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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主义改革历史上两条路线斗争的实质，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的道路。围绕这一实质的斗争在五个核心问题上展开。
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还是否定马克思主义？
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改革，就是坚持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指导下，运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方法，研究社会主义在发展中的特殊情况和受时代影响产生的新特点，使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原则在社会主义不断发展中得到新体现。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改革——在改革过程中坚持马克思主义——改革的结果是马克思主义原理、原则的更好实现，这个线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改革密不可分的关系。坚持马克思主义是社会主义改革一以贯之的根本原则，动摇了这个原则，就不是社会主义改革了。
因此，推行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为达到他们的目的，首先就要否定马克思主义。而且，他们否定马克思主义走的都是“反教条”、“过时论”、“替代论”三步曲。
戈尔巴乔夫在推行资本主义化改革之初，就打出了“摆脱教条主义”[①]的旗号。他说：改革“必然遭到那些不愿或不能改变自己观点和行为方式的人的抵制”，因此“在着手改革时，首先需要‘抛弃旧我’，坦率地评价言论和行动、理论和实践的相互关系”[②]。怎样评价？戈氏的评价是：马克思主义被教条化了，列宁主义也被教条化了。他所说的教条化，是指那些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根本原则的主张。而非教条化是什么呢？戈氏认为是马克思主义的最主要之点，“即把人当作目的而不是手段”[③]，即“人道主义”。在这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被他曲解为“人道主义”。至此我们方明白，戈氏所谓“摆脱教条主义”的目的，无非是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代替马克思主义。沙夫也说：“种种原因不允许我们沉湎于‘教条主义的昏睡状态’。”[④]他认为当代社会主义是“空白领域”，“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论点都需要加以变革”[⑤]。他说得很清楚：反对教条主义就是“变革”马克思主义的一系列论点。在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改革过程中都出现了打着反对教条主义的旗号否定马克思主义的现象。教条主义是该反，但是搞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实质上是以反教条主义为借口，否定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基本原理和根本原则。他们以反教条主义为名否定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根本原则后，紧接着就推出了马克思主义“过时论”。他们声言：马克思主义是距今100多年前创立的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学说，已经不适合于今天的时代。戈尔巴乔夫说：“必须根据历史经验和新的现实情况来重新思考社会主义。”[⑥]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说：“当代资本主义已不同于本世纪初的资本主义”，必须抛开马克思主义偏见和错误结论，实行混合经济和多元政治的“自治”[⑦]。在我国，有人公开提出：“马列著作不能解决当前的实际问题”。甚至公开提出：对马克思主义要“弃之如臭抹布”[⑧]。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既然已经过时，就要用所谓“新理论”、“新学说”来替代马克思主义。戈尔巴乔夫说：“在改革的洪炉中，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新的现代概念正在产生。”[⑨]纳波利塔诺说：“把社会主义界定为与民主的发展不可分割地联系在一起的多种目标和价值的协调一致看来较为合理。”[⑩]社会民主党认为要用民主社会主义代替马克思主义。而真正在用所谓“新学说”替代马克思主义方面走在前面的，要数戈尔巴乔夫。他炮制了“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试图以此来替代马克思主义。我国也有人提出要用“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新形态”取代马克思主义理论，要用所谓“新社会主义观”代替马克思主义，甚至提出所谓“座标论”，一方面全面而彻底地否定马克思主义，另一方面把马克思主义僵化为某一所谓“座标”，不允许发展，扼杀马克思主义的生命力和创造性。主张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否定马克思主义决不是纯理论问题。他们的根本目的就是否定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然后用资产阶级思想体系取代马克思主义，为资本主义化改革创造思想和理论条件。
值得指出的是，主张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否定马克思主义的另一手法是根本否定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领导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丑化无产阶级领袖人物。戈尔巴乔夫在上台之后就着手全面否定苏联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攻击、丑化斯大林。我国改革之初也有人刮起了一股“非毛化”之风，进而否定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
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社会主义学说是通过共产党的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使社会主义由理论变为现实的，而共产党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实践是在无产阶级领袖人物领导之下进行的。由于社会主义是个新事物，在各国各自特殊的历史条件下的实践当中又都遇到了许多复杂的情况。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人物在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过程中难免犯错误。这是可以理解的。历史和人民铭记的是无产阶级政党及其领袖在领导社会主义实践中把社会主义由理想变为现实从而推动人类历史向前跨了一大步的丰功伟绩，与此相比，他们的缺点和错误可以原谅。然而，搞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却恶意否定共产党的历史，丑化无产阶级领袖人物。他们知道，否定了共产党的历史特别是社会主义建设的历史，丑化了无产阶级领袖人物，就等于否定了社会主义的历史，也就利于他们借口改革把社会主义国家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
二、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私有化？
社会主义社会是在公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公有制或以公有制为主体是社会主义最根本的本质特征，社会主义其他本质特征均在公有制基础上形成。因此，马克思主义者无一例外都坚持公有制这一社会主义根本原则。而资本主义社会是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建立起来的社会，资本主义私有制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本质特征。资本主义社会其他本质特征均在资本主义私有制基础上形成。是坚持公有制为主体还是搞资本主义私有化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根本区别。走资本主义道路的改革派十分清楚这一点。他们在推行资本主义化改革的时候，无一例外都抓住了否定以公有制为主体、搞私有化这一关键点。
搞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首先从否定公有制开刀。戈尔巴乔夫说：“必须对我们整个社会大厦进行根本改造。”(11)他领导的实质上是“抬私压公”的改革最终毁灭了苏联社会主义制度。我国改革开放以来一直有人试图否定公有制，他们把公有制与低效率联系起来，说公有制必然产生低效率；他们把公有制与产权问题联系起来，说公有制是产权不明晰，必然造成无人负责现象；他们把公有制与官僚主义联系起来，说公有制必然产生官僚主义和化公为私等腐败现象。稍加分析就可以看出，搞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实际上搞了一个“障眼法”。公有制与公有制经济的实际运营是两回事。公有制是作为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的概念，他相对于社会主义本质特征而言，否定公有制实际上就根本动摇了社会主义基础。我们搞社会主义就是要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从这个意义上说，坚持公有制就是坚持社会主义。二十世纪社会主义的历史经验也证明，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过程中，凡是动摇了公有制地位的国家，都导致了社会主义基础的毁灭而使社会主义大厦一朝倾覆。而公有制经济的实际运营则是指各个公有制经济实体如何生存和发展。这涉及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的问题。经济管理体制适当，经营方式先进，公有制经济实体就能产生高效率，就有人负责，就能杜绝官僚主义和化公为私等腐败现象，公有制经济就能够健康、快速地发展起来。当经济管理体制存在许多弊端而不适应公有制经济发展时，当经营方式落后而阻碍公有制经济发展时，公有制经济就会产生低效率、无人负责和官僚主义等腐败现象，就会导致公有制经济萎缩。由此提出了改革的任务。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是指在坚持公有制为主体的前提下对社会主义经济管理体制和经营方式进行改革，使之适应并促进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发展，进而巩固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而搞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则不同，他们是要否定社会主义公有制的主体地位。为了达到此目的，他们搞的把戏是把公有制经济实体运营当中存在的问题，即经济管理体制、管理方式的问题，硬贴在以公有制为主体这一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上，借此否定以公有制为主体。
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根本经济制度与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实体在运营当中的具体管理体制、方式之间有没有联系？有。适合社会化大生产的社会主义公有制具有远远超出私有制之上的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力健康、高速发展的优越性，这种优越性要求有不断进步因而既与不断发展的公有制经济相适应又与不断发展的先进生产力相适应的经济管理体制、管理方式。当经济管理体制、管理方式与此相适应时，就会促进公有制经济健康、迅速发展，不适应时就会阻碍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甚至造成萎缩，改革也就势所必然了。但是这种改革是社会主义公有制经济优越性的本质的必然要求，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巩固公有制经济的主体地位，更好地发挥公有制的优越性。而搞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则倒过来，想借口改革来根本改变公有制的主体地位，这是“借末动本”的鬼把戏。
三、是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
邓小平说：“一个公有制占主体，一个共同富裕，这是我们所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的根本原则。”(12)“如果我们的政策导致两极分化，我们就失败了；如果产生了什么新的资产阶级，那我们就真是走了邪路了。”(13)邓小平一贯坚持共同富裕这一社会主义根本原则。
共同富裕是社会主义表现在分配领域的本质特征，是社会主义生产条件分配决定的总产品和消费资料分配原则。社会主义确立了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生产关系，这就从根本上解决了生产资料私有制与生产社会化的矛盾，从总体上决定了广大劳动者创造的剩余劳动不再为资本占有，决定了必须实行以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这些生产关系前提和物质前提确定了社会主义必然走共同富裕的道路。共同富裕也是社会主义生存和发展的必要条件。社会主义要生存和发展，必须大力发展生产力，在经济建设方面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样，社会主义国家在国际经济竞争中才能处于优势，对本国和世界人民才有说服力和吸引力。公有制条件下的生产决定按劳分配，按劳分配反过来又促进社会主义生产发展。共同富裕体现了消灭剥削、多劳多得、少劳少得、按劳分配的原则，肯定了劳动是致富的根本源泉，因而能调动亿万劳动者的积极性。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建设高速发展从而尽快赶上和超过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根本动力。共同富裕又是社会主义得到其存在和发展群众基础的先决条件。社会主义只有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才能存在和发展，而要得到广大群众的拥护，就必须逐步提高广大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水平，只有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才能使广大群众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体现出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并保持社会稳定。因此可以说，没有共同富裕就没有社会主义。
两极分化是资本主义的本质特征。实行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制度的资本主义生产，实质上就是剩余价值的生产，就是剩余劳动的吸取。这决定了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是一方面由占人口极少数的剥削者占有社会绝大部分生产资料和其他社会财富，一方面是占人口绝大多数的劳动者除劳动力外一无所有。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两极分化的新特点是：绝大部分社会财富日益集中在垄断资本家或垄断资本家集团手中，广大劳动者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虽也可一定程度地改善生活，但有两个前提：（1）资本取得更多的剩余价值；（2）劳动者获得的生活资料远远低于他们劳动力价值。当代资本主义的两极分化不是缩小了而是扩大了。
因此，是共同富裕还是两极分化，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一个根本区别。搞社会主义改革的人们必然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推行资本主义化改革必然出现两极分化。戈尔巴乔夫推行资本主义化改革，使前苏联私有经济迅速发展起来，很快就出现了一个新生的资产阶级，他们以极大的贪婪和极多的手段，占有大量社会财富，贪污腐化及种种丑恶社会现象随之兴起，国有资产大量流失，公有制经济日益萎缩，广大劳动者连工资也拿不到，随着物价上涨，两极分化由“龟兔竞跑”变为“两马背驰”。这造成了社会全面动荡，最终导致前苏联垮台。在我国也有人认为，“共同富裕只是一种理想和道义上的要求，而不是现实要求”，“现在提倡共同富裕是无意义的，是无的放矢”。“中国的问题是两极分化得不够”，“收入差距过小”。“不必害怕两极分化。”(14)在实践中，一些地方也出现了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的问题。而坚持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的人们则坚持共同富裕的原则，坚决反对两极分化。邓小平在提出让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时候始终坚持两个根本前提：一是提倡劳动致富，坚持按劳分配为主的社会主义分配原则；二是先富带后富，实现共同富裕，中国不允许出现两极分化。江泽民同志也指出：“在整个现代化建设过程中，我们要始终坚持贯彻一个重要原则，就是经济利益分配的着力点必须首先保证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得到实际利益，保证他们的生活水平不断提高，保证他们充分享受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只有普遍提高广大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生活水平，我们的改革和建设事业才能获得最广泛最可靠的群众基础和动力源泉。”(15)
四、是坚持共产党的领导还是搞“多元化”？
社会主义是共产党领导亿万劳动人民进行的伟大事业。“自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以来，就证明了没有无产阶级的政党就不可能有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自从十月革命以来，更证明了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不可能有社会主义革命，不可能有无产阶级专政，不可能有社会主义建设。”(16)“在中国，在五四运动以来的六十年中，除了中国共产党，根本不存在另外一个像列宁所说的联系广大劳动群众的党。没有中国共产党，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新中国。”(17)“我们说的社会主义是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而要建设社会主义，没有共产党的领导是不可能的。我们的历史已经证明了这一点。”(18)而且，坚持共产党领导的意义还在于我们必须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邓小平说：“依靠无产阶级专政保卫社会主义制度，这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观点。”“历史经验证明，刚刚掌握政权的新兴阶级，一般来说，总是弱于敌对阶级的力量，因此要用专政的手段来巩固政权。”(19)坚持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的领导，是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先决条件。在当前社会主义处于低潮时期，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尤为重要。有了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国家才能团结人民，顶住西方资产阶级的重压、抵制其渗透，在探索中坚持正确的方向，社会主义事业才会欣欣向荣。
搞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与真正的社会主义改革者的根本区别之一，就在于他们试图通过改革，动摇和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搞西方式的所谓民主政治。他们看准了一点——只要否定共产党的领导，社会主义也就不存在了，就可以放手实行全盘西化了。他们在改革中否定共产党的领导，大体分为两个步骤：一是攻击、诬蔑共产党的领导；二是鼓吹“多元化”。
搞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大都抓住共产党所犯的错误来攻击、诬蔑共产党的领导。戈尔巴乔夫抓住斯大林等前苏共领导人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所犯的错误，把前苏联共产党的领导说成漆黑一团，又打着“公开化”的旗号，纵容社会恶势力放肆攻击、诬蔑苏联共产党，竭力毁坏共产党在人民中的形象，为最后搞垮苏联作了铺垫。我国一些人也抓住我党在领导社会主义建设时特别是“文化大革命”时期所犯的错误，攻击、诬蔑共产党。对此，邓小平指出：“党的领导当然不会没有错误，而党如何才能密切联系群众，实施正确的和有效的领导，也还是一个必须认真考虑和努力解决的问题，但是这决不能成为要求削弱和取消党的领导的理由。”(20)搞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还把官僚主义、社会主义具体体制中的某些僵化现象与共产党的领导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共产党的领导所致。戈尔巴乔夫就把前苏联社会主义具体体制中的一些弊端全部归咎于共产党的领导，因此他提出要根本改造苏联政治制度。我国也有人认为我国领导体制中存在一些弊端是共产党一党领导造成的，提出要废止一党专政。他们不论采取什么手法，根本目的是否定共产党的领导。
否定了共产党的领导，用什么来代替？对此，搞资产阶级自由化改革的人们提出要搞“多元化”。戈尔巴乔夫在提出“多元化”口号之后，干脆否定了前苏共在国家中的领导地位，把它作为与前苏联其他各种政治力量平行的一个政治组织，终于导致社会政治动荡和共产党解散。在我国，也有人借口政治体制改革，试图动摇或削弱共产党的领导。他们提出在政治体制上也要“西化”，实行西方的多党竞选轮流执政和议会制。他们的目的，就是想通过改革否定共产党的领导，使中国的政治体制也转到资本主义的轨道上去。1987年，邓小平针对他们的这种目的指出：“他们一方面反对共产党的领导，反对社会主义制度，另一方面又主张全盘西化，要把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全盘搬到中国来。”(21)“对于那些明显反对社会主义、反对共产党的，这次就要处理。”(22)针对1989年动乱的性质，邓小平指出：他们口号的“核心是打倒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23)邓小平一贯强调：“四个坚持中最核心的是党的领导和社会主义。”(24)“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不是要削弱党的领导，涣散党的纪律，而正是为了坚持和加强党的领导，坚持和加强党的纪律。”(25)“我们的改革不能离开社会主义道路，不能没有共产党的领导，这两点是相互联系的，是一个问题。没有共产党的领导，就没有社会主义道路。”(26)
邓小平在这里明确划分了两种改革的界限——我们主张的社会主义改革不是否定或削弱共产党的领导，而是通过改革加强和改善共产党的领导；而搞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的根本出发点和实际举措，是试图通过改革搞“多元化”政治，否定共产党的领导，把中国引到资本主义邪路上去。
五、怎样处理与资产阶级的关系？
社会主义国家在改革开放中要引进西方发达国家的资金和先进技术，要与西方国家建立经济联系与合作，要与西方资产阶级打交道。因而，首先遇到的是怎样处理与西方资产阶级关系的问题。主张社会主义改革的共产党人十分清楚，西方资产阶级决不会真心诚意帮助我们搞建设，决不会支持我们进行真正社会主义性质的改革。他们的本性决定他们要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妄图使社会主义国家走上资本主义道路，成为他们的附庸。对此，邓小平多次指出：“整个帝国主义西方世界企图使社会主义各国都放弃社会主义道路，最终纳入国际垄断资本的统治，纳入资本主义的轨道。”(27)“帝国主义肯定想要社会主义国家变质。”(28)“美国，还有西方其他一些国家，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美国现在有一种提法：打一场无硝烟的世界大战。我们要警惕。资本主义是想最终战胜社会主义，过去拿武器，用原子弹、氢弹，遭到世界人民的反对，现在搞和平演变。”(29)“西方国家正在打一场没有硝烟的第三次世界大战。所谓没有硝烟，就是要社会主义国家和平演变。”(30)对于西方资产阶级的和平演变及干涉我国内政的行为，真正坚持社会主义改革的共产党人与之进行了坚决斗争。邓小平在1989年及之后对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颠覆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他在1989年10月31日会见尼克松时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颠覆政策进行了揭露，指出：“美国在这个问题上卷入得太深了。”(31)他在会见另一些西方首脑时坚定地回答：“中国永远不会接受别人干涉内政。”(32)“中华人民共和国不会向美国学习资本主义制度。”(33)“中国搞社会主义，是谁也动摇不了的。”(34)他的经验是：“要维护我们独立自主、不信邪、怕鬼的形象。我们绝不能示弱。你越怕，越示弱，人家劲头就越大。”(35)
相反，搞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则对西方资产阶级妥协、投降，接受乃至配合资产阶级对社会主义国家搞和平演变，他们的行为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喝彩，他们也以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赞扬为荣。戈尔巴乔夫在推行资本主义化改革中不仅对资产阶级妥协，而且与西方资产阶级建立了盟友关系，他本人也受到西方资产阶级的赞扬。他的所谓改革得到了西方资产阶级的支持，而西方资产阶级也通过他的改革而对前苏联搞和平演变。实际上他们已经站在了与社会主义对立的同一营垒之中，只不过戈氏等人还在社会主义国家之中以共产党领导人的身份打着改革的旗号干着毁灭社会主义的勾当。我国搞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也与西方资产阶级内外勾结。邓小平指出：西方资产阶级1989年动乱中“给中国国内所谓的民主派，所谓的反对派，实际上是中华民族的败类以很多的鼓励和方便，因此才形成了当时那样混乱的局面。”(36)这些搞资本主义化改革的人们借口改革开放与西方资产阶级建立密切联系，配合西方资产阶级搞和平演变，成为西方资产阶级反社会主义的盟友，直至最终叛国而去。
在处理与资产阶级关系问题上截然不同的两种立场，在社会主义改革和资本主义化改革中间划上了鲜明的界限。
以上五个核心问题不是单式的而是复式的交织在一起的。两条路线的斗争在这五个问题上几乎同时展开，而斗争的实质则是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正如邓小平指出的：“某些人所谓的改革，应该换个名字，叫作自由化，即资本主义化。他们‘改革’的中心是资本主义化。我们讲的改革与他们不同，这个问题还要继续争论的。”(37)
注释：
①戈尔巴乔夫：《改革与新思维》。
② ③ ⑥ ⑨ (11)戈尔巴乔夫：《未来世界与社会主义》。
④ ⑤沙夫：《当代社会主义的“空白领域”》。
⑦普雷德腊格·弗兰尼茨基（原南斯拉夫萨格勒布大学校长）：《自治——持久的革命》。
⑧转引自《马克思主义研究》1996年第6期第7页。
⑩纳波利塔诺（原意大利共产党议员）：《未来的社会主义》。
(12) (13) (18) (19) (21) (22) (23) (24) (26) (27) (28) (29) (30) (31) (32) (33) (34) (35) (36) (37)《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111、111、208、379、198、196、303、324、242、311、320、325—326、344、331、359、360、328、320、348、208、297页。
(14)转引自1997年3月25日《人民日报》第9版刊载的宗寒的文章：《坚持共同富裕的社会主义原则》。
(15)转引自1996年3月8日《光明日报》第1版。
(16) (17) (20) (25)《邓小平文选》第2卷第169、170、34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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