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转型时期劳动参与率的测量、变化及其意义，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中国论文,测量论文,时期论文,意义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一、测量劳动参与率的意义
劳动参与率是测量并反映劳动力市场运行状况的一个最基本指标。国际劳工组织在劳工统计中，劳动参与率也是一个最基本的指针，必然出现在它每年发布的统计资料中。中国虽然早在1994年《劳动统计年鉴》就开始发布经济活动人口的资料，却没有精确的劳动参与率的资料。这是因为，不同年龄段人口劳动参与率存在很大差别，这样，人口的年龄结构一旦发生变化必然带来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要准确估算城镇失业率必须参考劳动参与率这个指针。例如，在某个年龄组，有20％的人失去了工作，如果不考虑他们的工作愿望，很容易把这些人全部视为失业人口，这样计算出来的失业率高达20％。这样高的失业率水平不仅是太高了，而是高得恐怖，任何经济都无法承受。然而，把劳动参与率这个指针考虑进来，情况可能完全改观。劳动参与率若为60％，失业率为12％；劳动参与率为40％时，失业率为8％；劳动参与率为20％时，失业率只有4％。
劳动力的供给状况也是决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经济学家普遍认为，一国或一个地区的经济增长取决于四方面的因素：人力资源、自然资源、物质资本与技术。这就是萨缪尔森所称的经济增长的“四个轮子”。
由于在一定时期人口数量是一定的，在人力资源这个因素上，很多人把经济增长的希望放在了人口的质量上面，但实际上，在人口数量一定的前提下，投入到经济中的劳动力数量却不是固定的，它取决于很多方面的因素。劳动参与率这个指针衡量的就是劳动力数量与人口之间的相对比率。由此换言之，劳动参与率越高，投入经济中的劳动力数量相对越多，经济增长越快；反之，如果劳动参与率持续下降，它对经济增长将产生不利的影响。
二、中国劳动参与率的变化
本节主要通过分析1990年与2000年人口普查的资料，计算出不同年龄段人口劳动参与率资料，通过与其他国家相应年份资料的比较，揭示中国劳动参与率超高的事实。
根据人口普查资料，在199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总体的劳动参与率为79.9％，其中男性为98.6％，女性为89.6％。我国的劳动参与率也存在城乡差别。总地说来，县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最高，其次是城市人口，最低的是城镇人口（见表1）。 但是城市人口与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的差别很小。城市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只比城镇人口的高1.1个百分点，而县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则高出了近10个百分点。
表1 1990年人口普查中分城乡的劳动参与资料（％）
15岁以上总人口 县人口 城镇人口城市人口
总计
男性女性小计 男性女性小计男性女性 小计男性女性
79.9
85.773.7 82.087.576.273.681.764.5 74.881.068.2
资料来源：基于第四次人口普查数据作者计算而成。
从统计资料看，两性之间劳动供给存在明显的差别。在所有人口类别中，男性的劳动参与率比女性高出10多个百分点，其中尤其以城镇人口最为明显，其男性劳动力的劳动参与率比女性高出17个百分点。
在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总的劳动参与率为76.8％，其中男性为83.2％，女性为70.3％。城乡的差别与1990年略有不同，乡村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依然保持最高水平（82.6％），但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71.1％）高于城市人口（65.8％）。具体资料参见表2。
表2 2000年人口普查中分城乡的劳动参与资料（％）
15岁以上总人口县人口城镇人口 城市人口
总计男性
女性 小计 男性 女性小计
男性 女性 小计 男性 女性
76.883.2
70.3 82.6 87.3 77.871.1
79.6 62.5 65.8 74.0 57.6
资料来源：基于第五次人口普查中总人口、就业人口、失业人口资料作者计算而成。
两性之间劳动参与率的差别依然保持在较高的水平。除县人口两性差别略低于10个百分点外，其他都高于10个百分点。城镇人口两性劳动参与率的差别最大，相差17多个百分点，但城市人口两性劳动参与率的差距也接近17个百分点。
从1990到2000年，我国15岁以上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了3.1个百分点，从79.9％降为76.8％，其中男性下降了2.5个百分点，女性下降了3.4个百分点。10年间这样的变化幅度还是比较显著的。在世界上许多国家，总体的劳动参与率变化幅度不是很大。例如，英国的劳动参与率在1960年为62.4％，20年后仍然保持在62％，到2000年只略微增加到63.1％。美国的劳动参与率资料在20年间只增加了4个百分点，就被美劳工统计局的经济学家Sorrentino认为发生了显著变化（Sorrentino,1983）。
然而，如果更仔细地分析劳动参与率的变化，得到的结论更是惊人。在这十年间县乡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略有增加，城镇人口的劳动参与率稍有下降，而城市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却从74.8％降为65.8％，下降了9个百分点， 其中男性劳动参与率从81％降为74％，下降了7个百分点；女性劳动参与率从68.2％降为57.6％，下降了10.6个百分点（参见表3）。
表3 中国劳动参与率的变化：1990年到2000年
15岁以上总人口 县人口 城镇人口 城市人口
总计男性女性小计男性女性 小计 男性 女性小计男性女性
-3.1-2.5-3.40.6 0.2 1.6
-2.5 -2.1 -2.0-9.0-7.0-10.6
资料来源：用表1及表2的资料相减而成。
很显然，不同的年龄组在这十年间发生的变化各不相同。不到20岁的年轻人，其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幅度最大，从1990年的67.1％降为2000年的50.4％，下降了16.7个百分点，其中男性下降了14.7个百分点，女性下降了18.8个百分点。随着年龄的增加，下降幅度减少，从50岁开始，劳动参与率不仅在10年间没有下降，反而增加，并且，年龄越大，增加的幅度越高。在50至54岁这个年龄组中，劳动参与率仅增加了0.9个百分点，但在65岁以上这个年龄组，增加了5.8个百分点。男性人口除65岁以上年龄组外，在不同年龄组劳动参与率均小幅下降。女性20岁以上人口以50岁为分界线，50岁以上女性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大幅增加。在60至64岁这个年龄组中增加了11.7个百分点（参见表4）。
表4 不同年龄分城乡人口劳动参与率变化
15岁以上人口 城市人口
城镇人口 县乡人口
年龄组 全体女性
男性全体 女性男性全体
女性
男性全性女性 男性
15-19
-16.7
-18.8 -14.7
-18.2-17.8
-18.5
-6.5
-4.3
-8.6 -11.7
-14.2
-9.2
20-24
-4.9-8.2
-1.7-8.8 -9.3-8.4-0.4
-1.7
1.5 -1.4-2.4-0.3
25-29
-2.7-4.8
-0.6-5.8 -10.4
-0.8-3.4
-6.0
0.2 -0.7-1.0-0.4
30-34
-2.2-3.3
-0.8-6.9 -11.9
-1.9-3.4
-5.4
-0.5 0.31.2 -0.3
35-39
-2.1-2.9
-1.1-6.4 -10.4
-2.6-2.5
-3.2
-0.9 0.41.3 -0.3
40-44
-1.8-2.1
-1.3-6.8 -10.2
-3.5-2.0
-0.5
-1.4 1.12.5 -0.1
45-49
-1.6-1.2
-1.3-10.2-15.3
-4.8-1.2
2.7-1.7 2.65.5 0.2
50-54
0.9 5.1-2.4-9.6 -8.2-10.20.9
9.7-3.3 5.811.70.8
55-59
2.7 9.5-3.3-11.5-3.9-16.32.4
12.9
-2.0 9.417.51.6
60-64
4.3 11.7
-2.8-9.5 -2.7-14.86.1
9.74.6
12.9
21.53.7
65+ 5.8 9.21.0 -4.0 0.3 -9.2 4.2
5.22.5
10.9
13.66.8
总计-3.1-3.4
-2.5-9.0 -10.6
-7.0 -2.5 -2.0
-2.1 0.61.6 -0.2
然而，城市人口在几乎所有年龄组，不管是男性还是女性，劳动参与率均呈下降态势。城市女性人口在25至49这个黄金的劳动年龄内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均超过十个百分点。城市男性则在50岁以上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增加，大多超过或接近十个百分点。城镇不同年龄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变化情况与全国的情况类似。县乡人口从30岁开始，劳动参与率随年龄逐步增加，60岁以上人口增加幅度较大。但比较两性的资料可以看出，20岁以上男性县乡人口的劳动参与率总体来说变化幅度很小，变化幅度大的是女性人口。在60至65岁的县乡女性人口劳动参与率增加了21.5个百分点。
总结上述变化，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的劳动力市场在供给方面发生了以下一些变化：
1.总体的劳动参与率明显下降；
2.城市人口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非常巨大，男性与女性均是如此；
3.两性之间的劳动参与率差距越来越大，女性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幅度高于男性；
4.年轻人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最大，其次为黄金劳动年龄段人口，老年人口的劳动参与率反而上升；
5.几乎所有的人口，其劳动参与率的年龄线均呈顶部较宽的倒U形状，但城镇女性人口的开始呈现M型。
针对上述劳动参与率的巨大变化，人们不禁要问：中国的劳动参与率为什么会出现这种变化？这一下降趋势是否会继续延续下去？中国的劳动政策对此需要作出哪些调整？
三、劳动参与率发生变化的原因
人们习惯在劳动经济学有关劳动供给的理论分析中寻找答案。但经济学的分析总是有一些没有明确说出来的前提条件。例如就业制度没有发生质的变化。在西方的理论界，这个前提不需要明确出来，它肯定存在。然而，对中国这个转型国家来说，制度的变化恰恰是中国经济最大的变化。如果不从制度变化着手分析，恐怕很难解释劳动参与率发生如此巨大的原因。
在计划经济体制下存在几个方面的原因迫使几乎所有的劳动者参与到经济建设中。
首先的一个原因是，它所实行的分配制度是“按劳分配”。这一分配制度的内容是：“按劳分配，不劳动者不得食，多劳多得，少劳少得。”请注意“不劳动者不得食”这句话，这意味着要获得食物，或者说要获得赖以生存的生活资料，人们必须参加劳动。
其次，传统的劳动体制运行的结果是“低工资，多就业”。工资长期保持在很低的水平上，试图以此解决严峻的就业问题。关于这一点，现在还可以从网上的一些幽默话语中找到它的踪迹。
例如在“母牛”中对中国公司的形容是：“你有两头母牛，但是有300人在挤奶！”想象一下，一个男人每月工资30多元，还有2个以上的孩子（独生子女的计划生育政策实行的并不早），或许还有老人，虽然物价水平很低，他怎么有能力让妻子呆在家里不出去工作？
最后还要提到其他一些导致劳动参与率居高不下的原因。例如中国的性别政策，强调“男女平等”，妇女是“半边天”。它鼓励女性走出家门参与到经济建设中。另外，对劳动者来说，由于没有用工的自主权，也就没有寻找工作的问题，没有什么成本，当然要求工作的人很多。
事实上，与市场经济国家相比，实行计划经济的国家，其劳动参与率水平都很高。以前苏联为例，在1979年，25～49岁年龄组中，劳动参与率均超过94％，女性在此年龄段劳动参与率也超过92％。
正是由于计划经济体制运行导致了极高的劳动参与水平，劳动参与率才存在一个巨大的下降空间，才可能出现城市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巨幅下降。
当中国的经济体制逐渐从计划经济转向市场经济，劳动供给成为个人的决策，一些市场因素开始发挥作用，导致劳动参与率的下降。
根据个人劳动供给理论，非工资性收入的提高将带来一种纯粹的收入效应，促使劳动者减少工作时间；工资率的增加则存在两种效应：收入效应与替代效应，它一方面促使劳动者减少工作时间（收入效应）；另一方面诱使劳动者增加工作时间，但大部分经济学家根据具体的资料分析的结果是，工资上升所带来的收入效应大于替代效应，劳动供给减少。
根据家庭生产理论，家庭成员之间的劳动供给决策相互影响。例如，已婚妇女的劳动供给决策受其丈夫工作收入的影响。一些消费习惯的变化也会对劳动供给带来影响。例如洗衣机在家庭的普及将减少家务劳动量，使人们可以有时间参加社会工作。
那么，中国的现实又是怎样的情况呢？
中国经济体制改革也进行了分配机制的改革。党的十六大报告指出：“确立劳动、资本、技术和管理等生产要素按贡献参与分配的原则，完善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的分配制度。”1990年至1999年，我国城镇居民年人均财产性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为26.42％，比同期城镇居民人均全部年收入的年平均增长率16.23％高10.19个百分点，说明资本等要素参与分配的力度加大。 现实中多种分配方式并存，使中国社会开始产生一些不依靠劳动而生存的阶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居民人均收入在不断提高。从中国统计年鉴提供的数据可以得出，从1991年至2001年，职工工资年均增长了15.9％；中国城镇居民家庭人均可支配收入年均增长率为15.3％。在1990年我国人均可支配收入（生活费收入）为1387.8元，到2000年增加到6280元。工资及收入的增加可能产生收入效应，促使部分劳动者减少劳动时间。收入的增加也使得某些家庭有能力让某个家庭成员退出劳动力市场。在这种时候，中国传统的性别分工重新发挥作用，退出市场的更多的为女性，所以女性的劳动参与率下降幅度普遍比男性高。
当就业决策在市场体制下回到劳动者手中以后，他们在享受劳动自主权的同时，也要承担寻找工作的成本。这就可能产生在劳动经济学中著名的“灰心丧气效应”，即在失业率较高的情况下，部分人因为寻找工作太困难而放弃找工作的努力，退出劳动力市场，成为“非劳动力人口”。客观地说，这些人并不是不想找工作。经济学家蔡昉多年来一直在关注失业率对劳动参与率的影响。他在文章中曾经以16岁及以上人口作为计算基础，分31个省、直辖市和自治区观察，得出的结论是：城镇失业率与劳动参与率两个指标的地区分布呈现出强烈的反差，越是在失业严重的地区，劳动参与率越低。
四、劳动参与率的发展趋势
本文选择了东亚三个国家或地区：中国香港、日本与韩国。把人口调查中的城市人口与城镇人口加总进行分析，这些国家或地区的劳动供给存在某些共同的特征：
1.20岁以下的年轻人劳动参与率较低。这个年龄段的人其劳动参与率主要受教育的影响。低劳动参与率说明东亚国家对教育重视；
2.男性的劳动参与率保持在较高的水平。在25～49岁这个黄金的劳动年龄内，中国香港和日本男性的劳动参与率在95.5％以上，韩国虽然总体水平低一些，但也在90％左右；
3.女性劳动参与率与男性相比存在明显差别。例如在中国香港，在35～39这个年龄组，男性的劳动参与率高97.7％，但女性只有62.8％。在韩国，25至39岁的女性，其劳动参与率均低于60％。
表5 中国劳动参与率的可能变化
与中国香港的比较 与日本的比较与韩国的比较
参与率男性女性参与率
男性女性参与率男性 女性
15-19-17.9 -14.9
-20.9
-17.4-14.6
-20.2
-22.9-21.4
-24.3
20-24-4.6 -5.6-3.6-7.1 -8.8-5.6-22.7-29.9
-17.5
25-292.9
0
6.4 -5.1 -0.8-10.3
-18.1-12.8
-24.3
30-34-3.8 1
-5.4-10.91
-23.3
-16.5-1.3-31.8
35-39-10.4 1.3 -18.3
-9.2 1.4 -19.7
-11.2-0.7-22
40-44-11
1.6 -21.4
-3.3 2.2 -8.7-8
-1.1-14.6
45-49-3.7 2.3 -8.46.2 4.1 8.5 0.1 -0.61.3
50-548.6
9.4 7.3 21.4 14.729 12
7.2 16
55-5913.7 16.28.3 33.9 32.935.721.8 16.527.8
60-646.9
14.6-2.134
42.826.332.5 33.432.3
65+ -3.5 -2.9-3.913.3 20.7
8.8 19.8 26.316.9
15+ -6.9 -2.7-10.2
-14.3 0.5-10 -6.9 -1.9-11
说明：用中国的数据与各国或地区相应的数据相减得到表中的数据。
4.日本和韩国女性劳动参与率年龄线M形态明显。40岁后女性劳动参与率出现回升。香港地区虽然没有这样明显的M型年龄线，但其女性劳动参与率早在25～29这个年龄组就达到了最高峰，以后逐渐下降，这说明生育对东亚女性劳动供给的行为均存在明显的作用。
如果大胆假设中国人在适应市场体制以后，其劳动供给的行为越来越市场化，则劳动参与率水平可能逐渐靠近以上这些东亚国家或地区的水平。用上述国家2000年的数据与中国同年的人口普查城市与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进行比较，就可能得出中国劳动参与率的变化“趋势”。
由于这三个东亚国家和地区数据不同，用中国的数据与各国或地区相应的数据相减得到数据并不一样，但变化趋势是相同的：
1.中国劳动参与率将持续下降。无论是参考哪一国或地区的数据，中国劳动参与率都还将下降6个百分点以上；
2.市场化将强化人们对教育的重视，年轻人的劳动参与率将进一步大幅下降。作为一个东亚国家，虽然从1990年到2000年，中国20岁以下的年轻人劳动参与率已经大幅下降，但它还将大幅下降下去；
3.男性劳动参与率与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差别不大，将继续保持在较高的水平上不变；
4.中年女性的劳动参与率可能还要大幅下降。中国虽然实行了计划生育政策，但传统的性别分工会发挥作用，我们不期望中国女人的劳动参与率像韩国女性那样低，但即使与香港看齐也存在较大的下降空间；
5.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劳动参与率将上升。
总之，下降还将是中国劳动参与率变化的主旋律。
五、中国应对劳动参与率下降的政策
我们在上一节比较分析了中国的城市与城镇人口劳动参与率的可能变化，考虑到中国正在工业化，农业人口会逐渐减少，城市与城镇人口将逐渐增加，这样中国的劳动参与率肯定要继续下降。
除此之外，还有两个因素的存在也会加剧劳动参与率下降的趋势。其中一个因素是中国社会的老龄化。中国65岁以上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在不断上升，在第二次人口普查的1964年，这个资料为3.56％，1982年为4.91％，1990年为5.57％，2000年已经上升到6.96％。中国的独生子女政策使老龄化成为必然。劳动参与率资料的计算中并没有年龄上限，老龄化必然拖低整个数据。另外，包括退休与失业等组成的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在为社会提供“安全网”的同时，对就业却可能产生不良的影响，产生纯粹的“收入效应”，打击人们寻找工作的积极性，使劳动参与率进一步下降。
劳动参与率的下降可以缓解失业现象给社会带来的压力，正因为如此，在失业或下岗问题极其严重的情况下，有人建议，采取相关政策措施降低劳动参与率。例如，针对年轻人增加教育与培训，推迟他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时间；对劳动年龄内的女性鼓励她们回家，把有限的工作岗位留给男人；对老年人要严格执行离退休制度等等。这样的政策能否达到预期的效果值得怀疑。因为，就业已经成为个人和家庭的选择，是个人和家庭综合考虑工资、收入、工时、工作条件等方面因素的结果，这种政策也许可以让一些人退出正规的工作，但他们还可能进入非正规的部门进行工作，或者接受非正规的工作。不一定能够降低劳动力供给。更何况一个社会怎么能够以牺牲平等就业为代价解决失业问题。这样的政策只能是临时性，不能成为长期性政策。
相反，我们要建议政府采取切实有力的措施，缓解劳动参与率下降对经济发展的不利影响。例如，松动计划生育政策，推迟老龄化到来的时间；修改严格的退休政策，放宽退休年龄，提高女性退休年龄；在为社会提供最基本保障的同时保持较低的社会保障水平，尽量减少社会保障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强化生育保险；继续保持劳动力市场的灵活性，在工时、工资等方面尽量减少政府强制性的规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