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与社会：我的文化研究之路，本文主要内容关键词为：之路论文,文化与论文,社会论文,文化论文，此文献不代表本站观点，内容供学术参考，文章仅供参考阅读下载。
中图分类号：G05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4—518X（2006）06—0233—012
在选择以《文化与社会》为本文集的标题时，我就意识到这里的每一个词语都已受到互相冲突的解释的影响，同时，就“社会”这个词来说，它目前的意义已经受到更为历史化的概念“社会行为”（the social）的挑战。我也明白，对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解释从来就不是统一的或固定的。如果这些术语中的每一个都背负无数的理论重负，那么它们就更不可能存在一个固定的解释。然而准确说来，这就是许多著作选择它们的结合作为合适的标题的原因。这些著作努力从各种理论视角研究这两者之间的关系，而这些视角则反映了近三十年来文化研究及邻近学科所关注的各种核心问题的不断变化的过程。在我看来，这些理论视角的变化与研究者所处的环境密切相关。特别是，我在1983年从生活和工作的英国迁居到澳大利亚，又在1998年返回英国这一期间，发现自己的理论和政治观点的参照依据不可避免地发生了转变。在某种程度上，由于本文集反映了与这些迁移有关的值得考虑的问题和各种观点，在介绍本文集的每一个部分时，我将把理论思考和对我的经历的描述结合在一起，其目的是为了传达存在于理论思考与本书各部分所隐含的实际逻辑之间的关系的意义。
然而，在论及这些问题之前，为了更清楚地说明我的观点，首先让我们回顾一些更简单的问题。众所周知，英国的文化研究最初是由一个批判性的对话过程所构建的，这个对话是在文化分析和对文化与社会的关系进行解释的理论传统之间进行的，对文化与社会关系进行解释的理论传统在英国文学学科内部已经得到了不断发展。理查德·霍加特、雷蒙德·威廉斯和斯图尔特·霍尔早年都受过专业的英国文学训练，都被这些构成传统的文学遗产所影响。为了促进这些新的并且更为关注政治的文化分析形式的发展，他们在努力开拓一个新的学术领域时既使用了这个传统又对它提出反对的观点。他们尽量使用约翰·罗斯金和马修·阿诺德等十九世纪批评家的遗产，并且主要是对“利维斯主义”——与F.R.利维斯和《细绎》杂志有关的文学批评学派，其中对文学文本的批评成为一种重要的社会和文化批评手段——提出批评，其目的是为了抛弃他们的精英主义和纯粹道德层面的反资本主义方式，并且取代他们的立场上的“普通文化”：也就是，塑造社会下层阶级的“生活方式”的力量。当然，改变生活方式在此存在着明显的政治动机，特别是威廉斯和霍尔，希望通过改变生活方式进而对社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来促进共同文化的产生。
由于最初我自己创作的两部著作——《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之外》——主要关注文学和美学理论问题，所以我也经常被认为曾经受过文学研究的专门训练，在英国，这通常意味着在大学阶段学习英国文学。然而，我对文化与社会关系的兴趣是通过一个完全不同的学术道路被培养出来的。我的大学学习主要集中在社会科学方面，开始获得了牛津大学的政治学、哲学和经济学等方面的学位。此后，我在苏塞克斯大学社会学专业进行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尤为关注艺术和文学社会学。这促使我在博士阶段主要研究卢卡奇的著作，特别是他的现实主义和阶级意识的概念，由此，我了解了后康德美学，特别是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发展有关的各种政治性变形——即佩里·安德森认为的，从1920年代延续到1970年代，由安东尼奥·葛兰西、乔治·卢卡奇、卡尔·科尔施、瓦尔特·本雅明、马克斯·霍克海默、德拉·沃尔佩、赫伯特·马尔库塞、亨利·列斐伏尔、泰奥德·阿多诺、让——保罗·萨特、吕西安·戈德曼、路易斯·阿尔都塞和卢西奥·科莱蒂等人形成的这个理论传统。安德森评价指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这个发展与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早期著作存在非常明显的区别：他们主要关注审美和文化分析问题，因此，他把这些成果看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的最丰富的遗产。当然，我并不是不同意这个评价，但是把马克思主义思想和美学之间的关系置于这个传统而产生的许多问题，成为一种严重的误导对我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例如卢卡奇、戈德曼、德拉·沃尔佩、马尔库塞和阿尔都塞的著作非常清楚地显示出，他们有一种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基础上发展哲学美学的倾向——也就是说，认为美学是一种不同于科学和意识形态的与现实有关的固定精神模式。然而非常明显的是，马克思自己的思想受到启蒙运动的美学观念，特别是康德和黑格尔的深刻影响，并且这些也构成了他对异化的批判态度，在1960年代出版的他的早期著作中，这个问题表现的非常明显。
首先，这些著作的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对美学进行马克思主义解释所导致的结果是使它们偏离到马克思主义以前的立场上——卢卡奇的黑格尔立场、科莱蒂的康德立场和阿尔都塞的斯宾诺莎立场。我认为，之所以出现这样一个奇特的结果，是因为这些思想家都认为马克思主义取代、置换或者重新评价了早期“资产阶级”哲学的“问题式”（problematics）。如果事实的确如此，那怎样证明马克思主义美学的核心由它之前的一种哲学立场组成？第二，在我看来，把美学当作一种与现实有关的固定精神模式的构建很难与作为一种历史科学的马克思主义相调和，这种历史科学的目的是把所有的社会和文化现象看作是一个彻底的“历史发展过程”（historicisation）。从根本上来看， 如果所有独特的文学和艺术实践在它们最为重要的方面被确定为一种在精神层面上与现实相关的审美模式，这种审美模式是普遍的、超历史的，那么这样一个过程应该被怎样实现？这只能形成一种容易遭到批评的唯物主义——所谓的一种失败的唯物主义——它只能解释独特的文学和艺术实践的偶然性、短暂性，而不是它们的本质，由于在对它们的创作、流通和接受的特定历史环境进行分析之前，偶然性和短暂性等问题已经作为审美的特征被提出。第三，也是最后一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范围内，对真正伟大或富有影响的艺术和文学作品来说上面提到的问题确实存在，“其他文化现象”——大众文化文本、生活方式除了“仅仅是意识形态的”（merely ideological）之外，不存在任何其他的分析余地。用我在《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的话来说，这反映了一种建立“三位一体的上层建筑”（holy trinity of the superstructure）的努力，在这种上层建筑中继康德对判断力与纯粹和实践理性之间的关系进行超验解释的模式之后，科学、意识形态和美学被抽象地区别开来。
因而，我认为这些是马克思主义文学和美学理论存在争议的问题，因为它们与我所认为的作为马克思主义思想的本质特征的历史推论原则存在尖锐的冲突，但是当论及对“美学”的分析时，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似乎更愿意对此弃之不理。然而，在这个时候（1970年代中期），我并没有清楚地了解威廉斯努力扩展新的文化分析空间的方式，他是通过对曾经主宰着英国文学学科的文化批评传统的批判性评价来进行新的文化分析的。我也不是直接就明白了英国文学自身的这些传统；很晚我才了解了这些本土的英国文学批评传统。这些方面反映出我的学术道路与威廉斯的学科训练和生活经历是完全不同的。如同他后来的记录所说，他对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传统中发展的美学理论的了解直接跟随在他打算对英国批评传统进行说明的决定之后。这影响了他后期的著作，这在《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中表现得尤为明显，从文化研究的发展来看，威廉斯在早期关注的问题和他非常有名的著作——《文化和社会》与《漫长的革命》——中的观点，完全不同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关注的问题。作为一种与现实有关的描述所有艺术特点的精神模式，美学理论是在希望对美学独特性的整个发展过程进行论述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理论传统中发展的。英国马克思主义在理论上却不存在同样的进取精神。其中的部分原因是，与欧洲大陆相比，康德的美学观点没有在英国产生同样的影响，结果导致作为一种权力和才智的美学没有被同其他思想模式非常明确地分离开来。当然，具有广泛影响的教育以及相关的文化批评影响了十九世纪的文化批评，它促进了作为一种道德原则的英国文学的发展。在教育过程中，文化成为一种构建人物性格的手段；在文化批评中，文化作为一种更高的道德标准，可以判断现存权力机关与政治行为存在的各种不足。但是，德国美学由于受到浪漫主义和不同派别的宗教思想的影响，其具体发展方向被改变了，形成一种在本质上对艺术进行宗教加道德批评的美学观念（例如，罗斯金的例子），在后来不断出现的大众教育机构中，这种宗教加道德批评被用来作为一种塑造人格的工具。
这些传统构建了二十世纪英国文学学科发展的深刻历史背景，英国文化研究就是从这种学科发展中诞生的。这并不是说早期促进文化研究发展的因素都受到这种学科背景的影响，或者英国文化研究的早期发展只能在与英国文学相关的背景中得到解释。追随爱德华·汤普逊的历史学家，以及伯明翰当代文化研究中心的著作所关注的一个重要问题——对青年亚文化的分析——都受到美国社会学的深刻影响。然而，对于关注文化与权力实践相联系的各种理论分析传统而言，在构建作为一种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方面这只是一种能够产生重要影响的支流，威廉斯批评地对柯勒律治——罗斯金——阿诺德的文化批评谱系提供了一个非常有效的理论空间，在此这些问题能够被拼凑在一起组成一个连贯的过程，这个过程能够与主流的批评传统相决裂。
然而，这不是一个完全的决裂。威廉斯早期著作的政治和分析倾向被它所运用和反对的学术传统清楚地予以界定，这种学术传统构建了英国文学发展：赞同这些传统，是认可和接受它们对资本主义的强烈批评，也把它们当作一种处于优势地位的文化，由此出发可以判断现存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秩序在道德和美学上的不足；反对这些传统是因为，只有与社会主义相联系的思想和政治行动才能重新布置这种批判机制，将之与共同文化的创造联系在一起才能克服它的精英主义。然而，这并不能与十九世纪英国文化批评的审美道德传统明确决裂。因为在文化研究的理论分析中，授予文化批评家道德权威的方式能够在左派批判方案中被重新布置，文化分析也能够在此重新发挥一种重要的政治作用。正是以这种方式，在十九世纪批评传统中形成并在稍后的二十世纪构建了利维斯主义的批判方案的特殊道德观，开始转变为一种偏向左派的新立场，在此，这种道德观主张文化在新左派理论范围内应处于中心地位。伊恩·亨特和弗朗西斯·马尔赫恩已经指出，在期待中的某一天当有组织的政治最终属于文化这个更高的权威时，要付出的代价是重复后康德文化批评的深层结构，它是通过高估文化的作用和相应的低估有组织的政治的意义实现的。
威廉斯在这方面所处的立场与此前英国文学批判传统之间的关系，以及在欧洲大陆西方马克思主义所处的立场与前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关系，有着非常重要的相似性。在这两种情况中，早期的理论结构如同哈姆雷特的幽灵一样，不断地对宣称与其断裂的后期理论传统产生影响。然而，这种情况在我最初所关注的威廉斯的著作中是不存在的。我更感兴趣的是，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更为明确的论述，这些都在他所关注的问题中表达出来，并且非常明显的是，在1970年代早期的著作中，他对文学形成了具有马克思主义特征的具体论述。同时，威廉斯著作对《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影响是很明显的，它促使我在1970年代同雷蒙德·威廉斯和爱德华·汤普逊进行了第一次私人交往。这次交往发生在我安排的一个对马克思主义和文学之间的关系进行谈论的周末研讨会上，当时我正在布里斯托尔大学工作。1975年我进入开放大学之后，特别是从1978年我负责开设开放大学的大众文化课程开始，我就对有关文化研究发展的讨论产生兴趣并积极参与其中。也正是在这种情景下，我开始了解伯明翰学派的著作及其代表人物。1980年代早期，斯图尔特·霍尔离开伯明翰到开放大学做社会学教授，这也加深了我对伯明翰学派的著作及其代表人物的了解。也正是在开设开放大学大众文化课程的过程中，我开始对威廉斯的早期著作及他在开拓新的学术领域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感兴趣，英国文化研究在这个领域中产生并不断向前发展，这种发展是由女性主义视角的影响不断增加，特别是通过霍尔的著作转向对种族和性别问题的关注表现出来的。
尽管最重要的是，这仍然处于“葛兰西转向”阶段。然而，布尔迪厄的著作中所提出的对文化和阶级之间关系进行研究的新方法立即产生了影响，他的全部理论框架以及资本、场和习性等具有学科交叉性质的概念对英国文化研究产生了一定的冲击（它们的影响在社会学中更大）。同样，阿尔都塞的著作，特别是他对意识形态概念的重新解读在这方面也产生了影响。但在伯明翰文化研究中，阿尔都塞著作在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思想被仔细地过滤掉了，文化研究——在划分为文化主义和结构主义的过程中——对非常绝对的结构主义提出批评，这种结构主义是由短命但多产的学术刊物《理论实践》及巴里·辛德斯和保罗·希斯特的著作在论述阿尔都塞时提出的。同样，伯明翰学派对福柯的著作也持谨慎态度，与之相比，《意识形态和意识》和《经济和社会》等杂志则成了福柯的著作在英国发展的主要阵地。
“葛兰西转向”是一个情况完全不同的事件。它超越了其他的理论以证明它是一个思想基础，这一基础对英国文化研究未来的发展有着长期存在的重要意义。霍尔以及威廉斯的著作清楚地显示，同样，理论的关联以及个人关系的状况也表明，许多因素激发了他们对葛兰西著作的兴趣。他的领导权概念能够提供一个理论框架，其中阶级斗争被以一种非简约论的方式理论化。这种非简约论的方式能够给文化和意识形态力量所发挥的作用以应有的重视，也能够给受到各种限制的不具有阶级性的行动者所发挥的作用以应有的重视，这是因为，只有在生产关系中发挥主要作用的阶级才能在组织一个统治集团或者协调对另一个集团的斗争中发挥领导作用。这与1970年代后期和1980年代早期存在严重分歧但处于主导地位仍是以阶级为基础的政治学产生了强烈的共鸣。这一理论设想有机知识分子能够发挥领导作用，并为这一问题开拓出一个理论空间，其中在文化研究早期被重新构建的文化批评家的道德观找到一种角色。被互相竞争的力量所构建的民族大众观念把民族大众的理论传统及其哲学和价值联系起来，从而提供了一种把大众文化在理论上归纳为一种流动结构的方式，这种结构由不同构形中能够被联系在一起的不同要素组成，并且能够被以复杂变动的方式与社会斗争联系起来。这极大地推动了表现大众文化早期主要特点的阶级实在论的发展，早期大众文化也包括威廉斯富有影响的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的观念所构建的内容。此时，正是葛兰西思想所导致的这种情况对我的著作产生了巨大影响。它为同一时期先后出版的许多同类著作，也为开放大学的大众文化课程提供了一个主要的构建原则。这些著作指出大众文化理论以及英国大众文化的发展历史和构形的不同方面的问题，在这方面，我对受欢迎的英国海滨城市黑泽（Blackpool）组织娱乐的方式的论述，以及与珍妮特·伍拉克特合作进行的对大众文化英雄詹姆斯·邦德所经历的各阶段的研究都是非常著名的。
本文集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收集的文章显示出我在两个不同阶段所关心的问题——我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批评，和在“葛兰西转向”中对英国文化研究的参与。简要说来，在结束大众文化课程不久，我于1983年移居澳大利亚。这些著作也受到推动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发展的不同学术传统和政治兴趣的影响。稍后我再回到这个问题。因为我现在只想说明，1983年我去澳大利亚时带了两个未完成的文稿——第一个是《邦德及其超越》，这部著作是珍妮特·伍拉克特和我在纽约和布里斯班之间通过信件联系完成的（珍妮特大约和我同时离开开放大学）；当时我刚刚开始写作《文学之外》这部著作。如果第一部著作是在葛兰西转向的思想背景中完成的，那么花了更长时间的（直到1990年才出版）第二部著作，则反映了我在《形式主义与马克思主义》中的研究兴趣的继续，还使用了一种我对福柯著作及其文化分析意义深入研究所产生的新方法，这种文化分析所隐含的意义不同于我所熟悉的英国文化研究中的一些争论。
这些思想变化的结果在我为第一部分和第二部分所选的文章中表现的很清楚。第一部分所选的文章论述了把文学作为一种非常普遍的审美认知模式进行构建的不同问题。这些文章的中心话题是争论这种构建是否合适。特别应当指出的是，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中这是一种受欢迎的观点，在福柯的著作中，这种构建把文学和审美确定为另一种塑造主体性的特殊方法。第一章选自《形式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它通过回顾在二十世纪早期俄国形式主义批评提出的文学性范畴的局限，开始了这一争论。然后它追踪了作为具体历史范畴的另外一种文学研究方法的出现过程，这一范畴是在巴赫金学派为批评俄国形式主义遗产所提出的历史诗学的基础上产生的。这部分的第二章同样批评了对文学和审美认知模式的具体特征的理解，这种特征表现了西方马克思主义美学理论的特点。它的主要观点是马克思主义分析的社会、历史和唯物主义原则存在明显的不足，因为这种分析远不能证实这种属于后康德哲学的美学的普遍性，更恰当的应该是通过研究在各种文学和艺术生产中占主导地位的社会和历史状况来研究自身。为论述审美是一种独特的身份构建方式，第三章图绘了从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结构到福柯的分析结构的转向。在通过审美伦理实现自我构建的过程中，艺术和文学自主性是实现其工具化的一个必要前提，通过提出这个观点而对这种转向进行了图绘。通过对彼得·比尔格、特里·伊格尔顿和伊恩·亨特著作的评论，文学和艺术的自主性问题得到论证。我对他们的著作和我们在格里菲斯大学一起工作时的谈话评价很高，主要因为从能够被相对化和历史化的福柯的分析结构出发，它能够在英国文化研究的理论传统之外提供一个有利的学术研究立足点。
第二部分的文章所关注的核心是从社会学和历史分析的角度关注文本和文本性的地位问题。从这个视角出发，它们的主要目标是，首先分析理想文本的先验的构建状况，这种文本未受到各种接受状况的影响；其次，分析那些在文本—读者关系——通常是那些能够表现出现时生产和接受状况的文本——方面超越其他文本的文本构建状况。通过使用阅读构形的概念，《文本、读者和阅读构形》提出了一种对特定情景中的文本——读者关系的组织方式进行理解的途径，这就避免了在“接受研究”中存在的被动推论。通过构思一套为文本构建读者以及为读者构建文本的话语（discursive）和制度状况，阅读构形（reading formation）富有成效地以一种特殊方式推动了对文本和读者——以及它们之间关系的研究。通过讨论和描述卡洛·金兹伯格在《奶酪和蠕虫》中的论述、对《圣经》的未经专门训练的阅读以及米歇尔·佩舍对意识形态和语言之间的关系的论述，这个论点得到了论证。这部分的第二篇文章使用阅读构形的概念分析了“邦德文本”（詹姆斯·邦德的小说、电影和公开资料）被组织成一套相关联的文本的各种方式，这套有联系的文本在“邦德现象”的历史中被不同的读者／观众在不同的时刻以不同的方式从话语和制度方面组织起来进行阅读。第二部分的最后一章指出，在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内部基础和上层建筑的结构状况已经影响了对文学和历史的关系进行理解的方式。通过指出文学和历史应该被联系起来理解并对它们持构成主义的观点，这章提出了另外一种新的观点。在从后结构主义的视角论证这个观点时，这章努力反驳相对主义的观点，相对主义通过比较构成事实的历史和法律过程机械地反对构成主义的观点。
当然，英国文化研究通过编码／解码的方法研究观众以及后来的“积极的观众”的理论，这些文章所提出的观点与英国文化研究对关注的研究存在很多相似性。然而从根本上来说，我对这些问题的研究是完全不同的。在某种程度上，我的研究努力超越我所认识到的这些理论的一个重要局限：即他们并未完全理解文本的本质和文本的历史性。我对文学和历史关系的研究以及《文学之外》的更为普遍的文本性的理解亦是如此。这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我在澳大利亚工作期间结识了约翰·弗罗并与他一直保持着珍贵的友谊。我在进入格里菲斯大学之前根本不熟悉弗罗的著作，不过我们曾经碰过面，并且后来他进入附近的昆士兰大学。尽管我们拥有不同的学术背景（弗罗最初在澳大利亚国立大学利维斯英国文学系学习，但他在美国读研究生时文学研究正在把自身转变为文学理论，这使他受到深刻的影响），但非常明显的是，我们对马克思主义与文学和美学理论之间关系的理解在某些方面有着惊人的相似性。
澳大利亚的学术、政治和文化之间的关系在很多方面完全不同于英国社会，在此的工作经历对我的理论兴趣和政治倾向的长期发展有着重要的影响。由于篇幅有限在此我不能深入讨论这些问题，但我将把自己的论述限制在三个方面。第一点涉及人们在文化层面上不太关注的独特的道德观，它是随着英国文学的发展而发展的。我已经指出，利维斯主义确实影响了许多澳大利亚大学的英语教学。然而，与英国相比它对公众学术讨论的影响并不是很大，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澳大利亚正在重新审视它与它的殖民历史的关系。在这样的国家，就民族历史所涉及的一些突出问题来看，与具有预言能力的历史学家相比，文化批评家的观点并没有引起人们太多的重视。当然，在英国也存在同样的问题，但从“另一个方面”来说，关于“帝国终结”的争论构成了文化研究的一种重要的参照依据：在《管理危机》中，种族主义者对战后英国移民问题的反映是重新调整阶级政治的结构，并在这一结构中重新调整保守党政治家伊诺克·鲍威尔的历史预言所发挥的作用，他的可怕警告是如果移民潮流不被阻止，英国人势必卷入血流成河的种族冲突中。然而，在澳大利亚，当地人所拥有的唯一表述立场赋予对国家、文化和历史关系的讨论一种特殊的力量，以及我此前从未遇到过的一种特殊的复杂性。在1970年代和1980年代的民族主义的争论中，第一代澳大利亚人经常被提到，可能无论什么时候提到这个对他们都有利，当地人也申明他们的历史要比他们的国家长，而且这种历史是从澳大利亚土著神话中的黄金时代开始的，它的复杂的状况尽管绝不是静态永恒的，但却打乱了民族历史渐进的线性叙事。
因而，澳大利亚文化研究除了接受英国文化研究的影响外，还存在一套有益于构成澳大利亚文化研究发展的独特路线。在文化研究“葛兰西时代”的理论背景中，这一路线也存在令人不安的一面。通过组织“民族大众”（national popular）进行反对权力集团的反霸权斗争，这里的“民族大众”能把社会下层利益和价值与“一个基本的阶级”所表征的利益和价值联系起来。这样的反霸权斗争并不能与任何历史相联系，因为这里的历史是由澳大利亚土著居民所体验的唯一而又独特的物质和文化剥削形式构成的。同时，与英国这种高度集中的政治体系相比，像澳大利亚这种在联邦政治体系中权力更为散乱的分布状况使得葛兰西所提出的环绕在政权周围的权力集团似乎永远都不能产生。
与文化研究的状况相一致，我对福柯著作，特别是他论述政府性（governmentality）和批评西方政治理论的文章的兴趣也日益增长， 因为族群和生命力的视角已经促进了这种新的权力形式的发展，所以与人们的生活状况相关的新的权力形式已经超越了传统以国家为中心的政治权力和权威，此时继续使用在君主政治体系中发展起来的主权国家原则将存在明显的历史滞后性。在第一次读到这篇论述政府性的文章时，我立即对更多关注文化和权力之间关系的文化研究发生了兴趣。因为它超越对意识形态和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代表以主权国家原则为主要内容的文化分析的特点——的关注，并开启了一系列关于人们的行为方式和以文化构建人的完全不同的问题，这种构建人的文化是由知识和专门技术等具体文化形式在“现代”时期的发展所产生的。这篇论述政府性的文章也在文化研究中提供了一个与构建人的文化的发展完全相反的状况，到现在为止，这种状况也或多或少的成为一种诅咒，其中文化作为一个能够进行抵抗的领域，被作为政府的对立面所使用。因此，福柯著作的优点是，通过把文化既看作是政府的工具又看作是政府的目标，它既把文化和政府看作是统一的又看作是对立的，在此意义上，生活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被行动者组织和使用文化资源的方式所构建，行动者在特殊制度机制和特定的知识背景中为对社会行为发挥作用而组织和使用文化资源。那么，这些在学术取向上的变化构成了从1980年代到2000年代我著作的两个主要的研究中心：为了对文化政策这一文化研究中相对新颖的研究领域、影响社会行为的博物馆和其他收藏机构等文化机制进行分析和实际论证，文化和管理之间的关系成为研究这些问题的总体理论背景。第三部分和第四部分的文章体现了这段时期我的著作关注的两个不同问题。
在福柯的政府性视域所包含的更广泛的意义的背景中，为适应对文化和政府实践之间关系的关注，第三部分的所有文章都以不同的方式对文化研究所关注的问题重新进行理论表述。在管理技术得到广泛关注的情况下，《使政策进入文化研究》对文化研究中文化政策的地位问题形成一种对规划富有价值的观点。因此，它认为需要在文化研究中重新审视葛兰西和阿尔都塞理论遗产所造成的影响，其目的是为了给这些问题开辟一个恰当的理论空间。《文化：一个改革者的科学》使这些观点扩展到文化研究的中心地带。在反对文化被理解为一个管理领域的同时，它所论述的文化作为一种生活方式的概念显示——与传统文化研究把这一概念理解为是对有等级的文化观念的挑战相反——它的用法总是成为不同文化之间符合规范的结构的一部分，这一结构已经在改革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通过对爱德华·泰勒的文化是一种生活方式和雷蒙德·威廉斯的主流文化、残余文化和新兴文化之间的关系等观点是否符合规范和历史发展过程等问题的思考，这个观点得到论证。这部分的最后一篇文章回顾了政府性概念的意义，因为在这一术语中文化和社会行为之间的关系能够得到探讨。它们区别于在文化转向的语言学视角中这种关系的构建，如同斯图尔特·霍尔的著作所显示，文化转向的语言学视角认为文化上被组织在一起的意义关系是由社会行为的构建暗示出来的，因此它倾向于把文化和社会行为结合在一起。
如果第三部分的文章强调文化与管理的问题是一些普通的历史和理论问题，那么第五部分的文章也涉及类似的问题，只不过以更为具体的方式关注作为文化技术的博物馆和美术馆所发挥的作用，这些机构在组织文化和管理的现代关系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博物馆的政治合理性》也论述了这些问题。它指出博物馆应该对所有人开放并让所有人容易接近，同样还应该表征不同集团的文化，现代博物馆为符合这两个原则从开始就不断地进行改革。这两个原则之所以无法满足，我认为是由于所有博物馆都达不到这个要求——因此就形成了一个与没有止境的改革话语的特点相似的互相矛盾的政治合理性，福柯曾指出这些改革话语是随着现代监狱的发展而发展的。第二篇文章“文化效用的增值”有一个更为具体的历史视点，它认为在十九世纪中期市民责任发展的过程中博物馆所收集的艺术品发挥了一种教化作用。与这种发展相关，自由主义政府开始关注把男性工人阶级转变为言行谨慎的自制主体，这篇文章追踪了虚幻的和实用的艺术观念之间的关系的独特布局，它使得为了教化而使用艺术变得可以理解。然后，它继续探讨了为增加艺术的效用而应该在博物馆内建立的展示机制。这就为阿多诺和本雅明的著作中对艺术等级化的批判性讨论提供了基础。最后一篇文章《考古学的解剖：把时间和文化管理客观化》审视了十九世纪后期自然历史和人种学博物馆中对历史科学的运用，这些博物馆在达尔文所开启的新的进化时间视角中，是构建自我发展的主体的一种方式。这章论述了英国、美国和澳大利亚的此类博物馆，审查了人工制品的展示领域随着历史科学的发展被重新整理的方式，概括了对这个领域的管理是如何被同博物馆所发挥的新作用结合在一起的，这种新作用促使主体进入新的时间关系中。同样，它成为长文《超越记忆的过去：进化、博物馆和殖民主义》所论证的观点的浓缩版。
我的著作所关注的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是在具体机构中被提出并进行研究的，在此文化与政府关系的问题，特别是文化政策问题是我的许多同事关注的基本问题，他们最初是我在格里菲斯大学的同事。后来不仅这所大学的同事，昆兰士大学和昆兰士技术大学的同事也关注这个问题。文化与政府关系问题成为我在1987年到1990年领导的文化政策研究所研究的主要问题；文化政策问题成为我在1995年到1998年领导的澳大利亚文化和媒介政策重点研究中心研究的主要问题，也就是在1998年我回到了英国。这些研究中心所做的工作已经在文化研究内部引起了争议，在我看来，这些争议只是证明了这种学术传统在理论、政治和伦理等方面存在的缺点，因为这种学术传统只关注已经遭到人们反对的文化和政府之间的关系。确实，有些人把文化政策所涉及的内容看作只能由国家指定。并且，不管与之相反的观点是多么周密和完备，更多的人认为在政府机构内部研究行动者的情况必须采取他们的立场——当然，有时确实采取他们的立场，有时也并非如此。过去只关注“从上到下”的权力运作方式，而不关心“从下到上”进行的反对和抵抗活动，这种研究不断地被许多人重复。实际上他们并不知道追随福柯意味着什么，还努力在政治理论以及文化理论中反对主流的权力观念，或者他主张尽管知识分子发现他们不可避免地处于政府体制之中，但这并不能阻止他们保持对政府的抵制姿态。
在这些争论中，很少有人看到，在反对文化政策并努力在与管理过程和机制相纠缠的文化的外部找到一个立场——例如，哈贝马斯的道德话语理论或者纯粹的反抗理论——的过程中，他们正在重新构建英国文化批评这个传统，在此文化被培育成为一个更高的道德权威，而不是政治权威。在这方面，我总是提到布尔迪厄对知识分子幻想——也就是说，作为知识分子，他们总是对他们与他们活动的环境之间的关系抱有强烈的错位感，并且常常只是一种幻想——的评论，在发展一种伦理行为的过程中，应该对与批评和珍贵帮助共生的教化姿态予以冷静的纠正，在韦伯式的精神中抛弃这种教化姿态以适合当代知识分子应有的实践品格。因而，除了创作论述文化和政府关系的理论和历史著作之外，知识分子还应该准备做各种文化管理工作或者对它发挥一定的作用。这些工作是通过写作对现存的文化的政策有直接影响的著作实现的。当然，这不是此类著作不应该享有对这类政策提出批评的权利或者甚至是担负此类义务的原因，在此如同一些经常被提到的例子，这些批评言论经常把他们应该提出的问题搞乱。
当然，事实已经表明，继承批评的观念并让它发挥作用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因为知识分子在文化研究或者与文化研究密切相关的学科内所发挥的作用已经被详细地论述过。由于我发现知识分子经常出现这类问题，并且正在丧失从事严肃的学术批判的能力，我已经多次表示对他们持有怀疑态度。确实，从我早期涉足文学理论到自1998年回到英国更为积极地参与社会学争论，这已经是我的著作的一个不曾间断的线索。第五部分的文章阐明了这些问题。在《批评幻想》中，我关注的问题与爱德华·萨义德在《世界、文本和批评家》和弗里德里克·詹姆逊在《政治无意识》中的论述相似。我的中心论点是既要从知识分子——他与文学的历史发展过程关系非常密切——的一种特殊道德水准出发进行言说，也要不加批判地使用这种道德水准。在论述这个问题时，知识分子的特殊道德水准未能注意文学所具有的高度虚构性，并且它只能在受到高度限制的领域发挥效用的状况。爱德华·萨义德对知识分子进行论述的近著以及他所提出的知识分子的重要义务是“向权力说真话”的观点，都出现在这部分的第二篇文章中。然而，这样的观点通过与哈贝马斯的公共领域理论以及知识分子两种相反的职能的构建相联系而进入更广阔的背景，这两种独立职能是“知识分子特有的”批判性与他们在政府的官僚机制中工作所发挥的单纯的技术性作用。知识分子是否应该关注并与文化政策中的官僚政治问题发生联系，如果应该关注，那么知识分子应该怎样关注以及怎样与其发生联系，这章完全脱离了目前对这些问题的讨论，从而批驳了哈贝马斯关于不同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观点，以及他对公共领域的历史发展以及它随后会发生蜕变的论述。在论述这个问题的过程中，这章赞成知识分子在现实文化管理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但这个过程并不能通过解释在技术性层面说明与他者相妥协的批判前提所涉及的问题。最后一章论述了皮埃尔·布尔迪厄的著作。我已经指出，他经常对知识分子高估自己能力的状况提出尖锐的批评。当然，在他生命中的最后几年，布尔迪厄几乎变成了一个萨特式的人物，在他反对新自由主义和国家政权的过程中，他也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坚持一种主流的公共和普遍价值立场。这章的观点是——尽管以与之相反的面貌出现——布尔迪厄总是赞同文化应该发挥启蒙作用并具有普遍价值。这个观点是通过对进化和历史主义观念的解释论证的，这些观念存在于布尔迪厄《艺术的法则》对文学和艺术场的历史发展进行的论述的过程中。他认为伟大的艺术作品中存在的“历史普遍”（historical universal）价值导致了知识分子的职能这一与之有关的概念的产生，这种功能是通过回忆历史实现的，并且是通过言说和扩大历史普遍性的影响来反对经济和国家权力对艺术的侵蚀。
在即将结束本文的时候，应该对我在最后一篇文章中论述布尔迪厄的背景进行简单介绍。在离开澳大利亚之前，我参与的最后一个重要项目是对澳大利亚文化习惯进行统计调查。这个项目是由约翰·弗罗主持的。它主要研究，布尔迪厄对文化在社会分化过程中所发挥的作用在1990 年代的澳大利亚达到多么深广的程度。 从2003年开始，我也参与了一个类似的项目，但它关注这一时期的英国，并且是由开放大学与曼彻斯特大学一个互相协作团队进行研究的。在同一时期我也展开了一个研究项目，它的内容是从福柯的视角出发研究从十八世纪晚期到现在的文化与自由主义政府之间的关系。我提到这些事情是因为它们使我回到美学与社会之间的关系问题，这是我学术生涯的早期所关注的问题。我提到它也因为，当我把我的著作看作是对文化和社会之间的关系进行的长期探索时，这些项目凸显了我关注文化与社会之间关系的目的，并且我有时是通过福柯的著作、有时是通过布尔迪尔的著作来实现这个目的的。
这并不是认为这两人的立场非常容易调和。相反，在福柯的著作中明显不存在布尔迪厄的中间阶级路线，因为布尔迪厄更多是把经济、政治和文化力量划分成不同领域进行研究。与布尔迪厄的方法相反，福柯除了把统计学的调查看作现代管理技术以外，很难看到他的著作如何使用了布尔迪厄所开创的统计学的调查方法。因此，在这两个人的著作之间存在一个重要的而又难以调和的张力。尽管我从来都不想把它们糅合在一起，但我发现它们对于不同的目的都是非常有用的。我认为，对文化和权力之间的关系的研究和介入，正是福柯提供了起主导作用的解释框架，以至于引起人们对具体文化知识在特定文化机制中的运作方式和影响社会行为的方式所产生的意义的关注。这些问题很少出现在布尔迪厄的著作中：在他的理论中这样的问题是不存在的，布尔迪厄关注的问题不是专业技术的特定形式，或者它们在塑造社会行为时应该怎样运作，而是它们在互相对立的情况下怎样被联系在一起的，这种对立控制着他把权力划分为不同领域（经济、文化、政治、新闻和科学等等）的结构体系。相反，福柯的著作没有论及文化和权力之间关系的分布问题，在从阶级、性别或种族的角度考察我们与文化的关系时，通过表现这种关系的特点的整体和局部的差异和不平等，模仿布尔迪厄对文化和经济资本关系研究的静态考察就能够研究文化和权力关系的分布问题。两人的理论通过允许人们既参与文化和政府的现代关系又在其中保持抵制的姿态，而为知识分子的实践提供有益的立场和高尚的使命，因而这也就是这两个人的理论的优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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