学者刘先照、陈连开曾分别撰文对先生在民族史研究中的理论成就给予了较全面的论述[1]。 笔者仅就先生最主要的理论贡献谈谈自己的认识和体会。
1.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
白寿彝先生提出和论证了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理论。他任总主编的《中国通史》的导论卷中开篇就说：“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中国的历史是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共同创造的历史，也包括着曾经在这块广大国土上生存，繁衍而现在已经消失的民族的历史。”[2]（P1）多卷本《中国通史》贯穿了先生这一思想。
我国是一个多民族国家，中国的历史是由各民族共同创造的。民族史是中国史研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认识对于今天的学术界来说，已属常识，但是在旧中国的史学界，远非如此。由于几千年封建文化传统和大汉族主义的影响，旧时代的学者们常常以汉族和汉族统治的王朝为正统，视少数民族为“蛮夷”或“异族”，从而忽视少数民族的历史或者干脆将其排斥在中国史之外。解放以后，我国学术界在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指导下，对旧史学的错误进行了批判，在中国历史的研究中逐步确立了民族平等的思想。白寿彝先生是较早进行破旧立新的学者，并且形成了自己完善的理论体系。
白先生的这一理论包含以下几个层面。首先是强调各少数民族拥有悠久的历史与文化，对中国历史与中华文明的形成作出了突出的贡献。早在1951年，先生在《论爱国主义思想教育和少数民族史的结合》一文中就指出，国内少数民族除极少数的民族外，大体上都具有和汉族一样悠久的历史，甚至当汉族还没有正式形成的时期，西北的羌族，南方的苗蛮族，西南的庸、蜀、髦、微等族就在历史上出现了。少数民族开发和建设了中原和边疆地区，也为创造中华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作出了突出的贡献，在反对封建压迫和在近现代革命斗争中，少数民族也同样坚强不屈，前赴后继，所以“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华民族的全世无匹的悠久的历史，这是我们中华人民所应该引以骄傲的。这份骄傲，比单独地对汉族历史悠久的骄傲，是更有充足的理由的。”[3]（P20）到70年代以后，先生更是反复强调指出，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不仅包括现在存在着的民族，也同样包括过去同中国有关系的、已经消亡了的民族。
其次，先生主张将中国少数民族的社会进步作为整个中国历史进步的重要标志，同时也把它视为历史分期的一个标准。中国的历史是各民族共同创造的，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发展，当然是中国历史进程中的重要内容，没有中国少数民族社会的进步，就不会有中国历史上的繁荣与发展。70年代末到80年代初，先生对这一观点作了较多的阐述，他说，中国历史主要是封建社会史，封建社会的发展、民族关系的发展，同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过程分不开。魏晋南北朝隋唐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发展阶段，发展的标志是民族杂居地区进入了封建化，在北方，北方民族大量南迁，与汉民族杂居进而汉化——封建化；在南方，大量汉人的迁入促进了汉族与南方少数民族的杂居，也促进了杂居区的封建化。宋元时期，封建社会又进一步发展了，发展的标志是广大边境地区进入封建化，包含东北的大部分、蒙古地区、新疆地区、西藏、云南的大部分，有了这个变化和进步，我们才能说封建社会继续发展了。明清时期，民族地区的封建化程度加深了。“因此，从历史上看，整个中国社会的发展，汉族老大哥是带头的，但没有少数民族的发展，还是不行的。事实证明，每当进入一个新的历史阶段，总有少数民族的发展，总是有少数民族出了力量，作出贡献。”[3]（P56）基于这一认识，先生将二千多年中国封建社会史分成四个时期，先生所主编《中国通史》贯彻了这一思想，从而在中国历史研究中独树一帜，真正构建了多民族中国的历史。
其三，是主张从各民族共同创造祖国文化的角度来审视与评价历史上少数民族的文化贡献以及汉化问题。先生从自己研究回族史的经历中提出一个例证，回族没有自己的文字，历史上回族却出了许多的学者、艺术家，他们的文化载体没有多少回回人的色彩，倒是充盈着儒家思想。他们在文化上所作的贡献，究竟算汉族文化，还是回族文化，从民族史的角度如何评价他们的文化成就，给予何种地位，许多学者，特别是民族学者对这一现象是持否定态度的，先生自己也曾怀有疑问。后来先生将这一问题放置于整个中华民族文化发展的大背景下，疑问就迎刃而解。他说，汉语、汉文是全国通行的一种语言文字，少数民族用这种语言、文字来反映自己的成果，表达自己的思想，同样应该是各少数民族的贡献，这些成就都是中国文化的一部分，应该站在更高的位置看问题，不必怀有狭隘的心理。他从这个问题引发开来，总结道：少数民族的某些工作，尽管表现不出自己民族的特点，但只要对各民族都有好处，就是对中华文化很好的贡献。[3]（P62）
2.中国历史疆域理论
疆域是历史活动的舞台，中国历史的疆域如何认定，这是研究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历史所不能回避的问题。中国旧史学的传统是将汉族史和中原王朝的历史作为中国史的主要内容，忽视甚至排斥民族史的内容，所以旧史学在论述中国历史时，把中国的疆域限制在中原王朝的疆域内。这种情况到解放初期的中国史学界仍然存在，“把殷周史限制在黄河流域，把春秋战国史基本限制在黄河长江两大流域，把秦汉隋唐的版图要说得是如何地统一和恢廓，把元的版图要组成跨欧亚两洲……”[3]（P24）这种做法的重大缺陷在于，没有各民族共同活动的舞台， 自然就不能全面反映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过程，不能正确解释中原王朝与周边少数民族的关系，同时这也是大汉族主义在史学研究中的集中体现。
白寿彝先生首先对这种做法提出了质疑，他在1951发表的《论历史上祖国国土问题的处理》一文指出，就某一王朝的版图说某一王朝的历史当然是可以的，但是就历代中原王朝的疆域说整个中国的历史便是不恰当的。它限制了中国历史的内容，将中国的历史变成了单独的汉族的历史或汉族统治者的历史，将“汉族”或“汉族统治者”和“中国”之间划上了等号，因此它不可能用以展现中华民族的历史，不可能回答中华民族大家庭的历史的由来。先生提出，应该“以今天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土为范围，由此上溯，研求自有历史以来，在这土地上的先民的活动。”[3]（P25）以后先生对这一观点不断地进行充实，1978年他指出：“中国”的概念几千年来一直在发生变化，但是我们今天讲中国的历史，必须以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疆域为界，否则一部中国史就成了汉族不断侵略扩张的历史、压迫别人的历史，这不符合历史的实际情况。可取的做法是，不管过去几个政权，凡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上建立的、中华各民族的祖先们曾经从事活动过的事迹和勋业，都应写在中国的历史上，写在这个范围里，否则我们根本无法谈历史上的民族关系。[3]（P38）考虑到中国历史上一些王朝的版图超出今天的国境， 一些民族历史上活动的区域超出国境，以及今天一些民族跨境而居的事实，1981年，白先生将自己的观点又作了进一步修正，表述为：讲中华人民共和国疆域内（包括台湾省在内）各民族的历史，同时又不仅是以我国现在的疆域为限，而是包含境内各民族在历史上活动的范围。[3]（P47）
今天，先生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论述已经在学术界广为接受，成为研究中国历史的基本原则。先生关于中国历史疆域的观点具有理论和实践双重意义。首先，按照这个观点所写的中国史符合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基本实际，既能促进民族史的研究，也能丰富中国史的内涵。其次，它符合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的立场与观点，用这种方式研究中国历史，能充分肯定各少数民族为开发与建设我们共同的祖国所作出的一切伟大贡献，有利于激发各族人民的爱国热情，维护民族团结，增强中华民族的凝聚力。
3.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理论
中国地域辽阔，民族众多，在几千年悠悠的历史长河中，有和平、统一，也有分裂与割据，而且分裂与割据占了相当长的历史时段。如何看待中国历史上统一与分裂问题，一直是中国史学界所面临的重大理论问题，因为这一问题直接关系到对历史上少数民族政权的评价问题、民族斗争中历史人物的评价问题和如何阐述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问题。在我国史学界，一些学者在这一问题上存在着模糊甚至错误的认识，或者受封建史学观影响，将中原汉族王朝视为正统，将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作为分裂与割据者加以贬斥，或者回避分裂、割据的历史事实，笼统地说“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
白寿彝先生在这一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独具创新意义的观点，先生指出，“中国”的概念是一个逐步发展的概念，多民族的统一也是一个逐步的、阶段性的过程，那种认为“自古以来，中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的说法没有认识到历史演化的过程，正确的表述应该是“自古以来，中国越来越是一个统一的国家”。[3]（P39）白先生在充分研究了中国历史上分裂与统一的历史之后，指出，我们的祖国曾经出现过各种形式的多民族的统一，也曾经有过多次分裂，但从历史的全貌来看，统一是趋势，是主流。如果我们能看到统一的不同形式，就会使我们对于分裂，对于统一与分裂关系问题得到了一个正确的理解。
基于这种认识，先生将中国历史上的统一分成了四种类型：单一民族的统一，主要由氏族、部族或部落联盟发展而来，如冒顿时代的匈奴、松赞干布时代的吐蕃、阿保机时代的契丹、成吉思汗时的蒙古等等；地方性多民族的统一，如战国七雄中的每一国、南北朝时的南方与北方，都是统一了一定区域内的一些民族而建立的政权；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例如秦汉、隋唐、元、明、清，形成了以汉族为主体的全国性的多民族的统一；社会主义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即中华人民共和国。这样，在别人看来是分裂与割据的情况，在先生眼里成了另一种统一的形式。先生认为，从历史的发展上看，这四种民族统一的形式，是按着程序前进，一步高于一步。先是有若干单一的民族内部统一的出现，然后有地区性的多民族的统一，再是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最后是社会主义的全国性多民族的统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从这一理论出发，先生对历史上的分裂与统一作了自己的独特解释。他说，在全国性多民族统一的发展过程中，出现过分裂，历史发展有曲折，但每经历过一次曲折，统一的规模就更为盛大。在曲折过程中出现的地方政权，就全国来说，是割据政权，但从它们本身看，也自有其历史意义，区域政治经济得到发展，为更高层次的统一打下基础。从历史长河看，统一是主流，并且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的发展道路上，都以不同的速度向汉族靠扰。统一必然涉及多民族问题，先生说统一与多民族的关系不是简单到将土豆放进口袋，我们看统一，要看它统一到什么方向，在封建社会，看它是否统一到封建化的方向，是否能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统一与多民族的关系是辩证的统一，“一”存在于“多”中，“多”好了，“一”就会更好，反过来说，“多”更团结为“一”，“多”才可以使“一”更有力量。[2]（P90—93）至此，先生关于统一规模的理论，对于分裂与割据的认识，对于统一与多民族关系的阐述，完整地构建了统一多民族中国形成的理论。
先生的这一理论实际上与他所倡导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相联系，是这一理论的具体化和深化。他通过中国古今各民族如何形成统一多民族中国这一命题，将历史上各少数民族的活动，特别是政治活动与政权建设同创建多民族统一国家之间建立了联系，将少数民族的历史与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紧密结合在一起。他关于历史上分裂与统一的理论，为正确认识历史上的民族政权、民族斗争，客观、公正地评价民族英雄提供了理论依据。
4.中国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理论
中国地域广袤、民族众多、历史悠久，在几千年的历史长河中，民族关系表现得错综复杂，从文献资料看，有友好往来、和平相处的记载，但也记载着敌视、仇杀与战争。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是什么，长期以来，学术界聚讼纷纭，莫衷一是。总的说来，学者们的观点可以归纳为两种：一种观点认为，在阶级社会中，人是按阶级划分的，人民群众是历史的主人，尽管各民族中统治阶级之间存在矛盾和斗争，广大人民群众之间没有根本利益的冲突，人民是要和平相处，要友好往来的，所以历史上民族关系的主流应该是友好往来；另一观点认为，在剥削阶级占统治地位的社会中，民族压迫是民族关系的本质所在，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无法实现，所以民族矛盾和民族间的斗争是民族关系的主流。[1]（P311）两种观点都以文献史料为基础，以理论为依据， 从50年代到70年代，争持不下。在多年来从事中国通史和中国民族史研究的基础上，白先生对这个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在1981年召开的中国民族关系史讨论会上，提出一种创新的阐释，引起学术界的强烈回应，在先生主编的《中国通史》导言卷中，这个观点更加理论化，并最终为学术界广泛接受。
先生认为：在多民族统一的历史发展过程中，民族之间有和好，也有争吵。和好表现为聘问、朝贡、封赐、和亲、交易、民间的各种往来，争吵有时则发展为战争，但是友好与争吵都不是绝对的，它总是一种历史阶段性的表现，某一时期，友好是手段，斗争是目的，而另一时期，斗争是手段，友好是目的。如何确定民族关系的主流呢？白先生认为首先应该在研究的方法和视角上有一个突破，他说：“我们研究历史，不能采取割裂历史的方法。从一个历史阶段看问题，固然是必要的，从整个历史发展的趋势看问题，则是更为重要的。”[3]（P53）由此，先生指出：在民族关系史上，我看友好合作不是主流，互相打仗也不是主流。主流是什么呢？几千年的历史证明：尽管民族之间好一段，歹一段，但总而言之，是许多民族共同创造了我们的历史，各民族共同努力，不断地把中国历史推向前进。我看这是主流。[3]（P53）白先生的这一理论是立足于他一贯倡导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历史疆域理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基础之上的，它从中国历史发展的全过程着眼，运用马克思主义对立统一的方法，揭示出民族关系的本质——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缔造中华文明，推动历史的发展。在民族关系发展的过程中，各民族的联系日益紧密，并且“各少数民族在社会经济发展道路上，都以不同的速度向汉族靠扰”[2]（P93），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始终是在加强。所以到80年代后期，白先生更加看重民族关系中友好关系的发展，在《中国通史》导言卷中说：“在中国历史的长河中，民族关系是曲折的。但总的说来，友好关系越来越发展。无论在时间的继续性上，在关系到的地区上，在牵涉到的方面上，都是这样。”[2] （P95）
二、特色鲜明的治学方法
正确的治学方法是学术上取得成就的保证。白寿彝先生继承了中国传统史学的优良传统，又融汇了现代史学之长，从而给他的学术研究不断注入新的活力，并保证了较高的学术水准。白寿彝先生的治学方法具有如下特色：
1.强调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
白寿彝先生重视理论、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对中国民族史研究的指导作用。在先生的学术生涯中，他曾经历过一个由进步的历史研究者转变为马克思主义史学家的过程。三四十年代，先生研究民族史的原始动力源自于民族情感而产生的对本民族历史与文化的挚爱，本着求实求真的治学态度，在学术研究中取得了成就。他在这一时期完成的一些学术成果，其中的一些观点甚至“和我们党在延安时的看法是完全一致的”[3]（P698）。新中国成立后， 他更是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用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来重新审视包括回回民族史在内的中国民族史，从而使自己的民族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用他自己的话说，是获得了“新生”。50年代以来，他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所取得的巨大成就是和他坚持马克思主义理论指导分不开的。例如，先生倡导的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理论、中国历史的疆域理论、统一多民族国家形成的理论和中国民族关系的主流理论，无不是唯物史观和马克思主义民族平等理论在中国民族史研究领域的具体运用和体现，背离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便不会得出这些精辟的结论。再以先生的回族史研究为例，50年代初先生写《回回民族的新生》等著作时，他认为回族的形成是在元代，到50年代后期他写《回回民族的形成和初步发展》一文时，更正为14世纪中叶到16世纪中叶，也就是明代，学术观点发生变化的原因是他更深入学习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对民族的形成过程有了更深刻的认识，找到了回族形成的重要标志——汉语成为回族的共同语言。
80年代初，先生在追述往事时，深有感触地说，对于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来说，历史科学理论的指导是更为重要的，自己在三四十年代是不懂得的，而这恰恰是后来的研究取得巨大进展的重要武器。[4]（P2）这是先生总结自己的学术实践得到的深刻认识。在1984 年召开的中国民族史学研讨会上，先生强调：“我们的民族史工作，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这是不可动摇的。说是指导，是指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上的指导。我们要在指导下工作，要结合中国实际运用马克思主义，发展马克思主义。”[3]（P72）1991年，白先生在给杨怀中《回族史论稿》一书所写的序言中重申：“从这几十年回族史的实践过程来看，中国传统文化的修养，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修养和伊斯兰宗教知识的修养，对回族史研究的专业工作者有更为重要的意义。”[5]
2.重视史学的社会功用，强调学以致用
先生原先是学哲学的，他涉足回族史开始于30年代中期，触发他投身民族史研究的原因是他对民族振兴的责任感。当时学术界对回族史的研究落后于时代，不能满足“回教人”了解“回教史”的渴望。“回教入中国千余年，而中国回教史专书之作绝少”，回教群众只能从“荒谬怪诞，出乎常理”的《回回原来》一书中获取历史知识，先生深刻地感受到“追求历史的欲望，跃跃于读者之肺腑，可以穿胸臆而与吾人相见”[3]（P340）。那个时代又是日本帝国主义入侵， 中华民族处于生死存亡的紧要关头。先生作为一名回族知识分子，深切地认识到“中华民族的复兴，回教徒应有沉重的担负。但要回教徒担负起这沉重的职责，必先使非回教徒尽量知道回教中一切，才能激起彼此的同情心，造成合作的大事业”[3]（P77）。可见先生对民族史的研究从一开始就是和他对国家与民族命运的关切联系在一起的。先生强调史学研究的社会意义和社会作用。50年代他说，作为一名民族史学工作者，我们的任务是“把少数民族的特殊贡献尽量地适当地指出来，让广大群众都认识到中华民族所由构成的各民族都是具有高度智慧的民族，这对于民族自尊心的建立是更有力的。”[3]（P21）80年代之后，先生又多次指出：历史工作者，包括民族史和民族关系史研究者的重要任务“是要写历史书，通过历史书对青年一代进行宣传教育。……这是历史工作者促进历史发展的最主要的职责。”[3]（P63）我们的民族史工作，需要提出时代的需要，关注时代的问题。他不纯是为了学术而学术，他的研究论题总是关注时代、关注社会，从解放前完成的《中国回教小史》、《中国伊期兰史纲要》到解放后完成的《回回民族的新生》以及他对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等理论的论述，无不显示出鲜明的时代感和责任感。他的学术著作多是采用浅显易懂的语言来说明深刻而复杂的道理，因而拥有广泛的读者群。
3.提倡科学性的原则
在民族史研究中，先生着力提倡科学性的原则。民族史是历史学的分支学科，是属于历史科学的范畴，是科学，就要遵循科学理论的指导，就要符合客观性与真实性的要求。先生的科学性原则主要是针对研究者，特别是本民族学者的民族情感与宗教情感而提出的。他认为民族情感对于从事民族史研究很重要，例如他说从事回族史、伊斯兰教史的研究者“不只要有这些言语文字上的资料，他更要懂得回教的精神，懂得中国回教人的心。”[4]（P1）但是， 民族情感和宗教情感具有复杂性，脱离科学性的约束，就容易演变为狭隘的民族主义。 对此先生在1984 年召开的回族史座谈会上特别指出：“谈问题的时候要有科学态度，要冷静，不要感情用事。感情用事是解决不好问题的。因为各种原因，特别是宗教感情和民族感情的原因，对这个问题（指回族与伊斯兰教的关系，笔者）好象是比较敏感，容易动感情。我看，我们不应该这样，应该学会冷静讨论问题。”[3]（P209 ）具体到将来多卷本《回族通史》的编写工作时，他仍然强调，“第一是科学性，要写得确切，不要夸大，也不要缩小。我们要注意自己的民族感情问题，一说某人不错，总要说得越多越好，好像这样才过瘾。我看不要那样搞。”[3 ]（P213）1984年11月，他在《回族人物志》编务会上指出：“一沾回回就有感情，这是文章的损失。”[6]（P99）“回族学者写回族的文章，要以理智服人，不能感情用事，情甚于理，适得其反。”[7]（P36）
4.重视中国史的修养
在民族史研究中，先生重视民族史与整个中国历史的关系，重视各单一民族史之间的联系。先生认为，中国历史上的每一个民族都不是孤立发展的。每一个民族都对祖国历史和文化做出过贡献，所以中国历史不能离开民族史的内容，而民族史也不能脱离中国历史的大背景而发展。先生在做中国通史研究时，充分考虑到民族史的内容，例如将少数民族地区的封建化作为中国历史的分期标准，在《中国通史》的编著中，突出各民族共同创造中国历史的特点，而不是孤立地将民族史附于每个朝代之中。他在做民族史研究时，再三强调中国史的修养、中国史的视角。他说，从事民族史研究的学者除具备专业的特殊素养外，视角必须宽广开阔，要对中国历史有研究，同时也要熟悉其他民族的历史。关于前者他对回族史学界反复强调：“中国史不了解，没法搞回族史。因为回族史毕竟是中国史的一部分，每一个时期都不能跟中国史分割。你不了解整个历史背景，你就不可能了解这个民族的历史。所以孤立地看问题，说搞回族史，不搞别的，什么都可以不搞了，说这够搞的了，搞别的来不及了，这个想法就不对。”[3]（P216）对于后者，先生说，我们民族史工作者虽然各有自己的专史、专题，但不能作茧自缚，要把上下古今、左邻右舍尽可能收眼底，我们必须注意，研究一个民族史，至少须懂得一些其他有关的民族的历史。[3]（P73）了解其他民族的历史，既便于全面地了解历史发展的线索和脉络，也有利于深入地挖掘相关史料。以回族史为例，先生说：“维吾尔的记载里边，藏族的记载里边，西南的傣族、白族，是不是也都记载了与回族有关的东西？还有彝族，是否也记载了与回族有关的东西？……所有这一切，都是搞回族史的人应该注意的。”[3]（P215）
5.主张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
先生主张用田野调查与文献研究相结合的办法来研究中国民族史。他在1944年的《中国回教小史》“题记”中说，研究中国回教史的人“更须足迹遍及全国，见到过各处的回教社会，见到过各处的碑刻和私家记载”[4]（P1）。先生自己很早就实践这一主张，1937 年青年白寿彝参加顾颉刚先生为团长的西北考察团，深入西北回族聚居区，写成了《绥宁行纪》、《甘青行纪》等文章，对西北历史地理、风土人情、宗教状况有了深刻的认识；抗战期间，他避居云南，更是广泛深入回族社会，发掘、抢救和整理濒临散佚的珍贵资料。白先生在民族史，特别是在回族史和中国伊斯兰教史研究方面取得的巨大成就和他走出书斋、深入回族社会密不可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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