闵平[1]2003年在《3T公司组织变革与发展研究》文中研究说明这个世界唯一不变的就是变化,组织变革与发展问题也成为了当今人们谈论得比较多的管理问题。本文通过对在3T公司亲历的组织变革与发展的案例及对案例的分析,与大家分享了3T在组织变革与发展方面的实践经验。全文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介绍了论文的研究背景;第二部分是3T公司组织变革与发展的案例部分。3T公司的发展经历了诞生到发展再到变革再次发展的过程。为了规避内外环境变化带来的威胁和抓住机遇,公司管理委员会成功地发动了两次规模不同的组织变革行动。特别是后期的变革行动,对公司后来的生存与发展起到关键的作用。第叁部分对3T公司的组织变革与发展案例进行了分析。首先,3T公司成功的组织变革得益于对组织变革理论和模型的深刻理解。科特的8步骤变革过程的运用,使的变革的路线更为清楚明了。增强紧迫感、建立指导团队、建立变革远景、有效沟通远景、授权行动、创造短期成效、不要放松、巩固变革成果成为推动3T变革的主要环节;其次,为了在企业所处的社会环境中有效地实施变革,3T公司对变革本身也进行了管理;再次,3T公司的组织变革与发展的实践经验还还启示我们在组织发展的过程中要注重培育组织变革与发展能力。第四部分对案例的使用作了说明。这部分提出了15个值得探讨的<WP=5>问题,并对案例的后续背景给出了补充资料。案例分析是对案例的补充,为读者分析案例提供了有益的指引。
刘景江[2]2004年在《网络环境下制造企业组织创新的机理与模式研究》文中研究表明自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组织与环境的互动以及组织变革和创新日益成为理论界和企业界广泛关注的、最活跃和最有吸引力的研究领域之一。随着信息技术的迅猛发展、市场竞争的全球本地化以及顾客需求的个性化定制，企业所处的商业环境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一方面，组织要经受环境的严酷挑战。组织边界正在迅速渗透和模糊，相应地，核心企业与其上、下游企业也正在大规模地向着商业生态系统共生演进。正因为如此，在商业生态系统中，竞争格局已不再是单个企业之间的竞争，而是联盟体与联盟体之间的竞争；是基于时间的竞争。只有快速、灵活、勇于创新、基于联盟的网络组织才能在混沌边缘获得持续竞争优势和高额创新租金。在超竞争网络环境下，我国制造企业正面临着严峻的挑战和良好的发展机遇。另一方面，复杂、快速动荡变化的超竞争网络环境持续不断地挑战既有的管理理论与实践。特别是，面对企业组织内部各要素之间及其与外部环境之间互动关系的日益非线性复杂化，传统的组织理论已经无法对上述现象及其本质做出圆满的解释。组织创新的理论与实践都需要新的模式。 因此，本研究以问题为导向，从跨学科角度借助组织理论、创新理论、企业理论、复杂性科学、系统论、组织学习、知识管理和心理学等不同学科理论与方法的比较、融合与发展，遵循Koch&Laurent(1999)所指出的解释系统行为的叁点要求，紧紧围绕网络环境下制造企业集成组织创新机理与模式所包含的四个具体研究问题，从以下四个方面对网络环境下制造企业的集成组织创新进行了理论和实证研究：(1)网络环境下制造企业组织创新的关键成功因素；(2)网络环境下制造企业组织创新的系统行为及其复杂性；(3)网络环境下制造企业组织创新要素(信息技术创新、组织文化创新、流程创新和组织结构创新)和组织创新能力之间的互动关系及其对组织绩效的作用机理；(4)网络环境下制造企业的集成组织创新模式。 本研究以我国制造企业作为实证研究的对象，有效分析样本企业共312家。本研究以LISREL分析和回归分析等方法来进行实证研究并验证本研究所提出的各项假设。同时，本研究运用案例研究方法。 通过理论与实证研究，本研究建立了网络环境下制造企业集成组织创新的理论和方法，为我国制造企业组织创新及其政策制定提供了科学的理论依据和管理工具。 本研究共分八章。 第一章是绪论。本章重点在于叙述研究背景、明确研究问题。综合研究背景中所阐述的超竞争网络环境对组织管理提出日益严峻挑战、企业组织创新及管理实践中所存在的根本问题和严重缺陷，以及国内外现有研究的不足之处提出本研究所要回答的一个根本问题、叁个基本问题和四个具体研究问题，进而确定研究目的。浙江大学博士学位论文 第二章是文献与理论研究述评。本章重点评述国内外既有组织创新文献与理论研究的贡献与不足，为本研究概念模型的建构以及理论和实证研究奠定基础。 第叁章是网络环境下制造企业组织创新关键成功因素。本章建构网络环境下制造企业组织创新关键成功因素概念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并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得出以下主要结论:(1)按照重要性从大到小的排序，这些关键成功因素依次是:高层管理者的承诺和员工的大力支持、组织创新过程的系统实施和有效管理、清楚的组织创新愿景和目标、良好的沟通和组织学习。(2)管理者和普通员工对网络环境下企业组织创新关键成功因素的认知没有显着差异。(3)流程型制造企业和离散型制造企业组织创新关键成功因素没有显着差异。 第四章是网络环境下企业组织创新的系统行为及其复杂性研究。本章提出了网络环境下企业组织创新的基本框架，运用复杂性科学和系统论着重分析了系统的演化、混沌、涌现、自组织、自相似等机理。本章从五个方面概括了企业组织的复杂性特征，特别是，提出了网络环境下企业组织创新的分形生长机制及嵌套集成。本章的主要研究发现是:(1)组织文化作为“慢变量”，对整个系统的演化起主导作用。(2)当组织达到混沌的边缘，通过建立新的吸引子(组织文化)推动组织创新、发展组织创新能力，不断促进新知识和能力的吸收、整合和创造，企业能够发现“机会窗口”，进而能够跃迁到具有更高复杂性和一致性的新的动态稳定阶段，从而在超竟争网络环境下获得持续竟争优势和高额创新租金。(3)改变人们的观念和行为对组织创新成功至关重要;组织文化创新是整个组织创新先导、基础和保障。 第五章是环境动荡程度、组织创新要素、组织创新能力与组织绩效相关性实证研究。本章建构组织创新要素、组织创新能力与组织绩效相关性概念模型和结构方程模型，通过问卷调查和统计分析，得出以下结论:(1)环境动荡程度对组织文化创新、信息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和组织结构创新均有显着正效应。(2)组织文化创新对信息技术创新、流程创新和组织结构创新有显着正效应;信息技术创新对流程创新和组织结构创新都有显着正效应;流程创新对组织结构创新有显着正效应。(3)每一个组织创新要素与组织创新能力都有显着直接正向互动效?
赵俊[3]2016年在《教师生成性学习研究》文中提出近20年来,信息技术迅猛发展,对教育领域的影响方兴未艾。教师作为教育信息化进程中的中坚力量,其信息技术应用能力举足轻重。现阶段,我国教师的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水平处于“初步应用整合”阶段,正在向“融合创新”阶段推进。教师主体的能动性和创造性是其信息技术应用能力持续发展的关键。本研究将教师生成性学习作为研究对象,探索自下而上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路径,以期与国家层面自上而下实施的能力提升工程形成互补。从一般意义讲,教师生成性学习是让学习回归教师生活世界的专业学习范式,教师与外部世界进行交互,主动建构知识,适应外部世界变化,实现专业自觉、自主,追求生命意义。面对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的实然,本文将教师生成性学习定义为：教师主体通过生成性学习活动与可为环境交互,在内化、转化、外化和俗化的转变过程中,在外部的弹性支持下,基于自身已有经验主动建构知识,使自身意义结构发生转变、能力得以发展的过程。本文以学习的“生长隐喻”为切入点,以社会文化-活动理论为解释框架,将生成过程、生成性学习活动及支持、可为环境作为教师生成性学习的核心构成,在同化与顺应、预设与生成、给养与塑造的动态平衡关系中构建教师生成性学习的理论模型。并基于此,在具体的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项目中,将生成性学习作为教育干预,采用设计研究的范式,通过设计、开发、应用、评估多轮迭代,在实践中进一步探索教师生成性学习的应用策略并验证其有效性。全文共分六章：第一章通过文献研究,追溯生成性学习在教育哲学、心理科学和教师学习领域中的研究脉络,剖析生成性学习的内涵。在综述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研究的基础上,提出本研究对教师生成性学习的界定。第二章通过文献研究,面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以哈瑞的学习环路模型为基础,提出教师生成性学习过程分析框架,重点阐释内化、转化、外化和俗化四次转变过程,并进一步分析四次转变与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的内在联系。第叁章通过文献研究与案例分析,将生成性学习活动作为教师信息技术用能力发展的基本载体,提出生成性学习活动的设计思路及支持策略。重点剖析了叁个设计要素(即问题情境、生成路径和活动系统)和自生长的迭代型可持续支持网络。第四章构建既能为教师生成性学习提供使能给养,又让生成过程塑造自身的可为环境,并面向教师信息技术应用能力发展,重新诠释了可为环境中的信息化领导力、教师个人学习空间及境域的微文化。第五章通过叁个设计研究与一个实证研究,将生成性学习作为教育干预应用于大规模教师远程研修项目,针对内化与转化阶段的生成性学习活动及支持网络,因地制宜地通过多轮迭代,找到设计与应用的基本策略,并初步评估了生成性学习的有效性。
姜帆[4]2010年在《数字传播背景下广告的生存与发展研究》文中进行了进一步梳理在数字传播背景下,广告的生存与发展遭遇到前所未有的挑战。当广告赖以生存与发展的社会传播环境和营销环境发生巨变时,广告将如何应对?本文以此作为重要研究背景,从广告的生存形态、产业形态和观念形态叁个层面展开广告生存和发展问题的探讨。广告遵循新传播技术——新媒介形态——新广告形态的发展逻辑,因此本文首先将数字传播背景下媒介形态的演进纳入研究视野,将其划分为传统大众媒介的数字化转型、媒介形态融合以及媒介最终的数据库生存叁个阶段。然后以达尔文主义作为分析范式,认为数字传播背景下广告生存形态的变迁将经历叁个阶段：即传统广告的延续和创新、数字新媒介广告的兴起和应用、以及广告数据库生存的颠覆性变革。在数字传播背景下,媒介融合带来媒介形态边界的模糊化,从而导致新媒介广告并非通过媒介载体就能做出明确区分,呈现出从媒介形态化到泛形态化的转变,即多种形态混一或是完全崭新的广告形态样式。而资讯化和交互性是广告生存形态变迁的本质要求。广告成为资讯平台,在此基础上消费者和广告之间开始了信息传递的双向互动。当媒介进入数据库生存的终极形态阶段时,只有广告数据库能在最大程度上凸显广告资讯化和交互性的特点,因此成为广告在数字传播背景下的终极生存形态。本文认为,专业化是广告数据库生存的核心内涵。广告公司和专门的数据库厂商是广告数据库的创建主体,互联网和数字电视专业广告频道是广告数据库的两个主要发布渠道。广告数据库将基于内容销售和电子商务创建两种赢利模式。数字传播背景下广告生存形态的改变必然带来广告产业的变革。本文认为,在确立信息服务业的产业定位基础上,广告公司正积极探索如何在多样化形态的媒体平台上运作广告资讯,成为资讯的运作者、整合者和传播者。数字传播背景下广告产业将转型为“大广告产业”,即基于营销传播领域的产业融合所形成的跨越传统广告产业边界的产业形态。这需要广告产业以高度专业化打造核心竞争力,进行广告产业链的垂直整合,并对广告公司的组织结构进行合理调整。数字传播背景下广告将走向告知功能观念的回归并进行升级。广告告知功能的回归是广告在诱导功能不断张大以至危及广告行业自身发展的困境下的必然发展趋势。广告告知功能观念的升级体现在叁个方面：其一,广告营销观念从工具理性到价值理性的根本转型；其二,广告信息告知内容的升级,即作为资讯化平台的广告要接近完全商品信息；其叁,广告信息告知形式的升级,即买卖双方实现信息互动。广告专业化的数据库生存与广告告知功能观念的升级是相互契合的,而数字传播技术的发展为广告告知功能的升级提供了技术上的重要保障。
李春玲[5]2007年在《理想的现实建构：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研究》文中指出学校处于社会关注的中心，面对来自各方的期望和要求，在不断变革中发展。其中，政府是学校变革的重要推动力，学校的变革常常是在政府的主导和推动下进行：政府以变革制度供给者的身份，设定学校变革的目标、基本路线和准则，政府利用所掌握的各种资源来推动学校的变革进程。中国古代的“官师合一”，是政府直接包办了学校的一切，主宰了学校的一切变化和变革。19世纪义务教育制度的推行，开始了西方教育领域中国家干预为主的时期。到20世纪80、90年代，学校变革行为的政府主导性越来越明显，主导速度越来越频繁。政府主导和干预学校的变革，是期望学校变革能实现预期的目标，但是这种类型学校变革并没有收到人们预期的完美效果，甚至受到诸多的质疑和指责。因此，政府频繁的主导学校变革行动和学校变革实施效果不彰成为一个两难困境，从而引发了笔者对这种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的观察、思考和研究。论文由七部分组成，分别是导论、文献综述、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状况的调查与统计、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的逻辑前提、运行流程与特征、困境分析以及困境超越。论文在调查统计和个案剖析的基础上，主要在以下方面进行了分析和讨论。第一，分析了政府主导学校变革的必要性和可能性，这是研究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的逻辑前提。正是因为政府有必要和有可能主导学校变革，才有进行该类型变革研究的基础。政府之所以要主导和干预学校的变革，不仅在于要保证学校变革的巨大外部效应，而且在于要避免学校变革的市场效应，以及克服学校自主变革的局限性。同时，由于政府拥有的法定权力和丰富资源使其主导有了可能性，学校出于生存的需要和中国特色的单位制度等也会对政府的主导采取一定程度的认同和顺从。第二，对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的运作流程和特征进行了提炼和概括。基于两个个案剖析的基础上，勾勒了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的四个阶段运行流程。从运行流程中，提炼出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具有如下运行特征：(1)首先建立在理性的假设基础上，认为只要政府出台的变革方案是理性的，理性的变革方案就可以在学校变革中得到理性的执行和实施；(2)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的目标和内容常常是社会问题取向的，是为了解决社会对教育和学校提出的诉求，以实现政府作为公共服务机构对社会公众的承诺和责任，面对社会问题，政府常常采取“管理主义"式的变革方案和措施；(3)变革的路径是自上而下。政府利用其权威性和强制性，把学校作为变革的场所，大范围的、快速推进变革；(4)变革工具以政府文件开路、领导讲话动员、舆论宣传造势为主，具有强制直接性。第叁，对调查和个案所反映出的学校变革实施的困境进行深层次的原因分析。笔者认为，造成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困境的原因是多种多样的，既有来自政府的原因，也有来自学校的原因，主要包括以下七个方面：变革目标的模糊，变革方案的有限理性，变革主体的缺位，变革过程的冲突和博弈，变革监督乏力，以及变革疲劳等方面。最后，提出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困境超越的对策，以完善该变革类型，使其发挥应有的作用。要克服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的困境和低效，笔者尝试性提出了如下改进策略：(1)树立学校复杂性变革观，把学校变革看作为复杂的变革过程，而不是一个学校变革事件；(2)正确认识和定位政府“主导”，“管得最恰当的政府才是最好的政府”；(3)建立政府与学校之间的变革共识，增强变革动力；(4)变革的外在制度与内在制度的配套，健全学校变革的制度体系；(5)运用适当变革策略，驾驭变革过程，提升学校实施变革能力；(6)打造一支精干的变革代理人队伍，更好地领导学校变革。
胡伶[6]2010年在《公共治理范式下的地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研究》文中研究说明公共治理理论萌生于20世纪70年代,自90年代起开始盛行至今。今天,“更少的统治、更多的治理”已经成为世界教育行政管理体制改革的一大趋势,我国也不例外。在走向教育公共治理的过程中,转变教育行政职能是关键。然而,公共治理范式下教育行政职能的转变是一个动态发展的复杂过程,其中,教育行政组织需要合理定位自身职能,需要让渡“不该管”也“管不好”的职能。学校和教育社会组织作为职能的承接组织,需要通过自主发展承接起教育行政组织让渡出来的职能。只有这样,教育公共治理的格局才可能得以实现。在我国,县教育行政组织是一个极其重要的教育行政环节,起着承上启下的功能,同时承担着最为繁杂的教育行政事务。其教育行政职能的定位与履行关系到整个教育的兴衰。因此,本文以公共治理理论为核心的理论工具,以县级地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为研究对象,着力对研究中涉及到的几组核心概念进行澄清,通过PEST宏观环境分析工具,对当前我国教育行政环境进行剖析,构建出公共治理范式下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的变量分析框架。在该框架之内,择取教育行政组织、教育社会组织和学校这叁大变量,通过文献研究法(包括文件编码法)、问卷调查法、访谈法等研究方法,呈现当前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在“做什么”和“怎么做”、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公共治理意识及其职能履行状况、学校与教育社会组织的自主发展意识与能力现状等,描绘出我国教育公共治理的真实图景,从而较为系统地把握当前我国教育公共治理的准备程度。并且在调查结论的基础上,运用SWOT战略分析方法,对公共治理范式下地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这一教育变革的优势、劣势、机遇和挑战进行分析,提出我国公共治理范式下地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的四种战略选择,即“优势+机遇”、“优势+威胁”、“劣势+机遇”和“劣势+威胁”,在每一个战略中,提供地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的路线图。此外,针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这一复杂变革,笔者进一步提出变革过程中必须要关注的叁大战略重点,即一是提高政府治教能力中,地方教育行政组织如何加强自身建设；二是构建教育公共治理,政府责任何在；叁是公共治理范式下地方教育行政组织需要处理的几组关系,如传承与创新之间的关系、顾客回应与行政责任之间的关系、国际教育变革与国内教育变革之间的关系、社会变革与教育变革之间的关系、统一与多元之间的关系等。
魏虹[7]2005年在《五大牧区草畜业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文中指出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和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是我国经济建设的重要主题。党的十六大明确提出了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奋斗目标,全面小康社会目标的实现,重点在调整优化经济结构,增强可持续发展能力。 我国是草地资源大国,发展草地畜牧业具有无可比拟的资源优势和潜力。但目前我国草地资源远未得到合理、高效的利用与开发,草地畜牧业的发展还相当落后。内蒙古、甘肃、青海、新疆、西藏是我国草地畜牧业发展的五大牧区,也是我国生态环境建设和保护的重要地区,开展五大牧区草畜业结构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 论文以“经济发展与结构变革理论”和“可持续发展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理论”为指导,采用理论研究与实证研究、定性分析与定量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对五大牧区草地畜牧业结构和可持续发展能力进行了系统地研究,获得了几个方面的研究结论,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关建议,为五大牧区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及能力建设提供了有益的探索。 1.经济发展与产业结构变革存在着内在的、规律性的联系,经济增长依赖于一定的结构状态和结构转换,同时持续稳定的经济增长必然导致结构变革,因此,经济发展是经济增长与结构变革相互协调推进的过程。 2.随着对可持续发展思想和理论研究的不断深入,可持续发展能力及其能力建设,正成为世界各国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内容。 3.五大牧区地域辽阔,自然资源丰富多样,经济社会稳步发展。草地畜牧业结构调整渐进发展,畜禽良种化水平不断提高,人工种草面积和比例稳步增长,区域布局调整力度加大,产业带、规模化生产基地正在形成,但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仍面临许多制约因素。 4.根据2010、2020、2030年国民经济发展和增加农牧民收入的要求,五大牧区草原区水草资源承载压力增大,草原区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对水资源的需求将明显增加。 5.五大牧区可持续发展能力不强,明显影响或者制约五大牧区可持续发展总能力的重要因素主要是经济成本、基础设施、经济规模、气候资源、水资源、农业劳动者素质、土壤侵蚀、生态脆弱、人口发展和科技贡献率等。 6.提出了五大牧区草地畜牧业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的相关建议:一是加强草原法制建设,依法管理草原保护和建设;二是加强基础设施建设,全面提升生产水平;叁是实施科技兴牧战略,促进生产方式转变;四是调整结构与布局,优化资源配置;五是发展产业化经营,促进产品加工增值;六是加强市场体系建设,提高农牧民组织化程度。
傅红[8]2013年在《组织变革对新生代员工工作压力影响关系研究》文中提出伴随着全球化背景下中国经济的发展,中国企业面对的竞争压力日趋加大,实践中的"组织变革"已经成为企业的常态。与此同时,随着时间的推移,80、90后这些新生代员工逐渐成为了劳动力市场的主力军。这些伴随中国改革开放出生、长大的一代人,多数人从物质生活上,比50、60甚至70后相对富足,对企业和商业社会也有了较早的认识。他们在对外交流的渠道中增加了互联网这个新的通讯渠道,使得这一代接触到了大量的来自于不同社会的文化和知识。所以,新生代员工的价值观和个性可以说受到中西方文化的共同影响,更为复杂和多元。虽然西方的研究表明,欧美国家也存在上述环境下出生成长的员工,但是中国的80、90后与这些员工的一个不同之处是这一代人多为独生子女。独生子女在沟通、交流,感受和处理压力,对待问题的态度和看法会与其他多子女的家庭不尽相同。本文以导师的自然科学基金项目为依托,以"新生代员工"为研究对象,从组织变革的视角,研究组织变革对新生代员工工作压力的影响关系。为此,本文首先进行了组织变革定义的文献研究,梳理出涉及组织变革的四个维度,即技术变革、文化变革、结构变革和人员变革。在此研究边界下对新生代员工的概念、成长环境、工作动机和特点进行了概述分析。为研究组织变革如何对新生代员工产生工作压力,本文亦进行了相关研究,其中包括压力与工作压力的定义,已有关于工作压力的理论,工作压力与组织变革的关系。通过上述研究和分析,进行了组织变革对新生代员工工作压力影响因素的指标体系构建和模型假设,通过问卷的预投放和正式投放,对指标进行了聚类和冗余因子筛选,一方面对假设模型进行验证,另一方面对关键指标进行构建。为阐释各因素间影响关系,本文对关键指标进行了专家打分后运用改进DEMATEL找出关键指标的原因因素、结果因素和中心度因素。以YN电信KM呼叫中心为案例进行了实证分析,提出了该呼叫中心的管理对策和措施选择,并最终综合前述研究提出了新生代员工工作压力改善对策与建议。本文的主要研究工作和结论有:(1)构建了组织变革对新生代员工工作压力影响的结构方程模型,该模型解释了各因素间的相关性,并验证了假设模型。即:技术变革、文化变革、结构变革和人员变革均与新生代员工工作压力的产生具有正向相关关系;领导支持、同事支持和非工作支持对新生代员工工作压力的产生有负向相关关系。(2)根据因子累积贡献度,依据结构方程模型确定了"组织变革对新生代员工工作压力的关键指标",运用改进DEMATEL找出了原因因素、结果因素和中心度因素,阐释了关键因素间的因果关系。即:构成新生代员工压力的原因因素主要包括新技术引进、经营观念的变化、领导风格改变、规章政策的调整、部门调整以及人际压力;结果因素主要包括岗位调整、工作条件压力、管理幅度、群己关系、角色压力、工作任务压力和员工行为文化;按照构成压力的中心度因素排序,指标主要包括工作任务压力、新技术引进、领导风格、员工行为文化、角色压力和工作条件压力等。(3)通过对YN电信KM呼叫中心进行案例分析,验证了前述模型的有效性和实用性,并在对该中心的问题分析和措施选择的基础上,综合前述分析提出了"组织变革对新生代员工工作压力改善的对策与建议"。即:构建良好的企业文化;合理安排组织变革进程;使用柔性的人员变革方法;多角度塑造满足未来发展的新生代员工;用社会支持中的积极元素消除组织变革带来的负面影响。对新生代员工的管理是一项艰苦和复杂的系统工程,值得认真思考和探索。随着时间的推移,新生代员工必将成为中国劳动力的主力军,希望通过本论文的研究,通过研究和探讨新生代员工对组织变革压力的感受,找到"代际管理"的方法,为今后不断涌现和成长起来的具有时代特点的新生代员工进行科学管理,做些有益的借鉴。
张征华[9]2013年在《城市低碳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文中提出以全球变暖为主要特征的气候变化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影响最为深远的全球性环境问题之一。2007年联合国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发布的第四次评估报告(AR4)指出：全球变暖现象,有90%的可能是由于人类活动排放的温室气体增加所导致的。中国作为温室气体排放大国和负责任的环境大国,承诺到2020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比2005年下降40%-45%。城市是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中心,又是温室气体排放的主要来源,中国城市在应对气候变化和温室气体减排方面发挥着决定作用。城市低碳发展是全国实现低碳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城市可持续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必由之路。南昌市是全国第一批低碳试点城市中唯一的中部省会城市,又在全国较早提出低碳城市构想。因此,以南昌市为样本研究城市低碳发展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基于可持续发展理论等基本理论,本文采用反馈基模分析法、流率基本入树建模法、层次分析法(AHP)、数据包络分析法(DEA)等多种方法,对低碳城市的内涵与外延进行界定,阐述目前我国城市低碳发展面临的机遇和挑战,总结国内外不同城市低碳发展模式,建立城市碳排放测算体系,对全国首批低碳试点城市南昌市碳排放进行测算与分析,并重点对工业各行业碳排放进行测算和绩效分析,在此基础上构建反馈基模,建立基于反馈基模的城市低碳发展系统流率基本入树模型,通过仿真确定南昌市2020年碳减排目标和方向,明确南昌市碳减排的路径和相关措施。本文在结构上共分为10章。其中,第1章为绪论,第2章为文献综述与理论基础,第3章为低碳城市的内涵与外延,第4章为城市低碳发展实践研究,第5章为城市碳排放的测算与分析,第6章为城市碳减排目标的确定,第7章为城市低碳主导产业的选择,第8章为南昌城市低碳发展路径,第9章为南昌市低碳发展保障措施,第10章为结论与展望。除绪论、结论与展望之外,本文研究主要分为四大部分：第一,界定了低碳城市的内涵与外延,总结了国内外城市低碳发展的模式。城市低碳发展应以可持续发展理论、生态经济理论、能源经济理论、系统理论和政府干预理论等为指导。城市低碳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低碳城市。低碳城市是在保障城市经济增长态势不变、城市居民生活水平应有提高的前提下,化石能源消费及以二氧化碳为主的温室气体排放处于相对较低水平的城市。低碳城市具有阶段性、经济性、系统性和易量化性等特点。低碳城市的核心内容包括低碳城市规划、低碳产业、低碳能源、低碳交通和低碳建筑等方面。纵观国外城市低碳发展,气候驱动是其背景,数据先行是其基础,全球联合是其平台,全面推进是其路径。而我国大部分城市仍处于城市化、工业化进程中,低碳发展的选择源于工业且重点领域亦在工业。第二,建立了城市碳排放测算体系,对南昌市城市层面和工业层面的碳排放进行了测算和分析。基于IPCC(2006)温室气体清单的编制体系,以生产模式为主,以消费模式为辅,从能源活动、工业生产过程、农业、土地利用变化和林业、废弃物处置五个单元建立了一套城市碳排放测算体系,并对南昌市碳排放进行测算与分析。工业是南昌市碳排放的主要来源,因此进一步对工业各行业碳排放进行测算,并以资本、劳动、能源为投入,以工业总产值和二氧化碳为产出,运用数据包络分析方法(DEA),对南昌市工业曼奎斯特碳排放绩效指数进行测算,该指数构成了低碳城市主导产业评价指标体系之一。第叁,构建了城市低碳发展系统流率基本入树模型,确定了城市碳减排目标及方向。将流位变量的确定、反馈基模的定性分析与流率基本入树建模的定量分析首次进行了有机的结合,构建了基于反馈基模分析的流率基本入树建模法。运用该方法对南昌市低碳发展进行仿真及调控参数对比分析,确定南昌市2020年碳减排目标为47%,并明确了碳减排的重点方向为优化产业结构、降低单位GDP能源消费量、优化能源结构、降低单位能源碳排放量、倡导低碳生活、增加林业碳汇量。基于上述六个方向,进一步明确南昌市低碳发展路径应从产业和城市两个层面展开。第四,构建了城市低碳主导产业的选择模型,提出了城市低碳发展的对策措施和保障措施。产业层面,南昌市低碳发展主要路径应通过低碳主导产业带动产业结构优化。为此,基于低碳城市和低碳主导产业的内涵,构建了低碳主导产业选择的产业效率基准、产业潜力基准、产业关联基准和产业效益基准,采用层次分析法(AHP)构建了13项指标组成的城市低碳主导产业选择模型,并对南昌市制造业和服务业进行实证研究。城市层面,南昌市低碳发展主要路径应发展低碳能源、发展低碳交通、推进低碳建筑、加强低碳技术研发、倡导低碳生活以及增加林业碳汇,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相应的对策措施。为顺利实施上述措施,应加强制度保障、技术保障、人才保障、财税保障、资金保障、机制保障和组织保障。本文基于低碳城市的内涵与外延,以南昌市为样本,建立了适用于城市的碳排放测算体系,在此基础上构建基于反馈基模的城市低碳发展系统流率基本入树模型,通过仿真确定南昌市2020年碳减排目标和方向,明确南昌市碳减排的路径及相关措施。上述碳减排确定思路和低碳发展措施对于其他城市低碳发展具有借鉴和推广意义。
叶民[10]2013年在《工程教育CDIO模式适应性转换平台的研究》文中认为工程教育的环境正在和已经发生巨大变化,工程教育的模式正处在从“科学范式”向“工程范式”转换的当口,涌现了以CDIO为代表的一系列新模式。实现工程教育范式转换需要一个集成相关政策的范式转换平台,因此,研究、构建面向中国国情的适应性转换平台具有重要意义和现实紧迫性。本研究就是在这样的逻辑背景下,借助历史文献法和基于扎根理论的NVivo软件工具,挖掘出转换平台的构成要素和环境支撑要素,成功构造出一个CDIO适应性转换平台,并为该平台运作提出应予把握的策略和政策建议。本文工作与其说是为CDIO模式量身打造的,不如说是为整体工程教育范式建构的,CDIO模式只是选出的引子。如何选择若干影响因子作为工程教育模式转换平台的支撑要素是构筑转换平台的关键。本文首先进行理论研究和探索实践的历史和现实回顾,运用工程问题求解思路寻找要素挖掘和政策调整的方向。本文从工程教育发生、发展的历史背景,探讨了工程教育从“技术范式”到“科学范式”、从“科学范式”到“工程范式”的两次范式转移或两次革命；尤其是探讨分析当代工程教育转型(第二次工程教育革命)的社会背景与改革实践,认识工程教育发展的现实环境和变革驱动力,揭示工程教育范式转换深刻的历史动因和社会必然性。通过大量的文献分析,阐述了“工程范式”转型过程中的若干模式创新——如整体的工程教育、大E的工程等,介绍了多个极具代表性和影响力的最佳实践；详细讨论了CDIO模式的产生、发展背景和丰富内涵,介绍了CDIO模式在中国的试点实践,展示了CDIO作为当前工程教育“二次革命”中崛起的一种典型创新模式应运而生的理论营养、实践土壤,揭示了CDIO模式丰富的创新内涵与时代价值。在转型的理论准备和实践回顾中,为CDIO范式转换平台研究奠定了基础、明确了方向。为对CDIO转换平台要素的科学挖掘和平台合理构建,本研究采用国际上社会科学研究比较流行的质性研究方法——扎根理论和建立在其理论基础上的NVivo软件。本研究通过开放编码、主轴编码和选择性编码共叁级编码,对能体现工程教育范式转型研究主题的权威性、代表着国际社会主流意见的21篇典型文献(其中英文18份,中文译本3份)进行了深入挖掘；根据研究主题的故事线抽象出的8个选择性编码,进而根据扎根理论,从编码的理论结果中揭示了CDIO转换平台的5大构成要素和3大环境支撑要素。它们分别是重构本科课程计划、工程师资的认可与激励、教育教学方法、学生的评价与激励、大学文化变革,以及国家战略、财政支持、变革的社会共同参与。结合中国国情,我们对5大要素在平台构成中的地位和作用、主要内容、实现方式与侧重,以及构建过程中的理论准备和具体操作提出了政策性建设意见,并给出了CDIO转换平台的构成框架,其中课程设置是实现转换平台的核心内容,师资政策是实现转换平台的关键与瓶颈,教学方法是课堂教学模式改革的难点,学业评价是激励学生主动参与变革的重点,大学文化环境的变革在平台重构中起到基础和保障作用。本文阐述了转换平台的政策蕴含,即平台目标的明确性、平台架构的系统性、平台要素的关联性。通过对转换平台的运行与政策环境的梳理分析,揭示了有效运行CDIO转换平台必须把握好的叁个应用策略,即：1)变革要选择“先自上,再上下互动”；2)高校要综合判断、自主选择——根据自己的不同定位、不同的行业需求、不同的学科专业特征,可选择选择C、D、I、O不同侧重的模式；3)高校要拿出变革勇气,但结合自身实际把握好变革力度和进度节奏。最后,分别向教育主管部门、大学管理部门提出宏微观政策调整的意见和建议,包括资源分配政策、评价与考核、激励政策、日常管理政策等。本文工作为工程教育的范式转换提供了新的认知,为成功借鉴CDIO模式的政策设计提供新的方法论运用；由此建构的中国CDIO适应性转换平台对相关教育管理实践提供了可作参考的分析与解题框架,为中国高校有效组织和实施工程教育范式转换,提高中国工程师培养质量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政策依据。
参考文献：
[1]. 3T公司组织变革与发展研究[D]. 闵平. 电子科技大学. 2003
[2]. 网络环境下制造企业组织创新的机理与模式研究[D]. 刘景江. 浙江大学. 2004
[3]. 教师生成性学习研究[D]. 赵俊. 华东师范大学. 2016
[4]. 数字传播背景下广告的生存与发展研究[D]. 姜帆. 武汉大学. 2010
[5]. 理想的现实建构：政府主导型学校变革研究[D]. 李春玲. 华东师范大学. 2007
[6]. 公共治理范式下的地方教育行政职能转变研究[D]. 胡伶. 华东师范大学. 2010
[7]. 五大牧区草畜业结构优化与可持续发展能力建设[D]. 魏虹. 中国农业科学院. 2005
[8]. 组织变革对新生代员工工作压力影响关系研究[D]. 傅红. 昆明理工大学. 2013
[9]. 城市低碳发展理论与实证研究[D]. 张征华. 南昌大学. 2013
[10]. 工程教育CDIO模式适应性转换平台的研究[D]. 叶民. 浙江大学. 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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