灵心、世运、学问——钱谦益的诗学纲领，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世运论文,诗学论文,纲领论文,学问论文,灵心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在明清之际的学风转变中，文学的转变无疑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转变决非改换，它是在对以前文学的批判、总结、扬弃、继承的基础上，适应时代的要求而进行的变革。明末清初，诗坛上复古派与反复古派各执一端，论争达百余年之久，竟陵派“引古人之精神，以接后人之耳目，使其心目有所止焉”，试图融合两家之长，弃其所短，成一新说。但由于钟、谭的学力才气不足以承担融汇学古与创新、承上启下，开创新局面的重负，无力超越两家之上创造出自成体系的理论，只是把本已弊窦丛生的明诗推向了极弊。而钱谦益以通今汲古的学力，集其大成之才气，身历二朝，出入各个文学流派的际遇，主盟文坛五十余年。他的文学理论继往开来，衣被后人，是明清之际文学转变的指导思想。
一
钱谦益文学思想的核心是“灵心”，《初学集》31《李君实怡致堂集序》说：“文章者，天地英淑之气，与人之灵心结习而成者”。《有学集》49《题杜苍略自评诗文》中又把“灵心”置于文学创作的三要素之首。“灵心”与传统诗论中的“言志”“缘情”说有历史的渊源，也与公安派的“性灵”有正变的关系，它包含着天才、志意、性情三方面的内容。
诗歌创作是一种独特的精神创造活动，需要作者具备创作才性。钱谦益一再说诗人是“天地间之元气”，“天地间之英淑之气”，“诗人才子，皆生自间气，天之所使以润色斯世”，都是说诗人与生俱有的独特秉赋。《有学集》17《梅村先生诗集序》陈说“诗理”，云：“诗之道，有不学而能者，有学而不能者；有可学而能者，有可学而不可能者；有愈学而愈能者，有愈学而愈不能者。有天工焉，有人事焉，知其所以然，而诗可以几而学也。”他把诗人分成六种，不学而能，可学而能，愈学而愈能，无疑是具备了诗才，反之则不具备诗才。《梅杓司诗序》进一步指出诗才在创作中的重要性：“诗之为道，骈枝俪叶，取材落实，铺陈扬厉，可以学而能也；刿目秫心，推陈援新，经营意匠，可以思而致也。若夫灵心隽气，将迎恍惚，禀乎天性，出之自然，其为诗也，不矜局而贵，不华丹而丽，不钓棘而远，不衫不履，粗服乱头，运用吐纳，纵心调畅，虽未尝与捃抚掏擢者炫博争奇，而学而能，思而致者往往失焉。”学而能，思而致的是诗歌的外在形态，而可意会，不可捉摸的灵心隽气，则只能依赖于天性、诗才。
承认人的天赋，强调人的才气，是晚明思想启蒙运动中的一个重要内容。曾给钱谦益文学观念转变重要影响的汤显祖就是文学的天才论者。《合奇序》讲文章之妙在于“自然灵气”，“非物寻常得以合之”，而“步趋形似之间”只是“笔墨小技”。《张元虚云轩文字序》说“天下大致，十人中三四有灵性”。《序丘毛伯稿》说“天下文章所以有生气，全在奇士。士奇则心灵，心灵则能飞动；能飞动，则下上天地，来去古今，可以屈伸长短生灭如意。如意则可以无所不知”。汤显祖所说的“灵气”、“灵性”、“心灵”均是指浮动于文学作品中的天才禀赋。竟陵派径把“灵心”作为文学批评的标准。钟惺说：“诗至于厚而无余事矣。然从古未有无灵心而能为诗者。……然必保此灵心，方可读书养气，以求其厚。”〔1〕“灵心”是读书养气的先决条件， 没有灵心，即使读书养气也不能诗。显然，竟陵派的“灵心”里也包含天赋的成份，不过这种“灵心”是竟陵派所推崇的“幽情单绪”、“孤怀孤诣”云云。钱谦益的“灵心”在用语上与竟陵派一致，而内涵上与汤显祖相当，指“能诗”的创作禀赋，如叶燮所说的“幽渺以为理，想象以为事，惝恍以为情”〔2〕的思致。这种才禀形之于外，则为“独至之性， 旁出之情，偏诣之学”〔3〕，表现为“与山水近，与市朝远； 与异石古木、哀吟清泪近，与尘埃远；与钟鼎彝器、法书名画近，与时俗玩好远”〔4〕；“世俗之所叹羡也，而诗人以为笑”； “世俗之所诟姗也，而诗人以为喜；人之所趋，诗人之所畏；人之所憎，诗人之所爱；人誉而诗人以为忧，人怒而诗人以为喜。”〔5〕由天分而为个性， 由个性而为结习，表明钱谦益在重天才的同时，没有坠于唯天才论。
“诗言志”这个命题在先秦时包含着言情的内容。到了汉代的《毛诗序》一分为二，志，指符合儒家思想规范的志意，强调文学的社会性；而抒发个性情绪的则表述为“情”。志与情并不矛盾，“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唐代孔颖达解释为“在己为情，情动于志，情志一也”〔6〕。但志与情又不免冲突，“发乎情， 民之性也；止乎礼义，先王之泽也”。情服从归一于志。从此后，志与情的关系在各个历史时期由于哲学思潮的差异各有轻重。公安派的“性灵”说以“童心”说为哲学基础，所抒的情指“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情的一方完全战胜了志。钱谦益“灵心”里的志，来源于先秦的“诗言志”说。《初学集》32《徐元叹诗序》云：
《书》不云乎：“诗言志，歌永言。”诗不本乎言志，非诗也；歌不足以永言，非歌也。宣己喻物，言志之方也；文从字顺，永言之则也。卷33《增城集序》云：
《书》有之：“诗言志，歌永言。”……世之称诗者，较量比兴，拟议声病，丹青而已尔，粉墨而已尔。其属情藉事，不可考据也。其或不然，剽窃掌故，附会时事，不欢而笑，不疾而呻，元裕之所谓不诚无物者也。志于何有？
所谓言志，是“宣己喻物”，“属情藉事”。他又说：“先儒有言，诗人所陈者，皆乱状淫形，时政之疾病也；所言者，皆忠规切谏，救世之针药也。”“古人之文，未有无为而作者。无为而作，虽作而不传，传而不久，不可作也。”〔7〕“古人之诗文，必有为而作。 或托古以讽喻，或指事而申写，精神志气，抑塞磊落，皆森森然发作于行墨之间。”〔8〕显然， 钱谦益的“诗言志”之志非汉儒所在意的“先王之泽”，而是继承了先秦“美刺”“观风”和白居易“文章合为时而著，歌诗合为事而作”的现实主义传统，在“志”中赋予了揭露现实，批判政治，抒发不平之气的时代内容和历史责任感。这一内容的加入，对公安派的“性灵说”进行了深刻的修正。
钱谦益“灵心”的核心内涵是情，对此，他作过充分地论述。云：“诗之为物，陶冶性情，标举兴会，锵然如朱弦玉磬，悽然如焦桐孤竹，惟其所出，而诗出焉；”〔9〕“作为歌诗，往往原本性情； ”〔10〕“古之作者，本性情，导志意，谰言长语，春愁秋怨，无往而非诗也。”〔11〕诗“杼轴性情，钩贯风雅，爬梳于物情世变；”〔12〕“诗之为道，感荡天地，陶冶性情，牢笼庶物，穷极神逵”，“情深而文明，包涵雅故，荡涤尘俗。”〔13〕“古人之诗，所谓缘情绮靡，惊心动魄，长言永歌，至于感金石而动鬼神。”〔14〕他这样长言短语，横说竖论，意在阐明诗歌的本质在于抒情，情是诗歌万劫不灭的生命。为了不使他的言情说与公安派的“喜怒哀乐，嗜好情欲”混为一谈，总是情志并重，“古之为诗者，学溯九流，书破万卷，要归于言志咏物，有物有则，宣导情性，”〔15〕“夫诗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奋于气，而击发于境。”〔16〕此外还性情并举。明前期的人们论诗文多用性情，而后期则多用“真情”，前者指合乎程朱理学的感情，后者则指个人的喜怒哀乐之情。到了清初，诗文批评再次频频使用“性情”，如黄宗羲的“诗以道性情，自高廷礼以来主张声调，而人之性情亡矣。”〔17〕王夫之批评明代的复古派和竟陵派云：“才立一门庭，则但有其格局，更无性情，更无兴会，更无思致。”〔18〕王士禛主张诗要“本性求情”〔19〕。虽然不是对明初文以载道的复归，毕竟对情提出了要求。钱谦益曾专文论述性与情与诗的关系，《有学集佚文·尊拙斋诗集序》云：
《记》曰：人生而静，天之性也。感于物而动，性之欲也。性不能以无感，感不能以无欲，物与性相摩，感与欲相荡，四轮三劫，促迫于外；七情八苦，煎煮于内，身世轧戛，心口交蹠，萌于志，发于气，冲击于声音，而诗兴焉。……畅其趋，极其致，可以哀乐而乐哀，穷通而通穷，死生而生死，性情之穷变，而诗道尽矣。
物与性的冲突而生情，从情的产生看，性情是一致的。这一意思在《有学集》19《陆敕先诗稿序》表述得更加明确。他说：
佛言众生为有情，此世界为情世界。儒者之所谓五性，亦情也。性不能不动而为情，情不能不感而缘物。故曰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诗者，情之发于声音者也。
这里他就直接了当地说“五性，亦情也”，性动而情，情感而为诗。如此看来，钱谦益的“性”字与情相当。其实不然，他接着说：“古之君子笃于诗教者，其深情感荡必著见于君臣朋友之间，少陵之结梦于夜郎也，元、白之计程于梁州也，由今思之，能使人色飞骨惊，当飨而叹，闻歌而泣，皆情之为也。”那种“著见于君臣朋友”之间的深情乃为性情。社会责任，传统道德，本来是向外求之的东西，对诗人而言则是出于自然深厚之情。钱谦益反复说的“性情”，仍然强调的是诗人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使命感，决非政治教化、伦理判断框架内的尤物。
钱谦益的“灵心”与公安派的“性灵”有质的区别，但他接过了公安派求真的观念， 对其“真情”“真诗”作了新的解释。 《有学集》17《季沧苇诗序》总结《诗经》以来的文学传统，表达的不外是“好色”之情和“怨诽”之情，它们共同的品质是真，而天下真诗都是来源于真好色，真怨诽，即“好色不比于淫， 怨诽不比于乱”。 《有学集》47《题燕市酒人篇》论述真诗的生成过程：“诗言志，志足而情生焉，情萌而气动焉，如土膏之发，候虫之鸣，欢欣噍杀，纡缓促数，穷于时，迫于境，旁薄曲折而不知其使然者，古今之真诗也。”《燕市酒人篇》的作者以“席帽书生负河山陵谷之感，金甲御沟，铜驼故里，与元裕之、（李）长源共欷歔涕泣于五百年内，盈于志，荡于情”， 其诗“白虹贯天，苍鹰击殿，壮士哀歌而变徵，美人传声于漏月，千古骚人词客莫不毛竖发立，骨惊心死，此天地间之真诗也。”真诗是根于志，萌于情，动于气，激于境，通于作者的时代际遇，情、志、气的自然之声。如果是真诗，其诗“诗其人”，“人之性情诗也，形状诗也，衣冠笑语，无一而非诗也”；否则就是“人其诗”，“寻行而数墨，俪花而斗叶，其与诗犹无与也”〔20〕。
综上所述，钱谦益的“灵心”以《尚书》、《礼记》、《乐记》为理论源头，吸收了南北朝以来性灵强调天分感受的因素，借用了宋明人性情的形式和公安派求真的合理成份，又对儒家经典中的“志”，宋明人的“性”作了通变和改造，进行了新的解释，避免了载道观念的澜入。他的“灵心”是一个融言志、缘情、尚气为一体的诗论范畴，是对古代言志抒情理论的一次总结。
二
文学创作中，天才、志意、情感固然重要，然而作家的境遇，即“穷于时，迫于境”“时”“境”则是灵心赖以萌生激发不可或缺的外部条件。钱谦益在入清前侧重于论述诗人的境遇，《初学集》32《虞山诗约序》云：
古之为诗者，必有深情畜积于内，奇遇薄射于外，轮囷结
，朦胧萌折，如所谓惊澜奔湍，郁闭而不得流；长鲸苍虬，偃蹇而不得伸；浑金朴玉，泥沙掩匿而不得用；明星皓月，云阴蔽蒙而不得出，于是乎不能不发之为诗，而其诗亦不得不工。
“奇遇”并非鲜有之遇，新奇之遇，而是指社会对个体人性的压抑沈埋，其中的感受如钱谦益博喻排比中描述的那样，郁勃不平之气，压抑愤激之思，生不逢时，怀才不遇，世风浇漓，人心不古，政暗主昏，是非颠倒的感喟悲鸣都是人被社会压抑扭曲的无奈乐章。这就是诗、就是文学，文学的本质就是表现人性对现实的感受与反抗。文学的这种使命不是钱谦益首先发现的，他从古代文学作品中感知到了境会相感，情伪相逼，郁陶骀荡，而后文生的规律；古人诗“搜奇抉怪，刻肾擢腑，铿锵足以发金石，幽渺足以感鬼神”的巨大感染力，来自于“发抒其中之所有，而遘会其境之所不能无”，〔21〕道出了情生于境，又与境相互生发激荡的辩证关系。《初学集》40《南征小引》评述袁伯应的诗歌，将其分为三个阶段：督饷辽左，休沐里居，榷关南国。因生活内容、地理风貌、文化氛围的不同，袁伯应的诗也显示出了“纵横顿挫”、“凄清悄厉”、“曲而中、婉而多讽”的不同特点，有力地说明境遇对创作的决定作用，以及对作品风貌的重要影响。
如果说明末钱谦益的“奇遇”说是对韩、欧不平则鸣，穷而后工的进一步阐述的话，易代之后，山河板荡，沧海横流，士大夫的个人际遇、愁苦穷途与王朝民族的沦亡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他论述诗人的境遇时，则常常把“命”与“时”、“境”与“世”联系在一起。《有学集》15《爱琴馆评选诗慰序》云：
夫诗者，言其志之所之也。志之所之，盈于情，奋于气，而击发于境，风识浪奔，昏交凑之时事（昏后脱一字）。
卷17《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云：
古之为诗者，有本焉，《国风》之好色，《小雅》之怨诽，《离骚》之疾痛叫呼，结于君臣夫妇朋友之间，而发作于身世偪侧、时命连蹇之会。
卷18《胡致果诗序》云：
其（诗）征兆在性情，在学问，而其根柢则在乎天地运世，阴阳剥复之几。
卷47《书瞿有仲诗卷后》云：
凡天地之内恢诡谲怪，身世之间交互纬
，千容万状，皆用以资为诗。把个人的命运境遇和天地世运连在一起，要求诗人不仅要发抒自己的愁苦之音，还要做时代的代言人，用诗歌记录下山河易主的历史脉搏。因此，钱谦益对乱世文学极为重视，他总结历史上的乱世，战国有屈原之楚辞；三国有诸葛武侯之《出师表》；南北宋、金、元有李伯纪之奏议，文天祥之《指南集》；天宝之祸，杜甫诗出；淮蔡之乱，韩愈诗出。从乱世文学中，不仅可以看到忠臣义士之心，还可以看到“阳九百六，沦亡颠覆之时，宇宙偏沴之运，与人心之愤盈之气”。〔22〕可见乱世文学是时代综合直观的反映。
乱世文学还应有史的功能。明末钱谦益就对宋元遗民文学表现出特别的关注，《初学集·跋汪水云诗》称汪元量的《湖州歌》、《越州歌》、《醉歌》“记国亡北徙之事，周详恻怆，可谓诗史”，元末王逢的《梧溪诗集》载元、宋之际逸民旧事，多国史所不载，〔23〕具有可以补史的史料价值。入清后，他对这一认识作了理论上的阐述，《有学集》18《胡致果诗序》云：
孟子曰：《诗》亡而后《春秋》作。《春秋》未作以前之诗，皆国史也。人知夫子删《诗》，不知其为定史；人知夫子作《春秋》，不知其为续诗也。《书》也，《春秋》也，首尾为一书，离而三之者也。三代以降，史自史，诗自诗，而诗之义不能不本于史。曹之《赠白马》，阮之《咏怀》，刘之《扶风》，张之《七哀》，千古之兴亡升降，感叹悲愤，皆于诗发之。驯至于少陵，而诗中之史大备，天下称之曰“诗史”。唐之诗入宋而衰，而宋之亡也，其诗称盛，皋羽之恸西台，玉泉之悲竹国，水云之《茗歌》，《谷音》之《越吟》，如穷冬沍寒，风高气慄，悲噫怒号，万籁杂作。古今之诗，莫变于此时，亦莫盛于此时。至今新史盛行，空坑厓山之故事， 与遗民旧老灰飞烟灭，考诸当日之诗，则其人犹存，其事犹在，残篇啮翰，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谓诗之不足以续史，不亦诬乎！
这里，首先从诗史同源立论，说明诗之义本于史，为诗史说作了历史的阐释；其次，总结从魏晋到杜甫的诗歌史，优秀的作家无不言史，杜甫诗中之史大备，又对诗义本乎史作了文学的阐释；其三，宋亡时其诗称盛，是因为宋亡之诗与“金匮石室之书”并悬日月，可以补正史之不足，续史家之不载，堪称诗义本于史的又一盛局。钱谦益对诗史的解释，具有三方面的意义：从“兴废系乎时序，文变染乎世情”〔24〕的角度言，诗歌创作直接受制于世运更替，时代风气，“若宋之谢翱，当祥兴之后，作《铙歌》鼓吹之曲，一再吟咏，幽幽然鸮啼鬼语，虫吟促而猿啸哀。甚矣哉，文章之衰有物使然，虽有才人志士不能抗之使高，激之使壮也。”〔25〕从理论指导创作实践的角度言，明清易代，民族危难远甚于杜甫所处的“安史之乱”，也甚于宋末的“空坑厓山”之悲，以诗传史，诗备史义，真实全面地反映身世命运之乖，沧海桑田之变正是其时。从明清之际文学观念的转变言，他要求作家抛却复古派汉唐盛世格调的圭臬，宁为元和之音，不为开元天宝之声〔26〕，把文学创作与个人际遇、国家世运紧密结合起来。
三
古今中外的文学创作没有不重视学养的，关键是怎样的学问。前后七子的学问是两汉以后文不读，大历以后诗不看；竟陵派则是驱策古人，以己作古的点逗烂碎之学。钱谦益主张诗歌创作要从六经学起，即返经；贯通史学，达到经经纬史。
把经史作为文学创作的准备，前人早已论及，刘勰说：“积学以储宝，酌理以富才，研阅以穷照，驯致以绎辞。”〔27〕“积学”指的就是经史之学。陆机说：“佇中区以玄览，颐情志于典坟。”〔28〕“典坟”也是指六经。这一观点在唐宋古文家手里得到了深入的论述。但明代人热衷于树坛墠，标新立异，急功近利， 求于速成，明末读书人直把通经汲古看成迂。钱谦益系统地论述了经史在创作中的意义。首先，学习经史可以尚志养气。《有学集》20《娄江十子诗序》把古今人学诗作一比较，古人学诗，始于学诗，终于学诗，诗为没身之学，却坚之以志意，继之以岁月，学《书》学《礼》，考源流，辨体制，不以诗为学。而今人学诗沽名钓誉，“望车尘，乞冷炙”，“竞锥刀，饰竿牍”，〔29〕徒以雕绘声律，剽窃字句者为诗，〔30〕“剪刻花叶，俪斗虫鱼”〔31〕为能事。古人学诗，获得的是才、心、见、胆。才，就是积学储宝的才；心，是感发兴会的灵性；见，是取舍古今的见识；胆，是文章千古的勇气。这一观点被清中叶的叶燮在《原诗》里作了进一步的发挥，概括为才、胆、识、力，曰胸襟。用钱谦益的话说就是灵心里的志意。
钱谦益一再说诗人是天地间之气，这种气一来自于天分，一靠后天滋养。孟子的养气，主要指道德的自我完善，而韩愈的养气说则融合了孟子的道德之气与曹丕的文章之气，指出了具体的养气法门。钱谦益的养气说对前人的这一理论作了总结，《有学集》19《周孝逸文稿序》云：
曹子桓云：“文章以气为主”，李文饶举以论文之要。而余取韩、李之言，参之退之曰：“气，水也；言，浮物也，水大而物之浮者大小毕浮；气盛则言之短长与声之高下者皆宜，”此气之溢于言者也。习之曰：“义深则意远，意远则理辨，理辨则气直，气直则词盛，词盛则文工。”此气之根于志者也。根于志，溢于言，经之以经史，纬之以规矩，而文章之能事备矣。
曹丕的气，强调个性；韩愈之气，形之于语言；而李翊之气，根于志义。钱谦益认为尚志与养气互为作用。他说：“学殖以深其根，养气以充其志”〔32〕；“余窃谓诗文之道，势变多端，不越乎释典所谓熏习而已。有世间之熏习，……有出世间之熏习”〔33〕，学习经史的过程，就是充志养气的过程，也就是韩愈所说的“养其根而俟其实，加其膏而希其光者”。此外钱谦益还认为经经纬史可以填充腹笥，丰富典实，达到融通变化。例如宋之苏轼，“根本六经，又贯穿两汉诸史，演迤弘奥，故能凌猎千古”〔34〕。公安派从苏轼做起，因与六经三史相通，故“手眼明快，能一洗近代窠臼”〔35〕。黄孝翼“六经三史诸子别集之书，填塞腹笥，久之而得焉。作为诗文，文从字顺，弘肆贯穿，如雨之膏也，如风之光也，如川之壅而决也”〔36〕。程克勤“生平学问，根柢经史，贯穿掌故，搜讨旁魄，汪洋逶迤，故其作为文词，有伦有要，或原或委”〔37〕，这些话又是强调经史之学对文学创作语言产生的作用。总之，钱谦益综合曹、韩、李三说，形成他自己以经经纬史为根底，尚志、重气、言溢的养气说。
对经史之学的重视，其结果必然是对学人之诗的肯定。《有学集》19《顾麟士诗序》认为从《诗经》到宋代，学人之诗始终是诗的一支。顾麟士“于有宋诸儒之学，沈研钻极，已深知六经之指归，而毛、郑之《诗》，专门名家，故其得者为尤粹。其为诗，搜罗杼轴，耽思旁讯，选义考辞，各有来自，虽其托寄多端，激昂俛仰，而被服雍雅，终不诡于经术，目之曰儒者之诗，殆无愧焉。”陈田《明诗纪事》称顾诗为“学人之诗”。对学问的重视，是清初学者的共识。方以智说：“读书深，识力厚，才大笔老，乃能驱使古今，吞吐始妙。”〔38〕朱彝尊说：“诗篇虽小技，其源本经史。必也万卷储，始足供驱使。”〔39〕钱谦益把这种共识作了理论上的概括，直接开启了清中叶翁方纲的肌理说。
学问的第二个内容是学习前人的文学传统。前后七子也主张学古，但致命之处在于不溯源流，不通变化。因不溯源流，把一部文学史斩为三段，舍头去尾，取秦汉文盛唐诗一段；因不通变化，划定偶像，标举数体，倡摹拟之说。针对前者，钱谦益特别强调探源索流中求其变化。说：“《易》曰：拟议已成其变化。而至于变化，则谓之不思议熏，不思议变，而疑于神矣。”〔40〕“文章者，天地变化之所为也。天地变化与人心之精华交相击发，而文章之变，不可胜穷。”〔41〕“诗人之妙，心灵意匠，生生不停，新新相续。”〔42〕他列举古代名家，“各出杼轴，互相陶冶，譬诸春秋日月，异道并行”。〔43〕针对后者，重提杜甫的“转益多师”，“别裁伪体”。他说：“自古论诗者，莫精于少陵别裁伪体之一言。”〔44〕“别裁伪体亲《风》《雅》，转益多师是汝师，得之者妙无二门，失之者邈若千里。”〔45〕
综上所述，灵心、世运、学问三个互相联系的方面，构成了钱谦益文学思想体系的框架，其中既包含了作者主观的情、志、性、学养，也包含了客观境遇，时代世运的感荡激发，内容丰富，逻辑严密，体系完备。为了使这一思想表述得更加明确，钱谦益重申“修辞立其诚”，言之有物的旧说，物指的是精气之所结，学殖之所酝酿，经世出世，调御万物。《有学集》里的《周元亮赖古堂合刻序》、《佟怀冬诗选序》、《陈确菴集序》又提出了“诗有本”，所谓有本， 即本于志意，本于情感，本于际遇世事，本于学问根底。还提出了“香观”、“望气”说〔46〕。《有学集》49《题杜苍略自评诗文》总结道：
诗文之道，萌折于灵心，蛰启于世运，而茁长于学问，三者相值，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而焰发焉。今欲剔其炷，拨其油，吹其火，而推寻其何者为光，岂理也哉？方其标举兴会，经营将迎，故吾新吾剥换于行间，心识神识涌现于句里，如蜕斯易，如蛾斯术，心了矣而口或茫然，手了矣而心尤介尔，于此时而欲镂尘画影，寻行而数墨，非愚则诬也。
灵心、世运、学问如灯之有炷、有油、有火，三者相值而发光，尽管在创作中的作用不同，但终是缺一不可。
注释：
〔1〕《隐秀轩集》〔28〕《与高骏之观察》， 上海古籍出版社排印本
〔2〕《原诗》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
〔3〕〔5〕《初学集》32《冯定远诗序》，上海古籍排印本
〔4〕同上引《李君实怡致堂序》
〔6〕《左传正义》昭公二十五年，转引自《中国历代文论选》
〔7〕《初学集》85《书黄宫允刘招后》
〔8〕同上86《题灵太雍初集》
〔9〕《初学集》86《题顾与治偶存稿》
〔10〕同上33《严印持废翁诗稿序》
〔11〕同上32《王元昭集序》
〔12〕《有学集》17《叶九莱锄经堂诗序》，邃汉斋校印本
〔13〕同上19《叶圣野诗序》
〔14〕《有学集佚文》，见于《中华文史论丛》1983年第三辑
〔15〕〔16〕《有学集》15《爱琴馆评选诗慰序》
〔17〕《南雷文案》1《景州诗集序》，浙江古籍排印本
〔18〕《夕堂永日绪论》内编，见于《清诗话力，上海古籍排印本
〔19〕《池北偶谈》，引自《带经堂诗话》
〔20〕《初学集》32《邵幼青诗序》
〔21〕同上33《瑞艺山房初集序》
〔22〕同上35《纯师集序》
〔23〕〔35〕《列朝诗集小传》，上海古籍排印本
〔24〕《文心雕龙·时序》，刘鲁书社排印本
〔25〕《有学集》19《彭达生晦农草序》
〔26〕同上39《答杜苍略论文书》
〔27〕《文心雕龙·神思》
〔28〕《文赋》，引自中华书局排印《陆机集》
〔29〕《初学集》32《华闻修诗草序》
〔30〕《有学集》20《娄江十子诗序》
〔31〕同上19《周考逸文稿序》
〔32〕同上《故致果诗序》
〔33〕同上《高念祖怀寓堂诗序》
〔34〕同上39《复遵王书》
〔36〕《初学集》32《蟫窠集序》
〔37〕《有学集佚文》
〔38〕《通雅·诗说》，请刻本
〔39〕《斋中读书》，见《曝书亭集》
〔40〕《有学集》16《高念祖怀寓堂诗序》
〔41〕同上39《复李叔则书》
〔42〕同上38《答徐巨源书》
〔43〕《初学集》32《虞山诗约序》
〔44〕同上《徐元叹诗序》
〔45〕同上40《冯巳苍诗序》
〔46〕见拙作《钱谦益的“香观”“望气”说》，《中国韵文学刊》94.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