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战略思路
宋效峰
(安徽财经大学 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安徽 蚌埠 233030)
[摘 要] 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框架下，周边外交更加积极进取，不断创新理念和思路。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具有很强的借鉴性，其中区域公共产品概念的实践价值尤为突出。供给区域公共产品符合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的内在逻辑和发展趋势，其中经济类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处在优先地位。在区域安全和社会领域，中国扮演了一个越来越积极的建设性角色。在全球治理转型的背景下，加强区域公共产品供给有助于促进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提升中国外交的引领和规范能力。
[关键词] 区域公共产品；周边外交；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命运共同体
2013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周边外交工作座谈会上强调，思考周边问题、开展周边外交要有立体、多元、跨越时空的视角。2014年11月、2018年6月中央先后两次召开外事工作会议，强调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外交思想指导下，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在这一背景下，中国周边外交坚持与邻为善、以邻为伴，坚持睦邻、安邻、富邻，通过“一带一路”、周边伙伴关系、地区命运共同体建设等一系列重大行动，积极践行“亲、诚、惠、容”新理念。中国周边外交战略与政策在继承中努力创新，其中如何提升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能力成为值得深入探讨的一个新思路。
一、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更加积极进取
中国周边外交的对象主要是亚洲邻近国家和地区，这一范围又具有一定的历史变动性。例如，1991年苏联解体、2002年东帝汶独立都使中国的周边国家数量出现增加。此外，周边外交的范围和对象还和自身的观念、能力等主观性因素有关，所谓的“大周边”外交主要是从这个意义上来讲的。狭义上的周边地区即“小周边”，一般涵盖目前中国14个陆上邻国、6个隔海相望的国家和5个位置靠近的国家。其中，陆上邻国包括朝鲜、俄罗斯、蒙古、哈萨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塔吉克斯坦、阿富汗、巴基斯坦、印度、尼泊尔、不丹、缅甸、老挝和越南，而韩国、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文莱和印尼则与中国隔海相望。另外，柬埔寨、泰国、孟加拉国、乌兹别克斯坦和土库曼斯坦则属于位置靠近的国家。这些国家分属于东北亚(5个)、东南亚(9个)、南亚(6个)和中亚(5个)四个区域，其中东南亚国家数量最多。它们在体量、政治制度、经济社会发展水平和文化等方面差异性极大，构成了中国传统上范围相对明确但环境复杂多样的周边地缘空间。广义上的周边地区即“大周边”，除上述联系紧密的四个板块外，还包括距离相对较远一些的西亚和南太平洋(或大洋洲)两个板块。这六大板块所构成的大周边与亚太地区在很大程度上是重叠的，而近年来美国、澳大利亚、印度等国所极力宣扬的“印太”概念，在地理范围上与中国大周边地区存在很大程度上的重叠。可见，广义上的周边地区概念超越了传统的地理范围，对新时期的中国周边外交实践需要和发展趋势而言，战略意义无疑更大，但在学理及政策分析层面比狭义上的周边地区概念较难把握。
作为一个政治地理范畴的中国大周边地区已突破单纯的地缘维度而上升至战略维度，即不局限于以往在陆疆、海疆视域下与中国接壤或隔海相望的地理毗邻国家，那些更大范围内对中国安全与发展具有重要影响的相近地区非毗邻国家也被涵盖进来。[1]在当前中国外交议程中，大周边与小周边依据其轻重缓急得到了统筹谋划和弹性处理。小周边地区对中国的安全利益等影响更为直接，但大周边地区关系到中国更为根本和长远的利益，符合中国特色大国外交不断进取、超越和拓展的战略需要。中国与周边地区的大国、中等强国、区域组织等各类行为主体之间开展复杂多维的互动，并非为谋求所谓“势力范围”，而是基于对正常的安全与发展等利益的维护与追求。中国影响力从小周边到大周边地区不断延伸，为由地区大国成长为世界大国奠定战略依托。拓展周边外交的内涵与外延、塑造周边地区互动新范式成为新时期中国外交战略的重要内容。
二、国际公共产品视角的引入
对中国周边外交的发展与转型进行深入分析，有必要借助于一定的理论视角，其中国际政治经济学中的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具有很强的针对性。所谓国际公共产品，是在特定时期内由若干国际行为体通过单独或者合作方式提供的国际社会广泛使用和普遍受益的一切物品，如国际秩序、国际安全、国际机制、基础设施、跨国通信、公共卫生等。[2]这一概念源于公共产品理论在国际关系领域的延伸，并被用于解释全球化与全球治理背景下的安全、贸易、金融等国际政治经济现象。
由图1易知，点M的直角坐标（x,y,z）和柱面坐标 （r,θ,z）有 如 下 关 系：x=rcosθ,y=rsinθ,z=z.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保罗·萨缪尔森、曼瑟·奥尔森等美国学者在公共经济学领域提出了“公共(或集体性)消费产品”概念。萨缪尔森指出，作为一个与私人产品相对的概念，公共产品的本质特征是集体消费，即具有消费的非竞争性和受益的非排他性。最初公共产品理论仅限于一国范围内，用来界定一国政府为全体社会成员提供的、满足公共需求的产品与劳务；供给主体一般是该国政府，产品形式包括无形的国防、外交、法制、治安等公共秩序以及有形的道路、桥梁、路标、灯塔等社会基础设施。20世纪70年代，开始出现与国际公共产品接近的“国际集体产品”概念。奥尔森把国际公共产品分为三大类：一是稳定的国际金融货币体系、完善的国际自由贸易体制、国际宏观经济政策的协调与标准化的度量衡；二是国际安全保障体系以及公海的自由航行；三是国际经济援助体系。80年代以来，又有学者把国际公共产品进一步划分为纯粹公共产品、不纯粹公共产品、俱乐部公共产品和联产品等类型。其中，纯粹的国际公共产品因其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而不限制消费国的数量，因此容易产生“搭便车”问题——每个使用者都希望别人付出成本而自己不必支付，因为无论其付费与否都不影响对该产品的实际消费。如果按照功能领域的不同，则可把国际公共产品划分为环境型、经济型、社会型以及制度型、基础设施型等类型。
20世纪90年代以来，随着全球化和区域一体化的不断发展，国际公共产品被进一步区分为全球性与区域性公共产品。一方面，全球性问题的凸显和全球治理机制的内在缺陷，使国际社会对全球公共产品的需求趋于紧迫。以对外援助为例，西方国家和联合国开发计划署、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政府间国际机构是传统的提供者。但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并行发展的过程中，既有国际援助体系的有效性受到挑战，难以满足受援国对多样化公共产品的实际需要。鉴于国际公共产品的成本和获益跨越不同国家，只有从源头上完善国际公共产品的生产、供给和管理机制，才能够从根本上解决长期存在的供不应求问题。在国际社会无政府状态这一基本前提下，联合国等权威的国际组织对国际公共产品的供给主要发挥协调和管理作用，深层看来仍然离不开主要国家尤其是少数大国的支持和资源投入。国际公共产品既有供应方和新兴供应方、供应方与消费方之间需要加强协调与合作，以促进供求关系的平衡，稳定国际政治、经济和安全秩序。从一国外交决策的角度看，全球公共产品供给方式可分为主动供给、被动供给和无意识供给三种；如果把国家特征、外交互动和国际观念同国际公共产品的特性结合起来考察，可以发现国家在某些情况下愿意为全球公共产品供给做出不同程度的贡献，而并非始终是搭便车者。[4]例如，有时为了取得某种国际威望或领导地位，一些大国便会通过主动的国际公共产品供给策略来获取他国的认同。这在实践中会形成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权的竞争现象，尤其是在同一地域范围内的不同议题领域，竞争者往往具有各自的比较优势。发生在同一领域的供应权竞争未必是零和博弈，但如果某一供应方企图将公共产品供应的领域性垄断转化成为地理性垄断，就极有可能与其他供应方形成零和博弈。[5]
新形势下中国周边外交的理念和思路调整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自身深厚的传统资源。中国历史上长期推崇“内圣外王”“修己安人”“仁义至上”等王道思想，奉行“达则兼济天下”理念。在朝贡系统下，中国王朝对周边藩属更多地强调吸引力和感召力，尽可能避免使用“霸道”所推崇的武力压服。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国与周边国家印度、缅甸又共同倡导了著名的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当代国际关系领域中一项重要的公共产品。改革开放以来，周边地区被赋予更多的经济意义，并很快成为中国对外开放的重要对象。四十年来，中国周边外交的目标及范式更加清晰和成熟，在稳定区域经济和金融体系、促进区域安全、提供对外援助、改善区域基础设施、加强人文交流等方面的正外部性不断增强。中国新一代领导人又结合时代主流价值，提出要以正确义利观为指导处理与周边国家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关系，要求在周边外交中义利兼顾、道义为先，与周边国家分享中国发展的机遇，塑造新时代周边合作与南南合作新范式。
髋部骨折是一种常见的骨折类型，好发生于老年人群，而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趋势，2型糖尿病、骨质疏松症等疾病发病率的明显升高，导致老年髋部骨折的发生率较以往明显上升[1] ，且老年患者病情复杂，多会合并心脑血管疾病，以及肺肾功能的衰退，均给髋部骨折的治疗造成一定的困难[2] 。本病的治疗包括手术治疗和非手术治疗2大类，但二者各有其优势，如何选择合理的治疗方案是摆在临床医务工作者面前的课题。本研究则比较了手术方法和非手术方法治疗老年髋部骨折的效果，现报道如下。
针对以上问题，本文提出基于类内和类间距离的粗粒度并行AP聚类算法——IOCAP，算法首先提出粗粒度划分策略，将待聚类的原始数据集粗糙划分成多个子集，初步降低求解问题的复杂度；之后引入类内和类间距离计算AP聚类算法中的相似度，以改善聚类算法的精度；最后将算法布置在MapReduce模型上，实现AP聚类算法的并行化，提高算法的效率.
三、从国际公共产品到区域公共产品的实践运用
进入21世纪以来，区域公共产品作为一个理论分支在国内外得到了很大发展。区域公共产品一般是指只服务和适用于本地区、其成本又为域内国家所共同分担的国际性安排、机制或制度，其利益仅惠及特定区域。在全球公共产品供应严重不足以及存在被霸权国“私物化”缺陷的背景下，共同的利益需求促使区域内国家或国家集团联合起来，通过较小规模的集体行动，提供更加符合本区域实际的国际公共产品。增加区域公共产品成为实现全球公共产品增量的一个中间环节，拓展了国际公共产品的来源，并构成了对全球公共产品的有效补充。区域公共产品遵循受益人支付原则，由相关国家共同提供而非由霸权国单独供给；其外溢范围与受益地区边界相一致，涵盖范围较小，各国得到的收益和须付出的成本之间关系比较清晰，能够避免全球公共产品供给中普遍存在的“搭便车”现象。在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结构中，一般不存在具有压倒优势性的国家，因此被某个大国“私物化”的可能性较小；即便在一些区域合作中大国占据主导地位，其权力也要受制于地缘政治经济关系。区域公共产品能够直接反映区域内不同类型国家的需求，从而使相关机制和制度更切合地区稳定和发展的需要。总之，区域公共产品建立在共同需求的基础上，并在一定范围内产生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收益。它具有集体供给性、利益的不可分割性以及独占的不可能性等特点，其供给结构反映了一个地区公共产品供给总规模中不同类型公共产品的供给状况及地位关系。在区域合作治理过程中，为解决共同面临的跨国问题而供给区域公共产品，成为考量区域一体化成效的重要维度。功能主义者戴维·米特兰尼认为在一体化区域内各国可以通过合作得到直接利益，应建立跨国行动的国际组织，以满足交通、贸易、生产和福利等方面的基本功能需要。[6]
周边地区是很长一段时期中国赖以成长的战略空间，中国与周边环境之间存在着如何积极互动、相互塑造的问题。这既是一个要素交换的物质性过程，也是一个彼此调适、分享规范和身份塑造的社会化过程。亚太地区正日益成为全球新的战略重心，而中国的快速发展对地区结构带来了深刻影响；周边一些国家对此抱有一定疑虑，担心在经济、政治或安全层面受到中国支配。从地缘政治经济角度看，周边地区热点和潜在冲突问题比较集中，核扩散、恐怖主义、军备竞赛风险等安全问题突出，双边军事同盟在亚太地区安全架构中仍然占主要地位，大国之间的博弈趋于复杂并纷纷加大战略资源投入。中国的地缘影响力不断上升，逐渐成为亚欧大陆的地缘政治重心和亚太地区经济增长中心；在对本地区和世界的融入度总体上越来越高的同时，中国也面临一定的信任瓶颈问题。中国的周边战略亟需以新型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为杠杆，更加建设性地参与区域治理，增强主动塑造地区环境的能力，维护和延长当前所处的战略机遇期。多边制度既是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载体，也是一种十分重要的公共产品，引导并制约着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模式以及特定阶段供给的种类。作为区域多边制度的重要建设者，中国通过提供有助于促进区域一体化的各类公共产品，在实现自身利益拓展的同时也能够更有效地满足区域共同需求。
在周边地区这个复杂系统中，中国与周边国家之间形成了难以割裂的联系性与整体性。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中国致力于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把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与“亚洲梦”有机结合起来。中国面向周边国家提出建设地区命运共同体，并为之提供更多观念性或物质性区域公共产品，这在政策层面也有一系列具体表现。地区命运共同体是由域内不同国家和民族在共同利益、共同价值、共同责任基础上所结成的命运攸关的整体，是一种具有高度政治共识和稳定合作预期、能够经受一定程度压力考验的关系，有助于拓展周边合作的深度与空间，与实现本地区长期和平、稳定与繁荣这一目标具有高度契合性。
区域公共产品通常由某种形式的多边机制来分配，例如区域组织可以在聚合、生产和传递知识、协助谈判及转移资金等方面促进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不同于欧盟的轴心大国主导供给模式和北美自贸区的霸权国主导供给模式，在亚洲形成了以“10+3”机制为代表的小国集团(东盟)主导供给模式。建立在域内国家相互依赖关系基础上的区域合作，可以创设出适合并服务于本区域共同繁荣的公共产品，例如更多的经济发展机会和更可靠的安全环境。其立足点是合作共赢，即通过联合提供、集体决策、成本合理分摊而实现利益共同分享，从而使区域公共产品供给可以持续发展。
四、提供区域公共产品成为中国周边外交的必然选择
进入21世纪以来，国际权力结构发生了重大调整，这对中国与周边关系也产生了深刻影响。基于当前中国的国际角色定位和外交战略，它将在推动全球及区域治理、加强国际尤其是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以及促成相关集体行动等方面发挥更大作用。一方面，美国特朗普政府从全球及地区治理中有所退缩，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意愿相对下降，使国际社会担心出现“金德尔伯格陷阱”；另一方面，作为新兴大国的中国愿意为世界做出更大贡献，并提出了“一带一路”、新型国际关系、人类命运共同体等建设方案，积极提升国际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中国顺应本地区国家对自身进一步承担国际责任、增加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更高期待，立足于周边地区的治理和一体化进程，从理念创新、制度设计到政策实践作出努力，为营造有利的周边环境、引领全球治理打下扎实基础。
美国学者查尔斯·金德尔伯格进一步把国际公共产品理论引入国际关系领域，罗伯特·吉尔平则将其纳入“霸权稳定论”的分析架构，显著扩大了该理论的学术和政策影响。吉尔平认为，在政治、经济、军事和科技等方面占据绝对优势的霸权国家，通过向国际社会提供稳定的国际金融体制、开放的贸易体制、可靠的安全体制和有效的国际援助体系等国际公共产品，来获得其他国家对由霸权国所建立的国际秩序的认同，从而实现体系内的稳定与繁荣。[3]维持国际公共产品的稳定供给是需要巨大成本的，边际成本递增、边际收益递减以及“搭便车”现象的存在，会使霸权国因入不敷出而走向衰落。事实上，仅霸权国一国也不足以提供全部国际公共产品，国际合作仍然必需且重要；当然，达成联合提供公共产品的国际集体行动也并非易事。2011年，世界银行的报告指出，具有实际跨国外部性的国际公共产品对发展和减贫意义重大，但只有通过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的合作和集体行动，其稳定和持久的供给才有可能得到保障。
适当和明晰的区域概念是进一步界定区域公共产品的基础。这是因为参与者的数量能够影响到公共产品的供需状况，因而加强特定区域内国家之间的合作通常比成员众多的全球合作更有效率，或者说更容易达到最优供给水平。[7]在国家数量较少的范围内开展公共产品供给，可以减少信息收集与交流成本，容易使各成员为实现区域内繁荣和稳定等共同目标而采取一致行动。区域通常是一个由地缘相邻或相关的一定数目的国家组成的特定地理范畴，它们之间存在一定程度的相互依存以及某种共同的认知。大部分区域公共产品是以地理为基础进行划分的，但在一些情况下也可依据功能导向(例如某种优惠经济安排)确定区域范围，从而使那些本来不属于同一个地域的国家也能够享有同一种公共产品。
在分析游客旅游体验描述内容的基础上，对特征词汇(出现频次超过10)进行整理，形成表4。研究发现特征词除了地名词、自然环境和社会生活等类别外，与三峡文化相关的特征词主要集中于文学艺术、历史文化和民俗文化。
基于此，区域公共产品可以由该区域实力较强的国家单独或由多个国家联合起来，共同创设一套涉及基础设施、金融稳定、安全、卫生、环境等具体领域的机制、制度和安排，并为之共筹资金、分摊成本，从而实现特定区域内的供给与消费。依据供给者数目，可以把区域公共产品分为霸权国供给、区域内国家合作供给、区域内大国主导供给等模式。霸权国供给模式认为区域行为体较少，搭便车行为较易得到控制；基于自身的国际战略需要，霸权国对推动区域公共产品建设抱有强烈政治意愿。由于区域内实力分配极不平衡，霸权国有能力在公共产品建设中发挥强有力的领导和协调作用，从而减少成员间博弈的政治成本。在区域一体化实践中，单靠一国独立承担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成本的可能性越来越小。而区域内国家联合供给模式的政治敏感性最低，它通常经区域内国家集体协商、共同决策及联合行动，来决定区域公共产品的生产、分配和消费等问题。区域公共产品包含物质(如跨国基础设施)和非物质(如区域多边机制)两类形态，需要通过有效的供给机制有针对性地满足区域内国家的产品需求偏好。着眼于消费者—供应者双向互动的机理，大国往往兼具供应者和消费者双重角色，它所获得的收益通常大于单纯的消费者。这是因为大国拥有国际制度和规则制定等方面的主导权，这能够保证其获得某种垄断利益。
五、中国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基本路径
在中国周边外交政策理念中，“富邻”“惠”等都包含向周边国家提供经济类区域公共产品的意图。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经济外交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业已成为周边外交的重要构成和手段。尤其是当前中国在亚洲地区所具有的突出经济地位和实力，优先提供经济类区域公共产品对于中国而言更有比较优势。周边地区是中国经济利益最为集中的地区，大多数国家与中国存在紧密的经贸关系，并越来越受益于中国经济的持续增长。这种经贸领域的相互依赖关系，使经济类区域公共产品的供给更容易被周边国家所接受。其中，“一带一路”倡议提出5年多来，已成为中国向国际社会尤其是周边地区提供的一项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绝大多数周边国家已经加入进来，并且寻求自身发展战略与“一带一路”建设的对接，如哈萨克斯坦的“光明之路”、蒙古国的“草原之路”、柬埔寨的“四角战略”等。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作为一个相关的区域性新兴开发机构和融资平台，有效地满足了亚洲国家在基础设施、资源开发和产业合作等方面的项目资金需求。目前，印度、巴基斯坦、孟加拉国、塔吉克斯坦、印尼、缅甸、菲律宾、阿塞拜疆和阿曼等中国周边国家的基础设施项目已成为亚投行贷款的受益者。丝路基金则是中国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专门设立的中长期开发投资机构，旨在为“一带一路”框架内的经贸合作和双多边互联互通提供融资支持。此外，中国还将推动设立上海合作组织开发银行。在2016年博鳌亚洲论坛年会上，李克强总理提出筹建“亚洲金融合作协会”倡议，与“一带一路”和亚投行等实现良好对接，共同完善亚洲金融市场。在贸易和投资领域，中国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以及亚太自由贸易区(FTAAP)建设。总之，中国在共商共建共享基础上，秉持平等、开放、包容的合作理念，为周边地区提供了互联互通、自由贸易、新型金融机制、新发展治理理念等一系列经济类区域公共产品，成为对既有区域公共产品及相关一体化机制的重要补充和创新。
区域安全与经济领域是紧密互动、不可分割的，但这一领域的议题往往更加敏感和复杂，对中国周边外交的挑战性更大。中国致力于推动安全类与经济类区域公共产品的正向互动和协调供给，积极参与阿富汗国内和解和重建、缅甸和平进程、朝鲜半岛和平进程等区域热点和冲突的解决，在区域安全机制建设中发挥独特作用。上海合作组织自2001年成立以来，已发展为涵盖中亚、南亚及中国、俄罗斯等8个成员国的重要区域组织；它秉承互信、互利、平等、协商、尊重多样文明、谋求共同发展的“上海精神”，业已成为中国提供安全类区域公共产品的重要多边平台。2014年5月，中国领导人在亚信峰会上提出了共同、综合、合作、可持续的亚洲安全观，为构建具有亚洲特色的安全治理模式以及符合地区特点的安全架构做出了时代性贡献。中国在区域和平与稳定方面扮演了一个建设性角色，在处理与周边国家领土争端时一贯坚持互谅互让、协商谈判而非恃强凌弱；21世纪以来，中国成为第一个加入《东南亚友好合作条约》的非东盟大国，并先后与俄罗斯、吉尔吉斯斯坦、哈萨克斯坦、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等国签署了《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缔结了《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长期睦邻友好合作条约》，并愿意同所有周边国家签署同类条约。中国的军事现代化除针对外敌入侵和国家分裂等威胁外，也为本地区带来更多区域安全公共产品，如介入地区冲突治理、开展海上搜救、联合打击海盗等，从多方面推进与周边国家在安全上的相互信赖。相对于传统安全领域，敏感性较弱的非传统安全领域是中国扩大安全类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优先切入点。例如，2011年中国倡导建立的湄公河流域执法安全合作机制，为打击跨国有组织犯罪、维护航道安全发挥了积极作用。此外，中国还推动上海合作组织拓展在打击三股势力、禁毒、环境保护等非传统安全领域的合作。在非官方或半官方的第二轨道上，中国相关机构主办的北京香山论坛、世界和平论坛等机制影响力不断扩大，有助于探求全球及地区安全新方案，促进地区和国际安全共同体构建。随着中国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能力和结构的提升与优化，周边国家“经济上靠中国，安全上靠美国”的局面将会改变。
在社会其他领域，中国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也得到重视和加强，并与软实力外交结合起来。周边国家大都处于现代化进程之中，中国的经济社会发展和治理模式、相关经验既属于自身软实力的重要构成，又在某种意义上可以成为区域公共产品，为本地区国情相近的国家提供参考和借鉴。2016年4月，受中国商务部委托，北京大学设立南南合作与发展学院。2017年8月，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又负责设立了中国国际发展知识中心，与包括周边国家在内的各国共同研究和交流适合各自国情的发展理论和发展实践。中国国内治理和国际治理的逻辑在根本上是一致的，“改革开放以来的中国外交，实质上是国家现代化进程由内向外的延伸”[8]。国际公共产品的相当一部分是在国内生产的，在这个意义上可以把区域公共产品视为国内公共产品生产和供应理念及思路的外部延伸。一个在地区合作和治理进程中具有较高参与能力并为之提供区域公共产品的国家，在逻辑上也应是一个国内公共产品供应水平较高的国家。中国自身的国内治理实践，正在与全球及区域治理之间形成越来越多彼此相通的理念和手段，所提供的治理机制、方案等区域公共产品必将兼具鲜明的中国印记与时代普遍价值。此外，为了夯实地区命运共同体建设的社会基础，促进与周边国家的人员往来和民心相通，中国鼓励旅游、留学、科技合作、文化交流、民间组织等载体积极发挥作用，拓展非政府主体参与区域公共产品供给的空间。中国民间组织在数量规模、跨国行为能力等方面进步显著，例如在生态环境领域，全球环境研究所(GEI)直接提供环保类公共产品，在老挝、斯里兰卡等东南亚和南亚国家开展可持续发展、生物多样性保护、清洁能源技术等方面援助；中华环保联合会(ACEF)、中国生物多样性保护与绿色发展基金会(CBCGDF)联合启动“一带一路”公益绿化带项目，并为之募集专项基金。在人道领域，2017年中国红十字基金会发起成立“丝路博爱基金”，重点资助中巴急救走廊、阿富汗儿童先心病救助、区域救灾救援等项目，从而优化周边沿线国家的人道服务供给。它们所提供的区域公共产品更为多样化和有针对性，初步形成了相关国家政府、政府间国际组织、民间组织以及其他社会主体多方合作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体系，也使相关产品的种类和结构更趋完善和均衡。
由此可见，在数学教学中，从数学知识内部之间的联系入手，作为教学的突破口，引领学生展开新知的学习，有助于拓宽学生的解题思路，找到解决问题最优化的办法，进而全面提升学生的学习效果。
六、结语
当前全球权力转移处在胶着阶段，与之相关的国际规则、制度与秩序之争成为焦点，全球及区域治理面临若干突出挑战。特别是周边地区各方战略利益调整与互动关系复杂，碎片化现象有所发展，民族主义、主权争端等问题比较突出，地缘政治环境十分复杂。基于自身负责任大国的角色定位，中国周边外交在继承睦邻传统的基础上，把提升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能力作为新形势下周边外交创新发展的重要突破口，符合国家利益拓展与区域利益增进的共同需要。从软实力角度看，与区域合作及治理相关的制度性、观念性公共产品的供给在某种意义上比器物层面的公共产品供给更为重要，这也是增强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引领与规范能力的应有之义。经验地看，一个成功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者应当同时具备规则及道义上的优势，在本区域内拥有建设性、负责任、可信赖的公共形象认知，而“亲诚惠容”新理念在很大程度上契合了这一要求。中国以更加平等、开放、包容的姿态看待周边尤其是中小国家的利益诉求与价值关切，全面评估自身不断上升的实力及其对外行为方式在周边地区所产生的影响，通过有效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行动诠释中国梦与亚洲梦的相融相通、美美与共。
中国周边外交需要恰当运用以经济实力为核心的硬实力资源，发挥自身在贸易、产能、资金、技术等方面的比较优势，处理好与美国、日本等传统供应方的错位竞争关系。其中，“一带一路”建设应当发挥这方面的主渠道作用，创制和供应更多经济和发展领域的新型区域公共产品；同时要注意考察相关国家内部的政治发展与转型问题，最大程度地规避相关风险以及控制可能产生的某些负外部性。在安全领域，中国的公共产品供给仍然需要面对区域内尤其是大国之间相互信任不足、安全理念差异、危机管控机制不成熟等挑战。为此，需要进一步挖掘和培育彼此间的利益交集，理顺相关方在区域安全公共产品上的供应关系，并积极开展战略与政策层面的沟通协调，构建基于新型国际关系的正向互动模式。中国主张在完善和变革现有地区秩序的基础上，构建亚太安全合作新架构，从而使本地区国家之间的安全互动更具建设性和可预期，最大程度地降低周边中小国家的安全焦虑。
总之，以更为均衡的区域公共产品供给为抓手，新时期中国周边外交将在促进地区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和安全共同体建设的基础上，为周边命运共同体这一阶段性目标的实现创造扎实的物质、制度和观念等条件。在更高层面上，周边外交的升华还能够撬动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开展及其总目标的实现，使中国的和平发展与世界的繁荣稳定形成长期可靠的相互促进、相互塑造关系，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主体和客体等方面的有力保障。
[70][71][86] 陈拯：《建构主义国际规范演进研究述评》，《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1期，第143、142、142-1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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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图分类号] D822
[文献标志码] A
[文章编号] 2095-7602(2019)07-0045-06
[收稿日期] 2019-02-03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全球治理变革背景下中国特色国际公共产品供给战略研究”(18BGJ041)；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项目“区域公共产品供给视角下中国周边外交研究”(14YJAGJW003)。
[作者简介] 宋效峰，男，副教授，博士，从事当代国际关系与国际法研究。
标签：区域公共产品论文; 周边外交论文; 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论文; 命运共同体论文; 安徽财经大学东亚政治经济研究所论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