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19世纪末20世纪初美国报纸援华舆论中的主角，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孔子论文,美国论文,世纪末论文,舆论论文,报纸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K251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4－518X（2010）03－0134－09
19世纪末20世纪初，是中国遭受列强蹂躏最甚之际，也是在美华工遭遇最大生存逆境之时。美国作为帝国主义列强之一，时刻觊觎瓜分中国的商业机会，出台了严厉程度远在他国之上的排华法案。美国主要报纸无疑发挥着推波助澜的作用。但与此同时，美国媒体上不乏同情乃至支持中国和华工的文章，体现着某些有识之士的文化宽容和正义感。大凡为中国和华工权利呼吁者，多引用孔子其人其言为据。这既是因为孔子相对于中国和华人的象征意义，更是着眼于孔子自启蒙运动以来在欧美社会形成的巨大影响力。孔子当仁不让地成为某些媒体文章捍卫中国和华工权利的舆论武器。
一、孔子：凸显排华举措的非理性色彩
世纪之交的美国社会之所以能够肆无忌惮地歧视华人，主要原因在于：不断延期和日渐苛刻的排华法案为排华行为提供了法律依据。据排华法案，中国劳工“危及某些地方的良好秩序”，故被拒之门外。[1](P560)虽然故意忽略了工作机会方面的现实竞争，法案的确道出了美国社会对于华工的成见：品行“低下”，不足以让他们融入美国社会。针对如此偏见，诸多媒体文章纷纷表示，深受孔子影响的华人道德高尚，排斥华人实乃不明智之举。
身处排华核心地带的《洛杉矶时报》撰文指出，“孔子的追随者”表现出自称基督教徒的人们所欠缺或忽略的道德水准。他们不事张扬，任劳任怨，为美国家庭带来“舒适、方便和享受”，为白人创造着更多机会。担心美洲大陆会被中国人占据实属“可笑”。[2](P17)《纽约时报》的文章认为，信奉孔子教诲的中国人“并不缺乏西方国家的文雅和教养”，称呼他们为异教徒是“用词不当”。[3](P8)一位曾经积极反对中国劳工的美国人在阅读孔子语录节选之后毅然改弦更张，因为他发现了“中国道德体系的高尚之处”。华人劳工具有“节制、节俭、谦逊的美德”，限禁华人劳工之举显得“狭隘、偏执并违背所有宗教信仰”。[4](PG7)中国人在农历新年到来之际将旧账一笔勾销的大度和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教诲促使另外一名美国人反思道，美国针对华人的所作所为也许并不符合“人类普遍情感的要求”。[5](P11)
华人的诚实守信给排华法案的反对者们留下了尤其深刻的印象。排华举措更显其缺乏理性的本质。《洛杉矶时报》由某位华人上法庭索赔损失而引申曰，中国人看重诚信，不守信用的现象“极为少见”。孔子培养了“一个庞大的仁爱诚实的民族”。[6](PII4)《亚特兰大宪法报》甚至认为，华人的良好品质曾经让美国最为严厉的排华后续法案胎死腹中。1902年，以十年为期的排华法案面临又一次延续和升级，但附加更苛刻条件的版本未能在参议院的最初辩论中获得通过。乔奎因·米勒（Joaquin Miller）发表在《北美评论》上以声援华人劳工为主旨的文章据信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此文力证华人的诚信品德，驳斥众多美国人的排华依据。中国人孰读孔子，是“世界上受过最好教育的人”。他们严守诚信，每一家在华的英国银行都雇用中国人经手资金流动。日本银行亦是如此。中国人还是“世界上最讲卫生的人”。米勒与中国人共同开采砂矿达数年之久。据他观察，华人必定在每天工作之后更衣洗澡，绝无例外。米勒同时宣布，华人没有酗酒、乞讨和懒惰的现象。总之，华人对美国的社会秩序不构成威胁；他们反而能促进美国的发展和繁荣。[7](P9)米勒的文章是否真如该报所言具有如此神奇的效果，似应另当别论。此文颇能引发人们对于华人良好品质的关注则确有其事。除《亚特兰大宪法报》之外，选登这一文章的主流媒体还包括《纽约时报》[8](PSM18)和《洛杉矶时报》等[9](P3)。
在同情和支持华人权利的文章中，时常以孔子不仅造就了值得美国人尊重的道德品质并给予了中国人宽容的胸怀为论据，希望以此促使美国人反思其排华举措。据《波士顿环球报》，著名华人活动家黄清福① 强烈声讨华人遭受的歧视，但同时向美国人表明，由于孔子率先提出的黄金准则②，在美华人将“继续在每年7月4日公开朗读独立宣言”。此举意在“让我们言行一致”，突出排华政策的虚伪特性。[10](P5)更有甚者，中国广东的三名年轻人“遵从孔子的教诲”，不顾美国针对华人的禁令，毅然在一战期间来到墨西哥，并从此处进入美国，以加入美国军队，前往欧洲与德国人作战。三人被美国海关官员逮捕，被控非法入境。此事既表现出中国人的宽容，更暴露出排华政策的不合时宜。办案警官“面对如此特殊的情形，深感为难”。[11](P19)戴维·格雷厄姆·阿德（David Graham Ader）在《华盛顿邮报》上发表的诗歌以极为形象的语言，刻画了一位加州华人矿工不计前嫌、帮助白人的事迹。此人名叫林阿新（Sam Ah Ling），他不但收入微薄，而且备受白人矿工的捉弄，被称为“旧金山海岸的怪物”。就在某天，白人矿工一拥而上，抓住阿新，剪掉其辫子，再将衣服浇上煤油，喝令其十分钟之内消失。阿新刚刚离开，突如其来的地震将白人矿工掩埋在废墟石块之下，他们“唯有昏厥等死”。因祸得福的阿新立即折返，“以善良的孔子之名”，救白人矿工于险境。因为这一“勇敢的营救行为”，“注定要遭受我们野蛮法律折磨”的阿新成为“我愿意赞扬的圣人”。[12](P4)在波士顿电车上为白人女性让座的中国人亦能证明，孔子道德丝毫不逊于美国信仰。据报道，这名中国人乘坐的电车非常拥挤，白人女性上车时已没有座位。中国人赶紧起身，女士却充满蔑视地看了他一眼，尔后方坐下，没有任何感激之意。[13](P12)排华阴影笼罩之下的美国尽显狭隘与偏执。1892年，芝加哥哥伦比亚博览会的一项重要内容是召开世界宗教大会。然而，日渐苛刻的排华法案却让“尊贵的孔子门徒”无法与会。[14](P2)
有鉴于孔子完善的道德体系和宽容美德，很多美国人难以认同针对华人的排斥政策，甚至视其为无法理喻之物。《纽约时报》的评论表示，美国可以向中国派遣传教士，而华人来到美国，不以改变美国人信仰为目的，并且具有诸多美德，反而遭遇百般阻挠。此事难以让人理解。[15](P4)《洛杉矶时报》刊文认为，移民美国者甚众，独禁华人绝非明智之举。每天都在涌入美国的外国人对于美国社会的危害程度远胜于来自“孔子国度”的中国人。正是华人之外的外国移民导致“工资下降，并损害美国劳工的尊严”。[16](P4)爱尔兰移民是排华运动的始作俑者和最为积极的鼓吹者。即便如此，“血管中流淌着爱尔兰血液”的弗兰克·布里斯托尔（Frank Bristol）牧师也因为孔子的完美形象和中国人的聪明而反对排斥华人。布里斯托尔质问道：“为什么排斥华人，而不是爱尔兰人？爱尔兰人没有一部伦理和文学著作能与孔子《论语》相媲美……为什么排斥发明了火药、罗盘和印刷机的中国人，而不是只会制造麻烦的波兰犹太人？”布里斯托尔坚信，排斥政策与美国和盎格鲁—撒克逊传统背道而驰，理应抛弃。[17](P2)
诚然，正如我们从美国近现代历史中所看到的，排华政策没有因为来自媒体的正义呼声而有丝毫减缓。其变本加厉的趋势反而有增无减。这说明，同情和支持华人的声音不是美国舆论的主流。但无论如何，此类声音的出现见证着美国社会理性思考力量的存在。孔子成为印证排华政策非理性色彩的参照体系，是同情和支持者文化宽容心态的体现，更是孔子的世界影响力使然。
二、孔子：映衬传教逻辑的荒谬
欧美在华的传教活动是世纪之交的部分美国舆论声讨的又一对象。欧美传教士雄心勃勃，志在改变数亿中国人的信仰，但收效甚微。中国人的反抗更是集腋成裘，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掀起了席卷全国的打击传教士的运动。这一运动随着义和团的出现而达到顶峰。中国人的不屈意志让很多美国人猛然警醒，开始反思传教活动得不偿失的局面，并呼吁传教士迅速撤离中国。孔子地位的牢固及其信仰体系的完善乃美国舆论反对传教士在华继续活动的根本原因，中国人的巨大敌意则被视为孔子信仰的外在表现。因此，孔子成为某些美国人试图说服传教士改变既定路线的依据和武器。
同情中国遭遇者表示，传教实为徒劳无益，有悖于基督教义。《洛杉矶时报》的文章开宗明义地写道，在华传教士屡遭不幸，传教活动是否值得已成媒体关注焦点。“孔子宗教”早于基督教数百年，已深入中国人心，基督教在中国“几乎没有任何立足机会”。美国和其他国家在此事件上付出很大的财产和生命代价实属不值。[18](P16)中国驻英公使指出，中国民众反感传教士，实因传教士试图动摇中国信仰基础所致。他反问西方人，“如果我竭力让你皈依孔子信念，你会作何感想？如果我告诉你，你从小秉承的信仰……一无是处，漏洞百出，你难道不会愤怒吗？”[19](P8)悉尼·布鲁克斯（Sydney Brooks）撰文直截了当地宣布，那些宣称“孔子已下地狱”的传教士“在道义上根本无权留在中国”。深受孔子影响的中国人并不抵触基督教所代表的原则，但却警惕传教士的“破坏性趋势”。[20](P7)《华盛顿邮报》的读者来信认为，在华的西方传教士正在试图“将一堆自相矛盾的思想强加于一个并不情愿的民族”。“孔子及其追随者”至少言行一致，思想统一。所以，“全世界的人们应该要求，让中国人在所谓的‘愚昧’中生活吧”。[21](P10)
事实上，千百年来引导着中国发展的孔子学说有着基督教难以比拟的优势。《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视孔子学说为世界上最完美的道德规范：“如果‘中国异教徒’的孔子宗教被付诸实践，它优于任何信仰的任何教义理论，并且涵盖了基督教的基本真理。”因为如此，“美国和英国真正信奉基督教的人们”应该意识到，继续保护在华传教活动是“愚蠢和浪费”之策。来信总结曰，“撤出不受欢迎的传教士，我们能够更早更好地实现世界和平”。[22](P23)《华盛顿邮报》的一篇文章指责基督教国家针对中国发动了一场“血腥和报复的战争”。中国人被称为异教徒，仅仅因为他们信仰孔子哲学。但孔子传授的却是“高尚而辉煌的道德体系”，传播着“仁爱福音”。当欧美民族的祖先藏身山洞，像动物一样以野果充饥时，信奉孔子思想的中国人和埃及人、波斯人、印度人一道，“创造了全世界所有的文化、科学和文明”。[23](P6)参议员奎伊（Quay）深有同感。他在一次宴会上宣布，当美国人的祖先还穿着兽皮、在欧洲森林里以捕猎为生时，中国就有了孔子和星盘，并开始计算日月食周期。自此以后，中国形成自成一体的文明体系，具有“其他国家无法比拟的抗衰落能力”。美国应该“因为中国的过去尊重中国，因为中国目前的遭遇同情中国，满怀希望地展望中国的未来”。[24](P6)1903年的康奈尔大学年度校友聚餐会成为又一抨击对华战争、重申孔子学说优点的场所。路易斯·L.西曼（Louis L.Seaman）博士批评基督教国家将战争强加于中国。西曼提醒为了传教士利益而怂恿发动战争的人，不论西方如何为胜利欢呼，受孔子学说影响的中国具有极大的弹性和自愈能力，“孔子的子孙依然行进在伟大的文明进程中，并将继续如此，这就如同河流照样流淌、玫瑰花照样怒放一样”。[25](P8)《洛杉矶时报》的一篇文章也呼吁尊重中国，因为孔子家族的历史可以追溯到圣经中的诺亚时期。这说明，中国“不应被作为突然出现的国家”而受到轻视。[26](P7)
传教士历来认为，中国不仅信仰落后，科技和制度进步也远不如西方。传教士因此得出结论：他们必须在西方政府的保护下长期停留中国。在中国的科学技术和封建制度与西方存在明显差距的背景下，中国的同情者和支持者依然对传教士之说进行了反驳。《纽约时报》的一则简短评论极力反对“通过武力或威胁强迫中国接受我们的进步”。如果让中国人按照孔子所定的思维模式前进，他们的科技可能“有时进展缓慢”，但却“更加踏实稳妥，更加令人满意”。[27](P10)所以，孔子学说与科技进步并非势不两立。托马斯·E.格林（Thomas E.Green）赞同此说，认为中国吸收现代科技的动力来自“孔子的智慧”，而不是传教士的上帝福音。美国人对于中国的偏见“令人沮丧地嘲弄着中国思想的基本尊严和博大精深”。[28](PA5)20世纪初，孔子的直系后代“孔圣公”热情鼓励儒家教育与现代西学相互结合，既要坚守儒家经典和孔子崇拜，又要涉及社会科学、各种语言、体育、军事操练和政治学。报纸认为，圣公的表态标志着，“中国在现代教育方面迈出了一大步”。[29](PI6)身为“中国幼儿皇帝未来岳父”的“孔圣公”还同意津浦铁路穿越自己的领地。《芝加哥论坛报》称赞此事为“改革精神在中国最引人注目的体现”。孔子后代非但“毫不保守”，而且“充分意识到改革所带来的便利”。[30](PG4)针对中国的封建专制，同情者仍然从孔子那里找到了证据，证明中国自古以来就有着西方式的民主传统。《芝加哥论坛报》曾经写道，根本而言，中国人在现实生活中是民主的。这应归功于“孔子的教诲”。但文章作者没有详细罗列中国在封建制度下的民主特征。[31](P1)名叫西蒙·沃尔夫（Simon Wolf）的读者给《华盛顿邮报》去信，以在中国的亲身经历告诉美国人，孔子门徒拥有“无论如何赞扬都不为过的公正精神”。[32](P4)
孔子与基督的优劣是西方传教士最感兴趣的话题。他们毫无悬念地将孔子置于基督之下，以便证明传教活动的正当性。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舆论却积极证明，孔子学说绝非低劣，而是与基督教本质相同、在某些方面甚至略胜一筹的信仰体系。孔子在中国的影响力之深远，亦非传教士之力可以撼动。传教活动所依赖的逻辑无法首尾相顾，其正当性因此难以成立。
三、孔子：美欧对华政策的讽刺者
由于崇敬孔子及其代表的价值观念，诸多舆论文章直截了当地猛烈抨击欧美国家以传教士遭受迫害和中国制度落后为由发动的一系列战争，尤其是“八国联军”的行径。孔子始终处于抨击话语的中心。化名“达德利大叔”（Uncle Dudley）的美国人在《波士顿环球报》撰文，细数欧洲列强在华暴行和美国的阻止不力甚至狼狈为奸。达德利愤懑地写道，“基督的追随者如此对待孔子的追随者，是历史的讽刺之一”。达德利进一步指出，西方并不关心中国的政治制度，他们的真正目的在于确保“中国乐意被剥削”。[33](P10)《纽约时报》的评论认为，孔子学说的平和与大度折射出战争发动者的虚伪。他们以基督教之名进行“惩罚性征讨”，但他们绝非“基督教的权威阐释者”。“孔子门徒”每伤害或恐吓一个外国人，就会有至少一百个中国人死于“自称基督教徒者”之手。[34](P20)伊顿（Eaton）牧师也在布道中指出，列强在华战争表明，孔子是“公平与正义的坚定信奉者”，而基督教则堕落成“商业和残酷贪婪的同义词”。[35](P7)《洛杉矶时报》的一则评论更加尖锐地指出，列强肢解“伟大的孔子帝国”之举“充分而绝对地证明，地球上自称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其实无异于公路响马、扒手和敲诈勒索者”。[36](P7A)以武力赢得信徒的基督教因此不比遭其贬损的孔子宗教高尚。[37](P2)
借基督教之虚行侵华之实的急先锋——欧洲国家——自然遭到口诛笔伐。《波士顿环球报》来自天津大沽的报道称，“中国最神圣的庙宇和宫殿遭到文明世界的军队玷污，他们无情地践踏着（中华）帝国的传统，以便报复北京的暴行”。践踏传统的方式之一就是“以胜利者的姿态”经过当地出于尊崇孔子而栽种的孔子树。[38](P14)1898年，德国即将出兵孔子故里山东。柏林一家报纸引用孔子语录，告诫德国皇帝切勿鲁莽行事。《芝加哥论坛报》极其欣慰地转引此事，并且写道：如果孔子地下有知，他“一定会因为自己的道德原则被用以规劝一个准备入侵中国的基督教君主而感到高兴”。[39](P9)《芝加哥论坛报》提醒读者，“如果我们认为中国人民会默许德国占领胶州湾及其邻近地区，我们就犯下了最严重的错误”。孔子在此安息，他所创立的哲学乃“整个中华文明、科学、文学和生活方式体系”的基础。[40](P3)1907年，有小道消息称，德国有意将胶州湾归还中国。《华盛顿邮报》和《芝加哥论坛报》均予以报道，视其为“极其明智之举”，因为只要德国占据中国最为神圣之地，“梦想赢得中国人的信任或者好感毫无希望”。[41](P6)[42](P8)中国在因义和团运动而起的战争中落败，德国趁机提出让中国邀请德国皇帝访华，规格以祭祀孔子为准。《华盛顿邮报》的一则评论对此深表愤怒，并且警告曰，如果中国应允将德国皇帝和孔子相提并论，必将“失去获得同情的机会，也将丧失维护国家尊严和荣誉的最后借口”。[43](P5)
美国虽然不是1900年战争的始作俑者，但亦是八国联军的积极参与者。美国悍然出兵以保护传教士利益之举同样颇受诟病。针砭者皆认为，因为孔子在中国的巨大影响力，美国加入侵略者行列绝非明智。前国会议员詹姆斯·汉密尔顿·刘易斯（James Hamilton Lewis）直指共和党政府挑起了中国的敌意，中国因而默许民众攻击美国人和其他外国人。即便如此，1900年之前的15年内，仅有23名传教士死于中国人之手。这些人皆因触犯中国神圣信仰而死，并非中国人滥杀无辜。刘易斯相信，美国政府有两条路可以选择：或者带着美国传教士的尸体撤离中国，或者派兵报复。报复显然并非上策，孔孟教诲之下的中国人视死如归，军事冒险显效的可能性极为渺茫。[44](P7)
美国政府没有听从刘易斯的建议，而是积极参与侵略中国的“阴谋”，“摧毁中国的政治主权，并且认同先入为主而又可耻的说法，即在华的基督教传教士必须得到保护，破坏一个国家、奴役一个民族因此是正当的”。美国政府所不愿承认的事实是：如果传教士具有孔子思想中的宽容美德，也许“迫害”不至于发生。传教士因为触犯中国信仰而受到惩罚，但在美华人却仅仅因为“愿意工作”惨遭杀戮。因此，最不应该由于外国人的安全问题侵略中国的国家就是美国。[45](P6)《华盛顿邮报》有些夸张地说：中国本可以将500万战士送到旧金山，报复美国的反华政策。但中国却寄希望于“道德观念的说服力量”。报纸问道，传教士对于由此表现出的孔子哲学与基督教之间的差异有何感想？[46](P4)《纽约时报》的读者来信直言不讳地写道，美国“在法律上无权向中国或其他任何国家派遣传教士并试图让他们皈依我们的思维方式……孔子教诲是中国人民的唯一伦理”，希望中国人信仰基督教实属“荒唐”，美国应将传教经费用于改善国内民生。[47](P19)甚至造访美国的爱尔兰某城市市长也对美国与其他列强串通一气、“以刺刀威逼孔子的追随者接受基督教”感到悲哀。[48](P9)
另一个侵华急先锋是日本。虽然不是基督教国家并且不以基督教之名达到侵略目的，日本因其迅速西化而赢得欧美的好感。面对日本咄咄逼人的侵略势头，欧美多以默许乃至鼓励相应，美国媒体也时有为日本呐喊助威的文章出现。所以，从欧美的角度来看，日本的在华行径同样是西方文明优越性的体现。极其自然地，日本成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舆论文章批驳美欧对华虚伪政策的又一突破口。设在美国首都华盛顿的著名学术机构史密森学会的人种学家W.J.麦吉（W.J.McGee）从大脑的体积和重量角度，宣称日本人与美国人一样优秀，是“全面发展”的民族，“没有大脑”的中国人“注定灭亡”。麦吉用此逻辑为日本的侵略行径开脱，但却遭到艾伯特·S.阿什米德（Albert S.Ashmead）的极力反驳。阿什米德认为，中国人的大脑优于日本人，日本接受了包括孔子道德在内的中国文明成果：“中国是原创者，日本只是模仿者。”因此，日本侵略中国的正当性无法成立。[49](P18)
大张旗鼓地批判欧美对日绥靖政策的文章时有出现。《洛杉矶时报》的一篇评论将日本比喻为“响马大盗”，中国是其受害者。欧美绥靖希望达到的目的是：在强盗保留掠夺财物的前提下，让受害者与其握手言和。然而，此举不仅“歪曲了基督教义”，而且“损害了孔子订立的行为准则”。绥靖政策的虚伪特性暴露无遗。[50](PII4)《基督教科学箴言报》斥责道，来自美、英、法的绅士们在巴黎的圆桌旁决定了远在地球另一面的山东省及其3千6百万人民的命运，这绝对是“有史以来最诡异的（民族）自决范例”[51](P16)。因为孔子，山东是中国的圣地，日本占据山东违背公理。这比允许日本在加利福尼亚开采矿藏、经营铁路而同时大谈美国主权还要荒谬。[52](P3)生于加拿大、后移居美国并在中国生活达57年之久的著名教育家福开森（John Calvin Ferguson）撰写长篇评论，揭露日本的贪婪和欧美的虚伪。福开森将山东比喻为钱包，日本人只会在掏尽其中的钱财之后，才会将空空如也的钱包还给中国。虽然山东向西部战线的英法军队派出17万5千名劳工，日本未有一兵一卒帮助他国作战，欧美却为了国联而牺牲中国利益。福开森敦促美国不要从海约翰的门户开放政策倒退，希望参议院拒绝批准巴黎和约涉及山东的条款，“捍卫美国荣誉，伸张正义事业”。[53](PE4)山东承载着中国人的“孔子崇拜”，威尔逊总统居然同意将孔子故里移交日本，中国人对于此事将“永远耿耿于怀”。[54](P6)
政治和公众人物亦有直抒己见、抨击对日绥靖者。1919年7月，正值美国参议院讨论是否批准巴黎和约之时，共和党参议员和来自太平洋沿岸各州的民主党参议员着眼于孔子故里在中国的特殊意义，反对和约附加将山东移交日本的条款。洛奇（Lodge）参议员甚至扬言提出动议，去除山东条款。诺里斯（Norris）参议员则威胁道，如果条约保留山东条款，自己将投票反对。威尔逊则极力捍卫自己偏袒日本的决定。[55](P1)尽管从最终结果看，美国参议员的反对并未改变日本占领山东的既成事实，读者却能据此看到美国政府的双重外交标准。美国参议员詹姆斯·A.里德（James A.Reed）反对国联的讲话则是另外一个例子。依里德之见，国联实乃“世界上财大气粗者制定的阴谋”。不仅如此，国联无法主持公正。日本抢占孔子出生地的“偷窃行为就是因为得到装腔作势的巴黎国联允许才显得神圣了”。[56](P9)芝加哥市检察官哈里·B.米勒（Harry B.Miller）称山东问题为“世界历史上最大的拦路抢劫案”，美国总统威尔逊是“该案共犯”。孔子故里是“每一个中国人仰慕之地”，却在20世纪被“所谓的民主信徒”交给日本。端坐在凡尔赛宫的同盟国绅士们犯下了这一“滔天劫案”，并得到威尔逊首肯。[57](P6)在美华人组织亦毫不隐讳地批驳威尔逊政府的绥靖政策。美国华人协会敦促“中国的所有朋友”，给代表自己的参议员写信，支持参议院外交委员会将山东归还中国的建议。中国学生联合会主席发表了面向全体美国人的公开信。公开信指出，美国要求中国对德宣战，现在却助纣为虐，为了挽救国联，居然同意这一“完全非法、毫无公道、纯属冒犯的条款”。信件责问美国政府，将“中华文明的摇篮和孔子的出生地”交给日本，“难道这就是（民族）自决？”[58](P13)
欧美日关于山东的企图一经出笼，即刻引起中国代表团的愤慨，抗议和斥责之声不绝于耳。孔子的特殊地位始终是中国国权话语体系的支撑点。美国各大报纸竞相刊载中国代表团的备忘录和中国代表的谈话，加深了读者对于山东问题的了解程度，声援了中国代表团的正义举动。③ 山东省派出孔氏后裔前往和会，陈述胶州归还中国的理由，更是引起美国媒体广泛报道，陡增大量同情和支持。④ 然而，由于仍对美国抱有幻想并需要美国支持，中国政府代表没有公开抨击威尔逊政府的虚伪和绥靖政策。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列强对中国的侵略，与孔子在中国和世界的巨大影响力形成极大反差，映衬着欧美对华政策的表里不一。在美国媒体上，同情和支持中国者正是从此处入手，既抨击欧美及在其默许甚至鼓励下的日本，更为中国的平等权利大声疾呼。孔子既是他们的舆论武器，亦是他们捍卫的对象。
四、结束语
内忧外患的近代中国在世界上不乏同情者和支持者。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美国舆论支持具有尤其重要的意义。此时正值美国排华高峰期，与中国有关的几乎所有事物均被视为异类而招致歧视和排斥。难能可贵的是，部分有识之士本着同情和宽容精神，积极为中国和华人的平等权利大声疾呼。孔子对于中国人的思维发挥着深远影响，并在世界上广为人知。孔子之名及其思想因此成为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舆论文章用以说服读者、促使他们产生共鸣的工具。在美华工的悲惨遭遇、传教士对于中国精神领域的渗透以及列强明目张胆的侵略行为乃近代中国面临的几大外交困境。美国的同情舆论不仅给予了积极关注，而且驳斥了列强为自己行为开脱的逻辑基础。
在对中国较为友好的媒体文章中，孔子主要发挥了三大作用：第一，孔子完善的道德体系造就了中国人良好的精神品质，在美华人亦不例外。美国排斥华人的托词和依据不攻自破，排斥政策既是对孔子学说的漠视，也对美国社会毫无裨益。第二，孔子学说已经俨然成为中国人的宗教，并能推动中国历史持续不断地进步，传教士全面改造中国的宏伟计划缺乏社会基础和可行性。传教士因此屡屡受挫而图谋报复之举更显其非理性特征。第三，孔子学说与基督教一样，宣扬公平和公正，欧美动辄武力入侵中国的行为因此违背世界常理。纵容日本占据孔子故里实则对世界文化圣人的亵渎。总之，通过突出孔子，同情和支持中国的舆论力图促使美国政府和社会在确保中国和华人的平等地位方面作出更大努力。虽然实际效果差强人意，舆论所发挥的长远作用却是值得肯定的。
注释：
① 1868年，17岁的黄清福作为学生，被传教士带到美国。黄完成学业后回到中国，但因政治原因遭清政府通缉，被迫于1873年借道日本，再次赴关。其后二十年间，黄清福投身于传播中国文化、争取华人权利的活动之中。他在1883年创办纽约第一份中文报纸《华美新报》（Chinese American），翌年成立第一个美国华人投票协会，1892年组建“华人平等权利联合会”（Chinese Equal Rights League），要求美国政府废除排华法案。（Judy Yung et al.,eds.,“Chinese American Voices:From the Gold Rush to the Present”,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2006,P70.）
② 黄金准则指代孔子“己所不欲，勿施于人”的思想以及《圣经·新约》“你想人家怎样待你，你也要怎样待人”的为人原则。
③ 这些报道分别见：(1)“Say China Loses to Save the League”,New York Times,May.4,1919.(2)“China Bound and Delivered to Japan as War Spoils by Peace Council,Delegation States”,Los Angeles Times,May.4,1919.(3)“Attitude of China Remains Firm on Shantung Affair”,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y.15,1919.(4) “Demands Shantung as Matter of Right”,New York Times,Jul.27,1919.(5)“Minister Koo Tells Why China Is in War”,New York Times,Oct.2,1919.
④ 这些报道分别见：(1)“Japan's Right in China Repudiated;Publicly Sought”,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May.14,1919.(2)“Worse than the Germans:Confucius' Descendant Demands Shantung for China” Boston Globe,Jul.6,1919.(3)“Shantung Dear to Chinese”,Washington Post,Jul.7,1919.(4)“Boycott against Japan a Success,Avers Delegate”,Christian Science Monitor,Jul.23,19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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