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民族政策与增强中华民族凝聚力，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民族政策论文,凝聚力论文,中华民族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民族凝聚力是维系民族生存与发展的一种内在精神力量，它体现为民族整体对各民族的吸引力，各民族成员对民族整体的向心力，各民族成员之间的亲和力。从本质上讲，它应属于观念形态的范畴，但也离不开社会环境，在一定的经济基础和社会历史条件下，民族凝聚力可以增强，也可以削弱。中国自古以来就是一个多民族国家，在长期大统一过程中，经济、文化交往把中国各民族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相互依存、相互促进、共同发展的关系。共同创造了光辉灿烂的中华文化，凝结升华出一种伟大的中华民族精神。在共同的文化和共同的精神培育、影响下，在共同的命运和共同的利益的基础上，各民族间产生了强固的中华民族凝聚力。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中国历代政府虽都有一套关于民族事务的政策和制度，但无论是汉族还是少数民族建立的中央政权，民族间无平等可言。”（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国的少数民族政策及其实践》）这无疑给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带来消极影响。新中国50年，开辟了中国各民族平等、团结、互助的新时代。党的民族政策为当代中华民族凝聚力的增强产生了积极的作用，使中华民族凝聚力达到了历史上从未有过的增强。
一、坚持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促进了中华民族的吸引力
在多民族国家中，民族凝聚力增强的前提是平等的民族关系。马克思主义民族理论认为，民族问题是民族之间存在的矛盾和问题，它随民族的产生而存在，在不同的社会制度下，有不同的内容。阶级社会中的民族问题主要表现为民族歧视和压迫。而“人对人的剥削—消灭，民族对民族的剥削就会随之消灭。民族内部的阶级对立—消灭，民族之间的敌对关系就会随之消失。”（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70页）但是，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仅仅在政治上、法律上消灭了民族压迫，实现了民族平等，由于历史的原因，一些民族在经济上、文化上处于落后状态，使他们没有必要的力量和手段来享用政治法律所赋予的权利，不可能和先进民族享有同等的权利，因此，只要民族特点和民族差别存在，民族之间就有民族问题。
民族政策是国家处理民族问题的行为准则。列宁指出：“在民族问题上，夺得国家政权的无产阶级的政策决不是象资产阶级民主制那样从形式上宣布民族平等”，“不仅要帮助以前受压迫的民族的劳动群众达到事实上的平等，而且要帮助他们发展语言和文学，以便清除资本主义时代遗留下来的不信任和隔阂的一切痕迹。 ”（注：《列宁选集》第3卷第760页）以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为核心的三代中央领导集体， 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民族理论与中国民族问题的实际相结合，确立了平等、团结、互助的社会主义民族关系。建国伊始，具有临时宪法性质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民族间的歧视、压迫和分裂各民族团结的行为。”此后的几部宪法都重申了这一内容。党和政府为了使宪法和法律规定的各民族一律平等的权利在社会生活和政府行为中得到有效落实和保障，采取了特殊的政策和措施。
第一，通过民主改革，保护少数民族人身自由，保证各民族平等参与国家事务的管理。伴随着社会制度的变革，党和政府采取“慎重稳进”的方针，根据大多数少数民族地区人民的意愿，在少数民族地区逐步实行民主改革，废除了领主、贵族、头人等特权者的一切特权，消灭了人剥削人、人压迫人的旧制度，使千百万少数民族群众翻身解放获得人身自由，成为国家和自己命运的主人。马克思指出：“生产者的政治统治不能与他们的社会奴隶地位的永久不变状态同时并存。”（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378页）少数民族群众人身的解放为其获得政治权利奠定了基础。从此，各少数民族与汉族都以平等的地位参与国家大事和各级地方事务的管理，而且少数民族的权利受到特殊保障。1953年2月，邓小平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报告中说， 对少数民族代表“名额的规定是合理的，因为全国民族单位众多、分布地区很广，需要作这样必需的照顾，才能使国内少数民族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得以出席全国人民代表大会。”（注：邓小平：《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草案的说明》，《民族政策文件汇编》第二编人民出版社1958年）这一思想一直体现在以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中，其规定，选出代表本民族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人口特别少的民族，即使达不到规定的产生一名代表的人数，至少也有一名代表。在历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中，少数民族代表在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所占名额的比例，均高于同期在全国人口中所占的比例。以九届全国人大为例，代表总数2979人，少数民族428人，占14.37%，比同期少数民族人口占全国总人口的比例约高出5个百分点。在中央和地方国家权力机关、行政机关、 审判机关和检察机关都有相当数量的少数民族人员，参加国家和地方事务管理。
第二，通过确认少数民族成份，使用和发展少数民族语言文字，维护和促进各民族大团结。斯大林说：“每一个民族，不论其大小，都有它自己的本质上的特点，都有只属于该民族而为其他民族所没有的特殊性。这些特点便是每个民族对世界文化共同宝库的贡献，补充了它，丰富了它。在这个意义上，一切民族，不论大小，都处于同等的地位，每个民族都是和其他任何民族同样重要的。”（注：《斯大林文选》下，第507页）从1953年起，国家组织了大规模的民族识别考察工作， 采取科学认定与本民族意愿相结合的原则，不论人口多少、经济和社会发展程度高低、居住区域大小，只要具有构成单一民族条件的，都认定为一个民族。到1954年，确认了38个民族，到1964年，又确认了15个民族。加上1965年确认的珞巴族、1979年确认的基诺族，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被正式确认公布。新中国的民族识别工作使许多不被旧中国的统治者承认的少数民族获得了应有的承认，并与中国其他民族一样享有平等权利。目前，中国55个少数民族中，除回族和满族通用汉语文外，其余53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民族语言。有文字的民族有21个，共使用27种文字，其中壮、布依、苗、纳西、傈僳、哈尼、佤、侗、景颇、土等十多个民族使用的13种文字是由政府帮助创制或改进的。邓小平同志在1950年11月28日对西南各民族庆祝国庆代表团的讲话中就指出：提到团结，就必须反对两个东西，要反对大民族主义或大汉族主义，也必须消除狭隘民族主义，从两个方面努力，就能达到团结。为了防止和杜绝意识形态领域的大民族主义和不平等现象的出现，中国政府有关部门、机构专门就严禁在新闻出版和文艺作品中出现损害民族团结内容等事项作出了规定。
第三，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宗教信仰自由，反对任何形式的民族歧视和压迫。我国少数民族群众大多有宗教信仰，有的民族群众性地信仰某种宗教。《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制定了具体政策，尊重和保护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自由，保障少数民族公民一切正常的宗教活动。反对民族歧视和压迫是党和政府的一贯政策，早在1951年发布的《关于处理带有歧视或侮辱少数民族性质的称谓、地名、碑碣、匾联的指示》，废除了带有侮辱性的称谓、地点等。我国还加入了《消除一切形式种族歧视国际公约》、《禁止并惩治种族隔离罪行国际公约》、《防止和惩治灭绝种族罪行公约》等国际公约，认真履行国际公约的义务，为在世界各国实行民族平等，反对种族隔离、民族压迫和歧视进行不懈的努力。
江泽民同志最近指出：“事实说明，我们的民族政策是完全正确的，与世界其他国家相比，我们处理民族问题也是最成功的。”（注：江泽民：《中央民族工作会议暨国务院第三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当代世界大多数国家是一国多族。民族凝聚力就是针对一国疆域内多民族的关系而言的。在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中，比较有积极意义的主要是“多元文化主义”。它认为，一个国家内由文化差异所决定的各种社会团体都应获得平等的社会地位。这些社会团体可以是民族集团、种族集团，也可以是语言、宗教或种姓集团。加拿大等美洲、欧洲和东南亚的一些国家推行这种政策。整合也是一种倡导民族平等的政策。它在墨西哥、澳大利亚等美洲和大洋洲国家较为盛行，尽管各国对“整合”的解释不同，但其基本内容都包括对各民族文化和社会地位的尊重，都提倡各民族权利平等，并在平等的基础上构建共同的国家。尽管西方国家也推行民族平等，但多半是在文化上，还不可能在经济和政治领域造就出真正的民族平等。我国坚持平等的民族政策，保证了全国各族人民成为国家和社会的主人，正如邓小平同志指出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没有民族歧视”，“我们的民族政策是正确的，是真正的民族平等。”（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46、362 页）各民族的文化和价值观念都得到了尊重，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信任和认同，从而形成了各民族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的民族大团结格局，使中华民族对56个民族产生了巨大的吸引力。
二、实行民族区域自治制度增强了各民族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
民族凝聚力增强的根本是保证各民族的自主权利。邓小平指出：“少数民族的事应该由他们自己当家，这是他们的政治权利。”（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6—167页）1952年8月我国就颁发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实施纲要》，把国内民族关系和民族事务管理纳入了法制管理轨道。新时期又制定和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将宪法中关于民族区域自治制度规定的内容进一步具体化，对少数民族自治地方的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权利和义务作了系统规定：民族自治地方的各民族都应有适当名额的代表参加各级人民代表大会；民族自治地方的人大常委会中应当有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的公民担任主任或副主任；自治区主席、自治州州长、自治县县长由实行区域自治的民族公民担任，其他组成人员要尽量配备当地少数民族人员。依据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在行使地方国家机关职权的同时，还行使立法权，变通执行或者停止执行权，经济发展权，财政权，少数民族干部培养使用权，发展教育和民族文化权，语言文字使用和发展权以及科技文化发展权等。应当指出的是，我国的民族区域自治，是在国家统一领导下的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各民族自治地方的自治机关都是服从中央集中领导的一级地方政府，这种民族区域自治是民族因素与区域因素的结合，是政治因素和经济因素的结合。
民族区域自治既是一种民族政策，又是我国的一项重要政治制度。采取这一制度是由我国具体的历史条件和民族特点所决定的。自秦汉以来绝大部分时间是集中统一的，形成了统一的多民族国家。从民族构成看，在全国总人口中，汉族人口占91.02%，少数民族人口占8.98%， 少数民族居住地区约占全国面积的64%，汉族和少数民族之间形成了唇齿相依的关系。从民族分布看，全国形成一个大杂居、小聚居的格局。从鸦片战争以来，各民族都面临着反帝反封建、争取中华民族独立解放的共同任务，形成了汉族离不开少数民族，少数民族也离不开汉族、少数民族之间也相互离不开的政治认同。邓小平指出：“解决民族问题，中国采取的不是民族共和国联邦的制度，而是民族区域自治的制度。我们认为这个制度比较好，适合中国的情况。我们有很多优越的东西，这是我们社会制度的优越，不能放弃。”（注：《邓小平文选》第3 卷第257页）
采取民族区域制度，其核心是培养和使用少数民族干部，使用少数民族的语言文字，保护少数民族的文化遗产，繁荣少数民族的文化艺术，尊重少数民族的风俗习惯等。这种把国家的集中统一领导与少数民族聚居区的区域自治紧密结合的民族区域自治制度，最大限度地保证了各少数民族享有当家作主的权利，促进了各少数民族经济、政治、文化的发展，保证了各民族优秀传统和特征的发扬。同时，也有助于各民族从根本上克服违背中华民族利益、不利于中华民族发展的狭隘和偏见，形成一种无论哪个民族都是中国人，各民族既是平等的兄弟民族，又结成了体现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中华民族的共同心理，从而使各民族对中华民族向心力不断增强。
三、共同繁荣的经济基础激发了中华民族成员间的亲和力
民族凝聚力增强的核心是各民族的共同繁荣。马克思指出：“在古代每一个民族都因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如各个部落的敌视等等）而团结在一起。”（注：《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169页）多民族国家的民族关系就是民族利益的矛盾和统一。利益一致，整个民族就凝聚，国家就统一；利益冲突，整个民族就涣散，国家就分裂。“要使各民族真正团结起来，他们就必须要有共同的利益。”（注：《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7页）
邓小平指出：“少数民族是想在区域自治里面得到些好处，一系列的经济问题不解决，就会出乱子。”（注：《邓小平文选》第1卷第167页）这里的好处就是指加快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提高生产力水平，使各民族共同繁荣。建国后，党和国家根据民族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和采取了一系列特殊的政策和措施，帮助、扶持民族地区发展经济，并动员和组织汉族发达地区支援民族地区。通过加强少数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建设，促进基础产业发展；通过发展少数民族地区农牧业经济，提高农牧业生产水平；通过加大少数民族地区改革开放力度，推动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增强自我发展能力；通过对少数民族地区实行优惠的财政政策，帮助其发展经济和提高人民生活水平；通过对少数民族贫困地区实施扶贫攻坚计划，帮助摆脱贫困；通过支持和帮助少数民族地区发展教育，提高少数民族人口素质，促进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文化发展。这些政策和措施的实行，使少数民族地区的经济发展呈现极大的活力，人民生活水平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是，民族地区的发展与沿海地区还存在相当大的差距，这种历史差距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邓小平指出：“共同致富我们从改革一开始就讲，将来总有一天要成为中心课题。”（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64页）最近，国家采取加快中西部地区的发展，实施西部大开发战略，就是加快民族地区发展，实现各民族共同繁荣的重大举措，江泽民总书记指出：国家要加大对民族地区支持的力度，同时，通过政策引导吸引国内外资金、技术、人才等投入民族地区的开发。要重点帮助民族地区建设一批对经济发展起重大作用的水利、交通、通信、能源等基础设施项目。合理开发和利用民族地区的资源，建立一些产业基地，使之成为促进民族地区和国家经济增长的重要支点。开发这些资源和建设项目，一定要注意让少数民族和民族地区得到利益和实惠。
共同繁荣的过程实际上是各民族成员间亲和力不断增强的过程。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开发加深了各民族交往深度和广度，先进的科学技术、管理经验、创新观念的渗透，对少数民族地区产生深远的影响，从而也促进各民族在更深层次上的理解、沟通与交流，在共同发展中各民族互相尊重、互相了解、互相学习、互相帮助的优良传统将得到进一步的发扬广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