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阐释与创新——1.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2.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3.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4.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理论资源分析，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哲学论文,政治论文,马克思主义论文,马克思论文,范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政治哲学的兴起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构
陈晏清
陈晏清，南开大学社会哲学研究所
近几十年来政治哲学在世界范围内的复兴，尤其是近年来政治哲学在中国的兴起，是值得我们予以特别关注的、重大的哲学事件。在政治哲学兴起的思想潮流中，马克思主义哲学自然也不能置身事外，而是必须积极地予以应对，积极地回应现实生活与理论研究两个方面所提出的挑战，具体地说来，就是必须构建起一种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理论。这是时代赋予马克思主义哲学的重大使命。本文试图根据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观念，对政治哲学的兴起进行一种阐释，并在此基础上考察建构一种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自上个世纪70年代罗尔斯的《正义论》发表以来，政治哲学在西方世界已成为炙手可热的显学。在中国学界，近十多年来，政治哲学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成为一种中心话语。对政治哲学的兴起这一问题，人们可以从不同方面进行解释，例如从精神生活内部不同方面关系的变化去解释，但从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来看，最为根本之点还是应从社会存在的变化去理解这一精神现象的变化。
任何哲学研究都是密切地相关于研究者所处的社会生活状况的。哲学并不是一种与人们的实际生活无关的奇思异想，而是对于人们自身生活的反思，是与人们的生活相互映照的，政治哲学更是如此。可以说，作为一种理论体系的政治哲学，并非对于任何社会都是必需的，严格意义上的政治哲学在很多社会与历史时代并不存在。从马克思实践哲学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上看，任何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的理论，都是根源于现实生活中的问题，是现实生活中的问题引发了人们的理论思考。人类由于其有限性，其现实存在总是不完满的，总是“有问题”的。人们生活中的问题有两类，一类是在好奇心驱使下所遇到的问题，这类问题一般说来是没有止境的，另一类问题则是现实生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这类问题则是具体的、有限的。前一类问题可能只是一种思想中的“疑问”，是一种" question" ；后一类问题才是真正事关人们生活能否正常地进行的现实的“问题”，是一种必须解决的" problem" 。政治哲学是对于社会生活的反思，因而它的“问题”便只可能是现实政治生活中必须解决的问题。
就政治哲学而言，何种历史条件下政治生活的问题能够成为政治哲学中的问题，这涉及决定着人类社会形态的实践方式的变迁问题。就文明时代而言，可以粗略地将社会形态划分为自然经济或非市场经济社会与市场经济社会两大类，在这两种社会形态中，人们的实践方式是根本不同的。实践方式亦即“做”什么的方式。“做”有两个方面，一是“做事”，涉及人与物的关系；一是“做人”，涉及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做事的产物为物品，而做人的产物则为社会关系或社会组织。自进入文明时代以来，在最基本的层面上，人类有两种可能的“做”或实践的方式，一是非构造性之做，另一则是构造性之做。非构造性的“做事”的典型是农业生产，“做人”的典型则是基于自然血缘关系或拟血缘关系的共同体交往，合起来就是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在这种方式中，如在农耕和畜牧生产中，人的活动一般并不改变对象本身，而是顺应对象的存在规律，从外部予以照料、改善。在这类生产中，人的活动虽然也有贡献于最终的产品，但不是决定性的，而是辅助性的；且往往虽然“生产”出了某种产品，但却对其中的机理一无所知。是所谓只知其然，而不知其所以然。在这种做人方式中，人的受动性就更为显著了。一个人所生活于其中的全部社会关系，对于个人而言，通常都是既不可选择，又不可能改变的。一切似乎都具有一种现成性、永恒性，甚至神圣性，从而也就具有一种不可移易性。无论在中国还是在西方，一切既成的社会关系、社会组织，如宗族、村社、教会，都被视为天意或上帝的作品，只能当作“纲”、“常”和神意去崇拜，若欲更改，便为大逆不道。在这种情况下，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人而言便只能显现为一种现成的存在，即一种超乎人力的、不可改变的“实体”。构造性的“做事”之典型是工业生产，“做人”之典型则是基于自觉的利益关系的联合体交往，合起来也就是以工商或市场经济为基础的实践方式。在这种做事方式中，人的活动不仅触及了对象自身，而且一般地按照人的目的重新构造了对象。在工业生产中，人的活动不再是辅助性的，而是根本性的、主导性的。在农业和畜牧业中，即便没有人的参与，植物和动物照样能够生长、生产，尽管效果会有所不同；而在工业中，若没有人的设计、控制和参与，便不可能有生产。自然界在没有人参与的情况下，已经创造出了种种植物与动物，而人不过对其进行了改进而已；但自然却没有创造出飞机、汽车、火车、宇宙飞船和电脑。相应于工业生产的能动性、人为性，人们的社会关系也成为人为的或人造的。市场经济破坏了传统社会中视为神圣的一切社会关系和社会组织，而代之以出于利益关系和基于契约关系的市民社会。而建基于市民社会基础之上的民主政治，亦不过是市场经济在政治领域的翻版而已。与自然经济社会中基本社会组织基于血缘、地缘等自然性的资源不同，市场社会中的基本社会组织如公司、工会、政府等，都具有明显的人造性和可改变性。在这种情况下，人所生活于其中的世界对人而言便不可避免地显现为一种人为的、构成性之存在，即作为活动主体之产物的存在。
照此观点，政治国家作为一个存在物，在非市场经济条件下对于个人而言基本上是一个现成的东西，而不是一个人为的事物，因而关于政治国家如何构成、如何运行等等，也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在这种历史条件下，绝大多数社会成员对于政治事物而言，只是一种消极性的存在，而只有极少数占统治地位的社会成员能够对政治事物产生相当有限的积极的影响。但既然这些人只是极少数的，而绝大多数社会成员的行为不能对政治生活产生积极的影响，那么政治问题也就只是极少数人的问题，而对绝大多数人并不是问题。于是，在非市场经济社会中，便至多只会限于统治阶级内部极少数人的秘传的“君人南面”术之类的东西，而不可能有作为公共知识的政治哲学。而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由于个人权利的发展和政治生活明显的人为构成性，政治国家对于个人而言不再是一个现成的东西，而是可以影响其存在状态的东西，因而关于政治国家如何构成、如何运行等等，也就成为了问题。成了问题就需要人们去研究，包括政治哲学在内的政治理论也就自然地应运而兴了。从历史上看，政治哲学最先发端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可以说开了政治哲学之先河。而造成政治哲学在古代一枝独秀这一现象的，不是别的，正是希腊(特别是雅典)社会的工商业性质，以及由此而决定的古典民主制度。既然希腊城邦是由希腊公民构造而成的，特别是殖民地城邦更是通过极为明显的人为立法构造而成的，那么，城邦国家如何构成，以及各种构成方式的优劣等也就成了需要人们去研究的理论问题。但脆弱的古代工商业很快就消失了，政治哲学也随之衰落了。直到近代，政治哲学才又一次在更大的规模上发展了起来。而造成这一发展的，不是别的，亦正是市场经济在世界范围内的蓬勃兴起。至于中国的情况，似乎更能说明问题。政治哲学伴随着市场经济兴起而随后的兴起，颇为直观地显示出了政治哲学与市场经济的对应性。
尽管政治哲学为市场经济社会之对应物，但市场经济也有不同的存在形态，因而与之相对应的政治哲学也就必定有所不同。这其中的原因自然在于不同存在形态的市场经济社会有着不同的问题，从而要求有不同的理论去解决。从历史上来看，政治哲学在近代西方发生之初，主要是各种各样的国家或政府的构成理论，其中最有影响的便是从霍布斯、洛克到卢梭的社会契约论。其所以这样，便是因为处在新的社会形态降临前夕的人们的问题正是政治国家是如何构成的，如何才能建立一个合理的政府，等等。随着西方社会转型的完成，政治国家如何构成，其合理性何在等事关政治生活之根本的问题似乎已不成其为问题，而是转变为了政治的正常运行之类常规性问题，这时候的政治理论自然也就转向了对于常态政治的运行机制的经验性分析。但这种经验性分析已不再是政治哲学，而成了一种经验性研究的政治科学。
从政治哲学转变为政治科学，这意味着政治哲学的衰落。政治哲学现在被视为屠龙之术而受到嘲弄，如果还有所保留的话，那也只能是对政治理论概念作语言分析的哲学技术了。但是，社会生活总是会发生变化的。20世纪30年代经济危机和二战以后发展起来的福利国家，便是对19世纪自由资本主义国家政治生态的重大改变。而正是福利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生活的整体性变化，已不再为经验性的政治科学研究所能解释，才激发了政治哲学在上个世纪70年代的复兴。而其后经济全球化对于福利国家体制的冲击，则更进一步对政治哲学研究提出了许多重大的理论问题。忽略了社会经济政治生活的这些变化，只看到精神生活自身的某些变化，对于政治哲学的兴起、衰落与复兴的解释便不可能抓住问题的实质。
当代中国政治哲学的兴起虽然与西方世界政治哲学的复兴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但又有相当不同的背景，因而不可混为一谈。在中国，如前述，政治哲学的兴起首先是为市场经济的发展所决定的。正是市场经济的发展从根本上改变了国人的实践方式或“做事”、“做人”的方式，同时也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社会生活的经济、政治、文化各个方面，给哲学理论提出了必须予以解答的问题，才使得政治哲学应运而兴。其次，中国的市场经济同时又是在西方福利国家已充分发展和经济全球化加速的背景下发展的，因而它所面临的问题便不仅仅是市场经济在近代刚刚兴起时所面临的问题，而是要复杂得多。而这也就给中国的政治哲学提出了更为复杂和困难的理论任务。这是人们在从事政治哲学研究的时候必须充分注意到的。
上面我们所做的分析表明，政治哲学在西方世界和中国的发展，就其与社会生活变化的关联性而言，具有一种必然性，亦为社会生活所必需。在这样一种历史背景下，不言而喻，发展一种适应于现实生活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任务也便提上了议事日程。马克思主义产生于资本主义市场经济已确立之时，按前面的分析，它不可避免地会有一种政治哲学。这对于西方学界的大多数学者来说，也根本就不成其为一个问题。对他们来说，马克思主义当然有一种政治哲学，甚至马克思主义主要的就是一种政治哲学。但是，由于种种理论上和实际上的原因，在很长时间中，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却淡出了哲学的视野。因而，在中国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政治哲学的一种复兴。
但说马克思主义有一种政治哲学，并不意味着既有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有着与人们通常得自于自由主义政治哲学概念的相同或相似的那种理论内容。任何一种政治哲学所追求的，都是在其理论内达成价值性与事实性的某种统一，或所谓可欲之事与可行之事的统一。在这一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一种唯物主义历史观，更是十分突出的强调了历史事实性对于价值性的限制，强调了任何价值、任何规范的历史合理性，而非超历史的、永恒的抽象合理性。这也就是将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理解为一个在历史中变化的过程。在不同历史时代，事实性对于价值性的限制范围和方式会有所不同，从而所可能达成的统一也便有所不同。也就是说，在不同的历史时代，由于变化了的事实性的作用，会提出不同的价值目标。那种超历史的永恒的价值之类观念，在马克思看来只不过是一种宗教的或唯心主义的哲学幻想而已。至于如何把握住一个历史时代所规定的价值目标，不同的政治哲学基于其理论立场的不同，可能会有不同的理论进路。因此，在同一历史时代，不同的政治哲学对于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方式，便会有着相当不同的理解。但就一个历史时代而言，既然其事实性是客观的，那么，一种政治哲学是否真正地体现了时代的精神，就在于它是否真正深刻地把握住这种为历史的事实性所规定的具有客观可能性意义的价值目标。
在19世纪资本主义在工业革命之后完全的确立自身存在之时，马克思主义哲学认识到资本主义这一历史事实性在促进生产力高度发展的基础上，开放了一种人类解放的可能性，而这一可能性在以往历史上是不存在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正是对于这一客观的可能性的把握。它首先是批判性的，是对于资本主义剥削制度的无情批判，同时它也是建设性的，是对于新的能够提供人的自由发展的社会制度的建设性构想。显然，马克思主义的这种政治哲学是与自由主义、保守主义等流派的政治哲学完全不同的。这些派别的政治哲学理论所指向的虽然也是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但那事实性在马克思看来并非真正的事实性，而只是一种局限于资产阶级狭隘眼界的现成的事实性。马克思所理解的事实性则是一种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事实性，是一种有着现实依据的理想的事实性。如果说其他各种政治哲学所达成的理论统一，是一种屈从于现成事实性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那么，马克思主义所达成的理论统一，则是基于理想事实性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这样一种政治哲学可称之为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但在20世纪末期，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实现的理想事实性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理论统一，却受到了严重的挑战。一方面，马克思所设想的作为人的自由发展之基础的生产力的无限发展，受到了资源有限性这一事实性的挑战；另方面，作为自由时间增长之前提的必要劳动时间的缩短，受到了消费社会来临这一事实性的挑战。我们适应历史事实性的变化提出的建设“和谐社会”的构想，与马克思所设想的能够实现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理想的统一的共产主义社会相比，也显然是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现实的统一，是一种现实的选择。马克思主义是坚持历史主义的，是将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受历史发展制约视为其基本原则的。因此，面对事实性的这些变化，既不能轻率地宣称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过时，也不能不顾历史事实的变化，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正确的做法显然应该是适应历史事实的变化，根据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原则，发展一种基于现实的价值性与事实性之统一的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无疑，这样一种政治哲学目前尚不存在，要将其构建成功亦绝非轻而易举之事，但我们以为，在深入把握历史事实性变化的基础上，将其建立起来，也绝非不可能之事。而这一任务，当可视为时代赋予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者的一项不可推卸的历史使命。
发展一种现实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并不意味着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已经过时，失去了其存在的价值。即便不考虑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设性意义，仅就其对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或一般而言的市场经济社会之弊端的批判来说，它也有着一种无可替代的作用。因而在现今时代，承续这一批判传统，发展理想性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批判之维，仍是一项意义重大的理论任务。
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
郁建兴
郁建兴，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
自1971年罗尔斯发表《正义论》引发政治哲学复兴以来，西方左翼学者对建构或重建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尝试值得研究。我国哲学界、政治学界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关注还只是最近的事情。用回忆马克思政治哲学的独特性质作为这一事业的开端是适当的。因而，本文试图回答以下三个相互联系着的问题：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存在一种政治哲学？如果有，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政治哲学？在今天建构或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事业中，如何对待马克思的思想遗产？
一、马克思哲学是政治哲学
马克思哲学究竟是什么？这在学术界尚是一个争论不休的问题。事实上，这一问题的提出，表明人们已不满足于既有的解释传统，开始带着当代人的生活旨趣去认识马克思，尤其是把马克思哲学中那些在当代仍然具有重大意义的思想资源凸现出来。同时，展开马克思哲学的当代意蕴，也必须以把握马克思思想发展的脉络，找到马克思思想与当代人生活的真实契合点为前提，如此才能避免把马克思哲学与当代生活进行简单“比附”或“附加”的危险。出于这样的认识，求解马克思哲学的性质问题就必须是一个以当代的视界融合“回到马克思”的过程，或者说一个通过“回到马克思”来找到其与当代生活接榫之处的过程。
提出“马克思哲学是政治哲学”的论断，正是运用上述方法的结果。一方面，这一论断由当代人的生活旨趣所唤起。另一方面，它是基于马克思思想发展的真实脉络，特别是重新认识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的关系而作出的。
众所周知，马克思哲学与黑格尔哲学之间存在着极为重要的关系，马克思对黑格尔政治哲学的批判，是马克思政治思想乃至全部思想发展的转折点。在其中，黑格尔政治哲学也不只是具有负面的意义，而更是具有重要的正面意义。马克思的思想转折，离开了黑格尔政治哲学的特定传统，是难以理解的。在对黑格尔政治哲学实行的批判中，恰恰显示了马克思的学说与黑格尔哲学的难解之缘。“在某种程度上，马克思试图实现黑格尔法哲学中的基本设想。这只有通过与黑格尔体系的彻底决裂才能做到”。“但是甚至这一与黑格尔主义传统的彻底决裂，也只有在黑格尔主义传统自身的语境中才能得到理解”。①
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高度评价了黑格尔法哲学。他说：“德国的法哲学和国家哲学是唯一与正式的当代现实保持在同等水平上的德国历史。”而“德国的国家哲学和法哲学在黑格尔的著作中得到了最系统、最丰富和最终的表述。”② 可见，对于曾经引起近视的政府的感激和同样近视的自由派的愤怒，或者引起了二者共同愤怒的黑格尔法哲学，马克思立即理解了它，马克思对它的克服是“批判地克服”，是政治哲学在黑格尔已经达到的高度上的变革式的发展。
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而实现的思想转折在于，他不仅得出了“不是国家和法决定市民社会，而是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而且在对市民社会进行初步研究的基础上，看到了政治革命、政治解放的限度，从中提出了进行不停顿的革命、实现人类解放的目标，并找到了无产阶级作为克服市民社会中人的自我异化状态，即完成人类解放的担当者。历史唯物主义、共产主义学说的基本轮廓已然显现。马克思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写道：“旧唯物主义的立脚点是市民社会，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则是人类社会或社会的人类。”③ 市民社会与人类社会的区别即是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的区别。马克思以“人类社会”作为新唯物主义的立脚点，表明他明确以实现人类解放为他的历史唯物主义和共产主义学说的共同主题。而这正是他通过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所确立的。
进一步说，马克思通过黑格尔政治哲学批判而实现的思想转折还在于，这一批判促使马克思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的角度来分析市民社会。马克思在法哲学、政治哲学立场上所达到的高度、深度，在某种程度上也意味着法哲学、政治哲学立场的限度。我们知道，黑格尔在市民社会理论中所取得的成就，是与他从青年时期即已开始的经济学研究分不开的。为此，阿维内里指出：“黑格尔的市民社会概念以及他的全部政治哲学是以结合近代政治经济学的主要原则于他的哲学体系之中为前提的。”④ 卢卡奇也说：黑格尔是“惟一的德国思想家，曾认真研究了英国工业革命问题；他是惟一的德国思想家，曾把英国古典经济学的问题与哲学问题、辩证法问题联系起来。”⑤ 现在，马克思已经得出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结论，但是，他既有的经济学知识不足以对市民社会进行经济学的分析。他虽然已经提出官僚机构的实质是它的私有财产，但这不过是说官僚机构掌握了国家，使国家成了维护私有财产的机构。对于现代国家的私有财产基础，马克思尚未有明确的认识。他虽然已经提出无产阶级是完成人类解放的担当者，但正如阿维内里所指出，这里的无产阶级几乎就是在黑格尔“普遍等级”的意义上使用的，而且，黑格尔对等级的经济的、政治的规定，在马克思那里，其政治的意义被完全否定了。因此，要使人的解放具体化，无论如何必须对无产阶级的经济规定作出分析，对市民社会的经济意义作出分析。关于市民社会的科学，就是政治经济学。这使马克思意识到，“对市民社会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⑥。于是，马克思在巴黎时期第一次开始研究政治经济学，直至逝世，从政治经济学角度分析市民社会即资产阶级社会，一直是马克思的中心工作。但是，值得注意的是，马克思专心致志于政治经济学研究，“不外乎是因为，他认为必须通过市民社会的人自身的实践来完成市民社会的人的自我异化的克服，恢复类存在，完成人的解放，而这一市民社会的人又受经济运动全面支配，所以，要到市民社会人的实践中寻求人的解放，无论如何必须从政治经济上对市民社会进行研究。这一认识是通过对市民社会进行法哲学的分析才明确的，因而法哲学的分析决不是无益的。相反，它是政治经济学分析的前提和基础。”政治哲学(法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构成马克思工作的“立体的结构”⑦。把握这一点，无论是对于理解马克思的思想发展，还是对于把握马克思思想的实质和精神，都是极为重要的。从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的立体结构中论证人类解放的目标，探讨实现人类解放的手段与途径，是马克思政治思想也是他的全部思想的主题。
二、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性
在指出马克思哲学即是一种政治哲学后，我们来回答下一个问题：这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政治哲学？
罗尔斯在基于战后西方福利国家体制而提出的正义论中，注意到了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理想。他把马克思的共产主义社会解释为一个“超越正义的社会”，“它排除了必须诉诸正当和正义原则的理由”⑧。
如果我们在最一般的意义上，把政治哲学看作对“国家是如何运作的”、“什么样的道德原则应该支配国家对待其公民的方式”、“国家应该寻求创造什么样的社会秩序”等问题的探讨⑨，那么罗尔斯的上述理解是可以成立的。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题确实不是在现存政治秩序内寻求社会正义。马克思通过对黑格尔国家理想主义的批判，得出的结论是国家必须被消灭。人类解放，作为对政治解放的超越，必须以推翻现存社会为前提。马克思把这一理想社会称之为“自由人的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由于阶级和阶级对立的消除，因此，“公共权力就失去政治性质”⑩。也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戴维赫尔德把马克思的民主模式称之为“政治终结”社会中的民主。而罗莎·卢森堡在论述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后的政治形式时认为需要创制出“社会主义民主”的概念。
尽管如此，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性特点，仍然不能被理解为马克思对自由、民主、平等只存在一种批判性、否定性的关系，更不能把马克思的政治立场指陈为反民主的。必须指出，在马克思的时代，资产阶级所实现的民主是非常有限的。资产阶级没有实现在革命年代许下的自由、民主、平等的诺言，伴随着资产阶级取得政治统治，这些诺言纷纷破产。在这样一幅幅几近讽刺性的画面上才产生了近代意义上的社会主义运动。马克思对自由主义民主的批判，正是以自由主义民主在那个时代的狭隘与限度为背景的：民主作为国家制度，淋漓尽致地体现着它的阶级性质。无论是对工人起义的镇压还是限制、取消普选权，资产阶级共和国都是在“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11)。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马克思一再批评那种视民主共和国为“千年王国”的民主派是“庸俗的”(12)。
同样地，马克思于无产阶级作为最大多数人获得政治统治的意义上阐发无产阶级专政概念的内涵，实际上提出了一个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的新民主概念，即无产阶级民主概念，因而在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之间就绝不是一种对立的关系(13)。马克思对于自由主义民主的看法是多层次的，他强调了自由主义民主在不同国家、不同历史时期的不同作用；他也没有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定义民主，对于民主的一般意义，他不但没有予以拒斥，而且强调了它们之于无产阶级民主建设的重要性。
由此可见，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性，并非是对现存国家政治秩序的简单否弃。他关于自由主义民主、无产阶级专政的论述，关于人类解放理想的论证，以及对向这一理想社会过渡的条件和经济、政治形式等等所作出的阐述，都是其政治哲学具有深厚内在性的表现。当然，由于马克思政治哲学长期以来仅仅被指称为阶级斗争、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理论；也由于马克思把无产阶级专政国家仅仅看成一个过渡时期的国家，难免形成一种忽视政治形式、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倾向，而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关于从资本主义社会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过渡，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建制形式等问题，也确实需要重新研究。至于在比较落后的经济、政治、文化基础上建立的社会主义国家，如何创建出一种既有别于马克思当年所设想的、又明显高于原有政治形式的无产阶级民主(专政)，如何在现存政治秩序中实现社会正义，更是一些全新的课题。但即使这样，马克思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仍不应低估。当代西方国家无疑仍是资本主义国家，但是它们向共产主义社会的转变已初露端倪，以福利国家的出现为重要标志，资产阶级权利体系已呈现出走向消解的迹象(当然不会很快完成)。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接近，同样表现出民主制度的发展“越出自身”的某种迹象。而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在资产阶级社会结构里发展起来的“民主”，具有吸纳和超越的双重任务。如何完成这一双重任务，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无疑可以提供极为重要的资源。
三、走向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马克思哲学是政治哲学，但由于马克思坚持认为作为社会整体的政治、经济、社会和文化之间不可分割，国家等政治事物不便于进行独特论述，因而马克思尽管留下了大量关于政治的论述，这些论述却多半是不系统的和片断式的，而且往往是其他著作的一部分。像早期《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和《论犹太人问题》这样集中讨论市民社会与国家关系问题的政治著作，在马克思的后期并不多见。马克思政治著作的这一特点表明，马克思政治哲学不是现成的。
马克思政治哲学具有极其显著的超越性特点，尽管马克思把共产主义这一“超越正义的社会”看作历史的产物，对理想社会的实现条件与途径作出了深刻的论述，但基于对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政治解放与人类解放之间所作的区分，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难免产生一种忽视政治形式、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关问题的倾向，因而它是未完成的。
马克思政治哲学不是现成的这一特点表明，一种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可能性首先在于认真研读马克思主义政治著作，并且按照马克思主义的方式使之系统化、理论化。这里的“政治著作”，按照列宁关于马克思“逻辑学”的著名比喻，既包括“小写字母的”著作，也包括更大数量“大写字母的”著作。这里的“马克思主义”也必定是大大扩展了的，既包括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等无产阶级导师的著作，也要对卢森堡、葛兰西、托洛茨基和布哈林等人的著作，甚至对种种新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主义者的著作给予充分的重视。同时，马克思政治哲学尚未完成的特点也表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在当代的可能性，并不仅仅在于从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梳理和提拎出马克思主义关于政治的诸多论述；它还需要看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中尚未解决的问题以及由于时代变迁而需要补充发展的诸多空白，从而把结合时代发展变化，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当作自己的使命。
毫无疑问，建构和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是一项艰巨的事业，需要我们开展大量的工作。在这里，我愿意强调学术史自觉和方法论自觉的意义。
在本文的开头，我提到了政治哲学的当代复兴。按照《政治科学新手册》的分类，复兴了的政治哲学至少聚焦在以下六个领域：社会正义与福利权利理论、民主理论、女权主义政治理论、后现代主义、新社会运动与公民社会、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等(14)。就左翼思想界而言，早在20世纪60年代，马克思主义重新唤起了人们对国家理论的兴趣，并由此引发了战后国家理论的三次复兴。最近二十年来，伴随着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化与国家的关系凸现为全球化时代的核心理论问题。以2002年马克·鲁伯特(Mark Rupert)和哈泽尔·史密斯(Hazel Smith)编辑的论文集《历史唯物主义与全球化》与杰索普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未来》的出版为标志，国家理论实现了在新世纪的复兴。这些复兴了的国家理论，多声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或受到马克思主义的影响。研究政治哲学史特别是当代政治哲学史上的积极探索，可以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当代发展提供重要的思想资源。
就方法论的自觉而言，当代最负盛名的国家理论家杰索普指出，他的国家理论“受到了马克思的前学科(predisciplinary)政治经济学批判的启发，又以后学科的(postdisciplinary)方式利用了社会科学家广泛的学识和研究”(15)。在杰索普看来，尽管经典政治经济学的来源是前学科，当代政治经济学却正在变成后学科。在19世纪中期，政治经济学开始被分成不同的学科：经济学、政治学、法学、公共管理、社会学和人类学。我们现在目睹了这些已经建立起来的学科边界的崩溃，并且重新发现了作为社会结构的社会基本关系，而不是作为纯粹学科探究的客观参数之空间与时间。但是我们不可能返回到存在于19世纪中期专门化学科在欧洲和北美被制度化以前的前学科的时代。相反的是，我们要更好地发展和结合复数的、交叉的和后学科的分析，这种分析不仅应吸取不同的学科和研究传统，还要发展寻求超越学科界线的新的概念和方法(16)。这种方法论的自觉是杰索普国家理论的重要特色，也应该成为可供我们汲取的重要思维经验。
注释：
①S.Avineri,The Hegelian Origins of Marx's Political Thought.In Bob Jessop( ed.) ,Karl Marx' 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Critical Assessments,vol.Ⅰ,Routledge,1990,p.165.
②《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7、8页。
③《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7页。
④S.Avineri,The Dialectics of Civil Society in Hegel' s Thought,see R.Plant,Hegel and the Political Economy,in William Maker( ed.) ,Hegel on Economics and Freedom,Mercer University Press,1987,p.95.
⑤卢卡奇：《青年黑格尔》，商务印书馆，1963年，第23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2页。
⑦城塚登：《青年马克思的思想》，求实出版社，1988年，第66页。
⑧罗尔斯：《正义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272页。
⑨参见亚当·斯威夫特《政治哲学导论》(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第6页。
⑩《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4页。
(1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93页。
(1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15页。
(13)就其起源来说，专政并不与专制同义。恰恰相反，在早期的罗马共和国，专政与不合法的专制相对立。直到拿破仑·波拿巴(他的敌人常常谴责他是个独裁者)在法国崛起，专政这一术语才成为贬义词。(参见《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2年，第201页)德雷珀通过详尽的考证后认定，马克思使用的“专政”一词，仍然保留了它许多个世纪以来的含义，并不与“民主”相对立。( 参见M.Draper,Marx and the Dictatorship of the Proletariat,in Bob Jessop( ed.) ,Karl Marx' 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Critical Assesments,vol.Ⅲ,Routledge,1990,pp.289—315)
(14)罗伯特·古丁、汉斯—迪特尔·克林格曼主编《政治科学新手册》下册，三联书店，2006年，第六部分。
(15)Bob Jessop,The Future of the Capitalist State.Cambridge:Polity Press,2002,p.1.
(16)参看杰索普《论文化政治经济学中的前学科性和后学科性》，载《江苏行政学院学报》2005年第3期。
论微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
衣俊卿
衣俊卿，黑龙江大学文化哲学研究中心
20世纪70年代以来，以罗尔斯《正义论》的发表为标志，政治哲学研究在西方全面复兴，这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新自由主义、社群主义、话语政治理论、后现代政治理论、后马克思主义等都成为政治哲学复兴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在许多方面呈现出多样化的特征，同传统政治哲学相比，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研究的一个重要转变，在于从宏观政治哲学向微观政治哲学的范式转变。
一、传统宏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
一般说来，政治哲学是对人类社会的政治现象或政治事物的本质规定性和政治体制的合法性基础进行形而上的反思，对政治体制的建构和政治活动的开展进行价值判断，并提供理念基础的哲学反思活动。政治具有丰富的内涵，但它的主要功能是调节人与人之间的关系，通过不同形式的制度安排调控社会秩序，因此，政治的核心是权力和控制。所谓宏观政治是指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等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而所谓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活动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在现代性的视域中，宏观政治主要表现为理性化的权力运作和制度安排，而微观政治既包括不同形式的知识权力，也包含自发的文化权力。
按上述区分，可以断言，传统政治哲学，以及传统史学、社会学等，都以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为主导。它们主要以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威、权利、义务等基本政治概念为对象，而忽略社会生活其他层面的边缘化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控制机制，或者将这些微观权力视作被宏观权力决定的、微不足道的附属物。在当代政治哲学中，虽然关于宏观权力的思考依旧是研究的主题，但是，我们看到了一种强有力的发展趋势。首先，福柯、德勒兹等人的后现代微观政治学开始了对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自觉关注。福柯关于军队、监狱、医院、学校等边缘化领域中的规诫性的、规范化的、分散化的微观权力的分析，以及德勒兹等人关于欲望政治的分析和博德里亚关于边缘与差异政治的分析，都属于典型的微观政治哲学批判。其次，以拉克劳、墨菲为代表的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所强调的建立在各种政治因素连接基础上的领导权和多元的新社会运动，以及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策略显而易见属于围绕着领导权而展开的微观政治斗争。再次，20世纪法国年鉴学派的总体史学理论和长时段理论，以及意大利的微观史学派、德国和奥地利的日常生活史学派等，还有20世纪西方哲学界的生活世界理论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等等，都在方法论上自觉不自觉地揭示出微观政治的重要性。因此，凯尔纳和贝斯特在《后现代理论》中断言，1968年的“五月风暴”之后，许多左派的新社会运动开始“拥抱微观政治学，把它视为真正的政治斗争领域”。他们指出，“微观政治关注日常生活实践，主张在生活风格、话语、躯体、性、交往等方面进行革命，以此为新社会提供先决条件，并将个人从社会压迫和统治下解放出来”①。
在对宏观政治和微观政治、宏观政治哲学和微观政治哲学做了基本的区分之后，必须明确指出，这种区分只是相对的，实际上并不存在截然不同、彼此分离的微观政治和宏观政治，即使德勒兹和加塔利等力主微观政治学的后现代思想家，也强调政治既是宏观政治，也是微观政治。同时，我们提出微观政治哲学，并非要彻底否定或完全取代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主题，而是要明确指出传统宏观政治哲学由于忽略了微观政治权力结构而存在的重大局限性。集中到一点，可以说，宏观政治哲学致力于对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宏观的、普遍化的思考和理性建构，它由于否认或忽略了多元差异的、分散化的微观权力同宏观权力之间的多元互动机制而把理性权力和宏观政治建构为历史的普遍的、决定性的力量。这种意义上的宏观政治哲学成为现代性危机的集中的理论表征。
首先，宏观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宏观政治或宏观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理性文化的宏大叙事的内核。换言之，宏观权力和宏大叙事具有不可分割的、内在一致的本质关联。当代各种文化批判流派常常把对现代性的批判集中于“宏大叙事”(grand narratives)或“元叙事(meta-narratives)的批判。从深层次看，各种奠基于启蒙理性和契约精神的关于人的自由和人类解放的理性设计、以绝对理性的普遍运动为核心的关于绝对真理的阐发等宏大叙事，之所以能够成立并成为现代社会历史运动的强有力的理性设计，重要的原因在于，这些宏大叙事在深层次上建立在一种关于宏观权力的信念上。换言之，正是关于宏观政治和宏观权力之必然性、普遍化、决定论的力量的信念支撑了现代性的各种宏大叙事。正因为如此，德勒兹和加塔利在自己的微观政治学中一方面批判组织化和层级化的主体及主权的权力，把它描绘成“国家机器”；另一方面反对国家式思维方式(state-thought)，反对普遍化秩序、总体性、等级制的“哲学帝国主义”。他们明确指出，“我们不喜欢抽象。不喜欢一、整体、理智、主体”②。因为，“这种思想已经与它从国家机器借来的模式相一致，因此，其目标和道路，导体，渠道，机构等整个研究方法都是由国家机器界定的”③。抛开这些论述中的一些极端说法，可以发现，其中关于国家权力同普遍化哲学之间的关联的认识具有深刻的启迪。
其次，宏观政治哲学在现代性背景中已经成为纯粹意识哲学和思辨理论哲学范式的典型体现。文德尔班在他的《哲学史教程》中断言，从古希腊起，西方哲学史上一直存在着两种不同的哲学范式：一种是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一种是关注生命的价值和意义的实践哲学或文化哲学范式。前者的理论意义主要指向严密的理性逻辑、普遍的真理和知识体系，表现为形而上学和认识论；后者是由苏格拉底和智者派开辟的实践哲学范式，其理论意义主要指向人的天职和使命、正当生活的价值和意义，表现为伦理学或道德哲学、社会哲学、美学、宗教哲学等。④ 政治哲学显而易见属于实践哲学范式，它本应该反对理性思辨的过分普遍化特征，展示人类社会和生活世界的丰富内涵，但是，在传统宏观政治哲学那里，政治哲学不知不觉地变成了另外一种理论哲学，心甘情愿地受“自然科学化”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支配。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
二、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要点
通过上述关于宏观政治哲学范式内在局限性的分析可见，如果我们依旧停留在宏观政治哲学的视野内，如果我们依旧受那种追求普遍性知识的、思辨的理论哲学或意识哲学范式的统治，所谓回归生活世界只能是一种比较空泛的理论呼吁。在这种意义上，我们应当充分认识微观政治哲学范式的意义，充分认识微观政治现象或微观权力结构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重要作用，从而形成微观视域与宏观视域相结合的政治哲学形态。
在这里，首先应当对微观政治或微观权力在人类社会运行中的作用方式有一个基本的认识。应当说，在不同文明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微观权力的形态和作用都有很大的差异。在以自然经济为基础的传统社会中，微观权力主要表现为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各种控制机制，例如，氏族、家庭、家族、宗族、血缘网络、乡里制度、民间组织，以及与此相适应的家规家法、习俗习惯、礼俗乡约、道德纲常等自发的规范体系。这些控制机制既表现为政治权力，也表现为文化权力。随着人类社会的理性化进程的不断深化，在现代社会中，除了不同程度地保留着日常生活权力之外，又产生了其他各种类型的微观权力结构，其中最为重要的体现在两个基本方面：一是宏观的、中心化的理性权力机制向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所有层面的渗透所形成的微观控制机制；二是随着公共领域的扩大、非政府组织的增加、新社会运动的兴起而产生的各种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结构。显而易见，随着现代社会的开放程度的提升，随着政治权力多元化的进程，微观权力结构在人类社会中的地位越来越重要。我们可以简要描述微观权力的几种基本的作用机制。
其一，与宏观权力同构的微观权力。在很多历史情形中，宏观政治体制和国家政权的稳定同深层次的微观政治权力或文化权力的支撑密切相关。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国传统社会以家庭为本位、“家国同构”的宗法专制的政治制度。在这种情形中，整个社会从体制到具体运行都表现为围绕着家庭而形成的血缘关系、亲属关系、宗法体系等日常控制机制的扩大，由此形成一个超稳定的国家政权和行政管理体系。另一个典型例子是福柯、德勒兹等人所批判的现代理性社会的微观权力机制。在这种情形中，中心化的、理性的宏观政治权力机构凭借着渗透到学校、医院、军队等社会的每一层面、每一个角落的微观权力而编织成一个全方位的“宰制社会”。
其二，阻碍宏观权力机制更新的微观权力。转型期的中国社会，以及其他发展中国家在建立民主、法治、理性的政治体制过程中经常受到来自日常生活世界的经验式、人情化的微观权力机制的严重阻滞。这充分说明，任何一种政治体制或社会控制模式，例如民主体制、法治模式的建立，都不可能凭借一般的理论号召就得以确立，如果不考虑社会各个层面，包括日常生活中各种微观的、多元差异的权力结构的特点和价值取向，是无法真正扎根的。
其三，反抗宏观政治霸权的微观权力。后现代政治理论、话语政治理论、后马克思主义政治理论等从不同视角不约而同地强调公共领域、市民社会、文化领导权、新社会运动、非政府组织等微观政治现象，其根本原因在于，要保护自由、公正、平等、民主的社会秩序和自主的生活世界体系不受某种总体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的“殖民化”，其有效途径并非简单地用一种新的中心化的宏观权力来取代另一种宏观权力，而是激活社会各个层面和生活世界的各种微观权力的话语和力量，形成多元差异和互动的社会调控体系。
基于上述分析，我们可以简要概括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几个主要特征和理论要点。
首先，微观政治哲学通过拆除宏观政治和宏观权力的核心地位来解构各种普遍化的宏大叙事，把政治放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多元形态中加以考察和把握，形成多视角多维度的社会历史理论。在这种意义上，微观政治哲学也是一种特殊的社会历史理论，它一方面反对把宏观政治权力或宏观经济要素从社会历史的关联之中抽出来，放大为无条件的历史决定因素，而把其他因素边缘化为被决定的、次要的因素；另一方面，反对运用自然科学的普遍化方法，排除历史因素的多样性和历史选择的多元性，把历史描述为类似自然进程的因果必然规律和线性决定论的进程。微观政治哲学充分重视在长时段历史进程中，各种社会历史因素的各种可能的，包括偶然的连接，重视历史进程中各种选择、模仿，包括各种权力模式和机制的生成，以及权力的抵抗等因素的作用，从而把人类历史真正理解为不同于自然进程的人的生成的历史。
其次，微观政治哲学在政治现象和政治事物的视野中，充分重视各种边缘的、微观的、多形态的、多元差异的政治权力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政治理解模式。应当说，这一点是微观政治哲学最主要的贡献，它深刻地揭示了政治体制和权力机制的多元差异的特征，反对把政治的运作简单化为中心化的宏观权力的确立和更替。对于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把握必须坚持具体的和历史的原则，既要揭示特定文明时代和特定社会形态中微观权力机制的生成、进化、发育的状况，又要分析这些微观权力结构同宏观权力结构的相互关联和交互作用，还要根据人类社会发展的趋势对哲学微观权力结构作出价值判断，例如，自觉地消解阻碍宏观权力机制更新的微观权力机制，积极培育微观权力机制，促进政治权力同文化权力，同生活世界的协调发展。
这一认识对于我们深刻把握20世纪人类重大理论问题和实践问题所环绕的核心问题，即现代性问题，具有重要的启示。在微观政治哲学的视野中，无论现代性的确立，还是现代性的危机，都不可能是一个中心化的、宏观的机制。具体说来，现代性本身包含着相互关联的多重微观的维度，例如，个体的主体性与自我意识、理性化和契约化的公共文化精神、意识形态化的社会历史叙事、经济运行的理性化、行政管理的科层化、公共领域的自律化、公共权力的民主化和契约化等。同时，现代性的危机，即理性的危机，也不是一种宏观权力中心化、一体化的专制统治，而是弥散于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各个层面的微观权力的理性规训和规范。凯尔纳和贝斯特在评价德勒兹和加塔利的欲望政治理论时指出，“像福柯那样，他们的中心关怀是：现代性是一种史无前例的统治阶段，这种统治以弥散于社会存在和日常生活的所有层面的规范化话语和制度的增殖为基础”⑤。因此，现代性不是一个摆在那里可以由我们讨论决定是加以捍卫，还是彻底抛弃的总体性存在。在中国的语境中，关于现代性和启蒙的争论同样不是一种笼统地坚持还是拒斥的普遍化问题，不是一种理论哲学的宏大叙事，相反，首要的任务是在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的各个微观层面上具体分析现代性的多元维度在多大程度上得以确立，在多大程度上形成了控制机制，在多大程度上产生了危机，进而，我们可以在多大程度上调动世界的和本土的各种文化资源对之加以修正和完善。
再次，微观政治哲学通过各种微观权力机制的分析而深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由此凸显出政治和文化的关联，因此，微观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与非日常世界中政治、经济等不同领域的相对分离状态不同，日常生活世界呈现为一个未分化的文化意义结构，因此，日常生活之中的各种微观权力机制实际上也是一些文化活动机制和文化领导权。正因为如此，后马克思主义虽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中实现了政治哲学的转折，但是，由于对领导权等微观政治的关注在某种意义上又回到并进一步丰富了文化批判的立场。同样，我们看到，罗尔斯等人实现的政治哲学复兴，虽然依旧以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利等宏观政治理念为主题，但是他们在现代历史条件下已经凸显了其中的文化内涵，因此，他们的政治哲学也可以同时被看做价值哲学和道德哲学。
微观政治哲学同文化哲学视域的融合是具有重要意义的事情，它使回归生活世界具有更为深刻的内涵和意义。真正的日常生活批判范式是要使我们的哲学社会科学研究真正回归到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条件下的具体的生活世界。在日常生活世界的微观层面上，我们既可以揭示不发达国家的日常生活的文化机理是如何阻滞宏观的现代政治、法治、经济体制的确立的，也可以在发达国家的日常生活世界中找到抵御宏观政治权力和经济体系对生活世界的“殖民化”，以及对社会自由空间的理性控制的反抗力量。同时，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利等宏观政治理念只有在日常生活的微观层面上转化为内在的文化机理，才不会变成一种抽象的口号和普遍化的宏大叙事。
三、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方法与两种视域的结合
建立微观视域同宏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对于我们根据变化了的历史条件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历史理论，对于坚持用马克思的方法论指导我们的理论创新，都具有重要的意义。应当承认，每一时代的社会历史状况对于理论研究提出的任务都是不同的，马克思主要关注的是宏观尺度上人类社会变革和革命的问题，在他那里，尚不存在微观政治哲学的思考。但是，马克思毕生强调的具体化的方法论是我们的微观政治哲学得以确立的重要的理论依据。众所周知，马克思对思辨哲学范式的体系化特征深恶痛绝，他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明确把“现实的生活生产”当做历史的基础，反对脱离日常生活的历史观。他们指出，“迄今为止的一切历史观不是完全忽视了历史的这一现实基础，就是把它仅仅看成与历史过程没有任何联系的附带因素。因此，历史总是遵照在它之外的某种尺度来编写的；现实的生活生产被看成是某种非历史的东西，而历史的东西则被看成是某种脱离日常生活的东西，某种处于世界之外和超乎世界之上的东西”⑥。因此，即使在研究宏观的政治、经济和社会历史现象时，马克思也明确反对那种从几条普遍的原理和观点出发，满足于思辨的逻辑推演的抽象化研究方法。例如，马克思在论述人的实践时，总是把它作为具体的、感性的活动，并揭示它的历史的和现实的具体内涵；马克思强调人的本质在其现实性上“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⑦ 时，其用意并非为人下一个定义，而是要表明，对人的认识必须涉及人的社会关系和生活世界的所有方面；马克思在揭示现代社会运动时，并非抽象地推演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的原理，而是深入到劳动、价值、生产、交换、流通、工资、资本、地租、利润、价格、供给、需求、市场等社会经济运动和社会生活的许多方面。正因为如此，马克思在论述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论时强调，“具体之所以具体，因为它是许多规定的综合，因而是多样性的统一”⑧。
因此，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地平线，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深化马克思的实践哲学的一个重要研究范式。实际上，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经把吃喝住穿等日常生活视作“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把人自身的生产、繁衍、家庭关系等视作“历史发展过程的第三种关系”⑨。我们生活在一个由于理性的危机而重新审视日常生活的意义和价值的时代，生活在社会结构、社会分层、社会机制日益多元差异，非中心化的微观政治权力和文化权力结构日益发展凸显的时代，自觉地开辟微观政治哲学的领地，显然是对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新发展。进而，坚持以马克思实践哲学的方法论指导我们的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还具有另一方面的意义。迄今为止，西方许多思想理论流派在微观政治学、微观政治哲学方面做了理论的和具体的探讨，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理论资源，但是，这些流派往往由于强调微观政治的意义而忽略甚至否认宏观政治的价值，具有片面性和极端性的特征。显然，马克思的实践哲学方法论有助于我们更加全面地建立微观视域同宏观视域相结合的社会历史理论。
注释：
①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张志斌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第30、150页。
②吉尔·德勒兹：《哲学与权力的谈判——德勒兹访谈录》，刘汉全译，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100页。
③《游牧思想——吉尔·德勒兹、费利克斯·瓜塔里读本》，陈永国编译，吉林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06页。
④参见文德尔班《哲学史教程》上卷(罗达仁译，商务印书馆，1987年)第31、32页。
⑤道格拉斯·凯尔纳、斯蒂文·贝斯特：《后现代理论》，第100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93页。
⑦《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56页。
⑧《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18页。
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78、80页。
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思考和理论资源分析
孙正聿
孙正聿，吉林大学哲学基础理论研究中心
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需要一系列艰苦的基础性工作，其中，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的探讨，以及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及其所具有的研究范式意义的理论分析，就是两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陈晏清教授的文章集中地提出和探讨了某些前提性问题，衣俊卿教授和郁建兴教授的文章则从不同的角度分析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重要的理论资源，以及这些理论资源所具有的研究范式意义。
陈晏清的文章，提出了关于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三个前提性问题：一是关于政治哲学的“定位”问题，即究竟什么是政治哲学，以及政治哲学在当代哲学中的地位问题；二是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定位”问题，即究竟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以及它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的地位问题；三是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即以何种理念、何种方式开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并进而形成相应的理论框架和范畴体系的问题。
关于政治哲学，陈晏清将其定义为“对于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并由此提出，“政治哲学作为一种关于人类社会生活的理论，它总是根源于现实社会生活中的问题的，是现实社会政治生活中的问题引发了人们关于政治哲学的理论思考”。那么，为什么政治哲学不仅在当代的西方世界成为一种“显学”，而且正在引起当代中国学界的强烈关切并日益成为学界的普遍话题？陈晏清认为，“福利国家的发展所带来的政治生活的整体性变化，已不再为经验性的政治科学研究所能解释，这才激发了政治哲学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的复兴。而其后经济全球化对于福利国家体制的冲击，则更进一步提出了政治哲学研究的一系列重大理论问题”。
对于政治哲学的“复兴”和“兴起”，在学界颇具争议的一个问题是：政治哲学究竟是一个正在引起人们关注的“部门哲学”，还是构成了我们时代的哲学？在我看来，把“政治哲学”仅仅视为“部门哲学”并不准确，并往往因此引起一个原则性的误解，这就是忽略或抹杀了它的时代性的哲学意义。熟悉现代哲学的人都知道，20世纪80年代在我国流行开来的“科学哲学”，并不仅仅是指“以科学为对象的哲学”，而是作为对“哲学”的现代理解而兴起于西方，并作为一种哲学思潮即“科学主义思潮”而涌入中国的。科学哲学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赖欣巴哈在其《科学哲学的兴起》一书中明确提出，现代哲学的标志是“哲学已经由思辨哲学而进展为科学哲学”。这就是说，“科学哲学”是作为哲学的现代标志而存在的——使哲学科学化。在这个意义上，“科学哲学”就不是某种“部门哲学”，而是对“哲学”的现代理解和现代要求——现代哲学应当(而且必须)是“科学哲学”。然而，现实生活告诉我们，“物质文明”不仅离不开“精神文明”，而且离不开“政治文明”。公平、正义、平等、权利，这些体现个人与国家、国家与社会之间关系的问题，对于现代人的思想和行为，具有更深层、更根本的意义与价值。于是，不仅仅是作为“科学”的法学、政治学、社会学、经济学在现代社会生活中显示了愈益重要的作用，而且是作为“哲学”的“政治哲学”也成为日益耀眼的“显学”——我们时代的哲学。
哲学是思想中的现实，人类的现实关切是哲学的最真实的根基和最切实的生长点。因此，中国哲学界对“政治哲学”的关切，对西方政治哲学的代表人物罗尔斯、哈耶克、诺齐克和施特劳斯、施米特等及其哲学思想的关切，从根本上说，是源于对人类的现实生活及其未来命运的关切。同时，“科学哲学”或“政治哲学”的兴起，并成为一种时代性的哲学，还表现了哲学、特别是现代哲学的历史与逻辑相统一的发展规律，即：哲学作为“思想中的时代”，时代特征和时代精神总是产生某种哲学的聚焦效应，使某种“部门哲学”具有“时代的哲学”的意义。近代哲学的“认识论转向”是如此，现代哲学的“语言学转向”是如此，政治哲学的“兴起”也是如此。同样，当代中国学者倡导“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等等也是如此。至于学者认同何种哲学为“时代的哲学”，则属于见仁见智、需要探讨的问题。我们没有必要人为地倡言某种“部门哲学”为“时代的哲学”，但是有责任关切和研究某种“部门哲学”所表征的时代精神及其蕴含的重大的时代性问题。这种关切和研究，能够在某种聚焦点上推进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整体性研究。
关于第二个前提性问题，即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陈晏清有针对性地提出，反思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政治哲学，是以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成为被反思的对象为前提的；或者说，如果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只是一种事实性的存在，并不存在政治国家、政治制度一类的问题，当然也就不存在对政治生活进行反思的政治哲学。正是由于在社会主义国家“政治事物似乎成了一种事实性的存在”，因而“如何建构政治国家、政治制度一类的问题不会提出”，“政治哲学作为对政治生活的反思，作为对如何解决这类问题的思考，也就不存在了”。因此，在当今中国，“政治哲学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兴起而兴起的情况”，“更能直观地显示出政治哲学与市场经济的内在关联”。正是在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过程中，政治生活成为被思考、被反思的对象，从而也就必然要求“恢复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原本包含的政治哲学之维”。
陈晏清关于“恢复”和“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分析，不仅有助于深化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所原本包含的政治哲学之维”的理解，而且具有深化理解哲学反思活动的一般方法论意义。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本来是哲学反思的首要对象——哲学本身——也不是作为被反思的对象而存在的。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正是在以哲学自身为对象的哲学反思活动中，人们才形成了对哲学自身的批判的、反思的特性的理解，并把哲学反思的触角伸向生活的全部领域，使得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成为哲学反思的对象，进而提出建构包括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文化哲学、价值哲学、经济哲学等等在内的“部门哲学”的历史任务。
关于如何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陈晏清教授集中地讨论了政治哲学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的关系问题，并认为如何理解和处理这二者之间的关系，构成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建构的“道路选择”问题。陈晏清认为，“政治生活作为人的自觉的活动，其最大的特点是价值性的追求”，但是，“价值性的追求是受到规定的条件即事实性的限制的，人的活动包括政治生活在内，都是一种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或者说，是在事实性限制的范围内对于价值性的追求”。陈晏清进一步提出，“马克思主义对于事实性与价值性关系理解的独到之处，在于它的历史主义，即将价值性与事实性的统一理解为一个在历史中变化的过程”，事实性“是一种代表历史发展趋势的事实性，是一种有着现实依据的理想的事实性”，因此，“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就包含了理想性和现实性的两个维度或两种道路”，“中国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建设，应当从这两条道路在其相互关联中分别地展开”。
应当说，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价值性与事实性、理想性与现实性问题，正在引起学界的关切。2006年第4期《中国社会科学》发表的张曙光的文章，就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应有的现实性与超越性》为题，对这个问题进行了富有启发性的探讨。该文针对那种“认定马克思哲学的性质是现实的而非超越的”思想倾向，明确提出“在马克思哲学的现实关切中还寄寓着超越现实的终极性关怀”，“马克思的思想理论既有鲜明的现实性而又具有远大的超越的指向”，马克思的思想的运思，“一直在人们具体特殊的实践活动方式与人类生成发展的总体性的历史这两个向度之间反复展开；它不断地深入到人类历史的过去和未来之中，又从过去和未来返回到当下的历史境遇，从而不断地深化着对于人类命运问题，尤其是现代人命运问题的认识和解答”。关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现实性与超越性的总体性理解，会深化我们对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特性的理解，并从而推进其建构“道路”的“选择”。
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进行哲学反思，当然必须切实地研究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生活，但是，这种研究的重要前提则是必须具有丰厚的作为理论背景的理论资源，从这种理论资源中概括出各种不同的研究范式，并在批判性的反思中形成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衣俊卿、郁建兴两位教授的文章，分别地阐释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两种理论资源，并具体地分析了这些理论资源所具有的研究范式意义。
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最为直接和最为重要的，当然应当是由马克思和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哲学本身。但是，“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存在一种政治哲学？如果有，它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政治哲学？在今天建构或重建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事业中，如何对待马克思的遗产？”这是郁建兴提出和探讨的问题，也是人们普遍关注并迫切期望予以回答的问题。
按照陈晏清为政治哲学所下的定义，即政治哲学是对“政治生活和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肯定在马克思那里存在一种政治哲学，这应当是毋庸置疑的。作为以人类解放为己任的革命家和思想家，马克思的全部理论活动都可以归结为对“政治生活和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早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马克思就明确提出：“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历史的任务就是确立此岸世界的真理。人的自我异化的神圣形象被揭穿以后，揭露具有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就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对天国的批判变成对尘世的批判，对宗教的批判变成对法的批判，对神学的批判变成对政治的批判”。① 对“尘世”、“法”和“政治”的批判，这是马克思所确认的“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正是为了实现这个“迫切任务”，才促使马克思研究政治经济学，从经济的角度来研究市民社会，并形成市民社会决定国家和法的基本结论。这正如郁建兴所说，“政治哲学(法哲学)和经济学的研究构成马克思工作的‘立体的结构’”，“从政治哲学与经济学的立体结构中论证人类解放的目标，探讨实现人类解放的手段与途径，是马克思政治思想也是他的全部思想的主题”。
既然如此，为什么会提出“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存在一种政治哲学”的问题？这才是问题症结之所在。对此，郁建兴作出了有针对性的理论分析：其一，对“政治哲学”的研究内容的理解。这就是，如果把政治哲学只是看作对“国家如何运作”等问题的探讨，那么，“马克思政治哲学的主题确实不是在现存政治秩序内寻求社会正义”；其二，对马克思的“超越资产阶级自由主义民主的新民主概念，即无产阶级民主概念”的理解。这就是，如果马克思所主张的无产阶级专政与民主之间是一种风马牛不相及的对立关系，或者说马克思的民主模式仅仅是一种“政治终结”社会中的民主，那么，就会对“在马克思那里是否存在一种政治哲学”这个问题给予否定的回答。因此，问题的实质就在于，如何看待“马克思政治哲学的超越性”，这是郁建兴所要探讨和回答的实质性问题，也就是马克思的政治哲学“是一种什么性质的政治哲学”的问题。
郁建兴提出，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超越性”，其实质是，“人类解放，作为对政治解放的超越，必须以推翻现存社会为前提”。同时，马克思并“没有用资产阶级民主来定义民主，对于民主的一般意义，他不但没有予以拒斥，而且强调了它们之于无产阶级民主建设的重要性”。因此，“现实社会主义国家对于在资产阶级社会结构里发展起来的‘民主’，具有吸纳和超越的双重任务。”马克思的政治哲学为完成这一双重任务，“可以提供极为重要的资源”。
在充分肯定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当代意义的同时，郁建兴探讨了如何继承“马克思的政治哲学遗产”的问题：其一，由于“马克思政治哲学具有极其显著的超越性特点”，其主要的着眼点在揭示历史的发展规律和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因而需要我们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去具体地研究“政治形式、政治制度以及与之相关问题”；其二，由于马克思的政治著作不仅包括“小写字母的”著作，而且包括更大数量的“大写字母”的著作，因而需要我们从卷帙浩繁的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中梳理其政治哲学理论，并使之系统化、理论化；其三，由于时代的变迁及其蕴含的新问题，需要我们结合时代的发展修正、补充、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
时代的发展不仅向我们提出新的问题，而且向我们展现出包括政治生活在内的全部社会生活的新的意义。敏锐地感受和捕捉社会生活的新的意义，并进而在理论的层面上揭示和阐释社会生活的新的意义，就会形成某种新的理论，并对重新理解社会生活具有某种“研究范式”的指导意义。衣俊卿教授的文章，正是以感受、捕捉和升华当代社会生活、特别是政治生活的新的意义为基础，向我们阐释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种新的理论资源，并着力地说明了这种理论资源所具有的“研究范式”意义。这个理论资源，就是“微观政治哲学”。
应当说，“微观政治哲学”对于当代中国学者来说并不是一个熟悉的领域。在我们的通常理解中，“政治”总是涉及国家、社会等“宏观”领域，“政治哲学”总是探讨民主、正义等“宏大”问题。也许是有鉴于此，衣俊卿的文章首先是以定义的方式阐述了一对基本范畴：“宏观政治是指国家制度的安排、国家权力的运作等宏观的、中心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微观政治是指内在于所有社会生活和日常生活层面的弥散化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
正是以厘清“宏观政治”与“微观政治”为前提，衣俊卿进而区分了政治哲学的两种“研究范式”。由于传统的政治哲学主要是以“国家权力的运作、政治制度的安排，以及与此密切相关的正义、平等、自由、民主、法治、权威、权利、义务等基本政治概念为对象”，因而构成了一种“宏观政治哲学”的研究范式。与这种研究范式不同，所谓的“微观政治哲学”则是“对微观政治现象和微观权力结构的自觉关注”，致力于对“社会生活其他层面的边缘化的权力结构和日常生活领域中的微观控制机制”的研究。衣俊卿在研究范式转换的意义上，对“宏观政治哲学”与“微观政治哲学”进行了区分，并以此为基础讨论了“传统宏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局限性”，分析了“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的基本要点”，从而以简洁的文字向我们展示了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一种值得关注的理论资源——微观政治哲学及其所具有的研究范式意义。
微观政治哲学的兴起，在理论自身的层面上，首先是对宏观政治哲学的局限性的正视和反拨。作为哲学的政治哲学，它的演化与哲学的整体演化，大体是一致的。不仅如此，由于政治生活在全部社会生活中的特殊地位，政治哲学的演化又深层地表征了哲学的整体演化。衣俊卿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阐述了宏观政治哲学的局限性，即“宏观政治哲学成为现代性危机的集中的理论表征”，并作出了两个方面的论证：其一，“宏观政治哲学视野中的宏观政治或宏观权力在某种意义上构成了现代理性文化的宏大叙事的内核”；其二，“宏观政治哲学在现代性背景中已经成为纯粹意识哲学和思辨理论哲学范式的典型体现”。对于后一方面，衣俊卿的具体阐述是颇为引人深思的：“它习惯于抽象掉内在于社会生活各个层面和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的多态化的、多样性的、边缘性的、微观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把中心化的、宏观的权力运作和国家制度安排等宏观政治活动，以及周期性的经济活动机制，即一种理性化的政治权力或经济权力放大为人类社会历史运动的普遍的、绝对的规律和力量。”正是针对宏观政治哲学“放逐”对日常生活世界中的“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的哲学反思的“局限性”，衣俊卿突出地强调了微观政治哲学所具有的当代政治哲学研究范式意义。
衣俊卿提出，在现代社会中，构成了宏观的、中心化的理性权力机制向社会生活和个人生活所有层面渗透所形成的微观控制机制，还形成了各种边缘化的微观权力结构。这种微观权力的作用机制，既表现为与宏观权力同构的微观权力，又表现为阻碍宏观权力机制更新的微观权力，还表现为反抗宏观政治霸权的微观权力。对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进行哲学反思的微观政治哲学，它所具有的研究范式意义就在于：其一，它“把政治放到人类社会历史的多元形态中加以考察和把握，形成多视角多维度的社会历史理论”；其二，它“充分重视各种边缘的、微观的、多形态的、多元差异的政治权力的地位和作用，形成微观与宏观相结合的政治理解模式”；其三，“通过对各种微观权力机制的分析而深入到日常生活世界之中，由此凸显出政治和文化的关联，因此，微观政治哲学在某种意义上也是回归生活世界的文化哲学”。
衣俊卿教授长期从事文化哲学和日常生活批判理论研究，并自觉地把这种研究聚焦于对现代性的哲学反思，因而深有体悟地阐述了以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为主要对象的微观政治哲学及其所具有的研究范式的意义。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中国，在其现代化的过程中，这种微观化的权力结构和控制机制正在我们的社会生活中凸现出来，并日渐成为理论界关切和反思的对象。作为一种理论资源的微观政治哲学，对于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价值，应当是不言而喻的。
提出和探索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前提性问题，分析和阐释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这是两项重要的基础性工作。但是，中国学界关于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研究还仅仅是在探讨某些“基础性”问题，这本身就意味着我们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还处于“起步”阶段。进而言之，正在进行的这些“基础性”工作，同样包括许多亟待深入思考和认真探讨的问题。
政治哲学作为“对于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它本身是一个开放的领域，既需要众多学科学者的广泛参与，又需要研究者具有多学科的理论与知识，特别是比较扎实的政治学、法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的理论和知识。就此而言，从事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研究的哲学学者，不仅需要同其他学科学者“结盟”，而且需要“补课”。马克思和恩格斯正是以其广博的多学科的专业性的知识背景进行我们今天所说的“政治哲学”研究，同样，活跃于当代的西方政治哲学家也多具有相当广泛和扎实的多学科的理论背景。如何实现政治哲学研究中的学科之间的“互补”和学者之间的“结盟”，这应当是一个引起关注和认真对待的重要的“前提性”问题。
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是需要深入挖掘和深切反思的。究竟如何看待、梳理、总结和运用马克思主义本身的理论资源？怎样实现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与当代“复兴”的政治哲学在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上的“对接”？中国传统哲学是怎样的政治哲学并包含哪些重要的理论资源？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的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为建构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提供了怎样的理论资源？这是需要我们着重地进行思考和研究的。
寻求理论资源，非常重要的是发现理论困难。从根本上说，当代西方的政治哲学并不是站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上的“对于政治生活和政治事物的哲学反思”，恰恰相反，往往是从“告别无产阶级和马克思主义”这一基本立场出发而形成其政治哲学理论。因此，如何看待和评价当代西方政治哲学家对马克思的政治哲学的“超越性”和“宏大叙事”的诘难，如何看待和评价他们所构建的政治哲学理论及其研究范式，是同挖掘当代西方政治哲学的理论资源同样重要的理论任务。揭示和阐释当代西方政治哲学自身的理论困难，才能更为深刻地挖掘和汲取其对建构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积极意义。
建构一种哲学理论，最为重要的是两项工作：一是时代精神的主题化，即把时代性的最重大的理论问题和现实问题升华为某种基本的哲学理念；二是基本理念概念化，即以逻辑化的概念体系表述相应的理论内容。就前者说，我们对政治哲学的关切，首先是对当代人类生存困境和未来命运的关切，特别是对社会主义的历史命运和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关切，我们需要从这种关切中升华出建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的“基本理念”。就后者说，无论是“宏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还是“微观政治哲学研究范式”，都需要把“研究范式”切实地转化为相应的概念、范畴体系。这两项工作无疑是长期的艰苦工作。以丰厚的理论资源为背景，对当代中国与世界的“政治生活或政治事物”进行切实的、深入的哲学反思，并形成具有中国特色、气派和风格的当代马克思主义政治哲学，对中国与世界的重大现实问题作出深刻的理论回答，应当是我们共同的不懈追求。
注释：
①《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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